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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 前兩天，我看過了你寄來的小說，並於昨天，托人把剪報給你寄了回去。 這篇小說，生活和人物，都有現實的根據，但出自你的筆下，總給人一種低沉的感覺。我當時想，如果是我這個年歲寫的，就合乎邏輯了。你這樣年青，寫這種情調的小說，顯然是早了一些。 我這種想法，並不合乎創作的規律。每個人的創作道路，不會相同，即使同時代的人，也不會一樣，何況我們的年紀相差這樣遠，經歷的道路如此不同！但是，作為一個同行，並對你有良好願望的我，又好像瞭解一些你的思緒，你的企圖，你的對人生的看法。 說是瞭解，是相對而言。我曾經對一位青年女作者說： 「我不瞭解你們這一代作家，更不瞭解你們作品中所寫到的，那些比你們更年青的一代，比如最近我讀到的你的一篇小說裡面的姐姐和妹妹。」她聽了好像還有些不高興，但我說的是真情實話。這可能和我好多年足不出戶，與當代青年接觸很少有關。 我瞭解我們這一代作家，也比較瞭解我們上一代的作家。 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上一代的作家，可以說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他們都有機會上過中學或大學，有的並留學外國。就是說，他們的當作家以前的生活，都是比較優裕的，有比較充實的學識修養。他們本身在執筆以前，並沒有經受過什麼饑寒之苦。然而他們的作品，卻滿懷同情勞苦的人民。他們經歷的是大動盪，或者說是大變革的時代。比我們老的一代，遇到的是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我們自己遇到的，則是民族革命，社會主義革命。 這兩代作家，在從事寫作之初，接受了世界上先進的革命思潮，受到國內革命力量的影響，加強了他們為人生而藝術的思想和意志。當然也有些作家，自覺地站在革命鬥爭漩渦之外，但他們的作品，不為當代所重視，因而影響甚微。 這兩代作家的作品，在政治思想上，都有明顯的傾向性。 其中當然又有分別，有站在潮流之前的，有處在潮流之中的，也有遠離潮流而只是心嚮往之的。但他們都是有理想的，有支持自己寫作的精神力量的。 這是時代，也可以說是這一時代的政治，對作家的強大的影響。政治與文藝無關的說法，從這兩代作家的經歷，證明是不可信的。 我青年時期也讀過孔孟的書，老莊的書，韓非的書，都研進不深。也讀過一些外國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學作品，包括尼采的作品。也讀過吳稚暉的書，梁漱溟的書，周作人的書。 後來終於集中精力讀新興社會科學，十月革命文學和魯迅的書。 這種選擇，在當時，並非我一個人，社會上所有從事文學工作的青年人，都在向這方面探索追求。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流浪時，東安市場小書攤，在晚上都擺出一張馬克思的像片。他們知道，凡是來這裡買書的人，都從心裡嚮往著革命。高爾基的肖像，對於這些青年，吸引力也很大。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晉察冀邊區工作，唱過從西北戰地服務團學來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這一句的曲調，委婉而昂揚，我們唱時都用顫音，非常激動。 那時候，引導作家們寫作的，就是這些鮮明而有號召力的政治目標，經過無數人的流血犧牲，我們終於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我們這一代作家青壯年時期的歷程總結。 我不瞭解你們這一代作家的學習過程、生活過程和所持理想的形成過程。但我知道，十年動亂，實際上對每個正直的人，都是一種意想不到的大不幸。你們看到了老一代作家的遭遇，老一代也看到了你們一代的遭遇。這種遭遇，不能不影響一個人的思想感情，特別是對於作家。我瞭解自己在這一時期，思想感情所經歷的痛苦磨煉，但我對青年人的思想感情的變化，則所知甚少。作為一個作家，每時每刻，都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不管任何處境，他不能不和廣大人民，休戚相關。國家、人民的命運，就是作家的命運。 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國家和人民的苦難、鬥爭、曲折艱辛的時期。對作家來說，這很難認定是幸還是不幸。十年動亂是一個大悲劇，但整個歷程並非都是悲劇。我不知道，你們這一代，如何評價我們的作品，以及如何看待我們的遭遇。 我們遭遇的挫折，不應該引起你們對戰鬥的文學的失望。 現在，我們這一代，很多人的墓木已拱，有各式各樣的下場，現在無須再去談論它。文學事業正如其他事業，是不會停滯的，是不會間斷的，是繼往開來的。人民希望能有更多更有為的作家出現。他們和國家人民擁抱在一起，共同呼吸，有共同理想。 作家沒有理想，就常常走到虛無主義那裡去。虛無主義本身又永遠不能成為一種人生的理想，只能導致作品和作家的沉落。歷史上，很多有奇異才華的作家，就是在這個深淵裡消失了。虛無主義不能成全作家。 在經歷種種憂患之後，我時常警惕自己。 歷史和現實，在不斷運轉，不斷前進。推動歷史，反映現實，作家有一份力量，但不能妄自尊大，以為自己會有多麼了不起的作用。 憂國憂民，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顯著的傳統。這一偉大傳統，從古代歌謠，就充分表現出來了。歷代的詩歌、小說、戲劇，都在繼承這一傳統。今天的作品，尤其需要發揚它。這是時代的大主題。 尊重和發揚我們民族的傳統，包括文學藝術的傳統，對當代的青年作家來說，恐怕是很重要的。 至於處世之間的一些苦惱，個人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這是隨時都可以發生的。處理這些問題，最好用中國哲學的方法。不然就徒傷心神，無補實際。讀書是用來幫助自己前進的，無論舟楫車輪，都可利用。 總之，多讀一些中國歷史，包括文學史，多讀一些中國文學典籍，就會知道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歷代產生的作家，遭遇雖多不幸，他們的工作，是無愧於自己的民族的。願你多讀多寫。 1983年8月27日晨 傳說《呂氏春秋》成書後，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 我常想：這可能是一種神話。事實上，任何人的文章，不會一個字也動不得。但又聽說，當代有一位作家，前些年，他的一篇文章，被選入中學課本。