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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七天過去了。鮑里涅維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發表了充滿感情的講話，這篇講話在牆報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偵查員的電話和通知才使人們想起不久前發生的不幸。
　　在安葬鮑里涅維奇之后的第一個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這身衣服他只是過節到大皮羅戈大街上散步時才穿。今天這身打扮是要去阿爾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個舊樓房里，有三個房間。這座樓房一邊對著街心花園，另一邊對著一條僻靜的小胡同。鄰近兩個房間裹住著人口眾多的鄰居。曾經是很寬敞的住宅現在顯得很擁擠。客廳成了教授的書房。臥室里擺著貴重的日本花瓶。鋼琴沒有固定的地方擺，經常從一個角落移到另一個角落，最后只好擺在飯廳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健康狀況日益惡化，身体越來越虛弱，体重減輕，并在緩慢地衰老。但他從不說自己有病，還說自己健康，只不過需要休息而己。長年患肝病并沒有給他造成不便，肌体組織似乎還比較正常，但老人已是風燭殘年。大夫們感到棘手，請同行協助。而被邀請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會診，都聳聳肩膀，認為是內分泌腺的毛病。但他們沒有詢問病人夜間都在想什么，哀傷是否使他苦惱，能否及時得到友好的幫助和慰藉。兩年之內教授失去了妻子和兩個儿子。兩個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車事故中喪生的。鮑里涅維奇之死徹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狀態。只有這個沒有文憑，職務是工友的“醫生”還沒有失去醫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經常來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詢問病情，只是同他進行仔細准備好的談話。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歷嗎？”工友一本正經地問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寫著很多的道理。”
　　“是嗎？”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還不知道。”
　　“比如說五月虫吧，”工友說出早已想好的證据，“自己就只有指甲蓋那么大，可据說能拖動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們人也能拖動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話，那就需要十吨載重卡車。”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認真听他講。
　　“甲虫還算不了什么，”沒有文憑的醫生繼續說，“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們如果要跳這么高，那得要跳過四十層高的樓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來回答玩笑，特別認真地猜著謎語。
　　“科洛科洛夫，我來出几個醫學方面的謎，您來猜，好嗎？”工友善意而略帶粗魯地提議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謎語。
　　“我們身上有多少塊肌肉和骨頭？”醫學上的數學愛好者問教授。
　　教授故意裝出很感興趣的樣子說出，肌肉是七百五十決，骨頭是二百二十四塊。
　　“我們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對了。
　　“五億次。這是精确計算出來的。那么，心髒跳動多少次呢？”
　　“不知道。沒有計算過。”對手只好沮喪地承認道。
