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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的妻子從她家住宅的一角轉了過來，臂彎里抱著很多菊花。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滿了肥沃的花園里的泥上，還有一些上居然沾在了她的鼻子上，但對于這一點她卻一無所知。 她在開大門的時候稍微費了些力气，那扇門已經生銹了，半挂在鉸鏈上。一陣風吹歪了她那頂本已破舊的氈帽。 “真討厭！”邦奇罵了一句。 哈蒙夫人在很小的時候，由于某种顯而易見的原因，被她那樂觀的母親黛安娜賜予教名邦奇。而她也就一直這樣被人們稱呼著。她緊緊地抱著那些菊花，穿過了大門、教堂的墓地，最后到了教堂門口。 十一月的空气溫和而又濕潤，云彩在天空中飛快地飄過，留下這一塊那一塊藍色的天。教堂里面又暗又冷，因為只有在禮拜的時候才生火取暖。 “啊！”邦奇動情地說著，“我最好盡快把這事干完，我可不想被凍死。” 她用從平常的實踐中得來的敏捷很快就找齊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花夾子。“要是我們有水仙花就好了。”邦奇默默地想，“我已經厭倦了這些瘦弱的菊花。”她用那靈巧的手指把花安置在花夾子里。 這种裝飾沒有一點儿新奇或藝術感，因為邦奇(哈蒙本人就一點儿也不新奇和藝術，但這裝飾卻產生一种家的氛圍，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覺。邦奇非常小心地拿著花瓶，走上甬道，向祭壇一步步走去，隨著她的一舉一動，太陽慢慢地升了起來。 東面的窗戶上裝的是簡陋的有色玻璃，大部分是藍色和紅色的——這是一位富有的維多利亞時代常來教堂做禮拜的人的禮物。陽光就透過這些玻璃直射進來，一瞬間光芒四射。這种效果令人震惊。“就像珠寶一樣。”邦奇這么想著。 突然間，她停住了腳步，兩眼直視前方，在圣壇的台階上有一個縮成一團的黑影。 邦奇小心地放下了花，走上前去彎下腰來。那是一個男人趴在那里，已縮成了一團。邦奇跪在了他的旁邊，慢慢地、极其小心地將他翻了過來。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脈搏——它是那么的微弱，加上他那蒼白的略顯綠色的臉，一切都已不言而喻了。“毫無疑問，”邦奇想，“這個男人快要死了。” 他大約四十五歲的樣子，穿了一套寒酸的黑色西服。她放下了剛才托起的那只無力的手，又看了看另外一只。這只手蜷成拳狀放在他的胸脯上。再近一點儿看，她發現他的手緊握著一大塊軟軟的東西，看起來像是一塊手帕。他把它緊緊地貼在胸口上，在他緊握著的手周圍布滿了一种已干了的褐色液体濺的污點，邦奇想那大概是干了的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緊鎖著眉頭。 這個男人的眼睛一直是閉著的，但就在這一刻它們突然問睜開了，并且直盯著邦奇的臉。這雙眼睛既不給人一种恍惚的感覺，也不使人覺得游移。它們看起來是那么地充滿活力而又机敏。他的嘴唇動了動，邦奇向前挪了挪以便听清他的話，更确切他說，是他說的一個詞。他只說了一個詞：“圣堂”。 她覺得在他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有一個淺淺的微笑在他的臉上浮現出來。一點儿也沒錯，因為過了一會儿他又說了一遍：“圣堂。” 然后，伴著一聲微弱的長長的歎息聲他又閉上了眼睛。 邦奇又一次伸手去摸他的脈搏。它仍在跳動，但更加微弱，問隔的時間更長了。她站了起來，拿定了主意。 “不要動。”她說，“也別想去動，我這就去找幫手。” 這個男人的眼睛又一次睜開了，但他看起來正在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從東面的窗戶射進來的彩色的光線上。他用低低的聲音說了一些話，但邦奇沒有完全听清。非常恐懼地，她感覺那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說，“你是來找朱利安的嗎？”但是沒有回答。 他躺在那儿緊閉著雙眼，他的呼吸已變得緩慢而微弱。 邦奇轉身迅速离開了教堂。她看了看表，帶著几分滿足點了點頭，格里菲斯醫生現在應該仍在診所里。診所离教堂只几分鐘的路程。她走了進去，既沒等候，也沒有敲門或是按鈴，穿過候診室直接就進了醫生的診所。 “你必須馬上就去，”邦奇說，“教堂里有一個男人快要死了。” 几分鐘后，經過一番簡要的檢查，格里菲斯醫生站了起來。 “我們能他從這里移到您家里嗎？在那儿我能更好地照顧他——這并不是說他有救。” “當然可以，”邦奇說，“我一起去并把東西都准備好，我要把哈勃和瓊斯叫來嗎？來幫你抬他。” “謝謝。我能從您家里打電話叫一輛救護車來，但是我擔心——救護車來時……”他沒有把話說完。 邦奇問：“內出血？” 格里菲斯醫生點點頭，問道：“他到底是怎么跑到這儿來的？” “我想他一定已經在這儿呆了一整夜了。”邦奇答道，“哈勃在早晨打開教堂的鎖去工作，但他并不經常進里面來。” 五分鐘以后，格里菲斯醫生放下了電話的听筒回到了晨用起居室，那個受了傷的男人就躺在暫時舖在沙發上的一條毯子上。邦奇正在挪動一盆火，在醫生檢查過以后她要清洗一下。 “對，就是那樣，”格里菲斯說，“我已叫了救護車并通知了警察。”他站在那儿，皺著眉頭，俯視著那個緊閉著雙眼躺著的病人，他的左手在他的身邊抽搐著。 “他是被人用槍打的，”格里菲斯說，“從相當近的距离被人射了一槍。他把他的手帕卷成了一個球堵住了傷口，以便止血。” “在那發生以后他還能走遠嗎？”邦奇問。 “噢，當然。那很有可能。人們知道一個受了致命傷的人可以自己站起來沿著街道走，就像什么事也沒發生一樣，然后在五分鐘或者十分鐘以后突然倒下。所以他并不一定是在教堂里被人用槍打傷的。噢，對，他可能被人在遠一些的地方打傷。當然了，他也有可能自己給了自己一槍，然后丟下槍盲目地向教堂瞞珊而來。我不明白他為什么來教堂而不去牧師家。” “噢，我知道那是為什么。”邦奇說，“他說了：‘圣堂’。” 醫生盯著她：“圣堂？” “朱利安來了，”邦奇說，一听到她丈夫在大廳里的腳步聲，邦奇就轉過頭去，“朱利安，到這儿來。” 朱利安·哈蒙牧師進了房間。他身上隱約流露出來的學者气質總使他看起來要比他的實際年齡老成得多。“我的天哪！”朱利安·哈蒙說道，用一种溫柔的、疑惑的目光看著這些外科手術器械和俯臥在沙發上的那個人。 邦奇以她那慣有的簡捷解釋了一下當時的情況：“他正在教堂里，快要死了，他被人打了一槍。你認識他嗎，朱利安？我想他提到了你的名字。” 牧師來到沙發前看了看這個快要死的人。“可怜的家伙，”他搖了搖頭說，“不，我不認識他。我几乎能确信我以前從沒見過他。” 就在這時，這個垂死的人眼睛又一次睜開了。目光從醫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從他那儿移向他的妻子。目光就停在了那儿，這雙眼睛直瞪著邦奇的臉。格里菲斯走上前來。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他非常焦急地說。 但是雙眼仍緊緊盯著邦奇，這個男人用微弱的聲音說道：“請——請——”就在這一刻，隨著一個輕微的顫動，他死了。 海斯警佐敵著他的鉛筆，把筆記本翻過了一頁。 “那么說這就是您所能告訴我的全部情況了，哈蒙夫人？” “對，就這么多，”邦奇說，“這些是他大衣口袋里的東西。” 在海斯警佐身邊的桌子上放著一個錢包，一塊已經破舊的手表，上面有名字的縮寫W.S，還有一張去倫敦的車票的票根。除了這些，再也沒有其它的東西了。 “你已經知道他是誰了，是嗎？”邦奇問。 “一對叫埃克爾斯的夫婦給警察局打了電話。他是埃克爾斯夫人的兄弟，至少看起來是這樣。他的名字叫桑德勃恩，他已經有一段時間身体狀況和精神狀況都不是很好，近來他的健康狀況又進一步惡化了。前天他從家里出來就再也沒有回去，出來”，他的身上帶了一把左輪手槍。” “那么是他來到這儿井給了自己一槍？”邦奇問，“可這是為什么呢？” “噢，你知道，他一直感到很壓抑……”邦奇打斷了他的話：“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他為什么單單選這儿？” 顯然海斯警佐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因此他繞了個彎子：“他是乘五點十分的汽車到這儿的。” “嗯，”邦奇又問了一句，“可是為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哈蒙夫人，”海斯警佐說，“這可不好說，如果一個人的神經不正常——”邦奇替他說完了這句話：“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給自己一槍，但在我看來乘車到我們這樣一個小鄉村來了結一生仍有些多余。