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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志敏也走上了異國婚戀之路 就在一九九零年元旦何智麗和小山英之在上海舉行隆重的婚禮之後的第二十天——一月二十日，在上海《解放日報》的「解放論壇」上，忽地登出一篇題為《過熱的「外嫁」》的雜文。雜文署名拾風，亦即鄭拾風，上海的老雜文家。 何智麗讀了這篇雜文，感到十分吃驚。 文章寫道： 隨著改革、開放浪潮的衝擊，中外人士交往頻繁，中國女子「外嫁」的情況也日見其多。具體數字，未見公佈，只從某些知名女性的「喜訊」中略知一二。也許是「氣候因素」，婚姻一沾染上外國人，敏感的記者先生很容易把它當成「熱點」。要說知名女性的婚姻報道，陸續也有透露，如郎平，報上就通過簡單報道，向關心郎平的球迷遞一個信息，這種作法可齲類似的「明星」、「運動員」的報道還有一些，但比之最近兩位世界乒壇女冠軍的報道規格和規模差遠了。這裡的原因，大概很有幾條，其中之一條，就在於她倆嫁的是外邦人，新聞也隨之「升值」。不僅報道詳盡，而且連續、跟蹤，連其中一位出嫁後穿上異國服裝的玉照，也在報上選登了。「女生向外」嘛，究竟屬於個人生活的事，可你報紙渲染則甚？事情一渲染勢必涉及到導向。 這裡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中所稱的「兩位世界乒壇女冠軍」，則分明是指她和焦志敏。 焦志敏和何智麗一樣，也是異國婚戀。焦志敏是與韓國乒乓名將安宰亨相愛。她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抵達漢城。此後，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漢城舉行婚禮。 焦志敏的異國婚姻，幾乎與何智麗「同步」。 那篇雜文稱，舉行婚禮時，「在上海請到幾位頭面人物出席，那更是『錦上添花」。 文章寫道： 只不過因為新人具有新聞價值，要登一下報，登就登吧，通報一下也就夠了，既不必大做文章，更不必硬扯到「國際友誼」「世世代代友好」上去。歸根到底，「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礎是門戶相當的實力。實力不在觥籌交錯中，或者外交命令中獲得。實力要靠自己發憤自強，好自為之。因比，我個人對這種「熱點」宣傳不感興趣。渲染讓別人渲染吧，我們最好是冷靜反思。 何智麗說：「這篇文章，簡直莫名其妙。」 不過，這篇文章提及「兩位世界乒壇女冠軍」，把何智麗跟焦志敏並提，倒是說明何智麗和焦志敏走上了相同的人生之路。 引起何智麗和焦志敏對中國乒乓球隊極度的不平，都是因為「讓球」：如果何智麗不反抗「讓球」的話，她就不會是第三十九屆世乒賽的冠軍；焦志敏則正是被迫「讓球」，失去了爭奪第二十四屆奧運會冠軍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倘若焦志敏像何智麗那樣奮起反抗「讓球」，她很可能就是漢城奧運會女單冠軍！ 焦志敏在漢城奧運會之後，跟何智麗一樣，也離開了中國乒乓球隊。 直到這時，焦志敏才敢在記者面前，傾吐心中多年來對於「讓球」的憤懣之情：焦志敏說：「論實力，我還可以打二三年。（漢城奧運會前，焦志敏打了十六場國際比賽，勝十五場）但奧運會那場球，太讓我傷心了。八年來，我在國際比賽中已讓了五次球，所以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奧運會半決賽，陳靜對赫拉霍娃，焦志敏對李惠芬。由於焦志敏以前曾負於赫拉霍娃，且她與李惠芬對陣時還不知道陳靜與赫拉霍娃之戰的結果，所以教練指定她把決賽權讓給李惠芬。 焦志敏服從了，她委曲地說：「我多麼想為國家多做些貢獻，可這次『讓球』，我在思想上一點準備也沒有，這突然的打擊，實在讓我承受不了。」「讓球」，迫使何智麗在二十四歲時傷心地離開中國乒乓球隊——她是在漢城奧運會前夕離開中國乒乓球隊的。 「讓球」，迫使焦志敏在二十五歲時傷心地離開中國乒乓球隊——她是在第四十屆世乒賽前夕離開中國乒乓球隊的。 焦志敏和何智麗一樣，都走上了異國婚戀之路。 焦志敏跟比她小一歲的安宰亨相識，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亞洲乒乓球賽上。那次比賽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舉行。 此後，他們開始通信。 一九八六年在漢城舉行的第十屆亞運會上，安宰亨嶄露頭角。那一回，在男子團體賽中，他獨取中國隊三分，引起廣泛的注意。 也就在這時，韓國一個記者得知安宰亨跟焦志敏通信，就寫成《異國情侶——安宰亨、焦志敏羅曼史》，在漢城一家大報上發表，成了爆炸性新聞。 其實，當時焦志敏只是跟安宰亨通信而已，並未確定彼此的關係。 那篇報道對焦志敏產生了很大的壓力，使焦志敏後來一度中斷了與安宰亨的通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印度新德里第三十九屆世乒賽上重逢。安宰亨追尋焦志敏，終於使中斷了的聯繫又重新恢復。 一九八八年九月，他們在漢城奧運會上又一次相遇。「讓球」，使焦志敏失去了摘取奧運會女單冠軍桂冠的機會。焦志敏決定正式退出乒壇，她與安宰亨的關係也就明朗化了。 那時，中國和韓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韓國體育官員向焦志敏表示，如果焦志敏嫁給安宰亨，他們可以請焦志敏在韓國當教練。 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也為這一對異國戀人牽線。 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安宰亨隨隊前來北京，和焦志敏正式定下終身大事。焦志敏的家人特地從哈爾濱趕往北京「相女婿」。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焦志敏離開北京，取道香港前往斯德哥爾摩。她此行是應瑞典乒協的邀請，前去作為期三個月的講學。 安宰亨也來到那裡。他倆在韓國駐瑞典大使館辦理了結婚證明手續。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焦志敏和安宰亨一起由瑞典飛抵漢城金浦機場韓國的記者們蜂擁機場。他們在機場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漢城舉行了隆重的婚禮，韓國為之轟動。 當年，焦志敏和安宰亨結婚，被評為韓國十大體育新聞之一。 使何智麗和小山英之結緣的是乒乓球，使焦志敏和安宰亨結緣的也是乒乓球。 焦志敏結束了乒乓球運動員生涯。婚後，她先後生了兩個孩子。 順便提一筆，在何智麗和焦志敏出嫁之前，一九八九年四月，第四十屆世乒賽在德國多特蒙德舉行。中國乒乓球隊男隊竟全軍覆沒：丟了男子團體冠軍，丟了男子單打冠軍，丟了男子雙打冠軍，就連男女混合雙打冠軍也丟了！一句話，沾著「男」字的，全丟了！ 女隊比男隊要好一些，以李惠芬、陳靜、陳子荷為主力，第八次奪得自一九七五年以來連續奪得的考比倫杯——女子團體冠軍。 在這屆世乒賽上爆出冷門：奧運會女單亞軍李惠芬在女子團體賽中戰勝了韓國的玄靜和，但是在單打第一輪比賽時，竟然被朝鮮新手安惠淑所淘汰！ 喬紅作為新手，嶄露頭角：她連勝匈牙利的巴托爾菲、捷克斯洛伐克的薩法若姬、法國的王曉明、韓國的玄靜和，最後戰勝了朝鮮的李粉姬，奪得女單冠軍。 喬紅和鄧亞萍奪得女子雙打冠軍。 李惠芬剛剛回國，就換上禮服，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月在無錫和乒乓名將惠鈞舉行婚禮。從此，李惠芬宣告退役這樣，中國乒乓球一代女國手何智麗、焦志敏、李惠芬、戴麗麗、管建華、耿麗娟都退出了中國乒乓球隊。 內中，耿麗娟移居加拿大。