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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中午休息的時候,菲爾突然喊道:“快來看,杰瑞!我看我在屏幕上已經找到其中的一個了。”
  我站起來朝他走去。
  在屏幕上我看見通常的三种圖像:一張從正面、從左側、從右側拍攝的照片。在標志數字前的C.P.L.A四個字母說明這份案卷是在洛杉磯市警察局的檔案中。
  這張照片毫無疑問展示的是馬爾科姆骨骼突出的面孔。他雖然沒戴眼鏡,但是他的兩片薄嘴唇,寬大的嘴巴,隆起的鼻梁卻都是不會讓人認錯的,還有那對黑眼睛,讓人分不出瞳孔和眼球。他看起來比在夜總會時明顯年輕得多。
  這几張照片肯定至少是在十年前拍攝的。
  “他叫什么名字?”
  菲爾敲入編號。在電腦查尋的短暫停頓之后,屏幕上出現以下數据:
  “馬爾科姆·赫曼,白人,1952年8月10日生于洛杉肌。身高1.86米,体重83公斤,由于參加流氓集團及參与街道搶劫而受到少年刑事犯罪懲處,1975年由于襲擊銀行被判刑三年。1978年10月31日獲釋。”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通過基爾克·摩蘭。”菲爾興奮地回答,“我命令電腦提供在基爾克·摩蘭案卷中出現的全部人員名單。共計一百四十七人。其中三十八名婦女,對這些人我無需多作審查。馬爾科姆·赫曼位列第九十一名的位置。——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詳細內容。”
  警方在与大辛迪加及其大佬們長年打交道的過程中不斷積累著的資料已超出存儲容量。因此必須轉刻到光盤上。凡在檔案庫中有單列資料光盤的歹徒即算作黑社會的頂尖大佬。
  趁菲爾為獲取檔案管理部門批准使用光盤而填寫必要表格的時候,我也就稍事休息,到相距不几步遠的瑪利奧咖啡餐廳,訂了一份比薩餅。
  從世界杯足球開賽起,瑪利奧——一個意大利裔美國人——便對賽事如痴如狂。他特地在吧台背后的牆上懸挂了一台巨無霸電視机。此時屏幕上正在轉播由謀殺調查處在驗尸室前舉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
  處長布賴恩·佩斯對記者們說,羅德尼·柯拉夫甚至在与慘遭毒手的三個姑娘的遺骸對證之后也仍然拒不承認犯有三起謀殺罪。
  “盡管如此,我處仍确信此人為凶手無疑。”佩斯以堅定的語气說,“對于所有作案時間,此人均提供不出不在作案現場的有力證明,他所謂被某一神秘陌生人遣往39街的說法也難以令人置信。”
  有一位記者喊道:“如果他不招認,你們是否必須把他釋放,或者警方掌握有間接證据?”
  “我們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佩斯避免正面回答。“大家都知道,死者們的衣服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找到。”
  “搜查他的住所取得了什么結果?”另一位記者接著喊道。
  “大量證明柯拉夫變態人格的材料。”
  “對于他在殺死姑娘們之前為什么沒有強奸她們這一點,您有什么解釋嗎?”
  “這一點只有在心理學家們對羅德尼·柯拉夫作出判斷以后才能加以說明。”
  “‘每日紐約’的女記者赫維什曾多次与他通過電話,她听出柯拉夫正是給她打電話的那個人嗎?”
  “她沒有排除這种可能性。”
  “為什么沒有這些電話的錄音磁帶?”
