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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斯坦丁大夫的陪同下，波洛走向隔壁的車廂，前往被害人住的包房。列車員過來用自己的鑰匙為他們打開了門。 兩人走到里面。波洛轉向自己的同伴，問道：“這包房原來就這樣亂么？” “什么都沒動過。我十分當心，驗尸時，尸体都沒移動過。” 波洛點點頭。他朝四周打量著。 他的第一個感覺是冷得厲害。車窗已被推開，而且一直就這么開著，窗帘也被拉去了。 “呵呵”，波洛注意到了，嘴里直哈气。 另一個欣賞似的笑了：“當時我不想把它關上。” 波洛仔細地檢查了窗口。 “你說的對，”他宣布說，“沒有人從這條路离開過車廂。可能，打開車窗是想要引人作這樣的推測，但是，要是那樣，這雪已經使凶手的達不到目的了。” 他仔細地檢查了窗框。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盒子，往窗框上吹上一點份末。“根本沒有指紋，”他說，“這是說窗框被擦過了。是啊，即使有指紋的話也只能告訴我們很少的一點情況。那可能地雷切特先生，他的佣人，或者是列車員的。如今的罪犯是不會犯這類錯誤的了。” “既然是這樣，”他高興地接著說，“我們還是把窗關上吧。這儿簡直成了冷藏庫了！” 他關上窗，然后第一次把注意力轉向躺在舖位上的一動不動的尸体。 雷切特仰臥著。他那血跡斑斑的睡就，鈕扣解開，被扔向背后。 “我得看看傷口的性質，你瞧。”大夫解釋說。 波洛點點頭。他俯身到尸体的上面好一陣子。最后，帶著稍感痛苦的表情，伸直了身子。 “這買賣可不輕松，”他說，“那家伙得站在這儿，一刀又一刀地朝他身上戳。到底有多少處傷口？” “我認為是十二處。有一、兩處很輕，實際上只是划破一點皮。另一方面，至少有三處可能是致命的。” 大夫的語气中，有什么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目光銳利地朝他看看。矮小的希腊人正站在那儿，迷惑解地皺起眉頭，朝尸体凝視著。 “有什么東西使你感到奇怪，是嗎？”他有禮貌的問道，“說吧，我的朋友。這儿有什么弄得你大傷腦筋了吧？” “你說得對。”另一個承認。 “是什么呀？” “你瞧這兩處傷口──這儿，還有這儿，”──他指點著。“它們都很深，每一處都被戳斷了血管──然而──口子都沒有裂開。應該出血而沒有出血。” “這意味著什么呢？” “這意味著，戳這几刀時，人已經死了──死了一些時候了。可是這無疑是荒謬的。” “看來是如此，”波洛若有所思地說，“除非我們的凶手估計自己還沒有很好完成任務，再回來徹底的核實一下；可是這顯然是荒謬的！還有別的什么嗎？” “哦，還有一點點。” “還有？” “你瞧這傷口──在右臂根──靠近右肩。拿我的鋼筆試試。你能不能戳這么一刀？” 波洛舉起自己的一只手。 “對，”他說，“我懂了。這用右手是非常困難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得在相反的方向戳。可是，假如這一刀是用左手戳──” “正是這樣，波洛先生。這一刀几乎可以肯定是用左手戳的。” “這么說，我們的凶手是慣用左手的了？不這還很難說，不是嗎？” “你說的對，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恰恰明顯地象是用的右手。” “兩個人，我們又回到兩個人上面來了。”偵探喃喃地說。他突然問道：“電燈原來是開著的嗎？” “這就很難說了。你知道，每天早上十點鐘左右，列車員都要關燈。” “開關會告訴我的。”波洛說。 他檢查了頂燈的開關，也檢查了活動的訂頭燈的開關。他把前一盞燈關掉，打開了后一盞燈。 “好，”他若有所思地說。“現在我們假設這儿有兩個凶手：第一個凶手和第二凶手，就象偉大的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第一凶手戳了被害者，就關了燈，离開了包房。第二凶手在黑暗中進來，沒有看到他或她的任務已經完成，于是就在死者的尸体上至少戳了兩次。你對此有什么想法？” “動人极了。”矮小的大夫熱情地說。 對方的眼睛中閃爍著喜悅的光芒。 “你是這樣想的嗎？我很高興。可我听起來，這有點像胡說八道。” “能在別的解釋嗎？” “這正是我在問我自己的。我們這儿是不是有個巧合或者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其它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會不會受認定兩個人作案這种觀點的影響？” “我認為可以說是的。正如我所說過的那樣，這當中有些刀說明是很軟弱無力的──缺乏力气，或者是缺乏決心。它們是無力的，一擦而過的几刀。但是，這儿的一刀──還有這儿一刀──”他再次指點說，“這兩刀可需要很大的力乞。它們把肌肉都給戳穿了。” “這几刀，按你的看法，是男人戳的吧。” “非常肯定。” “不可能是一個女人戳的嗎？” “一年輕力壯的女運動員，也許能戳這儿刀，特別是在她處于強烈感情的支配之下時。