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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波里亞1·加依一九五五年生于舊莫斯科市中心,准确點說是從阿爾巴特廣場開始,終于地鐵“克魯泡特金”站的果戈理街心花園。波里斯是一戶殷實人家的獨生子。這一家住著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在那些年里,它算是豪華闊气的。那座房子雖然陳舊,卻堅固得出奇。
  
  1 波里斯的小名。

  整個房屋是一位大工業家修建的。他將房間出租給一些有錢的闊人,這些人就一直住到布爾什維克到來。房屋的主人、住戶,都像古老的家具、正門樓梯上的地毯、看門人以及闊人舒适生活的其他用品一樣,消失得不知到什么方向去了。其實那方向倒還是可以猜想出來的。有的逃到了西方,大約一半住戶死在內戰時期和同革命敵人斗爭的年代里,其余的則分散逃到了烏拉爾。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是個遼闊的國家。
  他們在這幢房子里共同過著正常的生活。波里斯的父親出生在曾經住過女仆的一個小房間里。父親名叫彼得·伊凡諾維奇,是人民敵人的儿子,但這個“敵人”卻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位工程師,在机器制造業工作,因此他沒有被消滅掉,而是受到直接“控制使用”,也就是說波里斯的祖父仍然當工程師,不過是在鐵絲网內。大家都知道,布爾什維克也好,法西斯分子也好,在兩种制度之下,都存在一個概念“有用的”。波里斯的祖父就是一個“有用的”人民敵人,他活到了平反,但孫子出生不久就死了。
  在解凍時期1,也就是波里斯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出現在浪尖上,這一浪先是把他扔到了共青團的工作上,后來又把他拋到了党的工作里。對于党來說,波里斯的父親是一位無人可以替代的人物。他勤奮、辦事認真,沒有一點自尊心和虛榮感,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對上熱愛,對下輕視。他不以聰明出眾,但也不很愚蠢。彼得·加依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出于良心而工作的,他從不炫耀遭到鎮壓的父親的經歷,認為他的恢复名譽是党的功勞。
  
  1 指斯大林去世以后的那几年。

  波里斯的母親,年輕時是個鄉下的美人,是從喀山車站來到莫斯科的。她有中學畢業證書,被安排在建筑工地上。由于她的外貌引人注意,她沒去爬建筑木料堆,而是負責訂購衣服,和隊長們賣弄風情。納斯塔西婭·伊凡諾夫娜幻想嫁給一個莫斯科人。納斯佳2的娘家人都在唐波夫省的窮鄉僻壤里,所以這位姑娘是個典型的農村美女:黑眉毛,藍眼睛,臉蛋緋紅緋紅的,拖著一條淡褐色的辮子。不知道是外婆還是老外婆在作孽,很可能是老外婆,只是納斯佳雖然長相美、外表朴素,但人卻很聰明,而且態度客气,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女人的外貌變得非常精致,有了內在的高尚气質。
  
  2 即納斯塔西婭的小名。

  如果一個鄉下姑娘和阿爾巴特大街上地道的莫斯科人結婚,那么孩子出生以后,他們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就相互顛倒過來了。父親是個典型的党的机關工作人員,可母親卻是一位英語教師。一個能讀莎士比亞原著的漂亮女人,她看丈夫如果不是居高臨下的話,那也是帶有几分同情的。
  波里斯的成長既不是依賴媽媽,也不是依靠爸爸,而是像許多城市男孩子一樣,是自行成長起來的。他中等個子,身体結實,一張俄羅斯人的面孔,活像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一心一意迷戀体育、音樂、女人。他學習是為了擺脫別人的糾纏。波里斯沒在任何方面取得過顯著的成績,只獲得過田徑和拳擊的三級運動員稱號。彈過吉他,先是彈奏那些年流行的奧庫夏娃的作品,后來是演奏維索茨斯基的作品。他喜歡喝酒,而且很能喝,知心的朋友他沒有,但一般的男朋女友卻多得不知其數。
  波里斯中學畢業的時候,他父親已經在舊廣場上的党中央委員會工作了。盡管彼得·伊凡諾維奇·加依只是一名普通的檢查員,凡是記得當年情況的人都知道,中央委員會里一名最普通的工作人員,也是一位大人物。果戈理花園街上的房子,進行了改造,所有的套房都住滿了人。彼得·伊凡諾維奇不想去住新的建筑,在原來的房子里得到了一套經過改建的三居室。
  波里斯的房間,在門口左邊,而父母親的房間在里面,所以這小伙子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他沒開后門,也沒作重大努力就進了一所大學的法律系,過起了普通的大學生生活:平時蹓蹓躂躂,考試時拼命地干。他是相當不關心政治的,但与父親的交往,与父親同事們的交往,使這個小伙子產生了對政界的厭惡。他是個相當不蠢的現代青年,相當的厚顏無恥,自己的感情從不外露。他入過團,該投票就投票,該支持誰就支持誰,像他父親一樣,并不主動。直到二十歲那年,波里斯才開始顯露出個性來。原來他是個非常出色的心理學家,喜愛權力与金錢。大家都知道,這兩种癖好,多數男人都有。造物主給了他出色的觀察力,善于理解他周圍的人,并且具有一种青年人罕見的品質。波里斯敏銳地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每個弱者有強處,而公認的領袖也一定具有缺點。