耿麗娟也是異國婚姻，她嫁給了加拿大乒乓選手皮特。 在中國乒乓球隊，取而代之的是陳靜、喬紅和鄧亞萍。 韓國名將梁英子，則在第四十屆世乒賽前退役。那時，梁英子大學英文專業畢業，報考了體育專業研究生。 這樣，韓國乒乓球隊也在更新換代之中。 《參考消息》披露 何智麗要「東山再起」 在何智麗出嫁之後，很多人以為，她會和焦志敏一樣，從此結束運動員生涯。 何智麗卻不！ 在婚後，何智麗不想馬上生孩子。儘管小山英之早已過了「而立」之年，很想要個孩子。 他們把乒乓球視為他們的孩子！ 何智麗不同於焦志敏，她仍希望有朝一日殺上乒壇，再顯身手……不過，在她初嫁日本之際，她還沒有這樣的把握，她在摸索著，她在試探著。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署名瀟瀟的上海《文匯報》報道《何智麗元旦新娘》中，這樣談及這一敏感問題：「（日本）有不少大學、企業、俱樂部邀請何智麗去打球，但她至今尚未動心。不過，她也常去家附近的體育館練練球，以保持水準。至於將來，何智麗的回答是：我離不開乒乓球。」 這一報道，據雲引起中國乒乓球隊的注意。因為報道清楚表明：何智麗到日本後還在練球，「以保持水準」，並無退役之意！ 此後，中國乒乓球隊十分留意何智麗的動向。 不過，何智麗來到日本之後，首先面臨的問題是適應環境。 她不時從日本大阪寫信給筆者，談及她的近況。 她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六日的信中寫道：「一月六日我離開上海，至今已有一個半月時間。我來到日本，對這裡的氣候和生活習慣，一切還是很適應的。當然我也很想念上海，故鄉情難以忘懷。 「現在日語老師每週來我家一次，教我日語。生活在日本，語言很重要。現在有些進步，但還要很好努力。」 當然，我很關心，這位世界冠軍在日本是否還打球？何智麗是這麼寫道：「我除了語言練習外，有時運動運動，體質也增強了。」 在一九九零年三月的一封來信中，何智麗寫道：「大阪和上海市相近，習慣差不了多少，所以一切如常。」 她說，進入四月份，她學日語的時間要加多，以求盡快掌握日語。在家中，儘管她的婆婆會講漢語，丈夫小山英之也會講些漢語，都「改口」講日語了，以便培養她的日語能力。 閒時，她也練練球。 就在收到此信後不久，一九九零年四月十六日，《參考消息》轉載的《何智麗在日本辦理選手登記》一文，陡然引起廣泛的注意。 《參考消息》轉載的是「日本共同社東京三月三十一日電訊」。 電訊稱： 「女子乒乓球前世界冠軍，去年同日本男子結婚的何智麗，已經向日本乒乓球協會辦理外籍選手登記。這樣一來，何智麗不僅能參加該協會同意的日本國內比賽，而且，從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的規定來看，還可以作為日本代表參加明年在日本千葉市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要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必須本人願意並徵得日本乒乓球協會的同意。假如此事能成，何智麗便能成為試圖在世界乒壇東山再起的日本的一員難得的戰將。何智麗已通過大阪乒乓球協會向日本乒乓球協會辦完選手登記。因為她還是中國籍，所以，辦的是外籍選手登記，但今後只要能得到中國乒乓球協會的認可，就能在日本參加比賽……」這條來自日本的電訊，第一次透露了何智麗打算東山再起的消息。 《參考消息》是中國發行量甚眾的報紙。見此電訊，中國讀者議論紛紛。 中國乒乓球隊很注意這一消息，因為這一報道清楚表明，何智麗打算東山再起！ 我即給何智麗去信，告之《參考消息》轉載的日本電訊。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何智麗從大阪寫信給我。何智麗說，她作為個人，倘若參加日本國內的比賽，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何智麗寫道： 「現在中國籍選手一共男男女女加起來有四十名在日本練習和比賽。在日本一些大型比賽中，中國人和日本人一起比賽，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然而，何智麗說，把她作為個人參加日本國內的比賽，說成「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作為日本代表」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完全是「加油添醋」。「因此，我對這篇文章有意見」。 何智麗還寫道： 「我從四月份開始，到學校去學日語。現在日語比前段時間有進步。每天去讀書。一周內，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學，星期六、星期日學校休息。到學校去主要多學點語言。現在對我來講，語言比任何都重要，你說是嗎？」 作為上海的女兒，何智麗說還將回滬探親。她願與筆者再作長談。何智麗說，她的心願依然是努力加強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上海人民和大阪人民之間的友誼。 「日本媳婦』回上海娘家 電話耳機裡傳出熟悉的聲音。哦，何智麗！只是聽上去甕聲甕氣。「我感冒了，在發燒。三十八度五！」她說道。 這是在一丸九一年一月，遠嫁日本的她，回上海娘家探親，給我打來了電話。據她說，到上海後的第二天，就感冒了——上海的民居沒有暖氣，加上連日陰雨，變得又潮又冷。雖說她在上海土生土長，畢竟已遠嫁一年，乍一回來便感到不適應。我勸她安心休養，過幾天，等她退了燒，我再去看她，請她談談在日本做「新娘子」的體會，她格格笑了……她在日本究竟怎樣生活？她的心境如何？雖說她給我來過幾封信，未免簡略。這一次她回娘家，有了暢談的機會……她又打來電話，說是退燒了，我便去看望她。 一身毛衣、毛褲，一件淡黃色茄克衫敞著拉鏈。短短的頭髮露出雙耳，她依然還是一副運動員的派頭。沒有描眉，沒有施粉，一對眼睛又大又亮。她還是用一口流暢的「阿拉」上海話，跟我長聊著。只是感冒尚未痊癒，她不時發出幾聲咳嗽聲。 她這次回來，全然是為了探親——看望雙親及弟弟，所以她很少外出，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她沒有驚動一個記者。她希望安安靜靜地與家人團聚。只要「走漏」一點消息，她家馬上就會門庭若市。正因為這樣，她與我的談話，又成了「獨家新聞」。 由於這次純屬「私訪」，離開日本大阪時，去機場送行的是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因左腿扭傷，未能親自送）；飛抵上海機場時，前往迎接的是她的父母和弟弟。不像往日她作為世界冠軍，機場上迎送總是大隊人馬和一束束鮮花。 我問起她成為「日本媳婦」後的生活，她甜甜地笑了。她說，過去她忙於「東征西討」，雖然到過二十多個國家，但每到一地都極度匆忙，心中只想著打球，只想著奪取冠軍。這一回，嫁到日本去，從世界冠軍變為「新娘子」，她的生活發生了莫大的變化。生活在身邊的不再是教練、隊友，而是異國的丈夫和公婆，開始嘗到「初為人婦」的特殊滋味。 她在夫家，甚為融洽： 公公小山籐兵衛既熱愛新中國又喜愛乒乓球運動，為兒子娶了一位中國的乒乓球世界冠軍而欣喜萬分，引為小山家族的光榮。 婆婆小山澄美和何智麗有說有笑，一起料理家務。馳騁乒壇時，何智麗幾乎不會做家務。如今，她常常充當婆婆的助手。她發覺，婆婆的手很巧，會做一手好菜，又會裁製各種和服，甚至會設計出花樣繁多、新穎的婦女手提包——婆婆送人的禮物，常常是自己新近設計的手提包。她說婆婆非常爽朗，從不「婆婆媽媽」。 丈夫小山英之也酷愛體育運動，乒乓球、游泳、籃球之類，樣樣能「露一手」。 初嫁異國，何智麗經過了一個適應過程。 最初的三個月，語言成了交流感情的障礙。結婚前，他和她主要靠打手勢和筆談。結為夫婦之後，不能老打手勢或筆談、小山英之為她請來了日語家庭教師，何智麗的日語大有長進。