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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警察局試驗室主任芬尼探長正在為一起案子犯愁：16年來，有個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處放置炸彈，而偵破工作一直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他一籌莫展，于是決定求教于布魯塞爾大夫。這倒是有些緣故的，芬尼探長持有法學精神病學學士文憑，而布魯塞爾大夫，則是對罪犯的犯罪行為頗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學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兩個警察攜帶著此案的全部卷宗來到布魯塞爾大夫的診所。這次研討會議持續了四個小時，會議之后，誕生了一种嶄新的刑事偵破方法，成為偵緝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次會議的內容披露以后，引起轟動，報界連篇累牘地刊載出評論文章，輿論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但是，許多專家卻投入了認真的研究工作。布魯塞爾大夫后來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學》一書，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記載的就是這一案件。 芬尼探長來到布魯塞爾大夫診所當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兩個警察對于精神分析學卻是一竅不通。他們不耐煩听一個書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兩個人心不在焉，不時地相視一笑，或者發出几聲厭倦的歎息。總之，他們時這种偵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們知道，精神分析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它試圖解釋精神學無力解釋的行為。其研究對象是隱藏的精神活動及其异常現象。由于精神分析學的許多根据看不見，摸不著，使引起多數人的怀疑和反感。這兩個警察就屬于這种情況。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們不明白精神分析學到底講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學大夫的說法，他們是害怕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會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魯塞爾心里明白，接待這几個來訪者，舉足輕重。他的診斷，既關系到他個人的聲譽，也關系到他所從事的事業聲譽。他于的這一行本來就經常叫人說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憑著這几個警察掌握的零碎情況，迅速作出結論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兩樣證据，一件是放置炸彈的那個“瘋子”寫的信，另一件是炸彈和炸彈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從1940年11月16日開始講起。第一顆炸彈安放在愛迪生公司大廈內部。沒有爆炸。几個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個工具箱里偶然發現了它。炸彈外殼是一根銅管，里面塞滿炸藥。沒有留下任何指紋。炸彈外面裹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愛迪生公司的騙子們，這是給你們的。” 這叫人頗費琢磨。要是炸彈轟隆一聲炸了，灰飛煙滅，自然誰也無法得知紙條作者的用意，“愛迪生公司的騙子們”也無從受到敦誨，故此，可以設想，罪犯要么喪失了理智，過著一种行為与現實差距甚遠的超現實生活，要么只是開開玩笑，嚇唬一下愛迪生公司的人，愛迪生聯合公司負責為整個紐約城提供電力，雇有几千職工，為几千万用戶服務。向公司表示不滿、為這樣那樣的糾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記錄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檔案堆里一頁一頁地去查找誰有可能放炸彈，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顆炸彈以后消聲匿跡了。警方樂得中止了調查工作，報界甚至對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長，几周后，愛迪生聯合公司司總部大樓里又發現了一顆炸彈。這次是塞滿炸藥的一只毛線襪子，它當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頂多是制造一場虛惊，這种鬼把戲好象還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國向軸心國宣戰。這件事被擱置在一旁，假如沒有以后發生的事，這件事也許就永遠地被人淡忘了。 戰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靜，放炸彈的人卻又鬧騰起來，1950年圣誕節前夕，《先驅論壇報》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從西徹斯特發出的，內容是手寫的大寫字母寫成的，用的是一張普通信紙： “我病了。愛迪生公司為此將追悔莫及。他們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作為警告，我將于近期在劇場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彈。 F.P.” F.P.履行了諾言，在此后的几年當中，他那整洁的字跡。F.P.