他在這儿沒有任何熟人，不是嗎？” “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确定。”海斯警佐說。他一咳嗽起來就赶緊向邦奇擺手道歉。他站起來，說：“埃克爾斯先生和夫人有可能來拜訪您，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話，就是那樣了。” “當然不介意，”邦奇說，“那很合情理，我只希望我能告訴他們一些事情。” “我這就走。”海斯警佐說。 邦奇一邊陪著他向前門走去一邊說：“如果這不是一樁謀殺案我就謝天謝地了。” 一輛汽車停在了牧師住宅的大門前，海斯警佐盯著它說了一句：“夫人，看起來埃克爾斯夫婦已經來拜訪您了。” 邦奇強打起精神去承受她意料中就要到來的一段痛苦的經歷。“可是，”她想，“我總能找朱利安來幫我。當人們悲傷的時候，牧師會給予他們极大的幫助。” 盡管邦奇不能确切地描繪出她料想中的埃克爾斯夫婦究竟是什么樣子，但當她迎接這對夫婦的時候，仍感到了一絲惊詫。埃克爾斯先生長得胖胖的，面色紅潤，他天生的性格應該是幽默而又樂觀；埃克爾斯太太身上帶著一股隱隱的俗麗之气，長著一張又瘦又小而且上翹的嘴，嗓音又細又尖。 “真是個天大的打擊，哈蒙夫人。您能想象得到。”她說。 “噢，我知道。”邦奇說，“那一定是個天大的打擊，快請坐，我能給你們——噢，可能現在喝茶還早了一點儿——”埃克爾斯先生擺了擺他短胖的小手，“不，不，我們什么也不要。”他說，“我相信您一定是位心地善良的夫人，我只是想……噢……可怜的威廉說了些什么，您知道嗎？” “他在國外呆了很長時間，”埃克爾斯夫人說，“我總覺得他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經歷。自打他回家來，他就一直顯得很壓抑，也不愛說話。他曾經說這個世界不适合人生活，也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期望。可怜的比爾，他總是這樣憂憂郁郁的。” 邦奇盯著這對夫婦看了有一會儿，一句話也沒有說。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輪手槍，”埃克爾斯夫人繼續說道，“我們一點儿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是坐汽車到這儿的。我猜對他來說那一定是一种很好的感覺，他不會喜歡在我們的房子里自殺的。”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埃克爾斯夫人歎了口气說，“下判斷已經無濟于事了。” 又是一次短暫的沉默，然后埃克爾斯先生說：“他留下什么話了嗎？臨終遺言什么的，難道一句也沒有嗎？” 他那明亮的，更确切些說，像豬一樣的眼睛謹慎地審視著邦奇。埃克爾斯夫人的身子也向前傾著，好像急切地要得到答复。 “沒有。”邦奇平靜地回答，“當他快要死的時候就來到教堂尋求庇護。” 埃克爾斯夫人用一种疑惑的語气說：“庇護？我想我不是十分……”埃克爾斯先生打斷了她的話：“圣所，我親愛的，”他不耐煩地說，“那才是牧師夫人的意思，它是一种罪——自殺，你知道的。我認為他是想贖罪。” “在他臨死前他是很想說出一些東西的，”邦奇說，“但他只說了一個‘請’字就再也沒有繼續下去。” 埃克爾斯夫人一邊抽鼻子一邊用手帕將眼睛蓋祝“噢，親愛的，”她說，“這太讓人受不了了，不是嗎”“好了好了，帕姆。”她丈夫說道，“別再難過了。這种事情是誰也沒有辦法的。可怜的威利。但不管怎么說，他現在終于安息了。非常感謝您，哈蒙夫人。我希望我們沒有打攪您，我們知道，牧師的妻子一定很忙。” 他們夫婦兩人分別跟邦奇握了手。就在要出門時，他們又突然都轉過身來，說：“噢，對了，我想還有一件事情。你們留下了他的大衣是嗎？” “他的大衣？”邦奇皺了皺眉頭。 埃克爾斯夫人接著說：“您知道，我們想要他的所有東西，出于感傷的緣故。” “他有一塊手表，一個錢包，在他兜里還有一張火車票。”邦奇說，“我把它們都交給了海斯警佐。” “那沒關系，”埃克爾斯先生說，“我想，他會把這些東西轉交給我們。他的私人信件應該在那個錢包里。” “錢包里有一張一鎊的鈔票，”邦奇說，“其他就什么也沒有了。” “沒有信？沒有像那樣的東西？” 邦奇搖了搖頭。 “噢，再一次感謝您，哈蒙夫人。他穿的那件大衣——可能警佐也把它拿走了，對嗎？” 邦奇皺著眉頭盡力地回憶著。 “沒有，”她說，“我想沒有。