其實，小山一家，也都成了她的「日語家庭教師」。她生活在日語的氛圍中，特別是看電視時，是鍛煉她日語聽力的好機會。後來，那位日語家庭教師到美國去了，何智麗便到漢語學校學習。儘管每次路上來回要兩小時，她仍堅持上學。在學校裡，遇見許多中國同胞，其中有好幾位上海老鄉。 漸漸地，她闖過了語言關。她能用日語跟丈夫、公公、婆婆說話，表達一些簡單的意思。她能大致看懂日語電視劇的意思。 在大阪，她成了新聞人物，日本記者不斷登門採訪。最初，由丈夫或婆婆擔任翻譯。後來，她自己能聽懂記者的提問，用日語作簡短的答覆，由丈夫作一些補充。如此這般，她居然能對付日本記者的提問。 日本的《朝日新聞》等多家報紙，刊載了何智麗訪問記。每一回，她都要向記者表達：「願為日中友好竭盡微力。」在日本記者的眼中，她的異國婚姻，是日中友好的象徵。婚後，小山英之處處尊重她，遇事總與她商量。小山英之一下班就往家裡走，朋友們笑他「妻管嚴」。他笑笑說：「我是個很顧家的人。」日本男子不大做家務。小山英之在家中，總是幫何智麗做家務。 每逢打掃房間，他搶在前頭，掃得非常細緻。她認為已經乾淨了，他還要賣力地清掃一番。 日本人的時間觀念很強。每次去漢語學校上學時，何智麗步入地鐵，在車站等車，總是遇見幾張「老面孔」，他們很準時來到車站，每回老是坐同一車廂去上班。從星期一至星期五，街上缺乏色彩，男人們要麼穿黑西裝，要麼穿灰西裝，行色匆匆，忙於上班。他們幹活像幹活的樣。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日本每週休息兩天），男人們穿上五顏六色的便服，帶著妻兒，痛痛快快地玩，大街上一派繁華景象。何智麗說，小山英之也是這樣，他平日忙於公務。到了休息比他駕車帶她外出，要麼到娛樂場所唱「卡拉OK」夫唱婦隨，沉浸在歡樂的歌聲中；要麼到體育館，他跟她在墨綠色的球台旁「廝殺」一番。當然他不是她的對手，但打得非常起勁，把上班的疲憊一掃而光。 說起打乒乓球，我問起她：「小道消息說你要『東山再起』，要加入日本隊！」 她連連搖頭道：「我還沒有加入日本籍，怎麼可能加入日本隊？」 何智麗說，作為一名乒乓球運動員，她永遠喜愛這項運動，在日本，她通常在晚間去乒乓房練球。可惜，大阪沒有好的教練，跟中國乒乓球隊的條件不好相比。 她已逐漸習慣夜生活。日本人往往在夜裡十二時還未睡。正因為這樣，她練球安排在夜裡。她將來可能做乒乓球教練。她說，她絕不會當家庭婦女。她也將在大阪日中友好協會擔任一定工作，願為加強日中友好出力。眼下，她還不想生兒育女，丈夫也支持她的主張——她有她的事業，她把事業放在第一位。 「你回娘家，小山英之掛念嗎？」我問她。 「我來上海以後，他已經打了三次長途電話！」說罷，她又甜甜地笑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清晨，我接到何智麗的電話，說她馬上要去機場，飛回日本。她願在今後一直跟我保持聯繫，作為「獨家採訪」，不斷寫下她的生活新的一頁……何智麗在第四十一屆世乒賽上觀戰兩年一度的世乒賽，是世界乒乓球界的盛大節日。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一屆世乒賽在日本千葉市開幕。 千葉市是千葉縣的縣府。千葉縣人口五百來萬，坐落在日本關東的東南部。日本新建的成日國際機場，就在千葉縣境內。 跟第四十屆世乒賽相比，這一屆世乒賽的參賽規模小了一些：第四十屆世乒賽有六十九支男隊和五十五支女隊參賽，而這一屆則只有四十九支男隊和四十三支女隊參賽。 正在進行的海灣戰爭，使世界蒙上了陰影。 另外，就日本來說，乒乓球早已失去當年的地位，所以千葉賽場上，日本觀眾寥寥，售票處門庭冷落。 兩年前，當第四十屆世乒賽舉行的時候，何智麗正在準備出嫁，沒有機會出席。 這一回，何智麗在千葉露面。這位第三十九屆世乒賽女單冠軍不是來參賽的，而是來觀賽的。 何智麗在千葉一露面，馬上引起中國記者們的注意。 中國新聞社記者王平、王健在五月四日從千葉發出電訊《千葉賽場巧遇何智麗》，他們寫道：第三十九屆世乒賽女單冠軍何智麗，今天與其夫小山英之先生雙雙出現在本屆世乒賽賽場上，引起中國記者的注意。 何智麗看起來比以前苗條了許多，人也顯得精幹，她看起來也十分高興同國內記者相遇。 四年前，何智麗在第三十九屆世乒賽上勇奪女單世界冠軍。後來，她與日本人小山英之先生結婚，現已到日本約兩年。 何智麗目前住在大阪，她是特地前來觀看世乒賽的，現在她在一家銀行管理一個乒乓球俱樂部，同時在該銀行的人事部任職。她初來時曾經上學，目前日語水平大有提高，日常會話、交往等已毫無問題。 問及她是否還打球，何智麗笑答，她已不像以前那樣練，打得比較少。 如今的何智麗，從言談話語之中可以感覺到她已是小老闆的身份，但衣著很是樸素、自然。她上穿一條長袖藍衫，下著一條普通的牛仔褲，言談之時，其目光閃爍，仍不失當年手舉蓋斯特杯，登上世界女單冠軍領獎台之時的英氣。中國新聞社的記者，怎麼會把何智麗當成「小老闆」呢？ 其實，這純屬誤會。 何智麗曾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回滬探親。她在一月二十八日告訴筆者，她謝絕了好幾家日本俱樂部的邀請，而只是答應加入大阪池田銀行俱樂部。她並非這家銀行俱樂部的「小老闆」，而是教練兼隊員。 何智麗說，她選擇池田銀行俱樂部有幾個原因：第一，池田銀行是日本的大銀行，財力雄厚。 第二，池田銀行行長清龍一也對她非常看重，願意花一千五百萬美元為她專門建造一座乒乓球訓練館。 第三，池田銀行俱樂部離她家很近，開轎車去五分鐘便到，騎自行車去也只用十分鐘。 這樣，何智麗便正式擔任了池田銀行俱樂部的乒乓教練兼隊員。 此後，從一九九一年七月開始，池田銀行俱樂部動工新建一座現代化的乒乓球訓練館。這座訓練館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落成。館內裝有冷暖空調、可變燈光。底層安放了五張乒乓球台，樓上則為健身房。這座乒乓球訓練館，成了何智麗「東山再起」的基地。 正因為何智麗準備復出乒壇，所以她和小山英之一起前來千葉觀賽，以摸清世界乒壇的「行情」。 在四十一屆世乒賽上，中國乒乓球隊比在第四十屆世乒賽時輸得更慘！ 在四十屆世乒賽上，中國男隊在團體賽中敗於瑞典隊之手，雖說丟了冠軍，也還得了個亞軍。這一回，中國男隊竟然跌到了第七名！這是中國男隊自一九六一年以來，第一次在世乒賽上被排除在團體前四名之外。 面對慘敗，中國隊教練郗恩庭只得這麼說：「我想像不到回國後將是什麼樣的。男隊在精神素質、作風鬥志方面都比較差，遇到挫折，排除的能力就弱。這一點，我從一年半前接手男隊時就看到了。但當時沒有充分估計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一干，才知道要改變和扭轉這種狀況，並不那麼容易。一方面人員青黃不接，對有些隊員，雖然一直也摸不到他的思想脈搏，但也沒法換掉。另一方面時間太短，雖然有一些想法，但還不能一下實現。現在看來，精神上的差距比技術上的還要大。平時訓練不嚴格，意志不堅定，關鍵時刻想咬想拼也做不到。現在的工作就是盡快刺激隊員擺脫失利的陰影，一切從『零』開始。」 就在中國男隊慘敗之際，中國女隊也慘遭失利，居然丟失了已經蟬聯八屆的女團冠軍！ 中國女隊是在與朝鮮聯隊進行團體決賽時敗北的。 中國隊出場的第一主力為鄧亞萍，而朝鮮聯隊出人意料地不用女單亞軍、名將李粉姬，卻起用十八歲的新手俞順福。 俞順福顯然對鄧亞萍進行過透徹的研究，而鄧亞萍對她則一無所知。俞順福不費力地擊敗了鄧亞萍，一下子轟動了全場！ 緊接著上場的中國隊第二主力高軍，又敗在朝鮮聯隊名將玄靜和手下……這樣，中國女隊痛失了考比倫杯。 記者描述了當時淚流滿面的中國女隊： 離開新聞中心記者招待會，張燮林感慨地說，這是他幾十年來第一次站在人家（冠軍）旁邊。而喬紅則在記者招待會上就不住地用手抹著眼淚，鄧亞萍、高軍、陳子荷咬緊嘴唇，想哭，又不願當著外國記者的面流眼淚。 二樓展覽廳旁走廊上，姑娘們一前一後，神態凝重地跟在張燮林後面，默默地走著，沒有一點聲音，而一回宿舍就一個個蒙著被子大哭起來。