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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書不求甚解，又好想當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詞，所以常常弄錯。查詞書的習慣也差。初中時，老師叫買《辭源》，我花了七塊白洋買了一部丙種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漢奸搶走了。進城後又買了一部舊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門立雪」這個典故，本來一查就可明瞭的，可是我一直沒去查考。因此，這個詞兒，長期在我的腦子裡形成的印象是：有兩個弟子，去拜訪程頤，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閉門高臥，兩個弟子站在門外，天下著大雪，他們直直地立在那裡不動。 晚年讀了《朱子文集》裡的《伊川先生年譜》，才知道並不是這麼回事。原文為： 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捨。」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 這說明，兩個弟子是侍立在屋裡，而不是站立在大門以外。是老師叫他們去睡覺的時候，出門來才看見下了大雪。 這裡記述了一下大雪，不過是為了增加描寫的氣氛。中國有許多散文，在結尾時，常常好用這個手法。這裡，也反襯兩個弟子侍立時間之長。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兩、三個小時才行。不過站在屋裡，總比站在門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師也不會老是閉著眼坐在那裡。 這個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師重道的。然而，老師不說話，閉著眼睛，也許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許是對兩個弟子無話可說，也許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為這一件事，就給他下個「嚴厲如此」。因為另有記載：「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 不過程頤這個人，確是有些言語和行動，不近人情。例如他給皇帝講書，過去都是站著講，他獨獨要求坐著講，以明尊師重道。朝廷的體制，是那麼隨便改得的？又如課間休息時，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條柳枝，他就說道：「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像訓斥鄉間小孩子一樣，弄的皇帝「不悅」。 連舉薦他來的司馬光，「聞之變不悅」。和他同朝做官的蘇軾蘇轍兄弟，對他也很不滿意。蘇軾在上給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詞色。」 按說蘇氏兄弟也屬於司馬光這一派，但他們是會做官的，是辦實事的，是講究通達的。對程頤這種過於矯飾的空言泛論，時常加以無情的諷刺，直至結下仇怨。當然，也有人說，其中摻雜著一些爭名奪利的成分。 當時宰臣們薦舉程頤的奏章，措詞很高。其中謂： 言必忠信，動遵禮儀；矜式士類，裨益風化。材資勁正，有中正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 但這些溢美之詞，並不保證程頤有實際的工作經驗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給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閒散官兒做，除去叫他「說書」外，還叫他「兼判登聞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訪。他說：「入談道德，出領訴訟」，不願意幹。其實這倒是一件實際工作。 蘇轍背後對太后說這個人「不靖」，就是說他不安分。但他為什麼竟能享那麼高的盛譽，而屢次為名公巨卿們所推薦呢？道理是：對宰臣們來說，他們能給天子找到這樣一個剛正純粹的大儒，以為是盡了自己的職責，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對程頤本人來說，既然自己是因為剛正純粹，被朝野看重，就無妨再加大這方面的資本，弄得更突出些。 這也是一種進身之道。不過也埋伏下了危機。當時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樣，鬥爭激烈。等到薦引他的一派人失勢，他也就跟著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議的行徑，給反對派提供了口實，把帳算在舉薦他的一派人頭上。所以後來，諫議大夫孔文仲奏程頤： 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講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台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裡，以示典型。 以後又弄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就是說，不只著作被禁，株連弟子，而且又被掛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實實，在鄉下聚徒授書，恐怕就不會有這樣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訖 我現在讀的《朱子文集》，是叢書集成中的正誼堂全書本，共十冊。清康熙年間張伯行編訂。我另有四部叢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冊，是根據明刊本影印的。兩相對照，張本刪去的東西很多，主要是詩和奏議。他所編入的書信回答，都是關於性理之學的論辯，所錄少量雜文，也都是與理學有關的。張伯行是清朝的理學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編輯了這部文集。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此曾加以嚴厲評譏。 這樣編輯的文集，當然是有很多缺點的。