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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偵查員們在克里亞奇科辦公室集會。他們平日是二人一組地從凌晨起就出去跟蹤那几個他們監視的對象。今日斯坦尼斯拉夫召集了几個伙伴。長年累月以來他已經習慣由古羅夫領導一切,所以他對充當上司一事感覺到很不自在。不得不作出具体的決定,而不宜坐在一旁說几句尖刻的話,有時候靠用避雷器來從事活動。
  工作令人乏味而且單調,在理論上不能發揮效力:無論你怎樣調換小汽車,而敵人知道,有人在監視,而在事實上他一眼就認得我們所有的伙伴。當某人不相信成就,就會逐漸地松怠,喪失注意力,變得不謹慎,這是一种規律。可是古羅夫昨天說:你們在那里不要亂開口,選舉前還有整整一個月,時間在逼迫他們,他們一定要積极起來。
  他們記下了福金拜訪日丹的時間,他們不再監視中校和“克普魯弗”領導人的會晤,但是他們談論的是什么內容,仍然是一無所知。用以竊听民警机關的定向傳聲器不存在了,歷來如此,克格勃分子具有現代化技術,而密探們則用“自動式電話”進行工作,這一切依然如故。部長們經常調換,而偵察机构的裝備仍然停留在有史以前的水平。誠然,多虧于市長,那汽車停車場修茸得煥然一新,現在汽車運行時車輪不會脫落了,這就要感謝他了。
  “古羅夫不用挂電話,只是在發生嚴重事故時,一人從公用自動電話間挂電話,另一個站在街上,把那些外人統統赶走,直至斗毆為止。”
  “令人厭煩,斯坦尼斯拉夫,我們白吃了面包,現在沒有什么事,將來也不會有什么事,”根納季·維特金說,他在負傷后覺得自己有點儿像英雄,才敢于說出自己的意見。
  “當崗警站在崗位上,半年都不會發生什么事,在一個晴天有人發現他被砍斷了頭,”斯坦尼斯拉夫回答。“是誰的母牛才會哞哞叫,你就像個最次的公子哥儿似的,處在受人攻擊的地位。伊戈爾·斯美爾諾夫的生活正常嗎?”
  “沒有什么正常的生活,”格里戈利·柯托夫回答,他那瘦長的身子更加傴僂了,本來就少露笑容的面孔顰蹙起來。“青年小伙子,長得還俊美,不和少女們相會,朋友們不再往來,离群索居,他有時走到不遠的小公園里去,和儿童們玩耍几分鐘,喂喂鴿子后就回到小室里去。”
  “唔,有關少女的事,你,格里沙,要知道,小伙子給人割了陰囊,”克里亞奇科說。
  “怎么辦啊?當然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婦女們活著不僅僅是為了這件事,”柯托夫不贊成地嘟囔起來。“我有時候一心想結識任何一個少女,并想對她說,有個小伙子發生了這种不幸的事情,叫她自動离開他,可是她死乞白賴地要求去做客。他們一塊儿飲茶,她給他做些什么吃的東西,把飯菜烤熱一下。任何一個男子漢都需要女人。”
  “格里沙,既然你這樣聰明,為什么你又這樣沉默寡言?你替小伙子找個小姑娘,他也許會開始變得溫和起來。福金常到你那里來嗎?”
  “像時鐘那樣,每隔一天來,帶著几個小提包,這种老爺子你一輩子也找不到。這不是好預兆。”
  “所以古羅夫認為,這不是一個好預兆,只是我們沒法了解福金。干嘛他要培養一個小伙子,不知怎的竟想使用他。”
  “好吧,巴圖林怎樣?”
  “還不錯,”伊里亞·卡爾采夫回答,“他健在,有工作,他有時候把几個女人(不是妓女)帶到家里去,依我看,他非常喜歡土包子。她們都是年輕的土包子,帶著手提箱和小旅行箱,但外表卻很獨特。烏留平斯克的這類婦女走來征服莫斯科,很快就在特維爾斯克落腳,否則便要流竄于三個火車站附近。當她們在莫斯科沒有混熟的時候,巴圖林在不超過兩天的時間以內藉助于他自己的吊床接待過她們。他有一個嚴肅認真的女伴,但她很有錢,而且有丈夫,她養著我們這個雇客作為娛樂的工具。我有兩次在電話中听見他們的談話,我以為,她在把錢扔給他,但是他的態度非常嚴肅,在那個地方他無發言權。沒有趣儿,斯坦尼斯拉夫。”
  “我和你不能處理那件事,伊里亞,”克里亞奇科不客气地說,“近來我不喜歡你。我不知怎的在某個對象家里見過你,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蹩腳電影里所反映的正是這等人物。我請你記住,如果列夫·伊凡諾維奇說,感到熱,就是感到熱,眼看著就要面紅耳赤了。討論這個問題不是你干的邋遢事情。如果不中意,就到天南地北去,我一定能夠立即找到一個代替你的偵查員。”
  “可你怎么樣,斯坦尼斯拉夫?我為這种錢同意日日夜夜頭倒懸,”卡爾采夫飛快地說,自己想了一下,“你看,叫你接受資本主義,什么都得付錢,所以你不用開口。從前即使在簡短的業務會上,甚至在党員大會上可以說一頓廢話。自然沒有什么好處,但是可以傾吐積愫,現在請你不作聲,否則把你赶出去,我們能找到另外一個人。雇佣勞動力,沒有啥關系。”
  斯坦尼斯拉夫覺察到卡爾采夫潛在的不滿情緒,決定在必要時告訴古羅夫,伊里亞盡管是個年輕的偵探——他只有三十五歲——可是已經不行了。
  “恰巴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把臉轉向自己的老友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斯維特洛夫,他和他在莫斯科刑事偵查局共同耕耘了豈止十春秋,“你是個司机,這條街道嘛,你比這些小孩子看得更清楚。無容置疑,有人在引導我們,但是依照你的估量,動用了多少輛汽車?”
  “恰好是六輛,”斯維特洛夫回答,“但是我相信,汽車還更多。”
  “明白么?”斯坦尼斯拉夫環視一下集會的人們,“如果我們從事無益的活動,那么誰會投入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來反對我們?難道您以為別的部門的汽車總數和偵探都不計算在內嗎?”
  “他們等什么?如果說是十六號,那么未免搞得太早了。還等待什么?——比自己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聶斯捷倫科問道。
  “華連廷,如果您知道,那么您就是一個聰明人,”斯坦尼斯拉夫回答。
  “而列夫·伊凡諾維奇關于這點有什么想法?”
