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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每出一本書，我總是鄭重其事，簽名贈給朋友們，同事們，師長們。這是青年時的一種興致，一種想法，一種情誼。後來我病了，無書可贈，經過「文化大革命」，這種贈書的習慣，幾乎斷絕。 這幾年，我的書接連印了不少，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預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黨政領導，文化界名流，也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著再送，以免重複。朋友們都上了年歲，視力不佳，興趣也不在這上面，就不必送了。我的書大都是舊作，他們過去看過，新寫的文章，沒有深意，他們也不會去看的。 當然也有例外。近些年來有的同志，把書看成一種貨物，一種交換品，或者說是流通品。我有一位老戰友，從外地調到本市，正趕上《白洋澱紀事》重印出版。他先告訴我，給他在北京的小姨子寄一本，我照地址寄去了。他要我再送他一本，他住招待所，他把書送給了服務員。他再要一本，我又在書上簽了名。他拿著書到街上去了。年紀大了尿頻，他想找個地方小便。正好路過我所在的機關，他把書交給傳達室說：「我剛從某某那裡出來，他還送我一本書哩。你們的廁所在什麼地方？」 等他小解出來，也不再要那本書，揚長走去了。 傳達室問：「書哩？」 「你們看吧！」他擺擺手。他是想用這本書拉上關係，永遠打開這座方便之門。 老戰友直言不諱告訴我這些事。我作何感想？再贈他書，當然就有些戒心了，但是沒有辦法。他消息靈通，態度執著，每逢我出了書，還是有他的份。至於他怎樣去處理，只好不聞不問。 這些年，素不相識的人，寫信來要書的也不少。一般的，我是分別對待。對於那些先引證魯迅如何在書店送書給青年等等範例的人，暫時不送。非其人而責以其人之事，不為也。 對於那些先對我進行一大段吹捧，然後要書的人，暫時也不送。我有時看出：他這樣的信，不只發向我一人。對於用很大篇幅，很多細節描述自己如何窮困，像寫小說一樣的人，也暫時不送。我想，他何不把這些心思，這些力量，用去寫自己的作品？ 我不是一個慷慨的人，是一個吝嗇的人；不是一個多情的人，是一個薄情的人。 但是，對於那些也是素不相識，信上也沒有向我要書，只是看到他們的信寫得清楚，寫得真摯；寄來的稿子，雖然不一定能夠發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總是主動地寄一本書去。按照他們的程度，他們的愛好，或是一本小說，或是一本散文，或是一本文論。如果說，這些年，我也贈過一些書，大部分就是送給這些人了。我覺得這樣贈書，才能書得其所，才能使書發揮它的作用。得到重視和愛護。 我是窮學生出身，後又當薪給微薄的村塾教師，愛書愛了一輩子。積累的經驗是：只有用自己勞動所得買來的書，才最知愛惜，對自己也最有用。公家發給的書，別處來的材料，就差一些。 魯迅把別人送給他的書，單獨放在一個書櫃裡。自己印了書，鄭重地分贈學生和故交，這是先賢的古道。我雖然把別人送我的書，也單獨放在一個書架上，卻是開放的，孩子們和青年朋友們，可以隨便翻閱，也可以拿走，去古道就很遠了。 許壽裳和魯迅是至交。魯迅生前有新著作，總是送他一本的。魯迅逝世之後，許壽裳向許廣平要一本魯迅的書，總是按價付款。這時許廣平的生活，已經遠不如魯迅生前。這也是一種古道。 四川出版了我的小說選，那裡的編輯同志，除贈書二十冊外，又熱情地代我買了五十冊。我收到這些書以後，想到機關同組的同志，共事多年，應該每人送一本。書送去以後，竟爭相傳言：某某在發書，你快去領吧！ 像那些年發材料一樣熱鬧，使我非常敗興，就再也不願做這種傻事了。 1984年10月22日 目前，通俗文學大興，談論通俗文學的文章，也多起來了，這是一個新勢頭。 按說，通俗，應該是一切文學作品的本質，不可缺少的屬性。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文學作品被分為通俗的與不通俗的了。 關於文學的起源有種種說法。最初的文學是口頭文學，這是沒有爭議的。既是口頭文學，它的產生和後的文字記錄，都不存在通俗不通俗的問題。 中國的口頭文學，包括說唱文學，從產生以後，一直持續下來，並沒有中斷過。文學史上說，「說話」這一形式，唐代已有，至宋而大興，不過是就已有的文字記載而言。古人既然把小說，說成是街談巷議，那就隨時隨地，都可以產生小說，而且都是通俗的作品。 口頭文學，是通俗文學的最初的形式，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後來的「話本」和「擬話本」章回小說和演義小說。 