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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娜斯佳吃了一惊,戈托夫齊茨家里的電話又沒人接。難道真的沒人給他打電話嗎?她坐在這儿已經第三個鐘頭了——電話鈴連一次也沒響過。
  她帶了一些照片來,帶了整整一摞,其中,還有“格蘭特”私家偵探所同仁的照片。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久久端詳過這些照片,然后充滿自信地從中取出兩張來。
  “喏,就是這兩個家伙近來總在跟蹤我。其他人沒在這里面。”
  “‘其他人’是什么意思?”娜斯佳不解地問,“他們一共有几個人?”
  “四個,這里只有兩個。”
  “您沒弄錯,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
  “不會錯的,”戈托夫齊茨冷冷地說,“最初常常出現在我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只是后來這兩個家伙才出現。您為什么不信我的話呢?您為什么認為肯定是我弄錯了呢?我對人的外貌有很強的記憶力。您是不是以為我是個瘋子,所以,我說的每一句話您都要反复掂量十次以上呢?要是正常人您准會一听就信。”
  “或是根本就不信,”娜斯佳反駁道,“您用不著生气。我不怀疑您說的是實話,但在這种情況下僅僅這樣是不夠的。我此刻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理。”
  “您知不知道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呢?”心理醫師挑起了眉頭。
  “差別巨大。應當說,能看出此中差別的不光是我,還有整個世界哲學。真相,這是您的感覺和觀點。當您不是在說謊,當您說話真誠時,您說的就是真相。但卻根本沒必要要求這种真与真實現實相符。真理則是實際存在的狀況。您或許干脆就不知道它,或是理解得不正确,也可以自愿陷入迷誤之中。您要明白,我沒有理由怀疑您的真誠。但我卻有理由怀疑您會不會犯錯誤。”
  娜斯佳當然是在撒謊。她有理由怀疑死者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的真誠,而且,她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她突然問道,“您的電話為什么不響?”
  戈托夫齊茨的臉變得煞白,雙手十指擰絞在一起,抖抖索索地握緊了。
  “沒人打唄。這有什么不尋常的嗎?您不會把這也當做是刑事犯罪吧?”
  “他怎么會這么想?”娜斯佳想,“很平常的問題。您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大干淨吧,戈托夫齊茨先生。”
  “只是我得打電話給辦公室,我還以為,說不定您的電話坏了呢。因此我才問的,”她撫慰地說道,“這么說電話是好的?”
  “是的。”
  “我能用一下嗎?”
  出現了一段尷尬的停頓。戈托夫齊茨眼望著別處,隨后,又將目光轉向娜斯佳。
  “您是對的,我把電話掐了。如果您想打,我這就接上。”
  “為什么要掐了呢?”
  “我不想跟任何人談話。”
  “可要知道早上我給您打過電話,電話是通的。”她說。
  “在您來之前我又掐斷了。可您干嗎總這么盯著我?”他又發火了,“我是個正常人,我知道警察局隨時會找我的。如果我不去接電話,您便會以為我躲起來了,興許還會斷定,万一是我把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給殺死的,或無論怎樣和這事有牽連。可是,只要您在這里,我可以放任自己不去接電話,您應當理解……我很難過。我的妻子死了。我無法同任何人交流,這有什么不對嗎?您到底怀疑我什么?”
  他提高嗓門,疾速而又憤激地又說了一大通。娜斯佳一邊听他說,一邊想:“不,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問題不在于您難不難受。問題在于您是在害怕。怕得要命。而使您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這才是我想知道的。一個剛剛悲慘地失去了妻子的人,往往會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搞得痛不欲生,以致其他情感全部遲鈍了。而您呢,尊敬的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一切都是‘恰恰相反’:不知什么東西居然會令您如此恐懼,以致您都沒有精力為您的妻子悲傷了。除此之外您居然還對我怀疑您感到惊訝。我要是處在您的位置會比您更持重一些的。”
  等到他正義的怒气宣泄完并且平靜下來以后,娜斯佳再次打開封套,把相片攤在桌上。
  “讓我們再瞧一瞧,或許您能回想起除那兩人以外的什么人來。”娜斯佳說。
  戈托夫齊茨抿著嘴唇,但沒吭聲。他一張張翻檢著照片,否定地搖了搖頭。
  “不,再也認不出什么人來了。喂,您怎么,難道這兩個還不夠?您還想要我做什么?您有他們的照片,這就是說,您認得他們,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住址。那您就去吧,把他們都逮住問問,他們為什么要跟蹤我,還有誰參与了這件事?”
