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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我不能說,我在任何時候曾對雷蒙德。韋斯特先生怀有很深的欽佩。我知道,他被看作是個富有才華的小說家,作為詩人也很有名气。他的詩歌中沒有大寫字母,我想,這就是現代派的一個特點。他的書描寫了過著枯燥乏味生活的郁郁不樂的人們。
  他對“簡姨”具有寬容的感情,他暗指她為“殘存者”。
  她帶著一种討好他的興趣听他談話,如果她的眼睛中有時出現愉快的光芒,我敢說,他絕不會注意到的。
  他帶著唐突的殷勤立刻就与格麗澤爾達談上了。他們探討現代戲劇,從那儿又談到現代裝飾。格麗澤爾達假裝嘲笑雷蒙德·韋斯特,但我想,她受到他的談話的感染。
  在我与馬普爾小姐的乏味的談話中,我不時听到他們重复著一句“像您這樣被埋沒在這儿”。
  終于,這句話使我生气了。我突然說:
  “我想,您認為我們完全与這儿發生的事隔絕了?”
  雷蒙德·韋斯特晃動著手中的香煙。
  “我認為圣瑪麗米德,”他擺出一副權威的面孔說,“是死水一潭。”
  他看著我們,以為我們會為他的話而生气,但沒有人顯出生气的樣子。我想,這使他有點窘迫。
  “那确實不是個很好的比喻,親愛的雷蒙德,”馬普爾小姐尖刻地說,“我相信,在顯微鏡下,沒有什么東西像一潭死水中的一滴水那樣充滿生命。”
  “生命——某种生命。”小說家承認道。
  “生命全都是一樣的,不是嗎?”馬普爾小姐問道。
  “簡姨,您把您自己比作一潭死水中的動物嗎?”
  “親愛的,我記得,你在你的最新的一本書中,說了某种同樣的話。”
  沒有哪個聰明的年輕人喜歡自己的書被引用來攻擊自己。雷蒙德也不例外。
  “那完全不同。”他厲聲說道。
  “無論如何,各處的生命都是大体相同的,”馬普爾小姐用清晰的聲音說,“你知道,出生、長大、与其他人接触、競爭、然后是結婚和生孩子……”
  “最后是死亡,”雷蒙德說,“總是沒有死亡證明書的死亡。生活中的死亡。”
  “談到死亡,”格麗澤爾達說,“您知道我們這儿發生的一樁謀殺嗎?”
  雷蒙德·韋斯特晃動著手中的香煙,打消了謀殺的話題。
  “謀殺太殘酷了,”他說,“我對此沒有興趣。”
  這一句話一點也沒有使我輕信,常言道,世人都有共同的愛好,把這個諺語用于謀殺,更是千真万确。沒有人會對謀殺不感興趣。像格麗澤爾達和我這樣的頭腦簡單的人能夠承認事實,但像雷蒙德,韋斯特這樣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得不裝出對此感到乏味——至少開頭五分鐘是這樣。
  但是,馬普爾小姐的一句話讓侄儿現了丑:
  “在吃飯時,雷蒙德和我一直沒有談論別的話題。”
  “我對所有的當地新聞都有濃厚的興趣,”雷蒙德赶緊說。他向馬普爾小姐和藹寬容地微笑著。
  “韋斯特先生,您有什么高見嗎?”格麗澤爾達問道。
  “從邏輯上判斷,”雷蒙德·韋斯特說,又一次晃動著香煙。“只有一個人有可能殺死普羅瑟羅。”
  “是嗎?”格麗澤爾達問道。
  我們都滿怀興趣地等待著下文。
  “牧師。”雷蒙德說,并伸出一個手指指著我。
  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當然,”他又緩和地說,“我知道您沒有干。生活絕不會像它應該成為的那樣。但想想此事的戲劇性——完美的吻合——教堂執事在牧師的書房被牧師謀殺。太精彩了!”