　　“兩億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還要跳動。”他先是安慰，接著又勸道：“您還是讀讀日歷吧，您還不知道這一點。”
　　他倆就這樣在一起呆了兩個小時，分別了。他們都等待著下次再會。
　　這一次帕霍姆情緒不佳，甚至有點心慌意亂。他也開玩笑，也猜謎語，但總使人感覺到他心里好象藏著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兩手支撐著腦袋。面前擺著一本翻開的書，但他并沒有讀。眼鏡放在書上。兩眼雖然閉著，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問題引起他難過，只好沉默。工友沒有談他從日歷上讀來的新鮮事。一開始就抱怨自己的記性不好，說有一具尸体從另外一個陳尸間運來的。他一下就知道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來。
　　教授听著工友的話，心中卻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講出來，那兩人都會感到輕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問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沒有睡好？”
　　無論是滿怀同情的語調，還是深表關怀的口气都沒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沒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錯。
　　“我的老伴儿有病，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經過再三詢問，他才說，他不愿意打扰別人，良心上覺得過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談談，又怕影響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樂意和他談。工友猶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說道：
　　“我一直在想鮑里涅維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點點頭：他自己也是這樣的看法。
　　“他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工友与其說在提問，倒不如說他在回答，“您把他樹為榜樣，象對自己的親人一樣喜歡他，派他出國，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來了，還要怎么樣。我看不出他為什么要這樣。”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覺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長地笑笑，說道，“一個人吃飽飯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順便給自己套上絞索的。沖動，我的朋友，這是個大謎。”
　　“對。”工友肯定道，“可日記總該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記日記的。沒有時間。想起來就寫一點”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說法。“沒有想好也沒有仔細考慮，”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錢也不會給的，何況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說，”他讓了一步，“但為什么自己一個大活人要走向墳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點不耐煩地說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著是一個不很恰當的回答，“偵查員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審問，又化驗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紋。昨天又要從他頭上取頭發。您應該去對偵查員說說，涅斯捷洛夫和鮑里涅維奇沒有吵過架也沒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連忙扶他坐好。
