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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密探們的辦公室里,一切的東西都擺在老地方,像一個星期以前一樣。當時奧爾洛夫將軍“建議”古羅夫上校采取措施,查出那些受人之托,向個人或組織索債的人和組織。對那些不同意付錢的人,他們就予以“消除”,譯成俄語,就是打死。
  一個星期之中,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除開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亞奇科沒在桌旁寫字,而是坐在自己的圍椅上望著窗戶以外,古羅夫呢,則按老習慣,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
  “為什么你不說話?”古羅夫停在克里亞奇科的對面。“我沒想出辦法使我們走出死胡同以前,你就老是這么等著嗎?”
  “你太頑固了,列夫·伊凡諾維奇,我不打算改造你。愚蠢、毫無意義,而對我這個下級來說,還不無危險。‘死胡同’這話是你,而不是我說出來的。我們也不是第一次從它里面爬出來過,而且出路早已知道,那就是全速后退,退到岔路口,尋找新的路。阿里亞辛的說法,是虛偽的。”
  “阿里亞辛的哥哥被殺死了嗎?是事實。有人對阿里亞辛進行監視嗎?那也是事實。”
  “阿里亞辛拒絕作證嗎?是事實。”克里亞奇科彎起了一個手指頭。“對監視他的人進行檢查,毫無結果。這也是事實。我告訴你,這只玻璃缸里沒有魚,沒什么可捉的。”
  “那你有另一只玻璃缸囉?”古羅夫問道。
  “我有一位上級首長。他是偵查天才,應該把我帶到大道上。”
  兩位密探之間諸如此類的沖突,并不經常發生,也完全不影響他們之間的關系。在這類情況下,他們很像訓練中的職業拳擊手,你一拳、我一拳地相互狠揍,企圖打破對方的防守,然后不慌不忙地洗淋浴、按摩腫起的筋肉,心平气和地談天說地。
  “上級首長的存在并沒有解除你獨立思考的義務。阿里亞辛顯然是害怕,但他沒去同那些有權勢的勢力接触。他指望著什么呢?”
  “阿里亞辛与貸款的人一定有著我們所不知道的默契。”克里亞奇科回答。“不明白的是,為什么有人要監視他?”
  “他們怕他跑掉,去境外找人,那事情就麻煩而且花費很大了。如果我不是偵查小組的成員的話,正在發生的一切,我都能理解。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為什么要使用為代表團服務的汽車?為什么監視的人有四個,其實兩個就足夠了?你回答呀,斯坦尼斯拉夫,干嘛老望著窗外呢?”
  “你在辦公室里像瘋子似地走來走去,我并沒有責備你嘛。”克里亞奇科坐在圍椅上轉了一下。“你忘了我們是在俄羅斯,在這里最最荒唐的錯誤和矛盾,可以构成事物的本質。為什么汽車是為代表團服務的車庫里的呢?老板給車子付了錢嘛,我的一位朋友在車庫里工作。我既然可以同朋友分享,為什么還要把錢交給別人呢?為什么兩個人夠了要派四個人呢?工資開得高,工作又干淨,可以隨意兜風,只要動動眼睛就行嘛。領導坐在辦公室里,隨便什么都可以解釋清楚。比方說,你可以撒謊,說目標好動,常常去大商店,兩個人看不住。”
  “你說吧,其實只要你說自己對謊言也不相信就行了。”古羅夫坐在一張不屬于任何人的、靠辦公室左牆邊擺著的桌子邊緣上。“問題是專業人員提出來的,他們全都考慮好了,他們很清楚知道,哪里兩個人就夠,哪里需要四個人。你同這些人交談過的,你自己就常說,有兩個人經驗丰富,可另外兩個是隨便請來的。原來他們不過是把我們的腦袋搞混,好像是在用餌魚釣魚似的。”
  “你這一輩子也沒釣過魚,”克里亞奇科噗嗤一笑。“你只知道這個詞,卻不懂得它的意思,如果要用釣魚來作比,那他們也不是用餌魚來釣我們,因為我們永遠不會去搶吃這樣的腐臭食物。很可能他們把我們誘到某個地方吃東西,是想知道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們。”
  古羅夫把一支剛剛從煙盒里拿出來的香煙,揉成一團,注意地望了朋友一眼,然后從桌子上爬下來,但沒有在辦公室里來回踱步,而是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牢牢地坐在圍椅里,開始沉思默想。斯坦尼斯拉夫不明白他說了什么話,使朋友那么憂心,所以他也靜了下來,等待古羅夫說出什么話來。
  “你說坐在車子里跟蹤阿里亞辛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前不久是刑事偵查局的工作人員。”古羅夫靠在桌子上,面孔突然縮了下去,他前不久那种漫不經心、懶洋洋的神態已經完全沒有了。
  “唔?”伙伴的緊張心情傳給了斯坦尼斯拉夫。“杜羅夫·阿爾焦姆·格里戈利耶維奇,區局的偵查主任,在民警局工作十五年,三十八歲,因為經常酗酒而被開除。”
  “三十八歲、十五年工作、經驗丰富、精力充沛,而且是個偵查主任。”古羅夫搖了搖頭。“你同他交談時,嗅出气味了沒有?他的臉龐怎么樣?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嗎?”
