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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央紅軍進入遵義城區以後，全軍上下，歡歡騰騰。紅軍從誕生的那天起，還不曾在遵義這樣的中等城市落過腳。戰士們紛紛走上街頭，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紅軍總部還在城南廣場上召開了萬人群眾大會，朱德、毛澤東親自到會講了話。連日裡，成立了遵義革命委員會，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工人武裝糾察隊也組織起來了。遵義城裡，一派「瑞金景象」。 其時，敵情也有了很大的緩和。駐湖南邵陽的何鍵，仍為「追剿軍」總司令，但他率領２０個團到常德地區同２、６軍團作戰去了。四川劉湘的部隊在川南長江一線，一時搞不清虛實，不敢輕易入黔。廣西的桂軍調了一個師進駐黔南都勻地區，不再北進。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舞會上，私下裡對人說：「有薛兵團１０萬大軍入黔對付共匪３萬之眾，料必足矣，桂軍只須敲敲邊鼓可也。」就是這個薛兵團，紅軍當面主要之敵，此時也駐紮貴陽地區，不敢輕進。１月５日，薛岳致電蔣介石，請求在貴陽整飭軍備，說是「共匪竄集黔北，即就桐梓、遵義地區暫事喘息，抑或轉竄川南，尚須待證。謹就管見所及，竊為嗣後進剿策劃，有待川、滇、黔軍協力之需求，尤以重慶、桐梓、遵義、貴陽交通之掌握，與本路軍所依托貴陽策源地之整備實力為急務；否則大軍再事遠涉，後方聯絡線日益伸展，恐功虧一簣，遺無窮憂慮……」云云。 由於敵情的緩和，又有前幾次會議（通道、黎平、猴場）的基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審查黎平會議決議是否有當，時機已經成熟。但是，議案一提出，便有著開與不開的鬥爭。開會的議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來的。他首先找到張聞天，談了毛澤東的主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說：「該開會解決問題了，不能再拖了。」張聞天滿口贊成，說：「我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是個時機。」王稼祥回頭又找毛澤東，說：「既然要開會，你就得把你的主張都端出來啊？」毛澤東說： 「我嘛，老一套而已。不過，講還是要講一講的。」 王稼祥雖說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卻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黨內軍內都是有說話的地位和條件的。他把問題提到周恩來面前，周恩來連說「好，好，好」。周恩來是「三人團」成員，實際上他比誰都深刻地認識到，現在的中央「三人團」，無論在理論修養上，策略水平上，領導能力上，還是在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的彼岸；寧都會議以後，完全排斥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此，盡快召開一個有規模的會議，充分深入地總結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工作，及早克服當前中央領導的某種怪異狀態，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贊同盡快開會，也還有他個人的一個直接因素：他這個「三人團」成員，目前處境艱難，博古、李德不吭聲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又不能最後決策，他唱了個什麼角色？說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開會，還得徵得博古的同意。周恩來估計，博古是不一定贊成開這個會的。他找到博古說：「博古同志，根據黎平會議決議，我們還要開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現在有時間了，其他同志也有這個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緊開了，再拖下去不好，於今後的事情不好辦。」果然，博古說：「還要開什麼會呀，不是接連開了好幾個會，問題都解決了麼？列寧同志是反對『開會迷』的。」周恩來再次斡旋，說：「會是開過幾次了，但都比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點，充分地總結一下，求得認識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說：「什麼零碎呀，一樁樁，一件件，不是都照他們說的辦了麼？他們說不去湘鄂西，我們就不去湘鄂西；他們說要過烏江，我們就過烏江；他們說到黔北來搞根據地，我們也就到這邊來了。很好了嘛。」周恩來說：「像你這樣的說法，正好說明我們在指導思想上的分歧並沒有真正解決。