的簽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連不斷地出現在警察局的刑事檔案里，警方采取了謹慎措施，禁止對罪犯的活動作任何宣傳張揚，這种事如果鬧得滿城風雨，會誘使一些窮极無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為，有些嗜好惡作劇的，還有一些瘋子，也會趁火打劫，都將給偵破工作帶來意料不到的困難。 不過，這位行跡詭秘的罪犯卻逐漸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禪只有兩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兩年中放置的四枚卻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變本加厲，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彈，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后來，他的炸彈炸死了人。同時，他向報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辭激烈的書信，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當然已經成為公開的新聞。“炸彈瘋子”已經不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了，而成為值得正視的社會安全的威脅，他象一個恐怖的幽靈，游蕩在紐約城的上空。公眾強烈要求制止罪犯的危險活動：既然他存在于世，就應該將其真實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正是迫使芬尼控長急匆匆赶來向布魯塞爾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學時專修過精神病學，布魯塞爾則是精神分析學專家。兩個人，從同兩种學科，代表著兩大營壘，而這南大營壘老死不相往來，一直在明爭暗斗。這樣看來，芬尼敢于破除門戶之見，謙遜好學，确是令人欽佩。 布魯塞爾仔細審閱了“炸彈瘋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沒爆炸的炸彈照片，然后提出了第一個推惻：F.P.可能是利用職業之便制作炸彈，也可能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流浪漢的惡作劇。但是，有一點可以初步肯定，這是一個男人所為。在以往的歷史上，制作炸彈的人無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魯塞爾接著說：“他大概以為他患慢性病應當歸咎于愛迪生公司。漸漸地，他又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對他的不幸負責。如果某人确信周圍的人都在有意找自己的麻煩，便可以認為他有偏執狂的某些特征，偏執狂是一种精神紊亂病症，患者總有一些固定不變的幻覺和錯覺，而他在自己的思維世界里。卻條理清晰，邏輯縝密，偏執狂有潛伏期，在這一期間，病勢發展緩慢，不易察覺，35歲以后，病狀急劇加重。罪犯從放置第一枚炸彈迄今已有16年的歷史，那么他的年齡應在40歲以上。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可能。 “說得更清楚一些，偏執狂患者通常過于自愛，以此保護‘自我’。他不愿意為自己的弱點和失敗承擔責任，而執拗地認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會群体，我們這個案子中，罪犯便是對愛迪生公司怀著一肚子怨气。他的幻覺与錯覺日益加劇、延展，直至彼及到紐約全体市民和整個社會。誠然，他在愛迪生聯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這番推理的出發點未必不正确，他的失誤，僅僅在于無憑無据地斷定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執狂症形成的基礎其實就是一种錯誤的判斷，患者以后的推理邏輯几乎無懈可擊，因為，罪犯一般都是智力發達的人。根据罪犯的筆跡著，他象是一個學業成績优秀的高中畢業生。這是第三种可服，加上偏執汪症，我已經講四种可能。” 布魯塞爾侃侃而談，在座的警察們听得入了迷。 “如何發現偏執任卻是一件難事，”布魯塞爾繼續說，“患者的表現無异常。他行為謹慎，自以為完美無缺，決不會貿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議的事情。刑事檔案里不可能有對他的記錄，醫院和瘋人院更与他無緣，原因很簡單，一個自以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會以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國精神病學家柯爾會奈的理論，85％的偏執狂患者的体型都象田徑運動員：我們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种可能：罪犯身材均稱。不胖，也不瘦。” 布魯塞爾又看了一眼罪犯寫的信。這些信用詞准确，字体清晰，給人以嚴謹、整洁的感覺。他又說：“第六個可能：罪犯肯定是個表現出色的職工。他按時上下班，工作無可指摘。他穿戴整齊，天天剃胡子，過著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時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國人的語言，他信中的文字都不象出自美國人之手。‘卑鄙罪行’有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文風的意味，那個時代荒誕不經的小說里充斥著這類詞匯。再比如，他寫的是‘愛迪生公旬’，而美國人只是簡略地稱呼該公司的縮寫。由此可見，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 “您說的全對。可我們稍微動動腦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個警察說。 “再有，您說罪犯普普通通，為人處事規規矩矩，年歲在40上下，這些情況太泛，對我們這些搞偵破的沒多大幫助。”一個警察說。 “諸位言之有理。”布魯塞爾泰然地應道：“我將進一步研究罪犯的筆跡，但愿能有所發現。