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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的進展，現在有不少刊物，用電報約稿了。本來也沒有那麼急，寫封信也可以辦事，卻常常拍電報。甚至刊物還沒有創刊，就用電報把辦刊宗旨、編輯條例等等，用一二百字，甚至五六百字的電文，拍給作者。 有人說，這樣做，一方面表示隆重，作者受此隆重待遇，必有感動，感動之後，必有佳作。另外，也表示刊物儀態大方，不怕花錢。 電報約稿，在別人那裡發生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我這裡得到的反映，卻不太理想。 我們這裡送電報，不知為什麼都集中在晚上八點半以後。 八點半以後這個時間，對一般職工來說，當然不能說是太晚，可能一家人正在圍桌吃飯，電報送來，送接都比較方便。但我是有病又上了年歲的人，八點鐘我就上床睡下了。正睡的迷迷糊糊，先是院裡大聲傳呼，然後是通通敲門砸窗，鄰居驚擾，雞犬不寧。又加上我是一人孤處，家無應門三尺童子，披衣起床，開燈找圖章，踉蹌跑出，既怕跌倒，又怕感冒。送報人走了以後，好久安靜不下來，甚至失眠半夜。這樣一來，心裡先有三分反感，寫稿的事情，就受了影響。 我覺得現在的刊物，主要是提高編輯質量和校對印刷質量。如果刊物的內容空洞，編校不負責任，出版拖期，只是在約稿上現代化，其作用是一定有限的。 目前，小說的名目，越來越小了。有小小說、短小說、袖珍小說、一分鐘小說、微型小說等等。小說的名目越來越小，而短篇小說仍是越來越長，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只是在名目上打轉兒，並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何況這種做法，是一種退卻的，甚至是全線崩潰的做法呢！騖名者，必寡實，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同樣。 我們的習慣，是立一個新名目，還要找到一個舊根據。例如微型小說，現在就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找到了不少根據，證明古已有之。是的，給微型小說找祖先，在中國古典文庫中，是俯拾皆是的。雖然實質上並不一定相同。比起前些日子給意識流小說找中國祖先，總是容易得多了。硬拉中國古舊小說，稱之為中國早已有之的意識流。那確是很牽強附會的。 問題當然不在於有沒有中國祖先，有用的東西，純屬舶來之品，有何不好呢？我們不是都在用著嗎？ 立了這麼多短小的名目，短篇小說的長風，並沒有剎住，於是有人就主張再建立一種「中短篇」的小說形式，不知試驗成功了沒有？ 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並存也可。這都是就形式講話。其實，長短並不在名目，而在生活內容。生活內容空虛者，其作品必長。因為他沒有實質的東西，必須去現編故事，故事又須編得圓滿、熱鬧，自然就長起來了。反之，有生活根柢的人，他的作品必短。因為他須從豐富的積累中，選擇其最有意義，最有表現力的部分。 如果沒有生活的實質，只叫他往短裡寫，形式雖然微型了，其內含也就瀕於無形了。 1982年6月19日晚 自然生態之奧秘，現所知者雖甚少，莫能究其終極，然表現於生物者，其複雜微妙，已使人瞠目結舌。一物之生，必有依附。有促進其生長者，有破壞其生長者。有貌似促進，而實際破壞者；有表面對其有害，而實際對其有益者。有道有魔，道魔相生相剋，形成壯麗的大自然，奇異層出，儀態萬千。 文壇亦小自然也，亦有其自然生態。一個作家，如是一株植物，則根生於土壤，吐納為氧氮。在它周圍，或者在它身上，有蜂蝶、有蟲蟻、有細菌。有風、有雨、有雹。有養護、有踐踏、有修剪、有摧折。如系動物，則虎前必有倀，腥膻者，必有蠅飛蟻附。千年萬年，都是這個樣子。 大家看過《紅樓夢》，賈政身邊有幾位清客。他這幾位清客，和《金瓶梅》裡西門慶身邊的幫閒，大不相同，然其生活方式、生存目的則一樣。賈政當然算不上一個作家，但他確是一個權威。在他那個文壇上，總是由他拍板算數的。 清客在舊社會，是一種行業，並不是人人都幹得來的。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嗅覺，知道該到誰家去，不該到誰家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養，還要有一定的專長。其中有的人，如果努力發展他的專長，也可以自立成家，不再當清客。但多數人就以此業，了此一生。 除去文化修養，他還要有社會經驗。