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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一刻鐘，他們誰也沒講話。 鮑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開始遵照波洛的意思──靜坐思考。他們努力想從一連串相互矛盾的細節中，得出一個清楚而正确的結論。 鮑克先生的思路大致如下： “毫無疑問我得思考。但是，對于那几個問題，我已經都捉摸過了……很明顯波洛認為那個英國姑娘与本案有牽連。我不得不感到這是不可能的。英國人是非常冷靜的，也許是因為他們的体質太弱……但這并不打緊。看來，那個意大利人不會是凶手──真遺憾，我想，英國男佣人說他房里的那一位從未离開過時，不會是說謊吧．可他這么干是為什么呢？要想賄賂英國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們是如此的難以接近。這整個事情實在倒霉。我不知道，我們何年何月才能脫离一困境。在列車行進中，應該有某种救援工作。但是，在這些國家里，鑄事老是慢吞吞的……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之前，總是要想它几個小時。而且，這些國家的警察也是最難對付的──傲慢自負，暴躁乖戾。他們會把事情鬧得很大。因為，這种机會是難得的。所有的報紙都會提起……” 從這里起，鮑克先生的思路又沿著一條老路──一條他們已經走過几百遍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丁大夫的想法如下： “他真古怪，這個小個子。他是天才嗎？還是個怪人？他會揭穿這個秘密嗎？不可能。我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實在太亂了……也許，每個人都在說謊……然而，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假如他們都在說謊，為什么會如此迷惑人，好象他們是在講真情。那些刀傷的說法太离奇了。簡直不能理解──假如他是槍打死的，或許更容易理解──畢竟，帶槍的人，這個詞的意思是，用槍射擊的人。美國真是一個古怪的國家。我應該到那儿去。它真進步。回家后，我得找到德為特里斯·齊婭──她去過美國，所有現代思想，她都有。我不知道齊婭現在正在做什么。我的妻子是否已發現……” 他的思路完全走上了私事的軌道。 赫卡爾·波洛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儿。 人勻也許以為他睡著了。 經過一刻鐘的木然呆坐以后，他的眉頭突然慢慢地舒展開來，輕輕地歎了一聲，含混不清地說： “可是，畢竟，為什么不會呢？假如是那樣──嗯，假如是那樣，一切都可解釋了。” 他的眼睛睜開了，綠得就象貓眼一樣。他低聲說： “好，我已想過了，你們呢？” 由于經過一刻鐘的沉思，兩人都大聲說起來。 “我也想過了，”鮑克先生在點心虛地說，“但是，我得不出結論。如何解釋這一案件，這是你事而不是我的事，朋友。” “我也認認真真地想過了，”大夫毫不臉紅地說，又回憶起那些色情的細節。“我想到過許多种可能，但沒一個能使我滿意。” 波洛和藹地點點頭，好象是在說： “很好，這樣說還是合乎情理的。你們已經給了我想要的提示。” 他挺起胸，筆直地坐在那儿，一邊捻著他的小胡子，一邊說了起來。他的神情就好象一個見習演說家正對大會演說。 “朋友們，我回顧了所有的事實，以及每個旅客的證詞──得出了一個結論。雖然有點模模糊糊，仍舊看到了某种掩蓋事實真相的解釋。這個解釋很怪。到目前為止，我還不能确信它是真的。要弄确實的話，我還得做些試驗。” “我想先提出几點。這几點，看來對我們會有所啟發。我們可以從鮑克先生對我說的一句話說起。這句話恰好就這里。是我倆第一次一起在火車上吃飯時講的。他談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周圍是一伙不同階級，不同年齡和不同國家的人。而在這种時刻出現了這樣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是比較少見的。比如說，雅典──巴黎和布加勒思特──巴黎這兩節車廂，就几乎是空的。請記住，還有一個旅客沒赶上車。我認為，這一事實是重要的。