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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佩里·梅森正在研究多里絲·薩里·肯特起訴彼得·肯特一案中的抗辯,德拉·斯特里特悄悄地從外間辦公室走進來說:“艾德娜·哈默在外面呢。她十分緊張不安,我認為你不該讓她等下去。她在哭,有點儿歇斯底里。”
  梅森皺起眉頭,說道:“怎么了?”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舅舅被捕造成的過度緊張。”
  “不,”梅森慢慢地說,“今天早晨她就知道,他們會逮捕他;但當時她就像個小戰士一樣勇敢地面對著那件事。”
  “你最好密切注意那個女子,”德拉·斯特里特告誡道,“告訴她,不要把事情都擔在她自己肩上,讓別的什么人去操心他。她很沖動,如果她不小心的話,她會精神崩潰的,那時,上天知道她會做出什么事。”
  梅森點點頭說:“叫她進來吧,德拉,而且你別走。”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電話,“叫哈默小姐進來。”她沖話筒說。門開了,艾德娜·哈默緊張的五官扭成一种敷衍的笑容,德拉走上前去,用胳膊樓住了那個姑娘的肩膀。
  艾德娜·哈默進來后關上門,按德拉·斯特里特的安排,走到那把填充過滿的大椅子旁,坐在上面,說道:“發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梅森問:“什么事?”
  “杰里踩上了一個陷阱。”
  “什么樣的陷阱?”
  “一個警方設置的陷阱。”
  “出什么事了?”
  “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什么,就說出了最糟糕的話,現在他要想不做對舅舅不利的證人,得溜掉才行呢。”
  “他說什么了?”
  “他說,在他動身前往圣巴巴拉之前大約半小時的時候,他去拿開塞鑽,那把切肉刀不在餐具柜里。”
  梅森跳了起來,“哈里斯肯定嗎?”他問。
  “他說他肯定。”
  “而且他就這么對地方檢察官說了?”
  “是的。”
  德拉·斯特里特沉思著皺著眉頭,說道:“這事有那么特別重要嗎,頭儿?”
  他點點頭:“那把刀是整個案子的關鍵。你不明白嗎?如果肯特計划進行一次蓄意謀殺,但想使事情看去像是他在夢游,特別是如果他知道艾德娜為了保護他會把餐具柜鎖上的話,他自然會在睡覺以前把那把刀拿出來。”
  “為了建立一個夢游的證据,我們必須證明,他是在睡眠中起了身,是在睡著的情況下拿到了那件凶器,犯下了殺人罪,是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做的。”
  “也許,”德拉·斯特里特說,“哈里斯搞錯了。”
  梅森陰郁地搖搖頭。
  “不,”他說,“現在我得停下來仔細考慮這件事,這是此案中顯得十分不對頭的一件事,他不會弄錯的。你看,艾德娜手中有那個餐具柜的惟一一把鑰匙。她鎖那個抽屜時我和她在一起。我們兩個人都認為那把刀想當然是在里面。我們并沒有打開抽屜來搞清楚。早晨,那個抽屜仍然鎖著。那個管家來找艾德娜幫他找鑰匙。她耍了點儿花招,掏出了它,假裝它始終是在那個餐具柜的頂上。”
  艾德娜·哈默用手帕捂著臉,抽泣著。德拉坐在那把大椅子的扶手上,拍拍她的肩膀,“別哭了,”她安慰著,“眼淚沒有用。”
  梅森踱起步來。
  過了几分鐘,德拉·斯特里特終于使這個有點儿歇斯底里的姑娘鎮定下來,但梅森仍然以那种固定的節奏踱著步。
  艾德娜·哈默終于主動講話了,“我要盡我所能地解決這件事,”她說,“杰里要坐飛机走,還沒有給他發傳票呢,他要到他們找不到他的地方去。告訴我,那樣做沒事吧?”
  梅森眯縫起了眼睛,問道:“他做出供述了嗎?”
  “是的。”
  “他在上面簽字了嗎?”
  “沒有,我想他沒有。那是用速記記下來的,我說,在給他發傳票之前,他不能离開這個城市,到哪個外國去嗎?”
  梅森說:“就公眾感情來說,那會看起來糟透了的。地方檢察机關會在報紙上大加宣傳的。他們會明白表示,他是為了逃避作證而神秘地离開的,他現在在哪儿?”
