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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陳垣鈔出，前有民國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寫敘例，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線裝二冊。 辦理四庫全書，動議於乾隆三十七年，當時標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資治理」。要求各地「及時採集，匯送京師」，首先購覓書籍的條件是：「歷代流傳舊書」。 緊接著，叫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在「出產梨木之各州縣，照發去原開尺寸，檢選干整堅致合式堪用」的刊書梨板。 但是，聖旨傳下去以後，將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申飭的口氣還緩和，但點了近畿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匯收備采」。 第一次傳下聖旨，居然沒有一人應聲，你以為那些督撫州縣，竟敢這樣玩忽法令嗎？自然也不是他們能沉得住氣。他們已經手忙腳亂，動起腦子來了。這對各級地方官來說，是一次硬任務，他們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壓力。在異族統治之下，經歷康、雍兩朝，一沾文字、書籍上的事，他們是心有餘悸的。但他們在這方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們明白，這是擾民的勾當，也休想在這件事上貪賞求功，只求無過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頭，那沒有什麼好處。看看別人怎麼辦，再說。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員，沉不住氣，於是安徽學政朱筠，先報了一批書。 皇帝指出，也要「無關政要」的近代著作。對他老家奉天，卻特別通融，說那裡「風俗淳樸，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訪購，以致徒滋紛擾。 乾隆三十八年，根據朱筠的條奏，擬定了採訪遺書的章程，首先校核《永樂大典》，輯錄善本。並奉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永樂大典》藏在皇宮，即使缺失一些，可從一些名人家借補。民間的書，還是上來得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經解、論學、詩文私集數種。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習，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咨訪之意。」「此必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於干礙，預存寧略勿濫之見。 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一番話，不只有些提倡百家爭鳴的氣派，而且有點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點了。但緊接著就說，如果你們再不緊辦，「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 再一次點江浙諸大省的名，說那裡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並「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 命令兩江總督，江蘇、浙江巡撫，向各書賈客書船，探索各大藏書家書籍流落何方。並稱淮揚系東南都會，商人中頗有購覓古書善本者，而馬姓家蓄書最富，派鹽政李質穎查辦。 已經接近勒索了。在這種官府追逼威脅下，江南藏書家恐怖起來。四月，鮑士恭願以家藏書一千九百餘種，上充秘府。 奉上諭，進到之書，繕寫後，發回原書。並命總裁，先編出一部薈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觀覽。 藏書家害怕，天一閣後人范懋柱等具呈，請「抒誠願獻」。奉上諭，「朕豈肯為之」。 七月，奉旨，調取各地學者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楊昌霖來京，同司校勘。並封官許願。 八月，嘉獎紀昀、陸錫熊，「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均恩授翰林院侍讀。」此為紀昀在這一工作中，嶄露頭角之始。 九月，調任一些過去犯過錯誤的學者，如翁方綱、劉亨地、徐步雲在四庫全書處工作，免其處分。 十月，責成校對工作。四庫全書，每日可得四十餘萬字，設有分校官三十二員。日後，擬添派復校官十六員。 插曲：各地「捐獻」書籍，正在熱鬧。有個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庫全書處具呈獻納自己的作品：萬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為犯人，原審訊人判他「因事生風，妄希聳聽」，擬把他遣發烏嚕囌木齊種地。奉旨，「將該犯家內，逐一嚴查」。這簡直是自投羅網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諭：「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 以後辦理四庫全書的重點，就轉移到審查和銷毀違礙之書上去了。 清代辦理四庫全書，今日平心論之，有功有過，應該說是功大於過。這一措施，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認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對中國文化，當然是一次嚴重的創傷，但並不是毀滅，並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還是要保存、整理、傳播文化。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橫掃。它的整理工作，是經過周密計劃，周密組織，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續的時間很長，督課甚嚴，賞罰甚明。它用的人員大都是有真才實學的，當時孚眾望的，並由許多大員統領之。對於編輯、審查、校對、印刷、裝訂，都很考究，積累很多寶貴經驗。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術，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輝。 即就銷毀而言，在書籍中究系少數，並有抽毀、全毀之別。此外，銷毀的根據，是違礙，是詆毀本朝。這種定罪法，還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說是具體的，這方面的書籍，也是有限度的。並非提出海闊天空的口號，隨意羅織任何書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辦法，審閱者為學者，當然他們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經過反覆研究討論，然後才定去取。並非發動無知無識者，造成瘋狂心理，群起堆書而拉雜燒燬之。 嘗思書籍之危，還不在歷史上的焚書禁書，以及水、火、兵、蟲之災。因為書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時之效，過後被焚被禁的都會再出現。清朝禁書那麼多，真正絕滅的很少。最危險的，是像林彪、「四人幫」所為，以「革命」為旗號，利用軍事政治威力，迫使群眾以無知為榮，與文化為敵。 當然這種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時，人民總是需要文化的，能夠覺悟的。 歷史文化，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統治者，狃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動學說，錯以為人民越愚昧，越好驅使，越能戰鬥，進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圖毀滅歷史文化，以延長其個人統治。把人民趕進黑暗的閘門，把學者擠到萬丈的深淵，如此做法，其結果是毀滅一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毀滅民族的創造力和戰鬥力。因為文化長期落後，鎖國政策破滅，一旦接觸外界進步文化，就不能抵禦，就迷信崇拜，不能與之較量、戰鬥。雍、乾兩朝大興文字之獄，快一時之意，其實已使國家元氣大傷，統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幾代以後，即不能存其國家。然在當時，這兩位皇帝還被譽為英明之主，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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