編輯認為有一個字，需要改動一下，他不接受，請葉聖陶去和他說，他仍堅持不改，而終於改不成。這真的成為千金不易一字了。我不知道是一個什麼字，所以也無法評議其是非。 如果關於呂氏之書的傳說，是為了說明這部書，經過作者反覆推敲修改，文字上已經完美無缺，沒有多少指責的餘地，那是可以理解的。對後來的作者，也是有教育意義的。但絕非說一個人的文章，就可以做到一個字也不能改動。 「敝帚自珍」也是我們的一句老話。又有人說，人們偏愛自己的作品，像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但不管如何自珍與溺愛，總還是允許別人有所非議挑剔，當然，也要看非議挑剔得是否得當。 別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特別是已經發表過的文章，例如《荷花澱》，一處就刪去八行，二百餘字，這是我寫過文章，表示過抗議的。前幾年，有一位中學老師為一個部門編選業餘教材，選上了《山地回憶》，寄來地對此文的修改清樣。只是第一段，我就看到，他用各種符號，把原來文字，刪來改去，勾畫得像棋盤上走亂了的棋子一樣。我確實是非常不愉快了。我想：我寫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選它呢？ 但是，對於編輯部提出的，個別文字的修改，我從來是認真考慮，虛心接受的。因為我知道，我的修辭造句的功夫，並非那麼深厚。 現在，大家又在推崇我們古代文字之美了，都在欣賞古文古詩。那些作品，讀起來就是好，也真有它們的生命力。我體會到，古人的這些傳世之作，其產生，固然因為作家的才力，更多的，恐怕是他們修改的功夫。他們的文章，篇幅都很短小，但絕不是一揮而就，就認為盡善盡美。而是改過若干次，即不是一次兩次。傳說王勃是才子，他的外作《滕王閣序》，也不會是沒有修改就定稿的。 古人寫了文章，很多是貼在牆上，來回的念誦，隨時更易其文字。寄給朋友們看，徵求意見。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在那裡用功。每一個字都印在心裡。是這樣寫文章的。 越到老年，我越相信：好文章是改出來的這句話。如果我們讀書，不只讀作家的發表之作，還有機會去研究他們的修改過程，對我們一定有更多的好處，可惜這方面的資料和書籍，很少很少。 1983年9月7日 讀書，主要靠自學。記得上中學時，精力旺盛，讀書最多，也最專心。我們的國文老師，除去選些課文，在課堂給我們講解外，就是介紹一些參考書，叫我們自己在課外去選擇、去閱覽。 文學非同科學，有時是可以無師自通的，只要個人努力。 讀書也沒有準則，只有摸索著前進。讀書和自己的志趣有關，一個人的志趣，常常因為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所以，就是師長給你介紹的書，也不一定就正中你的心意，正合你當時的愛好。 例如魯迅先生給許世瑛開的十部書，是很有名的。但仔細一想，許世瑛那時年紀還小，他能讀《全上古……文》或《四庫全書總目》那類的古書嗎？會有興趣嗎？但開這樣一個書目，對他還是有好處的。使他知道：人世間有這樣幾部書，魯迅先生是推重這些作品的。 現在，也常常有人叫我給他開個書目之類的單子，我是從來不開的。迫不得已，我就給他開些唐詩古文之類的書，這是書林中的菽粟，對誰也不會有害處的。我想：我讀過的，你不一定去讀，也不一定愛好。我沒有讀過的好書多得很。而我讀書，是從來沒有計劃，是遇到什麼就讀什麼的。其中，有些書讀了，確實有好處，有些書卻讀不懂，有些書雖然讀過了，卻毫無所得。 根據以上這個經驗，我後來讀書，就知道有所選擇了。先看前人的讀書提要，瞭解一下書的作者及其內容。而古人的讀書筆記，多是藏書記，只記他這本書，如何得來，如何珍貴，對內容含義，缺少正確的評價，這就只好又去碰了。 「開卷有益」，我常常這樣安慰自己。 我的習慣，選擇了一本書，我就要認真把它讀完。半途而廢的情況很少。其中我認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錄在本子上。我愛惜書，不忍在書上塗寫，或作什麼記號，其實這是因小失大。讀書，應該把隨時的感想記在書眉上，讀完一本，或讀完一章，都應該把內容要點以及你的讀後意見，記在章尾書後，供日後查考。讀古書，這樣做方便一些，在為所留天地很大，前後並有閒紙，現在印書，為了節省紙張，空白很少，只好寫在紙條上，夾在書裡面。不然年深日久，你讀過的書就會遺忘，等於沒有讀。古人讀書，都作提要，對作者身世，著作內容，作簡要的敘述和評價，這個辦法，很值得我們讀書時取法。 青年人讀書，常常和政治要求、文壇現狀、時代思潮有關；也常常和個人遭遇，思想情緒有關。然而，總的趨勢，是向前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老年人的愛好，常常和青年人的愛好不大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也不要相互勉強。 比如，我現在喜歡讀一些字大行稀，賞心悅目的歷史古書，不喜歡看文字密密麻麻，情節複雜奇幻的愛情小說，但這卻是不能強求於青年人的。反過來說，青年人喜歡看樂意寫的這樣的小說，我也是寧可閒坐一會兒，不大喜歡去讀的。 1983年9月8日晨雨 我在中學時，讀過一本章錫琛的《修辭學概論》，也買過一本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後來覺得，修辭學只是一種學問，不能直接運用到寫作上。 語言來自生活，文字來自書本。書讀多了，群眾語言聽的熟了，自然就會寫文章。腦子裡老是記著修辭學上的許多格式，那是只有吃苦，寫不成文章的。 古書上有一句話：修辭立其誠。這句話，我倒老是記在心裡。 把修辭和誠意聯繫起來，我覺得這是古人深思熟慮，得出來的獨到見解。 通常，一談到修辭，就是合乎語法，語言簡潔，漂亮，多變化等等，其實不得要領。修辭的目的，是為了立誠；立誠然後辭修。這是語言文字的辯證法。 語言，在日常生活中，以及表現在文字上，如果是真誠感情的流露，不用修辭，就能有感人的力量。 「情見乎辭」，這就是言詞已經傳達了真誠的感情。 「振振有辭」，「唸唸有辭」，這就很能說了。其中不真誠的成分可能不少，聽者也就不一定會受感動。 所以說，有詞不一定有誠，而只有真誠，才能使辭感動聽者，達到修辭的目的。 蘇秦、張儀，可謂善辯矣，但古人說：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因此只能說是辭令家，不能說是文學家。作家的語言，也可以像蘇秦、張儀那樣的善辯，但必須出自創作的真誠，才能成為感人的文學語言。 就是蘇秦，除了外交辭令，有時也說真誠的話，也能感動人。 《戰國策》載，蘇秦不得志時，家人對他很冷淡，及至得志歸裡，家人態度大變。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豈可忽乎哉！」這就叫情見乎辭。比他遊說諸侯時說的話，真誠多了。也就近似文學語言了。 