  “但動机呢?”我問道。
  “哦!這一點很有趣,”他站起身來,讓香煙熄滅。“我想,是由于自卑感。可能是太自我壓抑所致。我愿意將這樁謀殺寫成故事。复雜得令人吃惊。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他看見這人在教區會議上、在唱詩班男孩的出游中、在教堂里分發福音袋、把福音袋放到祭壇上。他一直厭惡這個人,但又不得不一直咽下這种厭惡。這不符合基督精神,他不應讓這种情緒滋長。于是,這种怨恨在暗中變得越來越深。終于有一天——”
  他做了一個生動逼真的手勢。
  格麗澤爾達轉身問我:
  “倫,您曾經有過那樣的怨恨嗎?”
  “從來沒有。”我誠實地說。
  “但是,我不久前听說,您希望他被從世界上清除掉。”
  馬普爾小姐說。
  丹尼斯這喪門星!不過,我竟然說過這樣的話,也是過錯。
  “恐怕我是這樣想的,”我說,“說這樣的話真傻,但那天早上我确實与他有過麻煩。”
  “真可惜,”雷蒙德·韋斯特說,“因為如果在您的潛意識中,您真想干掉他,那您就決不會說那樣的話了。”
  他歎了一口气。
  “我的推論失敗了。這也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謀殺案——一個報复的偷獵者這樣的人干的。”
  “克拉姆今天下午來看我,”馬普爾小姐說,“我在村子里碰到她,問她是否愿意看看我的花園。”
  “她喜歡花園嗎?”格麗澤爾達問道。
  “我想不是,”馬普爾小姐說,輕輕眨了一下眼睛。“但這可以成為談話的很好的借口,不是嗎?”
  “您了解她些什么?”格麗澤爾達問道。“我不認為她真的這樣坏。”
  “她主動提供了許多情況——确實是許多情況,”馬普爾小姐說。“關于她自己,您知道,還有關于她的親人。好像他們全都死了,或是在印度。太令人傷心了。順便說一句,她已經去‘老屋’度周末去了。”
  “什么?”
  “是的,好像是普羅瑟羅太大請她去的——或者是她向普羅瑟羅太太提出要去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去做文秘工作——有這么多的信件要處理。這件事看來還是很幸運的。斯通博士离開了,她無事可做。掘墓真是件令人激動的事。”
  “斯通?”雷蒙德說,“就是那個考古的家伙嗎?”
  “是的,他正在掘一座墓。在普羅瑟羅的領地上。”
  “他是個好人,”雷蒙德說,“對他的工作興趣濃厚。我不久前在一次宴會上碰到他。我們談得很投机。我得去拜訪他。”
  “真可惜,”我說,“他剛去倫敦度周末。喂,其實您今天下午在車站還与他打了照面呢。”
  “我和您打了照面。您身后跟著一個又矮又胖的人,戴著眼鏡。”
  “是的——就是斯通博士。”
  “可是,親愛的伙計,那不是斯通。”
  “不是斯通?”
  “不是那位考古學家。我對他非常了解。那人不是斯通——一點也不像。”
  我們面面相覷。我意味深長地看著馬普爾小姐。
  “非同尋常。”我說。
  “那只手提箱。”馬普爾小姐說。
  “可這是為什么呢?”格麗澤爾達問道。
  “這使我記起那件事:那個男人假裝成煤气檢修員,四處亂竄,”馬普爾小姐低聲說,“他可偷了不少東西。”
  “一個騙子,”雷蒙德·韋斯特說,“現在,這事真是有趣极了。”
  “問題是,這与謀殺案有關嗎?”格麗澤爾達問道。
  “不一定,”我說,“但是——”我看著馬普爾小姐。
  “這是件‘非同尋常的事’,又一件‘非同尋常的事’。”
  “是的,”我說,站起身來。“我感到,應該立刻把這件事告訴警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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