  他常常一連數小時听父親和同事們談話。這些党的“領導人”對小伙子的態度既嘲諷,又是庇護的。他們有時開玩笑說,你,波里斯,好好听著,學乖一點,別特別去鑽,我們并不喜歡聰明人。你掃盲班一畢業,我們把你要過來,你就會成為聰明人、強有力的人,你可能會得到權力。權力并不在頭頭手里,頭頭只是一些人手中的玩具。真正的權力在中層人物手里,那些人不驕傲,但關系很廣。波里斯贊同地點頭,但心里卻總要加上有錢人。你們的車子、別墅、特殊供應有一天總會收回去的,可巧妙地掙來的錢卻會留下來。
  請你們注意:波里斯·加依是在八十年代初這么議論的,當時誰也沒有听說過戈爾巴喬夫,更沒听說過改革,甚至聯想也不可能想到的。他本能地有著預感,以后很久,回頭想起來,生活中許多行為,而且是決定性的行為,他都無法解釋。
  大學畢業以后,父親的一位朋友邀他去中央委員會工作。許多人對去區党委,更不用說去市党委工作,都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波里斯·加依對如此誘人的建議卻加以拒絕,說他還不行,所以留下來讀研究生。他當時就清楚地懂得法學碩士生本身只是一塊空招牌。加依想成為一個大人物的助手。而要當助手,父親的關系和學位則是有利可圖的結合。年輕的碩士生被安排在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總務局工作。這是一個不大的職務,但很有油水可撈。波里斯·加依不簽署分配物資的文件,但站在直接分發物資的窗口旁。在這里他對人的理解、關心成了他無法估价的品質。他能從領物資的人中嗅出:誰站的地位低,但處在向上升起的升降机中,而誰雖然現在地位高,但他的梯子正在往下走。他開始編織有用的關系网,收取禮物,大發橫財了。領導很快就發現了這位年輕官員准确無誤的嗅覺,開始邀請波里斯上他們的辦公室去,在那里解決誰的請求應予批准,誰的應該緩批的問題。不久他們就給加依提供了一座不大的國家別墅,盡管按級別他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波里斯居然拒絕接受,理由是他不應該享有這种特權,而且他不希望引起同事們的忌妒。于是他在一個很知名的地區弄到一塊地皮并被批准允許他自費修建一座別墅。兩年以后,恰好是波里斯三十歲,別墅建成了。建筑管理局在獲得緊俏物資方面有某些优惠,于是年輕的“主人”便想方設法弄到优惠,在那塊地皮上又修起了車庫和浴室。
  這點財產在今天并不會使任何人吃惊,很可能引起的只是嘲笑,但十年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母親對儿子的活動持嘲笑態度,甚至是蔑視的,她開玩笑說波里斯像他外祖父,成了積錢的人。她在外交部當翻譯,陪伴代表團,不僅离自己鄉下的根越來越遠,而且离俄羅斯也越來越遠,正在逐漸變成外國女人。波里斯的父親已經年近六十,他擔心地想到退休金,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改革還沒有開始,昨天還被當成刑事犯的人開始抬起頭來了,甚至浮到了表面。波里斯的性格在此以前已經完全形成。特別重要的是他的教育程度高,人聰明,心平气和,在同齡人當中,他的突出之處是不慌不忙,遇事思考。他不急于馬上切下一塊肥肉,因而不僅受到實業界人士的尊重,而且也受到老練的党務工作者的尊敬,他們已經感到新時代的突然到來,心情煩躁,無法給自己找到位置。
  最后一個莫希干人——安德羅波夫死了,不久登上寶座的是戈爾巴喬夫。改革開始了,但它以失敗而告終。鮑里斯1在隨從們的簇擁下,登上了寶座。
  
  1 即現任俄羅斯總統葉里欽。

  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的命運,即今年四十歲的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的命運。五年來他在大量涌現的新俄羅斯人中,走馬燈似地經常變動的部長們和漂浮中拼命堅持的党務工作者之中,虛与委蛇,曲曲折折地走著。盡管嗅覺靈敏,波里斯還是不知道往哪里靠岸好,生活与形勢變得實在太快了。党瓦解了,連牢不可破的克格勃也四分五裂了,紛紛化為一些相互敵對的集團。經驗告訴波里斯:千万不要依附于任何人,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裝進一個筐子里2,特別是在今天。他并不羡慕那些在短期內成了百万富翁的朋友,确切點講,是熟人,而不是朋友。俄羅斯過去一直是中央集權很強的大國,而且有著非常強大的警察机构。他認為不論我們被拋到哪里,被扔向何方,我們終歸還是要拋錨的。到那時,成百上千万的財產就會被沒收,財產的主人會被關起來,要不就得奔走他方,浪跡天涯。波里斯本來是有机會去參加搞石油的,但他不走運,頭頭們慌了張,多數离開了,一些陌生人占据了他們的位子。不過他還是乘机撈了几大把,在遠處的一家銀行里開了個戶頭,并決定暫時把這筆錢忘掉。有一些人對他很了解,他們重視波里斯·加依的意見,定期向他請教。這時人們才發現他不僅能夠給他們出主意,而且可以參加談判。与仲裁法庭不同,他能很快地找到使爭論各方,甚至是敵對各方都很滿意的解決辦法。加依在一家國際康采恩給自己找到了一個立足之地,在那里當上了一名普通律師。絕大多數的工作人員沒有注意波里斯·加依,沒有認真地把他當官員對待。這反而使他感到很滿意。他轉手收取佣金,卻不交稅,過著平靜的生活。有一天發生了一件沒有預見到的事。康采恩的一個可靠的伙伴借去了几百万美元,使它處于破產的邊緣。加依被請進了總經理辦公室,人們向他詳細說明了情勢,然后提出一個嶄新的問題:“怎么辦?”波里斯沒法回答,要求考慮兩天,說完就乘車到郊外公館找債主。
  
  2 意思相當于漢語中“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上”。

