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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廳里，我發現檢察官正忙著盤問老花匠奧古斯特。波洛和局長兩人也在場，一個微笑著向我打招呼，一個彬彬有禮地點點頭。我悄悄地在一個坐位上坐下。阿于特先生費盡心机，盤問仔細到了极點，但是得不到任何舉足輕重的情報。 奧古斯特承認那副干活用的手套是他的。他在搬弄櫻草屬植物的時候戴著這副手套，因為這种植物對有些人是有毒性的。可他說不上最后一次戴這副手套是什么時候。當然他不會想到它。手套放在哪儿？有時候放在這個地方，有時候又在另一個地方。鐵鏟倒總是放在那小小的工具棚里的。那棚上鎖嗎？當然。那鑰匙又放在哪儿呢？Parbleu１，那是插在門上的。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可以偷。誰又會想到來了一伙匪徒或刺客呢？這類事在于爵夫人住著的時候是從來沒有過的。 １法語：當然。—一譯注。 阿于特先生示意他已問完了話，那老頭儿退出時，一路上嘀咕不停。我想起波洛一再提到過花壇上的腳印，因此當他提出證詞時，我仔細地審視著他。要不他与這樁罪行毫無干系，要不他就是個最出色的演員。正當他要走出門口時，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 “Pardon１，阿于特先生，”我喊道，“你能允許我向他提個問題嗎？” １法語：請原諒。譯注。 “當然羅，先生。” 我得到了支持，就轉向奧古斯特問道： “你的靴子是放在哪儿的？” “在我腳上，”老頭儿不高興地粗著嗓門，“還能放在哪儿呢？” “那么晚上你上床的時候呢？” “在我床底下。” “又是誰把靴子擦干淨的呢？” “誰也沒有。干嗎要擦干淨？難道我還得像年輕小伙子那樣到處去炫耀嗎？星期天我穿星期天穿的靴子，不然……”他聳了聳肩膀。 我搖著頭感到气餒。 “噯，”檢察官說，“我們進展不大。無疑，我們在得到圣地亞哥的回電之前無法采取行動。有人看到了吉羅嗎？說實在的，那家伙很不禮貌。我很想派人去叫他來——下，并且……” “你不用派人到遠處去了。” 他平靜的語調把我們嚇了一跳。吉羅就站在外面，從打開著的窗戶往屋里瞧著。 他輕捷地一躍，進了房間，走向桌子。 “鄙人在此，听候吩咐。請原諒我沒有早點儿來報到。” “一點不……一點不……”檢察官頗有些不知所措地說。 “當然，我只不過是一名偵探，”吉羅繼續說，“我對審問是一竅不通的。要是我負責審訊的話，我不會打開窗戶進行的。隨便什么人站在外面對審訊的情況可听得一清二楚。不過沒關系。” 阿于特先生惱怒地漲紅了臉。顯然，負責這——案件的檢察官和偵探之間根本就沒有好感，因為一開頭兩人就相互頂撞。不論怎么說，總是這么一回事。在吉羅看來，所有的檢察官都是蠢材；而對素來一本正經的阿于特先生來說，這位來自巴黎的偵探的漫不經心的舉止只能使他生气。 “Eh bien１，吉羅先生，”檢察官尖刻地說，“不用說，你的時間是利用得非常出色的！你已經把刺客的姓名都准備告訴我們了吧？還有他們現在的确切地點？” １法語：好哇。——譯注。 吉羅先生對這番挖苦話無動于衷，回答說： “起碼我知道他們是打哪儿來的。” 吉羅從口袋里取出兩樣小小的物件，把它們放在桌上。 我們圍攏過去。這是兩樣很簡單的東西：一個香煙頭和一根沒有點過的火柴。偵探吉羅轉身對著波洛。 “你看得出什么名堂嗎？”他問道。 他的語調中有一种几乎令人難以容忍的味道，我不由得臊紅了臉。可是波洛卻不動聲色，他聳了聳肩膀。 “一個香煙頭和一根火柴。” “那告訴你什么呢？” 波洛攤開兩手。 “它們什么也沒告訴我。” “啊！”吉羅滿意地說，“你沒有研究過這些東西。那不是一根普通的火柴——起碼不是本國貨。在南美可很普通。幸好沒有點過火，要不然我就沒法辨認啦。很明顯，兩個家伙中的一個丟了煙蒂，又燃上了一支，這當儿一根火柴從盒中掉了出來。” “那么另外一根火柴呢？”波洛問。 “哪儿來的另外一根火柴？” “那人點香煙用的那根。那根你也找到了吧？” “沒有。” “也許你搜查得不到家。” “搜查得不到家……”這當儿那偵探似乎气得要發作起來，可是他竭力克制著自己。“我看你愛開玩笑，波洛先生，不管怎么說，有火柴也好．沒有火柴也好。這煙頭就足夠啦。 這是一支南美的香煙，用止咳的甘草紙卷的。” 波洛躬了躬身子。局長說： “那煙頭和火柴可能是雷諾先生的。可別忘了，他從南美才來了兩年。” “不對，”吉羅信心十足地說，“我已搜查過雷諾先生的物件。他抽的卷煙和用的火柴是另外一种。” “這些外來人來到這里，竟然不帶一件凶器，不帶手套，也不帶一柄鐵鏟，可是這些東西卻垂手而得。這一點你不感到奇怪嗎？”波洛問道。 吉羅微微一笑，很有些高人一等的樣子。 “毫無疑問，是奇怪。說實在的，要不是我掌握的證据，這是不可思議的。” “啊哈！”阿于特先生說，“屋內有同謀！” “或者在屋外。”吉羅帶著一种詭秘的微笑說。 “可是總得有人開門讓他們進來呀。我們總不能認為他們運气特別好，發現門半開著等他們進來呀？” “門是專為他們打開的。