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我第一次買得的《太平廣記》，是掃葉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冊。其中短缺兩冊，用兩本《人海記》充襯著。 書是從天津勸業場二樓藻玉堂買的，當時的掌櫃，是灤縣一帶口音，他誠實地告訴了我這個情況，並說：「閒看去吧，不好補。」 -------- A收入本書中的《耕堂讀書記》（六）、（七）、（八）、（九），在《〈孫犁文集〉續編三》中原為（一）、（二）、（三）、（四）。其中《買〈太平廣記〉記》為本書編者輯入。——編者注 回到家來，把書裝訂整理了一下，也沒有仔細讀，就放起來。「文革」以後，所抄書籍發還，我把這部書，送給了韓映山同志。這部書，我買時價錢五元。 對於這部聲名顯赫的書，我有了這部殘缺的石印本，還是不甘心，後來又在天津古籍書店和平路門市部，即過去的泰康商場樓下，買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廣記》，木夾，共八套，六十四冊。書是山東開雕的，字體倒也清整，只是紙張不好，是一種很薄的黃色土紙，就像鄉下用的燒紙。前兩冊，還有些圈點、批注，是原閱書人做的，弄得紙面很不乾淨。書籍發還以後，這部書送給了李克明同志。其實這些同志，並沒有版本之好，對於這些古董玩意兒，一定不會喜好的。這部書，我買時，價錢十八元。 這種小木板的《太平廣記》，我還見過廣東的一種刻本，雖系白紙，但字體漫漶過甚，還不及此本清晰。 買書的慾望，和其他慾望一樣，總是逐步升級，得隴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舊書店覓購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廣記》。不久，書籍寄來，共十函，六十冊，宣紙印刷，磁青書面，絲線裝訂，雍容華貴，不可言狀。價一百元。 據書店人稱，茅盾同志亦在尋找此書，因我登記較早，故歸我所有。此書抄家後，被列為珍貴二等，發還書籍時，示意我「捐獻國家」，我當時答稱，業務所需，不願捐獻，請按政策辦事。執事者遂把書還我，書尚完好，只是碰掉幾個骨簽。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廣記》，我也買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紙張稍黑。近年我們排印的古籍，雖所據為善本，然因校對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與願違，不能令人滿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靜街道上，常有書攤，在北大關一胡同中，我曾見明刊本《太平廣記》十餘冊，藍色虎皮宣紙封皮。我有潔癖，見其上有許多蒼蠅糞，猶豫未買，遂為會文堂主人買去，失之交臂，後頗悔之。會文堂在夫子廟街，主人為清朝一宦官，時常挾一青包袱，往來於早市冷攤，精於版本之學。 1980年12月 一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購《王國維遺書》一部，共十六冊，價二十六元。此書繫上海古籍書店據商務印書館原印本影印。 我在中學讀書時，曾買商務排印本《宋元戲曲史》一本，系讀王氏著作之始。稍後買《人間詞話》，樸社所印。這些書都已於戰亂中遺失。 進城後，為彌補此缺，先買《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一冊，包括王氏戲曲研究著作八種，只缺《曲錄》，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後在北京東安市場舊書攤，見線裝《王忠愨公遺書》十數冊，因不知全否，且慮價昂，未敢問津而止。 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影印《觀堂集林》出版，購買一部，共四冊，也是根據商務所印全集本，但刪去詩詞雜文二卷，另加別集中考證文字二卷，以為「王氏所作關於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學、音韻學等重要論文，大體已包括在內」。 今查所刪詩詞雜文二卷篇目，不只詩詞，有關王氏生平身世，思想見解，頗為重要，且與所作研究，所成學術，有密切關係，可以互相參稽；即雜文中，有很多篇，就是有關以上幾方面的重要文章。我以為中華本《觀堂集林》所以要刪除這些文字，是在當時的極左思潮影響下，見到其中有些涉及遜清「帝室」的文字，認為是封建糟粕，不得不刪。其實，研究王國維的東西，避開這些是不應該的，是不可能的。 另外，中華本的《觀堂集林》，還刪去了羅振玉和蔣汝藻的兩篇序文，理由恐與上述同。但一部大書，缺少了序，一開卷便是光禿禿的正文，讀起來是不方便的，也會減少興味的。蔣序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羅序還是可以一讀的。此外，中華本有斷句，但水平不高，我能讀斷的，斷者亦斷；我不能讀斷的，斷者亦闕如。如此，實可不斷也。 此後，在我大買舊書的期間，又買到一本線裝的《觀堂外集》。薄薄一冊，首列所譯斯坦因《流沙訪古記》，主要記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寶物經過。次為「丙午以前詩」。再次為「人間詞」。系羅福成輯印於天津者。 因為早已購置了以上的書，這次再買遺書之前，曾有躊躇。以為所缺者，當系考古研究方面的專門著作，對自己用處不大，但窺全之念又甚切，終於買了。 二 我的藏書中，有一本羅振玉撰寫的「丁戌稿」。其中有關王國維的文章共有四篇：《王忠愨公遺書序》；《海寧王忠愨公傳》；《王忠愨公別傳》；《祭王忠愨公文》。 《序》為羅氏所刊王氏《遺書》的序言，中記王國維佚事二則，以證明「唯公有過人之識，故其為學亦理解洞明」者。 《傳》記王國維幼年聰明，「讀書通敏……年未冠文名噪於鄉里」，「再應鄉舉不中，乃致力於古詩文」，中日戰役後，汪康年創辦《時務報》，於上海，王國維為了生活，給他司書記。後羅振玉創東文學社，王往就讀。後又由羅資助留學日本。因病歸國，於南通師範學校主講哲學、心理、倫理諸學科。成名後，在清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辛亥革命，又東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東西洋學術，復從籐田博士治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王氏譯音為汗德）、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此時羅振玉認為尼采諸家學說，流弊滋多，勸他放棄所學，「反經信古」。 王「聞而憬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鹹摧燒之。」 我讀到這裡，有兩種感想：一是羅振玉的復古思想，改變了王國維的學習進程。如果不是他這種倒退主張，王國維的學術道路，還可能向更新更進步的方向走去。應該說明，這時王國維是「攜家相從」，在生活和別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羅振玉，所以他這樣聽從羅的話，並表現得這樣堅決。二是，從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國維的性格，有些病態，即所謂「狂易」，這對他後來的結束，是一脈相連的。 