  “所有的電話都是出其不意地打到赫維什小姐的手机上和打到一家咖啡餐廳的。當時當地都沒有錄音机。”
  其余的問題都被處長一股腦儿謝絕了。
  “這就是我們眼下能夠向媒体提供的全部情況。謝謝諸位。”
  瑪利奧又往我的杯里倒了些咖啡。
  “您相信這些可怜的姑娘是這個雜种殺的嗎?”他問道。
  我只聳了聳肩膀,沒有回答。
  電話鈴響起來。瑪利奧走到電話机前,取下听筒,听一陣后又走回來。
  “您的同事,調查員!讓您給他帶一塊比薩餅回去。他來不了。沒時問。”
  我看見菲爾仍舊坐在信息中心他的終端前。他已脫去上衣,頭發挂在額頭上,衫衣的腋下顯出一些斑斑點點的汗漬,眼光緊緊地盯著屏幕,仿佛熒光屏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似的。
  “你的比薩餅!”我說道。
  “等會儿!”只是一聲嘟噥。
  無論什么時候,只要菲爾在跟存儲于電腦的警用檔案這只九頭巨怪進行智力較量的時候,他必定會陷入一种不听不聞的狀態。他知道在某一個電子腦袋里的千千万万個線圈和网絡中深深地隱藏著他所求索的信息:一個名字,一個日期,一幅數字存儲的圖像。他像被釘住似地坐在椅子上,兩只眼睛緊盯著熒光屏,兩只手的手指不住地按著鍵盤上的按鍵。他奮力穿行在看似不可通行的原始密林中,時而与湍流拼搏,時而陷入荒涼的沙漠,似乎難以逃生。
  他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絕不能退縮。
  我在自己的電腦前坐下。
  說句實話,我沒有想到特別的搜索方法。我只得按部就班地在檔案中查閱所有曾經有過性暴力犯罪行為人員的案卷。當然,像這類為非作歹的家伙的案卷無不多得數不胜數。
  “讀讀這份打印出來的材料!”菲爾說,連頭也不抬一抬。
  我拿起打印桌上的材料。
  材料文字簡短:“1975年,洛杉磯市警察局對基爾克·摩蘭進行了調查。他涉嫌參与馬爾科姆·赫曼對加利福尼亞銀行一個分支机构的搶劫活動。由于摩蘭能夠提供不在現場的證明,調查工作因而停止。”
  “就這些嗎?”
  他一聲不吭地點一下頭,繼續啃他的比薩餅,目不轉睛地盯著熒光屏。
  四小時以后我狠勁一摁電腦的關机鍵,大聲說道:“今天到此為止。”
  “我還有几分鐘。”菲爾輕聲含糊地說。
  我离開信息中心,在餐廳弄了一杯咖啡,跟史蒂夫·迪拉吉奧商談一番之后終于坐在我与菲爾共用的辦公室里,仔細研讀檢察院提出來的一長串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逮捕卡洛斯·門多扎是否符合對待外交人員的有關規定。
  我被搜索那些牛鬼蛇神弄得頭昏腦脹而不得不撒手暫停。兩小時以后,菲爾興沖沖地跑進我們共同的辦公室,手里揮舞著電腦打印件。
  “我找到他們了!”他洋洋得意地大聲喊道,“我找到他們所有四個人了!”
  生活中總有一些短暫的時刻,一個人甚至對自己最好的朋友也難以忍受。
  范希·赫維什在“每日紐約”的晚間新聞中,為記者招待會的几個畫面准備了一段解說詞,結尾的一句話是:“對羅德尼·柯拉夫是否真是殘殺三位姑娘的凶手的怀疑是不可能被排除的。”
  制片人拉德·佩拉把最后這句話從草稿中一筆勾去。
  “這樣的話你可不該說,寶貝!”他解釋道,“整整一天我們電視台都不斷接到觀眾的電話,他們一致認為,這雜种只配享用電椅。我們百分之九十的觀眾也持同樣意見。在這种情況下我不能讓他們听到你對他們說不要忙于下結論的話。這只會使得他們更加憤怒,更加沖動。”
  范希沒有反駁。在播放時,她使用了經過修改的文字。
  新聞錄制室的燈光剛一熄滅,她立即找到編輯亞當。“你弄清這個手机電話是用的准的名字?”