　　“您冷靜一些，您干什么……偵查員的幻覺還少嗎？問題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圍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說鮑里涅維奇是他殺的話，那凶手也絕不是涅斯捷洛夫。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鮑里涅維奇和涅斯捷洛夫親密友誼的見證人。他從沒有想到偵查員會有什么根据對涅斯捷洛夫產生怀疑。
　　“怎么辦？”他無力地攤開兩手，“要不要請求一下？……詳細說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臉上顯出痛苦的樣子。工友轉過身去以便掩飾自己的激動，悶聲說道：
　　“應當對他講清楚，這与涅斯捷洛夫沒有關系，讓他睜開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幫助涅斯捷洛夫，對工友奇怪的判斷沒有注意，對偵查員閉目無視罪犯的表現更沒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說。”教授下了決心，“偵查員是個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擔心，帕霍姆，明天我就辦這件事。您對涅斯捷洛夫說一下。”
　　有人敲門。進來的是季娜伊達。她在寒暄之前仔細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們談話的內容和他倆觀點一致的程度。
　　“啊，您來得正巧，”教授對她的到來感到高興，“我正需要見您，您就來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來的，當然是我請您來的。我想和您談談。”
　　她疑問的目光從工友臉上滑過，最后停在教授臉上。“難道要當著別人的面談話嗎？”她的目光在說。教授似乎沒有明白這個無聲的問題。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轉過了身子。
　　“昨天我來不了，請原諒。您好些了吧。今天看來您气色很好。”她隨便說了几句。
　　教授不大相信她的話，看了她一眼，充滿著愛撫地說道：
　　“您沒有說錯，我好多了。但總是不好，”教授抬起沉重的眼皮說道：“唉！該進養老院啦。”
　　這一變化不能怪自己，也不能怪別人。教授對生活是苛求的，他一向夸耀自己的養生之道。
　　“生活是嚴酷的。”他對女助教抱怨道，“生活過早地奪去了我們的歡樂，以歡樂和享受的代价換來我們遵守秩序和勞動。我們總是不情愿离開溫暖的被窩，放棄誘人的玩樂，熱鬧的大街，為了事業犧牲了美酒、玩樂，甚至早飯、午飯。把娛樂放到了一邊，去盡自己的責任，以得到社會的承認……一到老年，人生的歡樂瞬息而逝，而痛苦永存。心灰意懶地准備与任何困難妥協，与一切應當妥協的妥協……生活是嚴酷的，也是艱難的……鮑里涅維奇的死一下子使我倒下了。我想兩眼一閉，一切都完了。可我真為你們感到遺憾。要不，是多好的一對啊。”
　　季娜伊達裝出哀傷，難過地低下頭，用眼角看了看工友。他坐在那里，兩手放在膝上，對談話沒有什么反應。
　　“看到您我真想能再活上十年，”教授繼續說道，“可是您看我的這塊怀表，定是我的同齡者耍笑我，這塊表昨天坏了，表已不走了，說明我也該安息了。”
　　從他嚴肅表情來看很難理解，他是真的這樣想，還是開玩笑。
　　“您再買一塊新表好了。”女助教的口吻就象一個好心的阿姨讓小朋友把舊玩具扔掉，再換一個新玩具時一樣。
　　教授從她的眼神中感到她的同情，激動地撫摸著她的手。
　　“教授，您應當在家好好休息兩個星期，您會恢复健康的。”
　　而女助教心里确信，教授再也痊愈不了啦。再說己到時候了。誰還要這么一個一拿起書就打瞌睡的老家伙？疾病和死亡是解決這類特殊病例的最好辦法。
　　“休息已晚了。”教授無可奈何地揮揮手，“已故的伊万·米哈伊洛維奇·謝功諾夫象我這樣的年紀早已穿好衣服，坐上馬車，后面十几個小伙子跟著跑。他整天研究氧气吸收。應當休息。”他似乎自言自語地說，“要不請假休息？那教研室誰來接替我？誰去講課、視察陳尸間、出席各种會議呢？”
　　他甩了甩頭上的白發，感到疲倦，往后靠到椅背上。談話使他疲勞，沉重的眼皮合上了。工友打個手勢要女助教不要再說話，讓病人休息一下。她裝出好象沒有看到他的手勢，仍繼續說道：