然后是比較次要的几點，但變有啟發性──例如，哈伯德太太的手提包的位置；阿姆思特朗太太母親的名字；哈特曼先生的偵探方法；麥克昆的說法──是雷切特自己毀了我們所發現的那張燒焦了的信；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教名；以及匈牙利人護照上的油跡。” 兩人都盯著他看。 “這此事實，對你們有什么啟發？”波洛問他們。 “一點也沒有。”鮑克先生坦率地說。 “你呢，大夫？” “你說的，我一點也听不懂。” 這時，鮑克先生根据波洛剛才提到的護照問題，正在仔細地整理和分析各人的護照。忽然，他哼了一聲，揀出來安德烈伯爵夫婦的護照，打了開來。 “你指的是這份嗎？這個油跡嗎？” “是的。油跡還比較新鮮。你可注意到它是在什么地方嗎？” “在伯爵夫人的姓名這欄的開頭──确切地說，在她教名的頭上几個字母。但是，我承認，我還是沒看到它的重要性。” “我將從另一角度來分析。先回到現場所發現的那塊手帕上吧。正如不久能前我們討論過的那樣，三個人与字母H有關──哈伯德太太，德貝漢小姐和女佣人希爾德加德·施密特。現在，讓我們用另一种觀點來看看這塊手帕。朋友們，這是一塊很貴的手帕──一件奢侈品，手工織的，巴黎刺繡。所有旅客中，不管起首字母是什么，誰最配有這樣一塊手帕呢？哈伯德太太，不可能。她是個合時宜的女人，不想要過分奢侈的衣著。德貝漢小姐，也不可能，那种英國女人往往帶有一塊好看的、亞麻布手帕，而不可能有价值約兩百法朗、昂貴的細棉布手帕。讓我們先看看，是否能把她們兩人和字母H聯系起來，我指的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 “她的教名可是娜塔莉婭，”鮑克先生挖苦地插嘴道。 “一個不錯。可她的教名，就象我剛才說過的那樣，肯定對我們有啟發，另外一個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 “只有你會聯想到！” “就算是我。她護照上的教名，因為有油跡，看不清楚了。任何人都會說，這只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想一想那個教名。愛琳娜，假如不是愛琳娜（Eelna）而是海琳娜（H elena）。大寫字母H能改成大寫E，并且很容易蓋住右邊的小寫e，然后，再搞上一點油污，掩蓋涂改的痕跡。” “海琳娜，”鮑克先生喊了起來，“好一個想法。” “當然好羅！我一直在為我這一想法尋找佐證，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現在可找到了。伯爵夫人行李上的行李標簽已經有點儿潮了。最重要的是，水跡也剛好弄糊了起首字母。而且，那張標簽已經濕得脫開了，還被貼在另外一外地方。” “你開始使我有點儿相信了，”鮑克先生說，“可是，安德烈伯爵夫人──肯定──” “啊，現在，我的老朋友，你得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對待這個案子。那么，凶手是打算怎樣出場的呢？別忘了，這場大雪攪亂了他原先的計划。可以設想，要是沒有雪，列車繼續它正常的行程。那么，會發生什么呢？” “可以說，凶手有可能早在今天上午，在意大利邊境時，就會被發現。意大利警察也會得到相同的證詞。麥克昆先生會搬出恐嚇信；哈特曼先生會講他的故事；哈伯德太太會急于向每一個談一個男人穿過了她的包房；鈕扣也會被發現。想象當中，只有兩件事有所不同。那個男人穿過哈伯德太太包房的時間，恰好在一點鐘之前──列車員制服會被發現，已經丟在兩個盥洗室中的一個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凶手原來的打算，使謀殺案看起來像車外人干的。凶手原計划在布羅特站下車，列車正點到站時間是零點五十八分。有人可能會在過道上碰到一個陌生的列車員。制服會被擱在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借以清楚地表明，這個鬼花樣是怎么搞出來的。所有的旅客也就會受到怀疑。朋友們，這就是凶手原來精心炮制的計划。” “可是，一切都由于列車出了事故而改變了。毫無疑問，我們已經有理由，說明為什么那個男人在死者房內呆了這么久。他在等待列車繼續上路。但是，最后，他意識到列車開不了啦。他不得不作出另一個計划。現在可以知道，凶手一定還在車上。” “對，對。”鮑克先生迫不及待地說，“我全明白了。可是，手帕是怎么進來的呢？” “我正要談呢，不過要拐點彎，先不直接談它。首先，你們必須認識到，那些恐嚇信并沒有明确的目標。也許是從一本蹩腳的美國偵探小說里抄來的。它們不是真的。其實，純粹是為了迷惑警察而寫的。