張燮林繞了個圈又與我走在一起，他尋思著說：「乒乓球這個東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鮮聯隊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階段狀態不好，今天他們換上了個替補隊員俞順福，但就是這個替補隊員一人拿了鄧亞萍和高軍二分…我看著這位中國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頭髮，不由想起一個多月前在上海採訪國際乒聯器材委員會主席。美國的哈里森的一句話：「你的頭髮都給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國女隊雖然今天失去了「考比倫杯」，但是，中國姑娘八連冠的世界紀錄卻永駐人民心中。面對著男女隊的慘敗，中國代表團團長徐寅生承認，「關鍵還是本事不夠」。當時的報道是這樣寫的：有記者問徐寅生對男女團體比賽結果有何評價？ 徐答：「這次男女隊失利，原因各種各樣，關鍵還是本事不夠。選手凶狠有餘，穩健不足，逆風時相峙不了，也沒有改變的餘地，打法也越來越簡單。所以馬文革一連丟那麼多分。從思想上看，缺乏韌勁，沒有一分分拼。個別運動員名氣不小，現在一些大賽往往指定要名氣大的參加。有些人參加了比賽，也拿了成績，以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實本事並沒到這一步。 「昨天女隊也沒有打好。有人說不該出高軍，但換了別人是否就能贏呢？鄧亞萍求勝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沒有調節餘地。」 郗恩庭插話道：「張燮林昨晚也有些後悔上高軍。」 徐說：「上別人輸了，他也會後悔。昨天我和李富榮給女隊開了會，鼓了勁。我們這些人都打過敗仗，能體會隊員。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敗了，使勁扔它幾下，讓它暈頭轉向，放下就咬。我跟高軍說，與其後悔，決心苦練兩年，不如現在咬緊牙關打下去，一切從『零』開始，別管它那麼多。」「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論戰「無可奈何花落去。」 中國乒乓球隊在男女團體賽中雙雙失利，意味著中國在世界乒壇上的「王冠」落地，中國乒乓球界在嚴重失敗面前，不能不進行反思。 在這次反思中，中國乒乓球隊除了反省自身的錯誤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謂「海外兵團」的嚴重威脅。 其實，這是隨著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給中國乒乓球隊帶來的新問題。 在中國沒有實行開放政策之前，中國乒乓球隊不存在著人才外流問題。那時，人們開玩笑地說，「中國乒乓球隊的世界冠軍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紅柿那樣又紅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錢了！」 自從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打開了閉關已久的國門。於是，「出國潮」在中國掀起，那些「又紅又大又多」的「西紅柿」也隨著出國。 這些「西紅柿」到了國外，一下子身價百倍：因為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中國乒乓球隊退役的教練們、世界冠軍們，成了世界各國爭相聘請的「奇貨」、「珍寶」！ 於是，「出國潮」在中國乒乓球界變得洶湧澎湃，幾乎在世界各個角落，都能見到中國乒乓球隊的「前教練」，「前冠軍」們。 於是，每一屆的世乒賽，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國的中國「前教練」、「前冠軍」們的「大團圓」的盛大節日。 許多中國乒乓球隊的「前冠軍」們，要求代表移居國參加世乒賽團體賽。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屆世乒賽上，中國乒乓球隊已經開始感受到來自「海外兵團」的威脅。 為此，在一九八九年，國際乒聯在中國代表團的促成下，作出了這樣的規定：在移居國外滿六年後，才能有資格代表所在國（或地區）參加團體賽。特殊情況，如經兩國（或地區）協商，縮短到兩年也可參賽。 耿麗娟原本作為中國隊主力，奪取了第三十六屆、三十八屆團體賽冠軍。她移居加拿大以後，要求代表加拿大參加世乒賽的團體賽，遭到拒絕。她為此上訴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於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認國際乒聯的決定，因此耿麗娟未能勝訴。 不過，中國乒乓球隊出國的運動員，只要加入了某國國籍，則參加單打不受限制。 至於在國外出任教練，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體育導報》的記者東葉在日本千葉第四十一屆世乒賽現場掃瞄，記述了這樣的鏡頭：「只見江嘉良坐在馬來西亞訓練桌前，李赫男坐在美國隊訓練桌前，胡玉蘭坐在法國隊訓練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時隊訓練桌前……而王燕生則穿著挪威隊球衣，王曉明身著法國隊球衣，丁毅穿著奧地利隊球衣，陳新華身著英國隊球衣，耿麗娟與她的羅馬尼亞丈夫都穿著加拿大隊球衣，還有倪夏蓮、馬金豹、周蘭芬……數都數不過來。從亞洲到歐洲，從疆土廣闊的美國到幅員窄小的盧森堡，幾乎都有中國球星慘透其間。」內中提到的：江嘉良，蟬聯第三十八屆、第三十九屆世乒賽男單冠軍，中國乒乓球隊男隊隊長；李赫男，第二十八屆世乒賽女子團體冠軍主力；胡玉蘭，第三十二屆世乒賽女單冠軍；馬金豹，曾在中國乒乓球隊任何智麗的教練。在第三十九屆世乒賽上通知何智麗「讓球」的，就是他；他們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紅柿」！ 此外，還有： 第三十四屆、三十五屆、三十六屆世乒賽團體冠軍、中國隊主力張德英，任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乒協；第三十六屆、三十八屆世乒賽女單冠軍曹燕華和丈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屆世乒賽團體冠軍的中國隊主力，在德國任教。 曹燕華在德國發起成立乒乓聯誼會，參加者有第三十六屆世乒賽女單冠軍童玲等；原河北隊的齊寶華、北京隊的陳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隊的主力； 中國乒乓球隊原隊員刁文元，成了聖馬利諾隊隊員。 據中國乒乓球隊不完全統計，以各種途徑出國而到國外乒乓球界任職的中國教練、運動員已近三百人。 當然，這只是「不完全統計」。因為據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國乒乓球隊女選手陳麗麗說，在日本打球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達一百多人。而張德英說，在美國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也有百把人。 儘管中國乒乓球隊很多教練、運動員在「出國潮」中出國已多年，但是使中國乒乓球隊有了威脅感，則是在第四十一屆世乒賽上。 