  “格雷戈·塞洛夫。”亞當回答。
  范希先是一惊,接著便不禁捧腹大笑。“這我本該早就想到才是。多謝,弗雷德!”
  在回家的路上,她深深地陷入沉思。
  給她送來手机的男人對什么都了若指掌。
  他了解她与塞洛夫的關系,知道她喜歡哪家咖啡餐廳,她開什么車,她住什么地方。
  這些根本不是羅德尼·柯拉夫這种頭腦簡單的沖動型案犯干得出來的。
  女記者隱約感到某种威脅正在向她襲來。
  難道她只是一場扑朔迷离的危險游戲中的普通角色嗎?
  回到住所,她久久地查看著手机,把這只輕巧的家伙在手指間撥弄來撥弄去,似乎可以從它身上發現一個隱秘的線索。最后,她撥了塞洛夫形体教練館的電話號碼,可惜沒能跟他說上話,因為她正在教一位女學員。
  她手里拿著一杯威士忌,坐進沙發里,小口啜著,极力理清自己紛亂的思緒。
  手机就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她想:如果他無論什么時候都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在什么地方,甚至也許還在觀察我,那么他現在就可以給我挂電話,因為我正好是一個人。
  她几乎是怀著懇求的目光凝視著桌上的手机,可它卻依舊默默無聲。
  杰克·朗迪,26歲,有盜竊汽車、入室盜竊、街道搶劫等前科,最后于費雷斯諾的監獄獲釋。
  巴爾尼·克拉達姆,人稱克拉德(意為髒家伙),41歲,犯有大量前科,兩次因涉嫌謀殺被捕,但由于證据不足而未判刑,最后成為一個名叫保羅·迪爾所組織的歹徒團伙的成員,直到迪爾被對手擊斃為止。
  路易士·加爾斯科,38歲,因謀殺罪被判刑十五年,与克拉達姆相同,亦為迪爾歹徒團伙的成員。
  第四份打印件是關于馬爾科姆·赫曼的,有關他的主要資料我已經讀過。
  “你怎么找到他們的?”我問菲爾。
  “我稍微在加利福尼亞尋找了一遍。”我咧嘴一笑。他從來不向我透露他的計謀和招數。
  應菲爾的要求,洛杉磯警察局把這四名男子的完整檔案給我們傳真到紐約。
  巴爾尼·克拉達姆和路易士·加爾斯科的檔案篇幅浩瀚,厚厚一大摞。從他們的簡歷來看,他們的歹徒生涯早在青少年時期即已開始,雖然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卻從未成為歹徒團伙中真正的頭面人物。
  關于杰克·朗迪只有短短几頁。然而他的殘忍凶惡卻极突出。他曾在兩次攔路搶劫案中將受害人打得重傷致殘,人事不醒。
  馬爾科姆·赫曼的案卷也是薄薄數頁。自從七十年代那次襲擊銀行和刑滿釋放以來,他似乎已從洛杉肌警方的視線里消失得無影無蹤。唯有一個附注透露出他很可能長期滯留于墨西哥。
  “你确實有把握,我們這不是在白白浪費時間嗎?”我把手放在這厚厚一摞從打印机和傳真机里吐出來的資料上,向菲爾問道。
  “怎么這樣說?”他反問我。
  “頭儿交給我們的任務是偵破三起殘害年輕婦女的凶殺案。帶有非正常沖動型作案特征的罪行。而我們現在卻把注意力放在与我們在一家夜總會偶然相遇的四個家伙身上。”
  “這可是些惡貫滿盈的家伙。”菲爾反駁道。
  “對,對,就算是這樣,可強奸或者其他更坏的性犯罪行為在他們的犯罪記錄里并不存在。他們的作案動机無非是貪財而已。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曾涉嫌性犯罪。巴爾尼·克拉達姆甚至還有几年婚姻生活,而杰克·朗迪曾經用偷來的汽車先后帶了好几個女友到處兜風,連她們的一根毫毛也沒有触動。我不明白這四個加利福尼亞人到紐約來到底有什么意圖。弄清楚這一點可能是很有好處的,不過我們的任務是确定是否有另一個人,而不是羅德尼·柯拉夫殺害了這些姑娘。”
  “為什么杰克·朗迪要把一沓沓百元美鈔扔給搖擺舞女郎們?”菲爾問道。
  說實話,這個問題讓我感到意外。我還從來沒考慮過。
  “他喝醉了。”我回答,“你怎么看?”