  談判持續了一天一晚多,中間只有睡覺和吃飯時才中斷一下。一個巧妙而又簡單的辦法很快就找到了。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里,這樣的騙人勾當馬上就會遭到揭露,可在俄羅斯它卻安全無恙,平靜地過去了。誠然,對一方來說結局是很悲慘的,但它卻把波里斯·加依的威信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們周密考慮的騙局,其實非常簡單。愈是簡單、愈是規模巨大,在俄羅斯反而容易成功。你們回憶一下三M公司1的廣告案,就會深信不疑的。
  
  1 這是1995年轟動俄羅斯的一次大詐騙案。

  受到破產威脅的康采恩把所有的現金都轉到了波里斯·加依几個老板的賬上,當然沒有忘記他本人。此后債主去向中央銀行提出巨額借款的要求,遭到拒絕后便宣布自己無力還債。數以百万計的小額存戶便被弄到了沒有褲子穿的地步,可他們卻一邊在法律上辦理破產手續,一邊分贓。
  一切都是按預先的設計發展的;在一個陰雨的早晨,銀行的行長在他自己的汽車里被炸,隨后的大火燒毀了兩個康采恩之間進行交易的全部文件。了解這次行動的人中,有誰會相信波里斯·加依對于所發生的事沒有責任,与爆炸沒有任何關系呢?誰也不會相信,而且會作出正确的結論。如果可以對一個人的死、對其他一些人的痛苦進行嘲笑的話,那么最可笑的是: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沒有雇佣殺手,而且對于已發生的事,還是從報上知道的。
  波里斯·加依的兩手是干淨的,所以他經常良心無愧地生活在世界上,而在這次事件中,他更是如此。他不去上班了,決定裝病、等待。一天以后,老板打電話來了,這次他沒讓秘書打,而是親自撥的電話。
  “貴体如何,親愛的波里斯·彼得羅維奇?”他很客气地問道,但加依卻感覺出了老板的聲音緊張。
  “老板相信是按我的指示把對手搞死的。”加依明白了,停頓以后,他回答說:
  “醫生們說我得的是高血壓症,我自己也覺得很不好過,很虛弱。不過我很快會好起來的。”
  “您听說出了一場大不幸的事嗎?”
  “我在報上看到了。很可怕。今天的財經工作者,就像埋地雷的工兵,只能錯一次。老板,您該晚上來找我,我們有話可談。母親在國外,父親住在別墅里,我一個人在家。”
  主席沒有作聲,他在等待類似的提議,但直接提出要他來,又覺得太厚顏無恥了。
  “您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加依討好地說,“我們有必要談談。如果我們坐進您的辦公室,就會有人來作不必要的談話。我們本可以一起去某個地方吃飯,但如果被人發現,就會把我們當陰謀家,而莫斯科其實是個大村子,很容易被人瞧見的。要是上級首長去看望一個生病的工作人員的話……”
  “對,對,那是當然,”老板打斷他的話,“七點左右。您不是住在街心花園路嗎?”
  加依口述了他的地址。為了准備接待高貴的客人,波里斯擦去了客廳里的灰塵,拿出母親從國外帶回來的桌上用品,准備了一頓极好的晚餐。他覺得自己容光煥發、精力充沛。不知怎的,他想起了莫泊桑筆下的英雄杜·洛阿。但似乎在他、波里斯·加依和漂亮的冒險家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他企圖回想起那位文學英雄保護人的名字,又沒想出來,于是轉到了當前的談話。虛榮与對權力的渴望,近几年已經成了他所固有的東西,原來隱藏在心的深處,現在露到外面來了。但他很清楚,必須對這些東西加以控制。
  老板是個很認真的人,他七點正准時來到,很克制地問好以后,把住房仔細打量了一番,說:
  “過去建房,很講究它的堅固性,可以住上几百年的。您沒搬到新房子里去,是做得很正确的。令尊是在工作,還是已經退休呢?”
  “他在一家經營不動產買賣的公司里當顧問。”波里斯把客人引到浴室里洗手,邀請他入席。
  他們兩個沒有喝酒,但主人斟了兩小杯伏特加,把自己的一杯舉起來,說:
  “讓我們紀念上帝的奴隸,他是一個好人,而且是個不錯的伙伴。”加依一飲而盡,覺得老板的目光緊盯在他身上。他把魚子醬放進夾心面包里,問:“我們今后怎么生活呢?”
  決定性的時刻來到了,許多東西取決于老板的頭几句話。如果他默認保留公司的資本以后,加依已經成了新的代表,那是一回事;如果老板裝傻,那談話就困難了。加依不打算把自己的有利地位交出去,盡管偶然得到的這筆財產的具体數目,他并不清楚。
  “有什么建議?我准備洗耳恭听。”
  雖然這答复是非常自然的,但加依卻暴跳如雷。他把刀子放在盤子上丁當一敲,挑釁性地望了老板一眼。
  “我几乎已經把虧損減少了四分之三,”他心平气和地低聲說著,但清清楚楚說出每一個字,從而賦予這些話語以特殊的意義。“不幸的事件,”加依既不是演員,也不是導演,停頓是偶然的,但相當使人感到惊恐不安。“不幸的事件,”加依重說了一遍,不由自主地加強了它所產生的效果。“大大改變了情勢,您個人發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財。”
  “是八十五万,”老板一邊糾正一邊擦他汗淋淋的前額。“靠犧牲一個人的性命去發財,是不道德的,不過我甚至無法用這些錢去還清死者欠下的債。這會引起不必要的議論。某些貸款人的神經會受不了的,所以……”他攤開兩手。
  加依在這里下了一著雖是臨時想到的,卻是非常厲害的棋。他站起身來,畫了一個很寬的十字,說:
  “我們大家都是走在上帝的下面。”接著又畫了一個十字。
  老板面色蒼白,惊呼:
  “我真的不能還錢,不是我們的談判結果誰也不知道嗎?偵審開始了,我站在一旁,因為死者在臨死前還清了他欠我們公司的債。我為什么要鑽出去解釋,從而承認這樁非法的交易呢?”