在這次比賽中： 由王大勇執教的比利時男隊從上屆的第十名躍至本屆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的中國乒乓球隊擠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隊，上屆排名第二十七。這一回，由原廣東隊教練蘇國熙執教，而三名主力隊員中有兩名是中國人——原廣東隊的黃文冠和伍國和，至於另一名隊員雖是金髮碧眼小伙子，卻是耿麗娟的異國丈夫皮特。這樣，加拿大隊居然闖進了八強！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奧地利男隊，奪得了第九名。 法國女隊在上屆世乒賽排名第十七。這一回由中國的原世界冠軍胡玉蘭任教練，由原四川隊的王曉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奪得團體賽銅牌！ 在混合雙打比賽時，耿麗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敗了呂林／李雋，卻又敗在韓國的劉南奎／玄靜和手下，實際上為韓國選手奪魁掃清了道路。 在女子單打中，耿麗娟擊敗了中國隊的高軍。 就在這些海外的中國教練、運動員大顯身手之際，又傳來新的消息：漢城奧運會女單冠軍陳靜已辦好赴台打球的手續，她成為繼徐競之後，第二個赴台打球的大陸女乒乓球運動員。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何智麗出現在第四十一屆世乒賽常雖說她是來觀賽，無疑又給中國乒乓球隊增多了一分憂慮。 這時，張燮林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沒出去的現在也在想出去，叫我們當教練的怎麼辦？」 面對著如此尷尬局面，在中國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人驚呼「人才外流」，造成了中國的「乒乓危機」，使中國的「乒乓強國」的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另一種人則盛讚中國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為中國乒乓的人才的外流也就導致了中國乒乓技術的外流，推動了中國乒乓技術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高，為此，中國人立了大功。 於是乎，有人笑稱第一種人為「愛國主義者」，第二種人為「國際主義者」！ 於是乎，「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在中國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儘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視為中國「乒乓危機」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為然。他們舉出這樣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舉行的第三十五屆世乒賽上，當時還不存在所謂的「海外兵團」，可是中國乒乓男隊把三項男子冠軍全丟光。由此可見，不能把責任推到「海外兵團」身上。關鍵還是應該在中國乒乓球隊自身找失利的原因。 筆者注意到，近年來，每當中國乒乓球隊失利，徐寅生總是強調要從「自身找原因」。 ）筆者還注意到，李富榮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當地記者金鐘採訪，說話時顯得頗為豁達：「在開放的大形勢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現象，擋不住的。體育界水平較高的項目如乒乓、體操、羽毛球、女排運動員退役後去國外當教練或打球，我看這是正常現象，也可以說是交流。外國水準提高了，也是我們的光榮。我們也請外國教練嘛，八六年請了東德游泳教練，對游泳隊今天的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們就請過日本教練大松博文，現在又請了古巴的拳擊教練，德國足球教練，獨聯體的田徑教練，美國的……」「去日本打球和當教練（乒乓）的中國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術仍未提高，進不了世界八強，德國集中了歐洲乒乓人才，成績平平，美國籃球人才輸出最多，照樣是籃球王國。」既然美國那麼多籃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籃球王國」，中國也完全可以做到大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國」。 小山智麗榮登日本「乒乓女皇」寶座 對於何智麗來說，在第四十一屆世乒賽上，只能來觀賽，那是因為她還沒有取得參加比賽的「入場券」。 那時，她雖與小山英之結婚兩年，但是她仍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日本對於外國人入籍，控制頗嚴。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加入日本籍更不容易。正因為這樣，儘管在日本有一百多個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但是獲准入日本籍的幾乎沒有。 在日本，有兩種乒乓比賽： 一種叫「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只准日本籍的乒乓球運動員參賽。這種比賽的冠軍，雖然號稱「全日本冠軍」，但是實際上並非代表日本乒乓球的最高水平——因為絕大部分在日本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都不能參加這一比賽，而這些中國乒乓球運動員的水平遠遠高於日本籍乒乓球運動員。 另一種叫「社會人乒乓球賽」，則不受國籍限制。一九九二年度的日本「社會人乒乓球賽」，進入前十六名的，有十五名是中國乒乓球運動員！所以，「社會人乒乓球賽」的冠軍，水平才是最高的。 不過，只有參加「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獲得好名次，才可能代表日本參加國際比賽。 日本的乒乓球運動，曾經不可一世。乒乓球曾一度是日本的「國球」。一九五一年日本隊奪得第十九屆世乒賽女子團體冠軍、男單冠軍、男雙冠軍、女雙冠軍這四項冠軍，從此開始稱霸於世界。 此後，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十五屆世乒賽上，日本隊成了世界乒壇「霸主」——除了男單冠軍被中國選手容國團奪得之外，其餘六個金盃全被日本隊所囊括。可以說，那時的日本乒乓球運動如日中天，處於黃金時代。 中國隊崛起以後，成了日本隊的勁敵。於是，在世界乒壇上，形成了中日兩國平分秋色的局面。 日本隊漸漸衰落。在每屆世乒賽上，日本隊所拿的獎盃越來越少。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屆世乒賽上，小野治誠為日本奪得男子單打冠軍之後，日本隊在歷屆世乒賽上，再也沒有拿過一塊金牌。 從此，在日本，乒乓球運動也就被擠到不受重視的地位。 在一九九一年，第四十一屆世乒賽在日本千葉召開。儘管日本隊佔著地利優勢，可是在男子團體和女子團體比賽中，都沒有進入前十六名。 也正因為這樣，千葉人對世乒賽表現出沒有太大的興趣，賽場觀眾並不踴躍。 對於何智麗來說，她酷愛小小銀球，期望著有朝一日重上乒壇，馳騁沙場，必須取得「入場券」——加入日本國籍。因為她不作為某個國家的代表，是無法參加國際比賽的。