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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改革潮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中國在真正意義上步入了現代化的時代。改革開放20年的實踐，同時也是中國社會文化、經濟體制、政治觀念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改革開放的國策在發展經濟、更新觀念、改革教育諸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長期的思想禁煙與手腳束縛一旦被解除之後，其爆發出來的激情往往超前於現實，出現了一些我們急需調整的不良情況。例如這近20年來，我國在教育方面已經經歷了多次重大的改革。從80年代初的重視知識、重視基礎教育，到眼下的從應試教育轉為素質教育。每次重大的改革都使教育與社會有了重大的突破性進步，然而也都帶來了不可避免、難以挽回的損失與遺憾。因此，我們才急需要把探討教育改革的事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大事來對待。因為，教育是一個關於人的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方法與品質的系統改革的大工程。 在我們研討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心理時，首先關心的是對他們的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但是，教育是隨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雖然它具有超前性，但總體上它卻受到社會總體發展的制約，而不可能獨立於社會文化與潮流之外。 改革開放的20年來，我們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成績顯著。 在改革開放政策實踐了20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顧改革開放的纍纍碩果，對於青年瞭解國情，認清形勢，展望自身成長的前景，都是非常必要的。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地域的進一步擴大，形成了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據1997年8月的統計數字表明，我國開放以來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現已達到1979億美元。我國已累計批准近30萬家外商投資企業，已開業的達半數。外資近幾年來的大規模進入，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經濟重要增長點。1996年，我國外貿進出口之所以能保持增長，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是其主要動力之一。現在，中國已成為全球諸多跨國公司新的發展基地，成為許多世界名牌產品生產地。中國現有的近14萬家外商投資企業，涉及紡織、機電、輕工、農業、能源、飲食服務、旅遊等各個行業，並已開始進入金融、電信、貿易等領域。外資攜來大量的先進技術和現代管理經驗，使我們製造的產品今非昔比。1996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2890多億美元，1997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額達到1438.7億美元。國際經貿界人士普遍認為，21世紀的世界多邊貿易體系如果不包括中國，就不具有普遍性。展現在世界面前的，正是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 經濟發展使整個中國充滿前所未有的生機，尤為可貴的是中國人民在這場改革中解放了思想，宏揚了個性，開發了潛能，獲得了思考與選擇的自由。同時，經濟大幅度發展的中國為迎接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必定要不斷地深入推進整個社會的全面改革。教育改革就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當前的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轉變中，我們首先要研究應試教育的利弊得失與素質教育的目標與方法。只有在對原有的教育制度進行合理取捨的基礎上，教育的改革才能有效地進行。 從文革中的「讀書無用論」與「知識越多越反動」，到80年代初期的恢復高考、加強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與飛躍，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更是為了迎接新世紀挑戰的教育改革的深入與發展。