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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東山再起揚威廣島


  一塊最引人注目的金牌

  一九九四年金秋,日本廣島的全部旅館爆滿。街頭巷尾,「金牌」成了人們最熱門的話題——第十二屆亞洲運動會正在這裡緊鑼密鼓舉行。
  在日本,按都、道、府、縣、市建制,縣比市大。廣島市是廣島縣的首府,坐落在日本本州西南。廣島這地方,六百年前只有五個小村莊,一五八九年築城,一八八九年設市。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時十五分,兩架美國B-29型轟炸機出現在廣島上空,擲下第一顆原子彈,使世界為之震驚。隨著蘑菇雲的升起,廣島十分之九的房屋倒坍,二十萬生靈塗炭……翻過這歷史的沉重一頁,廣島人民從一九五零年開始重建家園。如今的廣島,人口百萬,是一座現代化的海濱之城,有著「水上城市」的美譽。正因為這樣,廣島市市長在一九九零年從北京市市長手中接過亞運會會旗,四年後在這裡舉辦了第十二屆亞運會。
  亞運會是亞洲的體壇盛會。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屆亞運會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以來,四年一度,亞洲健兒們借這一盛會比試高低。本來,亞運會的「金牌大戶」一直是日本。自從一九七三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作為亞運會聯合會成員,派出體育代表團參加第七屆亞運會以來,向日本的亞洲體壇「盟主」地位發起了挑戰。中國迅速地追上並超過了日本,成了亞運會上的「金牌首富」。韓國也急起直追,緊緊「咬」住日本。這樣,形成了中、日、韓三國鼎立於亞洲體壇的新態勢。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第十二屆亞運會的金牌排行榜前三名如下:中國——一百一十二枚;日本——四十八枚;韓國——四十八枚。
  在日本的四十八枚金牌之中,十月十三日所獲的乒乓球女單冠軍金牌,最為引人矚目。因為這一塊金牌,是由原中國乒乓球隊女將、如今成為日本隊員的小山智麗奪得的!小山智麗,亦即何智麗。她於一九八九年從上海嫁往日本,按照日本習慣隨丈夫小山英之而改姓為小山智麗。
  對於何智麗來說,這一天是「歷史性的一天」,是她運動員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天。
  何智麗沒有住在廣島亞運村。她和丈夫小山英之自己出錢,住在廣島一家賓館裡。十月十三日早上七時半,她和小山英之上了轎車。大約開了二十五分鐘,到了廣島郊區的乒乓球館。
  何智麗開始活動身體,做賽前的準備工作。
  在樓梯口,何智麗遇見中國乒乓球隊女隊主教練張燮林。張燮林跟她點點頭。這位上海老鄉對她說了一句上海話:「格扎勁呀!」意思是說,你好起勁呀。
  說實在的,張燮林沒有把何智麗放在眼裡。
  後來,張燮林曾對《羊城晚報》記者吳廣崖這麼說:「一開始,我的確沒有把何智麗放在主要對手的位置。平心而論,她離隊近六年了,我在中國選手的對手中,把她排在了陳靜、並浚泓、齊寶華、陳丹蕾等人的後面,這是個失誤。」(吳廣崖:《乒乓師徒的反思》,1994年10月16日《羊城晚報》。)連「斬」三將成為「王中王」上午十時,比賽即將開始,廣島乒乓球館內人頭濟濟,座無虛席。
  何智麗出場迎戰陳靜。誰勝了,就意味著進入前四名。
  陳靜比何智麗小四歲,漢城奧運會的乒乓球女單冠軍。陳靜和何智麗一樣,也已退出中國乒乓球隊。這一回,陳靜代表中國台北隊出戰。這麼一來,何智麗和陳靜之戰,成了日本隊和中國台北隊之戰。
  陳靜如她的名字,文文靜靜。這位武漢姑娘,最初是在上武漢利濟路小學時,因體育老師丁達仁喜歡乒乓,受到感染,愛上這小小的銀球。陳靜十三歲進入湖北省隊,十六歲進入國家隊。在國家隊,她受教於著名教練張燮林、郗恩庭門下,進步甚快。郗恩庭曾用這麼六個字來概括陳靜:「聰明,倔強,活躍。」
  陳靜跟何智麗該算是「老朋友」了,因為在中國乒乓球隊時,她們不知較量過多少回。那時候,何智麗是「老將」,陳靜尚是「新秀」,何智麗曾和陳靜交手幾十回,陳靜從未贏過何智麗。
  不過,這一回在亞運會上交手,人們卻普遍看好陳靜。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自從她倆先後退出中國乒乓球隊之後,曾在別的場合有過三回比賽,陳靜都勝了何智麗。照此「推理」,人們理所當然以為必定是陳靜勝何智麗。
  張燮林顯然也是這麼看的。所以,他曾說,何智麗恐怕連前四名都進不了!