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不太可能的。” 波洛沉默了一、兩分鐘。 對方急切地說：“你能理解我的觀點么？” “完全理解，”波洛說，“事情開始變得一清二楚了！凶手是個力气很大的男人，她是軟弱無力的，這是個女人，這是個慣用右手的人，而這是個卻是個慣用左手的人──嘿！這完全就是在開玩笑！” 他突然气沖沖地說：“那么這個被害者──在這整個過程中做點什么呢？他叫喊了嗎？他掙扎了嗎？他自衛了嗎？” 他伸手到枕頭底下，抽出一支連發手槍，就是雷切特前天給他看過的那支。 “你瞧，子彈滿滿的。”他說。 他們朝四周打量了一番。雷切特白天空的衣服挂在牆上的衣鉤上。由盥洗盆蓋架成的小桌子上放著各种東西──浸在一杯水里的假牙，另外一只空杯子，一瓶礦泉水，一只很大的長頸瓶，一只煙灰缸，里面有一個雪茄煙的煙蒂和些燒焦的紙片；還有兩根燃過的火柴。 大夫拿起空杯子嗅了嗅。 “被害者的沒有反應，這儿有了解釋了。”他從容不迫地說。 “麻倒的？” “是的。” 波洛點點頭。他撿起兩根火柴，仔細作了檢查。 “你也找到線索了？”矮個子大夫熱切地問道。 “這兩根火柴樣子不同，”波洛說，“這一根比那一根扁。你看得出嗎？” “這是列車上的那种，”大夫說。“紙殼裝的。” 波洛在雷切特的一個個衣袋里摸著。一會儿，掏出了一盒火柴。他拿它們作了仔細比較。 “比較圓的一根是雷切特先生擦過的。”他說，“讓我們看看他是否還有比較扁的這种。” 但是，經過進一步搜尋，沒有尋到別的火柴。 波洛的眼睛朝包房里四處打量著。他的眼睛閃閃放光，象鳥一般敏銳。使人感到沒有什么能夠逃過他們的搜查。 他輕輕地惊叫了一聲，俯身從地板上撿起了一樣東西。 這是一小方細棉布，很精致。角落里繡著一個起首字母──H。 “一塊女人的手帕，”大夫說，“我們的朋友列車長是對的。有個女人与這個案子在牽連。” “而且還十分适合地留下了她的手帕！”波洛說，“完全象書上和電影里說的一樣──而且對我們來說，事情甚至還要容易，上面還有一個起首字母哩。” “我們真走運！”大夫大聲叫了起來。 “是么？”波洛說。 他的語气中，有點什么使他感到意外。 可是沒等他問明，波洛又一次俯身向地板。 這一次，他手里拿的是──一根煙斗通條。 “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財產吧？”大夫提也說。 “他的任何一只衣袋里都沒有通條，而且也沒有煙絲或者煙絲袋。” “那么這是一條線索了。” “是啊！很明顯。而且又丟得很合時宜。不過注意，這是一條男性的線索！不能抱怨這件案子沒有線索了。現在已有了充裕的線索了。順便問一聲，那凶器你是怎么處置的？” “凶器的影子都沒有。凶手一定隨身把它帶走了。” “我想知道為什么。”波洛沉思著。 “嗨！”大夫正靈巧地在探索死者睡衣的口袋。 “我把這個給疏忽掉了，”他說，“當時我解天上衣的鈕扣，就徑直把它扔到后面去了。” 他從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表。表殼癟進，時針正指在一點一刻上。 “你瞧！”康斯坦丁熱切地叫了起來，“這給我們指明了作案時間。同我的推測一致。我說的是半夜十二點到凌晨兩點之間，大概在一點鐘左右，雖然在這种問題上，很難說得很确切。好了！有了證据啦。一點一刻。這就是作案時間。” “是啊，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大夫迷惑不解地朝他瞧著。 “請你原諒，波洛先生。我可不太明白你的話。” “我不明白自己的話，”波洛說，“我會都不明白，而且，正如你所覺察的，這使我也感到苦惱。” 他歎了一口气，俯身在小桌子上，仔細檢查燒焦的紙片。他自言自語地咕噥著。 “現在需要一只老式的女人帽盒。” 康斯坦丁大夫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來對待他這句古怪的話才好。然而，波洛沒有時間讓他發問了。他打開通往過道的門，叫喚列車員。 那人跑步赶到。 “這節車廂有多少婦女？” 列車員扳著手指計算。 “一、二、三……六個，先生。一位美國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輕的英國小姐，安德烈伯爵夫人，還有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和她的女佣人。” 波洛考慮了一下。 “她們都有帽盒嗎？” “有，先生。” “給我去拿來──讓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個女佣人的。我只打算要這兩只。你可以告訴她們，這是一种海關規則──到底怎么說，由你考慮吧。” “不成問題，先生。現在她們都不在自己的包房里。” “那就快。” 列車員走了。他回來時，帶來了兩個帽盒。波洛打開女佣人的那只，把它扔到一旁。接著，他又打開了瑞典太太的，是時發出一聲滿意的惊叫。