口頭文學雖然有天然的通俗秉賦，但並不是每篇作品都可以成功。有很多口頭文學，隨生隨滅，行之不遠。只有少數，記錄為文字，才是以流傳。宋人話本小說，最為著稱。現存的七個短篇。幾乎不用修飾潤色，就已經是完整的文學作品。 有的最初流傳的文字粗糙，經後來的大作家重新編寫，成為新的通俗文學。如在《三國誌平話》基礎上，寫出的《三國演義》；在《三藏取經詩話》基礎上，寫出的《西遊記》；在《宣和遺事》基礎上，漸漸演變成的《水滸》等等。這些作品的文學水平，大大超越了它的口頭階段，它的通俗的效用，也大大增強，大大推廣了。 口頭文學向文字創作的這一演變，成為每個民族文學遺產形成和積累的規律。 典雅的唐人傳奇小說，有的也是根據口頭文學改寫而成。 白行簡的《李姓傳》，就是根據作者幼年聽來的故事，寫出來的。口頭文學，一變而為古文傳奇，可以說是從通俗變得不通俗了。但是，經過這一創作，才使這一題材流傳千古。而最初的口頭故事，早已失傳。其「通俗」的範圍，也可以說是加大了。當然因改編者才力不等，失敗之作也不少。文學規律千變萬化，不能刻舟求劍。 自宋迄清，通俗小說甚多，據專家著錄，小說名目，有八百餘種，還都是有過刻本的。流傳下來的，卻非常寥寥。我幼年時，在鄉村廟會所見，書攤陳列的石印劣紙小字通俗小說，包括供說唱用的小說，也不過十幾種。後來進入城市，在學校圖書館或書市所見，通信小說的種類也很少。可見所謂通俗小說，大多數壽命很短，以後就消亡了。 考其原因，這些作品，出自兩途：一為說書藝人，藝人膽大，興到之處，時有發揮；一為失意文士，泥於史實，囿於理教，所作多酸腐。這兩種人，多數學識淺薄，文字修養薄弱。其寫作的目的，只是為了餬口，度過一時的生活困難。 雖極力迎合群眾的低級趣味，因為實在缺乏文學吸引力，不能受到歡迎。 其次，舊社會讀書識字的人很少，花錢買書的人就更少。 有能力讀書並有錢買書的人，對書籍還要選擇一下。不識字的人，即使寫得多麼通俗，也還要借助說講演唱。如果寫得乾燥無味，藝人們也不會選用。 通俗小說，過去也被稱做閒書，是為了叫人消愁解悶的。 消愁解悶，也需要一定的藝術手段。人世間，不會有真正的閒書，正如沒有真正的淨土一樣。真正的閒書，是沒有人看的，也不會存在。 通俗文學，是一種文學，它標榜的是：「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在藝術上，也是不厭其高，只厭其低的。 《三國演義》、《水滸》都是通俗文學，也被公認是民族文學的高峰。任何藝術，都需要通俗，都需要雅俗共賞。通俗文學，不應該是文學作品的自貶身價的口實。 每個時代，都有遠見卓識的文人，為文學的通俗而努力。 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有過重大的貢獻，許多作家的文集，都編入他們所寫的通俗作品。在政治變革時期，通俗文學尤其為人重視。例如清朝末年，梁啟超的文學主張，以及他所寫的政治小說。 五四新文學，實際是文學總體上的一次通俗運動。左聯時期，推動了文學的大眾化。「九一八」事變以後，瞿秋白同志寫了很多通俗文學作品，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的文學，在通俗方面作了極大的努力，成績也很可觀。 「五四」以後，傳統的通俗文學，並不興旺。五四新文學運動，文學語言解放了，大大消除了通俗不通俗的界限。但在創作方法上有些歐化，提倡的是現實主義，內容上是啟蒙主義。所有封建迷信，神秘怪誕，才子佳人，武俠劍客，都在排斥之列。通俗小說的市場很小，只有大城市的一些商業小報，連載一些章回體小說，一些新興的書店，很少出版陳列這類作品。革命的文藝讀物，幾乎擁有了全部青年。 無論是梁啟超，還是瞿秋白寫的通俗文學作品，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的影響，都是很有限的。它們既為知識分子層年忽略，也不為廣大群眾所欣賞。這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把這種形式，當成是一種純政治的宣傳。二是把通俗與不通俗，看成是單純形式上的問題。三是對群眾的理解和欣賞能力，估計太低。基於以上認識，使他們創造出來的通俗文學作品，常常流於粗糙概念，缺乏藝術的感染力量。 目前通俗文學作品的突起，有它歷史的特殊遭遇。這是十年動亂，文化傳統瀕於破產，和長期以來思想禁錮的結果。 是對過去的一種反動，是一個回流。目前的通俗文學的特點，不在於形式上的仿古，而在於內容的陳舊，還談不上什麼新的內容和新的創造，它只是把前一個時期不許啟動的食品櫥門，突然打開了而已。這一開放，可能使各式各樣的政治概念化的作品受到衝擊，但如果說，它會衝垮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那就是過分誇大了。