羅振玉接著敘述：「公居海東，既盡棄所學，乃寢饋於往歲予所贈諸家書，予又盡出大雲書庫藏書三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討，復與海外學者移書論學。」 後來王國維歸國，給退位而仍僭居皇宮的溥儀，「供奉南書房」。「食五品俸，賜紫禁城騎馬，命檢昭陽殿書籍」。後來「值宮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御河者再，皆不果及」。 這又說明，在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以前，他已經有過這種表現了。然羅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勢北漸，危且益甚」語。「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則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盡之說，亦為有因矣。 《別傳》只有一個內容，就是介紹王國維的《論政學疏草》。這篇疏草表現了王國維對世界形勢，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見解，看來非常重要。他認為「西人之說，大率過偏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因而排斥新說，主張傳統。但此疏是由羅振玉轉述，意義恐還有些出入。 我想：這是給「皇帝」上言，王國維也得選擇一些投合口味的話。又因為他的職務所在，他的立論，也必須設法維護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這些見解，不一定都是王國維當時心裡的話，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脫的困難，這些都會加深他的痛苦，促進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無味的，是最後一篇《祭王忠愨公文》。開頭說：「海寧王忠愨公，既完大節，事聞，天子哀悼，群倫震動。 其友羅振玉為位以哭，復至都門經紀其喪。」緊接著說，當年王國維如何「闇然無聞於當世」，羅如何「知為偉器，為謀月廩」。以後王「蔚然成碩儒」，兩人一同「供奉南齋」，「十月之變」，如何「約同死」。羅振玉說：他自己「自甲子以來，蓋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這次老友故去，本應也決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繼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恩澤。」就是說，怕別人議論他，也想得到王國維死後的好處，所以又不死了。王國維得到什麼好處呢？不過是流亡皇帝的「予謚忠愨，派貝子致奠，給陀羅經被，並賞銀二千元治喪」而已。這真是不值一顧的「末世之榮」了。 對於羅氏，所知甚少，其於古籍文物，似亦頗有搜羅傳播之勞績。然讀此文後，深感此公之無聊，扭捏作態，自忘其醜，虛偽已極，恬不知恥矣。 三 其實像羅振玉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會自殺身死的。 當時圍繞著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處的所有遺老遺少，都不會為了皇帝蒙塵而死去。但像王國維這樣的書獃子卻自殺了。 在鬧劇一般的，重溫舊夢的骯髒一群中，增加了一點悲劇性質，直到現在還為一些崇拜王氏學術的人們所縈念。所念者自非僅是王氏的學術，也是他的天才橫死的不幸了。 王國維的學問，在當時一輩人中，可以稱得鴻博浩瀚。在閱歷方面，他曾到日本留學，也能以英文譯書報。對於國內外重大政治動向，也不是不關心，不瞭解，並非很閉塞的人。 在當時，尤其是張勳復辟失敗之後，就是一些粗野的軍閥，無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國再實現帝制為不可能。像王國維這樣的知識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煙消火滅的「清室」？ 王國維的死因很複雜，有時代環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個人悲劇性的因素，即心理與病理的因素。 他的處境，充滿矛盾。他的聲名，毀譽交加。中國理學性命之說，西洋哲學唯心之論，深刻地，矛盾交織地，影響著他的人生觀，使他產生了厭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脫的病態心理。 如果羅振玉所記述的都屬實，那麼羅振玉對王國維的識拔、資助、教誨，使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學家」。但在政治上，卻把他推到了一個死角，帶到了一個絕境。平心而論，不能把過錯，都推到羅氏的身上，王國維也有自己選擇的餘地，所以只能說是王氏個人的悲劇。 學識，學識。然有學者未必有識，有識者未必有學。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鑽進一個小天地，研究一種學科，名聲很大，自己就以為既有過人之學，就有過人之識，這是會害了自己的。說王國維很有學問，斯可矣，但如羅振玉所言： 「唯公有過人之識，故其為學，亦理解洞明。世人徒驚公之學，而不知公之達識，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節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盡，亦知公未盡也。」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無學，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陽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學而無識，則易矛盾百出，進退失據，心身交瘁。即如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中所說的：「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國維的悲劇，就在於他學問過深，識見太淺了。 王氏在學術成就上的特點，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處，從他個人來說，為舊學根柢很深，所見古代器物甚廣；從他所處的時代說，則外來的一些科學知識，治學方法，也促進了他的成就；至於他在文藝評論方面的許多新的創見，除去外來影響，因為他本身是一位詩詞作者，所以能談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鮮道理來。 遺書洋洋大觀，但為求全求大而輯入者亦不少，此乃歷來編輯遺書的通病。我有興趣也能讀得懂的，不過還是早已購買的那些文藝方面的著作。過去想讀而沒有，存於遺書之中的是《靜安文集》和《續集》。他的散文，明達而暢曉，不尚文采，而取準確翔實。這些作品，雖只佔遺書的一小部分，但能讀到，就算沒有白買這部大著作了。 四 羅振玉在傳中所記王氏之生平學歷，與王氏所作「自敘」，無大出入。