  “在他的車里,在您辦公室街對面的停車場等著呢。他已經把行李裝好了,訂好了去墨西哥城的一架班机。然后他會從那儿去……”
  外面走廊上一陣騷亂,一個女人尖叫的聲音在說:“得為您通報才行。”緊接著一個男人的聲音惱怒地叫道:“走開。”
  門一下子開了,面色冷峻的杰里·哈里斯無禮地走進辦公室,手里拿著一張長方形的紙。
  “天哪!”他說,“他們找到了我——像抓個該死的傻瓜一樣抓到了我——就在您辦公室前面的停車場上我自己的車里!”
  “抓住你什么了?”梅森問。
  “抓住我,給了我一張傳票,要我在明早10點出庭,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
  梅森伸展開雙手說:“噢,地方檢察官搶在我們前面了。漢米爾頓·伯格可不是傻瓜。”
  “但是,”艾德娜問,“他能不能仍然离開呢?那趟航班今晚起身……”
  “他們現在無疑會在監視他,”梅森說,“他們看見他在那張傳票發出后到這個辦公室來了。如果他現在离開這個國家的話,我就會受到律師協會的審查的。這可是個不怎么樣的主意。不,我們得勇敢地接受這件事。坐下,哈里斯,把這事的來龍去脈告訴我。”
  “我极為抱歉,”哈里斯很不中听地說,“反复考慮這件事,我很想知道我還能不能改口。當然了,開始那看上去不是很重要,我在對地方副檢察官的供述中很肯定……”
  “這么做沒必要,”梅森反駁說,“沒有你的供詞,他們也差不多會這么想,因為是艾德娜鎖上了那個抽屜,拿著那把鑰匙。那把切肉刀不可能在里面,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他們不知道我鎖上了那個抽屜,”艾德娜說,“我會發誓我沒鎖。我……”
  “你要講實話。”梅森說,“任何時候,在我為了使一個委托人無罪開釋而必須要依賴偽證時,我就退出,不再辦案了。如果他是無辜的,我會得到證据使他得以解脫的。”
  電話鈴響了。德拉·斯特里特拿起听筒,隨后遞給梅森。
  “保羅·德雷克打來的,說‘重要极了’。”
  梅森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德雷克的聲音終于有了這么一次,顯示出了足夠的激動,克服了他習慣的拉長聲,說道:“你想知道多里絲·薩里·肯特在洛杉磯時去了哪儿嗎?我的人一直在打電話報告。就在剛才,我得到了消息,她的綠色帕卡德敞篷汽車停在街對面的一個停車場,她正在過馬路向你的辦公室走去。我想你或許需要一兩分鐘來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梅森“光啷”一聲挂上電話,打斷了德雷克“咯咯”的笑聲。
  “听著,你們兩人,”他說,“多里絲·肯特正在往上走呢。她可能會向我做出一個提議。如果她在這儿或是在走廊里碰見你們的話,那可能會使她受到拘束。斯特里特小姐會把你們領到另一個房間去。警報解除后,你們可以溜到走廊去。”
  “艾德娜,他們可能會在街上的大門口拿著一張傳票等著你。不要試圖躲開傳票。做個好姑娘,微笑,什么也不要說。”
  “好吧,德拉,領他們到法律圖書室去吧。”
  德拉·斯特里特剛從法律圖書室回來,梅森的電話就響了,外問辦公室的一個姑娘說:“多里絲·薩里·肯特太太堅持要見您,說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梅森說:“帶那位女士進來吧。”他挂上電話,對德拉·斯特里特說,“到你辦公室去,德拉,為這番談話做記錄。”
  他撥動了一個開關,它將室內電話揚聲器与他秘書私人辦公室中的電話聯接在了一起。爾后他抬起頭來,用期待的目光看著通外間辦公室的門。
  德拉·斯特里特正在關上她辦公室的門,交換台接線員打開了另一扇門,引進來一位30歲出頭的迷人女子,她睜大了藍色的眼睛,沖梅森微笑著。
  梅森評判地打量著她,將那展示得恰到好處。足以引起興趣、但并沒滿足好奇心的踝部,由口紅加以強調的丰滿的紅唇,以及挽得很好看的金發盡收眼底。她用容忍的微笑面對著他詳細的審視。她毫無忸怩之態,向梅森的辦公桌走過來,伸出手說:“您和我見面真好。”
  梅森指指一把椅子。
  “我听說了好多您的事,”她說著,把椅子拉過未,這樣,她不僅面對著他,他還可以有利地看到她交疊的雙膝,“他們告訴我,您是個非常聰明的律師。”
  “我的名聲,”梅森說,“可能有很大的變化呢,那要取決于一個人站在原告還是被告的立場講話。”
  她的笑細聲細气的。
  “別那樣,”她說,“您知道您很好。為什么不承認呢?那是我和律師們相處的麻煩事——他們害怕承認任何事情——總是害怕什么人在為他們設陷阱。”
  梅森沒有微笑。
  “那么,好吧,”他說,“我很好。那又怎么樣?”
