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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談談生養您的環境和經歷，是否有效地促使您成為一名作家，並在您的創作上留下怎樣的印記？ 答：你從我寫的自傳和一些回憶散文中，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我的少年經歷，都是很平凡的。有一段時間，雖也有志於文學，但所得實在有限，不足以餬口，所以知難而退，到鄉村教書去了。但是，從一九三七年的抗日開始，我經歷了我們國家不同尋常的時代，這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有幸當一名不太出色的戰士和作家。這一時代，在我微薄的作品收穫中，佔了非常突出的地位。 問：「當我寫第一篇小說的時候」——這個題目您有興趣談論嗎？ 答：我寫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保定育德中學的校刊《育德月報》上，時間大概是一九二九年。那確實是一篇小說，因為這個月刊的文藝編輯是我的國文老師謝采江先生，他對文體要求很嚴，記得一次他獎許我另一篇作文，我問他是否可以發表，他說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說，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說的題目我忘記了，內容記得是寫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從同情和憐憫開始，這是值得自己紀念的。第二篇發表的是寫一個女戲子的小說，也是寫她的不幸的。 問：您在《文學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說，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如果把人道主義從文學中抽掉，那文學就沒有什麼東西了。請您更詳細具體地說說文學與人道主義的關係，您理解的人道主義包含哪些具體內容，您是否認為有一種普遍的屬於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 答：所謂人性、人道，對於人類來說，應當是泛指的，是一種共性。人道主義，是一種廣泛的道德觀念，它是人類生活，人類文明，進化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類，由於共同生活的必需，產生和發展它的道德、倫理觀念。這種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的長久實施，以及牢固地存在於人類頭腦之中，似乎可以形成一種有遺傳能力的「染色體」。即使是幼小的孩童，從他們對善惡的判斷和反應之中，可以看出這種觀念的先天性。人道觀念和其它道德觀念一樣，可以因後天的環境、教育，外界影響，得到豐富、加強，發揚光大；反之，也可以遭到破壞，減損，甚至消失。中國古代哲學家，從人類的進化和完善著眼，一貫把性善作為人的本性，肯定地提出。 事實是，決定人類道德觀念的，是人類的社會組織、經濟生活、政治宗教、法制教育。經濟生活佔其中主導地位。經濟生活的破產，常常使道德淪喪。此外，異族統治、社會動亂、反動政治，也可以使道德低落。經濟生活的富裕，文化教育的提高，則可以提高人類的道德。當然，這只是就其大體而言。道德之演進，如大江之行，迴旋起伏，變化萬端，激濁揚清，終歸於進步。如異族統治，固使一部分人道德下降，但也激勵另一部分人，使之上升。 文學藝術，除去給人美的感受外，它們都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教育手段，即為了加強和發展人類的道德觀念而存在。文學作品不只反映現實，而是要改善人類的道德觀念，發揚一種理想，所以說，凡是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例如《紅樓夢》，就是一部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品。它的主題，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發揚人性之美。詳見我寫的《〈紅樓夢〉雜說》。 問：文學與自傳的關係歷來看法不一，很想聽聽您的意見？ 答：當然，有很多文學作品，含有作者自傳的性質，但不能說，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作家創作方法的不同，也能區別自傳成分的多寡。 我的作品單薄，自傳的成分多。 問：孫犁派（或叫荷花澱派）是公認的我國當代文學園地裡一個有影響、有成就的文學流派，河北、天津一帶許多作者的創作受您的影響，有意學習甚至模仿您的風格，但成功的似乎不多，這是為什麼？