分歧始於江西呀，博古同志，我們需要就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這是一種負責的表現。」周恩來的後一句話比較重了。他本來還想重一點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變了變口氣說：「當然，我說的負責，指的是我們『三人團』。」博古沉默了片刻，說：「恩來同志，關於『三人團』，我看，我們就不必自作多情了。你恐怕不會不知道吧，已經有人在說，要開個會，把我們轟下台。如果是這樣，我倒是贊同開這個會的。因為，恩來同志，我是怎麼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經驗不足。」周恩來說：「個人的得失就放到後面去吧。要說起責任來，我的責任還小麼？」就這樣，博古勉勉強強同意開會。 應當說，把會議提到日程上來，開始會議的準備工作，是周恩來的事。周恩來回頭又找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交談，徵求怎樣把會開好的意見。他在找毛澤東交談時，在說了他對會議的一些想法之後，說到了博古對開會的勉強態度，也說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他說：「澤東同志，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準備通過會議的總結，請求中央解除我在黨內軍內的職務。」毛澤東好久沒吭聲，只是輕輕地笑了笑。周恩來說：「這並非戲言。」毛澤東這才說：「恩來同志呀，你贊成開這個會，操心這個會，是很好的。這個會當然是應該開的，非開不可的。但是，你們是這麼一種情緒，這麼一個精神狀態，這個會還怎麼開呀？倒好像是他博古的氣比我們的氣還大了，這不合適吧？你們這些讀洋書的，真還有點特別。一會是一省數省的勝利，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一會又是不幹了，撂挑子。唔，你講的這些，倒也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會到底怎麼個開法，開到什麼程度為好，是得有所考慮才是。」周恩來說：「你說的對，包括我在內，確有這麼一種心情，有些患得患失。但是，澤東同志，請相信我，我能夠做到把個人的得失放到後邊去。革命為重，錯了就改。」他停了停又道：「澤東同志，你剛才說的會議到底開到什麼程度為好，倒是抓住了我心目中還沒有怎麼成形的問題。怎麼樣，談談你的想法吧。」毛澤東說：「你剛才講的會議的主題，我聽了還不怎麼明確，似乎不夠集中，請再說說看。」周恩來說：「主要是軍事問題，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但也不能不涉及其他問題，比如政治路線問題，黨的領導問題，以及一些幹部處理不當的問題，等等。」毛澤東想了想，說：「恩來同志，我的意見，大敵當前，現炒現賣，只談軍事問題，就是你說的，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不談其他，或者叫作基本上不談其他。至於會議的開法嘛，當然還是要請博古同志主持。同時，為使大家發言有個中心，博古和你得起個頭嘍，是不是？」聽了毛澤東的這幾句話，周恩來的眼睛裡有了閃光，說：「澤東同志，有你這幾句話，我對開好這次會議也就有信心了。好吧，我再去給其他的同志通通氣，作一點開會的準備。」 就在周恩來找人預告會議內容和開法的時候，凱豐（何克全）得知消息，也活躍起來了。他首先找到博古說：「現在不宜開這個會呀同志！他們是趁著進貴州、過烏江、占遵義這麼一個形勢，朝中央要民主，要權力的！他們到底會要開到什麼程度，是難得說的。什麼只談軍事問題，不可能。你要振作一些才好。」凱豐同博古同歲，一路去的莫斯科，又一路從莫斯科回國的。在２８個布爾什維克當中，他是又一種類型的布爾什維克。理論上淺薄，又心術不正。打從回國進到中央蘇區，他就沒少琢磨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力。王明當初安排他做政治局候補委員，負責共青團中央的工作，他為此還鬧過一陣情緒。此後，他一直把自己的命運同博古聯在一起，熱衷於宗派。說到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他害怕的不是什麼軍事上的成敗是非問題，他害怕的是博古被轟下台。博古一下台，他的團中央書記也就到頂了，甚至不保險了。他接著進一步提醒博古：「問題還不在毛澤東幾個人，王稼祥、張聞天也在跟著他們跑。斯大林同志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博古的心情早已有些頹唐，他已無心阻止開會，他揚揚手說：「算了算了，不要講什麼堡壘了，四中全會就有人在講教條宗派；也不要講不要開這個會，已經擋不了了。現在，需要有所準備的是，到底怎樣看待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到底是敵人的強大，還是指揮上的問題？巴黎公社失敗了，德國革命失敗了，馬克思是怎麼評價的？列寧同志又是怎麼說的？不能說是失敗了就是錯誤，何況我們並沒有失敗。我相信，總會有幾個懂一點真正的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的。」