隨著人民群眾文學修養的提高，現有的通俗文學，自然要受到歷史的檢驗。因為對文學藝術的鑒賞能力，是和文學修養，甚至也和道德倫理修養，一同向前，一同向上的。 它對出版事業的影響，也是如此。不從長遠的文學教育利益著眼，只為了一時賺錢，解除不了出版事業的困境。魯迅記述：三十年代，上海有個「美的書店」，它不只編印《性史》，而且預告要出一本研究女人的「第三種水」的書，其售貨員都是僱用的時髦女郎，裡裡外外，號召力和刺激性都夠大的了。然而沒有很久就倒閉了，並沒有賺了多少錢。能賺錢並能促進國民文化教育的，還是不出下流書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開明書店。目前有些出版社賠錢，是管理制度上的問題，並不是出什麼書的問題。 文學現象，自然是社會現象、社會意識的一種反映。目前通俗文學的流行，與時代思潮模糊，密切相關。它與現實主義文學的分別，不在於它提供的形式，而在於它提供的內容。這與其說是文學上的一次頓挫，不如說是哲學上的一次頓挫。然而現象變幻的結果，必然是曲終奏雅，重歸於正的。 1984年11月30日 按照昭明太子的說法，文章重要的一體，為歌頌。「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因此，如果文章做得確實好，再得到評論界的頌揚鼓吹，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鼓吹，並不是壞名詞。它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我有一部文明書局石印的小書，就名為《唐詩鼓吹》。可見，在過去，無論是選家，還是評論家，都不忌諱這個詞兒。 我也不能說，自己沒有充當過鼓吹手，充當這種腳色，也不能說僅是一次兩次。 既然做得多了，也就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願與從事鼓吹的同志們商討。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對青年，初學寫作者，鼓吹較多，對名家鼓吹較少。 對青年，初學寫作者，已經步上名家高台的，也就不去鼓吹了。 理由：凡是青年，初學寫作者，還都處在步履艱難階段。 扶他一把，哪怕是輕輕的一把，他也很容易動感情，會有知己之感。就是批評他兩句，指出他一些缺點，他也是高興的。 如果他平步青雲，成了紅人，評論者蜂擁而上，包圍得風雨不透，就不要再去沾邊，最好退下來，再去尋找新的青年，新的初學寫作者。因為此時此地，對他來說，過去那種鼓吹法，已經不頂事。他需要的是步步高的調門，至於談缺點，講不足，那就更是不識時務了。 二、對於名家，特別是兼有某種「官銜」、某種地位的名家，無論他來信表示多麼謙遜，也不要輕易去評論人家的作品，每逢大考之期，即評獎舉行之時，也不要對競爭中的作品，輕易發言。 這倒不是出於什麼害怕名家，或其他心理。是因為：如果你提出的意見，只是人云亦云的，那對雙方都是浪費；如果你提出與眾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名家是很不習慣接受的；如果確實看到了藝術上成功的要點或失敗的要害，估計這一位名家，也能有為之折服的涵養，還要考慮到他的周圍那些抬轎子的職業家。再說，指出要點，為人折服，談何容易？有那種眼力和修養嗎？人貴有自知之明，最妥當的辦法，還是不要去碰。 三、對於老朋友，其中包括原來是初學寫作者，也曾鼓吹過，現在已經到了中年，文壇之上，小有地位，如果又有新作，看過，覺得好，也可以再為鼓吹。但也只限一兩次，不可多為。 總之，鼓吹不可廢。文學之有鼓吹，正如戲曲之有捧場。 但鼓吹也是要有立場，要有分寸的。前不久，讀了一本洪憲時期的筆記，上記名士易實甫，在劇場捧坤角時，埋首褲襠，高舉雙臂，鼓掌不息。口中還不斷胡言亂語，甚至親媽親娘地喊叫。如果所記是實，這種捧場，就未免過分了些，有失體統了。 1985年6月13日 最近收到某縣一人文藝社辦的四開小報，在兩面報縫中間，接連刊載著這一文藝社和它所辦刊物的人事名單。文藝社設顧問九人（國內名流或其上級人員），名譽社長一人，副社長八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此外還有理事會：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七人，常務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並附言：「本屆保留三名理事名額，根據情況，經理事會研究，報文藝社批准。」