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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讀《莊子》，是謝老師教課。謝老師講書，是用清朝註釋家的辦法。講一篇課文，他總是抱來一大堆參考書，詳詳細細把註解寫在黑板上，叫我抄錄在講義的頂端。在學校，我讀了《逍遙游》、《養生主》、《馬蹄》、《胠篋》等篇。 老實說，對於這部書，我直到現在也沒有真正讀懂。有一時期，很喜歡它的文字。《莊子》一書，被列入中國哲學的經典著作，當然是很深奧的。我不能探其深處，只能探其淺處。 我以為，莊生在寫作時，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講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還不是韓非子所稱的那種「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種似是而非、可東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圖欺騙「愚昧」之人的。 像《莊子》這樣的書，我以為也是現實主義的。司馬遷說它通篇都是寓言。莊子的寓言，現實意義很強烈。當然，它善於誇張，比如寫大鳥一飛九萬里。但緊接著就寫一種小鳥，這種小鳥，「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描寫得更加具體，更加生動活潑。因為它有現實生活的依據。因此我們看出，莊子之所以誇張，正是為了表現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細節。在書中這種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們習見的事物，來說明他的哲學思想。這種傳統，從莊子到柳完元，我以為是中國散文的非常重要的傳統。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談話，涉及這方面的問題，簡記如下： 客：我看你近來寫文章，只談現實主義，很少談浪漫主義。 主：是的，我近來不大喜歡談浪漫主義了。 客：什麼原因呢？ 主：我以為在文學創作上，我們當前的急務，是恢復幾乎失去了的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是古今中外文學創作的主流，它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基礎。失去了現實主義，還談什麼浪漫主義？前些年，對現實主義有誤解，對浪漫主義的誤解則尤甚，已經近於歪曲。浪漫主義被當成是說大話，說絕話，說謊話。被當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裝瘋賣傻。以為這種虛妄的東西越多，就越能構成浪漫主義。因此，發誓賭咒，撒潑罵街也成了浪漫主義不可缺少的東西。 我認為浪漫主義雖是文藝思潮史上的一種流派，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必須以現實主義為根基。浪漫主義是從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昇華出來，沒有憑空設想的浪漫主義。海市蜃樓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質基礎，才能出現。 客：我注意到，你在現實主義之上也不加限制詞。這是什麼道理？ 主：我以為沒有什麼必要，認真去做，效果會是一樣的。 我們讀書，即使像《莊子》這樣的書，也應該首先注意它所現實主義成分，這對從事創作的人，是很有好處的。從事哲學研究的人，著眼點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歷史生活的真實細節，這才是真正的哲學基礎所在。 我現在用的是王先謙的集解本，這是很好的讀本。他在序中說： 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 對於這種話，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難做到吧！如果莊子本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就不可能寫出這樣充滿喜怒哀樂的文章了。凡是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作者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這一點，與「衛生」是背道而馳的。 這位謝老師，原是新詩闖將，自執教以來，乃沉湎於古籍，對文壇形勢現狀，非常茫然，多垂詢於我輩後生。我當時甚以為怪，現在才悟出一些道理來。 在讀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國文老師叫我們每人買了一部掃葉山房石印的王先謙的《韓非子集解》。四冊一布套，粉連紙，讀起來很醒目，很方便。 老師是清朝的一名舉人，在衙門裡當了多年幕客。據說，他寫的公文很有點名堂。他油印了不少呈文、電稿，給我們作講義，也有少數他作的詩詞。 這位老師教國文，實際很少講解。在課堂上，他主要是領導著我們閱讀。他一邊念著，一邊說：「點！」念過幾句，他又說「圈」！我們拿著毛筆，跟著他的嘴忙活著。等到圈、點完了，這一篇就算完事。他還要我們背過，期終考試，他總是叫我們默寫，這一點非常令人厭惡。我曾有兩次拒考，因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數平均，我還是可以及格的。但給他留下了不良印象，認為我不可教。後來我在北平流浪時，曾請他介紹職業，他還悻悻然地提起此事，好像我所以失業，是因為當時沒有默寫的緣故。 其實，他這種教學法，並不高明。我背誦了好久，對於這部《韓非子》，除去記得一些篇名以外，就只記得兩句話： 其一是：「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愛弛。」 說也奇怪，這兩句記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記了五十年。 我很喜歡我那一部《韓非子》，不知在哪一次浩劫中丟失了，直到目前，我的藏書中，也沒有那麼一部讀起來方便又便於保存的書。 老師的公文作品，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不知他從《韓非子》得到了什麼啟示。