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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飛机漸漸接近了夫勒斯諾燈光閃爍的地區。
  “你能繼續去洛杉磯嗎?”梅森問飛行員。
  “當然。不過我得加點燃料,僅此而已。”
  梅森說:“先在夫勒斯諾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來加油一樣,我在那儿下去,你帶著斯特里特小姐飛到洛杉磯。”
  “那你怎么辦?”
  “我在這儿停下來。”
  “對我來說沒問題。”
  “抵達洛杉磯之后,”梅森說,“你不要和新聞記者談起此事。如果你能設法降落后不被采訪,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結帳,可以嗎?”
  “可以。”
  梅森對德拉·斯特里特說:“我會和你保持聯系,德拉,先睡一會儿吧。”
  “保羅怎么辦?”
  “我在這儿跟他聯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輕輕地握著她的手,說:“好姑娘。”
  “你什么時候回來?”
  “大概明天早晨吧,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嗎?”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帶,”飛行員說,“我們要降落了。”
  飛机一個急轉彎降落在机場。飛行員剛一媳滅發動机梅森就跳下來,匆忙進了候机廳,走進一個電話亭,他用右手擋在頭上,這樣別人從外面就看不見他的臉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辦公室,几分鐘之后保羅·德雷克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
  “你在夫勒斯諾干什么?”德雷克問。
  “四處看看。”
  “他們抓到你了嗎?”
  “誰?”
  “夫勒斯諾警察局。”
  “沒有。”
  “他們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問。
  “警察認為你偷換了證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們認為你拿走了原來裝在信里的原件,換了6張白紙。”
  “這對我來說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檢查官說,這可能使你被認為是事實后幫凶。”
  “接著講,”梅森對保羅說,“還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樣?”
  “顯然她在夫勒斯諾。”
  “我想他們已經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鑒定有問題嗎?”
  “毫無疑問。尸体埋在一個很淺的墳里。噢,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墳坑是兩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備好的。”
  “你确定嗎?”
  “确定。”
  “他們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個孩子曾經見到過那個坑,在里面玩過游戲,把它當做掩体,所以他們才很容易地發現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們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訴他們的父母。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覺得事有蹊蹺,就去那里看個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兩三英尺時,碰到了一個軟軟的東西,扒開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馬上帶來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長時間了?”
  “昨天死的。顯然雷諾特醫生說對了,現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見‘尸体’爬出窗戶?”
  “警察認為有一個男人把尸体裝進汽車,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著睡衣?”
  “他們是這么認為的——作為遮掩,万一有人看見他。”
  “還有什么?”
  “你說的用假名住旅館的話是對的,在這方面我們跑在警察的前頭。弗蘭科·史坦頓在夫勒斯諾的威爾士伯格汽車旅館登記,顯然那就是代文浦。人們對他的描述与代文浦個人相吻合,他甚至給了他本人的汽車牌號。不過他沒喝酒。他接待了一個來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們談得很晚,隔壁有一對夫婦向老板抱怨過。”
  “男的還是女的?”
  “誰?”
  “和他會面的人?”
  “是個男人。我們對此知之不多,我們只是隨意地和威爾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沒敢談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覺,擔心如果問太多問題她會去警察局報告,你當然不希望那樣。”
  “的确不希望。”梅森說。
  “好吧,”德雷克說,“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現在還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賽爾一直在辦公室里轉來轉去,總机接線員格蒂告訴她可以給你留口信,跟她說我可能會跟你聯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問。
  “她現在非常后悔,她現在換了個腦子。她說她當時對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時沖動。她當時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現在她說真想把自己的舌頭割下來。”
  “她在換腦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訴警察了嗎?”梅森問。
  “噢,當然。她什么都說出去了,警察對她態度有些強硬逼著她發瘋。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終于覺得她用不确鑿的證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現在她淚流滿面,后悔不迭。她想讓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過你給米日娜帶個話。”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說。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來請求寬恕——或者是想再來探听點消息,好去吹噓。”
  “你覺得是警察派她來的?”梅森問。
  “可能吧,”德雷克說,“但如果她是在演戲的話,那戲演得可真不錯,她洒的可都是實實在在的眼淚。她讓你一跟我聯系上就給她打電話,她留了一個電話號碼。你要嗎?”
  “天哪,不要,”梅森說,“我要是從這儿給她打個長途電話,她5分鐘之內就能報告警察說我在夫勒斯諾,到那時這里的每一個警察都會來抓我了。”
  “我也是這么想的,那你現在打算怎么辦?”
  “去威爾士伯格旅館,訂一間房,設法從威爾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點儿消息。”
  “用假名登記?”