不過，商務印的這部叢書集成，書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對也算精審，讀起來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叢刊本，因為是縮印，字體有些模糊，老年人讀起來費力，只好作為參考之用，束之高閣。 張本前面附有朱熹本傳。 熹生於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順利，有人為他統計，「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日。」主要是因為他的主張，與當時的朝論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讀了大怒說：「是以我為亡君也。」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 這是宰相替他說了好話，救了他。歷史上常有這種例子，有人自以為忠，向皇帝直言進諫，結果惹得皇帝大怒，闖下殺身大禍，這時就常常有人，從旁講這一類好話，使言者轉危為安。不然，這也要看在什麼時候，遇見什麼皇帝。南宋之時，國家偏安，人材為重，注意影響，皇帝的脾氣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樣的「英明之主」，就不聽這種勸告。他們要想對付哪一個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聲掃地的「材料」，或是動用酷刑，叫他招承一連串聳人聽聞的罪狀。 這樣一來，就是殺了這個人，他的名譽也不會再在群眾中存在了。 因為朱熹賑濟災民有方，皇帝稱讚說：「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可見他還是有一些實際工作能力的。四部叢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從吏時的文書。 但他是繼承周、程之學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統，推行於天下。他屢次上書，都是不合時宜的話，既惹得皇帝厭煩，也得罪了不少權貴。於是他的下場，就和他的前輩程頤一樣了。 先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後來監察御史陳賈又對皇帝說：「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邪？」 這樣，政府開始禁止他的學說。 後來因為他得罪了韓胄，韓竟誣他「圖謀不軌」。把他和他學生，定為「偽黨」、「逆黨」，有人還上疏「乞斬朱熹」。 此時，他的「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這種情景，和十年動亂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說是夠悲慘夠淒涼的了。他活了七十一歲，死後才得平反。 我對朱子的學說，因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評議。但我尊重這位學者，我買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兩種文集外，寒齋尚藏有《朱子年譜》一部，他輯錄的《三朝名臣言行錄》和《五朝名臣言錄》各一部，《近思錄》一部。此外還有《詩集傳》和《論語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極力宣傳他的正心誠意的學說，還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學術工作，古書的整理集注工作。不過我也有些管窺之見，以為：孔子的學說，本來是很實際的、活潑的、生動的。孔子的言論，很少教條，都是從經驗得來，從實際出發，以啟發的方式，傳給弟子。因此能長期不衰，而為歷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學，把聖人的學說抽像了，僵化了，變為教條，成為脫離實際的意識活動，一般人既難以理解，難以領會，做起來也很困難，沒有一定的標準。因此，也就常常與追求實效、習慣變通的政治，發生抵牾和矛盾，作為點綴還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為政治家所喜歡了。 1984年9月15日讀《宋文鑒》記《宋文鑒》，國學基本叢書本，共十六冊。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說：「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又說，「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為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 第一段話，是表明他對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話，說明宋自開國以來，在五代長期兵荒馬亂之後，在文化典籍的廢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創造的工作。北宋時，他們編輯了幾部大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廣徵傳引》，使得一些古書內容得以流傳。司馬光等人，又撰寫了一部歷史著作《資治通鑒》。歷觀各個朝代，在整理歷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說是最突出的。以上這幾部大書，寒齋有幸，都已購存插架。因為有這個傳統，南渡以後，他們還編輯了這一部《宋文鑒》，規模雖然不及以上各書，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選，斷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選標準： 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讚頌，取其精愨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啟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為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為先，質勝文則次之。 《宋文鑒》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呂祖謙編輯的。