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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佛畢學先生（《倫敦郵報）的記者）對這件事情大發脾气，實在情有可原。寶莉一點儿也不怪他。 他那毫不遮掩的坏脾气頗具男儿气概，反而讓她更喜歡他，畢竟他所說所為的背后，只是一种男性妒嫉的表現，恰恰滿足她的虛榮心。 更何況，寶莉對整個事情分明感到內疚。她答應了迪克（也就是佛畢學先生）兩點整在皇宮劇院外頭見面，因為她打算去看莫德·愛倫的午場表演，也因為他自然想跟她一塊儿去。 可是兩點整了，她還在諾福克街的面包店里，面對一個把弄細繩的丑怪老頭，啜著涼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么能期待她記得莫德·愛倫或是皇宮劇院，甚至因為這些事而想到迪克？角落里的老人已經講起那件地鐵的神秘命案，使得寶莉忘了時間，忘了她置身何處，也忘了有事要做。 其實她今天很早就來吃午飯了，對于下午那場皇宮劇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進面包店時，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終一語不發，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餅奶油。這人多么粗魯呀，連個早安也不道一聲——她正這么想著，他突然冒出的話，卻引她抬起頭來。 “能不能請你，”他突然說：“描述一下剛才你用咖啡、點心時，坐在你旁邊的那個人？” 寶莉不情愿地把頭轉向遠處的門，一個穿著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過那扇門走出去。寶莉剛坐下喝咖啡吃面包的時候，旁邊桌子确實坐著那個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到柜台付了帳，然后走出去。對寶莉來說，這件事看來一點也不重要。 所以她沒有回答那粗魯老人的話，只是聳聳肩，要女服務生拿帳單來。 “你知道他高還是矮，黑還是白嗎？”角落里的老人繼續說，看來絲毫沒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訴我，他長得什么樣儿？” “當然可以，”寶莉不耐煩地說：“可是我看不出來，我描述這面包店里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么重要。” 他沉默了一會儿，緊張的手指在寬大的口袋里摸來摸去，想找那條缺不得的細繩。當他終于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維輔助器”，眼光再度透過半閉的眼皮投向她，不怀好意地又說： “不過假設這事情絕頂重要，需要你對坐在你身旁半個鐘頭的人做個确切的描述，你要怎么起頭？” “我會說，他高度中等——” “五呎八時，九吋，還是十吋？”他靜靜地打斷她的話。 “差一時或兩時，我怎么看得出來？”寶莉生气地回答：“他的膚色也是中間色。” “那是什么意思？” 他又問，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么樣儿？你畫得出來嗎？” “我又不是藝術家。他的鼻子蠻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淺；他的頭發也是特別得讓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鷹鉤鼻，也不是獅子鼻——” 他帶著挖苦把她的描述重复了一遍。 “沒錯，”她反唇相譏：“他看起來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鷹鉤鼻也不是獅子鼻的人群里再見到他，比如說明天吧，你認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也許可以吧。他确實沒那么特別，讓別人會特別記得他。” “那就對了！” 他說，同時激動地把身子向前傾，完全像個從盒子里蹦出來的彈簧玩具小丑。 “完全對了！你是個記者，至少你自稱是個記者，注意別人、描述別人應該是你專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顯撒克遜血統特征，有漂亮的藍眼睛、高貴的眉毛、古典臉龐的達官貴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說，一般中產階級的英國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個色澤不深也不淺，可是蓋過他嘴巴的胡髭，戴著一頂把頭型和眉毛都藏得進去的大禮帽，一個事實上穿得像他几百個同胞穿的一樣，動作一樣，說話一樣，沒有特色的普通人。 “想辦法去描述他，比如說從今天開始的一個星期之內，把他從另外八十九個替身里指認出來；更坏的情況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認就可以讓他上絞架，去宣誓作證，去結束他的性命。” “試試看，如果你怎么樣都做不到，你就比較能夠了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為什么至今還逍遙法外，也會了解為什么地鐵謎案到現在還沒有破。” “我想，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為警察指點迷津，讓他們好好利用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雖然我欣賞那畜生的好頭腦，可是我覺得他沒被繩之以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現在地下鐵道和各种交通工具這樣普遍，曾經號稱是‘到城里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線常常沒人要搭了，老舊的大都會鐵路車廂無論什么時候都算不得太擠。