  “要么自己不知道,要么他不想說話,”斯坦尼斯拉夫站起來。“從明天起我們改為整晝夜執勤。”
  “斯坦尼斯拉夫,害怕害怕上帝吧。”維特金低聲含糊地說了這句話。
  “您害怕害怕上帝吧,因無事可做,可以說,每個人都為汽車獲得了榮譽。我增加一個乘務組,你可以整晝夜干活,整晝夜休息。咱們走吧,咱們走吧,极可惡的密探們。”
  奧爾洛夫將軍接到了一項指示:抽出二十名軍官擔任領導職務,以啟用內務部的軍隊去承擔第一支護送總統行列的封鎖部隊。他准備在一九九三年登上坦克的那個地方深入到人民中去。出發的日期并沒有宣布。
  奧爾洛夫明了:人們對他有這种期望,古羅夫也有同樣的預感,這個孩子的嗅覺异常敏銳。將軍無論怎樣也看不慣他,看起來,列瓦這個藍眼睛的幼稚的孩子早已四十多歲了,他是一名舉足輕重的上校,在服役多年的民警人員中享有很大的威信,在有聲譽的權威人士和惡人中自應占有一定的比重。
  密探之中誰也不知道,盡管間諜机构私下傳說,在一次非常緊要的大會上,權威人士和惡人合法地瓜分了政權,但是有個年老的,身体強健的惡人這樣說:
  “如果把列夫·伊凡諾維奇喊到這里來,他很快就要評判我們的是非。”
  人們在會上竊竊私議,有人向什么人說,這個列夫·伊凡諾維奇是誰。忽然間一個青年的聲音喊道:
  “在第一次會面時我就要干掉您的密探!”
  白發老人朝腳下啐一口唾沫,回答說:
  “他救了我本人的一條性命,有人把第一百零二條性命隨同一切使人承受重擔的東西吊在我身上,而古羅夫已經干預這件事了,他找到了執行者,給了我五個一組的玩意儿,三天之后我自由了。”
  “噢,你去吻他的屁股吧,對我來說你是個密探,他也是密探。”
  在這种情況下意見分歧了,大會以什么來宣告結束,那就不曉得,但是過了一個月,有人在市場附近用沖鋒槍擊斃了一群惡人,可是過了不多時權威人士借以開會的小咖啡館化為灰燼了。
  沒有關系,讓他們互相毆斗,可是有多少和平公民在這些清洗中喪命了,誰也不計較。但是誰都知道,誰也不去說。
  奧爾洛夫通過高頻机給古羅夫打電話,向他報導一項消息。
  “你是將軍,那你就來決定吧,”古羅夫說,“科爾夏諾夫負責總統的生命安全。你可以通知他,說有一批偵察資料及其他。我本人相信,我們一定會失去總統。因為他的關系我決不會异常高興,不過他是俄國的總統。而且,彼得,我在偵查局干了一百年,可是我不喜歡他們殺害人。請你原諒吧。”
  “上帝會寬恕的。列瓦。你有什么建議呢?”
  “完全擱在一邊,我親自截獲福金。”
  “如果辦不成,他們將殺害古羅夫上校,而奧爾洛夫將軍卻一無所知。警衛有過失,他們,他們的額頭比燈柱還多。也許,你要說些什么話?”
  “我不知道啊!”古羅夫脫口說出了一句話,他提高嗓音:“他們只是在那天才會出現。你只要事先告訴我,葉利欽哪一天才會走到民間去。”
  最近几天古羅夫不在涼台上露面,不走近窗口,情緒很不好,好像得了麻痹症。自然病情不嚴重,但是使古羅夫至為惱怒的是,他意識到福金對蓄意謀殺一事已經過縝密考慮,不過打錯了主意,他這個密探看不透徹,這种企圖有什么用處。
  古羅夫實際上鏟除了一個狙擊手:這對偵探有好處,對總統沒有好處。警衛隊仔細搜查所有的頂層閣樓和像樣的窗戶,叫出入住房及來訪者登記,因此狙擊手不可能露面。也許會出現某种超現代化的無線電操縱的導彈?他們要在十俄里以外的某個地方發射這种導彈,假如真會這么辦,那就把人抓去吧。但是這与福金和伊戈爾·斯美爾諾夫小孩有什么關系?他們想必是中心人物。福金和“克普魯弗”領袖最近一次的會晤不可能是無關緊要的或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古羅夫接連几個鐘頭學玩台球,本領沒有學到手。奧列格,一個會玩台球的人,從樓上下來,走進台球室,打敗了密探。有一次,奧列格跑來了,揮揮手:
  “列夫·伊凡諾維奇,真值得仔細瞧瞧。”
  在他們居住的別墅對面的兩幢房屋附近停放著一部濺滿污泥的“梅爾謝杰斯”牌的豪華小轎車。四個男子漢,其中一個顯然是他們的上司,穿著一身現今民警的制服——長長的大衣,优美的發式,手里提著一個皮革的公文夾或是旅行袋,鬼都分辨不清楚。古羅夫以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皮夾子,他們把帶的錢放在里頭。兩個走狗——爪牙,顯然是間諜警衛員,還有個男人,不引人矚目,但卻很伶俐,也許是司机。這几個人小心翼翼地走著。想方設法不要在稀松的土里弄髒自己的皮鞋,他們繞過了一棟房子,又繞過了第二棟,在那建設著的市鎮的深處消失不見了。
  “我把汽車的號碼記下來了,”奧列格說,“讓我們查對一下吧。現在大伙儿不買不動產,等候選擇的机會。人民都非常謹慎,既然明日有人會把你的一切搶走,你干嘛還要付錢呢?”
  “但是在他們之中沒有射擊手,”古羅夫滿怀信心地說。“就是說,只不過是熟悉一下采取行動的地點。”
  住宅中的電話鈴響了。古羅夫從窗帘旁邊走開几步,取下听筒說:
  “是我。”
  “列夫·伊凡諾維奇,依照各种情形來推測,昨天晚上有人帶走了伊里亞·卡爾采夫。”克里亞奇科飛快地說。
  “客人們已經出現了,”古羅夫心平气和地回答,“我希望,他們沒有把伊里亞打成殘廢吧?”
  “你放心,列夫·伊凡諾維奇,我們的祖宗用過燒紅的鉗子,現在什么事都得講仁道。”
  “請你甭說,斯坦尼斯拉夫,大約兩年前我在很近的距离以內就見過這种鉗子。”古羅夫回答,漸漸地擺脫惡夢似的回憶,他搖搖頭。
  密探放下了听筒,走到酒吧間跟前,兩個警衛員感到惊訝,因為他喝了相當多的一份威士忌酒,就像喝白開水似的,沒有用果汁下酒。
  “又有什么關系呢!這些個山鷹,休息完畢了。”古羅夫還是拿起一只齊墩果。“讓我們好好地動動腦筋,他要在什么地方确定自己的陣位,他要從何處把我抓住呢?”