  然而,何智麗卻是抱著必勝的信心上常她雖輸了陳靜幾回,她卻由此把陳靜的戰術細細地琢磨了一番,研究出克敵制勝的新招。
  這樣,第一盤一開始,在五平之後,陳靜就擋不住何智麗凌厲的攻勢,連連丟分,最後以十八比二十一敗了首局。
  緊接著,陳靜以二十一比十三,扳回了一局。
  這麼一來,場上出現熱烈的競爭氣氛。
  第三局,何智麗以十一比四領先。陳靜開始沉不住氣了,連連反攻,連連失手,以十五比二十一再丟一局。
  陳靜的臉色變得緊張。進入第四局,雙方呈膠著狀態,每一板都顯得很認真,比分你增一分,我扳一分,一直打到了二十平。
  到了關鍵時刻了。這時,何智麗注意到張燮林從外面走了進來。張燮林原本以為陳靜肯定會勝何智麗的,所以並不大關心這場比賽。
  何智麗到底是沙場老將,沉著地以發球得了一分,而陳靜急切地要以一個刁球扳回一分,不料卻因發球失誤丟了一分。這麼一來,何智麗以二十二比二十勝了第四局。
  「三比一!」何智麗贏了宿敵陳靜,進入了前四名。
  何智麗剛歇了一口氣,在下午四時,迎戰中國隊的喬紅。
  何智麗對這位第四十屆世乒賽女單冠軍並不熟悉,沒有交過手。喬紅小何智麗五歲。不過,何智麗研究過喬紅的錄像,知道喬紅的技術特點。
  在第四十屆世乒賽上,國外的注意力投向中國乒乓球女隊的陳子荷,因為陳子荷在一九八八年的法國公開賽上,打敗了所有的歐洲對手,而喬紅則作為張燮林手下的「奇兵」,一舉奪得這屆世乒賽的女單冠軍。
  喬紅用的是兩面反膠球拍。在和何智麗交戰前,教練曾傳強向喬紅佈置了應付何智麗的戰術。
  何智麗一上場,就以弧圈球咄咄逼人,壓住了喬紅。何智麗以二十一比十七贏了第一局。
  喬紅鎮定了一下,扳回一局,以二十一比十四勝了第二局。
  場上比分一比一。雙方都重整旗鼓。
  何智麗意識到第三局至關重要,加強了攻勢。喬紅不敵何智麗,以十六比二十一輸了第三局。
  喬紅亂了陣腳,接著以十九比二十一,輸了第四局。
  又是「三比一」!何智麗以同樣的比分,勝了喬紅。
  這麼一來,到了晚上七時半,廣島乒乓球館人頭攢動,誰都希望一覷當今最高水平的較量——何智麗和鄧亞萍爭奪亞運會女單冠軍!
  何智麗已經連打兩場,本來應該相當疲憊,可是此時她卻躊躇滿志,越戰越勇了。
  身高一米六八的何智麗,這一回和小她九歲、身高不過一米四九的鄧亞萍對壘。
  鄧亞萍其人,乃乒乓怪才。她自稱身高一米四九,據說那「尾數」不見得準確。可是,她臂短、腿短,反應卻極快。這位河南姑娘,仗著她的怪板,當年從鄭州隊一躍而入國家隊。
  她最初嶄露頭角於第四十屆世乒賽。她和喬紅合作,奪得了女子雙打冠軍。
  接著,鄧亞萍在四十一屆世乒賽上為中國隊挑大樑,奪得女單冠軍。她又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上,為中國隊摘取女單冠軍金牌。可以說;她是正處於巔峰狀態的世界最佳女子乒乓球選手,是中國乒乓球女隊的頭一塊王牌,世界女子乒乓第一號選手,有著「王中王」之稱。
  正因為這樣,鄧亞萍最初根本沒有估計到會在亞運會上限何智麗交手——鄧亞萍肯定會進入女單決賽,而這時何智麗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可是,何智麗出乎意料,居然要和鄧亞萍爭奪冠軍!
  對於要和鄧亞萍交戰,何智麗倒是在賽前充分估計到了。因為鄧亞萍正處於走紅之際,要奪冠軍寶座,必然要迎戰鄧亞萍。
  不過,鄧亞萍對於何智麗來說,是不很熟悉的。因為何智麗在中國乒乓球隊的時候,鄧亞萍在場上連坐板凳的資格都沒有!
  鄧亞萍這樣說及何智麗:
  「其實我與何智麗的確是兩個時代的。她是八十年代的選手,我是九十年代的選手。按時間算,我們之間差很多年。我進中國乒乓球隊六年多,而何智麗離隊已經將近七年了,不是一批隊員。我進隊時,除了李惠芬一個老隊員在,其餘的老隊員全走了。所以我對何智麗可以說根本不瞭解,因為從未在一起訓練過。再說,乒乓球隊一向習慣以打團體賽的主力選手來衡量隊員的新老。比如說,在我之上的一批隊員是打四十屆世乒賽團體賽的李惠芬、陳靜、陳子荷和胡小新,她們的上一批隊員是打三十九屆世乒賽的焦志敏、戴麗麗、耿麗娟和陳靜。我與喬紅、陳子荷。高軍打的是四十一屆、四十二屆兩屆世乒賽團體賽。」(左達:《就葉永烈文章(何智而上海訪談錄),鄧亞萍接受本報專訪》,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報》。)中國乒乓球隊堅信,何智麗過不了鄧亞萍這一關。中央電視台在廣島現場直播何智麗和鄧亞萍的決賽。眾多的中國球迷守在電視機旁,幾乎都以為勝券必屬鄧亞萍。那時筆者也守在電視機旁,觀看這場世界級的較量。
  這是八十年代的世界冠軍跟九十年代的世界冠軍的決賽。
  一上來,鄧亞萍就猛攻猛打,顯示了她的強大威力。鄧亞萍的前三板極為厲害。她取勝,往往在前三板。如果誰擋不住她的前三板,那就只能甘拜下風。
  果真,鄧亞萍的勢頭很厲害。她跟何智麗的比分咬得很緊,以二十二比二十先贏了第一局。
  須知,在這天何智麗面對陳靜或喬紅時,總是先聲奪人,勝了第一局,為勝利「墊了底」。可是,這一回,鄧亞萍勝了第一局,清楚表明鄧亞萍擁有很強的實力。
  何智麗這時表現了很好的心理素質,她十分冷靜。通過和鄧亞萍的第一局較量,何智麗明白,關鍵是抵擋住鄧亞萍的前三板。於是,她針對鄧亞萍的短處,不斷地發長球,左右出擊,迫使鄧亞萍忙於應付。鄧亞萍人矮臂短腿短,一旦陷於被動應付,那就遭了。這樣,何智麗以二十一比十九,扳回一局。
  打成「一比一」之後,場上氣氛顯得格外緊張。進入關鍵的第三局,何智麗打得越發順手,居然以十四比四遙遙領先。
  這時,何智麗以為勝券在握,鬆了一口氣。鄧亞萍卻伺機反撲過來,不僅把比分追平,而且反而以二十比十六領先於何智麗。
  何智麗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因為鄧亞萍如果再得一分,她就要失去這關鍵的一局。這時,何智麗顯得異常冷靜,而鄧亞萍急於求勝,倒是顯得心躁如火。鄧亞萍連連失球,何智麗以二十二比二十,終於勝了這關鍵的一局。
  於是,場上比分為「二比一」。
  進入第四局時,鄧亞萍大勢已去,再也無法抵擋何智麗的左攻右擊,疲於應付,全然被動。這樣,何智麗十分輕鬆地以二十一比十六,贏了這一局。
  鄧亞萍哭了!