不管怎樣，當那一列火車在上個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約四點鐘駛入愛得格街這一站的時候，頭等車廂非常空。” “列車員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節車廂里看看，心想或許有人會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報紙可以看。他打開一個頭等車廂的門，發現一位女士坐在較遠的角落里，頭朝向窗的那邊，顯然忘了這條路線上，愛得格街是終點站。” “‘您到哪儿去，小姐？’他說。” “那位女士沒有動，于是列車員走進車廂，心想她可能睡著了。他輕輕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細看她的臉。用他自己文縐縐的話說，他那時是‘嚇得呆若木雞’。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雙頰，僵硬的頭，是死掉的模樣，絕不會錯。” “列車員小心鎖上車廂門，急忙招來了兩個搬夫，叫其中一個到警察局去，另一個去找站長。” “幸好每天的這個時間，北上月台不太擠，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車。當督察和兩位警官隨同穿著便衣的探長和一位醫官到了現場，圍在一節頭等車廂時，几個無所事事的人才知道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圍攏過來。” “于是這消息在晚報版面上就刊出來了，還帶著個聳人听聞的標題：‘地鐵神秘自殺事件’。醫官很快就下了結論，說列車員沒有弄錯，那女士的生命的确已經完結。” “那女士很年輕，而且在惊慌害怕還沒有嚴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著高雅，几家膚淺的報社竟然還為他們的女性讀者對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詳盡的報導。” “有一只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脫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只手握著一個小提包，警方打開來，希望找到死者身分的可能線索，卻只發現几個散放的銀幣，一些嗅鹽，還有一個小空瓶。這瓶子后來交給了醫官去做分析。” “就是這個小空瓶，使得地鐵謎案原是樁自殺案件的傳言甚囂塵上。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車車廂表面，都毫無掙扎甚至抵抗的痕跡。只有那可怜女人的眼神，顯露出突如其來的惊嚇，描繪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間景象，全部經過可能只需一秒鐘的好几万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臉上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要不然那臉龐會是多么安靜祥和。” “死者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間。當然，到當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指認出她來，或是這件縈繞她的死亡之謎，提出一點線索。” “沖著這情景，一群閒著沒事做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真的感興趣——借口說走失了或錯過了親戚朋友，獲准去看尸体。大約晚上八點半，一個年輕人，穿得很講究，乘著一部有篷的小馬車來到警察局，把名片遞交給警察長。他是賀索定先生，航運代理商，地址有兩個：東中區皇冠巷十一號，和肯辛頓愛得森街十九號。” “那年輕人看來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怜相，他的手緊張地拿著一份《圣·詹姆斯公報》，里面刊有那篇要命的報導。他沒有向警察長講什么，只說一個他非常親密的人那天晚上沒有回家。” “半個小時之前，他還不怎么著急，那時他突然想到看看報紙。報上對那位死去的女士雖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卻讓他變得非常緊張。他跳上一部馬車，現在請求看看尸体，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懼。” “你當然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么事，”角落里的老人繼續說：“那年輕人的悲傷實在令人同情。賀索定先生指認出，那太平間里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角落里的老人抬起頭看著寶莉，嘴角帶著淺淡而溫和的微笑，緊張的手指頭賣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細繩上再打上一個結。“恐怕這整個故事都帶有廉价愛情文藝小說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認，而且無疑你還記得，那真是非常悲傷而戲劇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輕丈夫沒有受到什么問題詢問的困扰。