讓我想想，格里菲斯醫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脫下來檢查傷口。”她大略地環顧了一下房間，“我一定把它和毛巾還有盆一起拿到樓上去了。” “現在我想，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們想要他的大衣，您知道，這是他的遺物。我太大對這件衣服相當動感情。” “當然可以了，”邦奇說，“要我先讓人把它洗一下嗎？我恐怕它很——噢——很髒。” “噢，不，不，不，那沒關系。” 邦奇皺了皺眉，“現在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一會儿就回來。”她上了樓，過了几分鐘才回來。 “真是抱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說，“我的女佣人一定把它和其他要送去洗的衣服放在一起了。我花了好一會儿才我到它，在這儿呢，我用牛皮紙給你包起來吧。” 盡管埃克爾斯夫婦一再推辭，她還是把大衣包了起來。 然后他們夫婦倆帶著千恩万謝再次与邦奇道別，便离開了。 邦奇慢慢地走過大廳，進了書房。朱利安·哈蒙牧師抬頭看了看，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了。他正在准備一場布道，可是老擔心在賽魯士國王的統治下，約旦与波斯兩國之間政治關系的重要性已將他引錯了方向。 “一切都順利嗎，親愛的？”他滿怀希望地問道。 “朱利安，”邦奇說，“圣堂到底是什么？” 朱利安·哈蒙愉快地放下了布道的講稿。 “噢，”他說，“在古羅馬和古希腊的寺廟里圣堂指的就是內有神像的內殿，拉丁文的單詞祭壇‘ara’也有保護的意思。”他帶著學者气繼續說道：“在公元三百九十九年，圣堂在基督教教堂里的地位才被最終确立下來。在英國，關于圣堂權利的最早記載見于公元六百年由艾思爾伯特制定的《法的章程》……”他又繼續解釋了一會儿，但和往常一樣，被他妻子對他博學的講解的反應搞得心神不定。 “親愛的，”她說，“你真好。” 她彎下腰去在他的鼻尖儿上親了一下。朱利安覺得自己就像一只因耍了聰明的把戲而受到獎賞的狗。 “埃克爾斯夫婦已經來過這儿了。”邦奇說。 牧師皺了皺眉：“埃克爾斯夫婦，我好像不記得……”“你不認識他們。他們是躺在教堂里的那個人的姐姐和姐夫。” “親愛的，你當時應該叫我一聲。” “一點儿也沒有必要，”邦奇說，“他們并不需要安慰。我猜現在……”她皺起了眉頭，“朱利安，如果明天我把飯菜都放在爐子上，你自己能做好嗎？我想我該去倫敦看看這次展銷。” “展銷？”她丈夫茫然地望著她，“你是說一艘游艇還是一條船，或是其它的什么東西？” 邦奇笑了：“不，親愛的，在柏遼茲和賓特曼店有一次針織品的特別展銷。你知道，有床單、桌布、毛巾，還有擦玻璃布——當擦玻璃布磨穿的時候我真不知該怎么辦，并且，”她慢條斯理地又加了一句，“我想我應該去看看簡姨媽了。” 簡·馬普爾小姐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現在正獨自一人安逸地住在她侄儿的小型公寓里，享受著倫敦這座大都市的歡樂，她可以享受兩周呢。 “雷蒙德真是好极了，”她念叨著，“他和瓊一起去美國了，要去兩個星期呢。他們非要我到這儿來享受一下，邦奇寶貝儿，現在告訴我是什么使你憂心忡忡的？” 邦奇是馬普爾小姐最喜歡的教女。邦奇把氈帽向腦后一推便開始講述她自己的經歷。這時老太太就用一种极其關切的目光望著她。 邦奇的敘述簡單明了，當她講完以后，馬普爾小姐點了點頭。“我知道了，”她說，“是的，我知道了。” “這就是我為什么來見您的原因。”邦奇說，“您知道，我不太聰明——”“誰說你不聰明，我的寶貝儿。” “是的，我是不聰明，至少不像朱利安那樣。” “當然了，朱利安很有學問。”馬普爾小姐說。 “事情就是這樣，”邦奇說，“朱利安有學問，可我也不差，我有辨別力。” “邦奇，你不光有很多常識，也很聰明。” “您看，我真不知道自己該怎么做。我也不能問朱利安，因為——噢，我的意思是朱利安太誠實了。” 看起來馬普爾小姐完全理解了這番話，因為她說：“我懂你的意思，寶貝儿。我們女人——是不同的。”她接著說，“邦奇，告訴我發生了什么事，但最好先告訴我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都亂了套了。”邦奇說，“在教堂里的那個要死的男人，他對圣堂是一清二楚的；他和朱利安講話的方式一模一樣，我是說，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如果他真是給了自己一槍的話，那后來他就不會來到教堂還說什么‘圣堂’了。