  “我還沒有什么想法,不過我認為我們應該探究一下原因。”
  “那我們首先得找到他。”
  “我們明天就去找他!在夜總會附近我們就會碰見他。”
  白色的羽毛球嗖地一聲從网上擦過,宛如一粒子彈。安妮·王猛地反手一扣,卻沒有擊中要害。那球高高地划了一個弧形,落到對方的場地,恰恰有利于反扣。澤塔·哈達納修長的身体一縮,猶如彈簧一般。那球趁著她肌肉与筋骨的迅猛力量急若流星一般飛向最右角,在安妮·王還沒來得及用球拍接住它的時候就触碰到地面。
  “啊,太好啦!”拉蒙森教練不禁拍了几下巴掌。“像這樣拼殺,你們可就大有取胜的希望。”
  兩個姑娘走到賽場邊,匆匆地相互擁抱了一下。她們既是朋友,又是競爭對手,她們兩人都希望在下個月的選拔賽中出線,取得參加下屆奧運會的資格。
  如果取得胜利,她們就將在她們的体育運動項目——羽毛球比賽中,為美國而拼搏戰斗。与很多取得成就的羽毛球運動員一樣,她們也都是亞裔美國人,因為輕巧的身材、力量与体重的有利比例關系,尤其是亞洲人种与生俱來的反應能力使她們天生就是從事這种要求速度与靈巧的体育項目的料。安妮·王出生于一個美國人和中國人相結合的家庭,而澤塔·哈達納的母親是一個印尼人。
  凡事都有例外。她們倆的教練拉蒙森卻來自丹麥。無論安妮還是澤塔都說不准這個國家在什么地方,不過它卻推出了本屆男子羽毛球單打世界冠軍,這倒是令人感到意外而又惊訝的。
  在去淋浴室的路上,拉蒙森還在諄諄告誡她們應該怎樣控制球拍和分割場地空問。直到男、女更衣室前他們才分手。
  姑娘們淋浴完畢穿好衣服。她們倆都穿得很暖,在套頭毛線衫的外面還加上一件羽絨茄克。她們害怕得上感冒會使她們參加奧運會選拔賽的希望成為泡影。
  訓練的時間比平時更長了些。挺大的体育運動廳里只有兩個場地還有人在打球。其余的場地上,燈光已經熄滅。當安妮和澤塔离開大樓的時候,离午夜只不過還有几分鐘,停車場上也只有少數几輛汽車。
  跟紐約的許多公用建筑設施一樣,這個体育館及其周邊的設施都很糟糕。停車場上沒有像樣的照明設備。場地上惟一的光源是駛過附近南部大道的汽車的車燈。
  安妮·王的汽車是一輛已有十年車齡的日本貨,并且還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哥哥的。
  她們坐進汽車。安妮触摸到點火開關,并轉動鑰匙。馬達卻沒有起動。連續試了几次都沒有成功。
  “怎么辦?”澤塔問道,“你有辦法修好它嗎?”
  “除了開車我什么也不會。”安妮回答,“听著!你到体育館去看看拉蒙森還在不在!也許他能讓這破玩意儿又動起來。”
  “我這就去!”