他選文的主張是： 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 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卷首《太史成公編宋文鑒始末》） 他這些話，對編輯斷代文學總集，是值得參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這部書的編輯，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薦舉人材。呂祖謙受命以後，只用了一年多時間，就編成了。因勞致疾，皇帝存問賞賜，並加封官爵。 歷代編輯大部頭書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領其事，並組織書局，對編輯人員，待遇優厚，事成之後，都論功行賞。這也是歷代皇帝對知識分子的一種團結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參與者以地處清要，感到光榮。宋之編輯上面提到過的幾部大書，明之編輯《永樂大典》，清之編輯《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無不如此。但有賞也有罰，不稱職或弄出差錯，都受處分。 《宋文鑒》的規模小，又在偏安之時，並無其他編輯人員列名，可能就是呂祖謙一個人在那裡干。後來清朝編輯《四庫全書》，總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領銜，不作實事，空得名譽。 但既是奉敕編書，在聖旨下辦事，還是鄭重其事，要負一點責任的。 不知為什麼，寫到這裡，一下子聯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編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由書店聘請幾位權威作家，分擔各個文體的編選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書店先把有關材料送給編選者，由他親自選好，然後作一序文，置於卷首，說明他編選的尺度和對已選各篇的評價。序文都寫得非常認真精彩。例如魯迅編選的小說二集，就是如此。編選者都親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強烈的熱情和責任感。書店投入的人力並不多，幾乎是趙家璧一個人在那裡跑上跑下。但書印得很成功，成為一代文獻。 近幾年來，各地編輯文學總集之風，又盛了起來，或以時代分，或以文體分，這自然是好現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個什麼編委會出面，這個編委會，自然都是名流，人員眾多，機構龐大。但做實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選的作家提供，有時還要求提供單面的印件，附帶填寫履歷表，作品發表年月等等。主編者不直接從原始材料選稿，而是經過下面的人層層上交，最後定稿。這還能看出主編的取捨嗎？有的甚至委託地方選稿，然後彙集上報。有的乾脆請作家自選。 這樣一來，委員們豈不與過去那些空列頭銜的太子太保，沒有多大區別了嗎？ 這是編選方面的大概情形。至於出版週期之長（一般出版社，出一本書，正常週期是一年零六個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對之不負責，裝訂之不善，鉛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齊等等技術問題，就先不用去談，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歷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無，常常與那一朝代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態度有直接關係。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我們應該負責地出版一些從內容到形式，從質到量都是第一流的書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個人南下遊歷，至南京，逛古籍書店，見架上有觀古堂所著書及匯刻書一部，標價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細看目錄。那些年，我讀了葉德輝所著《書林清話》等書，覺得他對古籍確有研究，文字亦通暢有條理，並聽說他刻的書很有名，回到天津就匯款去買了來。一看細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書，對我有用的東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賢集》二冊，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書，因此，雖然花了那麼多錢，買了一堆閒物，也就不覺得後悔了。 《沈下賢集》，過去確是難得。魯迅先生在《唐宋傳奇集》的稗邊小綴中寫道：「《沈下賢集》今有長沙葉氏觀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二十年前則甚罕覯。余所見者為影鈔小草齋本，既錄其傳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樓鈔本改校數字。」這說明此書過去只有鈔本傳流，而觀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視的本子了。 沈下賢，據《四庫全書總目》介紹，名亞之，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闢為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南康尉。他和當時詩人李賀、杜牧、李商隱都有交往，並被推重，可是他的詩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總目說，他為文「則務為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而稱讚他的志趣為：「蓋亦戛然自異者也。」 在唐人中，他並不是什麼大作家，宋姚鉉纂修的《唐文粹》只選了他的三封書信（《上李諫議書》，《上塚官書》，《與孺顏上人書》），一篇紀事（《李紳傳》）。 魯迅的《唐宋傳奇集》，收錄了他的三篇傳奇：《湘中怨辭》，《異夢錄》，《秦夢記》。這三篇，也都載於《太平廣記》。 他的傳奇，故事都很簡單，附有詩詞，寫法也有些相同之處，並非唐人傳奇中之傑作。然敘事簡潔有力，則為沈下賢之特有風格。如《湘中怨辭》開首之對話，生曰：「能遂我歸之乎？」