因知羅氏雖於文中摻雜一些自己對王的恩惠知遇，實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記材料，究比他人言者，為可信也。 王氏棄新學，專注舊學以後，認為「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有五項：（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其中除內閣大庫文書，魯迅曾著文證明並無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遺文，王氏知識不敷，兩項並未做出多少成績外，其他三方面，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過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價，買了一部《流沙墜簡》，序文、考釋部分，系王氏手筆。我雖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證之嚴密，參稽之精確，歎為治學之道，無以復加，學問之通博充實，後難有繼。 王氏對古代地理歷史，特別是古代西北邊陲的地理歷史的研究，收穫甚豐，為人推重，實際也受益於西洋歷史科學。 但他在後期，對西洋的自然科學，持菲薄態度。他說：「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環境，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 對西方的歷史科學，承認其進步，但貶低其效果。他說，「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之進步，誠為深邃精密，然不過少數學問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證事實，琢磨心思，消遣歲月斯可矣……。亦猶富人之華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飾觀瞻，而不足以養口體。是以歐戰以後，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以上引文均見《論政學疏草》） 王國維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東西，看成是無補實際，脫離人民的東西，說明他不只對生活現實，失去信心；對他致力的學術，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東方之論，也不過是當時守舊派的陳詞濫調。「因為外國人也喜歡這個，所以我們就死抱住這個。」好像不是為了中國人而研究學術，反是為了外國人而研究學術了。 事實是，當清末民初，我國處在弱肉強食的悲慘時代，無論日本、英、美、法各國，都在一方面用軍事力量侵略我們，又一方面掠奪、搜求、研究、讚美我們的「東方文化」。當時有識之士，洞察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國進步的，於我有用的東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後的東西，因而逐步擺脫了我們民族的困難處境。帝國主義的學者們，乃與當時的清朝遺老們一唱一和，這也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學小言》，凡十七條，說明其文學見解。他以為：文學起源於剩餘精力，與兒童之遊戲同。因此，文學無功利，文學無名利。景與情為文學二元素，文學作品為主客觀之交代。他認為天才難產，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須人格高尚，「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才能產生真正的大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觀物亦真」。 這些主張，有些來源於西洋唯心主義的文藝理論，有些是歸納出來的文學規律，有些則帶有主觀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條，王氏反對「以文學為職業」。以為「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而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認為「以文學為職業，餔啜的文學也」。這真是本末倒置，閉著眼睛說話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學？只是「為文學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嗎？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張文學只能是業餘的嗎？然其他職業，也都是為了餔啜。王氏寫這篇文章時，職業作家尚少，不然會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這些主張，亦運用在他的《人間詞話》一書中，因膾炙人口，不論。他這些觀點，來源於他當時正在熱中的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學。以為哲學、文學，都可以脫離社會、政治，而獨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祿勸」的，甚至可以與社會興味「相刺謬」。這些主張，與王國維所處的現實生活，發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這種學說，把叔本華等視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談到人生必然帶來的種種痛苦，主張文學是解脫痛苦的一種方法，因而把文學的作用，降低到「消遣」兩個字上。 這些見解，在當時的中國，不失為新鮮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學知識，創作體會，相互生發，又運用到文藝評論上，他這些觀點，很為人們樂於稱道。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知識界漸漸對這些理論淡漠了。 國內外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的大量湧現，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的沖激，人們對他這種理論，就疑信參半了。 歷來的唯心主義文學家，都強調文學家的主觀的、意志的力量，都夢想把文學超駕於國家、社會、政治、法律之上，成為凌空天上的東西。結果只能造成文學和作家本身的悲劇。 道理是很簡單的：作家既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會中生存。作家厭惡世俗，而作品必須從世俗中產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間天上的作品，但不會有人間天上的作家。 王國維理論上的這些主張，在他本身的創作實踐中，就不能兌現。