  娜斯佳歎了口气,把相片整理好又放回封套內。
  “問題在于,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我已經跟這兩個人談過話了。他們承認他們的确盯過您的梢,但卻不知道有誰也參与了這件事。所以我才不得不得出結論,那就是您弄錯了,當然,這結論不會使您寬心的。”
  “也就是說……”
  “跟蹤您的就只是這兩個家伙,再沒別人,其他的一切都是您的錯覺。”
  “不,不是錯覺!”戈托夫齊茨再次提高了嗓門,“不要把我當傻瓜!我看得很清楚,記得也很清楚。他們的照片不在這里面,但有過這些人。您听清楚了嗎?有過!有過!我的神智完全清醒!”
  他騰地一下站了起來,隨后又同樣騰地一下坐了下去,就好像他的雙腿突然癱瘓了似的。此刻,他用一雙可怜巴巴、惶惶不安的眼睛望著娜斯佳,那眼神酷似一條不知主人因何打它的狗似的,但這條狗卻懂得:主人既然打它,那就是說,它犯了錯,因為主人永遠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這樣呢?”他的聲音降低到了咕噥的地步,“我的神智已經不清了嗎?我瘋了?我產生錯覺了?”
  娜斯佳一聲不吭地觀察著他。這是怎么回事?是在努力做戲嗎?還是這位心理醫師真的“暈了頭”?要是一個正常人,興許早就會問,“那兩個家伙”到底給刑偵科的偵查員說什么了,他們為什么要跟蹤,總之,他們是些什么人;而這位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呢,看樣子,他在這個世界上最感興趣的,是自己的恐懼和他心理健康的狀況。
  “他們是什么人?”他到底想起問了,“他們對您說什么了?”
  “說了好多有意思的話,”娜斯佳一笑,“您是否知道您的生活方式令您的夫人很不安嗎?”
  戈托夫齊茨的臉色頓時變作土灰色,眼睛剎那間更深陷在眼眶里,盡管他的樣子即使不這樣也夠難看的了。
  “您為什么說這個?什么生活方式?”他嘟囔道。
  “您的生活方式,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不大喜歡,她雇了一個私家偵探,專門盯你的梢。”
  “這不可能!”
  “為什么不可能!完全可能。喏,這不是照片嗎,上面就有您認出來的那兩個家伙。您不是認得他倆嗎,認得嗎?”
  戈托夫齊茨默默地點了下頭,眼睛痴痴呆呆地目不轉睛地望著娜斯佳。
  “這些人在一個私人偵探事務所工作,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和這家事務所簽了合約。她想知道您到哪儿去了,跟誰交往,您的熟人都是些什么人,現在,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您得回答我的問題:您的妻子怎么會對您產生這么不良的念頭呢?她能怀疑您什么呢?是什么引起她的警覺的呢?”
  “我不知道。”
  他几乎是喊出了這句話,隨后便一動不動地望著屋里的某個角落。
  “您的話我不信,”他即刻又恢复了平靜,說,“這是您臆造的,因為您總得怀疑我點什么。這全是您使的花招,心理陷阱及其他所有不道德的誹謗。您應當為此而害羞的。我失去了夫人,而您卻說她的坏話,企圖引我上鉤。可恥。”
  “這么說,”娜斯佳滿意地在心里評述道,“此刻您已經能想起妻子被殺的事了。您想問題可不算快喲。接下來的一切就該按通常的公式進行了吧:‘我是那么的不幸,而您卻用訊問來糾纏我。’這些我懂,這种場面我經歷了245次了。這一步是無可挑剔的,心理上絕無破綻。倒是那個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應該感到可恥。只不過大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對付這种羞恥感,因此擺脫此類情境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對我來說要簡單得多,我沒有心,有的只是石頭;不懂仁慈,徹頭徹尾卑下。所以,我在此類境況下不會感到羞恥的。或許會有些尷尬,但這我馬馬虎虎也能對付得過去。”
  “我可不是在跟您說坏話,”娜斯佳溫和地反駁道,“說的只是實際罷了。喏,這就是您夫人与事務所簽協議的副本,您可以看一看。我敢向您保證,這一切無論如何也不會加罪于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的。她做的事,沒有什么不好和不体面的。所以,您的譴責我不能接受。”
  戈托夫齊茨抓起他面前桌上的協議副本讀了起來。他讀了好久,娜斯佳看出,他并不想拖延時間,只是費力地試圖讀懂每句話和每個詞而已。他很難聚精會神地讀下去。
  “這一切意味著什么呢?”他終于讀完協議,把它放在一邊,問,“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家偵探跟蹤我,是嗎?”