  “气味是有的,”克里亞奇科沉思地說。“但是,你明白嗎,那不是焦味,而是很新鮮的气味,就像一個人剛剛喝了兩小杯酒那樣的气味。他的臉龐很端正、平滑,看起來比他的年齡年輕些。我當時大吃了一惊……這個過去的偵查員好像有點不大對勁,眼睛明亮,人很狡猾,我覺得他認識我。他有兩次收起過微笑,似乎想按他自己的方式開一下玩笑,但他改變了主意。他現在在‘弗拉明戈’賭場當保鏢。”
  “等一等,等一等,大概三個月前,有人同我談起過這家賭場。”古羅夫用手指啪的一聲打了個榧子。“對了,是哈里托諾夫。賭場換了老板。好,我忘了。奇怪的是,這么大的年紀、這樣長的工齡,卻只是個區的偵查主任。”
  “干部處的人說他一連几個月酗酒。”
  “我們這里的人一旦被開除,干部處的人就可能說他殺死了親娘老子。愛吵架的性格使他得罪了領導,所以沒要他了。他現在在賭場當保衛,工作主要在晚上,這就是說杜羅夫白天有空。坐在汽車里跟蹤一個花花公子,并不要求什么偵查經驗。有趣的是,斯坦尼斯拉夫,你說的魚餌和車上存在一個過去的刑事偵查員,卻使人產生一些很不好的陰暗想法。”
  “有人正准備把你我消滅掉。”克里亞奇科沖口而出。
  “你是個粗暴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既粗暴,又頭腦簡單。”古羅夫站起身來,鎖上保險柜。“在對人講這類話之前,應該讓他有個心理准備。就是死,也得讓他好好吃頓飽飯嘛。”
  “我就是赴湯蹈火也跟著你,要是去食堂,我就跑著去。”克里亞奇科回答。
  被民警局開除出去的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上校在一位政府委員的別墅里搞保衛工作。那座別墅坐落在莫斯科近郊最著名的風景名胜地之一的尼科林山上。
  不但偵緝、偵查人員,就是法官們都不怀疑烏索夫收取過賄賂,給犯罪分子提供過珍貴的情報,特別是事先通報埋伏情況。法院里有一條盡人皆知的真理:知道是一回事,證明又是絕然不同的另一回事。由于證据不足,對烏索夫的刑事調查,停止了。這位前上校被解除了關押,獲得了釋放,部里謠傳他將提出起訴,要求補償他在四個月關押期間所受到的損失。不過,烏索夫悄悄地走了,也許与以前的某個同事有電話聯系,但奧爾洛夫將軍也好,古羅夫上校也好,對他都毫無所聞。
  就是這樣,內務部過去的一位處長現在當上了保衛員,而且非常滿意。几十年來在我們的腦海中,別墅是与破破爛爛的設施連在一起的、房頂漏雨、台階倒塌、廁所傾斜……
  難道您不想要有欄杆的石頭房屋、五間臥室、三間浴室和不知道從哪里運來的廚房嗎?為了充分利用這里的全套設備,需要進宇航員訓練隊學習呢。你想要嗎?您當上部長,口里說著人民的福利,可從早到晚您卻關心自己的需要,也許這樣還會走運。我們的報刊什么都寫,甚至罵娘,但對于部長競選,卻只字不提,記者是自由的,大膽而富有幻想力。今天你寫部長競選,明天地球就會翻過來,上層的某個人物就會倒台,人家就會把部長的那把交椅交給你來坐。
  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沒有參加過任何競爭。釋放以后,他給某些人打電話,表示自己愿意效勞。在刑偵机關多年的工作,加上在刑偵方面的關系,都馬上起作用了。于是這位被開除的上校接到了一系列的建議,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他卻選擇了保衛員這個不起眼的職務。他被安頓在老爺公館近旁的一座很小的房子里,兩個小房間,一間廚房、一個小陽台還有電話和一切方便的用具。這座公館空了半年了,你可以搞接待,就是踢足球也行。
  被開除以后,烏索夫家里的一切都亂了套。烏索夫很喜歡孩子,离婚使他很難過,但他忍受下來了。他過著离群索居的生活,但生活過得很積极。給他的工資是一千美元,這么多的錢,他以前沒有得過。烏索夫雇了一個掃院子的工人奧斯曼。他過去是民警上士,好喝酒,但有分寸,不過量,而且很能工作,主要是寡言少語。奧斯曼是個民族和信仰都很難确定的人,身子很結實,很有勁,而且愛好勞動,所以林蔭道一年四季任何時候都掃得干干淨淨,烤羊肉串的木頭准備得好好的,擺在車庫里的汽車被擦洗得閃閃發亮。
  烏索夫和奧斯曼七點左右起床,夏天早一點,工作到天黑,冬天工作到八點。烏索夫每天從早操開始,然后喂狗,兩只德國狼狗,一公一母,沿著局長百分之二十五俄丈的圓圈走几遍,檢查鎖的堅固性,看信號裝置是否有損。早餐以后,烏索夫同好喝一小杯酒的奧斯曼一起看看報紙,看一會儿電視,然后坐到電話机旁。電話鈴聲很多,但談話都很簡練,往往是几句話、几聲感歎就算完了。
  如果公館空著,每天就會有人來找烏索夫,一個,兩個,很少有三個男子的。間或來一個女人,她一般是要留下來過夜的。當公館里住著男女主人時,烏索夫飯后就進城去呆兩三個小時。這位上校去什么地方,同什么人見面,誰也不知道,再說也沒人去打听。
  烏索夫卻建立了自己的刑事犯罪組織。他相對年輕,還沒滿五十,精力充沛,對完全替人家服務,他是不愿意的。他并不特別有才華,但很聰明,了解生活。如果上帝建議給他安排一個總統助理的職務的話,烏索夫也會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的。他工作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有時是侍候人,他對此已經非常膩煩了,想干干領導工作。他成了部長庄園里的主人。烏索夫的這一職務,很合他的心意。客人們集會時,他起著管家或管事的作用,鬼知道這兩种稱呼有什么區別。他有了晚禮服,有一副運動員的身材,在部里就有的一個不大的肚子,經几個月的生活之后,也消失了。就這樣他身穿晚禮服、神气十足地站在正門樓梯口迎接客人。他有著專業人員的記憶力,能記住客人的姓名与面貌,烏索夫經過半年几乎已經成了來往客人的自己人。當然對他前不久的軍銜,大多數客人是完全知道的。他在招待會上從不喝酒,而是安排照顧客人,有時甚至要把喝醉的客人扶開。到了第二天,昨天喝得爛醉的客人覺得對不起非常克制、沉默寡言的烏索夫,顯得很尷尬,好像成了還不起貸款的借款人一樣。