  她估量著他,目光中迅速地掠過一絲不安,但她保持著那個笑容,丰滿的紅唇友好地張開了,顯露出整齊的兩排皓齒。
  “這么說您在為親愛的老彼得辯護了。”她說。
  梅森什么也沒說。
  “您能使他獲得解脫嗎?”
  梅森點點頭。
  她打開手包,掏出一個煙盒,打開了它,向梅森伸過去。
  “不要,謝謝,”他說,“我自己有。”他從自己的煙盒里挑了一支。她把頭微微斜向一邊,露出期待的目光。梅森向她走過去,為她點著了煙,她充滿笑意的眼睛向上徑直看著他的眼睛。
  她吸了一大口煙,很滿足地品嘗了一下,從鼻孔中呼出兩股一模一樣的煙,說道:“我來看看我能幫什么忙。”
  他揚起了眉毛。
  “幫忙來開脫可怜的彼得。”她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你腦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可以作證。他得了一种越來越重的精神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那使他經常喪失理智,特別是在夜晚。有不少次,他醒過來,顯示出為一些妄想所折磨的跡象。開始我以為他是試圖殺死我,但是,回想起來,想起某些當時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我現在可以意識到,可怜的彼得得了很重的精神病。他在芝加哥有過一次神經病發作,根本就沒有痊愈。”
  “還有別的嗎?”
  她微微皺著眉,看了他一眼,那微笑不再那么明顯了。
  “您還想要什么?”她問。
  “你想告訴我的任何事。”
  “在我知道我的确切地位以前,我認為我不想再告訴你什么了。”
  “在哪一方面?”
  “您是否打算和我合作。”
  梅森慢慢地說:“我看不出哪儿有妨礙合作的任何問題,肯特太太。如果你有什么證詞要告訴我,我會很高興地去听。”
  “我可以為許多事作證。也許,如果您告訴我,為了使您的辯護站得住腳,您究竟需要什么的話,我可以想出一些与之有關的事情。您看,在婚姻生活每日的接触中,有許多沒有被完全忘記的事情,然而這些事又不能隨時回憶起來,除非有什么事來喚起記憶。因此,如果您把您需要的東西告訴我,我或許能幫助您。您不需要在法庭提問時為我操心,我可以照顧自己。”
  “意味著你可以支配陪審團嗎?”梅森問。
  “如果您想那樣說的話,是的。”
  “很好,”梅森告訴她,“留下你的地址,如果我能想起任何事,我會和你聯系的。”
  “您現在想不起來嗎?”
  “想不起來。”
  “我想知道您是不是……嗯,我說接受能力很強。”
  “我非常感謝你來,但是,你不認為,如果你打算討論這种性質的問題,你讓你的律師和你一起,不是更好嗎?”
  她向他傾過身去說:“我要對您坦率地說,梅森先生。我很高興您提起我的律師。”
  “為什么?”
  “因為,”她說:“我還沒有和我的律師簽任何協定呢。我一直在拖延他。”
  “你這是什么意思?”
  “他想簽個合同,如果我的官司打贏的話,他得到我所得的任何東西的一半。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想付給他錢。現在看來不必那樣,您看不到嗎?我丈夫的地位使他不能再和我斗了。”
  “為什么不能?”
  “因為他需要我的作證。如果我能以他神智狂亂為基礎,使他從這個謀殺案中得到解脫的話,那么我就可以使那個离婚案無效了。那時,因為我是他妻子,我就會是他的財產的監管人了。”
  “這一切我都看到了,”梅森說,“但是,除非你的律師在場,我不想和你討論它。”
  “為什么?”
  “職業道德。”
  “我看不出您為什么不能討論我的證詞。”
  “我可以討論你的證詞,但我不能討論這個离婚案。”
  “在我看來,梅森先生,您非常非常謹慎……非常有職業道德。”
  “沒錯。”
  她的臉上一點儿也沒有使性子的表情,但是,她惡毒地把那支煙在煙灰缸里碾成几乎是亂七八糟的一團。
  “太有職業道德了,而那不像您的作風。”她說著,站起來,馬上向通走廊的門走去,竟沒有回頭再看一眼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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