事實上，他的狀況還不适合做有條有理的敘述。直到第二天在法醫的偵訊下，一些事實才被揭露出來，那些事實似乎暫時解開了賀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謎，可是后來卻讓這同一團謎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里。” “偵訊庭上的第一個證人，當然是賀索定先生本人。當他站在法醫面前，努力為這謎團提供線索時，我想每個人都對他寄予無限同情。他穿得很講究，像前一天一樣，可是他看來非常不适和憂慮，連胡子都沒刮，無疑使得他的臉有一种飽經憂患，備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結婚六年了，而他們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滿。他們沒有小孩。賀索定太太身体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輕微的感冒，由亞瑟·瓊斯醫生為她治療。瓊斯醫生那時也在場，一定會向法醫和陪審團解釋，賀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讓她突然致命的心髒病宿疾。” “法醫當然對喪妻的丈夫心怀体貼。他繞了好大的圈子去問他想問的，也就是賀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狀況。賀先生好像不想談這個問題，使得法醫不得不拿出賀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來提醒他。” “‘就我看來，’他終于不甘愿地承認，‘我太太有時候的确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興很開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著，她像在想些什么，可是什么事情她顯然不愿意跟我說。’” “法醫還是堅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輕人回答說，發出沉重的一聲短歎。‘您的意思是——自殺的問題……我完全不了解，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确看起來無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時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時候，她看起來又很正常了，我提議晚上一起去看戲。她很高興，我知道，還告訴我她下午要去買點東西，拜訪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鐵，要到哪里去嗎？’” “‘嗯，我不能确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貝克街出來，走到龐得街去買東西。可是，有時候她也會去圣保羅教堂廣場上的一家店舖，如果這樣，她就會買票去愛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說。’” “‘好，賀先生，’法醫終于說了，以一种非常溫和的語气。‘你能不能設法告訴我，在賀太太的生活當中，有沒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釋她為什么心情沮喪，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沒有任何財務困難，可能使賀太太內心痛苦？有沒有任何朋友——与賀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經反對過的？事實上，’法醫又說，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時刻總算過去了，‘你能不能給我一點暗示，哪怕是最輕微的，來确定我們的疑慮，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陣心情焦慮或精神錯亂之下，可能希望結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靜了好一陣子。在每個在場的人眼里，賀索定先生那時正遭受极度道德掙扎的煎熬。他顯得蒼白而慘淡，兩度開口想說話，最后終于以輕得几乎听不到的聲音說： “‘沒有，沒有任何財務困難。我太太有她自己獨立的財務——她也沒有奢侈的嗜好——’” “‘也沒有任何你曾經反對的朋友？’法醫追著問下去。” “‘沒有，沒有任何我……曾經反對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輕人結結巴巴地說，顯然說得很吃力。” “偵訊庭上我也在場，”角落里的老人繼續說，喝完了一杯牛奶后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證，在場最笨的人都知道賀索定先生在說謊。再鈍的腦筋也明顯看得出來，那不幸的女人落人情緒低落的狀態，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且或許有位第三者比這位憂郁、遭喪妻之慟的年輕鰥夫，更能對她怪异且突然的死亡提供更多的線索。” “很快，她的死現在顯然變得比剛開始更离奇。不用說，你那時一定讀過這案子的報導，也一定記得那兩位醫生的證詞給群眾帶來的騷動。亞瑟·瓊斯醫生是賀太太的一般治療醫生，他才剛醫好她最后一次非常輕微的疾病，最近也以專業的身分看視過她。