女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 在他的史實性紀事，讀起來，文字有些晦澀，敘事無輕重，並非史才。但人物傳記，則很有特色，簡練生動，逼真傳神。正像他自己說的：「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又能創窈窕之思，善感物態。」（《為人撰乞巧文》）這些文字，讀來驚心動魄，確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則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敘草書送山人王傳義》） 他對自己的才能很自負，屢次直言不諱。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說：「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誌。」 善感物態，善闡物誌，都是說善於體會，善於描寫。窈窕之思，則是描寫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傳記，題為《馮燕傳》。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墜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 這是一個非常緊張的場面，他只用了六十九個字，寫了三個人物，在這一危險時刻的舉動、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個字，寫得活靈活現，人物情狀，如在目前。 我們不去評論文章中道德觀念的是非，只是說明沈下賢體物傳情之妙。這樣一個三角關係，一個出人意外的結局，如果放在今天開拓型作家手裡，至少可以寫成十萬字的中篇小說。 我們說，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詩歌一樣，文字語言的修養和成就，達到了真美善的高度。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論，也非蒲松齡這樣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齋誌異》紀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紀事比較，仍見其人為的痕跡。唐人紀事，一出天然。樸實無華，而真情畢見。作者能用最簡練的文字，表達人物最複雜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讀者並不覺得他忽略了什麼，反而覺得他擴充了什麼。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華和情感的奧秘。在描述中間，使讀者直面事物，而忘記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發展變化，絕不考慮作者的情節構思。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學藝術的主要標誌，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筆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狀態，返璞歸真，給人以天然的感覺。 姚鉉在《唐文粹·序》中說：「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 達到這種成就，並不是輕而易舉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張。沈下賢有一篇《答學文僧請益書》，說到下面一個故事： 古時有個鍛金的匠人，能制各種金器，才智還用不完。但他的日子過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說： 「師傅的手藝可算高超，但你的收穫，反不如燒土窯制瓦器的人，這是什麼緣故？」 金匠對曰： 「燒製瓦器的人，操勞簡單，看利也薄，他的製品，是賣給世俗用的，早晨買去，晚上也許破了，就回來再買一件。所以他的買賣，總是很興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職業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設計琢磨，一器成功，別人買去，就可以用一輩子，不用再置。所以我這裡總是門前冷落，吃不飽飯。」 沈下賢是把文學看作「黃金之鍛」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傳百世。 1985年18日 二十年前，買得商務印書館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兩函共二十冊。書上蓋有湖南大學圖書館圓形印章，文內偶有墨筆批注，字跡細小勁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邊紙逐一修補過，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為。書套上標進貨價為四元七角，我購書時，價則為十五元，蓋經賈人屢次倒手。 《哭廟紀略》為《痛史》之第二種。線裝十二頁，薄如小米粒，原定價一角。民國初年，印書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過平裝一厚冊了事。如要線裝，每冊定價，就不堪設想了。 這樣薄薄的一本小書，拿在手裡，輕如鴻毛。讀時或走或立，或坐或臥，均甚方便。而字又為黑體四號，老年人最是適宜，所謂字大行稀，賞心悅目者也。讀時很高興，十五元沒白花，經濟效益實足當之。 然書的內容，則甚淒苦，使人不忍卒讀，屢屢放置，又重新拿起來，整整一個晚上才讀完。 所紀為：清朝初年，江蘇吳縣有個姓任的縣令，「至署升堂，開大竹片數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殿最，皆繫於此！」「國課不完者，日日候比。」國課就是錢糧，比，實際就是刑訊。過去審案用刑，都叫比。四部叢刊中有一部書，叫《棠陰比事》。至於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麼意思，則不甚了了。總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卻從常平倉中，貪污了一千石米。 當地一群秀才，對這個縣令，很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趕這個時候，順治皇帝逝世，哀詔傳到了這裡，地方官設幕府堂，哭臨三日。 秀才們乘此機會，把文廟的門打開，哭廟，要驅逐縣令。 