當時《大公報》的社論，例如《明恥教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篇，那種文筆，都很帶有韓非子的風格。老師也常常選印這種社論，給我們作教材，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 老師叫我們圈點完了一篇文章，如果還有些時間，他就從講壇上走下來，在我們課桌的行間，來回踱步。忽然，他兩手用力把綢子長衫往後面一摟，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圍故國——週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聲色俱厲，屋瓦為之動搖。如果是現在，一定會引起學生的哄笑，那時師道尊嚴，我們只是默默地聽著。有時也感到悲涼，因為國家正處在危險的境地。 以後，我就沒有再讀《韓非子》，我喜愛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學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處一室，一本書也沒有了，才從一個大學畢業生那裡，借來兩本國文教材。從中，我抄錄了韓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儲說》斷片。 韓非子的散文，時時採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勢。現實生活的材料，歷史地理的材料，隨手運用，鋒利明快，說理透徹。實在是中國古代散文的奇觀，民族文化的寶藏。 我目前手下的《韓非子》，是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後附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一冊。 除去詩，曹丕的散文，寫得也很好。他的《典論》，雖然只留下一些斷片，但讀起來非常真實生動。例如他記郤儉等事，說： 穎川郤儉能辟谷，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谷，餐伏苓，飲寒水，中洩痢，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 「逐聲」就是莊子說的「吠聲」，就是「以耳代目」，這種人有時被稱為「耳食之徒。」他們是不進行觀察，也不進行獨立思考的。在我國，類似這種歷史記載是很多見的。 這種社會現象，有時可形成一種起哄的局面，有時會形成一種持續很久的社會浪潮。當它正哄動的時刻，少數用腦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虛妄的，那樣就會擔很大的風險。因此，每逢這種現象出現，詐騙者會越來越不可一世，其「功業」幾乎可以與劉、項相當。但總歸要破滅。事後，人們回想當時狂熱情景，就像是中了什麼邪一樣，簡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專制，在下是愚昧無知。這兩者又是有關聯的。 他所記情狀，不是也可以再見於一千多年以後的社會嗎？ 歷史長河，滔滔不絕。它的音響，為什麼總在重複，如此缺少變化呢？還有他遺令薄葬的文章，《典論》中記述青年時和別人比較武藝的文章，也都寫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隨魏武征討，武攻文治，都有經驗，閱歷既多，所論多切實之言。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確定為世子，乃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的《典論·論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闢，切合文章規律的文論。在這篇論文裡，他提出了「文人相輕」這個道理，論列了當代作家，談到各種文章體裁，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見解，成為不朽的名論。 創作者觸景生情，評論家設身處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為五官中郎將，後為皇帝。他把同時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寫起評論來，都以平起平坐的態度出之。所評中肯切實，功過得當。富於感情，低回綿遠，若不勝任。《典論·論文》及《與吳質書》等篇，因此傳流千古。及至後人，略有官職，便耀威權，所作評論，乃無價值。文人雖有時求助於權威，而權威實無補於文藝。 在中學時期，有兩種古代文學形式，沒有學好。一是楚辭，一是漢賦。一直到現在，總是對它們不太感興趣，也不能得其要領。抗日時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從北平出來到解放區，就學於我教課的地方。她熱情地送給我一本《楚辭》，是商務印的選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這本書帶到延安，一次水災，把書衝到了延河裡，與其作者同命運。 司馬相如、揚雄的賦，近年念了一些，總是深入不進去。 才知道，一門功課，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礎，是只能老大徒傷悲的。 在讀晉賦的時候，忽然發見陸機的作品，和我很投緣，特別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賦》兩篇。 《吊曹孟德文》，我記得魯迅先生曾兩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見也是很愛好的。 此文是陸機因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遺令遺物，深有感觸而後作。事跡未遠而忌諱已無，故能暢所欲言，得為傑作。但這究竟是就事實有所抒發，不足為奇；文賦一篇，乃是就一種意識形態而言，並以韻文出之，這就很困難。 中國古代文論，真正涉及到創作規律的，除去零篇斷簡，成本的書就是《文心雕龍》。《文賦》一篇，完全可以與之抗衡。又因為陸機是作家，所以在透徹切實方面，有些地方超過了劉勰。 這篇賦寫到了為文之道和為文之法，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為文前多方面的修養；對生活的體會感受；對結構的安排和文字的運用；寫作時的甘與苦，即順暢與凝滯，成功與失敗。 