瓊斯醫生以充滿同情的語气說，賀太太身体上沒有任何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毛病。不但如此，他還協助地方醫官安得魯·松頓先生驗尸，他們共同的結論是：死亡是氫氰酸引起的。可是這种會立刻造成心髒衰竭的藥是怎么進入她体內的，他們兩個目前都沒法解釋。” “哪么，瓊斯醫生，死者是被氫氰酸毒死的，我這樣說對嗎？” “‘我的看法是如此。’醫生回答道。” “‘在她手提包找到的小瓶子里，有沒有氫氰酸？’” “‘當然，曾經有過一點。’” “‘那么，依您的意見，那位女士是服了一劑藥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嘍？’” “‘很抱歉，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暗示。賀太太是被藥毒死的，但是藥是如何施用的，我們沒辦法确定，不過當然是以某种注射方式。藥确定不是吞下去的，因為胃里沒有一點藥的殘余。’” “‘對的，’醫生又回答了法醫另一個問題。‘注射之后很可能緊接著就死了，比如說兩三分鐘之內。很可能身体忽然快速地痙攣一下就死了，大致是如此。這种情況下的死亡是絕對突然而且致命的。’” “我想，當時在法庭上沒有人真正明白醫生的證詞有多重要。順便說一句，他證詞的細節都被主持驗尸的地方醫官——加以确認了。賀索定太太是因為突然被注射進氫氰酸而死亡，怎么注射進去或是什么時候注射的，沒有人知道。她搭乘頭等車廂的時候正是白日繁忙時段。這位年輕高雅的女人，如果真當著大概兩三個人的面將致命的毒藥注入自己的身体，必然要有超人的勇气和鎮靜。” “請注意，我剛才曾說那時法庭上沒有人了解醫生的證詞有多重要，我說的不對；其實有三個人馬上了解到事情的嚴重性，也了解到整個案子的惊人發展正要開始。” “你見過艾林頓先生，那位和地鐵命案關系非常密切的人嗎？’” 角落里的老人一邊問，一邊把兩三張快照相片放在寶莉·波頓小姐的面前。 “這就是他，栩栩如生。長得蠻帥的，臉孔討人喜歡，可是很平常，絕對的平常。就是因為沒有任何特色，艾林頓先生差一點——還好沒有——被送上了絞架。我想我講得太快了，讓你摸不著頭緒。” “當然，大家從來不明白事實上艾林頓先生是怎么跟這件事扯上關系的。這位住在愛博特華廈里，常出現在格洛維諾和其他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有錢單身漢，某一天天气好得很，他卻發現自己站在弓箭街的法院里，被指控和瑪麗·碧翠絲·賀索定的死有關，死者的住址是愛迪生街十九號。” “我可以向你保證，新聞界和大眾都嚇了一大跳。你知道，艾林頓先生在倫敦上流社會某些團体里很有名而且很受歡迎。劇院、跑馬場、運動場和保守党總部他都是常客，交游甚廣，所以那天早上的法庭里來了好多人。” “事情是這樣的，在偵訊庭上的證詞零零碎碎被揭露之后，有兩位先生經過深思熟慮，認為他們對國家和社會大眾都該盡點責任，于是挺身而出，愿意盡他們所能地為地鐵的神秘事件盡點心力。” “警方最初當然認為他們提供的資料來得晚了些，事實上也是如此，可是后來發現這些資料絕頂重要，而且這兩位先生無疑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因此他們很慶幸能得到這些消息，馬上采取了行動。他們于是以謀殺罪嫌疑把艾林頓先生帶進了法庭。” “那天我初次在法庭上見到被告的時候，他看來蒼白又焦急，這其實沒有什么好奇怪的，想想看他當時的處境，多么可怕！” “他是在法國馬賽被捕的，他正打算由那儿到可倫坡去。” “我想他剛開始并不真正了解他的處境有多危險，直到后來，在偵訊庭上听到所有逮捕他的原因，還有愛瑪·芳諾又重复一遍的證詞，說艾林頓先生早上來到愛迪生街十九號，而賀索定太太下午三點半出門要到圣彼得教堂廣場去。” “賀索定先生對于他在偵訊庭上說的話沒有任何補充。他最后見到他太太，是在命案的那天早晨，那時她還活著，她看起來又健康又快樂。” “我想每個在場的人都明白，他在极力避免任何可能把死去的妻子和被告名字連在一起的聯想，能不說則不說。” “可是，仆人的證詞無疑揭露出真相。年輕漂亮，又喜歡別人仰慕的賀索定太太，曾經一兩次因為和艾林頓先生略嫌開放但純然無邪的打情罵俏，激怒了她丈夫。” “我想，每個人對于賀索定先生中庸而尊嚴的態度都一致地印象深刻。這一堆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在法庭上他表現的就是這個樣子，他全身當然是深黑色，可是絕無賣弄憂傷之嫌。他最近留了胡須，而且仔細修剪得恰到好處。” “在他作證之后，那天的高潮開始了。一位高大黑發的男士，全身上下無一處沒有市儈的味道，親吻了《圣經》后等著說實話，除了實話什么也不說。” “他說他的名宇是安得魯·侃博，是梭摩頓街上安氏證券公司的老板。” “三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鐵出門，他注意到同車廂里有個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經問他，她要到愛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對了車沒有。侃博先生說她沒搭錯。之后就埋首看晚報上的證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節車廂上來一位穿著粗呢西裝和硬禮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對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惊訝，可是安得魯·侃博先生記不起來她到底是怎么說的。” “那兩個人談了很多，那女士顯得興高采烈。證人沒有注意他們，他正全神貫注在買賣計算上，最后在費靈東街下了火車。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裝的男人跟女士握過手，并且愉快地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之后也緊跟著他下了車。