他當時的社會處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后」，不得不頌揚「相國」，不得不代別人捉刀，不得不為衣食屈膝。 社會、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歷史的印記。 六王國維在青年時期，接觸了西洋哲學、文藝這一新天地，他表現了極大的學習熱情。他研究哲學、美學、倫理學、遺傳學。他發表對大學教育課程的意見，強調哲學、美學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戲劇和史詩，認為中國不能與之倫比。 並想有所嘗試。這些文章，都有文采鋒芒，充滿熱情和希冀。 但因為生活道路的曲折變化，他後來竟把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現在的《靜安文集》及其續集，乃是其門人後來收集起來的。這使我們想起魯迅記述章太炎對待早年作品的態度。這種心理，後人是很難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識分子，最初對西洋文化，如饑如渴，如醉如狂，但過了不久，原來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門以內去了。又去抱殘守缺，研究「國學」。有的雖成績很大，但他們的名字，漸漸為青年人所遺忘。他們青年時期的奮發自強，熱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們自己抹殺了。寫到這裡，不禁歎息！歷史前進的途徑，有曲折反覆，因而使人之思想行為，有曲折反覆乎？抑或人的思想行為的反覆，乃使歷史的前行，迂迴緩慢乎？駑鈍如余，不得而知矣！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時改訖 一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從北京代購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一部，計八冊；《北齊書》一部，計二冊。 我的二十四史為「百衲本」，但非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來，各書局各種版本的雜燴。善本甚少，閱讀、貯存均不便。所缺數種，擬以標點本充之。今見此書，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損。今日修整，甚感勞頓。年已老，日後仍以少買書為佳也。 國家組織人力，整理標點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書，傳播文化，嘉惠後學，可以說是一種千古盛事。經過整理的二十四史，從方便閱讀方面說，比以前各書局所出的石印本、鉛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書前面的出版說明，卻寫得很是八股，盛氣凌人。 單純以階級鬥爭為綱，評價一部古書，不只有誣古人，也違反歷史唯物、辯證唯物之義。標點本《魏書》，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出版說明，加入了批判「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內容。引用「語錄」，也未免牽強附會。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後，又不得不承認其多種價值，立論也就自相矛盾。當然，這種寫法，自有其時代歷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為後世讀者所諒解吧。 二 《魏書》號稱「穢史」，初不知其穢在何處。是內容蕪雜呢？還是所記多猥褻之事？讀了一些篇章，發見《魏書》文字典雅，記事明斷，雖不能說是史書中的上乘，但也很夠一代文獻資格，實在談不上一個穢字。 《魏書》為魏收所總纂，他的傳記，載在《北齊書》。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於宦家，十五歲學習作文。 讀書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隨樹蔭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銳減」。他文思敏捷，「下筆便就，不立稿草」。但為人輕佻，綽號「驚蛺蝶」。奉使梁朝，竟然買吳婢入館，遍行奸穢。因此，人稱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時，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並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編輯」。參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魏收是總編輯，並吹出大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這就太不像話了。 當時言論，都說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這場辯論，皇帝親臨，空氣非常緊張。 雖然表面上，魏收佔了上風，告狀的人，被定為「謗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責難，戰慄不止。《魏書》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於是「眾口喧然，號為『穢史』」。 後來，魏收又奉詔，對史書更加研審，頗有改正。但「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這種結果，在歷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三 其實，魏收雖然監修《魏書》，大的關節，他是做不了主張，要看皇帝的意圖的。但在一些不顯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還是可以施展才華，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惡語的。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記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孫，是一定要看的，特別關心的。另外，給誰立傳，或是不給誰立傳；給誰立正傳，或是給誰立附傳；誰的文字長，誰的文字短，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繫，編撰者和監修者，應當慎重從事，公平對待的。而像魏收這樣的人，卻是意氣用事，很難趨於公平的。雖然史書要求秉筆直書，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愛惡，即使是良史，恐也難於達到真正的直。 求其大體存實而已。特別是像《魏書》這部著作，修書與時代相近，魏、齊兩朝相連，一些當事人的後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貶，因為這不只是祖先的名譽問題，也是現實的政治問題了。 