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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不看小說了，究竟是什麼原因，也說不清楚。反正國外大獎或國內大獎的獲獎小說，也引不起興趣。國外大獎，例如諾貝爾，在青年時，就沒有注意過。那時的導師們，誰也沒有叫青年人，去讀獲獎者的小說。相反，例如賽珍珠的小說，在當時國內，是得不到佳評的，我們相信魯迅的話，他認為那個大獎並非公平，是以他們的好惡為標準的。最大的好惡標準是什麼？當然是政治。 現在青年人這樣崇拜這個獎，我看是被那個誘人的名利震驚了。但如果以通讀得獎作品大全，作為登上寶座的階梯，這就像科舉時代，以制義大全為圭臬一樣，會在考場失意的。 至於國內大獎，也不一定就那麼公平，也不一定就沒有當時的好惡。我說當時，是因為每屆和每屆，好惡並不一定相同，是時常隨政治發生變化的。 評定文學作品，最可靠的方法，一是看它的普遍性，二是看它的永久性。得獎與否，並非重要。 我不願看小說的另一個原因，恐怕和我不願再寫文學評論有關。我已經有很長時間，不談論當前的小說創作了。 一個人和一個國家一樣，總在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最初，因為接受了一次教訓，我發表了一次聲明，不再給別人的書寫序。後來，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那個聲明，發表的太及時了，不然這幾年再給人家寫序，就更難應付了。」 不寫序了，有時礙於情面，我還寫一點讀後感。不久，就又感到這也並非易事。人家叫我寫書評，是為了幫他推銷書。 如果我在文章中略有違迕，其使作者不快，與寫序同。好，不寫了。但朋友還是很熱情，把書稿寄來徵求意見。寫封信吧，不久又發見，寫信如果說實話，照樣可以得罪朋友。 有一位老朋友，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把打印稿寄來，信寫得很熱情。我放下自己的活計，晝夜趕讀，然後寫信，一一列出我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談缺點。現在能記得的有兩條： 一條是說，小說每節結尾，形式類似，應有變化。一條是說，書中引用當地民間傳說，有的沒意思，有的應充實完整。信去無音訊，後來一個文學刊物要討論這部小說，主編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已寫信給作者，主編去找作者，作者說，那封信，已經找不到了，內容也不記得了。 後來，這部小說得了大獎。作者寄我一部，我也沒有再看，不知道我那意見，到底被採納了沒有。從此，再有準備參賽的作品叫我看，或叫我在賽前寫評論，我都婉謝了。 給中年作家提意見，就更應該慎重。不要看當面恭維你。 如果你實話實說，效果就會糟糕得很。因為他在文壇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基於以上種種經驗，現在，我已經很少正面給人家的作品提意見了。不得已，也只是寫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讀，如有什麼意見，定當及時奉告。實際上，是從此就沒有下文。這是為了，既不冒犯朋友，也不違反天良。 鼓勵鼓勵青年人，不會有錯吧。也有經驗。如果這個青年人還在窩裡，你說什麼也沒關係，你只要在文章中提提他的名字，他也會很感激。就怕出飛兒，一遨遊天空，鵬舉萬里，就會和你斷了線。好在這並非戀愛，斷就斷了吧。問題是還有別的牽連。 當這個年輕人還沒有出名的時候，他周圍的人們，對他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關心。當他一旦升到天空，才把他周圍的人們的眼睛照亮。於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慶賀這位造福一方的天才出現。請注意，在這個時刻，無論星球或地下的人們，誰也不會想到區區。這當然也沒有什麼關係。但當星球的運行，一旦出現一些偏差，或光彩在人們眼中，稍顯暗淡的時候。他那周圍的人們，就會嫁禍於人，說： 「這都是某某人慣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眾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沒有出名的時候，讀過他一些作品，說了一些鼓勵的話。他成名以後，就斷了線，轟動得獎之作，都沒有讀過。其中有什麼傾向，有什麼問題，與我絲毫無干。即使有什麼錯誤，你們應該寫文章批評，或去問那些對以上作品，作過吹捧的人。這些人就在你們附近。我這裡挨不上邊。 不毖後而懲前，既捨近又求遠，我為諸公不取。 確實，我在文章裡寫過：「我是一個低欄，我高興地看到，你從我這裡跳過去了。」也說過：「我也寫過女孩子們，我哪裡有你寫得好！」這些話。但是小滿兒說過：話有百說百解。 我雖然出自衷心的喜悅，但別人看了，並不一定就受感染，也隨之感到喜悅。因為低欄，也是一種障礙，總不如飛機跑道那樣平滑，任人馳騁。再說，人家要跳的，不是低欄，而是高欄！已經和你分道揚鑣了。 你寫的女孩子，是什麼年代？什麼意識？人家寫的女孩子，又是什麼年代？什麼意識？你是什麼創作方法，人家又是什麼創作方法；早已經把你「發展」了。這樣一來，我的好意，或者說我的吹捧，在不少人那裡，引起的就不是快感，而是反感了。 其實，所謂流派，所謂發展，都是理論家的話語。理論家總是一陣子高興說這個，又一陣子高興說那個的。我們無妨查閱一下，近幾十年的報刊雜誌，你就會發見：在同一個文藝問題上，甚至在同一個理論家的筆下，翻過多少次跟斗了。文壇上的雜技現象，古今中外，並不少見。 說來說去，他們究竟說出了多少新鮮道理？對創作起到了什麼積極作用？他們不斷發表意見，不過是為了繼續保持他們那理論家的地位，也就是一種「領導」地位。 方法不同了，何必又談流派？已經分道了，何必又拉在一起？思想、志趣已經不同，流派即已各異，分開說不更為直接了當嗎？但有時，還必須把區區拉上，作為陪襯。 其實，我對一些青年作家的關係，不過是沿襲中國文壇的習慣，或者說是常規。並沒有什麼新的內容。編刊物時，發表了他們幾篇稿子；待他們出書時，應約給他們寫過一篇序言。再多，有人帶他們到家裡來，隨便談了談。都很簡單。既談不上恩，也談不上怨。 應該補充的是，當他們隨著走紅，也蒙受一些流言蜚語的時候，那些最初帶引他們來舍下的人，也背地或當面責備我。我極不願意聽這些話，我最不喜歡在我面前，議論別人家的私事。我也從不示弱，我說：「就是有這些事，我看也不算什麼。在當前的社會生活裡，他（她）的所作所為，並不過份。」這真可以說是「慣」了。 1990年10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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