  前一天晚上,伊里亞·卡爾采夫在自己住宅旁邊從一輛小汽車里跳出來,順便走進一間金碧輝煌的新超級市場,超級市場不久前出現在气味難聞的又破又髒的食品商店那個地點。從前那里經售什么商品,現在經售什么商品,講它沒有啥意思,因為任何一個人今天都知道這件事。食品好像一陣傾盆大雨,一下子落在几個柜台上;物价也像雨后春筍一般,一下子高漲起來,真難辦。過去,物价慢慢地上漲,人們悄悄地發出怨言,但是現都不拒絕采購那些從前沒有人熟悉的食物,人人的食欲依然如故。
  卡爾采夫親自去觀察,有個老太太在詛咒葉利欽和整個政權時,購買干酪,她挑選很久,蹙起額角,終于用一個多節瘤的指頭戳了一下,正是這個指頭有七十年逐一地挑揀腐爛的土豆。她說道:
  “給我三百克,可以多一些。”她說出了卡爾采夫沒法說出的法國干酪的名稱。
  超級市場中整齊清洁,身穿制服的窈窕淑女來來往往,自然沒有排隊購買商品。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購物,向現金收款處走去,此處真的聚集著兩三個人。但一切都是自動化的,非常現代化的,女出納員用修短指甲的纖細的指頭拿起您買到的東西,把您領到某個售貨窗口,嘎吱一聲響,那里就忽然顯示出一個數目字,買主收到交款取貨單,便很滿意地走回家去。
  有一回卡爾采夫的妻子問道:
  “伊里亞,什么地方有熏制的火雞?”
  “怎樣的火雞?我沒有買過什么火雞。”
  “不要迷惑我,收款取貨單上寫了一處‘熏制的火雞’和价格,順便說說,不便宜。”
  卡爾采夫在民警机關工作不是頭一個十年,他立刻明了是怎么回事。人們在西方可以臆想出任何一种制度,俄國人從前偷竊,他將來還會偷竊,他准能找到解決困難的出路。在現有情況下偷盜制度像橙子一樣簡單。那個買到一車食物的人不想去依照“盲目的”收款取貨單來檢驗他買過哪种貨物,他們只是給他記入了哪种貨物。
  翌日卡爾采夫決定去找經理談話。這個偵探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沒有什么法律上的權利,他得到商品后就走了,而他有沒有熏制的火雞,誰也不知道。他只不過是很想望望經理的眼睛,想了解這是合營企業還是私人首次開辦的企業?他們不讓卡爾采夫去見任何經理,二流子職員在大廳中游蕩,心中极端地不滿,因為有人惊扰他,于是走開了,有十來分鐘不在原來的地方,也許他沒有去見經理,順便去廁所里解個小便,回來以后嚴肅地說:
  “經理在開會。”
  卡爾采夫立刻放下心來,什么都擺在原來的地方,鍍鎳的柜台,充足的貨物,沒有什么可說的,但是正如在貿易上行竊那樣,他們還是繼續行竊。就像這家商店里的顧客那樣,他仍舊是非親非故。一切都處于正常狀態中。誠然,住在鄰近的樓房中的居民們很快就明白:他們在得到收款取貨單之后十分仔細地核對注明現品的字据。但是收款處的小姐們也不是那么簡單的,第一,她們很快地記往常來的顧客,迅速地掌握謝爾洛克·霍爾姆斯法。用手撫摸這個閉緊嘴唇、戴著眼鏡的阿姨很危險,而那個披著敞開的斗篷、咧嘴大笑的男人是一只人人知道的山羊,可以給他添上一架鋼琴,他也覺察不出來。
  卡爾采夫順便走進了超級市場,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小紙條,妻子在小紙條上寫明,應當購買什么東西,他很認真地完成了任務,把籃子擺在女出納員前面,她把他購買的全部物件很快地算了一遍,便擱在一邊了。密探拿起收款取貨單,想仔細研究一番。這個小姐用那珊瑚般的嘴唇流露出和藹的微笑,并且說:
  “您在欺侮人,我們都十分清楚地了解您哩。”
  事實上這就意味著承認,出納員們在搗鬼,這個小姐流露出令人傾倒的微笑。密探感到難為情,就把食物塞進他經常攜帶的布提包里,從商店里走出來了,但走了几步就失去知覺了。
  當卡爾采夫恢复知覺時,他首先想到的是現在一定變成大煎蛋的二十個雞蛋。
  “你看……”于是他破口大罵,“我跌了交,撞傷頭了,你媽的,我在啥地方?”而在這時他才想到他是坐在安樂椅上,手和腳都給緊緊地扣住。房間不算大,沒有家具,也沒有什么人,他獨自一人。
  卡爾采夫的不太大的圓圓的身子緊張起來了,他立刻明白,這几條皮帶是用來對付更加強壯的人。這里原來是國立圖書館。完全明白了。他們需要古羅夫的電話,他非常明了。因此我將要把電話號碼交出來,無從躲藏了,因為在非人的拷問下死去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也忍受不了种种拷問,卡爾采夫老老實實地承認。他們現在要給我打兩針,所以我得像小人物似的說話。謝天謝地,除了電話號碼我一無所知。
  門在背后吱吱響了一下,傳來了几個人的腳步聲。
  “清醒過來了,親愛的。我說這個男子漢身体很結實,很快會恢复知覺。”
  “你怎樣呢,小伙子,找到了一個秘密警察的位子?這樣的外快,能撈到好處,”卡爾采夫覺得有點寒顫,鼓起一把勁,說也奇怪,他不感到害怕。他非常了解,他并沒有与眾不同的勇气。
  “親愛的,請你不要講粗話,充沛的精力立刻會消失,你將變成一個平凡的人,”溫和的語聲說,那個穿著白罩衫、臉上裹著紗布繃帶的人影在右邊出現。
  卡爾采夫盡可能地把頭轉過去,看見了一張推到跟前來的帶輪子的小桌子,上面擺著的只有注射器、細頸瓶和我們在牙醫那里吐吐口水用的白色金屬容器。
  “伊里亞,我必須得到几個問題的答案,所以你要給我回答一下。我勸你自愿地干,不然,我就得強迫你干。做這件事不會感到很難受,但是會不太愉快。”
  “親愛的,你走開吧,”卡爾采夫罵起娘來,“你有空閒,鍛煉鍛煉吧。”
  “隨你的便,”那個穿白罩衫的人給伊里亞卷起袖口,用酒精擦了一下平常給靜脈打針的地方,他拿起注射器,灌滿一瓶藥水,用橡皮帶子扎緊手臂,總的來說,一切都照常。
  當他把針扎入靜脈時,伊里亞開初并沒有什么感覺,但是很快就有一股暖意甚至是熱力傳遍全身,兩眼遮上了一層迷霧,就在這時候他思想不集中了。伊里亞考慮一下,甚至于感到這里的生活蠻不錯,現在他只要喝一杯上等白酒,也就沒有操心的事了。
  這時候大夫的手把一只酒杯端到他嘴邊,酒杯中發散出饞人的气味。
  “你給我解開手上的帶子,我能夠表現得挺好。”伊里亞和和气气地說。“我從來不喝別人喂給我喝的酒。”
  “伊里亞,我相信你。”手上的銬子已經解開了。
  他拿起玻璃酒杯,聞了一下就曉得,里面裝的是威士忌酒,于是高興地一飲而盡。醫生把裝有咸胡桃的碟子遞給他。一股暖意愈益強烈地傳遍全身,伊里亞喝了少許酒以后覺得自己有醉意,很想開口說說話。
  “大夫,你老是站在我背后,請你在旁邊坐一會儿吧,喝杯白酒吧。警衛員可以走開,我是一個斯文人,而且我的兩只腿已經扣緊了。”
  “伊里亞,你是一個优秀的男人,可是你不會思念自己的家庭,他們早就在等候你從商店里出來,替你操心呢,你給妻子挂個電話吧,就說滑倒了,碰破了頭,得了輕微腦震蕩,有人在給你檢查身体,到明天早上你可以回到家里去。”
  大夫把電話机擱在卡爾采夫膝蓋上。
  “想必雞蛋全都打破了,”卡爾采夫惋惜地說。他撥了電話號碼,听見妻子恐怖的聲音:
  “伊里亞?你還活著,你怎樣了,在哪里?”這些問話從她嘴里一口气說了出來。
  “我還活著,親愛的,我會出什么事故嗎?”他愉快地回答。“我滑倒了,撞破了頭,我想必在斯克里弗,有人在給我檢查身体,据說,沒有什么可怕的。”
  “你想,現在是夜晚三點鐘,你要在十一點左右把汽車開到住宅附近的地方。斯坦尼斯拉夫接連不斷地來電話,每隔十分鐘打一次,而沒法打到斯克里弗那里去。”
  “好吧,有什么差异?你告訴斯坦尼斯拉夫,叫他不得揚起灰塵,每個人都有可能發生什么事。你瞧,大夫們肯定地說,我明日早上可以回到家里去。”
  有個大夫打斷了談話并且問道:
  “這個斯坦尼斯拉夫是誰?”