魏收自視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運，也不是那麼順利的。他受過箠楚，皇帝在宴會時，還讓大臣們當面開他的玩笑，揭他的短處。有時皇帝高興了，也當面誇獎他幾句。說他有文才，說他比那些武將還有用處。甚至說： 「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我們知道，魏、齊的那些皇帝，都是什麼人物。在這種環境下，魏收能把這部著作，終於完成，也可以說是夠堅韌的了。他所處的境地，皇帝給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馬遷所歎息的「倡優畜之」而已。 這部《魏書》，雖被有惡名，然終不能廢，也沒有別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於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遜色。這是因為事過境遷，朝代更替，利害的關係，感情的作用，越來越淡漠了。誰好誰壞，都已經成為歷史，甚至古代史，與讀者任何人，都沒有關聯了。時間越久，史事無證，越沒有別的書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讀者重視，因為它究竟還是當時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書的神秘神聖之處，也就在這裡。 四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當時所作文、檄、詔、誥，為皇家起過很大的作用。齊文襄曾稱讚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 溫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時代的文士。他們各有朋黨，互相拆台： 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表章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祖珽話的意思是：看一個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師承。 魏收的話，如果拿今天的情況來解釋，就是：只能寫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須有幾部長篇，才能壓眾。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如果生於同時，在一處工作，則相輕尤甚。因為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職位。想起來，這也很可悲，心理狀態，幾同於婢妾之流。 《北齊書》魏收傳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賦，題為《枕中篇》。這篇文章，以管子的話「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作為引子，說明「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的道理。文章雖然有些囉嗦，但文詞很漂亮。證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虛傳的。但這篇賦，不常見於文學選本，可能是因為作者的名聲不大好的緣故。傳中說他碩學大才，但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游，每以顏色相悅」。這與他這篇文字所表達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又說他：「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這就證明魏收這個人，性格言行，都是很複雜，很不一致的了。 五 文人處世，有個人的特徵，有時代的樣式。歷代生活環境不同，政治情況各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風，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理想的發生，都不會一樣，都有時代的烙印。先秦兩漢，盛唐北宋，號稱太平盛世，文士眾多，文章豐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時，文人的生活處境及政治處境，就特別困擾艱辛。反映在他們處世態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難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時期，是個動亂的時期，北朝文人很少，他們的生活，尤其動盪不安，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這種動亂。 我們今天談論魏收，也不過就一篇簡短的傳記，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論世的試探，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就很難說了。檢藏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考異》，對魏收的《魏書》，均有評述。李氏認為像北齊的帝王，還知道重視文人的工作，重視歷史的修撰，足見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視之。這種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現。王氏所述，議論平和，他以為《魏書》之所以受人攻難，是因為後來幾次有人想重修這部史書，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揚原作的種種缺失。他並且說，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並無愧色，可謂先得我心矣。趙氏在列舉《魏史》的不公之處以後，又列舉該書中的驚人直筆，這足見抹殺這部著作，把它籠統地稱為「穢史」，是不應該的了。這部書，受這樣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當時及稍後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說：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峰，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 這些文字，可以說是聞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終於沒有做到，或者說，他沒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沒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為，是有違先哲的教導的。但究其原因，並非像標點本的前言，說得那樣簡單。有些事，是他應該做到的，這要由他負責任。