  何智麗也哭了!
  就這樣,何智麗在一天之內,竟以三場「三比一」,連「斬」陳靜、喬紅和鄧亞萍三員猛將,成了世界乒壇上真正的「王中王」!

  中國體育界為之震驚

  何智麗奪冠,頓時成了廣島爆炸性的新聞,轟動了亞洲,轟動了世界。
  當然,最為轟動的,莫過於日本和中國。
  照理,何智麗在一天內打了三場「攻堅戰」,巴不得歇一口氣。可是,那一夜她幾乎不能合眼,她處於記者們的包圍圈之中。儘管她和小山英之在廣島,小山英之的父母為了「觀戰」也在廣島,他們大版家裡的電話通宵不停……在中國,由於中央電視台實況轉播了這一比賽,千千萬萬中國觀眾也為之轟動,在轟動中夾帶著震驚……可以說,在這屆亞運會上,在所有的金牌得主之中,何智麗的這塊金牌是最為轟動的!
  一時間,何智麗頓時成了新聞人物,更成了爭議人物。
  何智麗奪得亞運會乒乓球女單冠軍,會造成如此大的轟動效應,究其原因,大體上有這麼幾條:第一,何智麗所奪得的,豈止是亞運會冠軍?因為她在亞運會上所進行的,是世界級、是奧運會級的較量!
  何智麗一口氣所擊敗的陳靜、喬紅和鄧亞萍,這三人代表著今日世界女子乒乓的最高水平。
  陳靜是漢城奧運會(即第二十四屆奧運會)乒乓女單冠軍;喬紅是第四十屆世乒賽女單冠軍;鄧亞萍是第四十一屆世乒賽以及巴塞羅那奧運會(即第二十五屆奧運會)女單冠軍。也就是說,何智麗所擊敗的,是兩個奧運會冠軍和兩個世乒賽冠軍!
  所以,她這塊金牌的份量是最重的!
  第二,何智麗引起轟動,因為她在半個多月前——九月三十日,她剛剛度過三十週歲生日。對於一個乒乓球運動員,特別是對於乒乓球女運動員來說,三十歲已是「高齡」了。她成了亞運會歷史上最年長的乒乓球女單冠軍。
  她的對手們,都比她年輕得多——
  陳靜,二十六歲,比何智麗小四歲;
  喬紅,二十五歲,比何智麗小五歲;
  鄧亞萍,二十一歲,比何智麗小九歲!
  第三,何智麗退役多年,已經六年沒有參加重大比賽。賽前,誰都沒有把她看好。不料,她爆出了「冷門」,一下子震驚了乒壇。
  第四,最重要的是,她不是代表中國隊奪冠,而是代表日本隊摘取金牌。這就不能不在中國遭到眾多非議……對於何智麗的勝利,中國乒乓球隊最為迅速地作出了反應。
  中國乒乓球隊是站在吸取失利的教訓的角度,作出反應的。受到記者採訪最多的,當然要算是中國乒乓球隊女隊主教練張燮林了。
  張燮林對北京《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這樣的談話:「比賽的結果是殘酷的。小山智麗今天發揮得很出色,也許這正是人們說的她的第二個青春的到來。這樣的較量今後還會有。作為中國選手,首先要把心理因素調整好,力爭在比賽中排除不平衡因素,在技術上要放開打,甚至要超水平發揮,才能戰勝過去的『隊友』。現在看,到亞特蘭大奧運會時,這種威脅依然存在,也不會是小山智麗一個人。到那時,中國選手不能在技術實力上超過對手,缺少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那麼奧運會的比賽難度會更大。」(左達:《就葉永烈文章(何智而上海訪談錄),鄧亞萍接受本報專訪》,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報》。)張燮林又對廣州《羊城晚報》記者如此說:(羅京生、陳志江:《鄧亞萍為何失利?》,1994年10月14日《光明日報》。)
  「從場上看,何智麗的基本功的確不錯,發揮也相當好。至於鄧亞萍的輸球,我看戰術上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心理上。
  鄧亞萍的這場球,對手並沒有多少主動得分,大多是鄧亞萍自己失誤送的。儘管比分是一比三,但若說機會,小鄧還是有的,但她沒有把握好,說來也是心理上的一種障礙。
  其實,這也很正常。當初齊寶華、陳丹蕾首次代表香港出賽,我們的隊員全輸給過她們,這種心理很複雜。自然,這與我們隊員心理的自我調節有關。輸過一次後,我想她們的心態就會找到平衡。所以,我認為這次亞運會輸球並非就是壞事,如果妥善處理,起碼對於明年的天津世乒賽來說是件好事。」張燮林還對上海《新民晚報》記者發表談話說:「鄧亞萍的心理壓力大些,她機會球沒有把握好,總的搶攻還是可以的。但是速度、節奏變化不夠也是原因之一。小山智麗基本功還是比較紮實的,搶攻也可以,在凌厲進攻後的防守相當不錯,特別贏了陳靜、喬紅後勢頭上來了,打瘋了!」喬紅的教練曾傳強,對於喬紅之敗,對上海《新民晚報》記者如此說:「喬紅主要是輸在攻防沒有節奏,該發力打的球和不該發力打的球分不清楚。她在整個比賽中,完全被急躁情緒控制住了,賽前,我們準備得很好,遠近,攻防一定要搞清,但是一上場比賽,一打比賽就亂套了,沒有按準備的方法去打。」鄧亞萍也處於記者的包圍之中。鄧亞萍很坦率地承認,何智麗打得「有些神了」!