從事文學工作，欲求語言文字感人，必先從誠意做起。有的人為人不誠實，善觀風色，察氣候，施權術，耍兩面，不適於文學寫作，可以在別的方面，求得發展。 凡是這種人寫的文章，不只他們的小說，到處給人虛偽造作、投機取巧的感覺，就是一篇千把字的散文，看不上幾句，也會使人有這種感覺。文學如明鏡、清泉，不能掩飾虛偽。 1983年9月8日下午，雨仍在下著 評論文章，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寫好的。評論一個人難，評論一篇文章同樣難。評論一個人，要能知人論世，設身處地。就是要把一個人，同他所處的時代、環境聯繫起來，才能客觀，有可信性。評論一部作品，如果對作家的時代、環境，毫無所知，就作品評作品，其膚淺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評論《紅樓夢》的學者們，對於曹雪芹所處的時代環境，研究的可以說是廣泛而周到了。但有些研究，簡直與作品風馬牛不相及，牽強附會，甚至虛假不可信。用這種資料，去研究作者以及作品，那也將是徒勞無益、甚至有害的。 評論作品要靠對作家的瞭解，但如果瞭解得不準確，而自以為是，寫出來的評論，就會更糟。 幾十年來，在這個文藝圈子裡，我們看到過或經受過各樣的文藝評論。有些是聲討式的一篇大文，赫然出現在大報上，情況嚴重，聲勢浩大，立刻使所有執筆為文者，及其家屬親朋，都感到戰慄。有些是吹捧式的，一部作品，經權威者發見，推崇備至，封為一流，遂使萬人空巷，鐘鼓齊鳴。這是兩個極端，時間已證明多為荒謬，可以不必再去談它。 黨的三中全會以後，實事求是的文藝批評，重新為人們所提倡。但因為積重難返，真正做到這一點，還是很不容易的。鑒於過去棒喝主義的惡果太慘重，聲討式的評論文章，近來確是不常見了。吹捧式的評論，其數量雖不見減少，其程度——即吹捧的調門，卻有漸漸降低的趨勢。一般說來，目前的文藝批評，總的缺點，還是忽視藝術分析。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架子太大，識見平常。很多文藝評論，文章很長，間架很大。好像不如此，不足以稱為文學評論似的。這是一種傳統習慣，而表現在文藝評論家那裡，尤其顯著。文章的規模，他們取法於古典批評家，而細觀其學識和見解，又多不相稱。 二、人云亦云，角度一樣。讀關於某一作家的評論，常感到這一點。當然談的是一個人的作品，會有相同內容。但是在藝術分析方面，甚至所用辭句方面，雷同之處甚多，讀起來就缺乏興味了。著眼的角度，也大體一致。不能另開途徑，探討新的領域，以豐富對這一作家的研究。 三、爭執不下，沒有準繩。現在，對於過去說是「有問題的作品」，叫做「有爭議的作品」。在討論時，總是有兩種完全對立的意見：甲說很壞；乙說很好。爭執一通，無結果而散。這就叫做爭鳴嗎？任何事物，總有一個衡量標準，定其質量。現在評論文章，不大提政治標準了。其實歷代文藝批評，並非完全不顧政治。藝術標準，也不是抽像的，不會是各執一詞，就可以罷休的。不能把文藝上的什麼主義，或什麼流派的主張，各有所好，隨便拿來，作為衡量人間一切文藝的尺度。對於藝術，古今中外，總是把現實生活、民族傳統、社會效果，作為評價取捨的標準的。 如果一個民族，能以其不斷向上的正義的力量，維護著一個人心所向的道德標準；同樣，這個民族，也就能維護著一個人民共同認識的藝術標準。 1983年9月9日晨 上 那天，有一位客人來閒談。他問：「聽說，你寫的稿子，編輯不能改動一個字。另外，到你這裡來，千萬不要提借書的事。都是真的嗎？」 我回答說： 關於稿子的事，這裡先不談。關於借書的事，傳說的也不盡屬實。我喜愛書，珍惜書。要用的書，即是所謂藏書，我確是不願意借出去的。但是，對我用處不大，我也不大喜歡的書，我是寧可送給別人，不要他歸還的。我有一種潔癖，看書有自己的習慣。別人借去，總是要有些污損。例如，這個書架上的雜誌和書，院裡院外的孩子們要看，我都是裝上封套，送人他們。他們拿回去怎樣看，我就管不了許多。 即使是我喜愛的書，在一種特殊的時機，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例如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許多同志都到我家拿過書。大敵當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們把書拿出去，增加知識，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何樂而不為？王林、路一、陳喬，都曾打開我的書箱，挑揀過書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選擇有用的材料，油印流傳。這些書，都是我從中學求學，北平流浪，同口教書，節衣縮食買下來，平日惜如性命的。 十年動亂開始，我的書共十書櫃，全部被抄。我的老伴，知道書是我的性命，非常難過。看看我的面色，卻很冷漠，她奇怪了。還以為我能臨事不驚，心胸寬闊呢。當時，我只對她說： 「書是小事。」 有些書，我確是不輕易外借的。比如《金瓶梅》這部書，我買的是解放後國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冊，兩布函，價五十元。動亂之前，就常常有同志想看，知道我的毛病，又不好意思說。有的人拐彎抹角： 「我想借你部書看。」 我說： 「什麼書？新出版的詩集、小說，都在這個書架上，你隨便挑吧！」 「不。」他說，「我想借一部舊書看看。」 「那也好。」我心裡已經明白七分，「這裡有一部新印的《聊齋》。」 他好像也明白了，不再說話。 抄去的書籍還能夠發還，正如人能從這場災難中活過來，原是我意想不到的。但終於說是要落實政策了，但就是不發還這一部。我心裡已經有底，知道有人想藉機扣下，就是不放棄。過了半年，還是有權者給說了話，才答應給我。這一天，報社的革委會主任，把我叫到政工組的內間。我以為他有什麼公事，要和我談，坐下來後，他說： 「聽說要發還你那部書了，我想借去看看。」 「可以。」他是革委會主任，我不便拒絕，說，「最好快一些，另外，請不要外傳。」 政工組到查抄辦公室，把書領回來，就直接交到他手裡去了。那是我未曾觸手的一部新書，還好，他送給我時，污損不大。時間也不太長。我想他不一定通讀，而是選讀。 過去，《金瓶梅詞話》的潔本出版以後，北平書攤上，忽然出現一本小書，封面上畫著一隻金色的瓶子，上面插著一枝梅花，寫著「補遺」二字。定價高昂，對於只想看「那一部分」的讀者，大敲竹槓。我很後悔沒有買下一本，應付來借這部書的人們。 客人又問： 「從你寫的一些文章看，你的家庭，並不是書香門第，那你為什麼從幼年就愛上了書呢？」 我答：我幼年時，我家裡，可以說是一本書也沒有。我的父親，只念過二年私塾，然後經招贅在本村的一個山西人，介紹到祁州（後來改稱安國縣）一家店舖去學徒。家境很不好，祖父一直盼望父親，能吃上一點股分，沒有等到就去世了。祖父的死，甚至難以為葬，同事們勸父親「打秋風」，父親不願，借貸了一些錢，才出了殯。