特別要懂得人情世故，其中主要一點，就是拍馬捧場。 賈寶玉在大觀園吟詩題匾那一段，就充分表現了清客這一行的真正功夫。每一發言，都要看賈政的臉色，還要照顧到寶玉的情緒。在老權威和青年作家中間，折中迎合，兩方面得其歡心，這是很不容易的。 清客一途，其鼎盛時期，隨著八旗子弟的消亡而消亡了。 但隨著新勢力的興起，有些人又復活了。在文壇上，這種人也是不可少的，也屬於自然生態的一部分。想叫他不活動，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但在這些人的包圍之下，主人是要保持清醒頭腦的。因為，凡是清客，都是走家串戶的，並非專主一家。他到甲家，則為甲家之清客；到乙家，則又為乙家之清客。在你這裡，說的是一番語言；在別處，說的就又是另一番語言了。 1982年6月20日晨 近日，在一家地方報紙上，看到把程偉元，排印成了程偉之，這可能是排錯了，校對和編輯，對這個人名生疏，看不出錯來。又在一家地方出版的文藝理論小報上，看到把章太炎的名，排印成了「炳鹿」，赫然在目，大吃一驚。一轉念，這也無需大驚小怪，編輯不知道章太炎名炳麟，在當今之世，實乃平常。又在一家銷路很廣專為文學青年辦的雜誌上，看到把一句古詩「樂莫樂兮新相知」，排印為「禾莫禾兮漸漸相知」，初看甚費解，特別是「漸漸」二字。後來一想，這很可能是原稿的字不好辨認，因此把樂排成了禾苗的禾。但既是一句詩，本來是七個字，現在排成「漸漸相知」，明顯地成了八個字，就沒有引起編輯同志的注意嗎？又聽說，這家刊物有會簽制度，即一篇稿件，要經過眾多的編輯人員「會簽」意見，發生了這樣重大的錯誤，怎麼也看不到個更正呢？（可能要有更正，筆者尚未見到。） 總之，現在印刷品上錯誤太多了，充分表現了常識的缺乏。青年人從這種刊物上，得到一點知識，先入為主，以後永遠記著章太炎名「炳鹿」，豈不是貽誤後生嗎？ 當然，在有些人看來，這都是芝麻粒小事。知道章太炎名炳麟，不一定就會陞官晉爵，不知道，也許會官運亨通。當然讀書和做官，是兩回事，不讀書，照樣可以做官，甚至可以當劉項。但當編輯，也是如此嗎？可能，可能。因為編輯還可以升組長，編輯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編，主編，官階在眼前，正是無止境呢！把精力時間，用在讀書上對前程有利，還是用在拉攏關係上和培植私人勢力上有利，有些人的取捨，是會大不相同的。因此，刊物也只好編成這個樣兒了，銷路日見下降，自有國家填補，自己的官階，可是要一步步登上去，不能稍有疏忽的。 有些人確實對文字疏忽大意，對宦途和官級斤斤計較，甚至「盯」和「瞪」兩個字的含義也分不清，而歷任「編輯部具體負責人」、「編輯部主任」之職，平日如何看稿，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12月30日下午 我還記得，在十年動亂後期，作為門面，「四人幫」在各地恢復了文藝刊物，名稱一律是文藝之上，冠以地名。封面、版式、內容，都是清一色的，排列在報刊架上，整齊劃一，而一本一本翻過，實在沒有不同特點的新鮮內容。 「四人幫」倒台以後，各省市的大批判組、創評組之類的名義取消，刊物也逐漸改易了一些名字，或以名勝，或以花朵，看來是有些差異了，但是版式大小，內容編排，還是有劃一之感。在文章編排上，一般都是四大類：小說、散文、詩歌、評論。各有固定地位，固定頁碼，固定負責人，編輯部成為一種割據之勢。當然作品的內容和「四人幫」時期，已有很大差異，但如果永遠保持這樣一種「千刊一面」的狀態，也有些和刊頭經常呼喊的「革新」、「創新」的口號，不大協調。考其原因，是刊物的名稱雖換，而編輯部的體制，則仍是鐘箎不移，廟貌未改。新出的大型文藝刊物，如雙月刊、三月刊之類，在版式編排上，也有這種仿照行事的現象。 近年讀文章，姑無論對內容，如何評價，對文章題目，卻常常有互相因襲的感覺。例如雜文，幾乎每天可以看到「從……談起」這樣的題目，散文則常常看到「……風情」之類。 最後一個時期，小說則多「哼、哈、啊、哦」語助之辭的題目，真可說是「紅帽哼來黑帽啊，知縣老爺看梅花」，有些大殺風景之感。當然，文章好壞，應從內容求之，不能只看題目，但如果「千文一題」，也有違創新、突破之義吧？ 曹雪芹寫了一部小說，翻來覆去想了那麼多的題目，列之篇首，各有千秋，使人深思，不忍捨去。我們既然「創造」出來一篇作品，何不再費些功夫，創造個與前人不同的題目，反而去模仿別人已經用過的甚至用濫的題式呢？ 當然，我們過去在政治生活中，曾有過人云亦云，順桿爬，踩著別人腳印走的時期；在經濟生活中，也曾有過吃大鍋飯，穿一色衣服的時期。但這些隨大流的思想，不能應用於今天的文化，今天的創作。