在世紀末的教育改革時期，我們回顧80年代初的教改歷程，並分析它的利弊得失，不僅對與其同步成長的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心路歷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對認識新世紀教育改革與青年成長也有著重要意義。 3.2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為什麼要寫這個題目？是因為相對於共同貧困的物質匱乏時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體現了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諸種變化之一。這由貧變富的事實，讓人們更充分地體會到科學與技能時代的到來，因而敞開胸懷，迎接與擁抱這個時代。這種對技能時代的體會，更直接地體現在人們對教育與求知的重視。重點學校、家教熱以及由當初父輩人的普遍的文化復興心態而演變成的對子女過高過重的期望的「殘酷教育」，與中國社會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很密切的關係。 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先富起來？ 《瞭望》週刊載文指出：1993年全國年收入超過5萬元的家庭有530萬，估計有3000萬人進入富有階層。他們雖然不到人口的3％，但私人存款卻佔全國居民儲蓄總額的40％。 高收入有哪些人？據統計，高收入階層主要有： ——部分私營企業主。根據全國工商聯1993年抽樣調查，中國私營企業主家庭與企業平均擁有的財產為52.7萬元，其中企業資產平均為32.3萬元，家庭財產平均為20.4萬元，私營企業主平均年收入5萬元。部分私營企業主高達數百萬，個別的上千萬。 ——流通公司、非銀行金融機構、房地產開發公司等行業的職員。 ——三資企業和外國駐華機構的中方高級僱員，平均收入都大大高於平均數，已超過6600美元，高的可達數萬美元。 ——部分個體工商戶，平均收入是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年均工資的3.5倍，少數年收入高達十幾萬、幾十萬元。 ——少數企業經營承包者。在公有制企業，由於企業自主權擴大，權力集中到廠長、經理身上。 ——部分股票證券經營者、房地產開發商，利用炒股票、炒房地產、炒產權暴富，有的人年均收入十幾萬至幾十萬，一些股票大戶高達百萬元、數百萬元。 ——某些人才緊缺、需要特殊專業技術的特殊職業從業人員，如律師、會計師、美容師、高級廚師、按摩師、運動員、演員、歌星、舞星、著名節目主持人、時裝模特、經紀人、設計師、美術廣告人員等，年收入也相當可觀，幾萬至幾十萬元不等。 ——部分新辦公司的負責人，年收入在萬元至數十萬元。 ——清一色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家教隊伍。其中包括數理化、文史地及各類樂器教師等。 ——經濟學家、大學教授、講師、管理部門的司局長、處長等從事非工作範疇的演講隊伍、收入也很高。現在某些專業人員也步入走穴行列，一位處長的講課費可達1000元；有的著名經濟學家出場費也日見上漲，有時可達10000元。 致富的五次機會。 據《中國工運》雜誌載文指出。國務院某研究機構90年代初對某地區先富起來的人作過調查，致富有五次機會。 第一次機會。價格雙軌。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因而出現了價格的差價，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財富漏斗，使一部分人待機而動，獲取利益。 第二次機會：利率差價。在通貨膨脹明顯高於銀行利率的年份，有人專吃銀行得到的利息與貸款者支付的利息之差，這個利率使其財源滾滾。 第三次機會：房地產批租。有人以較小的代價、較低的價格獲得了土地批租權，然後到一定時機再以更高的價格轉租給他人，從中獲取高額利潤。房地產越炒越熱，一倒手之間，便獲利數十萬、百萬元。1994年排出的30位億萬富翁中，有近一半是從事房地產起家的。 第四次機會：炒股發財。股票剛剛發行時，有人能無償或低價獲得大量原始股，轉眼之間成為暴富。 第五次機會：以德明人，以才掙錢。1995年以後，發財致富的風向大轉，一些有知識。有文化、肯動腦筋的人發了財。一些品質好、素質高、講信譽、有商德的人也大展雄風。這也即是有些人所說的「儒商」時期。 有人統計，1994年的中國30位億萬富翁中，有70％出身農民，70％的億萬富翁只有小學文化程度，而某權威雜誌社推出的1995年中國商界十大風雲人物中，學歷最低的也是大專。 90年代初，國務院某研究機構對某地區先富起來的人員結構作過調查；全民所有制單位的約占0.4％，集體所有制單位的約占3.4％，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占96％。中國究竟產生了多少「富戶」及富到何種程度，似乎沒有人能做出確切的統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改革開放的政策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人民開始脫離貧困走向富裕，只有物質先豐富起來，才會有進一步的社會的全面進步，以及教育與精神文明的發展。 3.3「大款」與教育 大款與教育聯繫在一起建立在兩個條件之上，其一是社會經濟發展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了一個「大款」人群。