這是母親告訴我的。父親沒有多讀書，但看到我的兄弟們都已夭傷，我又多病，既不能務農，又因嬌慣也不能低聲下氣去侍候人——學徒。眼下家境好些了，所以決定讓我讀書。我記得從我上學起，父親給我買過一部《曾文正公家書》，從別人要來一本《京劇大觀》，還交給過我一本他親手抄錄的、本縣一位姓閻的翰林，放學政時在路途上寫的詩。父親好寫字，家裡還有一些破舊的字帖。 我的書都是後來我做事，慢慢買起來的，父親也從不干預。但父親很早就看出我是個無能之輩，不會有多大出息，暗暗有些失望了。 下 我喜愛書，在鄉里也小有名聲。我十七歲，與黃城王姓結婚。結婚後的年節，要去住丈人家。這在舊社會，被看做是人生一大快事，與金榜題名、作品獲獎相等。因為到那裡，不只被稱作嬌客，吃得很好，而且有她的姐妹兄弟，陪著玩。 在正月，就是大家在一起摸紙牌。圍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其樂可以說是無窮的。但我對這些事沒有興趣。她家外院有一間閒屋，裡面有幾部舊書，也不知是哪一輩傳流下來的，滿是灰塵。我把書抱回屋裡，埋頭去看。別人來叫，她催我去，我也不動。這樣，在她們村裡，就有兩種傳說：老年人說我到底是個唸書人；姑娘們說我是個書獃子，不合群。 我的一生，雖說是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中間也有間斷。 一九五六年秋末，我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經過長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覺得馬上就要死，天地間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觀，對什麼也沒有了興趣，平日喜愛的書，再也無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醫院醫治時，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詩宋詞拿來，試圖恢復我的愛好，我連動都沒動。三個月後，我到小湯山療養院。附近有一家新華書店，裡面有一些書，是城裡不好買到的，我到那裡買了一部《拍案驚奇》和一本《唐才子傳》，這證明我的病，經過大自然的陶冶，已經好了許多。 半年以後，我又轉到青島療養。住在正陽關路十號。路兩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樹。每星期，有車進市裡，我不買別的東西，專逛書店。我買了不少叢書集成的零本，看完後還有心思包紮好，寄回家中。吹過海風，我的身體更進一步好轉了。 十年動亂，我的書沒有了，後來領到一小本四合一的紅寶書。第一次開批判會，我忘記帶上，被罰站兩個小時，從此就一直帶在身上，隨時念誦。一是對領袖尊敬，二是愛護書籍的習慣沒改，這本小書，用了幾年，還是很乾淨整齊。別人的，都摸成黑色了。 客：「可不可以這樣說：你的有生之年，就是愛書之日呢？」 我說：這也很難說。我的書，經過幾次滄桑，已如上述。 書籍發還以後，我對它們還是有一種久別重逢的感情的。從今年起，我對書的感情漸漸淡漠了，不願再去整理。這恐怕是和年歲有關，是大限將臨的一種徵兆。也很少買書了。前些天，托人買了一部《文苑英華》，一看字縮印得那樣小，本子裝訂得又那樣厚，實在興趣索然。本來還想買一部《冊府元龜》的，也作罷了。 我的生平，沒有什麼其他愛好。不用說聲色犬馬，就是打撲克、下象棋，我也不會。對於衣食器用，你都看見了，我一向是隨隨便便，得過且過的。但進城以後，有些稿費，既對別的事物無多需求，舊習不改，就想多買書。其實也看不了許多，想當一個藏書家。「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說我是聚浮財，有人說我是玩書。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書又將如何呢？這就很難說清楚了。黃丕烈、陸心源都是藏書家，也可以說都是玩書的人。不過人家錢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錢少，玩得小氣一些。人無他好，又無他能，有些餘力，就只好愛愛書吧。 我死以後，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書，捐獻給國家的，雖然並沒有什麼珍本。不過包書皮上，我多有糊塗亂寫，想在近期清理一下，以免遺笑後世。 1983年9月19日夜記 答：讀書首先要知道愛書。不過，請原諒，像你這樣愛書，體貼入微，一塵不染，是否也有些過火，別人不好做到呢？ 答：是這樣，不能強求於人，我也覺得有些好笑。年輕時在家裡讀書，書放在妻子陪嫁的紅櫃裡。妻子對我愛書的嘲笑，有八個字：「輕拿輕放，拿拿放放。」書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筆記裡說：到有藏書的人家去，看到誰家的書嶄新，插架整齊，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讀書，沒有學問的。看到誰家的書零亂破敗，散放各處，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讀書的人。這恐怕也是經驗之談。我的書，我喜愛的書，我的孩子們是不能亂動的。我有時看到別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廁所，到處堆放著書，好像主人走到哪裡，坐在何處，隨時隨地，都可以拿起來閱讀，也確實感到方便，認為是讀書的一種好方法。 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習慣。我的書，看過以後，總是要歸還原處，放進書櫃的。中國舊醫書上說有一種疾病，叫做「書癡」，我的行為，庶幾近之。 客：這也難說。我看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對書，對什麼東西，也是珍惜，不肯拋廢。這是否和長期過艱苦生活有關呢？ 答：我們已經談過，我自幼家境並不好，看到母親、妻子終日織紡，一粒糧食，得來不易，我很早就養成了一種儉樸的生活習慣，有時頗近於農民的吝惜。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已經描寫在一篇小說之中，作為自嘲。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離鄉背井，可以說是窮到一無所有。行軍時，只有一根六道木棍子和一個用破褲子縫成的所謂書包，是我唯一的私有財產。我對它們也是愛護備至，唯恐丟掉。特別是那根棍子，就像是孫悟空手裡那根金箍棒一樣，時刻不離手，從晉察冀拿到延安，又從延安拿到華北。