其理甚明，就無須再說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新的一年試筆 凡是有記憶能力的人，凡是關心文壇事業的人，都能記得，這些年，在一些評論家的筆下，讚揚了多少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在他們筆下，經常使用的讚美詞，是創造了某種典型，某種英雄人物，和某一方面的史詩，或者客氣一點說，歷史的畫卷。典型、史詩、畫卷，差不多可以從每一篇文學評論中看到。在我們的印象裡，小說創作，典型人物到處是，史詩畫卷，毫無疑問地汗牛充棟了。 可是，今天讀了一位評論家對小說創作的估計，卻用的是：「呼喚史詩的時候已經到來」——這樣帶有保留性的詞兒。 這是怎麼一回事？前此所說的那些史詩，都不算數了嗎？ 只是到了呼喚的時候。呼喚史詩和肯定了那麼多史詩，相差遠矣。而呼喚是很難保證的。可以一呼即出，也可以千呼萬喚始出，也可以呼而不應，始終不出。 這種帶有保留的提法，究竟比那些胡吹亂捧，慎重可靠得多了。這樣提，也不一定就產生悲觀的結果。正像胡吹亂捧不一定能產生樂觀的結果一樣。因為一部長篇小說，能否成為史詩，並不是一位評論家或幾位評論家，一呼即出，一言可定的。史詩要出來，也不一定等人呼喚。你呼喚它，它也許出不來，你不呼喚它，它也許就出來了。總而言之，出現一部真正的史詩，像創造出一個真正的文學典型一樣，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也不是評論家隨心所欲的事，而是時代和社會的推動，作家認真努力的結果。 作品不是史詩，怎樣吹，有多少人吹，也吹不成史詩。或者當了幾年「史詩」，又被人們忘記了，這算什麼史詩？典型人物，也是如此。 評論家拿著「典型人物」、「史詩」，去送給作家，好像也不費什麼力氣，又不花錢。其實這種作法，不只無助於典型、史詩的到來，反而會阻礙典型、史詩的產生。 因為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一部史詩的產生，談何容易？古往今來，世界各國，所謂史詩也者，也是屈指可數的。 對評論家來說，給作家指出些切實可行的路，對作品說些實事求是的話，比站在高處，吹大話，瞎指揮要好得多。對作品亂加封號，只能助長作家的輕浮，於創作是不利的。對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下一番苦功。這樣評論家再去呼喚，就有些把握了。 有一種理論，把人物性格的複雜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說是有了複雜化，就有了小說創作的一切。 這種理論，對我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我對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範疇的型。既是有一定範疇的型，就是比較單純的、固定的、不同於別人的型。 我們無妨舉些例證。比如說賈寶玉，這是大家公認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賈寶玉的型，它有什麼複雜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寶釵的性格，王熙鳳的性格，這樣複雜是複雜了，那這三個人物又如何區別呢？又何以能稱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複雜，他的性格也複雜，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鍋飯嗎？ 按照這種理論的含義，可以認為他指的是：凡是人，性格中既有善，亦有惡；既有美，亦有丑；既有英雄，亦有鄙卑；既有慷慨，亦有自私。只有這樣，才叫複雜，才是真正的典型。這種理論，能夠成立嗎？能夠向青年作家推薦嗎？ 這種理論，我雖是第一次系統地看到，它的出現，實際已經有好幾年了。在它出現的時候，正是一些人忽視現實生活對文藝創作的決定性作用的時候。有些青年，認為只憑主觀想像，也可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這種想法，又碰上了這種理論，於是憑空設想，把人物寫得很複雜。這種複雜，當然不是根源於現實，而是隨心所欲，剪貼拼湊而成。都是沿著亦好亦壞，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寫。一時文壇上出現了那麼多反現實主義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現在大家都在重新強調現實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了，仍然強調這樣一種理論，不是很大的矛盾嗎？ 