  澤塔下了汽車,輕步如飛地跑過半明半暗的停車場,消失在圍柵雜草叢生的矮樹叢后面。
  安妮·王壯起膽子又轉動了一下點火開關的鑰匙。她不敢再試了,因為她對汽車的技術設備了解不多,生怕這樣一來又把電池組坏了。
  几分鐘過去,她感到似乎已等待了好几個鐘頭。
  這時,一輛卡車正隆隆駛過大道,在它車燈的光亮中她看見一個男人的身影從灌木叢后出來,斜插過停車場朝她的汽車走近。她松了一口气,她以為來的人就是拉蒙森。
  她打開車門,想下車去迎他。
  可她發現這男人比她們的教練粗壯敦實。
  一瞬間功夫,她以為澤塔找來了另外一位幫手,而這一瞬間的希望頓時成了她的滅頂之災。就憑她的輕巧与速度,她原本是不難逃脫這個男人的。而此刻,當她決意要跑的時候,他已經近在咫尺。
  安妮·王再也不能從汽車里出來了。
  男人猛地朝她扑來,把她扔回車里,緊緊壓在她的身上。
  范希·赫維什惊醒后第一道目光便是投向時鐘:早晨六點過几分。光線透過不經意拉上的窗帘縫隙投射進來。手机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音,范希明白她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手机的信號惊醒過來。現在跟二十四小時以前她被手机惊醒時的情況完全一樣,時間也几乎分秒不差。惟一的不同是,格雷戈沒有躺在她的身邊。
  她抓起手机,摁一下接收鍵,說了一聲:“喂——”
  “嗨,范希寶貝!”一個聲音說道。又是那個嘶啞低沉的男人嗓音。就在這一剎那女記者清晰地听出來在這個嗓音与那個被捕的羅德尼·柯拉夫的嗓音之間毫無任何相似之處。
  她想說點什么,開了兩次口,最終卻只從窒息的嗓子眼儿里吐出一絲歎息。
  “昨天可是我開心的日子。”那聲音顯得洋洋得意。“我在電視机前坐了好几個鐘頭,瞧著這幫警察在全城的人面前展示羅德尼·柯拉夫這個冒牌貨,還一再保證:我們逮住他啦。真叫我捧腹大笑不止。不錯,先生們,我們逮住他啦,就是他。我也看見你了,心肝。在所有嘮嘮叨叨廢話連篇的電視人當中,你是惟一一個滿腹疑團而又人云亦云的。難道你不明白一錢不值的柯拉夫壓根不是創下最新殺人記錄的那個人?喂,你怎么不說話?”
  她的嘴唇像僵硬了一樣,吐出每一個字都要費极大的力气。
  “我在听你說。”她低語道。
  “嘿嘿,我猜到你已經惊嚇得魂不附体了。”
  女記者對他這种令人厭惡的洋洋自得的口气真感到毛骨悚然。
  “我對自己說:范希寶貝是一個聰明的小家伙。這聰明應該得到回報。老家伙,無論你什么時候殺死一個姑娘,你得首先讓范希知道。”
  他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后又接著講下去:“現在我在這儿,心肝,又要給你一個机會把所有其他的人通統甩在后面。你得迅速行動,別讓另外的人第一個找到那輛汽車!姑娘們是午夜失蹤的。她們的父母早就報了警。”
  “不!”范希一聲悲歎,接著便大聲呼喊:“不!不!不!”
  他咯咯的笑聲令人恐懼。“好!好!好!這次我一下逮住兩個。嘿!這也許又是另外一項新記錄?十五分鐘干掉兩個?你查查,過去是不是有殺手這樣干過!而如果說,我昨天創下的是一种新類型的速度記錄,那我就要求你向人們廣為宣傳。你听見嗎?所有的燈光都聚集到我身上!!!”
  范希·赫維什突然感到一陣惡心。她向前傾著身体,嘔吐出來。
  “嘿,你在干什么?”他問道。
  她張開大口喘息著。當她胸口的疼痛輕松一些的時候,她有气無力地憤然喊道:“我惡心!你真讓我作嘔,你……”
  他不再咯咯地笑,而是放聲狂笑。
  “我想的就是這個!不只是你,整個紐約都得因為我而暈頭轉向。——你還在听嗎,我的天使?”
