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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扭著身子,十指抓撓想解開腕上的繩扣,她捆得很緊,繫了死結,我手指都酸了也無法解開。
  我一滾,摔到地上,坐起來,看著腳腕子上的繩子,想用牙去咬,可無論怎麼彎腰佝首也夠不著,我真恨自己平時缺乏鍛煉。屋裡已經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樣一點點挪到床邊,挺腰站起來,一頭載在鬆軟的床上。
  這短短的幾步路已使我累得氣喘吁吁,我聞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氣息,這時,我感到屈辱。
  我在陽光中趴在散亂的被中默默流淚,手腳和脖頸上的疼痛像蟲牙嚙咬著我的內心。一陣陣洶湧襲來的巨大悲哀吞沒了我。我覺得我太慘了,太倒霉了,簡直就是個可憐蟲。我的一生都是這麼被人捆綁著,任意擺弄。
  一種悲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陣陣緊縮。我冷眼瞬睨厄運,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堅定,情感凝固猶如重創之後的厚厚血閘,我將悍然拒絕——對一切!上午十點,我一頭撞破了窗戶上的玻璃,滿面鮮血,像人們狩獵歸來繳獲的獸頭懸掛在牆上。
  正在外面園子裡玩的幾個小孩,當場嚇得哇哇大哭起來。
  我始終神智清醒,看著人們驚慌地跑來,七手八腳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費力地解開我手腳上的繩子。打麻藥縫針時,我仍清醒得像塊乾淨的玻璃,第一個微小的疼痛,針扎進皮膚,線在肉裡穿行,甚至人們抬我時攥著胳膊的一隻手稍稍用了點力,我都感覺到了。
  我躺在病房裡,每一秒時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記憶裡留下了印象。我傷得不輕,右耳被落下來的玻璃削掉了一塊,雙頰各有一道很長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處割傷,縫了70多針。我想我有權利對別人粗暴一些了。
  隔著兩棟樓,一個花園,無數堵牆壁,我就對杜梅聞訊後向這裡奔的神態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淚,不停地對賈玲辯解中我沒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嚇唬踐唬他,讓他說實話。他老愛開玩笑,人以為他這次還是開玩笑。我一直在等著他對我一笑,說沒事了,跟你逗著玩呢。我一直在等著……」她進了病房,眼睛哭得紅腫,躲躲閃閃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乾淚,上前看我。我臉上傷口疼,不能大聲說話,就用手推她,用腳踹她,她忍疼堅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親自端碗餵我吃東西。
  我吃一口,對她說一句:「滾,你滾!」
  「我和你離婚。」她低著頭站在床前小聲對我說,「你一出院我們就離婚。」賈玲找我說了很多,希望我原諒杜梅。她聲情並茂地說了一大通後。我對她說:「你也滾。」
  燒退了,還沒拆線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為我準備了一個箱子,裡面裝了我的全部衣物,家裡的全都現款和存折也都在裡面。我拎著箱於就走,對迎面而來和我打招呼的醫護人員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賈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後面過遠地跟著,目送著我出大門,看著我在街上叫了一輛計程車。
  當我鑽進車裡坐定後,司機剛要開車,她離開賈玲一個人跑上來,臉貼著玻璃睜大眼睛凝視我,如同照相機深幽的鏡頭,要把我的面貌纖毫不差地拓印下來。
  汽車開走了,她一下拉出老遠。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無不駭然。
  冬天,寒風凜冽,我一個人坐在家看書,聽窗外的北風呼號,有時電話鈴響,響了一陣就沒聲了。杜梅給我寫過幾封信,我看也沒看就燒了,我不想激動。
  離婚的事正在進行,街道的辦事員一定要我們親自去談一談,而我現在這樣沒法見人,就暫時拖著。
  我的傷口癒合得不錯,給我縫針的那個醫生,是她們醫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線後小感染了一次,後來就全長平了。我對著鏡子看,不仔細觀察幾乎看不出刀口,僅僅疤口的顏色比周圍皮膚的顏色稍紅一點。我的臉型因此有所改變,真正刀削般地富於稜角,倒比我過去驃悍了一些,不免竊慰。為了掩飾那只殘耳,我圈了一頭長髮。