  加依明白,他已完全掌握了主動,所以對愚蠢的問題不打算回答。他斟上第二杯酒,同客人碰了一下杯,說:
  “我們為活人干杯,祝他們走運。”加依沒打算進行威脅,一切听其自然。他說的是他內心里的話。
  “為你的健康干杯!”老板想報以挑釁性的回答,但聲音不听話,抖了一下,結果相當滑稽。
  “也為我的健康干杯,健康不會對任何人有害。”加依決定把形勢說清楚,繼續說道:“我有一些開銷,可又沒有時間同您商量。”
  “多少?”
  “二十万。需要現金,我的借款人在銀行里沒開賬戶。再說您也明白,今天把付這樣的錢曝光,是很危險的,可能會發生不正确的理解。”
  “好,我來辦。”
  “不行,您用自己的名字把錢取出來,再轉手交給我。”加依已經在公開地談條件了。雖然對凶殺事件一句話也沒直接提到,但結果卻是加依承認了:他直接參与了消滅對手。
  正事他們不談了,開始討論政治新聞,當然包括即將舉行的杜馬選舉。老板說有人建議他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但具体提誰,他沒說出來。加依回答說,這事很煩人,要求大量的花費,既包括物質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
  他收起裝熱菜的盤子,拿來了咖啡和白蘭地,他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就撒謊說,他已收到与某一政党集團加盟的建議,顯然他想起了父親的功勞,但他,加依,暫時還沒有答复,很可能他會拒絕。
  老板呷了一口咖啡,燙了嘴,差點說于今許多刑事犯罪分子正在往杜馬里鑽,但他忍住了。他清楚懂得他在公司里擁有無上權力的時代,已經過去。加依是個認真的人,對他必須重視。主人似乎听出了客人的想法,于是心平气和地說:
  “老板,我的意見是,我們應該客客气气地分手。兩只熊是沒法在一個洞穴里過冬的。二十万現金您馬上拿出來,我在公司里的那一份,您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付。我在組織我自己的事業,以子公司的名義作幌子,得有您的直接參与,以后您就退出來。那樣一來,您我就算兩清了。”
  “什么事業?莫非那是秘密?”
  “不是什么秘密,我想買下一家賭場。原來的老板与當局的關系搞不好,打算廉价出讓。”
  “搞賭場,那純粹是刑事犯罪。”
  “這是一般人的看法。在西方,賭場的老板是很受人尊敬的人。這一切我們會不慌不忙地干,等環繞著凶殺案的風潮一平息、偵查進入一般的官方軌道以后進行。”
  “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您對自己的哪一份怎么估价呢?”老板不知不覺地已經對他以“您”相稱了。
  加依只是笑了一笑回答:
  “您委托會計算一算吧,一切都應該合法,同時考慮到通貨膨脹和每天的盈利。我已經說過,您把這筆錢作為合伙人投入我的事業中。老板,順便說一句,我建議您認真考慮一下個人的保衛問題,如今可是很不太平啊。”
  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的生活,發生了惊人的變化。他還一句也沒提到他退出公司的問題,昨天還同他平等相待的同事們現在都避開來,紛紛尊敬地叫他的名字和父名了。他把所發生的變化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事,于是開始對同事們冷淡起來了,在大庭廣眾之中擺起一副官架子,但同朋友們單獨在一起時,仍然講笑話,對公司里多得要命的漂亮女人,散布流言蜚語。
  他与賭場的老板恢复了談判。在這里等待他的是出乎意料的巨大變化。老板出人意外地同意作出重大讓步,這是不久前他都不希望听到的。加依警覺起來了,以為地方上的黑手党向賭場收取過分沉重的稅金,新老板會連同債務一起得到賭場。加依既不愿意背上別人的債務,也不愿意同地方勢力作戰,所以他馬上宣布:
  “親愛的,”賭場老板是高加索族人,所以這樣稱呼是完全合适的。“在我們去銀行和找公證人以前,我希望同地方當局認識認識,不但要与警察局、稅務机關的代表,而且要与具体管轄你的企業的權威人物認識認識。”
  賭場老板露出一副明顯的尷尬相,用加依不熟悉的語言對他的伙伴說了句什么,然后搔搔后腦,歎息一聲說:
  “他們都是坏人,我不同他們說話。”
  “那這筆交易就做不成了,親愛的,我不是公子哥儿,不打算承擔您的債務。”
  “我沒欠任何債!”
  “我相信您的話,不得對我有任何還債的要求。”
  “您自己去談條件吧,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我可以給你電話。這里占上風的權威人物是利亞列克。他不交談,只開槍。你得同他的助手說話,他与你同名,父名米哈依洛維奇,姓哈里托諾夫。他這人很正常,但非常狡猾。”
  加依開始沉思,突然他出現了一個相當瘋狂的思想,但他什么險也沒冒,要是走運的話,他會贏得許多東西。他撥了一個電話,使他感到高興的是他听見了一個文質彬彬的聲音:
  “我在听你說話。”
  “您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打扰您的是一個打算收購‘弗拉明戈’賭場的人。”
  “您好,請問您尊姓大名?”
  “加依·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我現在在一家公司里工作。”加依說出了公司的名稱,然后轉入正題。“我們曾經同‘菲尼克斯’合伙,遺憾的是它破產了,它的總經理前不久死了,他的汽車被炸。”
  “我听說過,”哈里托諾夫回答。“這么說來,您就是那個進行談判的人囉?”
  “對,不過我只進行談判,代表自己的老板。”
  “談判、談判,我听說‘菲尼克斯’同您算清了賬,可后來發生了爆炸。多不幸啊!”