第二是重點學校的產生，使一部分青少年可受到特殊教育。當時社會上各個重點學校的招生基本上是「擇優錄取」。這個「優」在人們心裡約定的內涵是指成績優秀，但在一部分管理者和掌權者的心裡，還有一種默契即是「權力優勢」。在人類現有的制度文化中，「條子」所代表的權力暗示總是無法被徹底超越的。在80年代，重點中學的「優生」中還有一小部分是由於父母的金錢優勢而堂而皇之地進入重點學校讀書的。在「票子」與「條子」具有幾近相同作用的年代裡，大款以他們獨特的優勢，在教育領域裡發揮作用。他們有的是錢，缺的是地位、名望與高知識，所以，他們擁有金錢優勢以後，首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讓孩子受到特別的教育。 北京一位個體運輸戶就為了孩子讀書而緊緊盯住某著名學校，他幾乎天天泡在那裡，說：「只要學校收我的孩子，我樂意把賺到的錢捐給學校。」一個月之後，他終於感動了學校領導，把他的孩子送進了學校。 據統計，1994年和1995年，北京市此項收入分別為1.4億元和1.26億元。在1995年的1.26億元擇校生的收費收入中，有40％用在了教育設施的改造上，15％用於教師的結構工資，15％用於教師的集體福利待遇，還有4000萬元的結余。一些收費較多的學校先富了起來，其中一部分錢用於組織老師到南方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旅遊。１ １《愛的誤區——中小學生成長問題備忘錄》，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第201頁。 然而，社會各階層對此種現象的反映卻不一樣。贊成者認為，收取贊助費可以彌補教育經費不足這個缺口。一位校長說：國家要求提高教師待遇，改善教學條件，可錢從哪裡來？現在有的學校吃「瓦片」（出租房屋），有的開旅館、辦飯店、加油站、機票代售處……五花八門，效益也還可以。可他們的學校條件有限，經濟效益不好，教師能力強的就想調往好學校，人心思錢，擋也擋不住，只好靠收擇校費了…… 持贊成論者只是少數人，大多數的老百姓雖也是渴望子女成才，但他們卻沒有很多錢。於是一部分人就節衣縮食去交擇校費，他們當著學校領導的面顯得很願意，可背轉身就憤憤不平地發牢騷。 對於擇校生（贊助生）現象究竟應該怎樣看，1996年8月16日《光明日報》所組織的一次討論，反映了人們的一些看法。 學生家長王吉玲說，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生高收費是一個不好解開的結。一方面受到一些人的堅決反對，另一方面「重點學校」卻受到人們極大的關注。它以優良的環境，優秀的師資和良好的教學質量，吸引著廣大的家長和學生。於是圍繞著孩子上學的問題，就出現了不正之風：誰有關係，誰有錢，誰的權力大，誰的孩子就可以進好學校。 學生家長張霞說，我的孩子今年參加升初中的考試，只因差幾分，某校開口就要數萬元。這對我們靠工薪收入的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不想讓孩子升入一流的學校那是假話，好學校少這又是客觀事實。 北京第一實驗小學副校長刁立青說，實行就近入學，是義務教育平等原則的基本標誌，也為縮小標準差距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實行就近入學還存在一些現實困難……若分到基礎薄弱的學校，就會出現「擇校」到其他中學的現象……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陶春輝說，近年來，由於各種原因，北京市擇校高收費解決得還不令人滿意，社會反映也較多。市委、市政府對糾正擇校高收費十分重視，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一定要把擇校高收費遏制住。１ １《愛的誤區——中小學生成長問題備忘錄》，中國人事出版社，第204頁。 對於大款們用「捐錢」的方式讓子女進入重點學校這一現象，是是非非，眾口不一。持反對意見的人們認為，教育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它不能夠完全進入市場，在義務教育階段尤其如此。 義務教育對於國家來說是一種義務與責任，對於人民來說是一種權利與義務。如果放任金錢的銅臭玷污它，義務教育則是一句空話。辦教育是要錢的，但這錢不能指望「大款」們以捐助的方式為孩子換回一個名額。甚至有人認為，這種行為和中國封建社會公然用錢買官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也有人為此而擔憂：如果我們的孩子今日知道憑借父母的金錢可以「買」到任何學校的人場卷，那麼當他長大成人之後，就會試圖用金錢去購買他期望的一切，他可能會成為一個唯錢是問、失落了理想的實惠主義者。他也可能會對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公理與正義產生懷疑，對形成積極的人生觀產生負面作用。 3.4重點學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1979年至1981年，教育工作的重點是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1980年1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確立適合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教育計劃和教育體制。」