事情鬧大，上司過問貪污一事，縣令卻說，自己到任不久，無從得銀，「而撫台索饋甚急，故不得已而糶糧」。這樣又把巡撫攀扯了進去。 但是，巡撫給皇帝上了一個疏。內容要點： 一、「看得兵餉之難完，皆由蘇屬之抗納。」 二、秀才「廁身學宮，行同委巷。因哀詔哭臨之日，正臣子哀痛幾絕之時，乃千百成群，肆行無忌，震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 三、「縣令雖微，乃系命官，敢於聲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黨數千人，群集府學，鳴鐘擊鼓，其意欲何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處斬，其中八個人包括金聖歎，妻子家產，還要籍沒入官。巡撫當然沒事，縣令也復了官職。他回到衙門，「謂衙役曰：我今復任，諸事不理，惟催錢糧耳！」變本加厲了。 過去，有師爺、訟棍、刀筆之說。能夠把有說成無，把無說成有。細玩此疏，可以領會其一二。其最大特點，為審時度勢，激怒朝廷。當清初時，東南一帶，還不鞏固，時有叛亂。正在用兵，錢糧最為重要，聚眾最為不法，秀才帶頭，尤觸朝廷大忌。師爺們從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我勸寫文章的同志，看看歷朝的官方文書，特別是清朝的各種檔案材料。還有皇帝的諭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諭旨，是很有好處的。這不是教人學打棍子，這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常常是關係一人或許多人身家性命的文體。 1985年5月26日 中國的科舉制度，不過是朝廷取士的一種手段，士子上進的一個階梯，但它卻能在中國戲曲、小說、詩歌各個藝術領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層出不窮。並通過它，反映出倫理、道德，榮辱、沉浮，人生遭際和社會心理的各個方面。這不能不使人驚奇。 科舉不單純是可以考中秀才、舉人、進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個人的事了，它要影響家庭，影響父母、妻子、親朋故舊。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還富有偶然性，甚至戲劇性。京劇中的《連升店》，最能反映這一點。 一旦中了，則為世俗景慕；屢試不第，就成了唸書人最大的悲哀。 關於科舉，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聽說有一本專著要出版，也沒得買到。至於八股文到底是怎麼個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這件事很嚴重。考場叫闈，住房叫號，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試題保密，卷子彌縫，進場搜索，飲食大小便都不許出來。但還是有私弊。有關節，有夾帶，有冒名，有槍替。因此，科舉史上，屢興大獄。 《丁酉北闈大獄紀略》是《痛史》的第三種，也是薄薄的一冊，書前有順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題記。文字體裁，都不及《哭廟紀略》。 這是清朝初年科場的一次大獄，牽連很大，死人不少，被揭發的問題，主要是「賣關節」。 這批考官： 雖名進士，然皆少年輕狂，浮薄寡慮。其間雖未必盡貪財納賄，而欲結納權貴，以期速化，攬收名下，以樹私人，其用心則同也。然徑竇囑托甚多，而額數有限。 闈中推敲，比之閱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斬首，新中式的舉人，也都倒了楣，接連逮捕入獄。 後經天子恩典，舉行複試。「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士子們怕交白卷，遭極刑，只好戰戰兢兢「盡心構藝」。 然而，殺頭也好，籍沒充軍也好，科場既是獵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葉以後，朝廷對於此中的事，也就眼睜眼閉了。每到各省該放考官的時候，皇帝總是選出一些他所喜歡的在京文官，叫他們去充任「學政」，並下諭旨：「某省著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辭謝恩。 這是皇帝對他們的一種特殊恩典。知道他們當京官清苦，故意叫他們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們都盼著這一任命，高高興興地離京，一路之上，遇見風景名勝，還要吟詩作賦，等任務完成，滿載而歸，再刻一本日記或詩集。 遠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舉不是好辦法，但礙於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這一條路。唐朝的許多詩人，都有進士及第的頭銜，並不證明，這一制度，真能網羅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羅隱感慨地說，科舉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達之士，都不以中與不中論英雄。 平心而論，封建帝王選擇了這樣一種方法，也自有他的難處，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紛競？他那時又不能成立人才開發中心，舉行公民投票。這樣做，權當抽籤撞運罷了。 小說描摹科舉的很多，以《聊齋》寫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試不利，感觸體會很深，所以寫來入木三分。寫得最好的，還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題目忘記了，故事是：兄弟二人同去應考，正值熱天，婆婆監督兩個兒媳廚房做飯。一會兒報喜的喊老大中了，婆婆就笑著對大兒媳說：「你快出去涼快涼快吧！」大兒媳高興地走了，只剩下二兒媳一個人□面。過了很久，忽報二兒子也中了。二兒媳當即把面杖一扔，說：「我也涼快驚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寫出了應考時，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慮，盼望，嫉妒，得意。人情世態，都在其中了。 1985年5月27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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