  像所有的經驗丰富的偵查人員一樣,烏索夫總是不慌不忙,他知道第一個到達的,總是不屈不撓、一步一步地朝目標走去的人。他花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去挑選人,与過去的同事會見,同他們作長時間的閒聊,檢查他們的酒量,借錢給他們,為此他失去了將近三千美元,但他對此并不覺得可惜。烏索夫不知道這支隊伍集合起來,到底具体地干什么。他每天注意看報,看電視,注視著刑事案件的審訊過程,确定犯罪集團的打擊方向。很快他就明白了;他們的打擊方向主要是整個經濟界,特別是具体的生意人,他們互相拖欠借款。如果居中調解爭端,可以獲得社會地位和相應的權力。這里需要有節制,不往最高領域里爬,不要喜形于色。談判應該以和平方式進行,但在談判后面要有“卡拉什尼科夫”1先生作后盾。因此必須建立戰斗小組,但這個組織不能与他,与烏索夫上校有任何聯系。鏈條應該很長,但是,如果在房門与打水的水桶之間的鏈條沒斷,所有各環都焊好了的話,那么有耐性而又富有經驗的人或早或遲都會抓住水桶,走到握著門把手的人身邊的。
  
  1 卡拉什尼科夫·米·季(1919年∼?),蘇聯著名的武器設計師。這里指他設計的自動槍名。

  因為不可能沒有凶殺案,所以或早或遲古羅夫還得進行偵查工作。一想到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他恨死了的古羅夫,那位被開除的上校便全身發麻,渾身冰涼。烏索夫害怕這次會見,又渴望這次會見。他害怕,是因為古羅夫力量非常大,而且不可預測;他渴望見到他是因為他想复仇,為對他的揭露、逮捕、侮辱,為使他的家庭解体,徹底進行清算。
  烏索夫在評价力量方面是相當客觀的,他承認优勢在對手那一邊。但作為一位經驗丰富的偵查人員,烏索夫知道,偵查的發起者不可能不有所冒險,不可能不對法律有所違犯。這就是說,古羅夫是有懈可擊、可以識破的。所以他,烏索夫現在有著無可爭議的优勢,因為他是站在暗處,而古羅夫則處在直接領導的壓力之下,處在檢察院和在黑暗胡同里游來游去的輿論界的光芒的壓力之下。
  正是在烏索夫無聲的領導之下,聰明、但對作戰計划一無所知的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在刑事犯罪集團的勢力和財政界的勢力的交接處,具有了名聲。像加依這樣的人,烏索夫是非常需要的。
  烏索夫合符邏輯的判斷,非常接近古羅夫和克里亞奇科得出的結論:烏索夫認定在新的集團的司令部中,除他本人之外,應該有三個互相不聯系的人。此外,還必須有一個在財經界有一定威望的人士。應該暗中利用他并通過他獲得任務并進行財務結算。對于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密探們并沒有猜到,這是他們的一個重要失誤。
  那個九月晴朗的傍晚,部長和他的家庭成員都不在公館里。烏索夫巡視了所轄的各處,狼狗安然地在樹叢中跑來跑去,同烏索夫上校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他負責作戰行動的副手阿爾焦姆·杜羅夫,他以前也當過刑事偵查員。
  “古羅夫很早就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線上,出現得太早了。而且你同克里亞奇科的會見也不怎么及時,”烏索夫一邊用手電照路,一邊議論。
  “早一點或者晚一點,反正這是沒法避免的。”杜羅夫回答說。“斯坦尼斯拉夫馬上認出了我是工作人員,所以我就沒有隱瞞,干嘛要裝傻呢?我們像自己人一樣,談了談。當我發現有人在‘引導’我們時,我從酒壺里喝了一口酒,應該支持那种說我經常醉酒的神話。”
  “你該多刮刮臉,你的樣子太難看了。”
  “不行,我是在賭場里工作,應該适合那里的情況。”
  “克里亞奇科沒提危險問題嗎?”
  “他提出了正常的耽擱問題。他說一輛類似的偵查用車‘伏爾加’曾經被用來攻擊運鈔車。這是順便提到的問題,更确切點說,不是問題,而是疑惑:這個經驗丰富的刑偵人員怎么和納吉姆·爾扎耶夫這樣的大傻瓜搞在一個團伙里呢?上校的表現,原則上是友好而坦率的。”
  “這是他的手法。這种坦率,圈子里的人經常想起。”
  “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杜羅夫反唇相譏,他碰到一個樹根,絆了一跤,罵了一句娘。“他問我們在哪里弄到代表團的車子的。我回答說今天的工資,誰也不夠用。”
  “他沒說你們在跟蹤什么人嗎?”
  “你侮辱人,巴維爾·彼得羅維奇。斯坦尼斯拉夫是刑偵人員,不是花花公子。”
  “你喜歡他嗎?”烏索夫停在自己的小房子面前,冷漠地問道,然后用樹枝打了公狗一下。“去,雷響1,散步去!”兩只狗高高興興地叫著跑進了暗處。
  
  1 一條警犬的名字。

  “克里亞奇科?是個不錯的民警,業務上很內行。”杜羅夫回答道。“他有一輛‘梅爾謝杰斯—200’,古羅夫的車是‘雷諾—405’。古羅夫經常把車子留在部里,由斯坦尼斯拉夫開車送他回家。”
  烏索夫贊同地點頭,一邊在想他自己的事,然后把一張莫斯科市中心圖攤開在桌上。
  “讓我們喝點酒吧,我發冷!”杜羅夫聳了聳肩膀,很不贊成地望著烏索夫玩地圖花招。
  烏索夫從食品柜里拿出一瓶白蘭地、兩只酒杯、一盒糖果,給自己倒了一杯,然后一飲而盡。
  “你是個不太熱情的主人。”杜羅夫也倒上一杯,一飲而盡。
  “我不是主人,你,阿爾焦姆,也不是仆人,我們是搭檔。”烏索夫仔細看著地圖。
  “廖尼亞·戈魯勃科夫和馬弗羅蒂也是搭檔。”
  “不明白。”烏索夫很生气地望了一眼。“你以為我在損害你的利益嗎?”