１隨著80年代現代化建設的開展，教育改革的問題也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 １鄧力群主編：《當代中國教育》，當代中國出版社。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中共各級組織和人民政府把普及小學教育作為國家四化建設的一項根本任務來抓，在此基礎上，《決定》還提出：「必須正確處理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各地應當首先集中力量辦好一批重點學校，創造經驗，典型示範。」 在這樣的政策號召下，據《當代中國教育》統計，1981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上海）共有重點小學5271所，佔小學總數的0.6％，在校生為417.7萬多人，佔小學在校生總數的2.9％。1982年1月21日，教育部《關於當前中小學教育幾個問題的通知》指出：「辦重點小學，是整個中小學提高教育質量的需要，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人才的需要。這項重大決策是正確的。近兩年來，各地集中一定力量辦了一批重點中小學，起了積極作用，應當繼續辦好。」《通知》還指出：「要正確處理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關係，努力做到保證重點，兼顧一般。」「小學教育屬於普及性質，今後重點小學招收新生一律實行就近入學，不進行入學考試。」 自從設立了「重點中學」與「重點小學」，一方面是應試教育質量穩步提高，學生成績有了明顯的進步。據《當代中國教育》統計，1990年至1991年度小學生考試成績各科成績平均及格率為85.8％，其中全科及格率為76.3％，根本改變了70年代末及格率只有30％的狀況。其中一部分中心小學、實驗小學、實驗中學、重點中學的教學成績尤為顯著。中國中學生在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國際數學、物理、化學三科奧林匹克競賽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其中，數學的參賽成績逐年提高，贏得參賽國家和地區的普遍讚譽。據由美國教育測試中心組織的「第二次國際教育成就評價」課題研究提供的數字，在參加測試的21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學生數學測試平均正確率為80％，居參試國家和地區之首。 但是「重點中小學」的產生同時也導致了另一種傾向的產生。即成為重點中小學的學生成了幾乎是所有獨生子女家庭中家長追求的首要目標。因此，為了讓孩子能進入重點學校，家長們幾乎是不擇手段的：或者是通過權力、條子、錢和其他代價，或者是對孩子施加壓力，「威逼利誘」，讓其有個好分數可進重點中學。一旦進了重點學校，家長們便以為一隻腳已經跨進了大學校門而欣喜若狂。一旦從重點中學落榜，對於一些對孩子期望值很高的家長們說來，便猶如大禍臨頭，悵然失落。 在學校中，無論普通學校還是重點學校，「優生」或者「差生」成了按分區別學生的代號，優生的家長們無限光彩，差生的家長則猶如「孫子」，常被老師訓斥，似乎也成了學校的「差生」。 為孩子的學習困難或「不爭氣」而前來求詢的家長，一開口常常便是：「我的臉面都讓他丟盡了，孩子太不爭氣……」 在「優生」與「差生」這兩大層次中，優生的心理優勢陡然增長，他們是家庭的中心，是學校的寵兒，是學習的尖子，因而有可能被忽視其道德品質方面的培養，同時他們也易因學習壓力過重而產生心理問題。而被視為「差生」的一部分學生，卻因家長的辱罵、老師的冷眼與同學們的歧視而產生發展障礙。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因產生自卑心理，未能得到及時的幫助而產生了行為問題，如逃學、抽煙、酗酒等。也有一些人由於成長中主客觀諸方面的不利因素，產生心理疾患。 辦重點學校在本質意義上是為了「因材施教」，揚人所長，同時也是為了加強和提高人們對於知識文化科技教育的重視與認識。它是批判與反省文革中「讀書無用論」的一種進步，同時也是中國迎接全面改革與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進程。但是，剛剛步出文化荒園的人們，懷著求知若渴的心情，在獨生子女身上，傾注了所有的熱忱與期望，便造成了此種教育機制下的種種前所未有的問題。正因為此，眼下的「素質教育」才顯得更加意義深遠，事關重大。素質教育是對應試教育中極端現象的辯證，也是未來新世紀科教興國的一個重大舉措。 3.5贊助生 因為有了有錢的父母捐錢給學校，在重點學校中便有了「贊助生」（也有人稱擇校生）。這是在80年代後半期逐漸形成的一類學生群，他們因繳了贊助費而突破原有入學政策限定而進入志願學校學習。 這些學生在小學階段不按就近入學原則而是跨地區進入重點學校。在初中階段則用「贊助」的方式以取得與保送生、推薦生一樣的資格進入重點中學。在高中階段，家長或者家長單位付給學校一筆贊助款，讓不到分數線的學生得以進入志願學校。 每年秋季入學之際，學生家長乃至社會上的熱門話題就是子女入學贊助費價位。這樣的擇校贊助費到底有多高？