  范希沒有回答。
  “我听見你的呼吸聲。”他說,“汽車就停在离体育館不遠的二號停車場。是一輛藍色的日本車。什么牌子我倒沒有注意。在打開行李廂蓋的時候,攝像机要作好准備。”
  電話突然中斷。
  又一陣惡心涌上心口,几乎沒有使得范希昏厥過去。她咽喉硬塞,然而她的胃卻只是陣陣痙攣,已經空無一物。
  她扔下手机,從床上爬起來,搖搖晃晃地走進起居室,倒在一張沙發里。桌上放著一瓶威士忌。
  直到現在她才恍然想起,她由于擔心睡不著覺,晚上喝得有些過量了。
  瓶里還剩下一些酒。她啜了一口。威士忌像一團火穿過她的咽喉,而不知怎么地卻使得她的頭腦頓時充滿生气。她又能清晰地思索了。
  當然,她首先得往警察局挂電話。
  往市警察局嗎?那就等于是給麥克洛恩中士通話。很可能他立即就會把她逮捕。
  她拿起自己的手机,撥出聯邦調查局總部的號碼。
  “這里是聯邦調查局。”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我是范希·赫維什。”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增加一份她的自信。“請問我怎么才能找到聯邦調查局特工杰瑞·科頓?事情很重要。”
  我慢步向百老匯市區中心的巴特瑞公園的方向跑去。
  清晨六點鐘,紐約的街道不失為進行慢跑鍛煉的好地方。海風在夜間已將穢气惡臭從樓宇的峽谷深壑,從房舍的犄角旮旯滌蕩殆盡。早晨的高峰時間還沒有開始,而兩只腳的夜貓子無論有無收獲也已經悄然回洞。
  在昨天与辦公電腦糾纏一整天之后,我特別需要空气和活動。于是,我便早早地起床,開始跑步,跑個不停。
  在跑到久里阿尼市長官邸市政廳附近的時候,我胸前口袋里的手机嗶嗶嗶地響起來。
  我立即停下腳步,取出手机,報出自己的姓名。
  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是范希·赫維什!您的單位把您的手机號碼告訴了我。您能到我這里來一趟嗎,科頓先生?立即來行嗎?”
  “有什么事嗎?”
  “有人給我打來電話。”
  “是他嗎?”
  “是的,先生!”
  清晨溫暖和煦,然而一個預感卻讓我寒徹肌骨。
  “他又……?”
  “不錯。”
  “那他肯定地告訴您哪儿去找受害人了?”
  “跟其他几次凶殺案一樣——當然告訴了,先生!”
  “我馬上去您那儿!”
  正巧有一輛出租車駛過。我示意讓它停下把我帶到“美洲豹”的停車庫。然后我就換上自己的破車,向第三十九街疾馳而去。
  女記者正站立在街邊。她身著牛仔,套著紅色絨線衫,挎著一個背包。
  我在她的腳前停下汽車,打開副駕駛座的車門。她迅速落座,關上車門,說話的嗓門似乎太響了些:“体育館!”
  我嗅到酒味,她喝過一杯,或許更多。
  “系上安全帶!”我吩咐罷,便開動了汽車。
  我通過無線電話通知值班的同事們,并委托他們將情況轉告菲爾。
  范希·赫維什筆挺挺地端坐著,雙目凝視前方,面頰上顯出兩塊紅云。
  “他是什么時候打的電話?”在我把“美洲豹”駛上玻洛橋時,我向她提出這個問題。
  “大約在一刻鐘以前。”
  “請您把他說的話再重复一遍。盡量做到一字不差!”
  她听從了我的意見。在她還沒有講完以前,呼喚信號閃爍起來。我先以為是菲爾,原來卻是海先生。
  “我听說您正跟‘每日紐約’的女記者一起在行駛的路途中。杰瑞,怎么,又是凶殺?”