自古以來，論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論多成偏見；或從來沒有創作，識見又甚卑下，所論多隔靴搔癢之談，又或本身雖亦創作，並稱作家，論文反不能從實際出發，故弄玄虛，如江湖賣藥者所為。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致使後來者得不到正確途徑，望洋興歎，視為畏途。像《文賦》這樣切實，從親身體驗得來的文論是很少見的。這種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談。 前幾年，我借人家的書，把這篇賦抄錄一過，並把開頭一段，請老友陳肇同志書為條幅。後因沒有好的裱工，未得張掛。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猶能於南窗之下，摘抄《顏氏家訓》，未及想到腥風血雨之襲來也。 我國自古以來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謹慎從事。他們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軌物范世」的手段，作者應當「慎言檢跡」而後行之。 在舊時代，文人都是先背誦這些教導，還有其他一些為人處世的教導，然後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許多文人，還是「鮮能以名節自立」，不斷出亂子，或困頓終生，或身首異處。 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文章一事，帶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樣能致人死命嗎？ 南北朝的顏之推，在他的《家訓》裡，先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接下去列舉了歷代每個著名文人的過失、錯誤、缺點、遭遇。連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還批評了五個好寫文章的皇帝，說他們「非懿德之君」。他告誡子弟：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我當時讀了，以為他說得很對。文字也樸實可愛，就抄錄了下來，以自警並以警別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筆記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這一段，見我如此謹小慎微，謙虛警惕，一定不會怪罪。又想，這豈不也是四舊、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這場「運動」的著眼點，及其終極目的，根本不在你寫過什麼或是抄過什麼。這個筆記本，並未生出是非，後來退還給我了。 林彪說，「損失極小極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時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這見於魏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他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這裡的「離」，並不是脫離，而是被網羅上了。 我們遇到的這場瘟疫，當然要大得多，僅按四次文代大會公佈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單，單是著名詩人、作家、批評家和翻譯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見人禍有時是要大於天災了。 這些作家都是國家和人民多年所培養，一代精華，一旦竟無辜死於小人女子唇齒之間，覽之無比傷痛。老實說，在這次文代大會山積的文件中，我獨對此件感觸最深。 魏文帝說：「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懷萬端，時有所慮，乃至通夕不瞑。」 我們能夠從這種殘忍的事實中，真正得出教訓嗎？ 竊嘗思之：社會上各界人士，都會犯錯誤，都有缺點，人們為什麼對「文人無行」，如此津津樂道呢？歸結起來： 一、文人常常是韓非子所謂的名譽之人，處於上游之地。 司馬遷說：「下游多謗議。」 二、文人相輕，喜好互相攻訐。 三、文字傳播，擴散力強，並能傳遠。 四、造些文人的謠，其受到報復的危險性，較之其他各界人士，會小得多。 《顏氏家訓》以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們的行為不檢的結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說：「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這都是傳聞之詞，檢查一下歷史記載，並非如是。 《三國誌》記載：「藉口不論人過」；同書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兩個人幾乎都是謹小慎微的。 但終於得到慘禍，這也是事實。攬古思今，對證林、四之所為，一些文人之陷網羅，墮深淵，除去少數躁進投機者，大多數都不是因為他們的修身有什麼問題，而是死於客觀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們的四十位殉難者，難道是他們的道德方面，有什麼可以非議之處嗎？ 「四人幫」未倒之前，苦難之餘，也曾默默倣傚《顏氏家訓》，擬了幾條，當然今天看起來，有些不合時宜了： 一、最好不要幹這一行。 二、如無他技謀生，則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則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則己衣五尺。勿啟他人嫉妒之心。 總之：直到今日，我以為前面所引《顏氏家訓》一段話，還是應該注意的。 1980年1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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