凱豐一聽，茫然好久，說：「說的對，他們連勝敗乃兵家常事都不懂的。我也找人交談交談。」 凱豐壓著指頭數，結果找到了聶榮臻，也許是看上聶榮臻當年也在莫斯科上過東方大學。他三番兩次找聶榮臻，一談就是半天，聶榮臻給他講了不少「中國的仗不能像外國那麼打法」的道理，他聽不進去，堅持要聶榮臻在會議期間支持博古。聶榮臻火了，說：「你聽不進我的，我也聽不進你的。我明確地告訴你，我從來沒有支持過博古把什麼都交給李德，我是支持毛澤東的！」 經過連夜的交談和準備，政治局擴大會議終於開始了。 中央和中央軍委負責人都住在城中心柏輝章（黔軍師長）的公館裡，這裡是紅軍的總司令部，會議就在公館的二樓上開。有趣的是，博古和李德已經不住在總部，他們住在城邊的一家地主大院裡。周恩來曾經過問此事，總部管總務的同志回答說：「他們一路都喜歡在一起，就讓他們在一起吧。」 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朱德，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先以《紅星報》主編的身份列席會議，後以黨中央秘書長的身份正式參加會議。李德列席會議，伍修權到會作翻譯。會議由博古主持。第一天的會議，博古作主報告——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周恩來作副報告——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博古的主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拒不檢查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就根本談不上總結出什麼經驗教訓來。 第一次會議開得懶洋洋的，第二次會議進入大會發言，氣氛一下子便繃緊了。彭德懷打頭炮，矛頭直指博古的主報告。他說：「主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還不錯，恐怕也就是這一點不錯。但是，不是叫作總結嗎？教訓是什麼？為什麼失敗了？主報告說是敵人太強大，根據地太落後。請問，哪裡的革命不是有強大的敵人？哪裡不是窮得太落後才革命的？沒有說到點子上嘛。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指揮上的錯誤，你們的作戰指揮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圖上作業的戰術家，短促突擊，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敗仗的！西進突圍，搬家逃跑，行動遲緩，在湘江受到那樣大的損失，這個責任完全要由中央來負，由『三人團』來負！」 李德單獨坐在靠門口的木椅上，前一天聽了博古的主報告，就曾想，只要博古的報告能夠通過，他也就不再吭聲，完全做個旁聽的列席者。此刻聽伍修權譯說了彭德懷的發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在紅軍指揮員中，李德最不滿意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劉伯承，一個就是這個彭德懷。在江西時，劉伯承曾經罵過他是「帝國主義分子作風！」他把劉伯承的總參謀長撤了。彭德懷說他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懷的軍委副主席勾了。此刻見彭德懷把矛頭指向了他，他嘰裡呱啦反駁道：「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完全在於敵人過於強大；短促突擊的戰術之所以沒有取勝，完全是由於前方指揮員執行上發生偏差！」 這可是火上加油了。洛甫發言，據理憑實，尖銳地批評了主報告拒不檢查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和教訓。朱德、王稼祥、聶榮臻、陳雲、李卓然，全都開了火。朱德說：「華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命令紅軍打陣地戰，結果丟掉了蘇區，犧牲了那麼多同志！轉移時又是倉皇逃跑，以致損失慘重，這當然是指揮上的責任，中央的責任！再要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了！」聶榮臻說：「想起湘江戰役，簡直是一場惡夢！我很同意彭德懷同志的意見，失敗的原因不能找到蔣介石那裡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說：「我很同意上邊幾位同志的意見。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要重新考慮。」陳雲說：「過湘江的歷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再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三人團』無疑要作些改變。」 劉少奇到蘇區以後還是主管白區工作。會前洛甫給他打過招呼，擴大會議主要討論軍事問題，他本不想說話的。