這就是說，理事實際將升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藝社的組成。所辦小報（月報）則設：主編一人，副主編七人，編委十四人。現在是六月份，收到的刊物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實際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質量平平。 一個縣根據情況，成立一個文藝社或幾個文藝社，聯絡感情，交流心得，都是應該的，必不可少的。這樣大而重疊的組織機構，卻有些令人吃驚，也可能是少見多怪。文藝團體變為官場，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場氣越大，卻令人不解。如某大刊物，用整個封二版面，大字刊登編委名單，就使人有聲勢赫然類似委任狀之感。 這個文藝社，不知有多少社員，據介紹它的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也席者九十餘人。一個縣的文藝社開會，為什麼不讓全體社員參加，還要開代表會？這裡先不去談。一個代表，代表幾名會員，也難以測知。就算代表三個吧，二百七十名會員的文藝社，用得著由六十三個人組成的領導班子嗎？ 四開不定期小報，用得著二十二個人組成的編委會嗎？ 據介紹，代表大會期間，有報告，有章程，有規劃，有決議，有慰問信。這都是開大會的常規。作為一個文藝社，讀書和創作方面的措施，都沒有具體的介紹。 目前文藝界開肝，對創作議論少，對人事費心多，這已經不是個別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責怪下面。在大會之上，作家們不是在作品上共研討，而是在選票上爭多少。一旦當選，便認為與眾不同，一旦票多，則更認為民心所向。果如是乎？ 而且很多人去爭，弄得一些老實人，也坐不住，跟著上。不只形成一種奇異心理，而且造成一種市場現象，這能說是新時代文藝界的幸事嗎？ 平日閒談之間，也曾問過一位明達事理，對官場、文場也都熟悉的同志： 「爭一個主席、副主席，一個理事，甚至一個會員代表，一個專業作家，究竟有什麼好處？人們弄得如此眼紅心熱呢？」 這個同志答道： 「你不去爭，自有你不爭的道理和原因，至於你為什麼沒有嘗到其中的甜頭，這裡先不談。現在只談爭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藝官兒，如主席、主任之類，只看成是個名，它是名實相副，甚至實大於名。官一到手，實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預料之外。過去，你中個進士，也不過放你個七品縣令，俸祿而已。現在的實惠，則包括種種。實惠以外，還有影響。比如，你沒有個官銜，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應付，就不用說社會上以及國內國外的影響了。」 和我談話的同志，原來在一個協會當秘書長，我勸他退下來專心創作，聽了他的一番話之後，我也同意他再弄個官兒干幾年，結果他又去當了什麼研究會的會長。 文藝和官，連在一起，好像不調和，其實，古已有之，即翰林學士之類。不過沒有現在這麼多罷了。其俸祿，仍由吏部掌管，像現在的文藝社，協會等等，過去也有類似之團體，但其開支，都是自籌的，今天機構之所以越來越龐大，競爭越來越激烈，是因為這些文藝團體，實際上已經與官場衙門，沒有多少區別了。此亦談文藝改革者，所當考慮者乎？ 1985年6月15日 在報刊上，常看到文藝界一些模範事跡。如某作家，在公共汽車上降服了慣匪流氓；某編輯一手接過業餘作者的稿件，一手送給他二百元零花，並在修改稿件期間，給作者燉小雞，送水果；某詩人代人打了一場難打的官司，居然打贏了等等。都感到這些同志形象高大，所作所為，近於俠義。 好在前兩項沒人要求我去做。第一，自己年老、體弱、多病，看見流氓，避之唯恐不及，當然談不上與之交手對抗。第二，負責看看稿子，有時還可以做到，經濟上的無微不至的照顧，是有些不方便了。第三項，卻有人找到名下來。信上說，某某作家替人打贏了官司，你也替我打打吧。複印來的材料，我都看不清楚，這使我很為難。我從來沒有打過官司，自幼母親教育我：餓死不做賊，屈死不告狀。我一直記著這兩句話。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說沒有冤苦，但從來沒有相到過告狀，打官司。此事也難以向來信者說清楚，只好置之，我想他還會去找那一位能打贏官司的詩人的，能者多勞吧。不久見他登報聲明，招架不住了。 人的能力、志趣、愛好，確是各有不同，不能求全責備的。作家而兼勇士，編輯而兼義俠，詩人而擅訴訟，這都是令人羨慕的。