侃博先生沒听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里，看不見了。” “這時每個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著那令人悸動時刻的到來，等著證人描述并且指認出那位女士最后見到并且交談過的人，也許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鐘前。” “我個人在那證券商還沒說話以前，就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他會對嫌犯做什么樣的描述和圖繪，我早就可以記下來。那樣的描述用在剛才坐在那張桌子吃午飯的男人身上，也同樣适合；十個你認識的英國男人當中，絕對有五個可以适用他的形容。” “那個人高度中等，留著顏色不太深也不太淺的胡須，他的頭發是中間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裝，戴硬禮帽……還有呢……可能就是這樣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見到他，也許會認得，可是，也可能不認得——對那位和他坐在車廂同一邊的男士，他沒怎么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著帽子。而他自己忙著看報紙，對，他可能認得他，可是他實在不能确定。 “你會說，安得魯·侃博先生的證詞沒什么用。的确，它本身是沒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維拿先生的證詞補充，它根本不足以當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据。” “維拿先生是一家賣彩色印刷机電的公司羅得尼企業的經理，也是安得魯·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這樣：他在費靈東街等火車，看到侃博先生從一個頭等火車車廂里下來。維拿先生和他談了一下子，火車就要開了，他才踏進剛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裝男士坐的同一節車廂。他依稀記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對面角落的位子上，臉背對著他，顯然是睡著了，不過他也沒有特別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樣，坐車時聚精會神地看報紙。不久，他對一篇物品行情報導感到興趣，想要記下來。他從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鉛筆，看到地上有一張干淨的名片，于是撿起來，把報導的重點寫下來，這是他要留下的。然后，他把名片塞進了口袋。” “‘直到兩三天之后，’維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靜默中又說：‘我才有机會把我當時記下來的東西拿出來做參考。’” “‘那時報紙上已經滿是地鐵神秘命案的報導，而那些相關人士的姓名我都蠻眼熟的，所以，當我看到我無意中在火車車廂里撿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蘭克·艾林頓”時，真是大吃一惊。’” “法庭上這時的騷動無疑是空前的。自從芬雀曲街謎案發生，審判梅瑟斯特之后，我就沒見過這樣的群情激動。請注意，我自己并不激動，我那時已經知道這罪案所有的細節，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樣。事實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見得會比凶手高明，雖然我研究犯罪學已經好几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頓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這樣想，因為我看到他臉色慘白，而且時時用舌頭舔嘴唇，好像非常干裂的樣子。” “你知道，他現在因為根本沒辦法提出不在場證明——我插一句話，當然他沒辦法——處境非常危險。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話——也是三個星期以前的事了。一個像法蘭克·艾林頓這樣的高等游民，他自己可能記得他某天下午在俱樂部里或是運動場上待了几個小時；可是要找出一個能夠發誓肯定那天見過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頓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這證据之外，還有兩三件事對他也极為不利。第一個，就是在他毒理學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里找到各种有毒物質，包括氫氰酸在內。” “然后是馬賽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啟程去可倫坡，雖然完全無辜，卻非常倒霉。