但此刻聽了一些同志的發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蘇區的丟失，同白區工作這幾年損失十之有九，在路線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動和氣憤起來，說：「四中全會以後，白區工作也犯了『左』的嚴重錯誤，導致職工運動和黨組織的瓦解，特別是五中全會以後，白區和蘇區的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檢討和改正。」 博古開始還能坐得住。不管怎麼說，犧牲了那麼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但此刻聽劉少奇把白區工作的損失也拉了上來，並提出了整個路線的是非問題，他覺得這有些太過分了。他腦子裡有個「整個路線是同國際聯繫在一起」的問題。他推推眼鏡，侃侃說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對中央路線的指責。四中全會以來，在國際的幫助和歷次重要指示下，我們克服了羅章龍右傾分裂的危險，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建立了蘇區根據地，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有了３０萬鐵的紅軍……如此等等，怎麼能說是整個路線有問題？怎麼能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就抹殺全黨奮鬥的功績？這種論調與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的言論有何區別？」 凱豐跟著吼道：「否定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只能是機會主義！」 「這是拿別人的胭脂往自己臉上擦！」劉少奇起身反駁道：「井岡山的鬥爭，到第四次反『圍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績，那是因為臨時中央還在上海！」劉少奇的嗓音因氣憤而有些發顫：「白區工作卻是由於有臨時中央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已經到了兩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補了一句，「蘇區工作要好一點，只空了一隻手。」 會議陷入僵局。毛澤東見勢不妙，插進來作了近一個小時的長篇發言。他說：「我是贊成這次會議集中討論軍事問題的，就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別講空了一隻手，兩隻手，你就是七隻手八隻手，也得空！軍事上為什麼空了一隻手？主報告強調的是敵人的強大，我們不可能戰勝敵人。在中國，革命的敵人強大不強大？當然是強大的，這甚至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戰爭的一個特點。問題在於引出一個什麼結論來。是引出國內革命戰爭的長期性來呢，還是引出革命的失敗論來？在我們黨內，有的人在理論上就是不那麼一以貫之，他們時而看不見敵人的強大，進攻時打陣地戰，攻堅戰，同敵人拼消耗，冒險主義，說什麼一省數省的勝利就如何如何；時而呢，又是敵人太過於強大，不可戰勝。他們在這兩方面碰得頭破血流，也不願意從主觀上來找找原因，還以巴黎公社為據，說失敗了也是正確的。這是很糟糕的事情。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強大的，但中國革命的勝利又是可能的，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敵人內部不統一，有一些空子可鑽，有許多的薄弱環節，這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又一個特點。有的同志也看不到這一點，於是便有軍事上的單純防禦，指揮上的平均主義，即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最後沒法子，只好來個匆忙大搬家，逃跑主義。不要以為冒險主義同保守主義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為保守主義同逃跑主義是不相容的。不瞭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解決這個戰略問題，我們是什麼錯誤都可能犯的。不瞭解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加上不瞭解中國的其他一些國情，戰役和戰術指揮上是一定要犯錯誤的。博古同志的報告避而不講主觀指揮上的錯誤，我以為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掩蓋錯誤，還叫什麼總結呀，是不是還要繼續去發展已經犯過的錯誤呀？我還想講一點，我在行軍途中同稼祥同志談過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有的同志可能認為，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豈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參了中國的東西了。