圣堂的意思就是當你被人追捕時，圣堂就是你的避難所。一旦你進入了教堂，追殺你的人就不能動你一根汗毛。曾經有一個時期即使是法律在教堂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 她用眼睛向馬普爾小姐征求意見。老太太點了點頭，她就繼續講下去：“埃克爾斯夫婦完全是另一种人，無知而又粗野。還有一件事，就是那塊手表——那死了的人的手表。 在表的后蓋上印有字母W·S；我打開它，發現里面用很小的字寫著：‘爸爸送給華爾特’，上面還有一個日期。他叫華爾特，可埃克爾斯夫婦卻一直叫他威廉還是比爾什么的。” 馬普爾小姐看起來是想說點儿什么，可邦奇緊接著說道：“噢，我知道人們并不總是叫你的教名。我是說我能理解你被賜予教名威廉但人們卻叫你‘寶吉’、‘胡蘿卜’或其他什么東西。但如果你真叫華爾特，你的姐姐絕不應該叫你咸廉或比爾。” “你是說她不是他的姐姐？” “我敢肯定她不是。他們討厭透頂——他們兩個都是。 他們到我家來取回他的東西，并千方百計想知道他在臨死前都說了些什么。當我告訴他們他什么也沒說時，他們松了口气。至少我這么看。”邦奇以這樣的話來結尾，“是埃克爾斯夫婦殺了他。” “謀殺？”馬普爾小姐問。 “對，就是謀殺。這也是為什么我要來見您的緣故，親愛的簡姨。”邦奇答道。 邦奇的話對于一個愚蠢的听眾來說可能是對牛彈琴，但馬普爾小姐在附近卻因處理過謀殺案而享有盛譽。 “他在臨死前曾對我說‘請’，”邦奇說，“他想讓我替他辦一件事情，可這該死的事是什么我卻一點頭緒也沒有。” 馬普爾小姐考慮了一會儿，突然間問了一個邦奇曾想到過的問題，“可他為什么非要去你們的教堂呢？” “你是說，”邦奇說，“如果你只是想找一個避難的地方，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教堂，根本就沒有必要到我們這樣一所一天只有四次班車來回的偏僻的教堂來。” “他去你們那儿一定另有目的，”馬普爾小姐說，“他一定是去看一個人的，奇平克里格霍恩可不是個大地方，邦奇，你一定知道他去看誰。” 邦奇把她的鄰居一個一個地在腦子里過了一遍，最后還是搖了搖頭。“在某种意義上，”她說，“任何人都有可能。” “他就沒提到過一個名字？” “他說過朱利安，我不敢肯定，不過我想是說過。不過也有可能是朱麗婭，可就我所知道的，在我們村子里可沒有一個叫朱麗婭的。” 她閉上眼睛回想那天的情景：那個男人躺在圣壇的台階上，陽光透過教堂的玻璃射進來，折射出珠寶般的紅色与藍色的光。 “珠寶。”馬普爾小姐若有所思地說。 “現在我要說最最重要的事了。”邦奇說，“這才是我今天來這儿的真正原因。您知道，埃克爾斯夫婦要回他的大衣完全是小題大作。醫生檢查他的傷口時我們把它脫了下來。 那大衣已經很舊了，簡直有點儿寒酸——他們怎么會想要它呢？他們假裝說它會使他們想起已死去的兄弟，可這顯然是胡說八道。 “不管怎樣，我還是上樓去取它了。可就在我上樓時我清楚地回想起死者曾做了個從大衣中取東西的手勢。所以我找到大衣時就仔細地看了看。還真發現了特別的地方：大衣的襯里有一處是用另一种線重新縫過的。我把它挑開，結果在里面發現了一張小紙條，我把那紙條取了出來，又用和原來做工一樣的線把襯里縫了起來。我是非常小心的，埃克爾斯夫婦不可能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想是這樣的，但我不能确定。我把大衣拿給他們，又為耽誤的時間編了個借口。” “那張紙條呢？”馬普爾小姐問。 邦奇打開了提包，“我沒給朱利安看，”她說，“要不然他就會勸我把它交給埃克爾斯夫婦了。但我宁愿把它交給您。” “一張衣帽間的存物收据，”馬普爾小姐看了看說，“帕丁頓車站。” “他的口袋里還有一張回帕丁頓的車票呢。”邦奇說。 她們兩人的目光交織在一起。 “我們應該采取行動了，”馬普爾小姐歡快地說，“但是小心謹慎一點還是有必要的。邦奇寶貝儿，今天來倫敦時你有沒有注意是否有人跟蹤您？” “被人跟蹤！”邦奇叫了起來，“你不是以為——”“我想有這個可能，”馬普爾小姐說，“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時候，我們最好還是小心一點儿。”她輕快地站了起來，“你來這儿表面上是為了去展銷會，因此正确的做法應該是去展銷會。但在出發以前我們可以帶上一兩件東西。”馬普爾小姐含糊地加了一句，“現在我想我還用不著那件舊的海狸領上有斑點的花呢大衣。” 