  鄧亞萍對《羊城晚報》記者是這樣說的:「那場比賽首先是自己準備不足,設想到何智麗能打上來。因為在與我相遇之前,何智麗首先要與陳靜、喬紅相遇,按以前的情況看,何智麗要過陳靜這一關不容易,陳靜以前是她的剋星。誰知何智麗狀態那麼好,勝了陳靜之後,氣勢就更盛了,接著又贏了喬紅,直到此時,我才開始注意她。但看來還是心理準備不夠,從賽後錄像上看,我的確是太急躁了,這與何智麗防住了我的進攻有關。以往我的正手扣殺,能擋回來的不多,就算擋那麼一兩板,但是終會被我扣死。何智麗那天的防守確實太好了,可以說好得近乎神了,怎麼也打她不死,最終我自己反而失敗了……」鄧亞萍還對北京《光明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輸球使我十分難過,但是這次失敗會成為我不懈努力和拚搏的動力。如果有機會,下次我一定要贏。」後來,鄧亞萍又表示不能以這一場比賽來判斷她和何智麗的實力。她對《北京青年報》記者這麼說:「判斷一個隊員的水平需要通過長期的訓練和比賽,不應從一場球來定高低。論拿世界冠軍的次數,何智麗遠不如我和喬紅。我已拿了六次世界冠軍和兩個奧運會冠軍。」在廣島觀戰的中國乒乓球界人士劉偉說:「小山智麗今天發揮得真好,我認為她今天已達到一九八七年獲世界冠軍時的水平。」
  「我很驚訝何智麗的水平能恢復這麼快。我想,在海外的中國選手大概分兩種類型:一種見了中國選手手軟,心氣提不上來,這也許是『古老』的心態;另一種是見中國選手就拚命,這是「現代」的心態。無論如何,他們的心態一定很矛盾。隨著社會的發展,『古老派』也許越來越少,但我也許永遠是『古老派。
  現任中國兵乓球協會副主席、中國國家體委訓練局局長、原為乒乓名將的李富榮,這樣評價何智麗的勝利:「這場比賽,鄧亞萍的失誤過多,是她失利的一個主要原因。」李富榮還說:「連小山智麗都要輸,這說明我們訓練中確實存在著問題,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賽前我們對何智麗估計不足,她的防守比在國內還好,三十歲的人能恢復到這樣的水平不容易。她的訓練練條件不如我們。出去那麼多年還贏不下來,說明什麼問題?中國女隊長期缺少強手對抗,訓練單調,沒抓新東西。過去我們認為有喬紅、鄧亞萍雙保險,現在看來有了危機感。」李富榮從廣島回到北京之後,又對《光明日報》記者羅京生發表談話:「中國女隊過去一直優勢較大,但在今年亞運會上,鄧亞萍、喬紅都負於小山智麗,這說明人家進步很快,中國女隊現在已無太多優勢。」
  作為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國家體委副主任的原乒乓球名將徐寅生,對何智麗之勝發表談話說:「我看這樣的結局沒什麼不好。日本乒乓球很久沒有興奮過了,以此來促進一下你們這項運動的發展,是會有好處的。」以上來自中國乒乓球界的種種評論,大體上是:第一,承認何智麗的勝利;第二,由此對中國乒乓球界進行反思。
  內中,中國乒乓球隊男隊主教練蔡振華談及了敏感的問題——何智麗從「隊友」變為「敵手」。蔡振華說
  「她們過去曾是隊友,教練把技藝無私地傳授給她們,但現在其中一位調轉了槍口,讓人很不是滋味。我們現在要從長計議,自身在技術上不斷創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而不要糾纏於『過去是隊友,現在是敵手』這種初級問題上了。」在中國體育界,以中國國家體委副主任劉吉對於何智麗的勝利所作出的評價最為熱烈、最為中肯。
  那是在十月十三日夜裡,由於許多上海讀者對何智麗代表日本隊打敗中國隊的喬紅、鄧亞萍表示不解,上海《新民晚報》記者張德祥撥通了劉吉的長途電話,請他對幾小時之前何智麗所取得的巨大勝利發表見解。
  劉吉非常坦誠地說:
  「讀者感情上有點受不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都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何智麗嫁給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這是法律允許的。也符合比賽規定,無可指責。何智麗已經三十歲了,還能戰勝我們正值盛年的名將,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那種拚搏精神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劉吉充分讚揚了何智麗的拚搏精神。他說:「武松打虎才是英雄,如果打貓,那就不是英雄了。輸了球,不能怨對手,而應該找自己的不足。小山智麗這個年齡還能過關斬將,這說明中國乒乓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考驗。」從中國體育界人士以上的種種言談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何智麗奪魁的反應是非常強烈的,在事實面前都承認了何智麗的高超球技和可貴的奮鬥精神。不論是中國體育界的領導,還是教練、運動員,他們所發表的公開談話。應當說是得體的。
  然而,就在何智麗奪冠的消息見報之際,一場輿論紛爭也就在中國報刊上激烈地展開了,掀起了一番風波……中國報刊掀起軒然大波何智麗新的勝利引起新的風波,這番風波集中在何智麗已加入日本籍,她所代表的是日本隊。
  儘管中國國家體委副主任劉吉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表態:「何智麗嫁給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這是法律允許的。也符合比賽規定,無可指責。」然而,中國眾多報刊所指責的,恰恰是這一點。
  《北京青年報》專門展開了「如何看待小山智麗的挑戰」的討論。編者為這一討論所加的按語,道出了滿城議論何智麗的原因所在:「小山智麗代表日本,打敗了代表祖國的鄧亞萍,掀起了體育內外的軒然大波,太多的人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了,他們說,這是一種『背叛』……」但也有人說,體育就是比賽,比賽就有輸贏,打敗對手,是每一個運動員的天職。況且幾年前又有著那樣一場風波,何智麗是在受了委屈之後,才成了小山智麗,才有了今天的代表日本……「這是個很有說頭的話題。」
  正因為「這是個很有說頭的話題」,所以一時間中國報刊上議論紛紛,對何智麗褒貶不一。
  其實,不論褒也罷,貶也罷,這表明何智麗成了亞運會的「明星」,成了人們最為關注的運動員。
  中國天津的《今晚報》,發表了這樣的報道:「何智麗在戰勝鄧亞萍奪得亞運會女單冠軍後,神情頗為傲慢,亦很激動,令當時在場的幾位中國人甚是不悅,暗地裡斥責其為『漢奸、賣國賊!』」於是,斥責何智麗為「漢奸」、「賣國賊」,便公開見諸於中國報刊。
  廣州的《羊城晚報》猛烈抨擊何智麗,自十月十四日起,一連三天發表報道:《何好之有》;《令人噁心的表白》;《數典忘祖,引來公憤》。