  “有這种跡象,先生。他給她挂電話聲稱殺死兩個姑娘。他指稱的現場是体育館附近的第二停車場。我正和赫維什小姐往那里去。”
  “我也會去。”
  “也可能是一個虛張聲勢的恫嚇,一個趁火打劫者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惡作劇。”
  頭儿未置可否,沒有作答。
  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听見我最后的這几句話。
  五分鐘以后,菲爾打來電話。他問話的語气不無嘲諷:“你往哪儿去呀?”
  “体育館。”
  “我就到!”
  体育館在本城牙買加區,是一個林木綠地整修极差的地方。早上七點鐘那里當然不會有比賽。空無一人,安宁幽靜。
  第二停車場上只有一輛轎車,是一輛老式的藍色尼桑花冠。
  我在距离它兩米遠的地方停下“美洲豹”。“您留在車里!”我命令道。
  尼桑車里既沒有人坐著,也沒有人躺著。只是在后座上我看見一只運動包。
  我繞車走了一圈。在行李廂的鎖上插著一把鑰匙。
  我轉動鑰匙,打開廂蓋。
  尼桑花冠車身很小,行李廂也不大。我這里不想詳盡描述,兩個姑娘的尸体是怎樣擠塞進去的。
  我听見腳步聲,立即轉過身去。
  女記者站在我的身后。她兩只手里拿著一台便攜式攝像机,她的目光從我身上掃過,落在行李廂里兩個姑娘的尸体上。
  “我不是告訴您留在車里嗎!?”我嚴厲地叱責她。
  “好,好。”她低聲說,“我這就走。”
  在她的臉上我看到毫不掩飾的惊駭表情,因此我認為她肯定會立即轉身躲開這恐怖的景象。
  可是,她沒有這樣做。
  她舉起攝像机,摁下開關。
  我不禁怒火中燒,一拳把攝像机從她手里打落在地。
  查爾斯·利維爾,在清理行動計划徹底動搖他在紐約市各大建筑工地的統治以前,一直是控制与掠奪紐約建筑行業的辛迪加組織的大佬。這時他又走進布朗克斯保守正教的“扎黑爾”咖啡餐廳。
  和往常一樣,在柜台和餐桌邊盡是一些著黑色套裝,蓄著胡子的男人。与往常一樣,這些男人又突然中止他們伴以手勢的激烈談話,以怀疑的目光看著利維爾走到基爾克·摩蘭所坐的餐桌前。
  “嗨,查爾斯。”摩蘭說著,咬了一口撒滿糖粉的點心。“今天已經看了或是听了新聞嗎?”
  “既看了,也听了。”利維爾回答,同時拉過一把椅子。
  女招待拿著咖啡壺走過來。她是一個极年輕极漂亮的姑娘,根据正教傳統群体的嚴格規定,她穿著一件齊腳的寬袍,圍著一塊頭巾。她斟滿利維爾的杯子,站在一旁等待他的吩咐。他一揮手,于是她便緩步走回柜台。
  摩蘭瞧著她的背影,說道:“如果一個殺手把這些姑娘當中的任何一個殺死,那紐約可就沒有足夠的警察來平息騷亂了。那個斯科特·斯特拉頓就得立即從他警察局長的位置上滾蛋。不過這樣的机會微乎其微。所有的家庭都把自己的女儿嚴嚴地鎖在家里。沒有人陪伴絕不許可上街。”
  “老特拉塞洛,那‘公爵’,給我打來電話。”科維爾呷了一口咖啡。“他和我們大家現在都懂得了你打算怎么樣攪亂警察們的清理計划。”
  “他不喜歡我的辦法嗎?”