但恐怕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即如編輯，月薪六十元，一見面就掏出二百，沒有點存項，就做不到。認真處理稿子，善始善終，也就可以說是克盡厥職了。君任其難者，我從其易者。 在中國，人多，事情也多，目前，個人從事一份慈善事業，恐怕也不能持久。一個作家，在汽車上如果連續兩次捉拿強盜，管保不久就有人把你聘請為治保員。一個編輯，如果對每個業餘作者，都包辦生活費用，他的辦公桌上，稿件將積壓成山，有多少存款，也得宣告破產。詩人繼續替人打官司，只能改業律師。 有些事情，作為新鮮例子，宣傳宣傳，固無不可，大家都倣傚起來，有時就行不通。因為這並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 這就像某紗廠的女浴室，不斷受到流氓的侵擾，廠方不出動保衛人員，卻鼓勵退休的老太太們去護衛少女，只能助長流氓們的囂張。 有很多事，本職者不去幹，甚至逃避，卻宣傳非本職者去幹，於是有了很多餘的模範，有了更多的本職懶漢。其實不足為訓。 比如說小報，這本是宣傳文學部門應該注意，應該管的事。社會上已經議論紛紛，這些部門卻按兵不動，等候上邊的精神氣候。只憑社會輿論，能把小報壓下去？等到不可開交，才去處理，事情已經晚了半月。 左啦，右啦，爭來爭去，實在沒有意思。現在也沒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必需像廣州一樣，從不法商店裡拉出那些錄音錄像，分之於眾，然後才相信確有精神污染。當然在有些人看來，這種做法就更是極左了。 1985年6月23日改訖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間，收音機裡，一位教師正在朗誦《為了忘卻的紀念》。 這篇散文，是我青年時最喜愛的。每次閱讀，都忍不住勢淚盈眶。在戰爭年代，我還屢次抄錄、油印，給學生講解，自己也能背誦如流。 現在，在這空曠寂靜的房間裡，在昏暗孤獨的燈光下，我坐下來，虔誠地、默默地聽著。我的心情變得很複雜，很不安定，眼裡也沒有淚水。 五十年過去了。現實和文學，都有很大的變化。我自己，經歷各種創傷，感情也遲鈍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跡，已成歷史，魯迅的這篇文章，也很久沒有讀，只是偶然聽到。 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頭，振臂高呼，終於為革命文學而犧牲。這些情景，這些聲音，對當前的文壇來說，是過去了很久，也很遠了。 是的，任何歷史，即使是血寫的歷史，經過時間的沖刷，在記憶中，也會漸漸褪色，失去光澤。作為文物陳列的，古代的佛教信徒，用血寫的經卷，就是這樣。關於仁人志士的記載，或仁人志士的遺言，有當時和以後，對人們心靈的感動，其深淺程度，總會有不同吧！他們的呼聲，在當時，是一個時代的呼聲，他們心的跳動，緊緊接連著時代的脈搏。他們的言行，在當時，就是群眾的矚望，他們的不幸，會引起全體人民的悲痛。時過境遷，情隨事變，就很難要求後來的人，也有同樣的感情。 時間無情，時間淘洗。時間沉澱，時間反覆。歷史不斷變化，作家的愛好，作家的追求，也在不斷變化。撫今思昔，登臨憑弔的人，雖絡繹不絕，究竟是少數。有些紀念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時之興懷。 世事雖然多變，人類並不因此就廢棄文學，歷史仍賴文字以傳遞。三皇五帝之跡，先秦兩漢之事，均賴歷史家、文學家記錄，才得永久流傳。如果沒有文字，只憑口碑，多麼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記憶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紙帛，遇上好條件，竟能千年不壞，比金石壽命還長。 能不能流傳，不只看寫的是誰，還要看是誰來寫。秦漢之際，楚漢之爭，寫這個題材的人，當時不下百家。一到司馬遷筆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來，膾炙人口，永遠流傳。 別家的書，卻逐漸失落，亡佚。 白莽柔石，在當時，並無赫赫之名，事跡亦不彰著。魯迅也只是記了私人的交往，朋友之間的道義，都是細節，都是瑣事。對他們的革命事跡，或避而未談，或談得很簡略。然而這篇充滿血淚的文字，將使這幾位青年作家，長期躍然紙上。他們的形象，魯迅對他們的真誠而博大的感情，將永遠鮮明地印在憑弔者的心中。 想到這裡，我的心又平靜了下來，清澈了下來。 文章與道義共存。文字可泯，道義不泯。而只要道義存在，魯迅的文章，就會不朽。 1985年9月21日晨改抄訖 國慶節，幫忙的人休息，兒子來給我做飯，飯後我和他閒談。 