  內中,《羊城晚報》記者蘇少泉還發表了報道:《祖國培養了她,她卻忘了祖國——小山智麗(何智麗)其人其事》。這篇報道歷數了中國對何智麗的培養……《羊城晚報》以「讀者紛紛來電抨擊何智麗」為題,刊載許多讀者來電,稱何智麗為「反面教員」。
  《北京青年報》發表署名「何東」的文章,用小品文筆法,對何智麗進行尖刻的抨擊。
  有趣的是,有人竟指責何智麗為「競技場上的吳三桂」。
  吳三桂,叛變明朝、引清兵入關者也。可是,中國的年輕人不知吳三桂為何許人,居然鬧出了笑話。
  安文江先生寫了《吳三桂是汪精衛一夥的嗎?》一文,發表於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南方週末》:「有感由於小山智麗(何智麗)被指為『競技場上的吳三桂』,我在去年十月三十日《南方週末》上發表了篇《他們都是吳三桂?》,卻有我所教的大學生問:『吳三桂是什麼人?是汪精衛一夥的嗎?』問得我哭笑不得,好在他還知道有個汪精衛。」
  在對何智麗的一片譴責聲中,也發出截然不同的聲音。
  上海《文匯讀書週報》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發表「阿昌」的《由吳三桂想起》一文,頗有見解:看到廣島亞運會的聖火漸漸熄滅,我突然想到,要貫徹中共中央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就出版界來說,任務是十分繁重的。
  也許你會感到突兀,還是讓我慢慢說來。前幾天翻閱報紙,看到一位資深人士寫的評論小山智麗(何智麗)戰勝鄧亞萍這場球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竟把何智麗稱作吳三桂,不免令人倒抽一口冷氣。
  吳三桂何許人也?他是明末引清兵入關,又為清兵先驅,鎮壓農民起義的一位官員,很久以來,人們都把吳三桂作為「賣國賊」的代名詞。如今將何智麗比作他,實在使人吃驚。說實話,那場球的實況轉播我也看了,當時只看到小黃球你來我往,乒乓藝術達到如此爐火純青的地步實在令人讚歎不已,心中絲毫沒有憤慨之情。看了這篇文章,我心裡不覺納悶起來,問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出了問題,否則怎麼會連「吳三桂」也恨不起來?「斗」了半天,還是百思不得其解。外國籍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文藝等等領域中有了成績,我們都引以為榮,楊振寧、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誰也沒有責怪他們在為美國爭光,為何唯獨體壇上會出現這樣的議論呢?想來作者不會重開「文革」期間的「帽子工廠」、一定是不瞭解吳三桂是何許人,因而造成了比擬不當。正因如此,我覺得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出版界應多出版些介紹各種歷史人物的書籍,這樣也就不會出現比擬不當的問題了。
  當然,就這場球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議論,何智麗為何掛拍,她是怎麼會去日本的,等等,都是可以深思的。
  上海《新民體育報》也發表白子超的文章《用不著激憤》,指出:「憤怒的部分群眾大罵何智麗是『罪人』、『漢奸』、『賣國賊』太『言過其實』,太『上綱上線』。說體育維繫著民族感情和國家尊嚴,可以,但體育畢竟不能和政治、戰爭劃等號。……我覺得,我們的一部分同胞感情還比較狹隘,心態還比較封閉,眼光還比較短淺。不然,我們怎麼解釋『寧願外國人拿金牌,不願曾是中國人的外國人拿金牌』?我們怎麼解釋『歡迎外國專家幫中國,反對中國專家幫外國』?……何況,何智麗等人遠走他鄉,除了個人感情因素,還有其他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原因。起碼,何智麗當初是準備到奧運會上一展身手,為國爭光的,但她的資格被錯誤地取消了,於是她才心灰意冷。我堅信,何智麗拿了廣島亞運會金牌後,心情不會很輕鬆。事情是複雜的,簡單的激憤不但不一定公正,而且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這場大爭論,不僅在中國大陸的報紙上展開,在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也對何智麗問題進行了採訪、報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亞洲週刊》,發表了該刊記者采寫的《亞運背後的家國情仇》一文,指出:這次亞運會賽事中對中國觀眾造成相當心理震撼的,還是要數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國乒乓球優秀選手小山智麗(何智麗),以凌厲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國大陸金牌呼聲最高的世界冠軍鄧亞萍,摘走亞運女子單打冠軍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後挫敗中國台北的陳靜、中國大陸的喬紅,再與鄧亞萍交手的。
  小山智麗此舉,令在場的中國大陸官員伍紹祖、徐寅生。李富榮勝上無光。因為在小山智麗背後還有一個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錦標賽,當時的何智麗即現時的小山智麗乒乓球水平正值巔峰期,決賽時卻被隊領導下令「讓球」,她沒有從命,憑實力打敗隊友;奪得冠軍。賽事後她被指責為「不服從命令」而慘遭厄運,連參加八八年奧運會的資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葉永烈當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為小山智麗鳴不平。這次亞運會期間,葉永烈始終關注著小山智麗的戰績,把比賽錄了像。小山智麗奪得冠軍,葉永烈當即打電話給她父母祝賀,還給在日本的小山智麗寫了信。
  葉永烈對《亞洲週刊》說:「從電視屏幕,我很注意何智麗的眼神,看到她奪冠後流淚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來上海時,我們見了面,她當時表示決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夢想終於成真。」葉永烈說:這是對中國體壇幾十年來「讓球」傳統的一種打擊。「讓球」是違背奧林匹克運動精神的,是體育運動的腐蝕劑,當年李富榮按上級命令讓球給莊則棟,今天,李富榮應當反思,從這一意義說,何智麗打敗的是李富榮。中國體壇存在不少問題,「讓球」是其中一個嚴重問題。

  何智麗評說她的三位對手

  面對一片嘩然的中國輿論,何智麗本人究竟怎麼看待的呢?