終於，何智麗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她和小山英之結婚三週年之際，獲准加入日本籍。 這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她既然已經嫁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加入日本籍是必然的事。比起別人來，由於她是世界冠軍，也由於她的夫家在日本享有很高的聲望，日本政府對她優待，所以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年，就獲准加入日本籍。 她在跟筆者談及加入日本籍的感受時：「我只是換了一本護照而已，其他一切如常。我並沒有感到什麼別的變化。不過，我從此獲得了參加世界乒乓大賽的『入場券』。」 何智麗加入日本籍之後，她就有了參加「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的資格。 何智麗加入日本籍，也就按日本習慣，隨夫姓改為「小山智麗」。 何智麗加入日本籍一個多月之後，就第一次參加了「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 由於何智麗是頭一次參賽，她不是種子選手，她必須從最初的選拔賽開始。 何智麗連闖八關，一路上均以三比零取勝。她畢竟是世界冠軍。用她的話來說，她連闖八關，「連汗都沒有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智麗步入日本東京武道館，角逐冠軍。她在日本，已是「新聞人物」，所以這場比賽觀眾十分踴躍，日本電視台作現場轉播。這一回，她很輕鬆，以三比一取勝，榮獲「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女子單打冠軍。 翌日，日本幾十家報紙刊登了「小山智麗」榮登日本「乒乓女皇」寶座的消息。 小山一家歡呼雀躍，尤其是小山英之。他多年受妻子的熏陶，頗通「乒乓經」。妻子參加比賽時，他在一側觀戰，「旁觀者清」，往往能給妻子以重要的「提示」，也就博得「場外教練」之稱。何智麗這一回在日本一舉奪魁，表明這幾年堅持訓練，她「寶刀未老」。 終於拿到參加國際比賽的「入場券」 何智麗成為日本女子單打冠軍之後，順理成章，她也就有了參加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在瑞典哥德堡舉行的第四十二屆世乒賽的「入場券」。 中國報紙迅速地報道了何智麗「東山再起」的消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上海《新民晚報》發表報道《外嫁女期滿獲參賽資格；何智麗欲奪世乒賽女單冠》。報道指出：「有消息說，代表日本隊出賽的何智麗意欲奪取四十二屆世乒賽女單桂冠。行家認為憑何智麗的基本功，她在日本可以說是鶴立雞群，但她畢竟五年沒有比較正規的訓練了，要在世乒賽上奪魁有一定的難度。」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在上海華亭賓館會晤了來滬省親的何智麗和小山英之。一見面，何智麗拿出一張新印的名片送我。名片上印著她的漫畫頭像，也印著她的日文名字——「小山智麗」。 名片背後印著乒乓戰績： 「一九八五年第三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女子團體冠軍選手。」 「一九八七年第三十九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女子單打冠軍。」 「一九八四，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女子單打冠軍（三連霸）。」 依然操一口流利上海話的她，這一次回來卻聽不懂上海的「流行語」了。她一回老家，很多朋友問她：「你下海了嗎？」她很奇怪，「下海」幹什麼？捕魚？游泳？一問，才知道是「經商」的意思。她連連搖頭。雖說她在大阪，身處「海」中，夫家便是當地巨賈，往來朋友很多是大老闆，她卻一直站在「岸」上。她對我說：「我的心思全用在打球上！」 這一回，何智麗顯得格外高興和輕鬆。不言而喻，她離開中國乒乓球隊已經五年，她苦苦地奮鬥了五年，好不容易總算又獲得了參加乒乓國際大賽的資格。 我問起敏感問題：「你是否要再奪世界冠軍桂冠？」 她笑了。她說參加三十九屆世乒賽時，她的精神負擔很重，因為那時她反抗「讓球」，又要為祖國爭光，豁出去了。所以在奪取女單冠軍時，精神非常緊張。如今她再度赴賽，身上不背包袱，勝那敗那都無所謂，敗了，那很可能，她畢竟已經二十九歲了。她說我想測試一下自己在今日的世界名將陣營中，尚可以坐第幾把交椅……對於何智麗的復出，中國乒乓球隊的反應倒是出乎意料的冷淡。 中國乒乓球隊女隊主教練張燮林說了這麼一句話：「何智麗要奪回世界冠軍，還是很遙遠的。」 張燮林的這句話，反映了中國乒乓球隊對何智麗不屑一顧的態度。 其實，張燮林的話，倒是在對何智麗的實力作了一番估計之後才說的：因為何智麗畢竟已經二十九歲了，而且在離開中國乒乓球隊之後，沒有得到正規的訓練，又沒有高水平的教練指點，確實「要奪回世界冠軍，還是很遙遠的」。 張燮林指出，日本的乒乓球水平現在很差，所以何智麗雖然奪取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女單冠軍，那並不表明何智麗的水平很高。 儘管張燮林不把復出的何智麗放在眼裡，但是這時上海《體育導報》發表的署名「木子」的《何智麗緣何復出》一文，倒是很有眼光，對何智麗作了充分的估計：「據報道，此番何智麗復出的目標是重奪世界冠軍。雖然對此何智麗一再表示，這次參賽是『娛樂』，『能再次參加世乒賽我感到很開心』，因為也許在中國退役後是不可能參賽的。 雖然現任中國女乒總教練張燮林曾對記者表示何智麗的重返賽場對中國女乒影響不大，何智麗要奪得女子單打冠軍較為困難，然而世乒賽奪冠並不是『天方夜譚』。何智麗是用的右手橫拍弧圈球打法，是實力派球員，當時她在中國國內比賽中，數年稱霸。」 「如果上述報道確切的話，小山智麗此番率日本女隊出征世乒賽將對中國女隊發起強有力的挑戰。也許這是她復出的主要原因。」 不過，何智麗畢竟多年沒有參賽，所以她剛剛復出乒壇的時候，很不順利。 一九九三年二月，何智麗在「西日本乒乓球公開賽」上，跟代表台灣出賽的陳靜相遇。 何智麗跟陳靜是老對手，她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最為錯綜複雜：在一九八七年三十九屆世乒賽之前，何智麗跟陳靜交手幾十次，陳靜從來沒有贏過她；在三十九屆世乒賽上，陳靜說「奉命讓球」給何智麗，而何智麗說她根本無需陳靜「讓球」；在三十九屆世乒賽結束不久，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廣東佛山舉行的全運會乒乓球賽女單四分之一決賽時，陳靜以三比一勝了何智麗；在一九八八年，中國乒乓球隊臨陣換將，讓陳靜取代何智麗，參加漢城奧運會，奪得女單冠軍。 這一口她們各自復出，何智麗代表日本隊，陳靜代表台灣隊，真可謂狹路相逢。 第一局，陳靜曾以十九比十六領先，但是何智麗連連扳回五分，勝了第一局。 第二局，陳靜以二十一比十三，勝了何智麗。 進入第三局，雙方都拿出看家本領，打得不可開交。陳靜先是以五比十落後；後來經過奮戰，追成十五平，又追成十九平。接著，追成二十平，二十一平。 這時，日本觀眾發出震天動地的助威聲，為何智麗助威。 在這關鍵的時刻，先是陳靜攻球得了一分，接著何智麗攻球出界失了一分。 這樣，陳靜以二十三比二十一，險勝何智麗。 何智麗以一球之差敗在陳靜手下，於是，又有人重提第三十九屆世乒賽那筆「讓球」舊賬，使何智麗極度不快。 從此，何智麗在訓練時，便把陳靜作為頭號目標。何智麗下了決心，非勝陳靜不可！ 在四十二屆世乒賽上受挫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四十二屆世乒賽在瑞典哥德堡拉開帷幕。 