  “他是一個好男人,只不過當了頭頭,自命不凡了。”
  “而古羅夫呢?”
  “啊,列夫·伊凡諾維奇,是個首領,沒有什么可說的,可是您打哪儿認識他呢?”
  “說不定,他也很擔心,您給他挂個電話,告訴他,說是一切都順利。”
  突然卡爾采夫頭痛得厲害,口中發干,因之他想到不是待在醫院里,而是福金手下人把他抓住了,也許他自己正站在安樂椅后,等卡爾采夫給古羅夫撥電話。
  “唉,親愛的,可您又覺得不好啦!”大夫又灌滿注射器了。
  卡爾采夫憑某种側面視覺和嗅覺看出,他們將要叫他采用其他藥劑。他們又立刻扣緊他的手臂,注射了一針,站在右邊的大夫不露面了,而伊里亞卻很想睡覺,頭部還覺得沉重,但不痛了。他入睡了,也許還沒有睡熟,夢和現實混雜在一起了。伊里亞覺得有人把某种傳感器貼在他的太陽穴上,有人在背后開始蹭著地走路,有人談論著什么事情,然后他的太陽穴開始灼痛,雖然不厲害,但是顯然感覺得到。有個熟悉的聲音在背后發問:
  “電話號碼的第一個數字是“1”嗎?”
  他的意識越來越模糊,很大的數字一個接一個地在眼前浮現。卡爾采夫不記得他說過什么話,很快就睡著了。
  古羅夫在那豪華的獨家住宅的大客廳中踱著方步。“就是說,他們把我弄到手了,情況只能是如此。他們對伊里亞怎么辦呢?沒有把他打成殘廢嗎?現在這些個辦法在特務机构中已經是明日黃花。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把一個男人變成白痴。不得不強迫自己不去考慮這件事情。我的生命破天荒地成為一种主要的代价。他是一名殺人犯,只不過是個持槍的人,不外乎如此。他們都了解,我們知道他們捉住了伊里亞,并且預料我會從這幢住宅中猛沖出去,當然,他們作好了准備。”
  電話鈴響了,古羅夫取下听筒。
  “是我,再一次地向你問好,”奧爾洛夫說,“我派出兩部配備有几個伙伴的汽車,你必須轉移。”
  “你錯了,彼得。第一,這正是他們所預料的,第二,不能無休止地自衛。他們將要追捕我,或則把我弄到手,或則一定要使我失去活動能力。必須猛揍他們,嚇唬他們,這件事只有你才能做到。我了解你的原則,并且尊重你的原則,但是我再說一遍,他們在按照別的規則耍花招,你沒有選擇的余地。問題不在于我個人,甚至不在于總統,不得不向他們證明,他們并沒有無限權力,也沒法恢复舊秩序。”
  奧爾洛夫放下听筒,他明白,列瓦說得對,他考慮片刻,說是,腦海中從來都不會想到,這個年幼無知的人能夠或者敢于掐住他奧爾洛夫的脖子。他把秘書喊出來。
  “是,彼得·尼古拉耶維奇。”
  “你給我接通這個人的電話……他叫做什么,真見鬼!接通警衛處的巴圖林少校,”奧爾洛夫放下听筒,用几個粗而短的手指敲打起桌面來。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可以听見維羅奇卡的聲音,“巴圖林正在開會,請稍晚一點來電話。”
  “請你等一等,我自己來講,”奧爾洛夫取下听筒,“奧爾洛夫中將,請您轉告巴圖林,我堅決地要他來接電話。”
  “我是巴圖林,您好,中將先生,我已經轉告……”
  “你听著,笨伯,”奧爾洛夫打斷他的話,“如果你不立刻到我這里來,我就要把押送隊派到你的辦事處去,給你戴上手銬送到這里來。”他用听筒猛敲電話机,使得電話机“卡嚓”響了一聲。
  這种情況并不是第一次發生的。維羅奇卡赶快走進辦公室,在行地檢查一下電話机,冷淡地說:
  “我馬上去把工匠叫來,您知道,彼得·尼古拉耶維奇,由您負擔一切費用,這筆錢從您薪水中扣除。”為什么從我的薪水中,而不從你的或者從工匠的薪水中扣除呢?”奧爾洛夫不知為什么愉快地問道,“您去調換電話机,應該保修。”
  “鐵的電話机沒有人會做。您要咖啡茶,還是一杯白蘭地?”
  “請你猜一下。”
  維羅奇卡打開柜子,斟了一杯白蘭地酒,把一瓶礦泉水、一只玻璃杯擺在桌上。
  “這是給您的客人准備的。”
  “那么就請你准備好戊酸薄荷腦脂。”
  “一向是隨身帶著。”維羅奇卡快活地微微一笑便走開了。
  巴圖林很快就來了,走進屋子,鞠躬行禮,坐在讓他坐的安樂椅上。
  “那么,是這么回事,”奧爾洛夫開門見山地說。“過一個鐘頭讓伊里亞·卡爾采夫到這個辦公室里來,否則過兩個鐘頭你的手槍、你的小指頭和鑒定人的鑒定都得擺在市檢察長的辦公桌上。我不喜歡威脅人,小伙子,但是您已經制定了土匪規則,那么就請您自食其果吧。我從古羅夫那里奪到了你的材料。材料在這儿,“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保險柜。“列瓦說我感到懊悔。古羅夫總是對的。如果您傷害卡爾采夫的話,我就要剝下您的皮,您就這樣轉告福金吧。沒有一個密探會挨在您身上把手蹭髒,您也沒有原由去向科爾夏諾夫將軍訴苦。刑事犯和亡命之徒要把您撕得粉碎。在他們之中我們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我們能想到該說的話。滾開吧!”