  筆者與何智麗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著多年友誼,與她的已故教練孫梅英也相知頗深。這些年來,曾對何智麗、小山英之以及孫梅英作過多次採訪。就在廣島亞運會後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麗從大阪給我來電話,告知打算回滬一趟,希望再度會晤,談一談最新的情況。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歲末之際,何智麗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來到上海。由於何智麗已成了爭議紛紛的「焦點人物」,所以他們的行蹤嚴格保密,拒見任何記者。這樣,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筆者得以應約對他們作了兩次獨家採訪。
  何智麗的頭髮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斕的羊毛衫,顯得很秀氣。她的日語已很不錯,小山英之說話時就由她當翻譯。
  她處於「颱風」的中心,倒顯得十分平靜。
  我問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奪冠前,何智麗是怎樣準備的。
  何智麗說,我從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
  六年後,能夠打敗她們,確實是不容易的。作為一個運動員來講,別說六年,一兩年也夠嗆!
  她說,乒乓球在中國是「國球」,格外重視,中國乒乓球隊有著世界上最優越的訓練條件。我在日本,訓練的條件比中國乒乓球隊差遠了!日本乒乓球沒有什麼「國家隊」,都是業餘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國乒乓球隊有二十幾個陪練,這在日本幾乎不可想像。我是單槍匹馬。我是「教練兼隊員」。
  小山英之插話說,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那麼多陪練,都要靠自己,是在很艱難的環境下練球的。我們靠的是大阪池田銀行提供的幫助,算是有了一個練球的俱樂部。池田銀行的行長清龍一也先生很熱心於乒乓球運動,是何智麗的「伯樂」。每次何智麗參加重大比賽,行長總是帶著太太一起去觀賽。何智麗在日本的訓練條件,完全無法跟中國乒乓球隊相比。
  我笑道,這好像是小小的「個體戶」,跟國營大公司競爭。
  可是,你們的邪個體戶,用上海人的話來說,是「夫妻店」,居然打敗了中國乒乓球隊這「國營大公司」!何智麗也笑著說,那天比賽,小山一直在場外當我的教練,從頭做到尾。我們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個乒乓業餘愛好者,他的本職是工程師,怎麼能與中國乒乓球隊的教練們比。我主要是得益於在中國受到的培養。我當年除了受到啟蒙教練的熱心培養外,主要是乒乓名將、中國乒乓球隊女隊前教練孫梅英的培養。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說孫梅英是我的恩師。不過,孫梅英並不是國家體委派給我的教練,她當時已經退下來,是她自告奮勇來教我的。
  葉:你在日本每天練球幾個小時?
  何:四五個小時。大部分在下午練,晚上不練,早晨有時也練。在池田銀行的俱樂部裡練。日本跟中國不同,在日本練球,你得自己花錢,所以要靠銀行支持。在中國國家隊,根本就不存在運動員自己花錢練球的問題。
  葉:你是否研究中國乒乓球隊的戰略、戰術?
  何:有時看一點錄像,反正是我一個人在琢磨。我是孤軍作戰。
  葉:那天比賽之前,你對自己的估計怎樣?
  何智麗說,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夠贏。陳靜、喬紅、鄧亞萍三個人都是高手,我對她們三個人都作了準備。
  何智麗對三位對手作了分析。她說,她們三人各有特點:陳靜是「左手生膠」,喬紅是「兩面反膠」,鄧亞萍是「長膠怪板」,都是很難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樣,打法不一樣,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對付。所以,打她們三個,要採用三種不同的方法。能戰勝這樣三位不同打法的對手,你的技術必須全面。
  何智麗說,我堅信一條,我的基礎比她們好。這幾年她們參加比賽比我多,臨場經驗豐富。我倒底是六年沒有參加了,現場的熟練感不如她們。我以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術贏她們。我以前的技術一直沒有丟。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屬於歐洲型風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著一口氣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麗逐一評說她的三位對手。
  何智麗這樣談起陳靜:
  「在這三個人之中,我最重視的是陳靜。只有勝了陳靜之後,我才能進入前四名,然後才是冠亞軍賽。
  我進入前八名,第一個遇上的就是陳靜。
  在國家隊的時候,我跟陳靜打了幾十次,沒有輸過一次。離開國家隊以後,我幾年沒有打球了。後來我跟陳靜交手,輸了她兩三次。所以,我很重視和陳靜的比賽。
  「對於喬紅和鄧亞萍,我並不太在意,雖然喬紅比我小五歲,鄧亞萍比我小九歲。」
  接著,何智麗說起鄧亞萍:
  「我是準備以三比零贏她的。」
  過去我在中國國家隊,跟鄧亞萍打過一次,贏了她。這一回我們是第二次交鋒。從球藝來說,我比當年拿三十九屆世乒賽冠軍時要好。外界也是這麼評論的。我是八十年代的冠軍,現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術上不進步是不行的。
  我這個八十年代的冠軍,能夠打敗九十年代的冠軍,說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腳。這一回,打的是亞運會乒乓賽,實際上是世界級的,因為對手是奧運會冠軍和世乒賽冠軍,這三個人代表著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為這樣,決賽的那一天,兩千元一張的門票,全部售光,這是空前的。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趕來觀看。可是,男子決賽,就沒有多少人看。
  在亞運會上,中國從來沒有丟過女單冠軍金牌。這一回,我拿了女單金牌。打球,是應該換換臉。不要老是一個人拿冠軍。」
  我說,十月十三日,是你歷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場,體力怎麼樣?