是呀，你是在中國幹這個事情，要求馬克思把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條一款都講得清清楚楚，我們自己完全用不著去研究中國的實際，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國的一點東西，這可能嗎？列寧是這樣解決俄國革命問題的嗎？這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我所以講到這一點，是因為這同解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密切相關的……」 王稼祥立即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他說：「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問題在於戰略思想不對頭，戰術思想更是一團糟。我只覺得，毛澤東同志說的，對在座有的同志也許生疏了一點。要是覺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麼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讀點書，挑子裡好像還有幾本ＡＢＣ。當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裡要有中國。」 周恩來接著發言。他說：「同志們，對於博古同志的報告，我和大家的認識一樣，也認為基本上是不正確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的抵抗力不能同敵人相比，這是事實。由於中央指揮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接連失敗，也是事實。面對優勢敵軍，採取正面陣地戰，紅軍是很難取勝的。我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對中央所犯錯誤的批評。我作為『三人團』的成員，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我認為，免去導致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我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讓過去在戰爭中用正確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的進攻，使蘇區有過很大發展的同志來接替，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我這裡建議，毛澤東同志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和指揮崗位上來！」 會議頓時騷動起來。朱德、劉伯承和各軍團指揮員連聲表示贊同。洛甫說：「毛澤東同志不只是要回到紅軍的指揮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應作出相應的安排。」 騷動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準備，他表現得頗為鎮靜，凱豐卻是坐立不安，他臉色發白，眼睛發紅，一會看看博古，一會又看看坐在門口悶頭抽煙的李德。 經過第三次會議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了幾項重要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在黨內決定軍事問題的幫助者；洛甫負責起草會議決議，主要是歸納整理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和毛澤東闡明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戰略，以及重組黨的領導核心問題。 凱豐一直不服，他不僅在會上表示「保留意見」，會後還對博古說：「對所謂錯誤路線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當博古表示「局勢已定，中央的挑子還是要交出去」以後，他還當著毛澤東的面斥責道：「你懂什麼馬列主義呀？你頂多就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毛澤東以一種「不與小人論道」的口氣說：「你要是連《孫子兵法》都沒有讀過的，就自己去讀吧，我是不會再給你講孫子兵法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三次會議都是在晚上召開的，當時婁山關那邊的戰鬥還在進行，白天有很多的軍務要處理。李卓然是在會議中途從部隊趕來開會的，彭德懷沒等開完會，就飛馬到前線指揮作戰去了。