你看，人總是有一點私有觀念，根深蒂固，即使只剩下一點破爛，也像叫化子，不肯放下那根破棗木棍兒。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破書包裡，還總是帶著一本書，準備休息時閱讀。我帶過《毀滅》、《吶喊》、《彷徨》，也帶過《楚辭》和線裝的《孟子》。那時行軍，書帶多了，是走不動的，我就選擇輕便的書帶上。 客：你讀書，有沒有目的性？或者說，從什麼時候開始，你的讀書，才是自覺的，有所追求的呢？ 答：幼年讀書，可以說是沒有目的的，上小學是為了識字，看小說，是叫做看閒書。《紅樓夢》、《封神演義》，是我在本村借來看的。如果說讀書，是為了追求什麼，那應該從我讀高中說起。這時，我已經十九歲，東北九·一八事變，上海一·二八戰事，接連發生，這是國家民族的處境。我個人的處境是初中畢業，沒有生活出路，父親又勉強叫我再上二年高中。高中畢業以後，又將如何，實在茫然。人在青年，對國家，對家庭，對周圍環境，對個人，總是有很多幻想，很多希望與失望，感慨和不平的。但我並沒有鬥爭的勇氣，也沒有參加過什麼實際的革命活動。我處在一種隱隱的憂悶之中彷徨不定，想從書本上，得到一些啟示，一些安慰，一些陶醉。 讀書是一種文化活動，文化活動總是帶有時代特點。青年讀書，總是順應時代思想的潮流的。這一時期，我讀了大量的新興社會科學和新興革命文學的書籍，這對於我後來參加抗日戰爭，無疑是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推動力。所以說，二十歲上下時的讀書，雖然目的性並不明確，但對國家民族的解放和進步，對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進步的嚮往和追求，還是有意識的，而且是很強烈的。 我應該感謝書籍，它對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它使我在青春期，沒有陷入苦惱的深淵，一沉不起。對現實生活，沒有失去信心。它時常給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啟示。在我流浪北平街頭，衣食不繼時，它躺在街頭小攤上，蓬頭垢面與我邂逅。風塵之中，成為莫逆。當我在荒村教書時，一盞孤燈，一卷行李，它陪我度過了無數孤獨的夜晚，直到雄雞曉啼。在阜平草棚，延安窯洞，它都伴我枯寂，給我營養，使我奮發。此情此景，直到目前，並無改變。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白頭偕老，可謂此矣。我對它珍惜一點，溺愛一點，也是情理之常，不足為怪了。 1983年9月22日 我的讀書過程，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從小學到初中，可以說是啟蒙階段，接受師長教育。高中到教書，可以說是追求探索階段。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可以說是學以致用階段。 進城以後，可以說是廣事購求，多方涉獵，想當藏書家的階段。 可以從第三階段說起。抗日戰爭時期，在冀中區，我們油印出版過一些小冊子，其中包括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文藝創作和新的文學理論。這些書，都是我在三十年代研究和學習過的。我所寫的文藝方面的論文和初期的創作，明顯地受這些理論和作品的影響。例如我的第一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和第一篇論文《現實主義文學論》。所以說，這是「學以致用」的階段。我們在這一時期的工作，雖然幼稚，但今天看起來，它在根據地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所學習的文藝方面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都盡量應用在抗日工作中去，獻出了我微薄的力量。 另外，在實際工作中，又得以充實自己，發展所學，增長了工作的能力。 為什麼進城以後，我又愛好起古書來呢？ 我小的時候，上的是「國民小學」，沒有讀過「四書五經」。不知為什麼，總覺得是一個缺陷。中學時，我想自學補課，跑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四書，沒有能讀下去，就轉向新興的社會科學去了。直到現在，很多古籍，如不看注，還是讀不好，就是因為沒有打下基礎。初進城時，薪俸微薄，我還是在冷攤上買些破舊書，也包括古籍，但是很零碎，沒有系統。以後，收入多了一些，我才慢慢收集經、史、子、集四方面的書，但也很不完備。直到目前，我的二十四史，還缺宋書和南齊書兩種，沒有配全。認真讀過的，也只有《史》、《漢》、《三國誌》和《新五代史》幾種。《資治通鑒》，讀過一部分，《綱鑒易知錄》通讀過了。近人的歷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清史綱要》，等，也粗略讀過。我還買一些非正史，即所謂載記一類的書：《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吳越備史》、《七家後漢書》等等。但對我來說，程度最適合的，莫過於司馬光的《稽古錄》。我買了不少的明末野史，宋人筆記，宋人軼事，明清筆記，都與歷史有關。 《世說新語》一類的書，買得很多，直至近人的新世說。 我喜愛買書，不只買一種版本，而是多方購求。《世說新語》，我有四種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兩種，還有唐寫本的影印本，後來的思賢講捨的刻本。《太平廣記》也有四種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紅樓夢》、《水滸》，版本種類也有數種，包括有正本，貫華堂本。還有《續水滸》、《蕩寇志》。 各代文學總集，著名作家的文集，從漢魏到宋元，經過多年的搜集，可以說是略備。明清的總集別集，我沒有多留心去買。我對這兩朝的文章，抱有一點輕視的成見。但一些重要思想家、學術家和著名作家的書，還是買了幾種。如黃黎洲、崔樂璧、錢大昕、俞正燮、俞樾等。一些政治家，如徐光啟、林則徐的文集，我也買了。錢謙益的兩部集子也買了。 近代學者梁啟超、章太炎，我買了他們的全集。王國維，我買了他的主要著作。近人鄧之誠，岑仲勉的關於歷史和地理的書，我也買了幾種。黃侃、陳垣、余嘉錫的著作，也有幾種。 我的藏書中，以小說類為最多，因為這有關本行。除去總集如《太平廣記》、《說郛》、《顧氏文房小說》以外，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小說家類，共開列三十六種，我差不多買齊了。其次是雜史類掌故之屬，《書目答問》共開列二十一種，我買了一半多。