我說：你看，近來有很多老人，都相繼倒了下去。老年人，誰也不知道，會突然發生什麼變故。我身體還算不錯，這是意外收穫。但是，也應該有個思想準備。我沒有別的，就是眼前這些書，還有幾張名人字畫。這都是進城以後，稿費所得，現在不會有人說是剝削來的了。書，大大小小，有十個書櫃，我編了一個草目。 書，這種東西，歷來的規律是：喜歡它的人不在了，後代人就把它處理掉。如果後代並不用它，它就是閒物，而且很佔地方。你只有兩間小房，無論如何，是裝不下的。我的書，沒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當時買來，是為了讀，不是為了買古董，以後賺錢。現在賣出去，也不會得到多少錢。 這些書，我都用過，整理過，都包有書皮，上面還有我胡亂寫上的一些字跡，賣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獻給一個地方，不要糟蹋了。 當然捐獻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證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圖書館，並不好好管理別人因珍惜而捐獻給他們的書。可以問問北京的文學館，如果他們要，可能會保存得好些。但他們是有規格的，不一定每個作家用過的書，都被收存。 字畫也是這樣。不要聽吳昌碩多少錢一張，齊白石又多少錢一張，那是賣給香港和外國人的價。國家收購，價錢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幾張，算得上文物，都放在裡屋靠西牆的大玻璃櫃中，畫目附在書籍草目之後，連同書一塊送去好了。 兒子默默地聽著，一句話也沒有說。大節日，這樣的談話，也不好再繼續下去，我也就結束了自己的嘮叨。兒子對一些問題，會有自己的想法。我的話，只能供他參考。我死後，他也會自做主張，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 我有些話，是不願也不忍和他說的。比如近來讀到的，白居易的兩句詩：「所營惟第宅，所務在追游」，在我心中引起的憤慨。還有，前些日子，一位老同志晚間來訪，談到一些往事，最後，他激動地拍著兩手，對我說：「看看吧。我們的手上，沒有沾著同志們的血和淚！」在我心中引起的傷痛，就不便和孩子們講。就是說了，孩子們也不會瞭解我們這一代人的心情的。 其實，生前談身後的事，已是多餘。侈談書畫，這些雲煙末節，更近於無聊。這證明我並不是一個超脫的人，而是一個庸俗的人。曾子一生好反省，臨死還說：「啟吾手，啟吾足。」他只能當聖人或聖人的高足，是不會有什麼作為的。歷代的英雄豪傑，當代的風流人物，是不會反省的。不只所做所為，他一生中說過什麼話。和寫過什麼文章也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王羲之說：死生亦大矣。所以他常服用五石散，希望延長壽命，結果促短了壽命。蘇東坡一生達觀，死前也感到恐怖。僧人叫他身往西方極樂世界，他回答說實在沒有著力處。 總之，生，母子雖經過痛苦，仍是一種大的歡樂；而死，不管你怎樣說，終歸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 在大難之前，置生死於度外，這樣的仁人志士，在中國，歷代多有。在近代史上，瞿秋白同志，就義前的從容不苟，是最使後人凜凜的人。畢命之令下，還能把一首詩寫完。刑場之上談笑自若。這都是當時《大公報》的記載，毫無私見，十分客觀。而「四人幫」的走狗們，妄圖把他比作太平天國的李秀成，不知是何居心。這些蟲豸，如果不把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貶低，都除掉，他們的醜惡形象是顯現不出地表的。而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又迅速滅亡了。這是另一種人、另一種心理的死亡。他們的身上和手上，沾滿和浸透了人民的和革命者的血和淚。 1985年10月18日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流浪，衣食常常不繼，別的東西買不起，每天晚上，總好到東安市場書攤逛逛。那時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正在連載潔本《金瓶梅》，不久中央書局出版了這本書。很快在小書攤上，就出現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封面上畫了一隻金瓶，瓶中插一枝紅梅，標題為《補遺》二字。誰也可以想到，這是投機商人，把潔本刪掉的文字，輯錄成冊，藉以牟利。 