請您順此談談風格流派形成的要素與學習、創新等問題。 答：記者同志，你知道，我不會狂妄到，以我那麼淺薄的作品，這麼一點點成就，就大言不慚地承認有了一個什麼派。我一貫是反對「派性」的，當然這是學術。一些熱情的同行們，願意活躍一下學術空氣，願意愛好相同的同志們聚在一起熱鬧熱鬧。確實，我們冷清了很多年，也應該熱鬧熱鬧了。 同志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則極力制止過。現在情況不同了，我不願給同志們潑冷水。但是，以我看，這個所謂流派，至少是目前還沒有形成。將來能不能形成？我看希望也不會很大的。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以某一個人形成一個流派的史實很少。即使像李白、杜甫那樣名垂千古的大作家，在當時也沒有流派之說。唐詩無流派，而名家輩出，風格多樣，詩壇繁榮。散文方面，唐宋八家，也是各自為戰，未立門牆。「五四」以後，魯迅先生及其他幾位大作家，在文壇上，都是星斗懸天，風靡一代，也沒聽說哪一個曾有流派產生。雖也有時集會結社，但多為期不長，即行分化。在文學史上，當然有以地區命名的江西詩派，公安、竟陵以及桐城，這些流派，是以文學上的共同主張，文字上的共同習尚相標榜。它們的出現，對於當時文學發展，是向前推進呢，還是阻礙其前進？ 起擴張作用，還是起局限作用？如果只是形成一種類似的文體、文風，則其價值就有限了。唐無流派，而詩的成就那樣大，明清多流派，而文章越來越猥瑣卑弱。看來，中國人，不習慣流派，我們封建觀念重，一有流派，即易被認為門戶，而門戶對內是局限，對外是隔閡。 至於說學習、影響，那是另一回事，與流派無關，任何事業，年青的一代，總是要受前人的影響，或因為愛好，向某一位老的同行學習。文學究竟不同於演劇、繪畫，即使是演劇、繪畫，也要在同一流派之中，不斷推陳出新，才能發展進步。在文學上，以一人之藩籬，囿自己之身手，雖中人不取，況作家乎？ 風格的形成，包括兩大要素，即時代的特徵和作家的特徵。時代特徵的細節是：時代的思想主潮，時代的生活樣式，時代的觀念形態。作家特徵的細節是：個人的生活經歷，個人性格的特徵，個人的藝術師承愛好。以上種種，都不是能強求一致，每個人都會有所不同的。所以說風格是不能模仿的。如只求其貌似，那只能對創作起束縛的作用。 文學的模仿，也是不可避免的，這只能說是學習階段。應該很快從這種幼稚狀態擺脫出來，發揮自己的特點，形成自己的風格。因此，我對一些初期好像學習我後來離開我，另辟寬廣途徑的同志，總是抱鼓勵的態度，並衷心感到高興。任何事情，不能死心眼，抱住一個人或一種作品不放。我總是鼓勵一些青年同志從我這裡跳得更高一點，走得更遠一點。這樣才能使他們自己的作品，獲得更多的生命的活力。 如果說流派，是只能從上面的原則，才能形成。因此，我對流派，也不抱虛無的態度。如果在我菲薄的才能之後，出現大材；如果在小溪之前，出現大流，而此大流，不忘涓涓之細，我就更感到高興了。 我以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結為團體，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響寫作。散兵作戰，深山野處，反倒容易出成果，這是歷史充分證明過的。 問：您最喜愛自己的哪幾篇作品？為什麼？ 答：現在想來，我最喜歡一篇題名《光榮》的小說。在這篇作品中，充滿我童年時代的歡樂和幻想。對於我，如果說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農村度過的童年歲月。 問：您最初接觸的是哪個作家的作品？喜歡閱讀中外哪些作家的作品？它們對您藝術風格有無影響？ 答：我第一次讀到的「五四」以後的新的文學作品，是一本灰色封面，題名《隔膜》的短篇小說集。這是文學研究會的文學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是，我忘記了它是葉紹鈞一人的專集呢，還是幾位作家的合集。這一本書，使我知道了中國新的短篇小說的樣式。 中外作家之中，我喜愛的太多了。舉其對我的作品有明顯影響者，短篇小說：普希金、契訶夫、魯迅。長篇小說：曹雪芹、果戈理、屠格涅夫。 問：您的長篇小說《風雲初記》、中篇小說《鐵木前傳》普遍受到稱讚，可惜都是未完成之作，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當初寫《初記》、《前傳》時，是否準備續寫《後記》、《後傳》？人們關心您是否打算續寫《鐵木後傳》？ 答：已經忘記，在寫這兩本書之前，是否有雄心壯志，要寫幾部幾部。但確實因為沒有全部完成，所以只好標題為《初記》和《前傳》。實事求是地說，《風雲初記》沒有寫完，是因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這部作品的後面，不是越寫越散了嗎？