  “中將先生啊!”
  “我上了手表,時間流逝著。赶快去干吧!”
  他們把搖搖晃晃的卡爾采夫從大門口領到街道上,他很像一個机械地走動的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他又看見了周圍的世界,他像個醉漢,人們和物件模糊不清,成雙影,猶如在霧气之中慢慢飄浮著,腳下的土地一會儿上升,一會儿垂下。
  “還系著領帶。”從旁邊過去的老太太說。
  “這种人想必會投票贊成也甫林斯基。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是一些貪婪的人,”一個不年輕的男子漢說,他用肩膀抬著一個外國出產的大盒子,“他從清早起就喝了許多威士忌酒,俄國酒他連一口也咽不下去。”
  警衛員們用小汽車把卡爾采夫送到內務部門前,讓他站在圓柱近旁,把他的私人密探的證件交給站崗的民警。
  “上司,給奧爾洛夫將軍打個電話,告訴他,貨物已經運到了。將軍的電話號碼記下來了。”
  民警膽怯地瞧瞧扶著圓柱的男人,瞧瞧那個陌生人的證件,他想問一下,將軍該不該接見這樣的客人,但是那几個警衛已經坐上汽車走了。
  奧爾洛夫惊訝地,但又激動地打量坐在安樂椅上睡覺的卡爾采夫。
  “維羅奇卡,我們得怎樣照應他呢?”
  小姐忿怒地聳聳肩膀,她不曉得這個偵查員十分清醒,可是她猜想,他是不是由于生活放蕩才酗酒的。
  “我們為什么要照應他呢?斯坦尼斯拉夫在辦公室,讓他帶走他的可愛的人,難道要我來拖他嗎?”
  “我不是柜子,用不著拖我,”伊里亞忽然用那清晰的嗓音說,他從安樂椅上站起來,馬上又倒了下去。
  克里亞奇科來了,用手托住自己的朋友,把他帶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去。
  “麻繩專在細處斷,”他說道,攙扶伊里亞坐到古羅夫的位子上,好讓小伙子能夠用手靠在桌子上,把頭放平,“他們怎樣診斷你的病呢?他們沒有向格里沙·柯托夫或是瓦利亞·聶斯捷倫科扑去嗎?”
  “而您,斯坦尼斯拉夫以為一個人能夠經受得住現代的化學藥劑的侵蝕嗎?”伊里亞清楚地听見,并說得很有道理。
  斯坦尼斯拉夫覺得羞慚,但是他回答他認為需要回答的話:
  “這是不能經受的,你看,在莫斯科中心,稠人廣眾的街上讓人家把你抓住……現在有什么可說的,你決不能回過頭來再生一個小孩子。”
  傍晚六點鐘左右,福金在結束接見后很早就回家去了。晚禮服、衣領豎直的雪白的襯衫、蝴蝶結或領帶,一切都按照規定。為了慶祝“克普魯弗”党的一位高級干部的五十壽辰,午宴在豪華的飯店里舉行。樂隊演奏戰前的古舊的歌曲,唱歌的不是扭扭捏捏的儿童,而是地道的演唱者,他們曾是人民的功勳演唱者,今日卻屈辱地被人遺忘,他們的嗓音十分清脆,歌唱得感人肺腑。當演唱動听的軍歌時,有几個客人盡管沒有參加過戰斗,但卻悄悄地掏出手帕,擦拭眼淚,少年人的歌曲總是激動人心的,至于這樣的歌唱那就更不待說了。
  妓女們沒有露面,她們主要是妻子的同齡人和女友。這些人盡管有點儿肥胖,一點也不年輕了,看起來都很愉快。誰也沒有喝得爛醉如泥,有個軍人——勳章獲得者——把一個多余的人抱在挂滿勳章的胸怀,人家就這樣悄悄地、知識分子式地把他帶走了,說什么上了年紀,毫無辦法。
  領袖照例發表了講話,不知為什么談論戰爭,在座的他們打贏了這場戰爭,捍衛了祖國的土地免遭敵人侵犯,而今天有人使它四分五裂,把那一片片土地兜售給美國人。但是他們將決不允許,必將奮起保衛,就像一九四一年那樣,于必要時在坦克下獻身。這一切听起來特別動人,因為大多數人在戰后許多年才出生,他們的父輩在軍隊中擔任政工人員,在進攻的人們后面挺進,向膽戰心惊、停滯不前的人背后開槍。
  午宴原來給人以強烈印象,有几分鄉情意味,而且至為富有愛國熱忱。當他們開始散會時,有十至十五人互使眼色,流露出滿意的微笑,彼此領會地點頭。人們駛向公共澡堂,在那里等候他們的是姑娘們和其他正常生活中的慰藉。
  席間,伊万·伊万諾維奇·柯爾鎮金介紹福金和領袖認識。在他們認識之前想必進行過談話,因為領袖微微握住謝苗·彼得羅維奇的手,仔細地瞧瞧他的眼睛,面露笑容地說:
  “在我們這次簡單的午宴上看見自己的對手十分高興,葉夫蘭皮·杜波夫身体好嗎?”
  “謝謝,他說沒有病。”
  “選票不夠么?沒關系,讓他忍受,年輕人,前途無量。柯利亞·阿連托夫還沒有和尤里·卡爾洛維奇的女儿結婚嗎?”
  “這些年輕人不太堅定,都想去娛樂一陣。”福金說句笑話敷衍過去。
  “啊,你知道,這樣的婚姻不是去戶籍登記處和教堂里閒逛。”領袖輕快地改稱“你”,“這個類似于簽訂國際條約。告訴尼古拉,叫他別裝蒜,使問題白熱化。叫他在最近几天之內來找我,有話要說啦。”
  “我一定轉告,”福金聳一聳肩膀,“不過,葉夫蘭皮盡管有個可笑的名字,而且不走運,但他卻是個獨立自主的人,尼古拉也未必能夠影響他。”
  “我要在我的政府里給他選擇一個适當的職務,讓我們討論一下,就這樣轉告。”
  “很好,”福金行一鞠躬禮,想了一陣子,如果不是他,一個無人知曉的中校,而光是這個低能儿,那么他能擁有的不是一個政府,而是一小撮在杜馬中吵吵嚷嚷的代表,因為在選舉失敗時,這些大老鼠照例會從沉沒的海船上倉皇潰逃。
  柯爾鎮金挽住福金的胳膊,低聲地說起話來:
  “他無疑地喜歡你,人人都看見他和你談了很久的話。”
  是的,只要福金一個人留下來,就有一些陌生人開始向他跟前走來,裝滿香檳酒跟他碰杯并自我介紹一番,說著各种各樣的鄙俗話。有個健壯的男子漢握住他的臂時,噴出一股酒气,低聲地說:“別吭聲!”