  “謝天謝地!”娜斯佳從心底發出一聲感歎,“終于明白了。”
  “完全正确。”她肯定道。
  “為什么?她想打听什么?”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還指望您本人能告訴我呢。除您以外,誰還能知道呢。”
  “可我并不知道呀!”
  “而我更是這樣。”她聳聳肩。
  “他們跟蹤我很久了嗎?”
  “從協議簽字之日起。”
  “啊哈,是呀,當然是的。”戈托夫齊茨也醒悟過來,他瞥了一眼協議的第一頁,那上面寫著日期。
  又是一陣沉默。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在想什么。
  “那么其他那些人呢?”他突然問。
  “哪些人?”
  “就是我以前見過的那些。如果協議可信的話,那么,私家偵探是從4月18號開始盯我梢的。可另外兩個人早在那之前我就見過。這么說,不是他們一伙的?”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上次我和您不是已經談過,那兩個人也許是想入室偷您東西的家伙嗎?可現在我打算取消這种想法了。”
  “為什么?您不再信任我了吧?”
  “怎么不信任呢,”娜斯佳暗想,“准确地說,我還沒開始呢。”
  “我這就給您解釋,請您認真听听我說的。上次我們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即那几個賊看上了您的住宅,于是就跟蹤您,以便能選擇動手的适當時机,他們動手了,卻未得手,由于他們沒來得及找到他們要找的東西,于是便繼續盯梢,好再試一次。對不對?”
  “對。我們正是這樣斷定的。”戈托夫齊茨點頭道。
  “可現在我們才弄清楚,在竊案之后跟蹤您的不是小偷,而是您夫人雇來的私家偵探……”
  她打住話頭,等待戈托夫齊茨的反應。他是努力繼續按邏輯進行推理呢,還是會裝模作樣,似乎他什么都不明白,等待娜斯佳表述意見,他指望她的觀點對他來說并不危險。戈托夫齊茨走的是第二步棋,而這使她更加怀疑了。
  “由此能得出什么結論呢?”他問道。
  “結論是小偷根本不想再次清查您的住宅,而這只能有兩种解釋。”
  “哪兩种解釋?”
  他的目光再次流露出緊張慌亂的表情。
  “第一,他們不想這么干,因為兩次針對同一個目標既愚蠢又危險。第二,他們不需要再次行動,因為第一次已經足夠了。”
  “怎么會呢?您想說什么?為什么夠了呢?”
  “因為他們找到了要找的東西。”
  “可我什么都沒丟呀!我告訴您上千次了!告訴您和伊戈爾·瓦連金諾維奇。我什么都沒丟!”
  “您是說了上千次,而我們也听了上千次了。可這什么也改變不了,事實總歸是事實,無論如何應當解釋它。讓我們來嘗試一下,而您或許會理解我為什么怀疑的。讓我們從第一种設想開始:初次行竊未能得手,小偷沒偷您任何東西,但放棄了第二次嘗試。可為什么呢?”
  “什么為什么?您剛才還說兩次偷竊同一所住宅既愚蠢又危險呀。這不是您說的話嗎?我沒有弄錯吧?”
  “這是我說的話,”娜斯佳同意道,“我問您,為什么小偷什么都沒拿?您的金錢和珠寶就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要想找到它們并不需要費任何事。您不會對我說這幫小偷沒經驗吧?”