　　“您可以請一位副手。盧茨基還不錯，不妨讓他來干。”
　　教授睜開眼，眼神代表了他的回答。
　　“不行，他還需再成熟一些。小鴿子，我看您來干吧。可怜可怜我這個老頭子吧。”
　　季娜伊達心里很明白，教授為什么叫她來。她早就期待著教授叫她。她早已想到接替鮑里涅維奇的工作已是非她莫屬了。
　　“我勸您，教授，還是再考慮考慮。”她表現出想避開早就夢寐以求的位置，“安東·安東諾維奇不久前已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您對他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嗎？”
　　一個又一個的人選提到學院里，他都否決了。這一切都有人告訴了女助教。
　　“不，季娜伊達，”教授不同意她的提名，“看來，您不是沽名釣譽的人。這是值得稱贊的品德，我還是請求您讓步好了。”
　　她知道今天的談話教研室都會知道的。工友是會對他們說的，讓大家都知道才好，省得教授再說服他們。
　　“您為什么不選別人單選中我呢？”她從容地同意道，“我應當了解，不對嗎？在您的考慮中有沒有什么誤會？”
　　教授沉默了一會儿。他打起精神准備回答：
　　“對我來說打暗牌己晚了。人們都很好，可總有缺陷。缺什么也說不出。現在不是考驗的時候，急需可靠的人出來工作，這樣的人不會把事情辦糟。我了解您，信任您，始終支持您。”
　　朝朝暮暮盼望的一天終于來到了！教授不惜排除別人讓她來工作，除了她沒有別人。這越過了多少障礙，經過了多少爭斗和痛苦的考驗啊！一切困難和難堪都成了過去，她將成為教授、教研室的主宰，一切學術會議的參加者。她的一票將決定人們的命運。
　　“怎么樣，您想好了嗎？”病人問道。
　　她的目光仍然是倔強的。眼神表示出拒絕的樣子，而內心里仍在猶豫。教授又問了一次。
　　病痛使他說不出話來了。他的臉色蒼白，鼻子也好象拉長了許多，眼睛暗淡了，顴骨突起。病人站了起來，蹣跚走向床前躺了下來。白發在枕頭上形成了一個銀光圈。教授以目光請女助教坐到床邊。
　　惊慌不已的工友想給病人蓋被，但女助教已搶先給病人蓋好了。她把床整理好，叫來女仆，指出房間哪里不整洁，立即幫女仆收拾起來。
　　“你看，這樣就很好。”女助教儼然以女主人的身份看看房間說著。她還又一次把枕頭拍拍松，把床單舖平。問病人：“您覺得好些嗎？”
　　教授沒有回答，臉上一陣抽搐。女助教俯下身用手摸模他汗津津的前額，教授從被子下面伸手推開她，而她撒嬌似地摔倒了。
　　“別難過，小鴿子，”病人低聲說道，“一個科洛科洛夫倒下去，人民會培養出一百個，不是象我這樣瘦弱的人，而個個都是大力士。”
　　教授兩眼含淚，工友也抽泣起來。女助教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激動的時刻。
　　“我決定了，科洛科洛夫，听您的，”目光仍然是剛才的猶豫，但話音是親切而真誠的，“您說怎么辦，就按您的意見辦吧。”
　　“這就好。”教授虛弱的聲音響起來了。過了一會儿，病痛過去了，病人恢复了正常：“您從今天起就把工作抓起來。我們到院里辦一下任命手續。我听您的勸告，就休息了。您看，您答應得非常及時，也免得讓別人無意義地再跑去找您啦。我既然找您，就是工作需要。如果不需要您，那誰也不會去麻煩您的。今后凡有爭議的問題不要急于下結論，讓問題擱一擱再說，也許會有變化。人的想法和酒一樣，放得越久越好。”
　　教授的諄諄教誨好象臨終囑咐一樣，充滿了激情和庄嚴。
　　“我的教授在把教研室移交給我的時候也曾這樣教導過我。多少年過去了，而我永遠銘記著他的教導。”
　　老年人總是用往事來論證自己的看法。這是老年人的長處，同時也是短處。沒有比實踐檢驗過的事物更正确的了。但真理沒有時代精神也沒有什么价值。
　　“帕霍姆，”教授對工友說道，“您看我要休息了，這一去可能回不來了。別欺侮季娜伊達，她是一個天才。小鴿子，我交給您一位頂頂好的人，您可要多多照顧他。”
　　“帕霍姆，我們會成為好朋友的。”女助教向工友伸出手，同時微笑道，“我們將一如既往友好相處下去。”
　　工友稍稍碰碰她的手，什么話也沒有說。
　　“我希望您不要反對我，好嗎？”女助教對工友坦率地說道，當著教授的面她難以說假話。
　　“我的妻子非常感激您。”他說得不很痛快。
　　教授對這种所答非所問的回答只認為是工友在這种情況下有點激動，他對工友笑了笑。
　　“對啦，還有一件事差點忘了。”教授忽然想起來說道，“帕霍姆要求替涅斯捷洛夫辯護一下。据說偵查員把他搞得很苦，您去和偵查員談談，以我的名義請他……”
　　女助教眉頭皺起，好象抑制著內心里因某种嚴重問題需要与人交談的希望似地神經質地緊咬嘴唇。天真的教授以為她內心很難受，問道：
　　“您打算和他談些什么？”