  過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還不時有零星的鞭炮聲。潘佑軍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杜梅找他,讓他告訴我,她有事要見我,她給我打電話我總不接。
  「你問她有什麼事。先說清有什麼事。」
  「她就在我這兒呢,要不讓她自己跟你說。」
  我剛要再說什麼,潘佑軍已經放下話筒。
  話筒裡傳來賈玲的聲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說話,讓我跟你說,她有要事一定要見你。」
  「有什麼事就在電話裡說吧。」
  「不行,這事電話裡說不清,一定要和你當面談,你就見一面怎麼啦?至於那麼深仇大恨麼?」
  當時,我正在和我過去十分傾慕但始終沒勾上手的一個女同學聊天,她如今也是殘花敗柳了,剛離了婚,也不那麼清高了。我不願意此刻有人來打攪。
  潘佑軍接過電話說:「你幹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說:「沒事。」
  「沒事就見一面唄,人家大老遠的已經來了,別弄得事兒似的。」「……好吧。」我說,「你讓她們過來吧。」
  十分鐘後,聽到她們上樓的腳步聲,然後敲門。
  我開了門,看到她們穿著大衣,戴著圍巾。一副生客造訪的拘謹,杜梅比過去憔悴了,臉色暗黃,和賈玲凍得噴紅的光滑臉蛋恰成對比。她看到我那個女同學沒什麼反應,默默地坐到一邊,倒是賈玲無所顧忌地看了人家幾眼。
  女同學說:「你這兒要談事,我先回去了,一會兒再來。」
  「好吧。」我沒更多表示。
  女同學走後,我又看了眼杜梅,問賈玲:「什麼事?」
  「你跟他說吧。」賈玲對杜梅說。
  杜梅看我一眼,張了張嘴,又垂下眼睛。
  「還是我說吧。」賈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見一個人。」「什麼人?還得我陪她一起去見?」
  賈玲看看杜梅:「我看這件事也不能再瞞他了,否則也說不清楚。」杜梅點點頭。「我全告訴你吧。」賈玲說,「這個人是她父親。」
  「她不是沒父親麼?都死了。」我看杜梅。
  「沒死,她媽媽死了,她父親還活著。」
  「活著?為什麼不早說?」
  「不早說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自己父親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這你就不必打聽了。」賈玲道,「她父親想見你,所以請你勞駕務必去一趟。」「我覺得沒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說,「過去要見還可以,現在我已經和她沒關係了,我去算什麼?」「請你務必幫這個忙,就去一趟,裝裝樣子,不要求你別的,完了你就回家——因為她父親快死了。」
  「我裝不了,裝不像,她父親死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不該這麼不善良,不該這麼冷漠。我覺得你還是應該有點起碼的同情心和……不說是助人為樂吧。這是一個臨死的人對你請求。就算杜梅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傷害了你,可她父親……」「你少跟我來這套!少跟我說什麼同情心和善良!指責我?你憑什麼指責我?我不善良?對,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誰同情誰呀?誰知道打哪兒又冒出個快死的爹來?誰知道你們想幹嘛?你以為我那麼傻呢?你們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算了賈玲,」杜梅第一次開口說話,「他不願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沒一兩天了,我編個借口哄得過去。」
  「不行,必須讓他去。這點要求他都不能答應,那他還算個人麼?都告訴他得了,反正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沒什麼。」賈玲對杜梅說。
  「她父親……」賈玲剛開口,杜梅便打斷了她:「我自己說吧。為什麼一直沒告訴你我父親的事。因為他犯了罪,是個犯人,一直關在監獄裡。他把我媽媽殺了,用繩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個學生結婚。因為他對國家的一項事業有特殊貢獻,上面有人替他說了幾句話,所以就沒殺他,判了無期徒刑,從六五年到現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臉問賈玲。
  「整70。」賈玲說。「我媽媽比他小11歲。我不太記得她了,只看過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風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騰雲駕霧地走。我穿著大衣豎起毛領,戴了一個大口罩,跟著杜梅換了幾次車,到了一所醫院。這醫院過去是公安部的直屬醫院,現在交給了地方對市民服務。但仍保留了一個病區,專門收治一些高級犯人。「四人幫」及各個歷史時期的反黨集團重要成員都曾在此就醫。