我也缺乏駕馭長篇的經驗。《鐵木前傳》則是因為當我寫到第十九節時，跌了一跤，隨即得了一場大病，住療養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補寫了簡短的第二十節，草草結束了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家前後被抄六次，其中至少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鐵木後傳》的。造反派如此器重這部莫須有的文稿，使我一家人，百口莫辯。直到現在，我的書櫃的抽屜還存在被鐵器撬開的裂痕。這些人是為了判決我的罪名來找這部文稿的。在當時，一本《前傳》，已經迫使我幾乎喪生，全家遑遑。我想，如果我真的寫出了《後傳》，完成了它，得到了創作的滿足，雖死無怨，早已經雙手獻出，何勞興師動眾呢？ 現在大家關心這部《後傳》，情況當然不同。但還是沒有。 對於熱心的讀者，很可能要成為我終身的憾事了。 問：您現在為什麼不能把它寫出來呢？ 答：我的想法是：在中國，寫小說常常是青年時代的事。 人在青年，對待生活，充滿熱情、憧憬、幻想，他們所苦苦追求的，是沒有實現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戀時一樣，是執著的，是如膠似漆的，赴湯蹈火的。待到晚年，艱辛歷盡，風塵壓身，回頭一望，則常常對自己有雲散雪消，花殘月落之感。我說得可能消極低沉了一些，缺乏熱情，缺乏獻身的追求精神，就寫不成小說。 與其寫不好，就不如不寫。所以，《鐵木後傳》一書，是寫不出來了。 我現在經常寫一些散文、雜文。我認為這是一種老年人的文體，不需要過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寫成。青年人愛好文學，老年人愛好哲學。 問：平日寫作之外，您作何消遣？ 答：「文革」期間，我聽過無數次對我的批判，都是不實或隔靴搔癢之詞，很少能令人心服。唯有後期的一次會上，機關的革委會主任王君說：「這麼多年，你生活上，花鳥蟲魚； 作品裡面，風花雪月。」 我當時聽了，確實為之一驚。這算觸及靈魂了吧？王君雖「主任」這一新聞機關的革命大權，但他是部隊出身，為人直爽，能用十六個字，概括我的罪行，我想他不一定有這般能力，恐怕是他手下人替他總結出來的。 這是有蹤影的判詞。進城以後，街上繁華、混亂、嘈雜，我很少出門，就養些花兒草兒。病了以後，我的老伴，又陪我到鳥市，買了一個鳥籠，兩隻玉鳥。蟈蟈也養過，魚也養過，也釣過。但所養的花，「文革」一開始，就都被別人搬走，鳥也不知去向，蟲死魚亡，幾與主人共命。 我養什麼也沒有常性，也不鑽研養法，也不吸取別人經驗，又捨不得花很多錢，到終了什麼也弄不出名堂來。 其實，寫作本身，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 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虛的時刻進行創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節、假日、深夜寫出來的。新寫出來的文字，對我是一種安慰、同情和補償。每當我誦讀一篇稿件時，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熱淚。確實是這樣，在創作中，我傾訴了心中的鬱積，傾注了真誠的感情，說出了真心的話。在過去的漫長歲月中，烽火遍地，嚴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時，創作都曾給我以幫助、鼓勵、信心和動力。只有動亂的十年，我才徹底失去了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輕生欲死。 修補舊書，擦摩小玩意，也是我平日的一種消遣方法。 我不會養生之道，也不相信，單憑養而可以長生，按照我的身體素質，我已經活得夠長了。我現在不大願意回顧我年輕時代寫的作品，偶然閱讀一些，我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輕時代，我說了多少過分熱情的，過分坦率的，不易為人瞭解的，有些近於癡想夢囈的話語啊！ 問：現在有人提出，文學（尤其是小說）的首要任務不是寫人物，塑造典型性格，而是要著重表現人的感受、情緒，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問：現在一些作家，如王蒙等，在運用西方「意識流」等表現手法，對這種探索議論不一，您認為應該怎樣看待這種文學現象？ 答：因為我有些想法，已經散見於我近日寫的其他文章之中，此處從略。 1980年9月16日答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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