  “這一點他倒沒有說。不過我想,只要在這當中他眾多的孫女沒有一個受到傷害,他就不會反對。”利維爾用挖苦的口气說,然后便是一陣短促的笑聲。“不,倒不是這樣,他只是擔心你不夠小心謹慎。他說,一旦警察查出并且證明我們在幕后操縱,我們非被紐約市民置于死地不可。當這個羅德尼·柯拉夫被抓住的時候,老頭子就已經擔心事情會有麻煩了。”
  “‘公爵’不懂得怎么煽動公眾輿論。如果表面上的成功最終被證實原來是一場大失敗,那么警察就才真會被看作是白吃飯的。柯拉夫的被捕是事先策划好的。”
  “這一點在我听到早間新聞的時候我就明白了。不過總還是存在他們某個時候抓住真正凶手的危險。特拉塞洛想知道你到底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范措施。”
  “你轉告他,讓他不必擔心!”
  查爾斯·利維爾搖了搖腦袋。
  “就這么一句話,‘公爵’是不會滿意的。我們大家也不會感到滿意,基爾克!我不僅跟老頭子談過,而且也跟久蘇阿·哈德、埃斯卡里洛和雷姆·杰塞拉談過。我們盲目地資助了你,不過現在我們想知道事情以后會怎么發展。如果你的人一旦被曝光,我們可不愿牽扯進去。”
  摩蘭的臉色愈來愈陰沉。
  “我親自指揮行動。”他不快地說,“而我認為怎么對,我就怎么干。”
  “誰也不想對你說三道四,摩蘭。大家都欽佩你。現在你就已經讓形形色色的探子警察圍著這個醉心于創記錄的殺手忙得團團轉,別的什么事几乎都顧不上了。我們只不過想弄得有把握一些,如果那家伙一旦被抓住,我們可別跟著遭殃。——這個人你是從哪里搞來的?”
  摩蘭一聲不吭。利維爾正把杯子端到嘴前,突然當啷一聲又放下,兩只眼睛緊緊地打量著對方,壓低嗓門問道:“你自己干的?”
  他感到難以經受摩蘭的那副眼光,于是便轉而用一种公事公辦的口气來擺脫自己的尷尬窘迫。
  “‘公爵’希望我們大家在‘馬薩培瓜’飯店聚會一次。他想讓你解除他的憂慮。我們其他人也有這個愿望。”
  “什么時候?”摩蘭簡短地問道。
  “關于日子我們彼此還得協調一下。我給你打電話。”
  他站起身來,走出“扎黑爾”。他一坐進自己的汽車就打開了收音机。
  仍然還是關于兩名羽毛球女運動員被謀殺的報導。
  利維爾走后十分鐘,摩蘭也离開了咖啡餐廳。在到達目的地的一路上,他都不住地左顧右盼。
  這條狹窄的街道叫做烏迪克瑞斯特大道,戰前曾是一個挺不錯的住宅區。如今,三層樓房大部分已經破損不堪,有些甚至成為頹垣斷壁,無法居住。
  他登上右側第三間房屋大門前的台階,打開保險鎖,走進屋去。房間里由于窗戶緊閉而一片幽暗。
  “是我。”他与往常來訪時一樣提高嗓門說。
  一扇門打開來。過道上投下電視机屏幕反射出的彩色亮光。
  摩蘭擦過門邊站著的男人跨進房問。另一個男人站在電視机前的一張高靠背沙發里。
  “對我的工作滿意嗎?”他邊問邊朝電視机擺一擺頭。
  摩蘭看見電視里正在播放來自体育館停車場的報導。在封鎖線旁,一名高級警官正在回答記者們的問題。不過摩蘭听不清講些什么,因為電視机的聲音被調得很低。
  “我們得稍微暫時停止一下。”沙發里的男人說,“他們都干瘋了。”
  “你控制住他的嗎?”
  “他完全听從我的命令。”
  “他在什么地方?”
  “樓上他的房間里。他灌了一肚子酒,現在正睡覺呢。”
  “這家伙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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