  那個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經不能說話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蓋在他峰上的被子沒有一點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當年一定是好種能力和慾望都很強,敢想敢幹,習慣於支配別人的人。
  儘管他已經形銷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當年的風采。杜梅騙了我,她其實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許她挽著我,並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隻手從被子底下伸出時,我嚇了一跳:似乎是一隻斷手,不和他的身體任何部位相連,桔瘦、靈活、相當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緊緊攥了一下,像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許笑意,接著像字幕一樣輪換出現懇求、乞望和信賴的神情。最後出現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銳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威脅,一個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關了電源的電視屏幕漸漸變黑,他的手也無力地鬆開,耷拉在床邊。
  他急促地呼吸,喉嚨發出「呼呼」的痰聲。一個醫生進來看了一眼,神態平靜。沒有一般病人臨終前手忙腳亂的各種措施,人們似乎並不著意搶救他。
  「你恨他麼?」出來的時候我問杜梅。
  她沒有回答我,指著一個正在醫院門口的水果攤上挑桔子的臃腫的老年婦女說:「這就是他愛的那個人。」
  「離你就下決心離,要麼就不離,離了也別再另娶,天下烏鴉一般黑我還告訴你!」潘佑軍一本正經地望著我。
  「你就別再跟我說這些提綱挈領的話了,我本來就在猶豫,再叫你一攛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煙,把手裡的一個硬幣拋上拋下。
  我們協議已定,正式辦了離婚手續。那天杜梅穿得很俏麗,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傷感,搞一個淒淒慘慘的告別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種剛強的東西,或者不妨說,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紅結婚證,發了黃皮書,我們客氣地感謝了辦事員,一同走出辦事處。「就在這兒告別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著她往東去的公共汽車站走。
  「不必,就在這幾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氣干冷,一些建築物上還插著節日後未曾撤除的旗幟。「反正我還要去拿些東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車來了,我們上去,我為她佔了一個座兒。「我站著可以。」她還要推辭,我不由分說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們都沒說話。到了醫院門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裡很冷,暖器不熱,我們都沒脫大衣,杜梅倒了兩杯熱水,一杯給我,兩手捂著滾燙的杯子對我說:
  「不用一分為二地半斤八兩分了吧?你看著什麼好就拿什麼,我都無所謂。」「我就拿幾本書走,其餘的都留給你。」
  「不用。」她態度堅決地說。「留給我也沒什麼用,值錢的你統統拿走。」「拿走我那兒也沒地方擱,你又何必再花錢置。」
  「那好,算先存我這兒,你什麼時候需要時來取。」
  一時無話,我提醒自己該走了,可不知為什麼,遲遲不願告辭,也說不上是對什麼留戀。
  「有什麼東西可以吃麼?餓了,身上冷。」
  「有,一天沒吃東西我也餓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飯。」
  「我想留下來吃飯,想。」我連忙說,把大衣脫下。
  杜梅忙著準備食物時,我在屋裡溜過,揀起她床頭扣著的一本看了一半的書翻翻內容。
  「看這種書幹嗎?」「沒事,看著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別老一個人悶在屋裡看書,會把情緒弄消沉的。老實說,我擔心你。」