有些事是當時政治不允許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環境影響他，他順應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節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責罰坎坷，可以說咎由自取。因此摘記其言行之顯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處，以為借鑒焉。 1984年1月22日 一 我在保定求學時，最初見到的《飲冰室文集》，是精裝兩厚冊，擺在書架上，就像兩部大詞典。我從來沒有想購置這一部書，也沒有想去讀它。那時梁啟超已經是過時的人物。歷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當時多麼名聲赫赫，叱吒風雲，他的著作，能使洛陽紙貴，家喻戶曉，字字句句，被人稱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認為過時，就會很輕易地被人遺忘，他的著作，也就會很隨便地棄置在風塵之中。 梁啟超在清末民初之際，可以稱得起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變，康梁並稱，袁氏帝制，為了不讓他發表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饋送他十萬元巨款，另附其他貴重禮物，他沒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一字千金的了。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學時，就只在課堂讀過他一篇《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此外，對於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時，已是五四運動之後，思想界，已經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來吸引青年一代。 二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終於購買了這部文集。這並不是我急於要讀它，是我那時有些閒錢，想當藏書家。清人的文集，已購置多種，在章太炎之後，我就想到了梁啟超。但買來的《飲冰室文集》，是中華書局的仿宋線裝本，八十冊，共十函。 這樣大部頭的文集，在梁氏以前，沒有見過。憚其浩瀚，一直沒有動。經歷浩劫，幸未損失，現在才有時間和心情，把它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說是翻閱，就是未經細讀，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國十五年九月印行，標為「乙丑重編」。梁氏五十三歲以前文字，除專著外，都包括在內。 卷首有梁啟超原序一篇，大意說： 有人想編他的文集，他說不好不好。他寫文章，沒有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意思。他寫文章，是「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時勢變化很快，「轉瞬之間，悉為芻狗」。所以他寫文章，只能披之報章，供一時的參考，起一時的作用，過後就拿它蓋醬瓶好了。他說：「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數月前之文，閱數月後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為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但當編輯告他：「雖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縱自以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灑，而其言亦皆適於彼時勢之言也。」他也就答應了。 三 關於編輯文集，人們想法不一樣，主張也不一樣。梁啟超的態度，我以為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當然，文章選擇，越嚴格越好，不只編者應該如此，作者本人更應該如此。鬍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實，一齊編進去，究竟不是好辦法。即使現在印刷條件方便，貪多求大，對讀者，對作者，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傳至今，為什麼都那樣小，那樣單薄？除去當時抄寫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編選上的嚴肅認真。古人編訂文集，都是先請信得過的師友，代為裁定。就是這樣，經過歷史長河的淘汰，還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說，不大為後人歡迎，慢慢失傳了。如果當時就拆爛污，其後果就更不堪設想。 以上是就嚴肅認真一方面說，但還有實事求是一方面。無論誰寫的文章，都不會認為一定就是傳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於當時當地有利，更何望於千百年後有用？所以古往今來，應時之作，總是有的，而且數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錄，不只抹殺了文章的當時功能，後世讀者，又從何處考見當時的社會風貌、當時的文壇風貌？目前有些作者，為保持一貫正確之虛榮，清理前此所作之諢詞，弄了半輩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書，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償失的。所以說，梁啟超後面表示的態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聖賢，哪能一貫正確？寫文章，也常有一時一地的情況，為公為私的目的，個人的私心雜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誠，所有這些，並不一定影響文章的傳世。相反，文章最怕虛偽掩飾，這種用心，才真正是文章傳世的大敵大患。梁啟超的文章，對於當時當地，是充滿熱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於辯論，吸收外來的東西，迅速而虛懷，為國家國民設想，有由衷的熱忱。雖都是過時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讀之，還是會有所體會，並有所收益的。 四 全書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時作；第三集歸國後至歐戰前作；第四集歐戰和議以後迄民國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份量最大，文章最多，蓋旅居國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著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單行專著，如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種。