再其次是儒家考訂之屬，我有二十六種。 剛進城時，新舊交替，書市上舊書很多，也很便宜。我們剛進來，兩手空空，大部頭的書，還是不敢問津。《四部叢刊》，我只是在小攤上，買一些零散的，陸續買了很多。以後手裡有些錢，也就不便再買全部。因此，我的《四部叢刊》，無論初、二、三編，都是不全的，有黑紙的，也有白紙的，很不整齊。廿四史也同樣，是先後零買的，木版、石印、鉛印； 大字、小字、方字、扁字，什麼本子也有。其中以《四部備要》的本子為多。《四部備要》中其他方面的書，也佔我所藏線裝書的大部分。 譜錄方面的書，也有一些，特別是書目。 我買書很雜，例如有一捆書（我的書自從抄家時捆上，就一直沿用這個辦法）的書目為：《黃帝內經素問》，《桑蠶粹編》，《司牧安驥集》，《考工記圖》，《鄭和航海圖》，《營造法式》，《花鏡》……這並非證明我無書不讀，只是說有一個時期，我是無書不買的。 1983年9月27日 從一九二六年起，我在保定育德中學讀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二年）。回憶在那一時期的課外閱讀，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讀報紙：每天下午課畢，我到閱覽室讀報。所讀報紙，主要為天津的《大公報》和上海的《申報》，也讀天津《益世報》和北平的《世界日報》，主要是看副刊。《大公報》副刊有《文藝》，《申報》有《自由談》，前者多登創作，沈從文主編。後者多登雜文，黎烈文主編。當時以魯迅作品為主。 二、讀雜誌：當時所讀雜誌有《小說月報》、《現代》、《北斗》、《文學月報》等，為文藝刊物，多左翼作家作品。 《東方雜誌》、《新中華》雜誌、《讀書雜誌》、《中學生》雜誌等，為綜合雜誌。當時《讀書雜誌》正討論中國社會史問題，我很有興趣。也讀《申報月刊》和《國聞週報》（《大公報》出版）。 三、讀社會科學：讀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費爾巴赫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經典著作，以及當時翻譯過來的蘇聯及日本學者所著經濟學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 四、讀自然科學：讀《科學概論》、《生物學精義》，還讀了一本通俗的人類發展史，書名叫《兩條腿》，北新書局出版。 五、讀舊書：讀《四書集注》、莊子、孟子選本，楚辭、宋詞選本，以及近代人著文言小說如《浮生六記》、《斷鴻零雁記》等。 六、讀文化史：先讀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王治秋《新文學小史》（載於《育德月刊》）、楊東蓴《中國文學史》、胡適《白話文學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歐洲文藝思潮》、《歐洲文學史》，日人鹽谷溫、青木正兒等人的有關中國文學著作。 七、讀小說散文：《獨秀文存》、《胡適文存》，魯迅、周作人等譯作，冰心、朱自清、老捨、廢名作品，英法小說、泰戈爾作品。後來即專讀左翼作家及蘇聯作家小說。 八、讀文藝理論：讀《文學概論》及當時文壇論戰的文章，如魯迅與創造社一些人的論戰，後來的《文藝自由論辯》，及中外人寫的唯物史觀藝術論著。日本廚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柯根《偉大的十年間文學》等。 九、讀文字語言學：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楊樹達《詞詮》，穆勒《名學綱要》，即邏輯學。 十、讀人生觀、宇宙觀方面的書：記有吳稚暉、梁漱溟著作，忘記書名。 以上所記，主要是課外讀物，多由教師介紹指導。中學生既無力多買書，也不大知道應該買哪些書，所以應該利用學校中的圖書館，並請教師指導。向同學師長借閱書籍，要按期歸還，保持清潔。 1983年10月4日 我住的屋子，是舊式建築。雖然高大，但采光不好，每到升爐子以前這一段時光，陰冷得很不好過。夜晚看書，也要披上一件大棉襖。 這件大棉襖，也很有年代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老伴為我添制，應付出去「開會」穿的。在當時，這還算是時興式樣，現在很少見到有人穿了。我第一次穿著它去「開會」時，還有革命群眾看不慣，好像說我沒有資格再穿一件新棉襖。後來我就很少穿它，只穿一身破爛不堪像叫花子一樣的衣服。 其實是妄然的。我眼前的文章，寫的是趙樹理的「最後五年」。說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問話，就被一個素不相識的、五大三粗的漢子，當胸擊了一拳，趙應聲倒地，斷了三根肋骨，終於造成他的死亡。 哪裡來的這麼大的仇恨？是出自無產階級感情嗎？好像又不是。因為文章說這只是一個「惡棍」。 一個惡棍，一拳打斷一個作家的三根肋骨。在當時，這被稱作「革命」，現在讀到這裡，確是不能不感到身上有些發涼了。 在那些年月裡，說句良心話，我是沒有挨過多少打的。只是在干校單獨出工時，冒犯了當地農場的幾個壞孩子，當我正在低頭操作時，一塊饅頭大小的碎磚飛來，正中我的頭頂，如果不是戴著一頂棉帽，很可能腦漿飛迸，當場死亡了。 那時我被定上了一些罪名。有些人定我為某某「黑幫」，這是出於他們的「常識」，且不去談它。又說我是某某和某某的死黨。前者為本市的文教書記，後者為宣傳部的副部長。這個罪名，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好像是定論似的。最後一次叫我寫材料，那位辦事人還惋惜地說： 「看，和他們搞到了一起！」 對此，我從來沒有辯解過，只是沉默著。我漸漸明白，這完全是一些人的政治權術。他們從以上兩位得到的實惠，要比我多，關係也密切得多，卻反過來說我是死黨。那時候，革命群眾要保一些人，也要打倒一些人。作家是沒有人保的。保你幹什麼？你不過是一個作家，能給人家什麼好處？打倒你，得罪了你，你也不過是一個作家，能有什麼權力報復？所以，作家被首先打倒，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其實，他們也知道，我這個人落落寡合，個人主義嚴重，是很難與人結為死黨的。 以上是對保與打的一般理解。但對那些打手的心理狀態，又如何分析呢？我初步揣想，可能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藉機報復。 二、不逞之徒想因緣林彪「四人幫」的政策上台，撈一官半職。 三、流氓無賴打蹭拳、充威風。 如果遭害者是一個作家，還有一種心理激動，那就是嫉妒。進城以後，有稿費一說，遂使一些人認為作家一行是搖錢樹，日進斗金。羨慕非常，再加上江青倡言稿費是「不義之財」，乃打出手，以快其意。 