  “我們生活在可怕的時代。”加依支持哈里托諾夫的看法。
  “可現在您卻決定買下賭場,”哈里托諾夫說完就沉默下來了。加依決定不慌不忙,也沉默下來。他明白當地有權勢的人很清楚。“菲尼克斯”和爆炸的情況。
  “我的老板和賭場眼下的擁有者關系不好,但我們自然很關心賭場的合伙人。”哈里托諾夫小心謹慎地說。
  “讓我們見見面吧,如果我們談得成,我就把賭場買下來。我預先聲明,付錢我是不會的,但您的利益我保證。您會有一份的,而且是不納稅的一份,請您幫我解決某些小問題。同您的頂頭上司談談,我也再考慮考慮,然后我們見面討論。”
  “好,后天早晨您給我挂電話,”哈里托諾夫不很樂意地同意了,因為他很清楚知道利亞列克不喜歡貿易,參加股份對他來說,是個很复雜的概念,他宁愿今天拿一美元現款,也不要明天五美元的股票。
  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哈里托諾夫被老板的直率和他手下人的粗暴弄得疲憊不堪了。老板手下那些人都清楚地知道,參謀長在利亞列克那里是很有威信的,但他不是自己人,好像是臨時的。
  同利亞列克的談話,出乎哈里托諾夫的意外,非常輕松。剛听完開頭的几句開場白,知道想買賭場的那個人表現出了應有的尊重之后,利亞列克嘿嘿一笑:
  “你說他把競爭對手炸了?”他哈哈一笑。“讓他來,我們需要這樣的人。讓他買下賭場,把錢包拉到我們區里來。”
  “連人帶車都炸了,這是确實的,”哈里托諾夫小心謹慎地說。“至于說這事就是他干的,那還只是一种設想。”
  “好,你就去查清楚吧。”
  哈里托諾大同利亞列克在一起工作不是第一年了,利亞列克表面上的簡單沒能蒙住哈里托諾夫。似乎利亞列克,也就是亞姆希科夫·雅科夫·謝苗諾維奇,是很單純,很容易理解的。這位天生的領袖,在土匪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人不聰明,但很狡猾、很殘忍,因此是非常難以預測的。他非常平庸,喜愛權力与金錢,這一點似乎他很像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但剛加入刑事犯罪集團的加依和強盜与刑警都很知名的亞姆希科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加依對身邊人的吹捧不感興趣,只要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就足夠了。虛偽的排場也不能使他激動。在飲食、女人方面,他是個最沒有什么要求的人。他大量用錢,只是為了收買政府官員,鞏固自己的權力。
  亞姆希科夫—利亞列克則相反,他主要對外在的東西感興趣,對欺侮身邊的人感興趣,他花錢是為了買昂貴的汽車,玩女人。對這些車子他愿踢就踢,毫不可惜;對女人則只是一時的迷戀,也很快就將她們一個個扔了。
  哈里托諾夫同加依一起在一家朴素、洁淨的咖啡館里吃晚飯的時候,對這一切就是這么想的,或者差不多是這樣想的。在同新的生意伙伴見面之前,哈里托諾夫作為一名优秀的偵探,是非常細心的,他對新伙伴進行了詳細的了解。他多次去加依上班的地方,還到過他在果戈理大街的家里,對他感到很滿意。哈里托諾夫喜歡加依舉止克制,穿著朴素。他穿嚴格的西裝、細條紋襯衫、系不引人注目的領帶。加依的某些性格特點是女秘書補充的,哈里托諾夫在昨天晚上請她吃過飯。
  “您不喝酒嗎?”哈里托諾夫發現加依的酒杯原封未動,問道。
  “我不喝酒,”加依微微一笑。“不過有時不得不喝。”
  “我也是盡量限制,但与上司交往,有時非喝不可。請原諒我的好奇,為什么您把錢投到賭博生意里去?”
  “能吸引我的是优美的環境,清洁、安靜、保養得很好的顧客,漂亮的女人。”加依似乎是絕對真誠的,但哈里托諾夫對他的話卻不相信。
  “我听說您打算競選杜馬代表,”他說道。“人民是不會投賭窟老板的票的。一個人要在五年之內脫胎換骨也是不可能的,賭場嘛,就是賭窟。”
  “既然您已經搜集了我的材料,那您就應該知道在我還沒當上賭場老板以前,我已經投資修建一所幼儿園和裝修了兩所學校。”
  “甚至是這樣?”哈里托諾夫大吃一惊。“我向您祝賀,您有長遠計划,但我的老板……”他欲言又止。“是個只顧眼前的人。您會同他很難相處的。”
  “我也不打算同他相處,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加依斟滿他的酒杯,往自己的杯子里只滴几滴。“這是您的頭痛病。我會給您付錢,只同您打交道的。亞姆希科夫是個暫時得勢的人,他很快就會被人殺死或者被人送進監獄的。他的地位將由另一個人來占据,很可能是像他那樣的人,可您卻會留下來。”
  哈里托諾夫本來打算把酒喝干,但听完如此坦率的話后,他的身子抖了一下,把酒杯放回了原處。
  “您有情報?”