　　“是的，倒霉的是科爾涅托夫是一個經驗不足的偵查員，而且此人特別固執。我去和他談談，但誰知道他對這問題又怎么看呢。我知道，我們作為法醫鑒定人，這您也知道，是不能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偵查員的。”
　　……又過了一天。關于教授的病情和馬上要离開教研室的消息使他的朋友和助手們感到不快。人們只在化驗室里談論這一問題。涅斯捷洛夫即使沒有這一消息情緒也不好。不久前他不得不去抽血，按指紋送去化驗。昨天又拿頭發去研究。這一切他感到很委屈，他心情很坏。當他和盧茨基談起這些時，盧茨基沉默不語。
　　涅斯捷洛夫心情坏透了，但當季娜伊達在場時仍得強打精神，保持冷靜。無論在解剖室，宿舍走廊，還是在大街上，她的出現總會不由得引起他的不安和喉頭梗塞。為了恢复自控能力，他盡量避免看見她和听到她的聲音。他埋頭工作。可她翻書頁、挪動椅子、鋼筆在紙上書寫的聲音也使他難以忍受。他甚至覺得她老是在他的身后站著或是象幽靈似地走來走去。
　　只有盧茨基一個人仍保持著原來的情緒。他仍然那樣樂觀，和別人開玩笑。經常談起妻子的成就，談她演唱的美妙歌曲現在已流行，更重要的是妻子要上銀幕了。她要在一部短片中扮演一個年輕姑娘，當然是談情說愛的情節……妻子的成就是惊人的……
　　過了几天以后，教研室仍舊籠罩著一种壓抑的气氛。而這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終也使盧茨基失去了往日的樂天派勁頭。他偶爾也開個玩笑，但缺乏任何開心的味道。經常是挖苦和冷澀的譏諷。在檢查鮑里涅維奇的尸体時發生的一切，与偵查員關于死因的意見分歧，還有涅斯捷洛夫的痛苦都使他發生了病態反應，偵查員決定收集一切對涅斯捷洛夫有疑點的材料之后，避開了法醫的干預。教研室面臨的變化使盧茨基不安。他愛戴教授，不愿意看到別人接替他的位置。
　　由于這個和其他原因，解剖室里一片憂郁和沉靜。
　　女助教今天遲到了。她是在女化驗員那儿耽擱了。女助教對她談工會的工作。她談到為俱樂部購買廣播器材，為圖書館添置書報和紅十字會制作宣傳標語的事。女助教几天之內完成了一個月的工作。女化驗員可以安心地去療養了。
　　“在您從療養院回來之前，”女助教告訴她這些是想讓她高興，“我想辦几件事，順便說一下，這可都算作您的工作量。我想在教研室試試加強自己的社會工作能力。”
　　深受感動的女化驗員要她再坐一會儿，喝杯咖啡，但女助教很著急，沒有听完化驗員說不久前她与工友的談話，就走了。女化驗員則追上她，和她一邊走，一邊把那次談話的內容告訴了她。“勞駕，我的朋友，”女助教對盧茨基說道，“請幫我卷卷袖子，我簡直象個殘廢人。”
　　他的目光落在用新沙布纏的左手手指上。
　　“您怎么啦？”他問道，“創破還是被子彈打傷了？”
　　他的話語中帶著譏諷。女助教帶著責備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什么話也沒說。涅斯捷洛夫机械地回過頭盯著女助教。
　　“我說話是不加考慮的……”盧茨基抱歉地說道，“您怎么啦？”
　　“不知道，不明白。”她回答說，“一個星期了，老疼，可能是痹疸。這是咱們解剖醫生的災難，好象故意跟我過不去似的，手套破了。您知道外科什么時候看病？”
　　她解開紗布露出發炎的手掌和膿腫的手指。手掌里面也腫了，一道紅線延伸至腕骨。
　　“這是什么？”涅斯捷洛夫在想，“難道左手上沒有火藥煙灰嗎？我們的疑點還有嗎？”
　　“帕霍姆，我只好請你來幫忙了，”她說，“請原諒。不得不麻煩您。您看見啦，我的手不能動了。”
　　工友斜眼看了看腫脹的手指頭問道：
　　“您這是怎么啦，是不是搽碘酒搽的？那天我就想告訴您，碘酒不能涂得太多，您搽碘酒就足足搽了三分鐘。”
　　“他偷看了。”她在想，譏諷地笑了一聲。
　　工友拿來解剖手術用具，挽起袖子。看了女助教一眼就開始解剖。女助教站在一頭從遠處指點著，滿意地不時點點頭。認不出他是一個工友了。原來他是一位動作靈巧的解剖大夫：動作穩健嚴謹，面部全神貫注，目光緊張有神。他的一雙經驗丰富的眼睛能分辨出肺部的各种淤斑；心室里的凝血塊；胃里的發炎部位、腸子粘膜萎縮。工友好象一位名副其實的解剖專家從腎髒上面剝下簿膜切開說道：“腎硬變。肝髒是肉豆蔻形狀的，闌尾擴大，脾髒有肥大的症兆。
　　“好樣的，帕霍姆，”女助教在他耳邊說道，“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解剖專家。您作的病理解剖診斷是可以信任的。”
　　這一贊揚使面臨進一步考驗的工友受到鼓舞。女助教听女化驗員說過工友的醫學知識，但沒有去注意。現在，她暗下決心要使工友不要在教研室制造混亂。