其實像趙樹理這樣的作家，雖承擔有錢的虛名，在他有生之日，是沒有什麼金錢欲，也沒有享受過什麼物質福的。他追求的是藝術成就，衣、食、住、行，都不及其他行當的人講究。而一遇什麼運動，他卻常常被首先揪出示眾，接連不斷地作檢討。 趙樹理的最後五年，過去又有好多歲月了。我想，像那個「五大二粗」的人，生活得還是很好的，也不會有什麼懺悔之意吧。他可能打了一些人，也可能還保了一些人。這就很難說了。 看書看到這裡，就越感到當前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可貴了。向前看吧！ 1983年10月22日 這裡說的改稿，不是我自己修改稿件，也不是我給別人修改稿件。是我近年給報刊投稿，編輯同志們，給我修改稿件。 他們這些修改，我都認為很好，我沒有任何異議。在把這些文章編入集子的時候，我都採納了他們的修改。 現就記憶所及，列舉如下： （一）《文集自敘》。這篇稿子，投寄《人民日報》。文章有一段概述我們這一代作家的生活、學習經歷，涉及時代和社會，敘述浮泛，時空曠遠。大概有三百餘字，編輯部給刪去了，在文末有所註明。在編入文集時，就是用的他們的改樣。 因為，文章既是自敘，當以敘述個人的文學道路、文學見地為主。加一段論述同時代作家的文字，頗有橫枝旁出之感。並且，那篇文章，每節文字都很簡約，獨有這一節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稱。這樣一刪，通篇的節奏，就更調和了。 （二）《談愛書》。是一篇雜文。此稿投寄《人民日報·大地》。文中有一節，說人的愛好，各有不同。在干校時，遇到一個有「抱粗腿」愛好的人，一見造反派就五體投地，甚至栽贓陷害他以前抱過、而今失勢的人。又舉一例，說在青島養病時，遇到青年時教過的一位女生，常約自己到公園去看猴子。文約二百餘字，被刪除。 既是談愛書，以上二愛，與書有何瓜葛？顯然不倫不類。 作者在寫作時，可能別有寓意，局外人又何以得知？ （三）《還鄉》。此篇系小說，投寄《羊城晚報·花地》。文中敘述某縣城招待所，那位不怎麼樣的主任，可能是一位局長的夫人。原文局長的職稱具體，編輯給改為「什麼局長」。 這一改動，使具體一變而為籠統，別人看了，也就不會往自己身上拉，感到不快了。 其他為我改正寫錯的字，用錯的標點，就不一一記述了。 （四）《玉華嬸》。此篇亦系小說，投寄《文匯月刊》。文中曾記述：玉華嬸年老了，她的兒媳們都不聽她的話，敢於和她對罵。「並聲稱要殺老傢伙的威風。」登出後，此句被刪去。乍一看，覺得奇怪，再一想：這些年來，「老傢伙」三字，常與「老幹部」相連，編輯部刪去，不過是怕引起誤會。 這樣說，好像編輯部有些神經過敏，過於謹小慎微了。其實不然。我認為：文藝領域就是個敏感的場所，當編輯的麻木不仁，還真擔負不起這一重要職務。現在認真回想，我在寫這一句話的時候，也未始沒有從「老傢伙」，聯想到「老幹部」，甚至聯想到自己。編輯部把這一句話刪去，雖稍損文義，我還是諒解其苦衷的。 （五）《吃飯的故事》。此篇系散文，投寄《光明日報·東風》。登出後，字句略有刪節。一處是：我敘述戰爭年代，到處吃派飯，「近於乞討」。一處是：我敘述每到一村，為了吃飯方便，「先結識幾位青年婦女」，並用了「秀色可餐」一詞。 前者比喻不當，後者語言不周密，有污染之嫌。 我青年時，初登文域，編輯與寫作，即同時進行。深知創作之苦，也深知編輯職責之難負。不記得有別人對自己稿件稍加改動，即盛氣凌人的狂妄舉動。倒是曾經因為對自己作品的過度貶抑菲薄，引起過夥伴們的不滿。現在年老力衰，對於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為文章一事，不脛而走，印出以後，追悔甚難。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過之一途，編輯把關，也是難得的匡助。文興之來，物我俱忘，信筆抒懷，豈能免過？有時主觀不符實際，有時憤懣限於私情，都會招致失誤，自陷悔尤。有識之編者，與作者能文心相印，揚其長而避其短，出於愛護之誠，加以斧正，這是應該感謝的。當然，修改不同於妄改，那些出於私心，自以為是，肆意刁難，隨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還是有反感的。外界傳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動一字，不知起自何因。見此短文，或可稍有澄清。 1983年12月18日下午 現在，有的報刊，有的人，在提倡寫短文章了，這是很好的事。 文章怎樣才能寫得又短又好？有時千言萬語也說不清楚； 有時說起來也很簡單，這就是要「實事求是」。 把實事求是是四個字運用到寫作上，正像把它運用到一切工作上，是會卓有成效的。 比如，你要寫一篇散文，如果是記敘文，那就先寫你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你長期接近過的一個人。如果是寫感想，也必須寫你深深體會過的，認真思考過的，對一種社會現象、一個人、或一個事件，確曾有過的真實感想。 這些事件、人物、感想，都在你的身上、心上，有過很深刻的印象。然後你如實地把它們寫出來，這就是「實事」。 一般說，實事最有說服力，也最能感動人。但是只有實事還不夠。在寫作時，你還要考慮：怎樣才能把這一實事，交代得清楚，寫得完美，使人讀起來有興味，讀過以後，會受到好的影響和教育，這就是「求是」。 我們在課堂上，所學的課文，都很短小。初學作文時，老師也是這樣教導的，我們也是這樣去寫作的。可是等到我們想當作家、想投稿了，就去拜讀報刊上那些流行文章。那些文章都很長，看起來雲山霧罩，也很唬人。正趕上自己的稿件沒有「出路」，就以為自己的寫法不入時，不時興，於是就放棄了自己原來所學，追趕起「時髦」來，也去寫那種冗長的，浮浮泛泛的，不知所云的文章了。大家都這樣寫，就形成了一種文風，不易改變的文風，老是嚷嚷著要短，也終於短不下來的文風。 文章短不下來的主要原因，就是忘記了寫作上的實事求是。我們提倡寫短文，首先就要提倡這四個字。反璞歸真，用崇實的精神寫文章。 當然文章好壞，並不單看長短。如果不實事求是，長文也不會寫好的。我們這裡著重談的，是如何寫好短文。 1983年12月24日 「印象記」這種文章，在中國，好像並不是古已有之的。 「五四」前後，很少見到。三十年代才多起來，似乎是從日本傳過來，又多是寫作家的。我年輕時，就讀過《高爾基印象記》、《秋田雨雀印象記》，等等。 青年人而又喜歡上了文學，就特別喜歡讀一些有關作家的文字。其實有很多記述，是不大可靠的。因為是先入為主，如果不實，其受害的程度，很可能不輕。先不談小報上那些名人逸事，文壇花絮之類的文章，就是在「印象記」這種貌似莊嚴又是身臨親見的記載裡，可靠可信的東西，究竟有多少，我近來也有些懷疑了。 文章的可信與不可信，常常不在所寫的對象如何，而在於作者本身的修養。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他的生活經歷、生活現狀，特別是思想感情的活動，是很複雜，很曲折，多變化，有時是難以捉摸，更難以判斷的。