  何智麗說:
  「我的體力可以。打贏之後,我們家的祝賀電話、電報多得不得了,美國的記者甚至從美國趕來採訪我。因為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冠軍——我已經結婚,三十歲了,居然打敗了兩個奧運會冠軍。在亞運會的歷史上也從未有過三十歲的乒乓球冠軍。
  發行量達八百萬份的日本《朝日新聞》,評選一九九四年度最佳運動員,我是六箇中的一個。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獎。
  「日本共同社告訴我,他們所評的一九九四年關於中國的十大新聞中,我在亞運會打敗鄧亞萍,被列為第九條。」
  我問:「在你戰勝鄧亞萍時,鄧亞萍哭了,你也哭了。鄧亞萍輸了球,心中很難過,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為什麼在勝利時哭了?對於你的哭,中國報刊有好多解釋。你自己說,你為什麼哭?」
  何智麗答道:
  「當時我非常激動,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勝利來之不易。六年哪!為了這天的勝利,我足足拚搏了六年!
  二是能夠打敗鄧亞萍,太令我興奮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樣,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氣了。她對記者說,我和何智麗不是一個時代的。確實,我是以前的老冠軍,我拿世界冠軍時,你連坐板凳的資格都還沒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軍輸給八十年代的冠軍,你丟臉。這一回,鄧亞萍輸了,這才終於說,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過何智麗。
  「三是我的恩師孫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這一重大勝利。我傷心。她在一九九三年還到日本,教了我三個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我又問:「十月二十八日,《北京青年報》提到了莊則棟曾幫助了你。」
  何智麗說:
  「莊則棟沒有做過我的教練。他來日本時,到我俱樂部來,玩了一天。
  去年,陳靜得了第二名,中國報紙也說是莊則棟教的;莊則棟倒是真的教過陳靜。
  不過,誰贏了,就說是莊則棟教的,既然莊則棟那麼有本事,他又在北京,為什麼不叫莊則棟到中國乒乓球隊當教練呢?
  所以,輸了就是輸了,何必把莊則棟搬出來?
  「當然,我是很尊敬莊則棟的。他的球藝是很高明的。他見多識廣,富有經驗。」
  我說:「我以為,莊則棟所說的富有哲理的話,是對你這次勝利的最好概括:『記住,一個人受到的打擊越大,發出的光輝也就越燦爛。』」何智麗答道:「是的,莊則棟是這麼對我說的。在我獲勝之後,他在電話裡對我這樣說。他的話根深刻,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中國女兒情,日本媳婦心」
  見面時,何智麗拿出一本「老先生」剪貼的剪報集給我看。「老先生」是指她父親何銘馨。父親在上海把中國各報關於她的種種反映,剪貼在本子上。遵她之囑,我也給她帶去一批關於她的剪報。所以,她對中國報刊上的各種反映一清二楚。
  我們就從中國報刊的紛紛議論說起……何智麗顯得有些激動。平日言語不多的小山英之先生,也難以抑制不平之情,訴說著自己的看法。
  何智麗很直率地說,中國報刊的評論,日本報紙迅速加以轉載,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動。日本人很難理解說我是「背叛」、「漢奸」、「罪人」,是「吳三桂」,是「賣國賊」。
  尤其是中日兩國之間有過一段曲折的歷史,一九九五年又是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所以「漢奸」這類話對於日本人來說是極為敏感的。
  何智麗真誠地說:
  「雖然我加入日本籍,但我是從中國出去的。我的身份是雙重的,我是『中國的女兒,日本的媳婦』。所以,我拿了冠軍,既是中國的驕傲,也是日本的驕傲,是雙重的驕傲,雙重的勝利。
  「不能那麼狹隘地看問題。愛國主義不能太狹義。眼光不能太短淺。不管是誰寫,不論是大報、小報,都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報紙。現在是信息社會,這邊報紙一登,即便是小報,信息也馬上傳到了日本。本來,罵我個人一句倒也無所謂。我現在加入日本籍。這就牽涉到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了,不只是個人的事情。」
  她說,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們,都為我高興。他們非常支持我。留學生的報紙,對我沒有一句壞話,都熱烈地為我祝賀。因為我畢竟是來自中國,來自上海。我這次奪冠,表明中國人也能在國外創業。他們沒有當我是外國人。
  她又說,就日本而言,已經多年沒有拿亞運會乒乓冠軍了。我去了,就拿了冠軍,而我來自中國。這本身就表明,我的勝利,也給中國帶來了榮譽。
  她強調說,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歷史的。我是從中國出去的,我不會忘記上海的培養,中國的培養。我沒有「數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軍。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將風度。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亞運會的上百塊金牌,我這一塊是最特殊的一塊。
  她說,有些中國報紙很無聊。有一家中國報紙甚至說,我在跟喬紅半決賽減罵她「小赤佬」。其實,我從小到現在,從不說「小赤佬」之類的罵人的話。我以為,這些報紙對我不友好,主要是不瞭解我所說的,我的勝利是中日兩國的勝利。我想,他們慢慢地會理解我的。
  她又說,我也不同意所謂「海外兵團」的提法。其實,這是隨著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後所產生的可喜現象。大批的中國乒乓球教練和退役的運動員,能夠來到世界各國,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能做得到嗎?
