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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時，讀書記，或藏書題跋，都屬於目錄學。目錄之學，漢劉歆始著《七略》，至荀勖分為四部。唐以後把書籍分為經史子集，藏於四庫。這樣的分類法，一直相沿到清代。無論公私藏書，著錄之時，都對書籍的內容，作者的身世，加以簡單介紹，題於卷首或書尾，這就是所謂提要、題跋。把此等文字，輯為一書，就是我們現在談的讀書記了。 我所收藏的讀書記，最早的是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四部叢刊本）和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武英殿聚珍版翻刻本）。這兩部書，是讀書記這類書的鼻祖。其中晁志，所記尤為詳贍。因時代接近，記錄的宋人著作，很是齊備，對作者的介紹，也翔實可信。有很多書，後來失傳，賴此志得窺其梗概。後代藏書家，都很重視此書。 晁氏有些論述，也很有見地。如論文集之叢雜，他在集部引言中說： 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概諸聖，而英辯藻思，瑰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為百代詞章之祖。眾士慕響，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斯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面聚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有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匯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落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其屬目者幾希。此無他，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 我不厭其煩地抄了這樣一大段書，是因為其中說明了著書立說方面的一些規律。第一，歷代作家的文集是很多的。至唐已有七百家，總集已有七十五種。第二，傳流下來的卻很少。第三，不能流傳的原因，主要是虛辭濫說，無益於用。 這裡的有用無用，當然不只是像他說的，能否「扶持世教」。晁氏生於宋朝，受理學家的影響，所以這樣強調。集子能否流傳，主要看它的社會功能。這種功能包括：作者的才智；說理的能辯；文字的美學感染；著作的真誠等等。哲學著作，以才智道理取勝；歷史著作，以材料真實取勝；文學創作，以美的陶冶取勝。 作家結集自己作品，都是自信的，都以為自己的作品，已經具備這種功能，可以傳之久遠。在當時，即使多麼無情的批評家，也不會預言這種文集不能傳世，阻止他出版。作品能否流傳，常常是不能預見的。只有在歷史的江河中，自然淘汰。自然的沖刷淘洗，能使當時大顯者，變為泥沙；也可以使當時隱晦者，變為明玉。更多的機會是，使質佳者更精粹，使質劣者早消亡。 既然如此，晁氏之所謂「自警」，就很難做到了。人之好名，是一種自然生態。嘗見出土的古墓壁畫或磚石上，刻有匠人名字。難道他當時不知道，他的作品要永埋地下，曾經想到，有朝一日，會被發掘，重見天日嗎？這是創作衝動的滿足。勞者歌其事，在自己的勞作成果上，綴上自己的名字，是一種原始現象。兒童說是這樣，可以說是生而知之。 在論述傳記的寫法時，晁氏的見解，也很好。在傳記類《韓魏公家傳》條內，他說： 右皇朝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說，以為異聞逸事。如李繁錄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服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由是近世多有家傳、語錄之類，行於世。陳瑩中所以發憤而著書，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侄之間，區區自列乎！持史筆其慎焉。 這一段話裡的，「莊周鮒魚之辭，賈生服鳥之對」兩句，頗可玩味。這是說，人物傳記，不同於故事，更不同於寓言。 古人撰寫人物傳記，不滿足於只用那些乾枯的官方資料，願意添進一些生動活潑的記述，乃參考一些野史、家乘，這是無可厚非的。司馬遷的人物傳記，那樣生龍活現，讀起來比文學作品還有興味，就是因為他不只依據官方文獻，還尋訪了很多地方資料，口碑傳說。後來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都採用了許多私人的著述，增加了傳記的生動性。 但運用這些材料，需要特有的觀察、判斷、取捨的能力。 歷史作品，有時可以當作文學，但文學作品，卻不能當作歷史。