何智麗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一起飛往瑞典。池田銀行行長清龍一也和太太一起，飛往瑞典，為何智麗助威。 由於國際乒聯對團體賽的參賽資格作了嚴格的規定，因此，來自世界各國的原中國乒乓球隊的選手們，只能集中於單打比賽。 中國乒乓球隊男隊改由蔡振華任主教練。蔡振華是中國乒乓球隊在第三十六屆、三十七屆世乒賽上奪得團體冠軍的主力隊員。退役後，在意大利執教。 中國乒乓球隊這一口在團體賽上打得不錯。女子隊重新奪回了團體冠軍，男子隊則由上屆的第七名升為亞軍。 中國隊還獲得了男雙、女雙、混雙冠軍。 然而，中國隊在單打賽中，打得異常艱難，因為大批「海外兵團」加入了單打行列。 所謂的「海外兵團」，有二十五人獲准參加比賽。內中有：原上海的何智麗代表日本；原湖北的陳靜代表中國台北；原上海的倪夏蓮代表盧森堡；原上海的高冬平代表新加坡；原江蘇的井浚泓代表新加坡；原八一隊的戴勇代表瑞士；原遼寧的徐競代表中國台北；原河北的施捷代表德國；原河北的齊寶華代表香港；原北京的陳丹蕾代表香港；原河北的耿麗娟代表加拿大；有人把這些在海外的中國乒乓球教練和選手稱之為「海外兵團」。 何智麗對於中國報刊上常見的所謂「海外兵團」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她說，這種提法不利於團結。 「海外兵團」這種提法，實際上把中國乒乓球隊和前往海外的中國乒乓球教練、運動員們處於對立的地位。尤其是有的人把中國乒乓球隊近年來的連連失利，歸咎於「海外兵團」，更是錯誤的。其實，同是炎黃子孫，同是乒乓球界人士，「本是同根生」，不應該這樣對立。 何智麗被有些人視為「海外兵團」的代表人物。 如果說，在第四十屆世乒賽上，所謂的「海外兵團」開始構成對中國隊的威脅；在第四十一屆世乒賽上，形成對中國隊的嚴重威脅；那麼，在這次第四十二屆世乒賽上，則爆出了「史無前例」的新聞，中國女隊因「海外兵團」的參賽，居然丟失了從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屆世乒賽以來一直保持在手中的女單冠軍！ 在出賽前，中國女隊心目中的主要敵手是朝鮮隊的李粉姬、俞順福，韓國隊的玄靜和、洪次玉。 完全出乎意料，在女子單打比賽中，中國女隊的一號主力鄧亞萍和二號主力喬紅，在十六進八時，都被淘汰了！ 誰都想不到，「吃」掉鄧亞萍的竟是原江蘇隊的井浚泓！ 誰都想不到，打敗喬紅的竟是原河北隊的施捷！ 由於鄧亞萍和喬紅早早中箭落馬，女單冠軍也就與中國隊無緣。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冠亞軍決賽，在韓國的玄靜和與中國台北的陳靜之間展開。 中國乒乓球隊的女將鄧亞萍、喬紅、高軍、陳子荷，都在一側仔細觀看。儘管陳靜已是代表中國台北，但是中國乒乓球隊的女將們都希望陳靜能夠打敗玄靜和。 二十五歲的玄靜和，以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四，勝了陳靜，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個世乒賽女單冠軍。 中國乒乓球隊的女將們只得默默地離開了……何智麗畢竟是五年來第一次參加大賽。她在抽籤時，抽到上半區，而上半區恰恰是強手雲集區，十分不利。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新民晚報》就發表了記者李京紅髮自哥德堡的電訊：《抽籤運氣不妙，前程坎坷艱險，何智麗突圍難度大》。 電訊稱，何智麗作為非種子選手，由於抽籤不佳，一路上要遇諸多名將：在進入前三十二名時，遇歐洲女單冠軍、德國的內梅斯以及如今代表加拿大的耿麗娟；如果何智麗進入前十六名，則在爭奪前八名時，可能要遇上中國隊的怪板手陳子荷；如果何智麗進入前八名，則在爭奪前四名時，可能要遇上這三位中的一位，即中國女單冠軍。上海的唐薇依，或歐洲冠軍、匈牙利的巴托菲，或韓國名將玄靜和；如果何智麗進入前四名，則在爭奪決賽權時，可能遇上鄧亞萍或者朝鮮的李粉姬……何智麗抽籤不順利，打得也不順利，在進入前十六名後被淘汰了。 不過，勝敗乃兵家常事。在上屆世乒賽，她只是觀賽；這一回，親自參賽，使她對世界乒壇的最新進展有了第一手的瞭解。 中國男子單打也成績不佳，連前四名都進不了。 「海外兵團」們雖說身在海外，其實畢竟是中國人。他們取得了一些勝利，總是以為是自己個人的勝利，並不以為是代表了所在國取得了勝利。 在第四十二屆世乒賽上，井浚泓和施捷作為「黑馬」，擊敗了中國隊主力鄧亞萍和喬紅。然而，她們在得勝後，接受記者的採訪，卻這樣說出心裡話。 井浚泓說： 「其實，中國人到國外打球，即使拿了冠軍，心裡也高興不起來，因為看到所代表國的國旗升空，心裡很不是滋味。」 施捷也這麼說： 「我和喬紅是同齡人，她能當世界冠軍，不光是靠球技，還有球運。作為同一個項目的競爭者，我的球運差極了。以前我連國家隊都進不了，更不敢奢望參加世乒賽了。今天能有機會一搏，我會證明我的實力究竟如何！」 順便提一句，在第四十二屆世乒賽上，日本男女隊在團體賽時都沒有進入前十六名。人們笑謂日本隊，乃是「孔夫子搬家——全是書（輸）」。 朱鎔墓的接見使她備受鼓舞 自從參加四十二屆世乒賽之後，何智麗加緊了訓練。說實在的，她作為人十年代的冠軍，如今要參加九十年代的比賽，必須作出艱苦的努力。 何智麗聽說了張燮林的話：「何智麗要奪回世界冠軍還是很遙遠的。」她決心縮短這「遙遠」的距離。 何智麗是一個意志非常頑強的人。 有的朋友勸何智麗，你不比別人，小山家的條件是所有「海外兵團」無法相比的，何必還那樣拚命？ 何智麗答道，確實，打球並非我的「謀生手段」，我完全不必靠打球「謀生」。但是，打球是我的第一愛好。我從小就喜歡乒乓球，我畢生熱愛乒乓球。我是為了發展乒乓事業而拚命練球。一個人在事業上有所追求，生活才是充實的。在大阪，我完全可以整天吃吃喝喝，聽聽音樂，看看電視，過著很愜意的生活。其實，我以為那樣的生活是空虛的。正因為這樣，我才整天汗流滿面地去練球。我完全在「自討苦吃」，但我很充實！ 她邀請她的恩師孫梅英前來日本大販，專門指導她。原先，何智麗是在孫梅英的指導下，奪得第三十九屆世乒賽女單冠軍。如今，她要在孫梅英的指導下，再度輝煌！ 一九九三年底。何智麗第二次奪得「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女單冠軍。 一九九四年是國際家庭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日本《讀賣新聞》刊登了何智麗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在乒乓桌旁的大幅照片。這是千千萬萬日本家庭中不同於眾的家庭——既是「中日友好之家」，又是「乒乓之家」。 最使何智麗難忘的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原上海市市長朱鎔基訪問大阪時，兩度接見了何智麗一家。 一見面，朱鎔基就很風趣地對何智麗的公公小山籐兵衛說：「你們娶了我們的一個世界冠軍，也得還給我們一個世界冠軍呀！」 何智麗的公公拿出那份刊登全家照片的《讀賣新聞》送給朱鎔基。 朱鎔基看了報紙，很高興地對小山籐兵衛說：「你是大阪府的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如今你的家庭又成了中日友好之家，謝謝你為中日友好做了許多工作。」 朱鎔基很詳細地詢問何智麗在日本生活的情況。 朱鎔基的接見，使何智麗這位「中國的女兒，日本的媳婦」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在這時，從中國北京傳來沉痛的消息：何智麗的恩師、六十四歲的孫梅英，於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病逝！ 