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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森在保羅·德雷克的陪伴下,打開了他私人辦公室的房門。
  机要秘書德拉·斯特里特正在分揀書信,她抬頭看見梅森,焦急地詢問:“情況怎么樣?”
  “不怎么樣。”梅森咧嘴笑笑。
  “還要進行多長時間?”
  “星期一開庭。”梅森告訴她說。
  “伊內茲·凱勒表現怎樣?”
  “不太理想。”
  “怎么回事儿?”
  “溜掉了。”德雷克說。
  “什么?”德拉·斯特里特疑惑不解地喊出聲來。
  梅森走向那尊黑色雕像,把禮帽歪戴在大理石雕像的頭上,退回几步審視一下效果,又向前几步,調整一下角度,讓禮帽向后傾斜著。
  “這樣很棒。”他說、
  “這看上去倒像個俏皮鬼了。”德雷克微笑著審視著雕像。
  “媽的,真是那樣就好啦,”梅森贊同地說,“不過我還是非常同情這個老家伙的。他總是一板一眼地領導著法律机构從沒有絲毫的輕松活絡勁儿。他和他成千上万的門徒們任憑命運擺布,悲觀地思考著現狀,冷酷地預測著未來。我們讓他快樂些吧。”
  “請告訴我一些凱勒小姐的情況吧。”德拉·斯特里特懇求著說。
  “可能是一個陰謀。”梅森說。
  “我不這么認為,”德雷克脫口而出,“從拉斯韋加斯飛來時,我坐在她旁邊,她看起來的确是一位好姑娘。當然,她不是選來做假期輔導員的那一种女孩。她表現得非常老練,然而卻沒有哄騙我的意思,她沒有騙任何人,也包括她自己。她真的是一位好姑娘。”
  “你和她談過話嗎?”德拉·斯特里特問佩里·梅森。
  “沒有。飛机直到開庭之后才抵達這里。我已吩咐過保羅先把她帶到法庭圖書室。當保羅向我示意一切已安排就緒時,我想這就是我手中的王牌,那么就等著我手中的王牌出手吧。”
  “你的現場表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佩里。”保羅·德雷克說。
  “非常出色嗎?”德拉·斯特里特問。
  “棒极了,德拉。他讓證人對一切都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都有哪些?”德拉·斯特里特問。
  “告訴她,佩里。”德雷克說。
  梅森輕輕一笑:“阿徹的汽車坐椅上有一個火燒的圓洞。我讓她認定那個洞是在案發時被阿徹的點煙器燒著的。這一點攪亂了她的思緒。”
  德拉·斯特里特望著梅森,梅森在桌旁坐下來。保羅·德雷克迅速坐在他鐘愛的那把超厚的皮椅上,挪動几下臀部,把雙腿放在一邊的扶手上,脊背靠在另一邊的扶手上。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德雷克焦急万分地說,“凱勒小姐到底發生什么事了。”
  “不要在意有我在場,”德拉·斯特里特說,“只管講吧。你們把情況講完之后,我會把它們整理出來的。請隨意談吧。我喜歡听你們隨意談。”
  梅森微微一笑說:“德拉,情況基本上按我們的思路在進展著,只是當我們正想抽出王牌——讓拉維娜夫人和伊內茲·凱勒當面對質時,伊內茲·凱勒不見了。事情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弄不明白的一點,”保羅·德雷克說,“當你讓我帶那位女招待出庭時,佩里,我卻找不到她,我讓她等在那儿時她非常好奇,也特別愿意出庭。天哪,她可以不必到這儿來的。她可以待在內華達州拉斯韋加斯市,她是自愿來的,并且非常樂意把情況弄清楚。”
  “然后,她就來了。”
  “對呀,我看著她走進了圖書室,翻閱著法律書籍,這樣的話,假若有人偶然進去也會認為她是一名在准備辯護資料的女律師。我對她很放心,認為佩里在下午開庭的最后一個小時里如果要她出庭,無論發生什么情況,她都會馬上站到證人席上的。”
  “你去叫她時她不在那儿嗎?”德拉·斯特里特問。
  “不在。”
  “你認為會發生什么事呢?”
  “不知道。”
  “這下子案子該怎么進行?”
  保羅·德雷克聳聳肩膀:“看佩里怎么說了。”
  “我能說什么!”梅森說,“一走出法庭我就想責怪我自己。”
  “為什么?”
  “因為我沒有進行正規的、基本的、常識性的、有效的調查。”
  “你問得很精彩,”保羅·德雷克說,“你已經讓她混淆了常規性的東西,你到底還想怎么樣,佩里?”
  “做出肯定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是,假若案發時拉維娜夫人不在車上,你也不要過分惊訝,對吧,保羅。”
  保羅猛然一抬腿,直起身子:“不在車上!什么,你是說她不在伊內茲·凱勒的車上?”
  “我是說她不在羅德尼·阿徹的車上。”
  “哦,她怎么能不在車上,佩里,你這不是在虛构嗎?”