  午宴后福金沒有回家去,而是到辦事處去了。當謝爾蓋·巴圖林膽怯地敲敲門并在門檻上出現的時候,福金在自己簡陋的書齋里換好了衣裳。
  “您好,謝苗·彼得羅維奇,宴會舉行得怎樣?”
  “你好,謝達加,宴會正常地舉行,我几乎被接受加入他們的党,可是我手邊沒有空白的表格。你給這個老領袖奧爾洛夫打過電話嗎?”
  “為什么?送來一個小伙子,一切都正常。”
  “應該挂個電話,說是我們決不食言。他們怎樣呢,會把你控制一輩子嗎?我們橫豎要除掉古羅夫并且在報紙上大聲疾呼,說是權威人士們清算民警机關的优秀軍官們,一名退休者對我們無能為力。他有接近土匪的間諜通路,而我也有這种途徑。我們去議論議論,說射擊手來自別的集團,他們相互之間議論紛壇,哪有工夫去對付我和你。”
  “謝苗·彼得羅維奇,您說過我對你有用,吩咐我等候。”他和上級打交道時經常把“你”和“您”混淆在一起。
  “咱們乘汽車到墓地去吧,我讓你看看那座小小的墳墓,大約過十天后你可在墳墓下面拿走那口裝滿巴克斯的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時候,我怎么知道?”
  “有人會給你挂電話的。”
  “墓地,小墳墓,在市中心相會更簡單,就在人群中交換手提箱,”巴圖林冒險提出不同的意見。
  “最好把東西帶到家里去,但是中間人就住在墓地附近,他不愿進城。為了這個他有足夠充分的理由。”
  他們乘坐的不是福金那部“梅爾謝杰斯”牌子的豪華型小轎車,而是警衛員的那部“莫斯科人”牌小汽車。巴圖林明白,福金不想故意惹人注意這次旅行。米廷墓地緊靠著科利策瓦雅(環形路)大街,看來那一帶都在莫斯科注冊。過了七個多小時,住別墅的基本群眾都從這條公路上走過去了,最后那些工商界的貨車無論是早晨,還是黃昏,甚至是深夜總是沿著這條公路駛行。
  他們把汽車停在墓地的大門附近,買到了某种樹苗和帶有土塊的鮮花,流露出哀痛的面容,彬彬有禮地走進墓地。任何一座墓地,甚至連那种沒有悠久歷史、沒有大理石的豪華墓碑和綠蔭如蓋的小徑的墓地,橫豎會對正常人有鎮靜作用,并向他提示,說是:你也無法擺脫這個歸宿的所在。
  “請你記住這條路,”福金行走時說道,“緊靠盡頭的左邊第一座,”他几乎走在最前面。
  警衛員司机不知為什么往那儿沖去,但是福金沒有攔阻他,這件事和巴圖林無關。他們走著,走著,走了很久,遇見的人們越來越稀少,整條林蔭路不久就空無行人。對訪問者,主要是對上了年紀的婦女來說,薄暮已經來到了。
  “你看見那株樹嗎?”福金指了指巴圖林不熟悉的那种枝葉繁茂的大樹,“那是方向標。在它后面大約五步遠的地方。”
  他走到豎有洋鐵十字架和小木牌的小墳墓跟前,小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某個雅可夫·雅姆什科夫的姓名。福金環顧四周,跪了下來,給自己畫個十字,用那准備好的棍子挖了一下土,說道:
  “你仔細看看。”
  巴圖林在他旁邊蹲下來,也給自己畫個十字。他沒有听清很像掌聲的槍聲,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后腦勺。巴圖林側著身子倒下了,第二顆子彈打穿了太陽穴,這是毫無必要的,但是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條理或次序。
  福金站立起來,甚至不睜眼瞧瞧站在他近旁的助手,他環顧四周,抖了抖褲子。
  警衛員凶手仔細地擦淨手槍,把它塞在尸体下面。誰也不准備假裝自殺了。
  他們沿著另一條路回去,談論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只是在“莫斯科人”牌小汽車上坐下來時,福金才說:
  “你的婆娘還在睡覺呢?”
  “我相信,”凶手回答,“她在喝完三杯以后會把電話切斷四個來鐘頭。”
  “你喝吧,在旁邊躺下,讓她第一個起床,叫你喝一點解醒酒。這個她能夠記牢。雖然我不以為有人會來打扰你,但是要以防万一。”
  回到莫斯科以后,福金又換上晚禮服,向飯館走去,然后到俱樂部去,在那里大家認識他,約摸有十人能夠證實他的任何供詞。
  古羅夫拿定了主意,他的任務是不避開殺手,不殺死他,而要活捉他。想必他几乎一無所知,定貨已由第三個中間人送來。但是密探堅信不疑的是:捉拿殺手,在心理上是一次強烈的打擊。福金相信,這個人一無所知,但在任何信念中存在著小小的裂痕。而突然……不應該知道,不可能知道。而突然……
  就在這時候密探腦海中出現了那种狂妄而愚蠢的想法:如果假裝成他,古羅夫上校,為什么還要殺死他呢?就像車輪子那樣,用舊了,沒有一個職業家眼下會确認這一事實,眼下會深信不疑。古羅夫會不會入殮,會不會被人埋葬呢?這真是對几十個朋友和几百個同事的嘲笑,他們決不會原諒他這一點。偵探的計謀是一回事,而圣物卻是另一种概念。可是車輪子無論怎樣舊,直至今日它還在轉動,還在運輸土豆、白菜、西瓜和甜瓜。厚顏無恥的粗魯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段,它要求肇事人負責。
  古羅夫拿定主意,但是怎樣假裝呢,對于這件事我們要加以考慮,而殺手必須查明并且把他抓起來。在捉拿期間傳奇式的密探必將“遇難”。這有點儿像演戲,數以千計的人們經常去看戲,在這個所在,說實在的,人們又哭又笑,情不自禁。聰明人曉得,這是一柄木匕首,而觀眾反正會怜憫被刺的人,人所共知,眼看就要閉幕了。小伙子用凡士林擦去臉部的油彩,走去喝茶,也許是大口大口地喝酒。但是要知道,演得很自然,簡直令人高興极了。
  必須上演這樣自然的戲劇,讓福金號啕大哭。叫他潛意識地知道,手槍射出空子彈,但由于疼痛,心都要碎了。而且他想更快地殺死這個密探。
  人所共知,每次上演之前,先從存衣室里走出來,在開始演一幕鬧劇之前,必須捕獲主要執行者,即指殺手。
  几輛小汽車只能沿著公路駛近別墅。如果犧牲品經過側門走出來,非穿越那五至十米左右的開闊的空地不可。對一名优秀狙擊兵來說,從七十至八十米的距离射擊一個人,無异于一名优秀足球運動員從十一米的距离把足球射進那忘記布置守門員的球門。
  古羅夫在窗戶近旁給自己布置好一個舒适的野獸隱藏處,他拉開窗帘,把一朵鮮花放在窗台上,帶著景色望遠鏡在這里安頓下來。密探明确地知道,有個狙擊手待在隔一條馬路的磚砌的棺材中。總有一天這些龐然大物會變成房屋,也許有人會把房屋摧毀,將磚頭一塊一塊地拆下搬走。這一切取決于六月十六日選舉的結局:總統倒台,到那時……古羅夫晃了晃腦袋,好像在驅散惡夢。密探把一切都計算到了,而且准确地估計到,他本人將會發生什么事。他將要退休,去見父母親,遵照爹爹的囑咐開始修建板棚或牛欄。他和當地的年輕的姑娘結婚,生儿育女,至少生兩個,當他坐在安樂椅上察看暴發戶們的尚未蓋成的宮殿,他可以在任何時刻像那舊電影中的干部一樣抓起一顆子彈的時候,他將會回想今日的情景。
  當他細心地研究窗戶上的射孔時,他知道一切取決于耐性。任何一個人最后會失去擔心危險的感覺和警惕性。
  密探心中盤算一下,在類似情勢之下他自己要在什么地方躺下隱藏起來。
  “列夫·伊凡諾維奇,有人到您這里來了。”從門檻上傳來了奧列格的听不太清的嗓音。
  古羅夫把望遠鏡放在一旁,從安樂椅上站了起來,并從客廳里走出去了。兩天前在這儿用過午餐的小組長之一穿著破舊的工作服和橡膠皮靴站在后門邊的門檻上。
  “您好,上司,”小組長帶著明顯的土音說,“我叫斯杰潘,我們前不久談過話……”
  “你好,斯杰潘,我還記得你,你進來,請坐,想喝一杯嗎?”