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帽子，揭開几只隆起的圓形金屬网。 “嗨，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大約十五年前，帽盒是做成這樣的。可以用一根帽針把帽子串在這种隆起的金屬网上。” 說著，他熟練地取下兩只這樣的東西。然后重以裝好帽盒，吩咐列車員把它們都送還給本人。 當門再次關上時，他轉向自己的同伴。 “我親愛的大夫，你瞧我，我并不是一個依賴專門手段的人。這是我所探索的一种心理學，不是指紋或者煙灰。但在這個案子中，我得接受一點科學的幫助。這間房里滿是線索，但是我能相信這些線索真的如它們所表明的那樣嗎？”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好吧，我給你舉個例子──你發現了一塊女人的手帕。這是一個女人丟的嗎？可是，也許是一個男人作的案，他心里想：‘我要干得讓人看起來象是個女人干的。我要給我的敵手不必要地戳上几刀，有几刀要戳得軟弱夫力，毫夫作用，我還要把這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發現的地方。’這是一种可能。還有另一种可能。要是一個女人殺了他，而故意扔下一根煙斗通條，讓人看起來象是個男人干的呢？那末，我們是不是應該認真地推測一下，這兩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毫不相關的呢？還是每人都因粗心掉下他們的身份線索的？是啊，巧合太多了！” “可是這帽盒起什么作用呢？”大夫問道，仍舊迷惑不解。 “啊，這我來講。正如我所說的，這些線索，這停在一點一刻的表，這手帕，這煙斗通條，它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這我還沒法說。但是，這儿有一個線索，我相信──雖然我可能又錯了──不是假的。我指的是這根扁平的火柴，大夫先生。我相信，這根火柴是凶手用的，不是雷切特先生用的。它用來燒毀某种會使罪行暴露的的文件。也許是一本筆記本。要是這樣，那本子里一定有什么東西，某种錯誤，某种罪行，它可能會給對手留下一個線索。現在我要設法使它复原，以便弄清這東西是什么。” 他走出包房，過一會回來了，帶著一只小酒精爐和一把燙發鉗。 “我要用它來燙胡子。”他指指鉗子說。 大夫怀著极大地興趣注視著他。他把兩只隆起的金屬网壓平，接著小心翼翼地設法把燒焦的紙片放到其中的一只上，又用另一個朝它上面輕輕拍打，然后發鉗把兩只网罩鉗在一起，放到酒精燈的火苗上。 “這完全是一個臨時湊合的代用品，”他扭過頭來說，“但愿它能符合要求。” 大夫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這些過和。金屬网開始發紅。突然，他看到了一些隱隱約約的字跡。慢慢地自己組成几個單詞──發光的單詞。這是一塊极小的紙片。只顯出几個字： “……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發出一聲尖叫。 “它告訴你什么嗎？”大夫問道。 波洛的兩眼閃閃發光。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鉗子。 “是的，”他說，“我知道死者的真名實姓了。知道他為什么不得不离開美國了。” “他叫什么？” “凱賽梯。” “凱賽梯。”康斯坦丁皺起了眉頭。“這使我想起了什么。好些年以前的事吧。我想不起……這是美國的一個案件，是吧？” “是的，”波洛說，“美國的一個案件。” 波洛就無意就此多說了。他朝四周打量著繼續說：“等會儿我們再詳細談那個吧。現在讓我們先來弄清楚，這儿凡是應該看的，我們是否都已經看了。” 他迅速、熟練地再一次仔細檢查了死者的衣袋，但沒有找出什么感舉興趣的東西。他試圖打開和隔壁房間相通的那扇門，可是它在另一面被閂上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丁大夫說，“要是凶手不是越窗逃的，要是這扇通隔壁的門另一面是閂上的，要是通往過道的門不僅里面鎖住，而且還搭上了鏈條，那么凶手是怎么离開這個包房的呢？” “這是當一個捆住手腳的人被關進柜子──不見時，觀眾說的話。” “你的意思是──？” “我人意思是，”波洛解釋說，“要是凶手想要我們相信，他是經由窗口逃跑的，他自然就得使人看起來加外兩個出口是不可能的了。象柜子里的‘隱身人’一模一樣──這是一种騙局。而揭穿這种騙局，是我們的職責。” 他把隔壁相通的門在他們這邊給鎖上。 “万一，”他說，“那位杰出的哈伯德太太突然心血來潮，想到要收集第一手的罪行材料，寫信去告訴她的女儿。” 他再次朝四周打量了一下。 “我想，這儿沒什么更多的事情要做了。讓我們還是重新上鮑克先生那儿去碰頭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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