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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佈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親黃尊素，是有名的「東林黨人」。黃宗羲14歲時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親住在一起。 1645年，當清兵大舉南下時，黃宗羲憤而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後，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張煌言等繼續搞復國活動。1664年，張煌言殉難後，宗羲遂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歷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詩歷》、《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在他54歲時，寫下了劃時代的反帝制的光輝著作——《明夷待訪錄》。《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黃氏在《原君》篇中，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他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黃宗羲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剝者」。因此有人稱讚《明夷待訪錄》是「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制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他為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制度，而改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為主，君為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黃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有責任內閣制的因素，他認為宰相，一是賢人，二是有職有權的人；而君主的職位不過是虛名罷了。他在《置相》篇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宰相既當責任內閣之權，「四方上書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黃氏也有近代代議制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歷史意義理解為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制。黃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學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 明、清之際，隨著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黃宗羲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我國封建社會，一向是「重農抑商」的。而黃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面對現實，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他說：「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在經濟學說上，黃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為寶鈔的基金。他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黃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稅加餉永沒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徵兵制度；反對募兵制。 當時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閹宦和地方的豪強所霸佔，賦稅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帶來說，「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復社紀略》）。黃氏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賦稅。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黃宗羲看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復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張「齊之均之」，認為土地應收回為國家所有，然後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他還主張「授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 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田制三》） 宗羲「齊之」而「均之」的改革論，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義。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認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佔有，給農民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人。 《明夷待訪錄》文字的特點是，他對於封建的現狀，批判很尖銳，而且是披著夏、商、週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異端」精神，批判舊的，設計將來的新世界，是值得稱讚頌揚的。他不愧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思想家。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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