  “我認為你在搞暗賭,把我當笨蛋玩。我愿意,就把牌公開,不愿意,你就拿著你不公開的牌坐著。我知道你与古羅夫有私人恩怨,我發現你在跟蹤他的車子,盯他的梢。在我們的工作中,不應當有任何個人的東西。如果你打算要消滅古羅夫的話,我就不做你的搭檔。”
  “全說完了嗎?”烏索夫把牌撫平,用手指摸了摸。“古羅夫必須消滅,否則我們會經常處于危險之中。你也好,我也好,都不直接參与消滅他的行動,沒有我們他們也會成功的。”
  “他們是什么人?”
  “那人你我都不認識,他是納吉姆·爾扎耶夫手下的一個小伙子,但他不是阿塞拜疆人,而是烏茲別克人。他坐在針氈上,惶惶不安,但完全是獨立自主的。”
  “黑手党,而且是個吸毒者!”杜羅夫嘿嘿一笑。“他有什么机會去搞古羅夫!上校根本不會讓他靠近自己。”
  “同意。古羅夫會判斷方向,開槍很快。你是個很好的偵查人員,阿爾焦姆。但你是戰術家,可這里需要戰略。”
  “什么戰略?讓它見鬼去吧!”杜羅夫走到食品柜前,又喝干了一杯。“就算你能把小伙子在需要的時間里放到需要的地方吧,雖然我對此不大相信。就算古羅夫犯錯誤,盡管我知道他曾經只有一次同時和一名殺手對射。但那是一名經驗丰富的王牌殺手,而不是吸毒的小孩。但你的計划里面沒有戰略,有的全是漏洞,真所謂漏洞百出。你起先說過,我是你作戰方面的副手。如果你希望我同你一起工作,你就把一切都說出來,我不允許別人暗中利用我。”
  “我沒有什么秘密,而且我沒有你不行。”烏索夫斟上兩杯酒,給杜羅夫遞去一杯。“為你的健康干杯,阿爾焦姆,你也听著,看我打算很快解決一次什么樣的戰役吧。”
  阿爾焦姆把自己的“日古力”小車開上了明斯克公路,朝市中心方向開去。听完烏索夫的話后,杜羅夫承認戰役考慮得很周到,不管它是否成功,都不用冒險。在任何情況下,領導人,也就是烏索夫和杜羅夫都留在民警局和檢察院的視野之外。這位以前的刑偵人員的情緒很糟糕,他把車子停在閃閃發光的帳篷附近,買了一瓶伏特加。他平時很少喝酒,但今天他覺得非喝不可。用不正當的手段搞錢是一回事,這种事,凡是能干的人,今天人人都干;殺害自己過去的同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听過烏索夫說的話后,阿爾焦姆明白了:殺死古羅夫和克里亞奇科,只是開個頭而已,干掉他們之后,他們的位子又會有別的人去接替,于是又得去殺這些代替者。這些人并不是飽食終日的將軍,也不是上級任命的干部,而是自己的小伙子——民警机關的偵查人員。他們的生活比他、阿爾焦姆·杜羅夫的好。
  現在是個什么樣子呢?不論在哪個年頭下,它都一貫地消滅优秀人物,而把忠實的儿女變成不可調和的敵人,從而為庸庸碌碌、吹牛拍馬者之流清除向上爬的道路。杜羅夫開始在民警局工作時,那里肯定就有貪污受賄者。但是他們全都隱藏起來,保護得好好的,只有极少數例外,正如俗語所說,家中難免不出不肖之子。搞刑警工作,本來是很光榮的事。對于民警机關的偵查人員,如果他是人,即便是無可救藥的刑事犯罪的慣犯,也是要尊重的。他們恨他,但尊敬他。我偷盜,是冒險,你抓我,也要冒險。當官僚工作者大量安排到領導崗位上時,貪污腐敗就從上面來到了民警局。當時阿爾焦姆同領導的關系,已經不好。只有直接領導,過去干過刑事偵查工作,對他尊重,高度評价他的專業技能和對事業的忠誠。民警局的偵查小組是什么呢?是几個密探,他們相互往來,對對方的一言一行全都了如指掌,誰有一個盧布,都看得清清楚楚,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相互跟蹤。在一個家庭里,兄弟姐妹相互是不跟蹤的,但你試著買雙新鞋看吧。三四十個盧布,是筆大錢,不會掉到路上的,那么到哪里去弄錢呢?
  領導開始把有權有勢的人家的孩子的材料藏起來。那里是流氓犯罪,那里是強奸,可怀疑對象卻是与書記很友好的厂長的儿子。于是一切就開始了。這個案子要放下,那個案子要擱一擱,于是昨天還是團結一致的刑偵隊便四分五裂瓦解了。誰怕“深入”或者希望巴結逢迎,誰就得到獎賞,于是他就站到這一邊去了,其余的人則站到了另一邊。阿爾焦姆·杜羅夫就是站在這個“另一邊”的。不能說他是個毫不貪財的廉洁之士,一輩子一次也沒貪污。但他拿得不多,主要是出于同情。如果杜羅夫看到一個人因為饑餓和絕望而偷竊的話,他可以把案子“剎車”,停下來,“失去”了必要的證人。在這种情況下,是沒有什么油水可撈的。有些有錢的人,特別是近几年不明不白地發了大財的人,相互扭打,打破了腦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种情況下,阿爾焦姆有時不把材料交給法院的偵查員,而由他自己憑良心判處。如果他發現挨打的是個狗東西,而該判罪的又是個有价值的好小伙子,那他就可能把案子顛倒過來,于是在他的汽車的行李艙中,便可以“找出”一箱白蘭地來。總的說來,怎么也不能把阿爾焦姆·杜羅夫說成是一位水晶般的人物,原則性很強的人物。
  但在一件事上,他又很固執。工作不怎么樣的領導,他硬是不服,直至完全不服從。任何一位負責人都不會喜歡這樣的態度,都是無法予以容忍的。杜羅夫沒有在職務上得到提升,照例該提的軍銜,也延期授与。他被貼上了一個標簽——酒鬼。因為在偵查中只有病人和非常狡猾的人才不使用酒,所以要當場抓住刑偵人員喝酒并不困難。他的前程是被一樁大丑聞結束的。杜馬代表的一個儿子強奸了一位未成年的少女,并把那女孩灌醉,打成重傷。使他倒霉的是,根据鄰居們的告發,阿爾焦姆循著小姑娘的喊叫,把車子開了過去。問題已經一清二楚,杜羅夫沒有回避,把材料如實地整理好交了上去,檢察院的偵查員急得脫下褲子跳了出來,但已無法幫助強奸犯了,因為阿爾焦姆已經給報社打了電話,而且不是給一般的報紙,而是給赫赫有名的《莫斯科新聞》報,于是杜馬代表的儿子得到了嚴厲的懲罰。俄羅斯內務局局長被降了級,而阿爾焦姆·杜羅夫則被開除出民警局,理由是“在工作時間內經常酗酒”。