我們必須問自己的是：‘它們是用來欺騙雷切特的嗎？’表面看來，回答似乎應該是否定的。他給哈特曼的指示，看來是針對一個明确的‘私’敵的。對這個宿敵的身份，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先決條件是，假如我們相信哈特曼的故事是真實的。但是，雷切特肯定收到了一封与眾十分不同的信──提到阿姆斯特朗小孩的那封信。我們在他的包房里已經發現了它的一個碎片。万一雷切特沒有意識到，危險已經迫在眉睫，那封信就是為了使他确實知道，為什么他的生命安全會受到威脅。恰恰是那封信，正象我們說過的那樣，凶手是不愿讓任何人其他人知道的。因此，作案后，凶手所關注的第一件事便是銷毀它。這也就是他計划中的第二個障礙。這第一個是雪；第二個是，我們重新使碎片得到复原。” “那封信──已被如此小心地毀掉了的信──中能說明一個事實。列車上，一定有什么人，跟阿姆斯特朗家的關系相當密切，以致發現那封信，就會引起直接怀疑那個人。”“好了，我們再來看看已經發現的另外兩條線索。煙斗通條的問題，先擱一擱，關于它，我們談得很多了，還是來講講手帕吧！簡單地說，這個線索可直接牽連到某個人，這個人名字的起首字母是H，而他（或她）無意地把它丟在那里了。” “對极了。”康斯坦丁大夫說。“當她發覺手帕失落時，就立即采取措施，隱瞞他的教名──” “你想得真快，我還來不及想，你已經得出了結論。” “還有其它的結論嗎？” “當然有。例如，假設你作了案，但希望使其它人受到怀疑。好吧，列車上就有這么一個人──一個女人，与阿姆斯特朗家的關系非常密切。假設，那時，你留下她的手帕……她就會被傳訊，她和阿姆斯特朗家的關系就會暴露無遺──就是那樣。作案動机──以及一件与謀殺案有牽連的物證。” “可是，在這個案子里，”大夫反駁說，“她是無罪的。因為她沒有打算隱瞞自己的身份。” “啊，真的？你是這樣想的嗎？這正是警察當局的意見。可我懂得人性，朋友，告訴你吧，一個人要是因謀殺而突然面臨審訊時，雖然是最無辜的，也會失去頭腦，做出最荒唐的事來。不，不，油跡和重貼的標簽并不能證明有罪──它們只能證明安德烈伯爵夫人，由于某种原因，急于隱瞞自己的身份。” “那么，你認為，她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什么關系呢？她說，她從來也沒有到過美國。” “确切地說，她的英語是不標准的。她的异國外表也太過分了點。然而，要猜出她是誰，并不困難，剛才，我還提到過阿姆斯特朗太太母親的名字──琳達·阿登。她是一個很著名的演員──而且，最拿手的是演沙士比亞的戲。想一想《皆大歡喜》──阿登和羅沙林德森林。她就是從那里獲得靈感，而給自己取藝名的。大概是戈爾登伯格──在她的血管里，很可能有中歐人的血液──也許還有點儿猶太人血緣，而流落到美國去的，有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是海琳娜·戈爾登伯格，琳達·阿登的小女儿。拐騙悲劇發生時，她比那小孩大不了多少。后來，她跟安德伯爵結了婚，當時他是在華盛頓當專員。” “可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說，她是跟一個英國人結的婚。” “可她記不得他的名字了！我問你們，朋友，這可能嗎？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愛琳達·阿登，就象貴婦人都愛名演員一樣。她是琳達一個女儿的教母。她真的會這么快就忘了她另一個女儿的夫名嗎？這不太可能吧。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撒了謊。她知道海琳娜在車上，而且見到過她。她一听到雷切特地本來面目時，就意識到海琳娜會受到怀疑。因此，當我們問到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時，她馬上就說謊了──說什么‘不清楚’，‘記不得’，只記‘得她跟英國人結的婚’──總之，盡可能說得离真相遠些。” 一個餐車侍者走到他們前面，對鮑克先生說： “吃飯了，先生們。要送上來嗎？已經做好了一會儿啦。” 鮑克先生朝波洛看看，后者點點頭。 “很好，來吧。” 侍者從另一個門走出去。然后，就听到鈴聲和他的大嗓門： “開始供應。供應晚飯。晚飯開始──第一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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