我的推論可能要刺激你們，但是請別見怪，討人嫌也許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學的人的職業習慣。” 他長時間地審察著信和照片，過了好一會儿，才抬起頭，笑著說：“恐怕到此為止，我才是以我的職業資格開始進行評論。我有這樣一個問題：和愛迪生公司鬧過糾紛的人少說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誰也沒有因此就在紐約城四處要放炸彈，為什么？” “和愛迪生公司間糾紛未必是罪犯放炸彈的真正原因。”一個警察應了一句。 ”當然，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說，這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連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夠意識到，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學推斷出來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開口講話，那么我和他經過商議，可能會得出一詳的結論。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現有的情況，按照我以為再明白不過的，而你們可能深表怀疑的道理進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寫字母，字体嚴謹整齊，只有‘W’字形狀有些怪异。上下的筆畫略呈圓形，正西著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人的兩乳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极力強烈，以至罪犯在寫‘W’字時，把他平日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也忘在了腦后。再請看這几張劇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彈，可他原本是干個行為謹慎，精于計划的人，這一切，連同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這裂痕在罪犯感情沖動的時候，便會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來。” “我們知道，男性儿童在一個特定的過渡時期，會受到母愛的強力吸引，甚至會仇視父親，把這种敵對父親而又不便于公開的情緒隱理在內心深處，有的儿童會在這一過過渡期碰到障礙，我們面對的這個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這种障礙。不知發生了什么變故，使他對母親的違反常情的愛得以滯留、固定了下來，并且使他不再相信他所蔑視的男性權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几种可能：他的母親可能已經過世，或者生活在遙遠的异地，他是和比他年長、可以喚起他對母親回憶的一個女性親戚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內心世界的表現与發泄，這或者意味著他對母親的情欲，或者意味著要割父東。如果是后一种情況，一切便都有了解釋。一個正常人，即使和愛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會在紐約城到處放炸彈。由于罪犯在童年時代有礙于父親，不能把母親的愛延伸發展，因而，耿耿于怀，產生了持續存在著的失望，也產生了對權威的反抗。這兩种情緒發展到一定程度，勢不可擋地渲泄了出來。把這种感情的曲折變化移放到另外一個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為吻合；16年來，他固執地以為別人企圖掠奪理應屬于他的權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責愛迪生公司，實際上卻是由于他對母親的愛沒有得到滿足。這就產生了第九种可能：因為愛母親，他對別的女人不感興趣，他是個單身漢，喜歡孤獨，沒有朋友，我甚至敢說他沒有吻過任何一個姑娘。” “是不是同性戀？”一個警察問。 “不是！他沒有朋友，也絕不去干不合适、不体面的事情。他對人缺乏熱情，但是彬彬有禮，對所有的人都一臉和气，因為他是偏執汪病人，一定要表現得完美無缺。适才我說過他身材均稱，現在我甚至進一步說，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楚。這是第十個可能。” “您憑什么說他愛打扮？”這是剛才發問的那個警察。 “不憑什么。我只是試圖想象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個偏執狂病人，不管是在穿戴上，還是在行為上，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典范的標准之下。” 接著，芬尼深長又按照自己的邏輯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獨門獨院，而不是住在公寓里，因為他要有一個不惊動鄰居的僻靜處所。 “第12种可能，”布魯塞爾說，“他的問題在性方面。他的性沖動既然還未冷卻。所以他不超過60歲。還有，剛才我說過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我現在加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們眨了眨眼睛，听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种凶器不是以國界來划分的。但是，眾所周知，行凶用扼殺的手段在地中海國家比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更為普遍。歷史地看，使用炸彈和匕首一人流行于歐洲中部，當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殺案中都有使用炸彈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一個人同時使用兩种手段，就說明是個斯拉夫人。