  “謝謝您,我沒有功夫久坐,而在工作時間我不喝酒。凌晨五點鐘左右我在這里看見一個人。他好像是來捕魚的……也許您覺得沒有啥意思?”
  “坐一會儿吧,斯杰潘,”古羅夫滿有勁地把小組長領到自己房里,讓他在安樂椅上坐下。
  “可我會把東西都弄髒……”
  “粘土不是血,擦得掉。我對什么都很感興趣。就是說,五點鐘左右漁夫出現了,据我所了解,他是您不認識的人。”
  “當然,”小組長覺得他們都細心地听取他的意見,于是更有信心地開始說話:“這個男子漢不錯,穿著挺雅致,只不過我想,他是打哪儿來的?公共汽車還沒有通車,大約走六俄里的路就到他那里了,這樣的男人應該坐汽車來。那么他為什么不把汽車飛快地開到水邊去,而在很遠的地方停車,徒步走去呢?一切經過不順利。噢,如果你們不談話,我就要去睡夠才好,”他覺得不好意思,“我因有必要才到院子里去。我看,男子漢走得很快,你不敢說,住別墅的人清早就在漫游,總是向右面轉過頭來,望著這些磚頭,但是他沒有停步,未嘗表現出明顯的興趣。目前,我們釣魚不很認真,而他卻有帆布套,釣竿梢露出來,布袋的底部顯然有很重的東西,他甚至用手把它扶住。你看,他沿著大路走去,在樹木后面隱藏起來了。”
  “斯杰潘,如果向河灣走去,你仔細看看他是不是在釣魚?”古羅夫說。
  “其實,”小組長得意地微笑,“我穿上皮鞋去水邊走了一趟,他不在那里,沒有到河灣去,那個地方很開闊,無處可躲藏。”
  “謝謝,斯杰潘,我欠您一箱伏特加,干活吧,丟開頭腦中的遐想,其余的事情由我來操心。”
  “你欺侮我,指揮員,”小組長捻捻棕黃的胡須。“如果我不是平白地受惊,那個‘漁夫’就要來找你了,我以為,他應該繞過那座建筑物,回到房屋之間的公路上去。你看,在那幢屋里,”小組長指指那几幢房子,“二樓的地板不太穩,軋軋作響。右面的三樓最舒适,而且合用,那里有一條電線從電力線搭到三樓,可以說,樓上有電燈。噢,他不打算點燈,可以把茶壺熱一熱。要講的就是這些。”
  “多謝,斯杰潘,你是個真正的偵探。”
  “是個偵察員,”斯杰潘微微一笑,“應當經過花園的入口去抓住射擊手,那里暫時還沒有院子。”他點點頭,走開了。
  晚上三點鐘奧列格暗中替換了上校,于是古羅夫去睡覺了,但是他沒法睡著。密探回憶這件事完全不是時候,他答應把有關尤里雅出生的看法報告戈爾斯特科夫。聶斯捷倫科審查了密探的這种說法,而他和偵察員并沒有聯系。古羅夫在想到這件事時已經入睡了。過了三個鐘頭,他起床了,接替警衛員。
  像平素一樣,當你正在埋伏的時候,一晝夜拖得很長,它仿佛沒有盡頭,為了不掃興起見,最好不去看手表。但當早上七點鐘,這天早已黎明的時候,小組長用手指指那幢房子的窗戶,窗戶里閃爍出一點火光,就是說,他們還在如火如荼地活動。還有一件什么瑣碎事情,抓住一個有武裝的罪犯。狙擊手的步槍也許是一支獨彈槍,如果殺手要開槍,就要有拿出一顆子彈的時問。但是他的步槍是獨彈槍,并不是事實,而且他也有手槍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自然,打傷殺手比較容易,但是依照密探的行動計划,莫如把這個人活捉起來。
  古羅夫把几個警衛員請去共同商議。韋塔利是個三十來歲的強壯的特工,他堅定地說:
  “我很尊敬您,列夫·伊凡諾維奇,但是依照我和主人簽訂的合同,我應當保衛這幢住宅,使不受盜賊和流氓的侵襲。正像我所了解的那樣,您有一些緊要的事情,而在不久前我的儿子出生了。”
  “我祝賀你,”古羅夫心平气和地說,“儿子——好极了,我很了解你,”真奇怪,但是古羅夫對這樣的聲明仍舊感到滿意。
  宁早毋遲地查明了這個人膽怯的原因,而且多年的實踐證明:凡是在大庭廣眾中宣布自己膽怯的人通常在危急關頭往往是頂天立地的人,表現得庄重尊嚴。那些既不怕神也不怕鬼的無所顧忌的小伙子們不是經常會發生這种事情的。
  “儿子叫什么名字?”古羅夫面露微笑地問道。
  “瓦西里,紀念公公,”韋塔利回答,他覺得不好意思,并且等待上校開始譴責、奚落和挖苦他。
  奧列格的顴骨上隱約現出几個斑點,可是他一聲不響。
  “如果他在不應當膽怯的時候忽然膽怯,而當他告知他是個完全正派的男子漢時,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感到可怕,都會難受。”古羅夫喝完已經涼了的咖啡,細心地瞧瞧奧列格,但是他又把臉轉向韋塔利,“你槍打得怎么樣?很好嗎?”