  “只是預感,土匪在莫斯科公開行動的時代已經過去。我不是指具体的執行者,他們將來總是需要的。但在區一級里需要一些有威望的、可以進入官方辦公室、有廣泛的聯系的人。”
  “理論上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實際上卻相當复雜,我擔心您在我們這里落腳以前就會被人殺死。”
  “您不是沒有被人打死嗎?雖然您自己不開槍,甚至不帶武器。”
  哈里托諾夫覺得自己不舒服,好像正坐在醫生那里看病,而醫生正在仔細看他的內髒照片似的。
  “我花了几十年才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可您卻邊走邊跳,似乎想跳到一輛從身旁開過去的電車上。”
  “我什么也不想要,”加依干巴巴地回答,“不論是勸人為善的談話,還是特權。我只想買下賭場,并且認為同這個區里有威望的人和平相處,是明智的。如果他們覺得我合适,我們就談條件;不合适,我就悄悄地走掉,好像我沒來過似的。”
  “你看,一個心腸多硬的漢子,可外表和風度卻像是個普通職員。”哈里托諾夫想道。
  “我覺得您絕對合适,但我不作決定。”
  “那就請您轉告亞姆希科夫,有個人想在區里落腳,他今年就會成為杜馬代表。我將代表你們區競選,你們都是相關的人士。賭場將給您付純利潤的百分之七。為了使這筆錢不交稅,我把它轉到慈善基金的賬上。您的任務是保證選區和我的客人們的安全。賭場的秩序由我來整頓,汽車站的秩序則應由你們的人來維持。”
  加依和哈里托諾夫的會見是早春進行的,离國家杜馬的選舉還很遠。加依是在虛張聲勢,其實任何一個政党,都沒听說過他的名字,因此也就沒把他算在自己的名單里。但他是個优秀的心理學家,知道社會輿論是男人操縱的,但制造社會輿論的卻是女人。他找到一些銀行家和其他的有錢人,由他們出錢來修建一所幼儿園,用現代電腦技術去裝修兩所中等學校。對于區里來說,這是小事一樁,但關于一位俄羅斯的新人為孩子們不吝惜錢財的傳聞,很快就傳開了。當著眾人的面,加依從不說他打算競選杜馬的新代表,但他結識市長和他周圍的人,而在回答他是否出馬競選的問題時,他只是連連揮手,開玩笑說,他的癖好是賺錢,而不是搞政治。
  加依把賭場買下了。在它所在的街上,出現了一個崗哨,破舊的帳篷換成了新的、漂漂亮亮的。這一切都是根据魯日科夫市長的命令搞的,而由區警察局執行的。不過加依該付錢,于是小區的住戶們便又听到了他的名字。
  那年春天,哈里托諾夫碰到了一些麻煩事。頭年秋天不知道哪個“貼心人”用一個寫給利亞列克的信封,裝著外幣和一包麻醉藥塞給了哈里托諾夫,他于是馬上被當場逮捕。一個小時多一點,他已經坐在了古羅夫上校的辦公室里。古羅夫自然沒給他送麻醉藥,但猜想到麻醉藥不是屬于哈里托諾夫所有的。不過,古羅夫當時正在解決往亞姆希科夫領導的集團內派坐探的問題,哈里托諾夫作為他的親信,來得正好。從精神上把哈里托諾夫打垮,使他同刑警合作,并不太難,所以古羅夫辦到了。古羅夫很少過問坐探事務,但因為他很需要情報,于是給哈里托諾夫辦好了相應的雇佣手續。
  總的說來,那年秋天交易就達成了。古羅夫得到了必要的情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切斷了情報從總局流失的渠道。是的,叛徒烏索夫上校起初被捕,但后來因罪證不足而獲得釋放。
  哈里托諾夫當時輕松地吁了一口气,因為古羅夫像往常一樣,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消滅了哈里托諾夫手中的麻醉品。
  從那以后几乎過去了半年,哈里托諾夫繼續与利亞列克和他的集團保持接触。但因為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本人從不帶槍,也不參加任何戰斗,所以他在這方面覺得自己絕對放心。有一天傍晚,他從賭場出來,正朝自己的車子走去。這時一輛深灰色的“雷諾”牌小車停在附近,右門打開,接著傳來一個平靜的聲音:
  “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坐進來吧,讓我們開几分鐘的車,兜兜風,有話要談。”
  哈里托諾夫朝車子望了一眼,認出了古羅夫上校。古羅夫把車子開進附近一條小胡同里,停在一幢什么建筑物旁,愉快地望著,甚至使了一個眼色。哈里托諾夫鼓起勇气,責備說:
  “怎么能這樣呢,列夫·伊凡諾維奇,您向我保證……”
  “第一,你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很高興見到你好。第二,你生活怎么樣?這樣白痴式的問題,你可以不回答。”
  古羅夫本來把一包煙給哈里托諾夫遞了過去,一想到他不抽煙,便自己抽了起來,問:
  “我到底答應過你什么沒有履行呢?”
  “您說我們的賬算清了的,您不會再提任何問題了。”
  “我問過你的健康情況,說過你可以不必回答。”古羅夫記住了克里亞奇科的忠告,微微一笑。
  “現在您會說,我們見面是偶然的,您祝我晚安了。”哈里托諾夫揶諭說。
  “沒有极端的必要,我是從不說謊的。你說說,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你是否有親戚在周圍?我有關于你的材料,但忘記了。”
  “有個姑媽在巴爾瑙爾,”哈里托諾夫惊慌不安地說。“我們甚至沒有通過信。您要知道干什么?”
  “你能不能到巴爾瑙爾去找你姑姑一趟,或者再到別的什么地方呆個把星期呢?”
  “為什么?”