　　“我常想，”女助教的聲音吸引了大家，“我們對我們身邊的助手——一些技術輔助人員應當表示感謝。對他們勞動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已故巴甫洛夫經常把被學生疏忽的工友樹為榜樣。在病理解剖室，帕霍姆的同行伊万·格連鮑維奇·特洛費莫夫辛勤工作多年。不少著名學者都听取過他的意見和經過他的指點。他們都能講出這位工友精湛的醫術。大家授予他一個特殊的稱號——‘科學師傅’。我提議，”這時，她稍稍停了一下，“在帕霍姆六十壽辰時，就是今年六月，我們也把這個光榮的稱號授予他。”
　　“只授予他一個稱號還不夠，”盧茨基指出，“還應當授予他第二個……帕霍姆不僅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解剖專家，還是一位杰出的偵查員，比如說，他認為鮑里洛維奇不是自殺，而是他殺。”
　　涅斯捷洛夫由于震惊，手中的解剖刀“當啷”一聲掉到地板上。工友生气地看了盧茨基一眼，無聲地聳聳肩膀。助教的臉刷地白了，為了掩飾內心的恐慌，她湊到工友前，裝出莫明其妙的神情問道：
　　“他是被人殺害的？為什么您沒有告訴我？”工友手中忙著，沒有馬上回答。
　　“沒有，不管怎么說，不是右手開的槍，而是左手。”
　　女助教及時控制自己，裝出沒有听懂工友的話，說道：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是誰殺害他的？這可并不屬于您拿手的病理解剖診斷的范疇，”她冷笑一聲說道，“但我還是應當感謝您。”
　　沉默了好半天。工友使勁擺弄起解剖刀。看來他不想談下去。盧茨基心中想到，這后面肯定隱藏著只有他一個人不清楚的嚴重的東西。他問道：
　　“你們怎么不說啦？你們是不是知道什么，而在戲弄我們呢？”
　　老人仍然避開女助教的目光，手不离開刀，肯定地說道：
　　“是自己人殺死他的。凶手是在擁抱他，或是假裝湊近他的耳朵想說什么悄悄話時開槍的。他自己是無法開槍的。”
　　女助教指出工友下刀不准确的地方，對他講解該怎樣用刀，接著對工友的話評論道：
　　“這种判斷令人好奇，是不是，盧茨基？您不是堅持是自殺的嗎？等一等，帕霍姆，”她又讓工友停下來，仔細查看切開的組織，“我發現很有意思的東西，希望您注意。對不起，盧茨基，請講，我听您說。”
　　“我改變了看法，季娜伊達，”他輕松而簡單地答道，“在這种情況下認為自殺有很多矛盾。”
　　“完全可能。”她同意道，“但從您的鑒定書中看不出這一點，我坦率地說，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別不高興，您的法醫鑒定書寫得很不好。您忘了教授教我們的規則：‘罪犯的手是他自己最凶惡的敵人，手是會留下痕跡的！’指紋術是應當尊重的，這一科學比歐洲最古老的大學還要早五百年。您沒有注意尸体的指紋，這是很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您會說這是偵查員的責任。但您知道偵查員經驗不足，您是應當幫助他的。您的結論他不滿意，所以偵查員只好走自己的路，您要知道，對這些疏忽司法机關會追究責任的……”
　　盧茨基應當知道，他簽署的法醫鑒定是相當危險的。為了一個對誰都沒有好處的虛幻的推測而犧牲自己的幸福未必是明智的。
　　解剖即將結束。女助教再一次稱贊工友努力工作，馬上又說：
　　“上星期在這里我們解剖鮑里涅維奇的尸体時偵查員和證人都在場。教授和我在結論書上簽了字。您真的要推翻我們的結論嗎？這樣，我就不得不向教授匯報。”
　　這個女人簡直是瘋子！她想要干什么？她竟想惊動患病的老教授！打扰一個生命垂危的老人！工友放下解剖刀。好象馬上談話要他具有相應的姿勢似地。干擦了擦手，動手解白大褂上的帶子。
　　“以上帝的名義求您別惊動教授。您就當我胡說八道好了，沒有關系。我怎么會反對您，季娜伊達。”
　　“如果您仍然堅持，”她好象沒有听到他的話，繼續說道，“那我請求教授召集會診，您也出席，一起來討論。我們再來一次掘尸檢驗。好在您也不惜辛勞，尸体也施了防腐劑，再次解剖研究一下。您可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利。”她以謙恭的姿態說道，“我將樂意承認自己的錯誤，還得對您說聲‘謝謝’。”女助教對工友說著，內心里卻千方百計堅持著自己的謊言。
　　她想，工友只求參加會診，別的他都會放棄。她的這种想法得到證實。工友說，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別引起喧嚷”就行。
　　“這一教授沒有關系。”他肯定道：“我什么也沒有對他說過，而且也沒有想過。”
　　她示意他回去干自己的事，自己查看起筆記本，筆記本中她記下了教授的指示。