你去會見一個作家，和他談了一兩個小時，便寫下了幾千字的印象記，你所得的印象，都能那麼切合他的生活實際和思想實際嗎？ 比如說，你見到這位作家正在吃飯，桌上只有一碟鹹菜，你就得到了生活簡樸的印象。或者你去的時候，他正在啃著一隻豬蹄，你就得到了一個饕餮的印象。這顯然都不是這位作家吃飯的全貌。 一時一地的見聞，並非不能寫。寫下來，也不能說是不真實。但必須保持客觀。寫見到他吃鹹菜，寫見到他啃豬蹄，這都不可非議，因為是真實的見聞。如果就此得出結論：他是簡樸，或是饕餮，那就失去真實了。 古往今來，寫文章的人，最容易失敗在主觀判斷上。 進入晚年，有幸看到一些關於我的印象記。作者的用心，都是良好的，對我都是熱情的。雖然因為有過多溢美之詞，使我讀起來，常常慚怍交加，汗流浹背，總的說來，是令人振奮的，值得感激的。 如果排除個人的感情，單單評論文字，這些文章，確也存在著高下、虛實等等問題。 文章的功能，是因人而異的。是以作者的寫作態度、藝術風格，分別優劣高低的。 六十年代，呂劍同志寫過一篇同我的會見記，這篇文章，我曾推薦給出版社，作為我的一本小說集的附錄。外文出版社曾幾次刊用它。我對這篇文章，印象很好，它並沒有吹噓我，也沒有發表作者本人的什麼高見。它只是如實地記下了我們的那一次簡單的會見，和我當時對他說的一些話。我當時談的只是我的創作見解和創作情況。呂劍同志也沒有代替我多去發揮。因此，這篇文章，是一篇真實的記錄，對需要它的人，有比較大的參考用途。 另外，就是昨天讀到的，鐵凝同志寫的一篇題名《套袖》的散文。她這篇文章，我接到《文匯報》以後，當晚看了兩遍。這並非是從中看到了她對我的什麼捧場，而是看到了她的從事創作的赤誠之心。鐵凝的創作，一開始就帶有這種赤誠，因此，她進步很快，迅速成為文壇矚目的新人物，有些人還不得其解，視為神秘，其實就是因為「赤誠」兩個字。 我想，她是應該明瞭並珍惜自己的得天獨厚之處的。 在文章中，她並沒有說我好，當然也沒有說我不好。她只是記下了幾次來我家的所聞所見。雖然她見到的，有時還有些差錯，比如，我撿的黃豆，是別人家晾曬時遺落的，並非同院人家種植的。這也無關重要，無傷大體。 客觀地記下幾次見聞，自己不下任何主觀結論，叫讀者從中形成自己的印象。這種寫法，也可以說這種藝術手段，就必然比那種大驚小怪，急於讚美，並有意無意中顯示點自己的什麼寫法，高出一等。 我讀這種文章，內心是愉快的，也是明淨的，就像觀望清泉飛瀑一樣。 1984年3月2日下午 《農村青年》雜誌就要創刊，編輯同志要我對農村愛好文學的青年講幾句話，我高興地答應了。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先後在農村生活、工作近三十年。我很愛我的故鄉，雖然它經歷了長期的苦難和貧困，交通不便和文學落後。經歷了頻繁的戰亂和天災，無數農民流離失所。 但我一直熱愛它，留戀它，懷念它。直到現在，我已經很老了，還經常不斷地做夢，在它那裡流連忘返。 古今中外，都有許多作家，許多作品，描述他們的可愛的故鄉。 農村是個神秘的，無所不包容，無所不能創造的天地。農村能產生桑麻，能產生五穀，能產生各種能工巧匠，當然也能產生藝術家、作家。 故鄉，故鄉的水土，故鄉的風俗人情，在它產生的作家手中再現。 故鄉，用母親的乳汁，養育著它的歌手，像用它的水土培育禾苗樹木一樣。 故鄉有遍地花開，有參天大樹。誰對它的愛真誠、深厚，誰的根就扎得深，就越能吸到更多的浮汁。誰的發育也就會越好，長得高大茂盛。 俗話說：「熱土難離。」故鄉就是文學的熱土。 你越是熱愛它，你就越能瞭解它，你就越能表現它。 故鄉像誠樸的農民一樣，像勤勞的母親一樣，不喜歡三心二意的華而不實的孩子。 你如果愛好文學，你就得先熱愛你的鄉土。 當然，熱愛鄉土，熟悉鄉土，還只是積累生活的過程。此外，還有積累知識的過程，熟練技巧的過程。 不能把你的眼光，只放在那一畝三分地上；也不能把你的感情，只放在孩子、老婆、熱炕頭上。 有些農民出身的作家，作品得不到長足的進步，就常常是因為眼光短小了一些。 1984年3月17日午後 廖代劉知幾的《史通》，是我喜歡的古籍之一種。讀過以後，確實受益。能夠受益的書，並不是很多的。 這部書主要是談歷史著作，劉知幾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 劉知幾說，敘事可以有四種方法，也可以說是四種途徑：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 他的這些話，是對寫歷史的人說的，他的要求是：一個內容，用一種途徑表達過了，就不要再用其地的途徑重複表達了。 我們寫文章卻常常忽視這一點。比如寫一個人物，他的事跡，在敘述中已經談過了，在對話中又重複一次，或者在抒情中又重複一次，即使語言稍有變化，但仍然是浪費。 時代不同，我們現在當然不能再用《尚書》、《春秋》那樣的文字去敘事，勉強那樣去做，那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是一種倒退。在語言的簡練上，也不能像劉知幾要求的那樣嚴格，他說： 「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以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 他甚至舉出《漢書·張蒼傳》中的一句話：「年老口中無齒」為例，說：「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這種挑剔，就有些不近情理了，不足為訓。 文字的簡練樸實，是文學作品的一種美的素質，不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形式。文章短，句子短，字數少，不一定就是簡樸。任何藝術，都要求樸素的美，原始的美，單純的美。這是指藝術內在力量的表現手段，不是單單指的形式。凡是偉大的藝術家，都有他創作上的質樸的特點，但表現的形式並不相同。班馬著史，敘事各有簡要之功；韓柳為文，辭句各有質樸之美。因此才形成不同的風格。 文字的簡要的形成，要有師承，要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和鍛煉的過程。一般地說，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趨簡樸，這不只與文字修養有關，也與把握現實、洞察世情有關。 我們現在，能按照魯迅先生說的，寫好文章以後，多看兩遍，盡量把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除，也就可以了，不能苛求，不能以詞害義。 1984年3月20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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