  「希望你別覺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願意你……怎麼說呢?一個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頭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著假了。」我們坐下吃簡單的熱飯時,杜梅抱歉地說:「按說應該大吃一頓才對,來不及準備。」她又問:「你喝酒麼?這兒還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說。「喝點暖和暖和,我也喝點。」
  「那就只喝一點。」我伸過杯子接酒。
  「怎麼說呢?這話特難說,可不說我心裡又實在蹩得慌,總像什麼事沒做徹底。」「說吧。」她說,「現在我們還有什麼不好明說的?可以說點實話了。」「不談具體問題,只說情緒。我覺得我有點對不起你。是的,就是內疚。不認為自己這事辦得不對,但就是擺不脫內疚。」「我知道了,我很高興。」
  「噢,你不必為我解脫。」
  「不是為你解脫,而是我真高興,就對你這麼說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對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對人實話實說,這些天有時,我也總想我們在一起時的情景,一靜下來腦子裡就一幕一幕地過電影。偶爾一恍惚,總覺得你還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裡一響起人走路的腳步聲,就尖起耳朵聽……噢,我這麼說不是想讓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點頭,「我不會那麼認為的。」
  「想來想去,覺得你不都錯,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時顯得太無禮了。」她放下酒杯深深歎氣,眼睛亮晶晶地望著我笑:「自己瞎折騰把你這麼個好人白白趕上山了。」
  「哪裡,我哪裡算得上好人,你這話真讓我慚愧。我無禮的時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時候是我無禮。其實很多時候我當場就感覺到了,就是轉不過來。」
  「好啦,我們不必互相檢討了。來,乾一杯,希望你再找別找我這麼厲害的。」「你不算厲害,你其實挺溫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萬別找我這樣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側的臉蛋:「沒準找來找去,都是你這樣的。我怎麼才喝兩口就頭暈?」
  「還有什麼話想對我說?」
  「說了你別生氣。」「不生氣,今天說什麼都不生氣。」
  「我一直懷疑你從一開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過是巧了,當時我想結婚,而我又是你認識的女的裡當時最好的。」
  「也許,我自己說不清。反正當時我覺得挺可怕的,一點沒有書上描繪的那種陶醉感。還記得麼?咱們領結婚證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麼急促就同意和你結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們一起哈哈笑起來。杜侮也晃了一陣,定下神態盯著我認真地說:「也有點身不由已。」我沒說話。「哎,」她忽然高聲,賂膊肘放到桌上,「你說咱們那算愛情麼?我指咱們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還是那麼說,「不過如此。」
  「可我們老吵架。」她皺著眉頭說。「我一想起我們在一起的事就淨是怎麼跟你吵架,別人也這樣麼?」
  「不知道別人什麼樣,可我們這個,儘管老吵,我覺得還是算!」我這次的語氣十分肯定。
  她遲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開眼笑:「那我就覺得夠本兒了。」「過把癮就死是麼?」「過把癮就死!」我忽然感到這話說得不祥,忙岔開話道:「還有呢?還有什麼要說的?」她曖昧地瞟我一眼,臉上浮起一絲壞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讓你殘廢。」
  我要走了,一邊穿大衣,一邊酒氣沖天地不斷指著她嘮叨:「不許胡來,好好過你的,我要定期檢查的。你要過得不好,我可不答應。」她笑嘻嘻地說:「幾天檢查一次呀?」
  「別嬉皮笑臉的,你必須對得起我。」我走到門口,又轉回來,鄭重地向她建議:「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麼?」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農,挾起要帶走的一摞書,剛要開門,她在後面叫我:「等等。」
  我轉過身,她嚴肅地走上前,輕聲說:「再抱我一次。」
  那摞書辟哩叭啦接二連三地掉在地上。
