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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同志: 前日,鄭法清同志捎來你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寫給我的信,拜讀過了。深情厚意,十分感謝。你同楊振喜同志寫的有關我的評傳,也曾在刊物上讀過一些章節。我對此事,向來興趣不大。其原因,回顧自己足跡,凡凡無足稱述,值此風燭殘年,意懶心疲,人之毀譽,均不入於懷抱。但是,你的信以及你同楊君的著述,其熱情,其盛意,其認真用心,均使我感動,所以願意就寫評傳的一般問題,說說個人的心得和看法,作為你們工作的助興之談。 我一向認為,寫傳記,應首先理解那個時代。一個作家,他的作品,不管他怎樣說,總受時代的影響、制約。即使如現在一些理論家所倡導的脫離政治,淡化生活,從另一方面看,仍是當前政治、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作家不能脫離他的時代,受一定的政治約束,或作一定的主觀反映,這已是人類歷史,文化歷史的定論,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的。用一句陳舊的話來說,就是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有時代的烙印。 所以,寫一個作家的傳記,必須首先研究、熟悉他所處的時代,他個人的經歷,他在文學上的成果,對這一時代的影響和作用。 我還活著,參加文藝工作,從頭算起,也不過五十年,距離夠近的了,難道你們還不熟悉這一段歷史?其實,並不如此簡單。這五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急劇變革的年代,單就一些生活細節來說,比如衣食住行,我寫小說的那個年代,和現在就不能同日而語。那時人民的衣食住行,困難得很,司務長如果貪污五斤小米,就要槍斃。比起目前社會上一些不正之風,比起一些人的隨意拋撒糧食,比起人們那麼熱衷進口的服裝和豪華的臥車,可以說是天上地下的分別了。如果作者用這些八十年代的觀念,去理解三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那必然就謬之千里了。當然,目前正有一些理論,主張用八十年代的新觀念,去觀察中國幾千年的舊歷史。對此,我略有迷惑:第一,不知道這種所謂新觀念,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觀念?它與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有多大差別?第二,用這種觀念,作用於歷史,作用於文學藝術,其成果如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它多年形成的觀念,比如熱愛祖國的觀念,抵抗外族入侵的觀念。這不是一個時代的觀念,更不是哪一個年代的觀念,它將貫穿一個民族的始終。 中國歷史多次證明:一種新的觀念的形成,或一種舊的觀念的消失,都不是輕而易舉的。要經過長期的、曲折的、反覆的認識和實踐的過程。因此,新的名詞,新的學問,都不等於新的觀念。都是生活方式的某些改變,也並不證明新的觀念已經在人的頭腦裡形成。 不過,每一個年代,總是有它的特點的。它總是突出某一種觀念,在當時甚至也可以說是新的觀念。例如抗日戰爭,土地改革,全國解放,就都有它的特點,都有它突出的觀念。 以此,形成一個作家的特色,一部作品的靈魂。 同樣,作家個人在這一時代中的經歷,他的生活,他的修養,他的思想、心理、氣質,他的遭遇,作傳者必須有詳細準確的材料,有洞察的判斷力,有文字傳達的功能,有進入時代,與作家共命運同呼吸的同情之心。 都說司馬遷的傳記寫得好,魯迅譽之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歷史、文學兼而有之,並臻極頂。究其原因,在於司馬遷掌握材料之多,用心之細,感情之豐盛,文字之相副。目前有許多人,認為司馬遷的著作,是加有虛擬手法的報告文學,這真是誤解。司馬遷文章所以寫得好,首先因為他寫的是歷史,歷史真實性強,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學作品。 並不是有了文學的「生動」,才成了歷史家。如果是那樣,他的著作就會一錢不值,更不用說流傳千古,奉為經典了。 所以,寫傳記,首先是存實,然後才是文采。先求歷史家欣賞,後求文藝家欣賞。其方法主要是掌握材料,判斷材料,取捨材料。對於一個作家,主要是按照時間順序,精讀他的作品不放過一篇文章。我這裡說的精讀,就是細讀。有的人說是研究,卻連作家主要作品的篇目,都記不清,或把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弄錯,其他方面,還談得上準確可信嗎?我讀過一篇你們寫的文章,其中,把我的家鄉安平和教過書的安新混為一地;把我的朋友陳喬和陳肇混為一人,這是需要出書時改正的。有的人,研究一個作家,卻不願費力氣去讀他的作品,而是希望作家本人和他作竟日之談,或把材料寫給他。這也是一種偷懶取巧的辦法。 以上是就寫傳記而言。你們的題目上,還有一個「評」字。 傳記需要客觀,而評則需要主觀,似乎矛盾。其實,評是在研究作家和作品之後作出的,所以仍是客觀基礎上的主觀。但寫評不要膽怯,不要顧慮太多,特別是不要顧慮作家本人看了如何如何,如果是那樣,最好是等作家死了以後再寫。要直抒己見,才能成一家之言。 申明同志:我多年老病,文思枯澀,即將從文壇告退。以上所談,與其說是發表意見,還不如說是酬答友情,更切實一些。 即祝 新年愉快! 孫犁 1986年1月3日下午2時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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