因為，人為的簡單化固然可以產生概念化的作品；人為的複雜化，同樣也會產生概念化的作品我讀過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說，在他們把人物寫得單純一些的時候，我覺得是真實可愛的，在他們著意把人物複雜化的時候，他們的作品失敗了。 所謂典型，其特徵，並不在於複雜或是簡單，而是在於真實、豐滿、完整、統一。複雜而不統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無論在現實生活中，或是小說創作上，都是不足取的，應該引以為戒的。 所謂複雜，應該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在這一方面，過多立論，不只違反生活的現實，對創作也是不利的。 1983年1月29日下午 自從司馬遷說，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來，文學事業與名山的關係，就非常密切了。雖然司馬遷並沒有把所作《史記》，真的送到名山去埋藏。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成就，沒有等到他死，就流傳開了，而且一直流傳下來，成為人人必讀之書。 唐朝的白居易鑒於文人的事業，常常被兵火所消失，他在生前把自己的詩文編輯好，抄寫五部，分送五大名山，藏於五大名寺。真有效果，他的集子，完完整整地流傳下來了，未失一字。白居易一定含笑於九泉，慶祝自己措施的得當。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逃到深山裡，讀書並寫作的。他潛心讀書，然後寫出心得，發揮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他的著作，細密而精到，是只有在深山之中，斷絕一切塵念，才能寫出來的。 《紅樓夢》據說也是在北京西山寫出來的。 看來，山和文學，確實有一種美好姻緣，就像它和水的關係一樣，在互相呼應著，在互相促進著。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這一輩人的文章，也是在山裡寫出來的，雖然那裡說不上是名山，我們的作品，也說不上是名文。 近年來，各個出版社，各個雜誌社，如果所在省、市，有名山名水，每逢適當季節（廬山、海濱則宜夏，嶺南則宜冬），總是約請各地名流作家，到那裡集會十天半月，一方面是盡地主之誼，另一方面，是請作家們給出版社或刊物，寫些稿子。作家們或單身、或攜眷到達之後，居停於賓館別墅，徜徉於名勝古跡，杯酒交歡，吟風弄月，自有一番盛況。開支多少，所得幾何，因未曾主持過，也未曾躬逢其盛，不得而知。但從透露出來的消息看，稿件是沒有多少收穫的。作家們游的談的雖然很熱烈，臨散會，頂多交一篇遊記或即興詩，就飄然下山去了。當然，長線釣大魚。既有此番情誼，以後也許寄個中篇小說來，也說不定。 還要攝影留念，其鏡頭焦點，多集中到一些女性新秀的身上。 刊物沒有像樣的頭條稿件，就從外省外市，約請一位當前很紅的作家來，把他請進當地高級賓館，開一個房間，日供三餐美食煙茶水果，為刊物創作「頭條」。交卷之後，並在賓館門口，攝影留念，特別把高級賓館的牌子，也收入鏡頭。 以作此番寫作的紀念。 因為沒有被人請去過，所編刊物，本小利薄，也沒有到外埠請過名人，所以此中滋味，不得而知。 現在一些作家的居住條件差，也是知道一些的。但高級賓館，就那麼適於創作嗎？想來也不盡然。姑不論，賓館之內，人來人往；食堂之內，亂亂哄哄。加上身為客人，人生地疏，如果是我，雖有沙發軟床，華燈地毯，也是安不下心來的。 當然，聽說還有一種特別高級的賓館，那裡面是花木滿園，閒人免進，遠離市廛，鴉雀無聲，最適宜於構思。這種仙境，因為未得親見，不能揣摩，每天要花費多少錢，所寫出的文稿，能否抵消得過姑且不論。如果是個鄉土作家，一進這種所在，不是要成為劉姥姥，還能寫出東西來嗎？ 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繩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懷。可見，創作貴有襟懷，有之雖繩床瓦灶，也無妨文思泉湧；無之，雖金殿皇宮，也無濟於事的。 有的刊物，等而下之，小氣些，他們把當地的業餘作者，集中在一家不怎麼樣的招待所裡，限期叫他們寫出「頭條小說」。這簡直是採取科場制度，成心叫業餘作者受罪了。 但如果有人真的寫出了成功之作，刊在了頭條，一炮打響，隨即獲獎，一舉成名，那又怎麼說呢？那就讓我們高呼賓館文學的勝利吧！ 