　　“對啦，”她好象無意中說出，“教授還要我去找偵查員，以他的名義要求他別再折磨涅斯捷洛夫了。這一點根据也沒有。再告訴他教授仍堅持解剖結論。您看著辦吧。”她看了看盧茨基和工友一眼，接著說，“我也許不去找偵查員，等會診之后再說吧。”
　　這樣一盧茨基忍不住了。他沒有提及剛才的爭論。他開始懂得，女助教要堅持其他人不同意的結論。這些人不管誰正确，但絕對不能因此而讓涅捷洛夫蒙受不白之冤。
　　“您不必把教授對您的委托和我們的想法攬在一起。”盧茨基懊喪地說，“不論是您還是我，感興趣的應當是重新研究一下調查和解剖材料。改正錯誤任何時候都不晚。我個人准備承擔自己疏忽的責任。”
　　工友結束了解剖，縫合好后离開了解剖台。女助教看著他微微一笑。看來這微笑她是費了大勁才裝出來的。她說道：“非常感謝您，幫了我大忙，我將很高興地報答您。”
　　做作出來的戲劇為的是驅散不久前發生的不愉快，以是另一即將發生的沖突的前奏曲。
　　當工友出去關上門后，女助教在解剖室來回走了几次。突然在涅斯捷洛夫面前停下來。他感到她想說什么，但仍裝作沒有發覺她似的，他一直耐心等待著。當他倆目光終于碰到一起時，她問道：
　　“您說說，我們該怎么辦？應不應當放棄鮑里涅維奇是自殺的觀點，重新看待結論，還是同意教授和我的一致意見？”
　　涅斯捷洛夫一下子把纏在手上量尺寸的小繩扯斷了，狠狠地瞥了她一眼道：
　　“您問我該不該維護表面的名譽，裝著好象什么事都沒有的樣子，還是擯棄虛假的羞恥找出殺害我們朋友的凶手吧！我主張把凶手關進監獄。”
　　女助教疑問地看了盧茨基一眼，想讓他來回答，盧茨基不吭气。她的自制力使她成了一名喬裝的偵查員。
　　“您認為鮑里涅維奇是他殺嗎？”
　　“完全可能。”盧茨基答道。
　　“這一點倒也可以同意。”女助教說道，接著轉向涅斯捷洛夫：“不是別人，而是您，涅斯捷洛夫是受害者死亡時的唯一見證人，您可以回憶起很多的細節。您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觀察和怀疑。可是我不明白，您為什么不對偵查員講呢？審問記錄上沒有這些。”這話的意思是讓他知道，他是唯一可能被怀疑為凶手的人，并且在兩种情況下說了假話：或是在審問中？或是對朋友的談話中。
　　“讓我安靜一會儿吧！”他生气地對她說道，“您的兩面派我早就煩透了！你走開！”
　　“你怎么啦？”她恐懼地說道，“你的臉發白不舒服？”
　　這真的是她在說話。她真的害怕了。盧茨基攙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安慰他：
　　“冷靜一些，涅斯捷洛夫，難道這樣就行嗎？要控制自己。”
　　“您的臉色也不好，”女助教對盧茨基說道，“出去走走吧，呼吸呼吸新鮮空气。這是您的不對，盧茨基，”她輕輕地責備他道，“干么要提起這一話題呢，您不是往傷口上撒鹽嗎？您現在相信了吧，咱們中間是誰為這一悲劇感到痛苦。”
　　這儿句話女助教好象是對弱者庇護的語气，也可能是別的什么意思，但激怒了涅斯捷洛夫。他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天秤都震動起來，他气得話音都變了。
　　“你說什么？你在哪儿看見我臉色蒼白的，你對盧茨基暗示什么？你是不是想說，是我殺死了鮑里涅維奇？既然這樣，你也可以殺死他。不要忘了，咱倆都是他的鄰居！”
　　現在他臉真的發白，气得站都站不穩。盧茨基抱著他的雙肩往自己一邊拉，涅斯捷洛夫順從地被拉出了解剖室。
　　就在這一天女助教把工友叫來說道：
　　“您妻子住的房間不好，房間的空气和陽光都不充足。最好搬到窗戶朝陽的房間去，我勸您今天就搬。”
　　工友想拒絕。他不需要她的幫助，但馬上又想到，妻子知道了是不會拒絕的。女助教也會告訴妻子的，不這樣可怎么對妻子解釋呢？
　　“那房間里放著展覽用的雕塑和陳列台往哪儿搬呢？”他問道，希望她改變主意或不再堅持這樣做。
　　“讓倉庫保管員把這些東西都搬到倉庫去。”她堅持道。
　　“那教授會同意嗎？”
　　“教授再也不會來了。我主持教研室的工作，”她伸出指頭友好地威脅他道，“我要告訴您的妻子說你的舉動古怪，挑唆我和別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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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中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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