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廣泛，要之都是當時國家所需，國民所需，他認為亟需做的學問。其中包括：中國古代哲學、政治思想研究；外國哲學、經濟、法制思想介紹；中國歷史重要人物的傳記；西洋思想家、政治家、愛國志士的傳記；中國佛教的研究；各國政體國情的介紹；弱小民族亡國的慘史等等。 他主張開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譯外國書籍。他先後向國人介紹了斯賓那莎、盧梭、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亞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學術和思想。 當時有些守舊派，害怕外國文化思潮，會衝垮了中國的固有文化。梁啟超說，這是不用擔心的，如果我們固有的東西，基礎深厚，介紹進來的西洋文化，只會增加它的活氣，激揚它的發展，絕不會動搖它。他熱情地讚揚了嚴復的翻譯工作，認為他國學基礎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並勸告所有的留學生向他學習。 五 他寫的文章，發表在他主編的報紙上，都帶有「政論」性質。他的犀利的文筆和善於辯難的文風，長期影響了以後中國報紙的社論和政論。但後人寫的政論，說理明辯者有之，能像他那樣富於感情的，就很少見了。他對國家民族充滿了熱情和希望，與當時一些悲觀論者，嚇倒在列強的堅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認為中華民族有光榮的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中國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為「少年中國學會」作序，用形象的筆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對比的描述，真是神來之筆，使人讀起來拍案叫絕。他參加討論了人生觀、生死觀，他都是抱樂觀、積極、科學的態度。他是一位偉大的熱烈的啟蒙者，主張教育是政治維新之本，他也屢次指出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國民弱點，想盡一切辦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點，是感情豐富，不論長短文字，不管什麼體裁，他一下筆就滿帶感情。他寫作起來廢寢忘食，能一連工作三十六小時。他在敘述弱小民族亡國慘狀時，如同切膚身受，一往情深。使異域之人，百年之後讀之，還聲淚俱下。這種有感情的文章，是不會過時的。 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文學家，只能說是一個文章家、政論家或政治活動家。他認為只會吟風弄月的詩人，沒有什麼實際效用，諷之為「鸚鵡學士」，自身棄之不為。他提倡顏李學派，主張學以致用，重視行動和任事精神。 六 這一天才，也只是時代的產物，命定要隨時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憲，民權革命。當這一思想在廣大人民頭腦中沸騰之時，他能乘其興會，翱翔天際，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斷前進的，辛亥革命，他已經有些落漠，當社會主義興起，沖激中國思想界的時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沒有過去的活力。對於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辯論，他顯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理屈詞窮，悄然息影。 時勢推移，年月無情。展讀其書而念其人，於我心雖不無慼慼，然憶及海禁初開，國家危亡之際，仁人志士，愛國心切，忘我無私，聲嘶力竭，又不勝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寫訖 一 崔述，號東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來，人稱「大名崔氏」者也。 遺書共兩函，二十冊，古書流通處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購，未遺失。 遺書的內容，主要是《考信錄》。崔氏為人所重，也是因為這方面的著作。目錄為： 《考信錄提要》。包括釋例和總目。 《補上古考信錄》。考證開闢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實。 《唐虞考信錄》。考證堯舜之事。 《夏考信錄》。考證禹及其後人之事。 《商考信錄》。考證成湯前後事。 《豐鎬考信錄》。考證周事。 《洙泗考信錄》。考證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實》。考證孟子事。 其學說宗旨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偽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而聖人之道可明也。」他以為聖人之道，從堯舜孔孟這條線傳下來。唐朝的韓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衛道之士。他認為戰國以後，有很多偽書，如古文尚書，竹書紀年，孔子家語等。 經書傳注裡面，竄入了不少楊墨老莊的論點，甚至還有縱橫家、小說家以及讖緯家的論點。所以他說：「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則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學的方法是：「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他鄙薄孔穎達等人對古籍的註疏。 二 崔述生於乾隆五年，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壽七十七。他的書，陸續由他的門人陳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書才告成。 這部書在出版的當時，好像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啟超推崇了他，說他「善於懷疑」。這是和時代的學風有關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書店重印此書的廣告，前面附有顧頡剛的文章，我還沒得看到。崔述的學說，一定是會受到「古史辨」這一學派的熱烈歡迎的。 我經書底子差，很多原文還讀不懂，對於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詞。對於他的考信錄，也就沒有多大興趣。