  他以前總是不喜歡領導,現在則更是恨透了他們。他很清楚在民警部門工作的,有各种各樣的人,但是优秀的沉下去了,聰明的人不需要,要的是便于使用的人。杜羅夫申請去了一家私人偵探所,但人際關系又沒弄好,應該承認阿爾焦姆的性格不是甜甜的白糖,而是一种又酸又苦的性格。加上他對什么都發火,無緣無故地向人發起進攻。就在這一時刻,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給他打來電話,邀請他去“庄園”,他們推心置腹,談了一次又一次,此后烏索夫把阿爾焦姆安排進了賭場,叫這位小伙子好好表現自己,安靜一點。
  問題是他們從前一起干同一种工作多年。烏索夫當處長,很快就熟悉了這位強有力的刑警的性格,給他的行動,提供自由。烏索夫本人同黑手党在那些年還沒有聯系上,他支持阿爾焦姆的動机是純正而高尚的,因為他很重視專業人員,并且打算將來把他要到他領導的處里來,但生活動蕩起來了,烏索夫上校把動作靈活的阿爾焦姆大尉給忘記了,直到烏索夫進了部長的公館,開始組建隊伍才想起他來。正如俗話所說:沒有幸福,則由不幸來幫助。自然,這句俗話在具体情況下,只与烏索夫有關。他的運气來了,官僚主義和那些吹牛拍馬者把杜羅夫扔到了外面,而巴維爾·烏索夫恰恰就出現在他身邊。
  他們几乎天天見面,談生活,談刑事偵查工作。烏索夫告訴他,說他自已被開除,是因為有人造謠,說他收受賄賂,似乎他已承認有罪,說他沒有力量去看別人,可現在他可開葷了,領導把他扶起來了。這位過去的上校非常緩慢,但很細致地讓阿爾焦姆做好思想准備,開始作一次決定性的談話,看他對民警局的工作人員中的一些貪污腐敗行為,作何反應。
  烏索夫終于下定了決心,向阿爾焦姆提出了一個具体的建議:
  “我曾經幫過一個人,幫他收回了一大筆錢。那個人卻認為是机會幫了他的忙,應該讓他把眼睛睜開,從他那里把我自己的那一份拿回來。”
  “多少?”阿爾焦姆平靜得出奇地問道。
  “他收回了二十万。”烏索夫回答道。“我認為他應該交出七万。我給他造出了一個果斷的男子漢的名聲。前不久我又把一個求助者推到了他那里,那又是几十万,說不定會上百万呢。”
  “這人我認識。”
  “你認識。”烏索夫微微一笑。
  “他是我的頭,我的老板,叫波里斯·彼得羅維奇·加依。他是個聰明人,同他打交道很容易。”杜羅夫很快就識破了烏索夫的陰謀。“商界的人都知道加依,他是自己人,一旦需要,不妨找他求助,不會有錯的。任何一個銀行家也不會同刑事犯罪分子的頭頭打交道,而是与比他級別低的同事打交道的。收回一部份債款,總比全部失去要好。”
  所有這些談話都是在春天進行的,當時阿里亞辛的哥哥還沒被殺,古羅夫的影子還沒朝他們走來。
  在同烏索夫第二次見面以后,阿爾焦姆·杜羅夫明白了:這位以前的上校對他這位以前的大尉態度很嚴肅,而且毫不怀疑他的建議將帶有刑事犯罪的性質。阿爾焦姆認為這种情況是正常的,否則為什么還需要他這個倒霉的刑警呢?五月里,即烏索夫最終下定決心,把自己的一部分牌擺到桌面上時,杜羅夫平靜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他不怀疑,烏索夫并不是沒有收受賄賂,他在貪污腐化中受到了牽連,烏索夫上校并沒把所有的牌都拿出來,而是將有的牌留在衣袖里,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使阿爾焦姆激動。他确定了自己的任務,果斷地決定:除殺人之外,什么都可以干。他也會開槍,不過會像過去一樣,只是為了自衛。
  上午十一點,他走進了加依的辦公室。那個時候老板通常是在檢查賬目,誰也不接見的,賭場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一點。加依警覺地望了一眼阿爾焦姆,什么話也沒說,朝一把圍椅點了一下頭。
  “波里斯·彼得羅維奇,您吃苦藥是一口吞下,還是先嘗一嘗呢?”阿爾焦姆一邊往下坐去一邊說。
  “我盡量做到根本不用藥,不論它是苦的還是甜的。”加依回答完后,把擺在他面前的公文包蓋上。
  “您是商人出身,過去是做生意的,您收受了二十万違約金,雖然根据您在公司里的地位,您是連一美元也休想得到的。您巧妙地突然殺死了您的談判對手。您認為這种情勢正常嗎?”
  “我不問這一切您是從哪里知道的。這是您經歷的一件事。”
  “不是經歷,而是職業。”杜羅夫糾正他的說法。“您沒有回答直截了當地提出的問題。”
  “也不打算回答。”加依心平气和地回答說,甚至輕松地吁了一口气。他知道或早或遲、諸如此類的談話是避免不了的。“我手里從沒拿過武器,也沒有雇用過殺手。莫斯科經常有人殺人。這是很可悲的,但是是事實。誰從這些或那些凶殺案中,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我就不知道了。”
  “您幫助您過去的老板,作出了有利于你們的結論。”
  “您是法律學家,阿爾焦姆·格里戈利耶維奇,您經驗丰富,非常了解,什么事可以證明,什么事不行。”
  杜羅夫望了望老板的臉龐,犯起愁來了。根据多年偵查工作的經驗,他知道最說不動的人,是傻瓜。看來,阿爾焦姆在加依的臉上,看到傻瓜的某些坏征兆,因為他沒有任何必要地把打火机打燃又熄掉了。他喜歡裝親近。
  “您給人的印象是個很明智的人。”阿爾焦姆認為形勢已經极其清楚,所以他很不愿意去了解細節,把一切都攤開來。“您有足夠的時間去准備這次談話。您不該說愚蠢的話,而只提一個問題:多少?”