  梅森皺皺眉頭,若有所思地說:“坐在車里的可能是羅德尼·阿徹和其他女人。假設,因為那個女人不敢暴露出來,所以在向警察局報案之前,阿徹首先与別墅二號通過電話。因為他与馬莎·拉維娜相當熟悉,所以他告訴拉維娜自己遇到了麻煩,請拉維娜幫個忙謊稱自己坐在他的車中。他告訴拉維娜說,詳細情況回頭再說。然后他報了案,在此期間又做了一番安排,讓實際上与他坐在車中的女士离開了現場。”
  “你采用了什么樣的調查方法?”德拉·斯特里特問梅森。
  梅森把轉椅向后一靠离開桌子,搖了搖頭。
  “我對你的做法非常好奇。”保羅·德雷克說。
  “沒有,沒有方法可言。我從來不按證人所期望的調查方法進行訊問。”梅森說,“當我剛一張口,這位女士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備進行反擊。她思維敏捷,才智過人,并且靚麗無比,她反證了我的每一次調查,所以很可能會把我的當事人送上絞架。”
  “她為什么這么仇恨你的當事人?”德拉·斯特里特問。
  “關鍵就在這儿,”梅森說,“她并不仇恨。”
  “我想你說過她仇恨你的當事人。”
  “并不是對著當事人來的,”梅森說,“她只是想在交手中讓我嘗到她的厲害,退下陣來結束發問。”
  “為什么?”
  “因為她心中有鬼。”
  “什么鬼?”
  “這就是關鍵。我猜想,她心中有鬼的唯一可能就是她不在案發現場。”
  “那怎么可能呢?”
  “她想盡力掩護那個實際上在場的女人。”梅森說。
  “你已引誘她上鉤了嗎?”
  “我想,我已經使她產生了恐慌,”梅森自信地說,“調查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与證人進行親切、友好地交談,提問一些證人沒有經過詳細思考的細枝末節,證人往往想不到你會提問這些內容。只要你顯得親切和友好,如果碰上不利的證詞時,至少它也不會有損你的案子,但是假若你真的抓住了弱點,你就應該迅速深入進去,充分利用有利因素。”
  “這樣的調查能使你永遠有得無失。”
  “人類的記憶是一种微妙的東西,如果一個人真的遭到過搶劫,或者說目睹過一場謀殺案,或者說經歷過這一類事件,他就會每小時千百次地回憶案發時的高潮情節。每當想起,他不會過多地去注意案件中各情節之間有聯系的東西,記憶中的細節往往被主要的東西所代替。
  “例如,一個人如果目睹了一次槍擊,他便會不斷地看到射手瞄准和勾動板机的動作,并千百次地回憶起受害者蹣跚跌倒的情景。車停在什么位置,晴天還是陰天,他可能會回憶起四五十次,或者干脆想都不曾想起過。簡單地說,這里還有一個心理素質和記憶能力的問題。當一個人站到證人席上想把心中的一些他認為發生過的事件合理化地聯系起來的時候,這些事件也可能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但這些与拉維娜夫人聯系不上。”
  “是的,”梅森說,“假若我按照真正的標准調查方法訊問拉維娜夫人的話,我可能晚些時候才會發覺她埋下的伏筆。”
  “她知道你發現了什么疑點嗎?”
  “我想,她應該知道,她很聰明。”梅森沉思著說。
  “佩里為什么會攤上這位當事人?”德雷克生气地對德拉說。
  “傳訊時,正巧佩里在法院里,那人正在申述說自己沒錢請律師,并說自己是冤枉的。于是法官就指定佩里作為法院的官員替他處理這起案件。”她告訴他說。
  “他有過前科嗎?”德雷克問。
  “沒有,”梅森說,“沒有犯案記錄。事實上,他一直是個好人,退休后住在活動住房集中區,靠一點退休金生活。”
  “多大年紀了?”
  “五十一二歲。”
  “退休得有點早吧?”
  “他原來是個推銷員,得過精神病,遇到一次車禍后就再也沒有恢复過來。當時他過度疲勞,車禍一下子把他全搞垮了。”
  “佩里,他是怎么被卷進案子里的?”
  “實際上,管理活動房區的那個人在傾倒分派給他們的那些垃圾箱時,在廢物中發現了一個錢夾和一個坤包,于是他把這些東西交給了警察。錢夾是阿徹的,拉維娜夫人指認了那個坤包是她的。警察出面審問過被告后便把他押了起來。”
  “你派我千里迢迢到內華達州的拉斯韋加斯市找尋那個凱勒姑娘,原來是為了一宗分文不取的義務案件?”德雷克問。
  “的确是的,”梅森說,“既然代表這位當事人,我就要為他打贏這場官司。”
  “即使從自己腰包里出錢你也干?”
  梅森微微一笑,說:“作為一名律師,不應該以收費高低來确定其辦案能力或職業道德。目前,保羅,我要求你找到伊內茲·凱勒。她在兩個小時前從圖書室出走,她只熟悉你,也只有你能認出她來,你還有她的照片。雇几個人開始尋找吧。”
  “雇人的費用相當昂貴。”德雷克提醒道。
  “我沒有問你价格,”梅森告訴他,“我要伊內茲·凱勒,星期一上午之前一定要找到。本案已經接手,就一定要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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