但在當時，確實沒有見到多少青年人，購買或翻閱這本小書。至於我，不是假撇清，連想也沒相去買它。 在小冊子旁邊，放著魯迅的書，和他編的《譯文》，也放著馬克思和高爾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兩角錢買一本《譯文》，帶回公寓去看。我也想過：《補遺》的定價，一定很昂貴。 今年夏天，我買了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寫了一篇讀書筆記發表。有一天，一位老工人作家來看我，談到了這部書。他說： 「我也買到一部。親戚朋友，都找我借看，弄得我很為難。 借也不合適，不借也不合適。過去，我有一本補遺……」 「啊！」我吃了一驚，「你在哪裡買的，價錢很貴吧？」 「一兩角錢，解放前在天津，隨便哪個書攤上，都可以買到。」他說。 「那你買的一定是翻版，我在北平見到的，定價很高。」我不知為什麼，談的很認真。 「這種書，還有什麼原版翻版？」他笑了笑說，「小小一本攜帶方便。我讀了好多遍，甚至可以背過。我還借給幾個青年作家看過。現在大家買了潔本，如果有我那本小書，打印幾份，分贈有這部書的同志，大家一定高興。」 「嗐！」我笑著說。「你那不是精神污染嗎？」 「什麼污染不污染，不是為了叫大家讀讀全文嗎？」他說，「可惜我這本小書沒有了。『文化大革命』，我把它燒了。我怕人家說，工人作家讀這樣的書！」 這位工人作家，寫了一輩子四平八穩的文章，小說中除去夫妻互相鼓勵當模範，從來沒有寫過男女間的私情。「文化大革命」，因為出身工人階級，平日又不得罪人，兩派都說得來，兩派出的造反小報他一塊拿著去代賣。也就平平安安過來了。現在有好幾個官銜在身，也可以說是功成名就，快樂安康。 使我吃驚的，不是他買了這一本書，是他竟能背過。無怪乎當代小說家，都說人的性格，是非常複雜的了。據人文潔本標明，共刪去一萬九千字，過去的潔本，刪的就更多些。 這個數字，可以和普式庚的小說《杜勃羅夫斯基》，梅裡美的小說《卡爾曼》相當。如果他能背過這些書，他的小說，可能寫得更開展一些吧。這是我的迂夫之想。他能背《補遺》，卻也沒有影響他的文字工作，沒有影響他的生活作風，他是一個公認的規規矩矩的人。 解放這個城市時，我們接收一家報館，在我的宿舍裡，發現一本污穢小說，是舊人員倉促丟下的。好多日子不敢來取，後來看著我們的政策寬大，才來取走。他是個英文翻譯，一身灰敗之氣的青年人。可見那時，讀這種書的人是很多的。 讀書的風氣，究竟是社會風氣的一個方面。是互為影響，互為作用的。誇大了不好，縮小了也不好。解放初期，思想領域，正氣佔上風，有絕對優勢。有免疫功能。那位工人作家是在這種環境中成為作有，走上文學道路的。時代對他有制約，有局限。時代能引導青年，這是不能懷疑的。 1985年10月18日下午 自從五十年代，患病以後，我就很少照像，每逢照像，我總感到緊張，頭也有些搖動。這都是攝影家的大忌。他們見到我那不高興的樣兒，總是說： 「你樂一樂！」 然而我樂不上來，有時是一臉苦笑，引得攝影家更不高興了，甚至有的說： 「你這樣，我沒法給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我高興地離開坐位。不歡而散。 當然，有的攝影家，也能體諒下情。他們不擺弄我，也不強求我笑，只是拿著機子，在一邊等著，看到我從容的時候，就按一下。因此，這幾年還是照了幾張不錯的照片。其中有畢東、張朝璽、於家禎的作品。 今年，來找我照像的，忽然多起來，比要我寫稿的人還多。我心裡是明白的，我老了，有今年沒明年的，與朋友們合個影，留個紀念，是我應盡的義務。所以，凡是來照的，不管認識與否，年長年幼，我總是不惜色相，使人家滿意而去。 但還是樂不上來。雖然樂不上來，也常常想：為人要識抬舉，要通情達理。快死了，弄到這樣，算是不錯了。那些年，避之唯恐不及，還有人來給你照像，和你合影？ 當然也不是一張沒照過。有一次批鬥大會，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頭彎腰，我因為有病，被允許低頭坐在地上。不知誰出的主意，把攝影記者叫了來，要給我們攝影留念。立著的還好辦，到我面前，我想要壞。還好，攝影記者把機子放在地上，鏡頭朝上，一次完成任務。第二天見報，當然是造反小報，我的形象還很清楚。 一九五二年吧，中國作家協會召開大會。臨結束那一天，通知到中南海照像。我雖然不願在人多的場合照像，但這是不能不去的。記得穿過幾個過道，到了一個空場。凳子都擺好了，我照例往後面跑。忽然有人喊： 「理事坐前面！」 我是個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邊是田間同志。這時，有幾位中央首長，已經說笑著來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為誰也不認識，就你頭坐在那裡。