  我摟住她的頭,下巴貼在她毛茸茸的頭髮上,眼淚就一滴滴流下來了。我和幾個朋友去了趟南方。他們去談生意,想帶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為「牌架子」去了。臉上的傷疤也可以冒充殺手,在交易現場起一種威懾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單位混下去了,準備出來做生意,只是還沒想好是先當馬仔還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軍也準備和我一起幹,出了上百個大膽的設想,其中我能記住的兩個:一個是給陶然亭公司蓋個頂,變成亞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內公園,當然這要吸收一部分外資;另一個是成立全國性病防治宣傳基金會,一人捐一元錢,全國就是10億,刨去1億鐵公雞,另外還可以下設一些由從良妓組成的福利工廠,專門生產供外貿出口的繡花枕頭。這期間我有過幾次艷遇,都是些沒文化的婦女,連她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連一句話都沒有。幾次艷遇都像是啞劇大師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學關係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進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稱文雅的婦女,相當知趣兒,也不乏幽默感。我們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爾也會出現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順水推舟地隨意問了我一句:「你愛我麼?」我的反應之強烈事後令我自己也很吃驚,可以說是相當粗暴無禮,連起碼的體面都未顧及。
  我大聲厲喝:「不!不愛!」
  與其說她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說我的反應令她畏懼。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輕聲道:「你也用不著使這麼大勁回答呀。」之後,她對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慚愧了,不肯再與她見面。我想解釋我的情感,但想來想去所有的緣由都是托辭,只能顯得虛偽。我幾乎不太上街,城裡發生的任何聲勢浩大或激動人心的事情,於我都是隔世之囂。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區,離婚後,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時我也想到杜梅,獨處時或看電視時思緒會突然飄落到她身上,過去我們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斷會有聲有色極其生動地出現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悵然。
  有時去城東有約,乘車經過杜梅她們醫院那條街,我也會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發現她。
  初春的一天夜裡,我們去一個人家談了點「事」回來,幾個人擠在一輛微型車裡,一邊聊天一邊沿著南三環路往西開。
  當時已過12點,南三環又偏僻,馬路上除了偶爾呼嘯而過一輛車,人跡旨無。快到六里橋時,前面出現一個騎車人,車騎得飛快,忽而沒入樹蔭,忽而出現在路燈之下。我們的車超過這個人時,潘佑軍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頭,騎車人已隱入樹蔭。
  「慢點開,慢點開。」潘佑軍對司機說。
  汽車減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現在一盞路燈的光暈下。她兩眼發直,神態嚴峻,兩腳機械有力地蹬著車,照直前衝,頭髮像一朵妖嬈蠱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腦後,似乎那柔軟的根根黑髮綁了鋼絲統統變得強直。
  她身後是黑鴉鴉的田野和蒼鬱如墨的一排排樹冠,她在這黑白分明的邊緣輕盈如煙地掠過。像是波濤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麼堅硬的東西頃刻粉碎,化為烏有,方才心甘。
  「她一個人跑到這兒來幹什麼?」潘佑軍擔憂地問。
  「停車,停車。」我朝司機喊。
  汽車剎住,我開了車門跳下來,站在馬路中間,她箭一般地衝過來,根本沒看見汽車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車後架,自行車的衝力險些給我帶個跟頭。潘佑軍也下了車,抓住她的車把,對她說:「杜梅,是我們。」「放開!放開我!」她野蠻地朝我們喊,似乎完全不認識我們。她聳著身子在車樑上站起來,用力蹬著已經被定住的車子,人高出我們一截,頭髮披散,眼冒凶光,像個巨大兇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車。「你去哪兒?」她劈面給我一掌,我的半邊臉立刻腫了起來,我捂著臉叫:「你幹嘛?你怎麼了?」