  加依打算反駁。但杜羅夫在工作期間見過無數次的審問,听過無數次勸人為善的談話,他已經明白:老板是勸不動的。
  “前些天有個電視修理工程師來找過您。有人欠他的錢不還。數目不少,兩百一十万美元。像任何一個公民一樣,電視机修理工程師有權借錢給人家,別人欠他的債不還時,他也有權感到憤怒。老板,您是繼續裝糊涂呢,還是讓我們來解決具体問題呢?”
  “什么問題?”加依費了好大的勁才說了出來。
  “您是自封為王的人,您承擔的是您不能完成的工作。您的工作是讓有錢人開心,滿足他們尋歡作樂的欲望,而您則每天上午清理收入的多少,然后照章納稅。您把追債的工作也要攬過來,這不是您的工作,而是綽號利亞列克的雅科夫·謝苗諾維奇·亞姆希科夫的。如果您不相信的話,您可以去問問波里斯·米哈依洛維奇·哈里托諾夫。”
  “我不打算搶任何人的面包!”
  “我已經說過,別胡說八道了。要是利亞列克知道我們的談話的話……”
  “他不會知道的!”加依大聲惊叫。
  “簡單點,老板,今天就攤牌到這里,”杜羅夫停頓了一下,讓加依有可能把話說完,但加依卻沉默不語。“為了消滅您的對手,您應該給我們七万美元,至于電視工程師的要求,”他嘿嘿一笑,“讓我們考慮考慮。在這個問題上,您完全是一個花花公子。同意嗎?”
  “七万美元,是一筆很可觀的錢,而把它拿來作為您流暢的交談材料,我可不愿意。利亞列克對我來說,是很危險的,但他在原則上就是一個危險人物。您的這种訛詐是行不通的。”加依集中思想,獲得了一定的信心。“如果談到建立一個固定的團体,責任与利潤都有明确的分配的話,那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如果您想得到您所擁有的情報費的話,那您就錯了。我把那個電視工程師交給利亞列克更簡單,而且可以把您當做一場惡夢一樣忘掉。”
  “我們正在完成您考慮不周而接到的訂貨任務,您收到所有的錢后,要交出三分之二去還債。今后我們保證您得到新的訂貨任務。任務會有的,因為催收債款,是我們今天生活中极其迫切的問題。貸方与借方相互關系怎么也沒正式形成,誰也沒有寫過這方面的東西。說妥了嗎?”
  “我得想想。”加依回答說。
  “很明智,我想,您五分鐘就夠了吧。”杜羅夫望了望手表,把兩條腿伸出去,在圍椅里面坐得更舒服些了。
  對阿里亞辛的跟蹤工作停下來了。現在在外面跟蹤的對象是阿塞拜疆人爾扎耶夫和他年輕的同胞,現已查明他們兩人已經坐上飛机,飛往巴庫去了。阿爾焦姆·杜羅夫在賭場工作,空余時間就在他的單人套間里睡大覺,沒作任何不体面的事情。當時停下來修檢的一輛“伏爾加”開出去了一天,接送各种不同的代表,后來顯然固定給一個代表、委員會主席科托夫·格里戈利·達維多維奇使用。他是一位熱情的共產党人,是久加諾夫身邊的紅人。
  戶外觀察不得不予以撤銷。密探古羅夫和克里亞奇科閒起來了。他們在奧爾洛夫將軍的辦公室里空談了一個多小時。古羅夫兩次想起巴維爾·烏索夫,斷言這個案子沒有他們過去的這位同事參加是不可能的。
  “你使我疲倦死了,列夫·伊凡諾維奇,”奧爾洛夫終于開口說道。“你老是盯住巴維爾。我們已經查過三次,他在部長的別墅里工作,根本沒走出過那里。我們要對別墅進行監視,誰也不會批准。這個區已經有相當熟練的人在守衛。這事就不用再說了,如果您有什么具体意見,我倒是愿意洗耳恭听。”
  兩位密探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克里亞奇科說道:
  “我們的處境很糟糕,糟得不能再糟了,比干等還坏,你在想什么呢,列夫·伊凡諾維奇,說出來吧。”
  “你,也像彼得,喜歡引用事實,可我沒有事實。”古羅夫回答道:“我只能就抽象題目進行議論。讓我們從阿里亞辛開始吧。對他的監視,看起來很奇怪,無法解釋,但是,如果我們假定在阿里亞辛和槍殺他哥哥的組織者之間達成了某种協議,那就几乎一切都變得极其清楚了。”
  “我可以插話嗎?還是只能沉默不語呢?”克里亞奇科問道。
  “說吧。”
  “既然已經達成了協議,那為什么還要進行監視呢?”