在最後的一次會議上，關於新根據地的選擇，根據已經發生的敵情變化，劉伯承和聶榮臻提出，是不是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尋找立足之地，他們的理由是：四川的人口、地理條件比貴州好，只要站穩腳跟，同４方面軍取得協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長期有排外思想，蔣介石大量調兵入川是不容易的。 他們的意見得到了會議的口頭贊成。 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已是凌晨兩點。毛澤東在樓下的院落裡透了透氣，爾後想回到他的房間，放鬆下來好好睡一覺。他一腳踏進屋，卻見王稼祥和劉少奇正在房間裡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什麼，毛澤東問：「有緊急情況？」王稼祥說：「澤東同志，我和少奇同志對會議不滿意哩。」毛澤東一聽，心裡禁不住格登一下，一時沒有回上話來。王稼祥接著說：「我怎麼覺得，像個半截子會議。」劉少奇說：「我也是這個感覺，深度不夠，問題解決得不夠徹底。」毛澤東說：「願聞其詳。」劉少奇說：「著重解決軍事指揮問題，我能理解，可問題的根子還是在政治路線上，不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且不說軍事路線將來還會發生偏差，白區的工作怎麼辦？」王稼祥說：「應當明確無誤地撤消他們的職務，現在只說取消最高『三人團』，這是不是說負總責的還是負總責，當顧問的還是當顧問？我們的意思是你要出來負總責，可你一再說，你做常委就行了，在軍事上幫周恩來的忙就行了，這還是含含糊糊的，中央的核心領導還不是一目瞭然的。」毛澤東笑了笑，說：「這麼說，二位還是不怎麼信得過我老毛啦。」王稼祥說：「嗨，就是信得過你老毛，我才嚷著要抓緊開這麼一次會嘛，這也算是在黨內搞了一次冒險主義。」毛澤東搖了搖頭，說：「不行，太全面了不行，太深了也不行，太斷然了也不行。抓住軍事問題解決了，既解決了大問題，又不致震動太大。我們正面臨著多路敵人，內部的事情不能佔用我們太多的精力。政治局擴大會也只能做到這一步。全面解決黨和軍隊的問題，至少要開一次中央全會，可現在做不到不是嗎？至於是不是要宣佈撤消幾個人的職務？就說李德吧，人家本來就是個顧問，你撤了還不是個顧問？人家是國際派來的，連個顧問都不讓當，中國同志是不是太小氣了？蔣介石還用德國顧問哩。至於博古，你把最高『三人團』取消了，他也就無權讓李德指揮一切了，這就行了嘛。至於他在黨內還有多大的權力，還能說些什麼話，他自己不會不知道吧？主要解決軍事指揮權問題，其他的事情，讓他們說說話也沒有什麼害處。少奇同志說到白區工作路線問題似乎沒有解決，這倒是個實際問題。但是，由軍事路線上的冒險主義、保守主義到逃跑主義，也是可以折射出白區工作上的問題的。我贊成你在會上說的，白區工作主要是『左』傾冒險主義。但是這個問題是不是暫時不要在決議上寫，你寫了，軍事的，政治的，都有了，組織上也動了這麼個手術，人家就會說啦，你怎麼背著國際幹這麼大的事呀，你這些事情合法不合法呀，何必去找那些麻煩！王熙鳳協理榮國府，弄權鐵檻寺，不是還要講點王法麼？怎麼樣，想得通想不通呀？」王稼祥說：「你老毛的腦子就是要全面一點。只是，那個凱豐是不是就不要到９軍團去攪和了？羅炳輝很煩他。」毛澤東說：「凱豐這個人要不給你添麻煩，恐怕是很難的。他可以不去９軍團做黨代表，你總政治部主任可以提出這樣的意見。但是，還是不要宣佈撤職，你撤了他，他又會說，你怎麼只撤了我呀？我是不理會打仗的事的，怎麼挨撤的是我呀？弄得你倒像輸了理給他似的。」劉少奇頻頻點頭，說：「說得對，說得對，這些事情你都考慮得很周到。 我沒什麼講的了，休息吧。」 王稼祥和劉少奇正要出門，賀子珍挺著大肚子出現在門口。 劉少奇說：「子珍同志，這麼晚了——」 賀子珍說：「我就知道，你們也早不了。」 王稼祥說：「我們就別打攪了吧。走。」 王稼祥和劉少奇出門，賀子珍走進屋，毛澤東說：「這麼晚了怎麼還過來？警衛員也跟你休息不好。」說著，覺得不夠情份，又連忙改了口氣說：「對對，既然來了嘛，就請坐吧。子珍啦，現在會開完了，我可以告訴你了。這個會開得不錯，大家覺得我這個菩薩又有用了，要我進政治局常委，幫助周恩來同志處理軍事指揮問題。請注意，就是這麼個角色。可以了，軍事問題算是解決了。在這次會議上，恩來同志不錯，明智通達，轉變得快，得到大家的諒解。洛甫、稼祥也很支持我。剛才我還在跟稼祥和少奇同志說，只解決軍事問題，其他的事情基本不談。這樣，主動一些，少一些麻煩事。看來，原來同志是很贊成這樣做的。子珍啦，以後的擔子更重了，我沒有更多的時間來照顧你，你要自己照顧好自己，生孩子的事情，請傅連暲多幫忙。」他說著，見賀子珍站了起來，問道：「你怎麼了？」賀子珍說：「我走了。」毛澤東說：「既然來了，怎麼又走啊，幾個鐘頭天就亮了。」賀子珍說：「有你剛才的這幾句話，我就能睡著了。你休息吧，我回我們的駐地。」毛澤東又想起了賀子珍在黎平山上的那次細言相勸，說：「別以為我這是叫你的枕邊風刮的，就高興得都不想在這裡住了。不，今天晚上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走，我得在你跟前睡個好覺，我已經好幾晚上沒有睡好覺了。」 賀子珍一腔情懷，莞爾一笑說：「好吧，我把警衛打發走。」她把手放在隆起的腹部：「讓我們３個人好好休息一下……」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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