  她冷笑,揚手欲再打,被潘佑軍抓住。自行車嘩地一下倒了。她紅著眼睛對我和潘佑軍又踢又咬,聲壯如牛地吼。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我驚恐地衝她嚷,悲慟地問潘佑軍:「她怎麼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車。」潘佑軍果斷地說。
  其他人也從車上下來,幫我們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拚力掙扎,那聲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氣十分驚人,我們一幫男人也按不住她,每個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條旗了。我們終於把她抬上了車,幾隻手用力把她按在後座,挾壓著她。她的吼叫變成一種哀號,在高音區不歇氣地長嗥,車上的每一個人無不毛骨悚然,司機手抖得幾乎把不住方向盤。
  那哀號長時間迴盪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
  我們把她拉到潘佑軍家,她已陷入昏迷。我們把她抬到床上,脫了鞋,蓋上被子。她臉色慘白,渾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濕透了枕巾、床單。我摸她的手,像冰塊一樣扎手。我束手無策,驚慌難過,只是一個勁問潘佑軍:
  「怎麼辦?她怎麼辦?要不要去門診部找個大夫?」
  潘佑軍在部隊幹過衛生員,很沉著,摸了摸杜梅脈膊說:
  「問題不大,脈膊跳得很快,但也相當有力,估計很快會醒過來,要防止她再鬧,應該打一針『冬眠靈』讓她睡。」
  「你們這兒有藥麼?」「沒有,有也沒注射器。我這兒倒有幾片安眠藥,我們給她灌下去,多少有點作用。」
  我們撬開杜梅緊閉的牙關,給她餵了幾片藥,水從她嘴裡漫出,濕了一臉,我用毛巾把她頰邊的水擦掉。
  「她怎麼會這樣呢?」潘佑軍沒答話,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
  後半夜,她醒了,看來那幾片安眠藥沒起太大作用。別人都去睡了,我獨自坐在她床邊打盹,聽到動靜一下醒過來。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層紗朦朧綽約。她像貓一樣慵倦無聲地坐起來,看見我,微微一笑,接著納悶地問:「我們怎麼在這兒?這是誰家?」
  「唔……」我不知說什麼好。
  「我怎麼睡著了?怎麼不回我們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這是潘佑軍家。我們是不是打麻將打太晚了?他和他愛人呢?」「你都不記得了?」這時,她發現我臉上的纍纍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臉,皺著眉問:「怎麼搞的?跟誰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著腳著急心疼地埋怨:「我一會兒不見你就惹事,我看看,疼麼?」她冰涼的手指輕輕撫摸我臉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陣陣刺痛。
  我一下把她摟過來,緊緊地摟在懷裡,哭了起來。我發現我還是愛她,那麼愛她,這一發現令我心碎。
  那天夜裡,我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那處巨大的、澎湃的、無可比擬的、難以形容的、過去我從來不相信會發生在人類之間的激情!
  這情感的力量擊垮了我,摧毀了我,使我徹底崩潰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鋒利的、飛快的、重的東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醬,讓我痛入骨髓!
  槍聲迴盪在山谷,在手槍的「啪啪」單響中夾雜著衝鋒鎗和機槍短促有力的陣陣點射。
  我們在長辛店的一個軍用靶場打槍。這兒的一個「八一」隊射擊教練是我們的一個朋友,他可以讓我們免費過槍癮。我端著一枝帶瞄準鏡的大口徑比賽專用步槍,以標準的射擊姿態斜步站著,飛快地毫不停頓地連連扣動板機,把一發發子彈射向二百米開外的靶心。
  灼燙的彈殼像鮮蝦一樣活蹦亂跳地從槍膛裡彈出,接二連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鏗然有聲,團團打轉。
  靶子在遠處的強烈陽光下隨著連連彈擊,巋然不動。我聞到刺鼻的硝煙味兒。一匣子彈打光後,我回身裝子彈。我看到賈玲正在和另外幾個軍人在旁邊隔間裡戴著耳塞打手槍。
  她眼角一瞟也看見了我,仍姿態不變地沉著放槍。她放完最後一槍拎著槍口仍在冒煙的手槍向我走來。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彈一發一發壓入槍膛。
  她對我說:「杜梅不讓我告訴你。但我覺得還是應該讓你知道——她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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