從外面開也一樣方便哪——只要有鑰匙。” “可是誰有鑰匙呢？” 吉羅聳聳肩。 “說到這點，有鑰匙的人說什么也不會承認的。可是有几個人可能會有鑰匙，比如說，儿子杰克·雷諾先生。的确，他在去南美的路途中，但他也許把鑰匙丟了，或是被人偷去了。再說還有那花匠——他在這里已好多年啦。年輕的仆人中有的可能有情人，弄到鑰匙的模印，再仿做一把也不費事。各种可能性多著哩。還有一個人，根据我的看法，非常可能有鑰匙。” “誰？” “多布勒爾夫人。”偵探說。 “嗯，嗯！”檢察官說，“原來你也听說啦，是嗎？” “我都听說啦。”吉羅冷靜地說。 “有一件我敢說你還沒有听說過，”阿于特先生說。這回他很得意有机會顯出他知道得比吉羅多。于是他立即把前天晚上那位神秘來客的事重复講了一番。他也談了給“杜維恩”開的支票，最后遞給了吉羅那封署名“貝拉”的信。 “一切非常有趣。可是毫不影響我的分析。” “那你的分析呢？” “暫時我不想說。記住，我的偵查還剛開頭哩。” “有一件事你得告訴我，吉羅先生，”波洛突然說，“按照你的分析，門是被人打開的，但沒有說明為什么要讓它繼續打開著。在他們离去時，把門隨手關上不是很自然的嗎？如果有個警官恰好走來，他有時候是這么做的，來看看是否安然無事；要是這樣，他几乎馬上就會發現他們，并把他們抓住。” “呸：他們忘啦。我敢對你說，這是個失誤。” 這時，使我很吃惊，波洛說了他前一天傍晚對貝克斯講過的几乎是同樣的話：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讓門繼續打開著是出于事先的計划，或是出于必要。任何分析不承認這一事實必然一事無成。” 我們大家非常惊愕地望著這個小個子。他被迫承認對那根火柴一無所知，這一點我原以為一定使他感到羞辱。哪里知道，這會儿他照常沾沾自喜，竟然毫無愧色地給吉羅發號施令哩。 那偵探捻著胡子，有點開玩笑以地睨視著我的朋友。 “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嗯？唔，你對案件有什么特別的看法？讓我們領教領教。” “有一件事在我看來是重要的。你說，吉羅先生，難道你不感到這起案件有什么相熟的地方？難道不使你回想起什么嗎？” “相熟？使我回想起？我不能立即說，不過，我并不這么想。” “你錯啦。”波洛安詳地說，“以前曾發生過一起几乎是一模一樣的案件。” “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 “啊，這個，很遺憾我一時記不起來，但是我會回憶起來的。我本來倒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哩。” 吉羅不信地哼著鼻音說： “關于戴面具的人的案件多的是。我可不能把所有的細節都一一記住。罪行總有些相似之處。” “這里頭有個獨特的手法吶。”波洛突然帶著說教的口吻對我們在場的人說起來，“我現在對你們講的是犯罪心理學。吉羅先生很明白，每個罪犯有各自獨特的手法。他還清楚，當警察被找來偵查時，比方說，一起盜劫案，他們通常只需根据犯罪者所采用的特殊手法對犯罪者作出精明的推測。(賈普也會對你這么說的，黑斯廷斯。)人是一种沒有獨創見解的動物。在他日常的体面生活中，在法律的范圍內是因循守舊的．超乎法律范圍之外時也是同樣如此。如果一個人犯了一樁罪行，他犯的其它罪行將跟第一次的罪行非常相似。那個英國殺人犯用在浴缸中淹死人的手法連續把他的几個妻子除掉就是一例。如果他改變一下他的手法、可能到今天他還不會被人發現哩。可是他順從了通常人類天性的支配、理由是既然他有——次成功了。那以后也會成功，結果由于缺乏創見而付出了代价。” “這一番理論的要點是什么呢？”吉羅嗤笑著說。 “就是說，當你處理兩起在設計和實施方式上十分相似的案例時，你會發現在背后策划的是同一個頭腦。我正在尋找這個頭腦，吉羅先生，并且我會找到的。這里我們有一個真正的線索——一個心理上的線索。對煙頭、火柴梗，你可能一清二楚，吉羅先生，可是我，赫爾克里·波洛懂得人的心理。” 奇怪的是吉羅仍然無動于衷。 “給你引上路，”波洛往下說道。“我還想給你指點一下你可能還沒注意到的——個事實：雷諾夫人的手表在悲劇發生的那一天快了兩小時。” 吉羅直瞪著眼。 “也許這表一向走得快。” “事實上。是有人對我說這表快了。” “那很好呀。” “不管怎么說，快兩小時可太多啦。”波洛輕聲說，“還有花壇里腳印的問題。” 他向開著的窗戶點點頭。吉羅急忙跨了兩大步，朝窗外看去。 “我可看不到有什么腳印呀？” “沒有，”波洛說，一面把桌子上的一堆書疊齊，“是沒有腳印。” 這會儿，吉羅惱羞成怒，一臉殺气。他向作弄他的那個人跨進兩大步，但就在此時，客廳的門開了，馬爾肖宣布道： “秘書斯托納先生剛從英國來。讓他進來嗎？” ------------------ 轉自克里斯蒂小說專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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