  “斯坦尼斯拉夫,你已經習慣于把自己裝扮成有點傻里傻气的樣子,所以現在也同我玩起這一套來了。”古羅夫很生气地回答。“他們把阿里亞辛嚇住了,所以他同意還清他哥哥所欠的債款。但恐懼是一种可以過去的感情。當你身后經常跟著一輛車子,帶著四個打手的時候,恐懼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加重。你我傷透了腦筋,也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兩個人足夠而要用四個人。行動的組織者故意暴露他們的監視,給監視對象發信號。你們攔住那輛‘伏爾加’時,爾扎耶夫同司机坐在一起吧?附帶說一句,后面座位上還坐著一個年輕的俄羅斯小伙子。”
  “那人是沃洛金·斯捷潘·伊凡諾維奇,二十四歲,离開部隊后,在民警隊伍里干了一年,”克里亞奇科說道:“現在是小截听站‘六人面包車’的保衛員。”
  “在戶外監視車里,讓一個大胡子阿塞拜疆人同司机坐在一起明智嗎?”古羅夫輕聲問完,歎息了一聲。“我們的觀察人員沒有工作。他們在第一天就該通知我們,他們是故意暴露的。爾扎耶夫對你的態度是挑釁性的。我以為過去當過刑事偵查員的杜羅夫會把沃洛金那小子拿去作乘務組的成員。他仔細觀察這孩子,總在打他的主意。這就是監視的全部奧妙所在。”
  “但是還有別的車子,別的人呀。”
  “并沒有告訴我們,他們是怎么‘引導’阿里亞辛的。這次行動的組織者不過比我們一般的顧客要精細、聰明些。他也像你、我一樣,是個經驗丰富的密探。”
  “又是巴維爾·烏索夫?你,列夫·伊凡諾維奇,不是在解題,而是把解題作為你所需要的答案。”
  “你認為是這樣嗎?”古羅夫一雙憂郁的眼睛望著朋友,那眼睛似乎有點暗淡無光。這已經不是身材端正、充滿自信、經常流露出譏諷神情的密探了,現在的古羅夫就像一位疲憊不堪、對自己毫無信心的人。“很可能,很可能,不過恐怕也未必是,斯坦尼斯拉夫。你等一等,我馬上控制好自己,然后來好好地訓你一頓。你一點這個也沒有嗎?”他用手指彈了一下喉嚨。
  “我是一名守法的官員,那東西我沒有藏著。”
  “你是個說謊大王,而且极其殘忍!”古羅夫從桌旁站起來,伸了伸腰,聳了聳肩膀。“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有哪些主要的品質呢?好虛榮,追求權力。”
  “這是一般男人的弱點。”
  “那得看是什么程度。這些東西把巴維爾撕成了几部分。人家就是利用這一點將他收買的。所以在一個美好的日子里,這人就失去了一切。他并不軟弱,因此他沒受到破坏,不酗酒。如果不這樣,他在部長的別墅里肯定呆不住。我深信他會保持‘貞洁’,保持很好的体形。根据他聯系廣泛、閱歷丰富這一點來看,沒人向他提過誘人的建議嗎?再說像他那樣的人現在是貴如黃金的。但他卻僻居“不毛之地”,去掉了自己的驕傲,鬼知道他在為什么人效勞。我不是指部長,我不了解他,很可能他是個完全值得尊敬的人。”
  “那倒未必,”克里亞奇科插進一個他朋友愛用的成語。“今天任何一位部長首先得是一個有用的人,一個可以控制的人。否則,他的位子是坐不穩的。”
  “不管怎樣,部長總是忙人,他不會經常住在別墅里,來休息几天吧,進行一些必要的談判,完了就走的。在庄園里散步的,是他的家人和一些趨炎附勢、奉迎巴結的食客而已。可巴維爾·烏索夫卻侍候他們,而且能夠忍受下來。盡管我對他在這里找到兩個可以用酒和女人把他們捉住和收買的奴才,并不感到惊訝,但問題不在這里,這樣的巢穴對于一個准備猛然出擊的人來說,則是非常合适的。人少。保衛工作好,有電話,离莫斯科只有五分鐘的路程。他正在挑選人員,周密思考計划,很可能,已經開始行動。”
  “他簡直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克里亞奇科說完就大笑起來了。
  “斯坦尼斯拉夫,你不必太高興。難道你不明白,我們的全部生活是由一些最難以令人置信的巧合組成的嗎?”
  電話鈴響起來了,于是克里亞奇科拿起了話筒。
  “這里是古羅夫上校的接待室。您好!我是他的助手。姑娘,我們的組織是不搞抽彩的,意大利來的?好,我給您接過來。”他把話筒交給了古羅夫。
  “您好!我是古羅夫。謝謝,誰的?太感謝了,我一定來。您說吧,我來記。普羅托奇胡同,八號,七點鐘。”古羅夫重复了一遍。“我知道普羅托奇胡同在哪里。再見。”他放下話筒,望了克里亞奇科一眼,“一個什么女演員從意大利給我帶來了瑪麗亞的禮物和一封信。”
  兩位密探沉默了一會儿,他們兩人都知道普羅托奇胡同,是從花園街往下朝濱河街去的那一帶。
  兩位密探們開車去了,七點左右,開到了斯莫稜斯克廣場。他們停下車子,朝普羅托奇胡同走去。胡同很髒,地面挖得稀爛。他們走在不同的兩邊。克里亞奇科走在前面一點點。
  “瑪麗亞不會搭什么東西來的,”古羅夫想道。“更不會寫信。這一切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圈套。但是他們從哪里知道瑪麗亞和意大利的呢?”他走進几乎是在八號樓對面的門洞里,開始抽起煙來了,盡管他也明白,這樣做是不應該的。他覺得自己討厭,似乎有點兩面派的味道,而且很矛盾。一方面,電話鈴聲是最普通的,一位經驗丰富的密探這么過分留心,實在感到不好意思。但另一方面,會面的地點,确實讓人警覺。老莫斯科,房子是被人騙去了的,里面住的都是度余年的老人,他們不同意搬到郊區去,但市中心的住房又不分給他們。
  天色慢慢黑起來了,胡同里一片昏暗,而且人少。如果這里有埋伏的話,那只能埋伏一個人,最多兩個,應該把他們收拾掉。但他們可能在等汽車,也呆在門洞里或者院子里。如果這真是女演員朋友的車子,她就會從門洞里跳出來,開始四下里張望。也許,她正站在窗前等汽車,而他卻像個大傻瓜,藏了起來,害怕自己的影子。
  斯坦尼斯拉夫沿著胡同往下走,古羅夫沒看到他,但突然听到了他大聲、愉快的聲音:
  “好大媽,您好啊!您千万別害怕,我沒醉,而且絕對是安全的。”
  “你要干什么?”女人的聲音是粗暴的,是醉醺醺的嘶啞聲。
  “我應該七點以前到,但車子坏了。有個姑娘在這里等我,可我把房子的號碼給忘了!”克里亞奇科說的聲音很高,好像他是在同聾子對話。
  “你干嘛嚎叫?區里最討人喜歡的姑娘就是我!”那女人啞著嗓子大笑。“你風衣里面沒無意之中掉了什么東西吧?莫非只在褲子里面嗎?”