忽然聽到鼓起掌來，毛主席穿著黃色大衣，單獨出來，卻不奔我們這裡，一直緩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轉身，正面對我們。人們鼓掌更熱烈了。 我也沒看清毛主席怎樣落座，距離多遠。只聽田間小聲說： 「你怎麼一動也不動？」 我那時，真是緊張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視的地步。 人們安靜下來，能轉動的大照像機也擺佈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飄起雪花來，像雖然照了，第二天卻未能見報，大概沒有照好吧。 一生只有這樣一次機會，也沒能弄到一張值得紀念的照片。 倒楣的照片能見報，光采的照片不能見報。在照像一事上，歷史總是和我開玩笑。 照像雖是個人的寫真，然也只能看作浮光掠影。後之照，我為理事，坐於前排，前之照，則為黑幫，也坐於前排。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我青年時期的照片，經過戰亂，都找不到了，親朋故舊，都無存者。我很想得到一張那時的照片。那時的表情，一定是高興的，有笑容的。 1986年4月4日，清明前一天 他們給我照像的時候，總是提議我拿起一本書，好像我時時刻刻都在學習。有的人，還叫我拿著一支香煙，好像這樣更能表示我是個有靈感的人。時間長了，凡是來了有這種愛好的攝影家，我總是自動擺出這樣的姿勢，以致攝影家非常高興，認為我是個很有經驗的，懂得攝影藝術的行家裡手。 近幾年來，各種文藝刊物上，都大登作者的照片，全國性的刊物，有全國性的規格，地方性的刊物，有地方性的規格。有時乾脆就把作者的照片，登在他的作品的前面，使你既能讀到他的文章，又能領略作者的風采。一舉兩得，圖文並茂。這些作者，多半是執卷攻讀，或奮筆寫作，手裡拿著一支香煙，身後放著一個或幾個書架。 我摹仿著這種姿勢，適應著時代的認識結構。 有的刊物向我索用照片。好的照片，我是吝於寄出的。常寄一些我不喜歡的照片給他們。因為原照總是收不回來。這種辦法，當然不太好，正像我外出旅行時，不願穿像樣的衣服一樣。 因為別無所求，在刊物露過幾次以後，我就不相再幹這種事兒了。我覺得這有點像做廣告。 青年時，在大城市的照像館門前，常常見到督軍、巡閱使的大幅照片，後來又常常見到名伶、明星的大幅照片。這些照片，說是宣傳個人也可，說是代照像館做宣傳也可。 刊物如果同時安排幾個作者的照片，是頗費心機的。誰高誰低，誰大誰小，誰前誰後，是有講究的。在這一期，某人的官職高些，照片放得也就高些。下一期，此人官銜沒有了，馬上就會落了下來。 過去，在文藝界，是沒有這麼多講究的。前些日子，我見到人權保障同盟的一張舊照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胡愈之，隨便在那裡一站就行了，很自然。 現在，如果是在名山勝地舉行筆會，一群作家室外合影，就得有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認真安排一下。一般官銜高而得獎重者居中。主辦單位的負責人，如出版社長、刊物主編次之。其中獎又分大獎、全國獎，地方獎。刊物有名牌不名牌之分。當我與人合影時，總怕站錯了位置。僭越固然不好，充當站立兩廂的角色又有些不甘。臨陣非常侷促。好在我不大出去，在自己庭院或自己房間裡照，就隨便得多，即使幾個青年朋友，把我擁在上座，也就居之不疑了。 讀了一部好作品，心裡喜歡、仰慕，就想看看作家是個什麼樣兒，這是人之常情。古代沒有照像，插圖本的文學史上，卻有很多作家的畫像。屈原因為寫過《天問》，所以披髮昂首；司馬遷因為遭過宮刑，所以沒有鬍鬚。誰也不會相信，當年的屈原、司馬遷，就一定是這個容貌。但有一個像，總比沒有好一些，讀者心裡總算有個影兒了。所以曹雪芹的一張假畫像，還有人在那裡爭論不休。 感謝湖南人民出版社，送我一本《托爾斯泰文學書簡》，這是一本很好的讀物。其中有高爾基和托翁的通信。 高爾基在一封信中寫道： 如果您有給別人像片的習慣的話，那就請您給我一張吧。我懇求您送給我一張。 托爾斯泰送給他一張簽名的照片，並在一封信中寫道： 阿克薩剋夫講過：有些人比自己的書好些（他說的是聰明些），也有些人比較差些。我喜歡您的創作，而我認為您比您的創作更好些。 這不是托爾斯泰只看了高爾基的照片，而是認真研究了高爾基的作品，並與他會面以後，作出的判斷。 1986年4月13日晚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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