  這些中國教練和運動員來到國外,使世界各國的乒乓球運動水平大大提高一步,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麼解釋中國請施拉普納當中國足球隊教練?怎麼解釋上海足球隊到俄羅斯去招募隊員?怎麼解釋中國請那麼多外國專家幫助建設?怎麼解釋楊振寧、李政道以美籍華人身份去領取諾貝爾獎金?難道楊振寧、李政道也是「漢奸」、「吳三桂」、「賣國賊」?難道那麼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畢業後留在那裡工作,也都是「漢奸」?所以,不能那麼狹隘地去看問題。
  這時,小山英之十分真誠又十分動情地對我說:「我很愛中國。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響極壞。在日本,如果這樣寫的話,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碼要賠幾千萬日元的。這是有法可依的。
  這些文章對中日兩國都沒有好處。這些文章其實是在丟中國人的臉。何必罵人呢?還是把功夫用在比賽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親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協會的會長,他致力於日中友好事業。所以,小山一家都熱愛中國。小山家迎娶何智麗這樣的中國媳婦,本來就是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橋。
  小山說,爸爸最近也來中國,昨天從南京來電話,江蘇省省長、副省長都為何智麗奪冠,向他表示祝賀。中國官員的這種友好表示,使我們一家都很高興。
  小山還對我說,在何智麗奪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亞洲週刊》上發表談話,對何智麗表示熱烈祝賀,分析了何智麗奪冠的意義,批駁了那些不友好的言論。日本的《讀賣新聞》馬上轉載了你的談話。這向日本輿論界表明,中國也有對何智麗很友好的作家。
  與小山英之一起來滬的日本池田銀行桌球部部長中島昭先生也對我說:「日本人很難理解說何智麗是『漢奸』。難道只許你們贏?
  贏了就是『漢奸』?體育競爭,就是靠真本事嘛!
  日本報紙一片讚揚,因為何智麗已經三十歲了,贏得不容易。她這一塊金牌,頂五塊、十塊金牌。
  「其實,何智麗是日中友好的橋樑。她是中國的女兒,日本的媳婦。何智麗拿冠軍,中日兩國都應為她祝賀!中國是大國,在國際上有很崇高的威望。雖然那種偏激的言論只是一小部分人說的,但是會影響中國的形象,要從日中友好的角度加以考慮。」
  我提到了在中國引起議論頗多的是何智麗在剛剛奪得亞運會金牌時,含著熱淚,接受日本NHK電視台的採訪,所說的幾句感情十分激動的話:「我對今天能戰勝奧運會女子單打冠軍鄧亞萍感到非常高興。這比我作為中國選手獲勝時還要高興。這是我八年來第一次在大賽中奪取冠軍。來日本後,我有六年時間沒有參加大型比賽,但在我丈夫的指導下,技術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錦標賽上,還將作為日本隊的一員,爭取為日本奪取新的獎牌,以回報日本觀眾和新聞界對我的期待和鼓勵。」何智麗說,當時她的心情確實極為激動。十月十三日這天,她連挫三員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將,這是她從未有過的戰績。為了這一勝利,她苦苦練習了不知多少個日日夜夜。正因為這樣,她說她從未這樣高興過。她的話,表達了她當時的心情。凡是知道她是怎樣走過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的人,就會理解她所說的那番話。
  何智麗接著說,在日本記者看來,我拿了冠軍,更加加深了日中友誼。中國報紙上那些文章,很傷日中的友好感情。你曾說,要參加國際比賽,必須有「入場券」。確實如此,我加入日本籍,才可能有「入場券」,這不能說我的那番話是「背叛」中國。
  我問起她的近況。
  何智麗說,中國人和外國人結婚,很多離婚。我的家庭很和睦,和小山英之相處很好。他沒有大男子主義。他總是在事業上幫助我。我的公公、婆婆也很支持我打球。整個家庭都充滿對中國的友好氣氛。一九九四年是「國際家庭年」,日本《讀賣新聞》在二月十四日還刊登了我、小山英之、公公;婆婆的家庭合影。我們站在乒乓球桌旁拍的。這張照片表明,我們一家是「中日之家」「乒乓之家」。在日本,我們是很特殊的家庭,是很融洽的家庭,所以《讀賣新聞》這樣的日本大報會刊登我們一家的大幅照片。
  我說:「我還記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華亭賓館,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這樣的長談,你就充滿必勝的信心。那時,你剛拿到日本女單冠軍,有了參加國際比賽的『入場券』。我還保存著那次談話的錄音帶。現在,你當時的抱負,完全實現了。」
  何智麗笑道:
  「這一回,我終於揚眉吐氣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國人之中,我是日本新聞界最關注的一個。結婚轟動,拿日本冠軍時轟動,這一回又轟動。
  亞運會之後,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動向。所以,很多記者想採訪我。我把我的心裡話告訴你。通過你的筆,轉達給廣大讀者和球迷們,代我向他們問好。」
  我屈指算道:
  「這是你的第四次風波了——頭一回是第三十九屆世乒賽風波,第二回是奧運會除名風波,第三回是異國婚戀風波。
  「我還記得,那時在上海膠州路老房子裡跟你的談話。你向我訴說第三十九屆世乒賽所受的委屈……我看著你,一步步走過來,所以能夠理解你。」
  何智麗說:
  「是呀,每一回,你都錄了好多盒磁帶,這些磁帶如今成為一回回風波的見證。這次我來上海,行蹤是保密的,我不見任何記者,即使記者找到我,我也拒絕採訪,但是一定要跟你談,我們有著那麼多年的交往,所以對你毫無保留……」在中國的運動員之中,像何智麗這樣風波迭起的人是不多的。正是在這眾多的風波中,在滿城風雨的爭議中,她顯示了自己獨特的性格。
  何智麗的話,把我的思緒帶到了她的第一回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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