1983年3月18日午後 我看過一部小說的提綱，主人公是一位「識時務」的女人，最早的丈夫是一個反動軍人，革命到來，她立刻改嫁一個革命軍人。反右時，他的丈夫遭難，她改嫁一個左派。「文化大革命」時，她改嫁一個造反派，隨後又改嫁一個什麼派。 作者把她叫做運動夫人，一生處於不敗之地。 但聽說這小說終於沒有寫成，因為作者雖對社會人情有所感慨，他自己並沒有多少這方面的實際體驗。另外這種設想，也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一個女人的時光有限，多麼好的如花美眷，也逃不脫似水流年。她的一生，也只能運動兩次到三次，再多就不好找對象了。 他的小說雖然沒有寫成，卻使我想到：近幾十年來，在文學作品中，也有一種類似「運動」的情況。 應該申明：在革命歷程中，文學作品為宣傳服務，平心而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厚非的。每一個革命時期，每一個革命任務的執行，有些及時的短小的文藝作品加以配合，是理所當然的。這裡指的不是這種文藝作品。 這裡指的是：作者本來對革命也沒有多大熱情，對革命的理論和實際，也沒有多少理解和實踐。他只是為了解脫自己當時的處境，想得到一種飛昇，隨即揣摩上面的意旨，領會當前的形勢，連夜趕製長篇小說，企圖一炮打響，一舉成名。這種作者的功夫，主要不在藝術，而在揣摩。他的文學修養，也只是讀過幾本甚至幾篇小說，特別是革命歷程和本國大同小異的那些國家的小說。記住一些小說程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然後加以融會貫通，使之洋為中用。 這種小說的生產，眾所周知，主要是為了「爆炸」，所以他特別注意的是政治上的應時。而政治有時是講究實用的，這種小說的出現，如果弄對了題，是很可以轟動一時的。 這種小說，成功以後，還經常伴隨著一陣庸俗的社會學： 有真人真事作根據呀，時代突出的典型呀，到所寫地點參觀訪問呀，找模特兒聽取先進經驗呀，頓時舉國若狂，像大寨和小靳莊當年造成的聲勢一樣。 因為這種小說，其產生並非根據現實生活，藝術上更沒有經得起推敲的素質，不過是應合時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時間不長，就被證明不是那麼回事。從它那裡吸取的經驗，不只不先進，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壞事。熱鬧一陣也就完事了。 人們對文藝畢竟是寬容的，不像對大寨經驗、小靳莊經驗那麼認真。作者名利雙收之後，卻以為這畢竟是一條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應時的主題去了。 這種小說，就可以叫做「運動文學」。 最早的運動小說，基調多是歌頌，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幫」時期，登峰造極，英雄人物達到不食人間煙火、毫無個人私慾的程度。最近一個時間，則伴有揭露，或以揭露為基調。人物性格變得複雜化，具備各種情慾，特別是性方面的情慾。但總起來說是個「正派人」，他所反對的不過是那些頑固保守勢力。 這可以說是運動小說的第二次運動。但運動來運動去，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四人幫」時代的小說模式，雖然已經改頭換面，而其主題先行一點，確實已經借屍還魂。但這一情況，實際也是運動小說「成功」的契機。 揣摩小說，談不上什麼現實主義，這一方面的有為之士，也很少談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反映現實的。而揣摩小說是空中樓閣，是拆爛現實，裝潢的西洋鏡。 揣摩政治氣候的小說，站不住腳，緊跟政治形勢的作品，也常常以失敗告終。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經營一部長篇小說。最初的主題是寫反右，形勢一變，隨之改為反左。形勢又變，又恢復反右。改來改去，終於把一部小說，改得沒有東西了。 以上，並非忽視政治。政治對現實生活，影響巨大。文學作品只能反映現實生活中已經受到的政治影響，而不能把自己對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現實。 然而，運動小說，還是會運動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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