艾林頓先生漫無目標地隨興去旅行，卻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過，亞瑟·英格伍爵士這次又代表他的當事人展現出絕佳的辯護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几個忠君愛國的證人攪得天翻地覆。” “這位聰明的律師，首先讓安得魯·侃博先生肯定地說，他的确認不出穿粗呢西裝的男人就是被告，然后在二十分鐘反覆詢問之后，證券交易商終于承認，他很可能連自己公司小弟都認不出來，原先的沉著自若已被徹底擊潰。” “不過，即使侃博先生狼狽不堪又生气得很，他對一件事還是很确定，那就是直到穿粗呢西裝的男人跟那位女士握過手，用愉快的聲音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之前，她還是活生生的，而且和那男人談得很愉快。他沒听到任何尖叫或掙扎，所以他判斷，如果穿粗呢西裝的男人真的替那女人打了一針，她一定知道而且是自愿的，可是火車上那女人的模樣或說話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准備好要慘然而死。” “詹姆斯·維拿先生，就這件事情同樣信誓旦旦地說，從侃博先生下車那一刻到他上車的那段時間里，他就站在那儿，看得到整個車廂，而且費靈東街和愛得格兩站之間，沒有任何人上車，至于那位女士，他深信她在整個旅途當中都沒有動。” “幸虧有他的律師，聰明的亞瑟·英格伍爵士——” 角落里的老人帶著他的招牌冷笑又說： “沒有，法蘭克·艾林頓先生沒有以死罪接受審判。他完全否認是穿粗呢西裝的人，而且發誓從命案那天早上十一點以后，他就沒再見過賀索定太太了。事實上即使他見過，也無法證明。更何況，根据侃博先生的證詞，那穿粗呢西裝的人很可能不是凶手。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女人不可能被凶手打了一劑致命的針而不自覺，還一面和他愉快地談天。” “艾林頓先生現在住在國外，快要結婚了。我想真正是他朋友的，沒有一位相信他會犯下這起卑鄙的罪案。警方卻認為他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的确清楚地知道，這不可能是自殺案件，也知道命案那天下午和賀索定太太一起坐火車的人，如果心里沒有鬼，早就會挺身而出，盡他所能對命案提出線索。” “至于那人是誰，警方卻茫然毫無頭緒。在深信艾林頓有罪的情況下，他們不眠不休，把前几個月的時間都花在尋找更多、更有力的證据來證明他有罪。可是他們不可能找得到，因為根本就沒有。而對真正的凶手也沒有确切的證据可以將他繩之以法，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下流胚子。他思慮周密，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深艾諳人性，而且可以預知什么證据會對他不利，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加以反擊。” “這個下流胚子打一開始就把法蘭克·艾林頓的身材、個性放在心里，好量身制造。法蘭克·艾林頓是這惡棍撒向警方眼里的沙子，你也看得出來，他想使警方盲目的計謀成功了，讓他們甚至盲目到完全忽略了簡單的一小句話，那句話是侃博先生無意中听到，而且當然是整個案件的關鍵，也是那老奸巨猾的混球惟一的失誤——‘再會，今晚別遲到了！’——賀太太那天晚上本來打算和她丈夫去看戲……” “你很惊訝嗎？”他聳聳肩又說：“你還沒看到真正的悲劇呢，不像我，早就看到它在我面前演出。那位輕浮的妻子，和朋友打情罵俏？都是眼障，都是托詞。我花了警方即刻就該花的功夫，去找出賀家財務的情形。十之八九的罪案里，錢都是主因。” “我發現瑪麗·碧翠絲·賀索定的遺囑是她丈夫查驗過的，他是惟一能使遺囑生效的人，這筆財產有一万五千英鎊。我還發現愛德華·蕭倫·賀索定在和這位肯辛頓有錢建筑商的千金結婚時，只是個航運代理公司里的窮職員。我還記下來，自從他太太死后，這個悲傷的丈夫開始留胡子。毫無疑問，他是個聰明的大坏蛋。” 那古怪的老人又說，身子激動地傾靠著桌子，盯著寶莉的臉看： “你知道那致命的毒藥是怎么跑進那可怜女人身体里去的嗎？用最簡單的方法，這方法每一個南歐的無賴都知道。戒指！對啦，用戒指！那里面有個小針孔，可以裝進足足可殺死兩個人的氫氰酸的量——不只是一個人。穿粗呢西裝的男人曾和他漂亮的女伴握手，而她也許几乎沒感覺到被扎了一下，無論如何沒有痛到讓她尖叫的程度。還有，請注意，憑那混球和艾林頓的交情，他要拿到需要的毒藥非常方便，更不要說他朋友的名片了。我們無法知道到底几個月以前他就開始用心模仿法蘭克·艾林頓的穿著、胡髭修剪的式樣和一般外貌，他的改變可能非常緩慢，慢到連他自己的仆人都沒注意到。他挑了一個身高体格跟他一樣，頭發顏色也相同的人作為模仿的對象。” “可是他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可能被搭乘同一班地鐵的其他旅客認出來。” 寶莉提出意見。 “沒錯，的确有這樣的風險。可是他選擇了冒險，真是聰明。他想過，那個人，一個全神貫注在報紙上的生意人，要是真的再見到他，無論如何也是命案好几天以后的事了。犯罪成功的最大秘訣，就是熟讀人性。”角落里的老人又說，一邊開始找他的帽子和外套。“愛德華·賀索定非常清楚。” “可是那個戒指呢？” “他可能度蜜月的時候就買了，”他以一陣可厭的咯咯笑聲提示她：“這悲劇不是一個星期就計划出來的，可能花了好几年等時机成熟才動手。不過你得承認，這個可怕的坏蛋一直逍遙法外，我留給你的相片里，有他一年前照的，也有現在照的。你看得出來，他又把胡子剃掉了，髭也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現在是安得魯·侃博先生的朋友了。’” 留下滿腹怀疑的寶莉·波頓，不知道該相信什么。 這也就是為什么那天下午，她与《倫敦郵報》記者李察佛畢學先生相約去看莫德·愛倫的舞蹈，后來卻失約的原因。 ------------------ 飛飛掃描，帆帆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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