孫梅英於一九九三年年底從日本回到北京，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發腦溢血，急送醫院搶救，曾一度好轉。後來，因腦中淤血壓迫呼吸系統神經，使病情轉危而去世。 何智麗趕緊給孫梅英家屬發出唁電，表達自己對恩師的深切懷念。 在孫梅英離世之後，人們稱譽她是「新中國乒乓球運動的先驅者、力行者和傳播者」。何智麗，其實只是孫梅英的「末代弟子」而已。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上海《新民體育報》發表了《懷念乒乓女帥孫梅英》一文。那天下午，正值來滬探親的何智麗要回大阪。中午，我在電話中告訴何智麗，今天的《新民體育報》發表了我悼念孫梅英的文章，她隨即匆匆下樓，到街上去買《新民體育報》……四個多月後，何智麗終於迎來那歷史性的一天——十月十三日，她終於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在第十二屆亞運會上一口氣擊敗了陳靜、喬紅和鄧亞萍。 獲勝之後，何智麗跟我說，很可惜，「孫導」看不到我的勝利……言談之間，何智麗對她的恩師孫梅英，充滿懷念之情。 我告訴何智麗，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上海《新民體育報》上，曾發表了《「理解萬歲」》一文，向她表示祝賀。 我在文章中寫道： 「何智麗這次為中國乒乓球隊作出了不平常的貢獻：她孤軍奮戰，又上了『年紀』，居然能夠奪得金牌，中國乒乓球隊的教練們、隊員們，應該們心自問，應當臥薪嘗膽，奮起直追。就這個意義上講，何智麗給中國乒乓球隊敲響了反思的警鐘。 「何智麗畢竟是上海的女兒，中國的女兒。讓我們高高舉起理解的酒杯，向何智麗祝賀！」 她跟我談起近況。 葉：我還記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華亭賓館，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這樣的長談，你就充滿必勝的信心。那時，你剛拿到日本女單冠軍，有了參加國際比賽的「入場券」。 我還保存著那次談話的錄音帶。現在，你當時的抱負，完全實現了。 何：這一回，我終於揚眉吐氣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國人之中，我是日本新聞界最關注的一個。結婚轟動，拿日本冠軍時轟動，這一回又轟動……一生所求是奪取奧運會金牌何智麗坦誠地向我道出了心中的話：「我各種金牌都拿了，現在只缺一塊奧運會金牌。我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拿奧運會金牌。」確實，早在一九八七年，她就立下了奪取奧運會女單冠軍的宏願。 無奈，——九八八年的漢城二十四屆奧運會，她因被「首先排除」，以致與奧運會金牌無緣。那時，她才二十四歲，風華正茂，只能坐在上海家中收看奧運會電視，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單冠軍金牌落在陳靜手中！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一九九二年在巴塞羅那舉行時，何智麗已經二十八歲。這時，她還沒有加入日本籍，沒有參賽的「入場券」。她也只能坐在大阪家中收看第二十五屆奧運會電視，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單冠軍金牌落在鄧亞萍手中！ 運動員的「運動青春」是短暫的，怎麼等得起四年又四年。 眼下，第二十六屆奧運會將於一九九六年在亞特蘭大舉行。那時的何智麗，已經三十二歲了。可是，她依然雄心勃勃，她要把前兩次失去的機會奪回來。她要在第二十六屆奧運會上拚搏。 她向我重複容國團的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幾回搏！」 她還說及，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第三次蟬聯「全日本乒乓球公開賽」女單冠軍。她在半決賽中淘汰了大野知子之後，和佐籐利香爭奪冠亞軍。何智麗以三比一勝佐籐，比分是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四，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十六。 何智麗在拿到冠軍以後說：「拿冠軍真難啊！我拼到了最後。」 儘管拿冠軍「真難」．她仍樂此不疲。 她也跟我談起了即將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在中國天津開幕的第四十三屆世乒賽，那又是一場新的拚搏。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自三十四年前在北京舉行第二十六屆世乒賽之後，又一次在中國舉行世乒賽。已經有六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乒協報名參賽。以天津市市長張立昌為主任的世乒賽籌委會，正在緊鑼密鼓籌備這屆世乒賽。 我告訴她，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記者在東京報道了你要參加一九九五年天津世乒賽。 我還告訴她，中國乒乓球隊正在河北正定集訓，下決心要打翻身仗。中國乒乓球隊提出了五字訓練方針，即「快、準、狠、變、轉」。張燮林特別強調「准」，以為失去女單冠軍，主要是在「准」字上欠火候。 何智麗說，我去天津出席世乒賽是沒有問題的。我在三十九屆已經拿了世乒賽女單冠軍。我的主要目標是奪取奧運會金牌。另外，由於我在廣島亞運會上奪得女革冠軍，我現在成了頭號目標了。所以，我參加天津世乒賽，將是「眾矢之的」，將更加艱難。 就在我即將完成本書之際，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何智麗從日本大阪打來電話。 她告訴我，她昨天剛從東京回到大阪。 何智麗是二月二日到東京去領獎的。日本富有影響的報紙《朝日新聞》，評選一九九四年度日本最佳運動員，何智麗是六箇中的一個。那天，何智麗出席授獎儀式，她當場把所得的五十萬日元（相當於四萬二千六百元人民幣）全部捐給蒙受地震之災的神戶人民。她認為，這是她應該做的事。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晚，何智麗則在電話中還向我說了一件意外之事：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當她剛從上海口到大阪，忽地接到梁英子從韓國打來的電話。 梁英子是韓國乒乓名將。在一九八七年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三十九屆世乒賽上，何智麗擊敗了梁英子，而奪得女單冠軍。這一回，梁英子卻給她來電，對她奪得廣島亞運會乒乓女單冠軍，表示熱烈祝賀。 何智麗說，梁英子的「大將風度」，很使她感動。梁英子和何智麗同齡。梁英子早已退役，而何智麗卻仍在乒壇拚搏，再度輝煌。雖說梁英子曾敗在何智麗板下，但是梁英子對何智麗的拚搏精神極為佩服，而何智麗也被梁英子博大的胸襟所感動……她還告訴我，她正在為本書挑選照片。將用特快專遞寄來。 何智麗說，亞運會之後，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動向。所以，很多記者想採訪我。我把我的心裡話告訴你，通過你的筆，轉達給中國廣大讀者和球迷們，代我向他們問好。 她祝願本書早日問世。 一九九五年二月五日 於上海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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