  “不,”梅森說,“那不就意味著潛逃了嗎。我用真名登記,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約有20到30分鐘的時間。那座墳挖好多長時間了,保羅?”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們在里面玩了3天。”
  “這可不大妙了,”梅森說,“地方檢查官會以此作為預謀殺人的證据。”
  “他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已經那么說過了,他把它稱之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殘忍的預謀殺人案。”
  “好了,”梅森說,“我會去找你的。”
  梅森确認沒人注意他后离開了電話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輛出租車,直奔威爾士伯格旅館。
  坐在登記桌后面的女人大約50歲左右,神態很像是主婦,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卻顯得很銳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說,“我沒帶行李,沒計划要留下來,我只帶了錢。”
  “我們要的就是錢,”威爾士伯格夫人說,“還有兩間房,你可以隨便挑,5美元一間。”
  梅森遞給她5美元同時給了她一張名片。“我是律師,”他說,“我想了解一下發生在這里的一個案子的情況。”
  “是嗎。”
  “我想了解一下弗蘭科·史坦頓,”梅森說,“几天前他在您這儿住過。”
  “是啊,噢,你是第二個問起他的人。”
  梅森溫和地笑著說:“史坦頓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沒什么事,”梅森說,“只是想給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聲說,接著,她很怀疑地問:“离婚?”
  梅森搖搖頭,“我不便講太多細節,不過是關于一處礦產買賣權的問題。買賣權再過几天就到期了,如果買方要求償清買賣權的話,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頓那將是非常尷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這儿呆了一個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磯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說,“可是他不在家……嗯,還有几天的時間,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來的話那就太令人尷尬了。你記得關于他的什么事嗎?”
  “不很多,”她說,“他在做礦產生意,這個我知道。他拿了兩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說里面有什么礦樣。”
  “礦樣?”
  “我猜是的。他還帶著一只他新買的手提包。”
  “新買的?”梅森問。
  “對,包是裹著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紙裹著。還有,從他拎包的樣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顯然是滿的。”
  “兩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還是他一個人?”
  “不,他是一個人,這是我惟一确切記得的事。來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約11點半的時候他隔壁房間里的男客打來一個電話,說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頓先生的房間里一直有人說話,使他無法入睡。他問我是否可以給他們打個電話請他們保持安靜。”
  “談話聲很大嗎?是吵架嗎?”梅森問。
  “顯然不是,恰恰相反。他們談話聲一直很低,但他們一直在說,已經很晚了。你知道,當你想睡覺的時候如果有細微的單調的噪音,比方說水龍頭滴水的聲音,或是什么別的類似的聲音,這聲音會顯得很大,能把你煩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說,“你不知道史坦頓先生早晨什么時候离開的?”
  “不知道。我大約一兩點鐘或者是3點鐘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務員照看房間。”
  “您這里真不錯。”
  “謝謝。”
  “您有多少個房間呀?”
  “52間。”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說,“照看這么多房間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們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煩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間打電話告訴他不要打扰別人時他說了些什么?”
  “他說他在商量事情,馬上就要結束了。我想這是實話,我從門里往外看,看見有輛車停在他房間的外頭,几分鐘后那車就開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樣的車嗎?”
  “不知道,只是一輛普通大小的車,常見的一個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我不大擅長判斷車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車就能說出它的年頭、牌子和型號,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對此可不在行。”
  “史坦頓沒有打長途電話吧?”梅森問。
  “這我可說不准。你明白,我們并不能很准确地把這類花費計在房費里。人們想打電話的時候我們希望他們到大廳里的收費電話亭去打,那儿有兩個收費電話亭。我們當然能夠接通長途電話讓客人在房間里談,如果我們知道房客是誰可能會這么做,不過如果是陌生人我們不鼓勵這樣。”
  “史坦頓先生沒要求長途電話服務?”
  “我在的時候沒有。我相信他沒有要求,因為帳單上沒有任何長話記錄。”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廳去打電話吧?”
  “噢,是的。”
  “那會被注意到嗎?”
  “不會,根本不會。”
  梅森說:“噢,我自己也要打個電話。”
  他高興地微笑著,走進了電話亭,投進一枚硬幣,要求接執法官辦公室。電話接通后他堅持要跟負責人談,當他听到助理執法官聲音時說:“我是佩里·梅森,一個律師。我到這里來跟我的當事人愛德·代文浦夫人見面。你們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談談。”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對方的聲音突然變得溫文爾雅:“您現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說:“我在威爾士伯格旅館,我想乘出租車去您的辦公室,和我的當事人談談。”
  “嗯,現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這么麻煩,”對方說,“我們希望在此表示我們的友好,我們將派車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現在的位置,5分鐘之內就會有車去接您。”
  “5分鐘之內?”
  “嗯,可能更快些,”對方說,“請稍候,我看看我能做點什么,請先別挂斷。”
  大約30秒鐘的靜寂之后對方又說:“我們有一輛車在等您,梅森先生,我們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說。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沒有。”
  “沒有?”對方不相信地問。
  “沒有,”梅森說,“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內容你最好去審問代文浦先生的秘書美寶·諾格。還有,如果您感興趣的話,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經住在這里,住在威爾士伯格旅館,他登記的名字是弗蘭科·史坦頓。”
  “你肯定嗎?”執法官問。
  “當然,還有汽車牌號。”
  “你為什么給我們提供這個消息?”法官問。
  “我的天!”梅森惊訝地叫道,“難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訴你們嗎?”
  “不,我想沒有。我們覺得你可能不愿意讓我們知道你的消息。”
  “你們為什么會那么想?車道上來了一輛閃紅燈的車,我想這是來接我的吧?您派車可真夠快的。”
  “我們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執法官說,“剛好有一輛廣播車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們正在詢問各家旅館,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過。”
  “噢,很高興我替你們節省了許多麻煩,”梅森說,這時,兩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進大廳,他挂斷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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