  “從五十米距离向人形靶子射擊,我決不會落空。”
  “棒极了,簡直棒极了,可是誰也不允許你向入射擊。啊,”古羅夫向奧列格轉過身去,“你的儿女在成長嗎?”
  “有兩個孩子,列夫·伊凡諾維奇,不過這沒有啥意義,”奧列格飛快地回答。
  “孩子們都在成長,可是這沒有意義。朋友,你應當找醫生診治,”古羅夫用這种語調談話,真好像他們討論的不是捕獲職業殺手的問題,而是在等候午餐,為了消磨時間才亂說几句廢話。“非常遺憾,我沒有儿女,但是有父母,當我被迫作出冒險事時,我也許沒有這种本意,可是我不禁會想到,如果我出差錯,發生什么事故,那么我會使親人們遭受到多么可怕的痛苦。所以說得委婉一點,你,奧列格是不對的。現在說說問題的本質。我們要這樣行動。我從通向花園的窗口爬出去,走開之后不露面:要繞過正在建設的一大片工地,走到那幢房屋的后門附近。走這段路我需要三十來分鐘。假定說四十分鐘。在我走開后過二十分鐘奧列格把花園的小桌和三把安樂椅搬到涼台上,這之后開始擺放午宴上要用的餐盤和各种物品。對射手來說,向你射擊沒有啥意思,而且他會使行動失敗,浪費金錢。殺手需要的正是我,沒有望遠鏡和視覺瞄准具不可能在這种距离以內使我們失去行動自由。奧列格,你贊同我的意見嗎?”
  “在理論上我表示贊同,”奧列格回答,“只是不知怎的你一輩子發生的事情總与預期的有所不同。”
  古羅夫發覺,十分鐘以前“勇敢的”奧列格不時鄙薄地看看對手,現在他左右為難了。古羅夫想了想,他應當把斯坦尼斯拉夫帶在身邊。他所以沒有把他帶在身邊只是因為目前莫斯科更加需要克里亞奇科的緣故。
  “也許,我們可以不把家具和餐具搬出來,”雖然奧列格沒有明确地說話,但是密探繼續說:“真的,在狙擊手的視覺瞄准器的十字交叉點上徘徊,不是一樁很愜意的事情。也許他的神經會失常嗎?”
  “人家不雇用神經病患者做這等事情。”韋塔利出乎意料地說。“什么都要正正當當,奧列格有兩個小男孩,我只有一個,由我來布置家具。”
  密探仔細打量一名警衛,然后向另一名瞥了一眼。奧列格意味深長地緘默不語。古羅夫力圖緩和局勢,說道:
  “奧列格,我給你一項并非不那樣重要的任務。在約定的時間內(我們對表),你從窗帘后面向二樓左面的窗戶射擊兩次,也可以射擊三次。你面前有一扇門和兩個窗子,不能從一個地方射擊兩次,你決定將要怎樣移動位置,希望你打中窗戶,但若落空或者射入側面的牆壁,子彈反跳開來,也還不錯。我們有必要采取誘導的策略,不外乎是要讓我來得及走進那幢房子并且登上二層樓。”
  殺手躺在离窗戶一米遠的地方,從街上看不見他,他發覺有人在做午飯后自然會注意,那里大約有三件器具,占据一個适當的位置,他聚精會神地盯著他。當射擊開始時,他不由自主地微微彎下身子,盡管他不會置身于火線,子彈必將自下而上地射出去。但是你一下子弄不清楚,而條件反射畢竟是條件反射。除此而外,為了要開槍,殺手本身不得不抬起一點身子。
  “在理論上我表示贊同,”奧列格又這樣說,“打哪儿曉得,他正是待在這個窗戶中?七點鐘他在那儿借火抽煙,也許他只不過是從那里經過,停下來借火抽煙,可是他的隱藏處在另外一個地方嗎?”
  “合乎情理,”古羅夫贊同他的意見,“讓我們簡單點行事,我干脆走掉,而您就不要從屋內探出頭來。這种局面也會使他神經不得安靜。”
  殺手正好躺在他們講到的那幢住宅的地板上舖好的床墊上,他一面抽煙,一面細听古羅夫和几個警衛的談話。問題在于,長著褐紅色胡子的小組長斯杰潘真的在刑事偵查局工作了七年,后來因酗酒并与上級口角而被革職。但福金知道這件事,他還知道,斯杰潘在哈爾科夫有個妻子和兩個孩子,他們等待著動身去俄國賺錢的父親。他們沒有給從前的偵探留一條出路,他清早走到古羅夫那里,把奇怪的捕魚的情形向他匯報,后來他把“保險塞”固定在安樂椅的靠背上,房屋一樓的談話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了。
  殺手的“尼瓦”牌小汽車停在离他躺下埋伏的那幢住宅有三十米遠的地方,有一條土路通往柏油馬路,离環形大道還有五分鐘的路程,這一地段沒有一個國家汽車檢查局的崗哨。
  他听見古羅夫很想去看看殺手,他淡淡一笑,開始拆下那支步槍。它是在遠离莫斯科和俄國的地方制造的,主要是准備給專家個人使用的。在原則上這种步槍由于价格關系再也沒有銷路了,無人問津了。步槍可以拆成几個部件,每個部件都有特制的套子,而那精致的射擊瞄准器甚至配備有天鵝絨面的盒子。槍栓和板机也裝在另外一個盒子中。這种藝術品和“梅爾謝杰斯”牌小轎車的价格大致相等,只要你有錢后者是容易購置的,而這种步槍卻很難買到。雖然如此,但是人所共知,這里還有一批買主,如果沒有人購買商品,那么就不會制造商品了。俄國和這种法則無關,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它的情況究竟怎樣,暫時世界上沒有人知道。
  殺手拆開了步槍,把它放在一定的地方,并移開鼓輪,檢查檢查現有的子彈,把武器放進口袋里,繼續靜听犧牲品和他几個警衛的談話。
  “如果那棟住房中傳來了槍聲,您不要慌里慌張,即是說,我正在開槍,因為犯人有一件配備消音器的武器。”信心十足的,有點譏笑的聲音說。
  “也許我們能夠幫點忙嗎?”
  “不是一支槍,還有三支槍。”
  “不,伙伴們,請你們原諒我,我宁愿單獨行動,”古羅夫回答后想了一下,小伙子總是對的,不是一支槍,而是三槍槍。只不過假如這几支槍都落在職業家手上,而不是落在作戰前算算誰有多少伙伴的人手上。如果你把他們帶在身邊,你忽然間戴上手鐐腳銬了。不,單獨行動更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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