但在瀏覽過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學、著述、環境、朋友的問題。現在粗略記述一下，也是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麼名門貴胄，他生活在大名這個偏僻的地方，家庭也還算是書香門第。他的父母對他督教很嚴，他讀書很早，心也很細，用功很勤。不管怎樣說，他當時讀書，還是為了科第。但中了舉人以後，就屢試不售。後來選在福建羅源縣，當了幾年縣官。官不好做，不願意幹了，在北京捐了一個主事的空銜，回到家鄉，專心著書。古人說：「學而優則仕，」在舊社會，沒有一個讀書人，當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聲多好聽：「為聖天子牧養百姓」！ 又有實利可圖。在舊社會，也沒有一個人，在讀書之前，就抱定志向，著書立說。一般的規律是：讀了書做不成官，又因為讀了書，別的營生幹不了，不得已才去著書。也有的是，雖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過意，後來又失意，才去著書。這種規律，司馬遷已經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官場失意以後，萬念俱寂，反倒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寫作。崔述當然也不例外。 著書立說，需要一些條件，首先是本身的條件，需要有才、學、識。只讀過五經四書，只經過科場考試，只會寫八股文章，當然還談不上著述。讀書比較廣泛，自己沒有特殊的見解，也難於著書。有了些見解，不願下苦功，不願做筆記，不願深思熟慮，也難於著書。還要有些才，文筆能表達自己的所獲。 幸虧崔述都具備了這些條件。但著書立說也很麻煩。雖然有人把著書，比作一本萬利的買賣，但那是成名以後，才能發生的事。著書立說，非比賣豆菜，只買些綠豆，準備一隻瓦罐，三天以後，就可生利。有那麼一段時間，當我感到家庭生活極端困難時，我就曾經想過，賣掉我的鋼筆，叫老伴去賣豆菜。當時我那支鋼筆，確實還不如賣豆菜，能養家口。後因時來運轉，我才沒有這樣去幹。 這是說明，著書立說，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辭官不做時，還要花錢捐一個主事。這錢不是白花的，這是一種投資。有舉人銜，當過幾年縣官，又是現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會地位就提高很多，社會地位提高，就帶來很多好處：交遊文士，謁見權貴，嚇唬無知。 還有，著書立說，第一要買紙筆，派頭大些的，還要僱人抄寫。抄寫出來了，真想藏之名山的並不多，多的是急於發表，和讀者見面。那時又沒有這麼多的報刊雜誌，只有刻印。刻印這件事，可不簡單，成本很大，曠日持久，弄不好就賠本，那時又沒有公家津貼。 一般的人，刻不起書，崔述也是這樣。他帶著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從江西來的舉人叫陳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為師，並承擔為他刊刻書稿的任務。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後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陳履和受全書於棺前，在浙江東陽匯刻出齊。這就是陳履和在序中說的：「以盡吾二十五年事師之職，以慰吾師四十餘年著書之心，余願足矣。」 這是難得的師生之誼，令人羨慕。但這種文字情誼，就是在舊社會，也是不多見的。時至今日，且不去談論它吧。因為「師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難說了。 遺書刻成，還要請名人作序，這件事也落到了陳履和的身上。他請了一位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實錄館總裁、武英殷總裁、上書房行走、禮部尚書、兼署戶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山陽王廷珍作序。這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了。因為所列的官銜，比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一文後面所列的，還要長一些，渲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書也不一定就能流傳。崔述在生前，就感覺到這一點了。他有一篇《書考信錄後》，大意說： 他中的秀才舉人，「同郡人爭譽之」，「數百里之內，人莫不交口艷稱之。」「而會試數不第，自是稱之者漸少。」「四十以後為考信錄，自二三君子外，非維不復稱之，抑且莫肯觀之。」 「當餘生前已如是，況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愛而愛斯傳？然則余之為此，不亦徒勞矣乎！」 可見，同郡人羨慕的是做官，是榮華富貴，至於什麼學術，什麼著作，並不重視。現在有了稿費，著作直接與經濟聯繫起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學術思想大變，讀書人從八股取士中解放出來，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難說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統派，他把「道」和聖人聯繫起來，把「道統」看成一條線。把「真理」絕對化，純淨化，像在真空管裡生成。我對這一點，是有些懷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對的，是不斷發展的，在發展過程中，它要吸收別的東西，或者說，是和別的東西互相滲透。就像河流一樣，隨其所至，它要滋潤一些東西，也必然為別的東西所滲入。「道」是這樣發展的，文化也是這樣發展的。不會有一成不變的道，也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文化。 崔述是從歷史的角度，這樣主張的。但歷史的發展，也是很複雜的，綜合萬物，變幻萬端的。聖人是聖之時者，他的道，在往下傳的時候，必然要受不同時代思想的影響和充實，引起本身的變化。我們的古老文化，我們的古代歷史，如果只有儒家，沒有楊墨，沒有老莊，沒有縱橫家，小說家，沒有神話傳說，那將是多麼單調啊！ 書前他那篇《自敘》寫得很好，我也讀得懂，有興趣。這篇文字，有真情，有實況，有很好的見解。他在講述他對一些古書、一些人物的看法時，他常常引用當前的事例作證，有時是故事，有時是笑話，有時是諺語。使得這樣深奧的學術文章，充滿生機和活氣。 遺書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雜文。他的雜文寫得並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寫「時文」寫慣了，帶有八股文的死板氣息。就像現在有些人，前些年寫大字報、大批判稿、應景詩文寫慣了，現在想認真搞些創作，總是轉不過來，帶有新八股的虛假味道一樣。 他是歷史考證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寫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