這是第13個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認為他是個天主教徒，這就把我們引向了第14個可能：他有規律地按時去教堂，因為他的生活習慣是有規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別蓋的是紐約和西徹斯特的郵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紐約之間的某地發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著該地區的斯拉夫人。這位有了第15個可能，他可能住在這個地區。” 布魯塞爾大夫的推理縱然出神入化，卻也提出第16個可能時犯下了一個錯誤。在确定“炸彈瘋子”患的是什么慢性病時，大夫有几种選擇：癌、心髒病和肺結核。大夫說，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結核，那他可能早就醫好了，于是判斷他有心髒病。大夫卻忘記了，偏執狂諱疾忌醫，根本不會找醫生看病。事實上，“炸彈瘋子”患的是肺結核。 布魯基爾的診斷結束了。 “您對我們有什么好的建議？“芬尼探長問。 “向社會公開這16种可能性，大事宣傳。我覺得罪犯愿意被人發現，長期地隱性埋名使他越來越失望，為了從失望中掙脫出來，他需要刺激。應該向他挑戰。向他表明，我們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禮。如果我的推理不對，他會告訴我，從而向我們提供了情報，如果我說得不錯，隨便哪個鄰居都會認出他來。”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万分之一。”一個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開門，准備告別。布魯塞爾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長，補充說：“還有一件事，（大夫閉上了眼）我好象看見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卻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式樣。你們抓獲他的時候，他穿的應該是一件雙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緊緊的。” 1956年圣誕節前夕，布魯塞爾推斷出的16种可能性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繼而又刊登在全美國的各种報刊上。 一時間，公眾中掀起了波瀾。警察局的電話總机應接不暇。打電話的人當中，有報告哪里有炸彈的，有提供罪犯線索的，一切都要核實，都要查閱愛迪生公司的人事檔案，都要翻出几十年前的老帳。 一天夜里，凌晨一點鐘，布魯塞爾大夫家的電話響了；“這是布魯塞爾大夫家嗎？” “是。您是誰？” “我是F.P.。您最好別插手，否則您會后悔的。” 說完，對方便挂斷了電話。 F.P.接受了圣誕節的挑戰。四天后，他又在一家圖書館和帕拉蒙電影院放置了炸彈。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寫信回答了。信是12月27日下午1時30分從西徹斯特發出的：“我看到你們12月26日登在報上的東西。要我投降是荒謬的。不要糟踐我的聰明才智。還是把愛迪生公司拉上審判席吧！” 1957年1月10日，美國報紙要求恐怖分子對自己的不滿進一步作解釋。兩天以后，對方有了答复。 “我一輩子生活在貧困与清苦之中，到頭來一無所獲。我得到的只是辱罵。我的遭際很好地說明了你們所謂‘美國社會制度之正義’是什么東西。我要讓公眾明白它犯下了卑鄙的罪行。你們要我投降，莫非要我再一次付出犧牲么？誰是罪人，是我，還是你們？F.P.” 人是健忘的。這以后，人們又好象放棄了“炸彈瘋子”這個話題。過了一些日子，一位婦女在查閱愛迪生公司二十年代的檔案時，在公司与其雇員的糾紛部分中，看見了工人喬治·梅泰斯基的卷宗。此人的情況和別人差不多，他受了傷，公司發給了些錢，他嫌不夠，于是雙方發生爭執，卷宗里存有本人的申訴信，這种信別的卷宗里也有，所不同的，是他用了“卑鄙的罪行”這樣的詞，這位婦女顯然被挑起了好奇心，她抽出卷宗。認真地審閱起來。 1929至1931年間，喬治·梅泰斯基在一家工厂當發電机修理工，該工厂后來被愛迪生公司兼并。1931年9月5日，鍋爐的膛火噴出來，將梅泰斯基掀翻在地，公司付給他工傷補貼，他經過醫治，沒有查出任何殘疾，几個月后，公司在裁減人員時將其除名。1934年1月4日，當他申請殘廢補助金未能如愿以后，他宣稱自己患了肺結核。 愛迪生公司的報告，認為梅泰斯基工作出色，一絲不苟，手腳麻利，遵守記律，与人和善，品行优良。 人們又發現其它一些有意思的因素。梅泰斯基在鍋爐噴火事故受傷時28歲，今年44歲。他有一個波蘭名字，信天主教，住在康涅狄格州。進一步的暗中偵查證明他尚未婚娶。他和兩個姐姐住在獨門獨院的一座房子里，兩個姐姐一個叫安娜，一個叫瑪伊，都是獨身，她們供給弟弟生活費用，還送給他一輛小汽車，梅泰斯基的雙親早已亡故，他患有慢性病，沒有工作。警方沒有他的刑事記錄。他身高1.75米，重74公斤，鄰居們說這一家人從不惹事生非，但和外人交往不多。梅泰斯基給人的印象總是彬彬有禮。 “奇了，這和布魯塞匝大夫說得一般無二，”警察決說，“得找這個人會一會去。” 1957年1月22日星期一，四個偵探來到梅泰斯基家門前。這是一座四層樓的高大別墅，外表陰沉，灰暗，鑲有木柱的游廊多有殘破之處，樓前是一個荒涼、卻還失事掇得干淨的花園。偵探叩響了大門。里面亮了一盞燈，有人踮著腳尖，踩著吱嘎作響的地板走了出來。這是喬治·梅泰斯基。他穿著一件褪色的睡袍，藍色的眼睛透過金邊眼鏡冷靜地看著偵探們。 “晚上好。”他微微一笑，請四個不速之客進了房間。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您的筆跡嗎？” “我知道你們為什么來我這儿。你們以為我是‘炸彈瘋子’？” “我們恐怕并沒有搞錯。” 梅泰斯基只是啞然一笑。他仿佛漫無邊際地發了一通牢騷，然后把偵探們引到別墅后面的車庫里：這是生產炸彈的車間，工具排列得井然有序。 “那么，是您了？” “正是。” “F.P.是什么意思。” “費厄潑賴（公平的意思）。” 兩個姐姐不知所措地哭著，喊著：“他不會傷害人的呀！” 偵探要梅泰斯基穿好衣服。他走出家門的時候，頭發梳得油光，皮革擦得珵亮，當然，還有更使布魯塞爾大夫感到自豪的：“炸彈瘋子”穿一件藍色細條紋西裝，雙排扣，三個扣子全部系得緊緊的。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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