  “你真頑皮老大娘!”克里亞奇科哈哈一笑。
  這在這時,古羅夫看見從院子里走出一個男人。他灰色的身子与灰色房屋的背景融為一体。古羅夫沒有看見克里亞奇科。根据傳來的聲音判斷,斯坦尼斯拉夫站在古羅夫所在的那個門洞的那一邊,离那個陌生人有五十來米的距离。他沒有自動槍,而對手槍來說,距离又嫌遠了點。再說還不知道那女人是怎么站的,也許她妨礙射擊呢?
  古羅夫掏出子彈,打開保險。那男子站在房子旁邊,沒有動彈。
  “我沒時間了,”傳出的是女人的聲音,接著她在旁邊敲了一下門。
  “喂,朋友,”男子的聲音很年輕,破嗓子。“有火沒有。”
  “我不抽煙!”克里亞奇科答了一聲,拔腿就跑。
  “聰明人,”古羅夫想道,“他明白我在某個門洞里,他想要那小伙子自我暴露出來并自動送上去。”
  那個不認識的人拔出手槍,啪地開了一槍,但他沒去追赶斯坦尼斯拉夫,而是橫過胡同,出現在离古羅夫兩步遠的地方,對著馬路放了一槍,密探古羅夫明白,這小子的手槍裝的是空殼彈。他從門洞里跳到人行道上,照著那小子細長的頸脖子就是一拳,奪下他的手槍,然后大叫一聲:
  “斯坦尼斯拉夫,結束戰斗!”
  古羅夫沒有抓住小伙子的手,而是拉住他的衣袖,就像老師拉住犯了錯誤的學生一樣。
  “放開我!”小伙子有气無力地掙扎著說道。
  古羅夫望著他疲憊不堪的清瘦面孔,望著這個吸毒者的一對眼睛,覺得很不自在,好像做了件什么對不起人的事一樣。
  克里亞奇科走了過去,抓住小伙子的下巴,抬起他的臉龐,望著他的兩只眼睛,吐了一口吐沫,說:
  “我們算是活到頭了,人家不會把我們當人看了。我們現在把他帶到哪里去呢?”
  “哪里去!帶我家里去唄!”古羅夫大罵一通。“我那不是住房,而是衛生防疫站。”
  “真滑稽……”克里亞奇科還沒來得及把話說完,警報聲馬上就把他的話打斷了。
  胡同里飛快地開來兩部汽車,第一部的車頂上亮著特殊的信號燈。古羅夫把抓住的小男孩往他剛剛從那里走出的門洞里一甩,自己也跳了進去。克里亞奇科就在近旁。在這种情勢下,連他也忍不住,問道:
  “也許!莫斯科改名為恐怖城了嗎?”
  他們登上二樓,從窗戶里觀察正在發生的情況。汽車開進來了,第一輛是民警用的“梅爾謝杰斯”,從里面跳下三個高大的身影,他們穿著斑斑點點的迷彩服,手持自動手槍,頭戴黑色鋼盔。第二輛是“拉菲克”牌的小車,停在靠邊一點點,但沒從里面出來一個人。自動槍手們站在那里,寬寬地分開兩腿,端著自動槍,顯然不知道,自動槍該往哪個方向擺。
  古羅夫和克里亞奇科站在二樓樓梯口上,觀察著正在發生的事情,如同坐在包廂里的觀眾正在觀看舞台上的演出。只有徹頭徹尾的白痴才能把車子這么擺放:車燈照不著房子的牆壁而只能相互照著。
  在為時不久的停頓之后,從“梅爾謝杰斯”里面爬出一名帶著擴音喇叭的民警少校。
  “你明白什么了嗎?”克里亞奇科問古羅夫。
  “注意!”少校對著擴音喇叭喊道。“你們被包圍了!你們舉起手一個一個地快走出來吧!”
  古羅夫把“瓦爾特”牌手槍擺到窗台上,用手掌貼著嘴巴,大聲回答:
  “少校!我是民警上校。快停止這場把戲,別嚇唬人了!快把這些怪模怪樣的人全塞進汽車里,否則我把他們一個個地打死,就像打死一群雞一樣。”
  一個自動槍手突然對著窗戶打來一梭子。古羅夫站在牆的后面,濺起了磚頭碎片,子彈打進了天花板。古羅夫從窗台上拿起手槍,對著自動槍手的腳下,打了一槍。
  “少校!我說了,您把武裝人員撤走,上樓到我這里來。快執行吧!”
  就在這一時刻,“拉菲克”車里爬出一個人來,手里提著一台電影攝影机。古羅夫明白,來的不是土匪,而是一場普通的民警誤會。
  “別丟臉啦,少校!”古羅夫大聲叫道。
  “你們自己走出來!”少校一邊說,一邊朝汽車后面退。
  “你的武裝人員可能嚇得亂放槍。少校,攝影机已經把你攝上了,全胡同的人都會听見的,快回到汽車里去吧,我就出來。”
  看來,少校已經完全明白這場鬧劇的荒庸,于是他下了命令,身穿斑斑點點的迷彩服的小伙子們,開始坐進“梅爾謝杰斯”里面。古羅夫走到人行道上,克里亞奇科跟著把抓獲的“俘虜”帶了出來。古羅夫向少校出示證件以后,走到攝影師跟前,握住他的手問好,然后問道:
  “電視台的嗎?您認識亞歷山大·土林嗎?”
  “當然認識。”
  “我和克里亞奇科有事求您,請您把這份材料暫時保存好。”
  “是秘密嗎?”一個年輕人帶著擴音器,從“拉菲克”車里跳出來。
  “那你們為什么要躲起來呢?”古羅夫嘲笑問道。“您帶攝影机的同志已經出去了,可您卻藏了起來,很不好嘛!”他轉身對著攝影師,說:“您攝下了民警的狼狽相,而我們的威信就是沒有您的這些鏡頭,也已經不高了。少校,快把您的隊伍打發走,您同我一起坐車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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