  “不想回答,知道多余的事會使人短壽的。”
  “您打算收拾利亞列克?”哈里托諾夫身子縮了起來,甚至冒汗了。
  “我本人不負責處理你們那個集團。不過最近几天會發生某些事情,你最好不在莫斯科。”
  “如果我突然飛走,以后再發生您所說的事情,那我就最好別回來了。”
  “讓我想想,”古羅夫放下車窗玻璃,吐出一口煙。他總是想方設法對待坐探盡可能好一些,盡量理解他們。有時這种關系變得很好,几乎是同志式的,但有時他也不喜歡坐探。對哈里托諾夫就是如此。古羅夫對他是根本不相信的,但因為知道他膽小怕死,所以他明白“這位理論家”不得不講真話,他不敢冒險,火藥不足。當古羅夫完成任務時(他雇佣哈里托諾夫就是為了完成任務的),他同哈里托諾夫高興而輕松地分了手,盡管并不排除同他恢复關系的可能性。的确,現在并無直接的需要,因為情況不同了。
  在州里“潮濕”的地方抓住了亞姆希科夫——利亞列克集團的兩名伙計。利亞列克本人還不知道他的人被捉住了。那兩個小子是吸毒者,他們在多數場合下經不起長時間的審問。因為他們是在戰斗中被抓住的,手中拿著武器,所以他們很快就招供了,說出了利亞列克。在他們的供詞中還順便提到一個綽號“老爺”的人。那几個土匪只知道綽號,卻從沒見過那個人,但听說“老爺”是利亞列克的助手。綽號是屬于哈里托諾夫的,雖然沒有任何證据。小心謹慎的哈里托諾夫總是呆在一旁,大肆宣傳的事他從不參加,但他可能很容易被燒死。燒死他的,可能是利亞列克本人。古羅夫的同事在一次例行襲擊中,打算干掉利亞列克。利亞列克手中很少拿槍。但有資料說明,這种事很快就會發生。如果把利亞列克抓起來,那就要對他身邊的人進行清理,因為其中有的人不知道他們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比如會計、門衛、秘書。也許哈里托諾夫也會落网,那就在与亞姆希科夫當面對質時什么事都可能發生。比如利亞列克可能用哈里托諾夫來掩護自己,說哈里托諾夫是集團實際上的頭目,而他自己則退到暗處,只是一個普通的執行者。
  古羅夫還是失算了,他明白精心安排的坐探已經處在失敗的邊緣,盡管他對這個人沒有好感,還是決定把他引到一旁去。如果戰斗順利,利亞列克不是被抓住就是被打死,他的集團就會被粉碎,那么這事就鬧大了。不過,那還是暫時的。神圣的位子不會空著,區里不可能沒有刑事犯罪力量的影響。整個莫斯科都有人監督,而一個區難道會按另一种規律生活嗎?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整個机体受到了毒害,難道一只手會好嗎?利亞列克的位子會來另一個人取代的,他會招集殘余的勢力,引來新的匪徒,一切又會回复到原來的樣子。新組織里有一個像哈里托諾夫這樣水平的坐探,那就可以把整個新的集團全都控制起來。應該救助哈里托諾夫,應該再給他點麻醉品!緊緊地掐住他的喉嚨,否則沒辦法對他做工作。
  古羅夫不喜歡采用這類方法,不過一個人不喜歡的東西還少嗎?牙科醫生的椅子,每一個正常人坐起來都忍受不了,可他自己一跑來,很快就坐上去了。
  “你想出了什么辦法?”古羅夫熄滅了香煙。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得救,”哈里托諾夫小心翼翼地回答,沒有望古羅夫。“如果是下小雨,帶把傘就行了;如果外面下傾盆大雨,那就別出門;如果地上震動,就該進地下室。也許,只是几個小孩子在屋頂上跺腳,搞得轟隆隆地響,嚇唬人呢。”
  古羅夫大為生气,但他沒露聲色地問:
  “如果利亞列克被死死地捉住,他在對質時會出賣你呢,還是他自己一個人全部承擔責任,像‘火車頭’似的開走呢?”
  汽車里面靜悄悄地,似乎外面整個城市也暫時靜了下來。
  “如果他牢牢地被捉住,他就會拿我來當掩護。不過由我來掩護還不夠。”
  古羅夫贊同地點了點頭,又抽起了煙。
  “也許不抓利亞列克呢?現在他是干淨的,如果預先通知他,讓他不犯新的案子,我們就可以過冬。”哈里托諾夫望了古羅夫一眼,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有趣的想法,”古羅夫微微一笑,好像他早就預見到了這一著。“有趣的是具体由誰去通知呢?這個大膽的人怎么向利亞列克解釋他是從哪里得到情報的呢?”
  “可以寫匿名信去敲擊……”
  “你忘乎所以了,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不知道該怎樣同我談話了。”
  “請原諒,列夫·伊凡諾維奇,我是出于害怕,請原諒。這么說來我得從莫斯科滾出去囉?”
  古羅夫從后座上拿起一個公文包,把一張紙和一支圓珠筆放在上面。
  “把你姑媽的地址、姓名和電文全寫下來。你說姑媽病得很厲害,不知道房子怎么處理,請馬上飛來。”
  哈里托諾夫乖乖地寫下了。古羅夫把那張紙收進公文包里,扔在后面的座位上。
  “你收到電報后,馬上拿給利亞列克看,并且補充一句,說你姑媽有金子。机票我給你買來。”
  “您不在時我可以做什么呢?列夫·伊凡諾維奇?”哈里托諾夫討好地說。
  “我的電話你記得嗎?”
  “我一輩子也不會忘。”哈里托諾夫重复了一遍電話號碼。
  “你一到就給亞姆希科夫打電話,說你姑媽養病去了,但同她談話很有意思。他會明白的,你姑媽不能死。你的老板雖然不是斯賓洛沙,死沒死這一事實他還是查得出來的。一個星期以后你再給我打電話,我會告訴你什么時候回來。亞姆希科夫在巴爾瑙爾可能有朋友,你要小心謹慎。”
  “我明白了,謝謝,一切我都會考慮到的,一定完成任務。”
  “生活怎么樣,區里有什么新聞?”古羅夫問道。
  “沒有大變化,賭場的老板換了,原來的老板被利亞列克擠走了。”
  “新老板是誰?”