1995年北京某區的「教育試驗區」當年就在全市率先恢復小學升初中考試，並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允許各重點中學按分數錄取一半名額，其餘名額收費錄取。標準為：市區重點學校每名學生收3—5萬。如某師大附中每名學生收4萬元。有兩所大學的附中還分別在其他中學辦分校，全部高收費錄取學生，其中的一個分校辦兩個班，每名學生收1.3—3萬元。北京的重點學校1995年只招收了17％的義務教育生，其餘的名額全是收費實驗班。1995—1996上半年，北京擇校生行情是：重點學校每名學生4萬元左右，准重點學校3萬元左右。非重點學校則辦「尖子班」、「特長班」，每名學生為3000—8000元不等。１ １《愛的誤區——中小學生成長問題備忘錄》，中國人事出版社，第200頁。 高中因是非義務教育，收起費來更加理直氣壯，某一大城市的標準是市重點每人8萬左右』區重點5萬。某大學附中定下很高錄取分數線，一般學生很難高攀，要交8萬元才能入學，誰知名額竟是供不應求，有人願出11萬元，後來又被炒到12萬元，創下高中入學收費的「天價」。１ １同上，第201頁。 1996年在杭州，擇校生一般要交9000元左右；濟南是3000—6000元左右；廣州2萬元—5萬元；上海，由3萬、4萬—5萬、6萬，個別學校則有突破10萬元的。 我絮絮叨叨地列舉這些數字，是為了說明在整個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環境中，人們對知識與技能的高度重視，也說明了成人世界對唯一的孩子——獨生子女的教育嘔心瀝血，也正是這種父母幾乎是孤注一擲的投資，造成了青少年由學業負擔而引起的其他種種問題。人們更多地評論「贊助生」這種方式的是是非非，卻忽略了引起這種贊助現象的社會焦慮心態，以及作為「贊助生」的超乎其他同學的心理壓力。我卻由於職業原因瞭解了一部分「贊助生」的不安心態。 「贊助生」或者「擇校生」相對於以分數為標準而錄取的其他同學，其實已經是重點中學的「另冊」人員。有一個贊助生從熱線電話中告訴我說，他常為自己在學校中的尷尬地位而煩惱：他們學校把年級中所有的贊助生安排在一個班，然後用與「優生」（以分數考進來）一樣的教材上課，一樣的卷子測驗與考試，誰的成績達到優生的中等水平，誰就插班到優生班級。 常常是看到有人「升班」了，他的心頭就掠過沮喪的陰影，責怪自己為什麼如此蠢笨。甚至會想：寧可爹媽給自己一個好使的腦瓜，也不要他們有這麼些錢。 卻也有一些贊助生，接受不了自己是「笨瓜」的現實，因此滋生出另外一種想法來增加自己的心理優勢：「我爹媽有錢我怕啥，雖然讀書沒你們強，可我福氣比你們好……」 最苦惱的，要數那些家境本不寬裕，卻望子成龍心切，節衣縮食硬是省下一筆錢，抖抖索索地為孩子交「贊助費」的家長，他們的心態就像股市中的工薪族，錢少氣短，那個靈魂兒整天就牽在了上面，孩子分數往上漲了幾分，他們就喜不自勝，「心肝寶貝」地恨不得含進了嘴裡去。稍有風吹草動，測驗名次略微下降，他就性急火燎，嘮嘮叨叨沒完沒了。倘若孩子表示不滿，更是哭天抹淚，鬧得你啼笑皆非。有一回一位中年婦女找到我上班的學校來，一把扯住我，呼天搶地地叫屈：「我摳下來的一點錢全為他繳了學費，滿指望他會懂事好好地讀書，卻不料成績逐漸下降……」話沒住口，眼淚卻已下來，不知是心疼錢還是心疼自己，亦或是孩子。 當家長的這種心態，孩子的學習成績能很出色嗎？也許她的錢是白化了，是她的焦慮心態抵消了「優化」教育的效果。 常常是下了「賭注」的家長求成心切，逼反了孩子的正常學習動機，讓他們覺得無聊。他們因此在情緒上與父母很是對立，劇烈的代際衝突由此而起。兩代人各執一是，互不相讓，這種逆反心理的後果，會使學習效果更差。 有家長總是提問：為什麼我對孩子說話，他置若罔聞，不置可否？ 這其實就是「放棄」，他以放棄衝突的形式，掩蓋了他放棄努力的實質。當他覺得這種追求高分的學習方式未必能為他帶來很多的時候，他便以放棄的方式使自己獲得輕鬆與自由。 贊助生的父母未必都是「款爺」，進重點學校的孩子也未必一定成功，然而這種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押寶」心態，卻是經濟發展社會中浮躁心態的反映，這種焦慮是有害的，它是孩子健康成長的阻力。 3.6「超常」少年的教育——少年大學生 多年的咨詢實踐令我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超常兒童（也即是我們在生活中時有所聞的「神童」、「天才少年」，或具有「特異功能」的少年兒童）的教育培養其實與對「弱智兒童」的呵護關照一樣，是家庭與學校中的難點。他們都因為不同於一般（智商或偏高，或偏低），而需要受到特殊的照顧。 「少年大學生」是80年代經濟發展起步階段的新生事物，直至1996年1月，上海《為了孩子》雜誌上還刊有「15歲，走進清華園」的關於第一代獨生子女超常發展的報道。當我讀完了這篇文章，從超常兒童的發展記錄中，我發現了這樣幾個問題：（1）他們的智商超前發展，其他各方面的能力是否相應同步發展，例如情感、認知、社會能力等；（2）假如智商與其他能力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是否會令他們陷入尷尬的生存處境中；（3）人為地提早開發兒童智力是否真對孩子有益。在某種意義上，知識可以提早積累與增長，但心理過程卻是無法超越的，利用人工方法促其早慧是否會打亂了他的身心發展的生態平衡？ 從這篇本是褒獎的文章中，我讀出了許多題外的問題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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