歷史注重的是真實，任何誇張、傳聞不經之言，對它都會是損害。歷史、事實，天然地連結在一起，把歷史寫得真實可靠，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做起來並不是那麼簡單。 歷史，是天地間最複雜的現象。它比自然現象，難以觀察，難以掌握得多。它的綜錯複雜，回曲反覆，若隱若現，似有實無，常常在執筆為史者面前，成為難以捉摸，難以窺測的幻境。 撰述歷史，時代近了，則有諸多干擾，包括政治的，人事的，名譽的，利害的。時代遠了，人事的干擾，雖然減少，則又有了傳聞失實，情節失落，虛者實，而實者虛，文獻不足證，碑傳不可信的種種困難。如果是寫人物傳記，以上情況就更明顯，就更嚴重。 只根據實錄、譜牒、碑碣去寫歷史，這是傳統的做法，也是保守的做法。但開放的寫法，即廣采傳聞野史的寫法，也帶來了另一種毛病，即晁氏指出的「故事化」或「寓言化」。 特別是人物傳記，用開放的寫法，固然材料會多一些，事件會生動一些。但材料如果是從親屬得來，其中就有感情問題；如從友朋得來，其中就有愛憎問題。況人之一生，變幻無常，雖取決於本身，亦受制於社會。是非難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說。蓋棺論定，只能得其大概，歷史評價，又恐時有反覆。要把一個人物的傳記寫好，確不是容易的事情。 傳記一體，與其繁而不實，不如質而有據。歷史作品要避免文藝化。現在，有很多老同志，在那裡寫回憶錄。有些人多年不執筆，寫起來有時文采差一些，常常希望有人給潤色潤色，或是請別人代寫。遇到能分別歷史和文藝的人手還好，遇到把文學歷史合而為一的人，就很麻煩。他總嫌原有的材料不生動，不感人，於是添油加醋，或添枝加葉，或節外生枝，或無中生有，這樣就成了既非歷史，也非文學的東西。而有的出版社編輯，也鼓勵作者這樣去做。遇到文中有男女授受的地方，就叫他發展一下，成為一個戀愛的情節。遇有盜竊丟失的地方，就建議演義成一個偵探案件。遇有路途相遇，打抱不平的地方，自然就要來一場「功夫」了。 現在有一種「傳記小說」的說法，這真是不只在實踐上，而且要在理論上，把歷史和文學混為一談了。這種寫法和主張，正如有人主張報告文學，允許想像和虛構一樣，已經常常引起讀者，甚至當事人或其家屬的不滿。因為凡是稍知廉恥，稍有識見的人，誰也不願意在自己身上，添加一些沒蹤沒影的事跡的。 當然，野心家是例外的。從歷史上，特別是「四人幫」時期，我們可以看到，野心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受別人吹捧，坐在轎子裡的；一種是抬轎子，吹捧別人的。他為什麼鼓吹得那麼起勁，調門提得那樣高，像發高燒，滿口昏話？這是有利可圖，可以得到好處的。弄好了，他可以從抬轎子，變成坐轎子，又有一幫人起哄似的吹捧他了。 元、明兩朝人，不認真讀書，沒有像樣的讀書記。到了清朝，重考證，這類的書就多起來，除很多已成為專門學術著作，如《讀書雜誌》、《十七史商榷》等書外，標以讀書記名目的就不少。《何義門讀書記》，寒舍不存；《東塾讀書記》，存而未詳讀之。我最感興趣的是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黃是藏書家，以藏有百種宋版書而著名。他所藏書，也遠遠不限於宋本。他對書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觸的不是書，而是紅顏少女。一見鍾情，朝暮思之，百般撫愛，如醉如癡。偶一失去，心傷魂斷，沉迷忘返，畢其一生。給人一種變態的感覺。這種感情，前代不能有，後代也不能有，只有他那樣的時代，他那樣的生活，既不能飛黃騰達，又不甘默默無聞，才會有這樣的心境，和這樣的舉動。 他的藏書記，被後人一再輯印。我有三集，前二集是上海醫學書局影印，後一集是木版藍色印本。同樣是藏書家，陸心源的《儀顧堂題跋》，讀起來就乾燥無味。 其次是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他的讀書記，散見在他的日記中，由雲龍輯錄出來，商務印書館出版，白文沒有標點，也未詳細分類。有一年，我在北京國子監買了一部，紙張很好，共四冊。後經中華書局整理、分類、標點，重新出版。 他讀書仔細認真，讀的書也廣泛，非只限於經史，雜書很多。但對像《紅樓夢》這樣的書，還是有些不好意思，總是說病了悶了才拿出來看看。並說，這部書是托名賈寶玉的那個人，自己寫了家世，其他社會風物，則是別人代為完成。 這真是奇怪的說法，可備紅學家參考。 和他的讀書記類似的，有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舍間所藏，為萬有文庫本，此人讀書也多也雜，也很認真，我通讀一遍。此外，有《魯巖所學集》，也是讀書記，較通俗易讀，我有的是木刻本。我另有葉德輝的《郋園讀書志》、鄧之誠的《桑園讀書志》等。 1984年10月15日晨改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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