  “不是您那方面的人,列夫·伊凡諾維奇。是一個叫什么加依·波里斯·彼得羅維奇的。他是個大腦袋,人很固執,是搞財政的,打算競選杜馬代表。”哈里托諾夫回答道。他隱瞞了加依請了保鏢与地方行政和民警建立了聯系,完全不像他想裝的那么簡單。
  古羅夫感覺出了哈里托諾夫的話里有某些虛假的成分,但他還是認定哈里托諾夫投靠了這個新來的老板,所以才沒把話說完。當時密探古羅夫還沒有領到偵查“生活服務部”的任務,所以他沒有作聲,只是順便想了想,如果与匪幫的戰斗很順利,哈里托諾夫又能在新的集團中占住相應的位置的話,那么,賭場的新老板就值得關心一下了。但古羅夫不久就認識了瑪麗亞,后來又是一大堆工作,所以次要的談話就退到后面去了。
  具有遠見卓識的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終于成了賭場的老板,而且很快就表明,他的這一行動,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
  賭場的許多東西都很合加依的心意,但某些東西卻必須加以改變。他不打算匆匆忙忙實行新的制度,認為非常重要的是要讓賭場里所有的工作人員喜歡,同他們建立起信任的關系。這家賭場并不過份豪華,兩個大廳都是由土耳其一家公司裝修的。加依認為賭場應該有平靜、舒适的環境,互相尊重、友好的气氛。姑娘們很中男人的心意,但男人不同女人競爭。加依并不天真,他明白這一切取決于服務人員的文化程度。而文化這种東西是天生的品質,可這种品質几十年來在俄羅斯已被消滅殆盡。他打算不慌不忙地去認識自己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并盡可能理解他們中的每一個。
  大家知道,通地獄的道路是用崇高的美好愿望舖成的。加依也沒有避開這條道路。考慮到原來老板的民族性,在賭場工作的,許多都是高加索人。劇院從挂衣架開始,賭場則從看門的開始。又高又大的看門人口音重,目光中帶著鄙視,嘴巴上挂著虛偽的微笑,百分之百地不合要求。不僅需要將他調离賭場的大門,而且要將他調离這一地區。但后來的情況表明,据哈里托諾夫說,這位看門人与當地的黑手党和民警局都有關系,要把他弄走,并不簡單。
  但等待新老板的主要麻煩,并不在企業內部。加依不清楚賭場老板這個人物在區里有多重要,他要同多少人打交道。他還沒來得及了解問題的實質,民警局、反間諜局、稅務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員就已經經常出現在他的辦公室里了。他們全都文質彬彬,喝喝咖啡,盡管有的人期望更大,但加依為自己解決這一問題是很堅決的:不給任何人擺酒菜。再說多少嚴肅一點的人,喝喝酒是收買不了的,讓這些小官僚習慣于到自己的辦公室里來自吹自擂,他并不愿意。
  出人意外的是過去的老板打電話來了,問候他的健康,這就使加依警覺起來了,因為他們最后一次分手是相當冷淡的。加依以他并不具備的坦率向他表示歉意,說他很忙,要求對方開門見山。
  “我始終鬧不清楚您是怎樣不受損失而与股東們分手的。”過去的老板沉默下來,顯然是在掩著話筒,因為可以听到那里壓低的聲音。加依本想放下話筒,老板突然又說起來了:“有一位很体面的人有事求您。鄙意以為,應該接見薩莫依洛夫先生并听取他的意見。”
  “明天上午十點。祝您一切順意。”加依放下話筒,感到有點惊慌,但他認為拒絕會面,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天上午十點正,保鏢走進來,把一位年齡和民族均難以确定的男子帶進了辦公室。加依起身問道:
  “是薩莫依洛夫先生嗎?”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加依把保鏢打發走開,請客人落坐。“我恭听您的意見,不過不必來開場白。”
  “我建議您得七十万,”薩莫依洛夫說道。從他的口音來判斷,他的真實姓名,不是俄羅斯的。
  加依什么也沒回答,有表情地朝門口望了望。客人會心地微微一笑,連連搖頭:
  “我的爸爸是一個聰明人,常常說,著急總是不好的。但您,尊敬的波里斯·波得羅維奇卻說不要開場白。我說出了問題的實質,但我覺得用這种閹割的形式,是不會使您感到高興的,我不會濫用您的耐性。有一個人借了我兩百一十万美元,咳,他卻不還。他有錢,我有他的借据。如果您能把錢收回來,您可以留下三分之一。我認為這是公平的。”
  “為什么您不找法院,可以理解;為什么您來找我,這就不好理解了。我感到吃惊,絕對拒絕您的建議。”
  “百分之四十。”
  加依出現了一個想法:出五十万給哈里托諾夫手下的人,不論是誰欠的債,都收得回來。
  “您自然需要考慮考慮。”客人說完,把裝得滿滿的一個信封擺在桌上。“這里面是借款人的全部材料。他們借据的复印件和五千美元。這錢是對您花去的時間的報酬。”
  加依沒有作聲,他終于作出了決定,說:
  “我設法完成您的請求,但得有一定的條件。”
  客人理解地點了下頭。
  “關于收到我所需要的原件,我不會開任何收据。還有,我必須知道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您的,為什么您正是來找我。”
  客人搖了搖頭,好像在掂量條件的份量,他回答說:
  “開收据是愚不可及的行為,我目前的處境就是證明。誰告訴我的,我不能說,因為我下過保證的。我爸爸是個聰明人,他常說,一個人的价值取決于他對諾言的履行程度。尊敬的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我相信您的承諾。”
  “好,薩莫依洛夫先生。”加依把信封收進展子里。“請您留下您的名片,我會給您挂電話的。”
  “您就不必麻煩了,我自己會來的……”
  “把您的名片給我,”加依打斷他的話。我得從确定您是什么人開始。
  “您英明,”客人把名片放在桌上,鞠躬退出。
  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開始新生活了,盡管在看名片的那一刻也不怀疑這一點。名片上簡單地印著:“薩莫依洛夫·維克多·謝爾蓋耶維奇,電視机修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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