大約一個半小時以后，這兩位衣著破舊，外表寒酸的女士在一家叫做“苹果枝”的僻靜的小旅館里坐了下來，每人手里都緊握著一些好不容易才買到的手織床單、桌布之類的東西。為了補充体力，她們要了豬排、腰子布盯苹果餡餅還有牛奶蛋糊。 “真是一條好毛巾，質量就和戰前的一樣好。”馬普爾小姐喘著气說，“上面還有一個字母‘J’，多巧雷蒙德的妻子就叫瓊，現在我要把這些東西都收起來，等我非用不可的時候再拿出來。這樣如果我比自己預計的死得早的話，瓊就可以用它們了。” “我實在需要這些擦玻璃布，”邦奇說，“雖然那個有姜黃色頭發的女人從我這儿偷走的那一塊更便宜些，但它們還是夠便宜的了。” 這時一個時髦的女郎進了“苹果枝”旅店，她的臉上涂著厚厚的胭脂，嘴上的口紅濃得有點儿嚇人。她先是漫無目的地環視了一下四周，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到了她們的桌前，把一個信封放在了馬普爾小姐的肘邊。 “這是給您的，老太太。”她的嗓音非常清脆。 “嗅，謝謝你，格拉迪斯，”馬普爾小姐說，“太感謝你了，你真是個好人。” “愿意為您效勞。”格拉迪斯說，“艾妮總是對我說，‘你為馬普爾小姐做的每一件事都會使你受益匪淺的’。我也總是愿意為您效勞。” “真是一個好姑娘，總是這么樂于助人，這么熱心。”格拉迪斯离開的時候馬普爾小姐又說了一遍。 她看了看信封里面就把它遞給了邦奇。“親愛的，現在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她說，“順便問一下，我認識的那個挺不錯的年輕檢察官還在梅爾徹斯特工作嗎？” “我不知道，”邦奇說，“不過我想還在。” “如果他不在的話，”馬普爾小姐小心地說，“我可以給警長打電話，我想他應該還記得我。” “當然了，”邦奇說，“每一個人都記得您，您是這么的与眾不同。”說到這里她站了起來。 到了帕丁頓車站，邦奇取出了那張收据，過了一會儿她就拿到了一個破舊的手提箱，她拎著它向月台走去。 回家的路上什么事也沒發生。當車抵達奇平克里格霍恩時邦奇站了起來，拿起了手提箱。她剛走出車廂，一個男人沿著月台發瘋似地跑了過來，突然間一下子搶了她的手提箱跑開了。 “抓住他！”邦奇叫了起來，“抓住他，抓住他，他搶了我的手提箱。” 這個鄉村小站的檢票員是個慢性子，他剛說道：“你看在這儿你不能那么干。”那人就當胸一拳把他打到了一邊，沖出了車站。他向一輛等候著的小轎車跑去。他先把箱子扔進了車里，當他要跟著上車時，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緊跟著是警士艾貝爾的聲音：“這是干什么？” 邦奇也從車站追了過來，喘著粗气說：“他搶了我的箱子，我拿著它剛下火車。” “胡說。”那個男人說，“我不知道這位小姐在說什么，這是我的箱子，我剛拿著它下火車。” 艾貝爾警士用一种局外人的眼神看了邦奇一眼，沒人能猜到他曾和這位哈蒙夫人在下班時間里討論了很多次肥料和骨粉對玫瑰花叢的好處。 “夫人，你說這箱子是你的，對嗎？”警士艾貝爾問道。 “是的，”邦奇說，“一點儿沒錯。” “您呢，先生？” “我說這箱子是我的。” 那個男人高高的個子，黝黑的皮膚，穿著很好，一副瞧不起人的樣子，說起話來就像在吵架。一個女人的聲音從車里傳出來：“當然它是你的箱子，埃德溫，我不明白這位女士是什么意思。” “那我們就必須把這件事搞清楚。”艾貝爾警士說，“夫人，如果這箱子是你的，你說里面都有些什么？” “衣服，”邦奇說，“一件海狸領有斑點的大衣，兩件羊毛衫和一雙鞋。” “嗯，這夠清楚了。”艾貝爾說道，然后轉向那個男人。 “我是劇院的服裝師，”那個黑皮膚的男人故弄玄虛地說，“這個箱子里面裝的都是我為這儿的一次業余演出而買的道具。” “好的，先生。”艾貝爾說，“嗯，那我們就把它打開看看怎么樣？我們可以一起去警察局，如果你著急的話，我們可以把箱子拿回車站在那儿打開它。” “我同意。”那個男人說，“我的名字叫摩斯，埃德溫·摩斯。” 警士拿著箱子走回了車站，“喬治，把這個拿到行李辦公室去。”他對檢票員說。 警士艾貝爾把手提箱放在了行李辦公室的柜台上，拉開了挂鉤，這箱子居然沒有上鎖。邦奇和埃德溫·摩斯先生分別站在艾貝爾警士的兩側，他們互相怒視著對方。 “啊！”艾貝爾警士打開箱子蓋儿時叫了一聲。 里面是疊得整整齊齊的一件有些過時的海狸領花呢大衣，還有兩件羊毛衫和一雙鄉下人穿的鞋。 “夫人，和您說的一模一樣。”艾貝爾警士轉過來對邦奇說。 沒有人會說埃德溫·摩斯先生干過見不得人的事，他的窘迫与慚愧是那樣地真實。 “我向您道歉，”他說，“真是太對不起了。請相信我，夫人，我真的感到很抱歉。不可原諒一我的行為真是不可原諒。”他看了看表，“現在我必須走了，我的箱子可能還在火車上呢。”他舉了一下帽子向邦奇表示友好，极溫和地說：“一定要原諒我。”然后匆忙跑出了行李辦公室。 “你是要放他走嗎？”邦奇用一种同謀者之間說話的口气低聲問艾貝爾警士。 艾貝爾警士慢慢眨了一下眼睛。 “他走不遠的，夫人，”他說，“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蹤他的。” “噢。”邦奇這才舒了一口气。 “那老太太打過一個電話來，”艾貝爾警士說，“她几年前曾來過這儿。現在她還那么精明是嗎？今天編造的事我們干得太多了，看來檢察官或是警佐只好明天早晨再見你了。” 來的正是馬普爾小姐認識的克萊德克檢察官。他對邦奇笑了笑，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 “奇平克里格霍恩的又一樁案子。”他興奮地說，“你們這儿總也少不了引起轟動的事儿，是不是，哈蒙夫人？” “我宁愿少一點儿這樣的事儿。”邦奇說，“你來是問我問題還是告訴我一些事情呢？” “首先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檢察官說，“就從埃克爾斯夫婦開始吧，他們已經被我們監視了一段時間了。我們已有證据證明他們与本地區的几件搶劫案有關系。還有，埃克爾斯夫人是有個叫桑德伯恩的弟弟剛從國外回來，但昨天死在教堂里的那個人絕不是他。” “我知道他不是，”邦奇說，“他叫華爾特，不叫威廉。” 檢察官點了點頭：“他的名字是華爾特·圣·約翰，四十八小時以前剛從查云頓監獄逃出來。” “一定是這樣，”邦奇輕聲地自言自語，“他被法律追捕，所以才尋求避難所。”然后她問道，“他犯了什么罪？” “那我就不得不從很久以前說起了。這可是一個相當复雜的故事。几年前曾有一個舞蹈演員在音樂廳里作巡回演出，我想你可能沒听說過她，她跳的是‘阿拉伯之夜’那一類的，人們都叫它‘阿拉丁在珠寶的洞窟里’。她的身上挂了很多小鑽石。 “她的舞跳得并不怎么好，但長得相當迷人。總之一個亞洲皇室成員大大為之傾倒，他送給她很多東西，其中有一件是一串极其精美的祖母綠項鏈。” “一定是歷史上某位王公的珠寶。”邦奇非常羡慕地低聲說道。 克萊德克檢察官咳嗽了一聲：“那可是相當現代的式樣，哈蒙夫人。可這段關系不久就結束了，我們這位王室成員又被一位電影明星給迷住了，她的胃口可比跳舞的大得多了。” “卓貝達，就是那個跳舞的，這是她的藝名，不愿放棄那串項鏈。于是就在一個适當的時候，那串項鏈被人偷走了，是在劇院里她的化妝室里被人偷走的。當局怀疑是她自己導演了這出戲，人們管這种事叫宣傳性的惡作劇，可是實際上卻是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動机。 “這串項鏈就此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可是在調查過程中，警方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這個華爾特·圣·約翰的身上。 他是一個受過教育有教養的人，但在社會上卻沒有地位，一家不出名的公司雇用他做一名珠寶商。我們怀疑這家店只是一個幌子，實際上干的卻是珠寶搶劫之類的事。 “有證据表明他曾經手過這串項鏈，但他卻是因其它珠寶盜竊案而被判入獄的。他過不了多長時間就會被釋放的。 所以他的越獄有點儿讓人不能理解。” “可他為什么來這儿呢？”邦奇問。 “哈蒙夫人，我們也很想弄明白。据他的行蹤，他好像先去了倫敦，以前的熟人他一個也沒去看，而是去拜訪了一位老太太——賈卡茲夫人，她過去曾經是一個劇院的發型師。 對于他去她那儿的目的，她守口如瓶。但据她的鄰居們說他走的時候拿了一個手提箱。” “我知道了，”邦奇說，“他把箱子放在帕丁頓的寄存處里，然后來了這里。” “到那時，”克萊德克檢察官說，“埃克爾斯夫婦和那個自稱為埃德溫·摩斯的男子已經跟蹤上他了。他們想得到那只箱子。他們看著他上了汽車，然后他們一定開了一輛小轎車先到了這里。當他下車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等著他了。” “他是被謀殺的嗎？”邦奇問。 “對。”克萊德克說，“他被打了一槍。那是埃克爾斯夫婦的槍，但是我更相信是摩斯開的槍。現在，哈蒙夫人，我們想知道的就是華爾特·圣·約翰存在帕丁頓車站的那只箱子到哪里去了。” 