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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詩應該有一種力量：號召的力量，感動的力量，啟發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沒有一種力量，能叫做詩嗎？或者只是詩人自己做出一種聲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實際上並不產生這種效果，這也不能算做詩。再或者在字句上賣弄玄虛，自以為吸收了古典或綜合了中外，而在有識者看來，有時文法尚且不通，米糠混在一起，這樣形式的詩，也恐怕終於行之不遠吧。 詩是很難寫好的，它比散文更難。較之散文，詩是以質取勝的。詩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語言藝術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標準的。過於拘謹，寫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產生好詩；過於隨便，出口成「章」，卻往往質和量不能相稱。 因此，我在嘗試了一些時候之後，就沒有再寫過詩。而現在保存下來、收在這本集子裡的七首，也只能說是分行的散文，詩形式的記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種力量的。 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寫詩的興趣比較大。那時行軍走在路上，時常湧現一些詩句，在那些年月，詩的句子經常反映到頭腦裡來，一點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蓋上，詩的句子短，抄寫方便，很快就記下來了。風裡雨裡能寫，黎明黃昏也能寫，那些年容易產生詩人。 我那時寫的都是敘事詩，這和我當時從事的記者工作有關，希望在詩裡報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報紙上。例如《白洋澱之曲》，就是登在當時晉察冀通訊社編印的《文藝通訊》上。 形式的變化，常常是和學習的方面有關。當時我正在閱讀一些翻譯過來的詩，因此，前幾首都是那麼一種形式。抗日戰爭勝利，我從延安回到冀中，在農村工作，熱衷於民間的說唱形式，寫了一個時期的大鼓詞，所以在進城以後所寫的《山海關紅綾歌》這一首裡，就很明顯地帶有說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這樣。 這都是習作，很難列入當前豐茂的詩作之林。但它們也反映了當時的一些生活，因此貢獻給讀者。 1963年8月10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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