邦奇笑了，“我想簡姨現在已經拿到它了，”她說，“我是說馬普爾小姐，那是她的主意。她叫一個她以前的佣人把一只箱子存到了帕丁頓車站的寄存處，里面裝的都是她的東西，然后我們兩個把票換了一下。我拿了她的箱子并坐火車把它帶到這儿來了。看來她已預計到有人會搶我的箱子。” 現在輪到克萊德克檢察官笑了：“所以她打電話來說了這件事。我現在就開車去倫敦看她，你不想跟著去嗎，哈蒙夫人？” “嗯，”邦奇想了想說，“好吧。實際上真是巧极了，昨天晚上我的牙就疼，我真應該去倫敦看看牙醫，難道不是嗎？” “一點儿不假。”克萊德克檢察官說。 馬普爾小姐看了看克萊德克檢察官的臉，又看了看邦奇·哈蒙那急切的表情。手提箱就放在桌子上，“當然了，我還沒有打開過它，”老太太說道，“沒有官方的人來，我連想都不敢想去這樣做。還有，”她又加了一句，臉上帶著一個矜持而又頑皮的維多利亞式的微笑，“它上了鎖了。” “馬普爾小姐，愿不愿意猜猜里面是什么？”檢察官問了一句。 “我猜嘛，你知道，”馬普爾小姐說，“應該是卓貝達的演出服。您需要一把鑿子嗎，檢察官先生？” 鑿子很快就發揮了作用。當蓋子彈起來的時候兩個女人都輕輕地噓了一聲，從窗戶射進來的光線照耀著箱子里一筆無价的財富：全是紅的、藍的、綠的、橙色的閃閃發光的珠寶。 “阿拉丁的洞窟，”馬普爾小姐說，“這些閃光的珠寶都是那個姑娘跳舞時戴的。” “啊，”克萊德克檢察官說，“現在你們看，一個被謀殺了的人拿到了它，可有什么用呢？” “我想她是個精明的姑娘，”馬普爾小姐想了一會儿說，“她已經死了是嗎，檢察官先生？” “是的，三年前死的。” “她有了這串貴重的祖母綠項鏈，”馬普爾小姐沉思了一會儿說，“她讓人把寶石一顆顆地從項鏈上取了下來，再固定在她的演出服上，人們以為那只是一些彩色的假鑽石。然后她又讓人做了一個真項鏈的仿制品，就是被盜的那串。很顯然它從未在市場上出現過，因為竊賊不久就發現寶石都是假的。” “這儿有一個信封。”邦奇說著把一些閃光的寶石推到了一邊儿。 克萊德克檢察官從她手里接過信封，從里面拿出兩份官方文件。他大聲地念了出來：“華爾特·艾德曼德·圣·約翰与瑪麗·摩斯之結婚證明。”這是卓貝達的真名。 “那么他們是夫妻了，我懂了。”馬普爾小姐說。 “另一個是什么？”邦奇問。 “一個女孩儿的出生證，名字是朱爾。” “朱爾？”邦奇叫了起來，“為什么，當然，朱爾！吉爾！這就對了！我現在知道他為什么來奇平克里格霍恩了，‘朱爾’就是他想要告訴我的。曼迪夫婦，你知道，在拉伯那姆小屋。他們為別人照看一個小女孩儿，他們非常愛她，就像愛他們的親孫女一樣。是的，現在我記起來了，她的名字是朱爾，只是他們叫她吉爾罷了。 “曼迪夫人一周前得了中風，曼迪先生也有嚴重的肺炎。他們都要進醫院的。我一直想幫吉爾找一個好的家庭。 我可不想讓她去孤儿院。 “我猜一定是她的父親在監獄里知道了這個消息，所以就逃了出來，從那個老發型師那儿把他和他妻子當初放在那儿的箱子取了出來。我想這些寶石如果真的屬于她母親的話，現在就可以給這個孩子了。” “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我想他們也會這樣做的，哈蒙夫人”。 “噢，它們在這儿會安然元恙的。”馬普爾小姐歡快地說。 “親愛的，感謝上帝你終于回來了。”朱利安·哈蒙牧師滿足地歎了口气，無限深情地說，“你不在的時候伯特夫人總是想盡力來幫我，午飯她給我吃非常奇特的魚餅，我不想吃又不想傷她的心，所以就把它們都給了提格拉思，可它都不吃，我只好把它們從窗戶扔了出去。” “提格拉思，”邦奇一邊撫摩趴在她膝邊的貓一邊說，“它吃魚可是很挑剔的，我經常說它有一個了不起的胃口。” “親愛的，你的牙怎么樣了？你去看牙醫了嗎？” “去了，”邦奇說，“它不那么疼了，我就去看了簡姨，還……”“可愛的老家伙，”朱利安說，“我希望她一點儿也沒衰老。” “一點儿也沒有。”邦奇笑著說。 第二天早晨，邦奇給教堂新換了菊花，陽光又一次從東面的窗戶射進來。邦奇就站在圣壇的台階上，沐浴在這如珍似寶的陽光里。她非常輕柔地說：“你的小女孩儿會好的。我答應你照看她。” 她把教堂整理了一下，然后走到圣壇前，在作禮拜的凳子中間跪了下來，做了一會儿禱告，然后回到家里去干那兩天沒做已經成堆的家務去了。 ------------------ 克里斯蒂小說專區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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