  “嗯,差不多吧。”戈托夫齊茨极不情愿地說。
  “而我要回答您的是,沒有經驗的小偷絕不會如此細心地為偷竊做准備,并預先偵查其犧牲品的起居規律的。既然他們還曾盯過您的梢,這就是說,他們是認真的,而認真的小偷是不會找不到金錢以及您太太的首飾及其文件的,如果他們想要偷的恰好就是這些東西的話,而這并不复雜。因此,假如我們想要讓第一种設想正确的話,那我們就得承認,盜竊流產了,罪犯一無所獲,可……”
  “什么?”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惊恐地問。
  “可他們并沒有監視您。讓我們討論一下第二种設想。我們假設罪犯預先做了充分准備,事先跟蹤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蹤過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他們溜進您的住宅,拿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
  “他們什么都沒偷,”他執拗地說,“我全都檢查過了。什么都沒丟失。”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親愛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溫柔地說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結論,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沒人跟蹤您,您在這個問題上弄誤會了;要不您還是丟了什么東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訴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況。您就是再怎么堅持,跟蹤和盜竊不果這兩件事,無論如何也聯系不到一起。缺乏邏輯關聯。”
  “我不會錯的。我的确記得,住宅被盜前有人跟蹤過我。”
  “那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妨假設,偷盜得手了。我們沒有別的結論。”
  “可應該有一個!”心理醫師又吼了起來,“應該有一個結論的!我知道有人跟蹤過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沒丟!你們找吧,你們去想吧,歸根到底,你們是警察。”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請您說話公正一點。是的,我們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我們只能從您的話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盜前有人跟蹤過您,還要我相信,他們沒偷走您任何東西。我必須以您說的為依据,可我沒有一幅產生關聯的畫面。因此我必須認為,或是您在被跟蹤這件事上弄錯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盜問題上說了謊。從您對我所說的話里,沒法組成一段關聯緊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節。假使您能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這兩件事實整合到一起的解釋,我愿意接受它,并盡我最大力量來檢驗它。您能提供這种解釋嗎?”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說的是實話。您應當相信我。”
  “應當相信,”娜斯佳心里說道,“多么沒意義的一句話呀。為什么一個人非得相信某個人呢?一個人應當關心受他贍養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諾,歸還自己的義務。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誰都不應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卻是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句話。說不定這是一句類似于有魔力的咒語的一句話。你應該相信我,這就是了,不需要任何解釋和說明。一旦屈服在這句話的魔力下,一個人就會以為自己真的應該相信他人了。”
  与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的冗長談話把她折磨得筋疲力盡。娜斯佳最無法容忍的,是缺乏邏輯關聯,因此,她累得夠嗆。如果你不得不對某人掰著指頭去解釋什么的話,那為什么對事實所做的這种或那种解釋,不能令她滿意呢。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應有意義。哪怕那意義不尋常、不大習慣、不符合傳統、完全獨特也罷,但也應該有呀。一旦沒有意義,就得或是尋求對事實的歪曲,換句話說,即尋求謊言,或是怪自己笨好了。
  昨天下班時她就打定主意,現在到了最后為安德烈耶夫和邦達連科被殺案做點儿什么的時候了。當然,不能說對于這件罪案,我們還什么都沒做,不,不能這么說。米沙·多岑科認真清理了演播組的財務,不分晝夜地或是守在奧斯坦基諾1,或是呆在位于和平街區某處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樓里——“素面朝天”節目在此租了几間房,他們的攝影棚也在那里面。与此同時,另一位同事——科利亞·謝盧亞諾夫——調查了死者的社交圈,試圖搞清他們(除劇組的主要工作外)還從事過什么商務活動,而這活動是否就是導致他們被殺的原因。還有另外一個同事尤拉·科羅特科夫調查了出事那天所有曾把車停在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旁邊的白色“日古利”七型車的車主。他檢驗了一种完全有可能的推斷,并證明這是一种司空見慣的錯誤:即爆炸裝置只不過被放錯了車而已。看起來,一切与節目編導維佳汽車爆炸有關的調查,即使她娜斯佳不在,也都在進行,可烏蘭諾夫卻令她不安。烏蘭諾夫變了,而這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釋的。可他顯然不是“在朝那一方向”變。而且,就連“素面朝天”這一節目本身也變了。
  
  1 奧斯坦基諾——俄羅斯中央電視台所在地的俄文縮寫名稱。

  昨天,她剛跨進門坎,就听見丈夫激動的聲音:
  “阿霞,你不在家真可惜呀!電視上剛播放一場馬戲,真棒,能讓你瘋狂。幸好我及時想到了,也只來得及錄下下半部分了。”
  她對電視上播的什么馬戲根本就沒有任何興趣,她不想和阿列克賽說話,總之她什么都不想。可她知道自己不該這樣,應該把握住自己,要有禮貌。因此,她恭敬地問:
  “電視播什么了?”
  “你都無法想象!有個節目叫‘素面朝天’。你可能不知道,這節目通常是你不在家時放的。”
  “我知道這個節目,”娜斯佳打斷他的話說道,她立刻警覺起來,“那里播什么了?”
  “喲?”阿列克賽疑惑地看了妻子一眼,“你是從哪儿來?怎么,你在班上看電視了,沒有抓嗜血狂人?”
  “列申卡,所有解釋都擱在以后。節目怎么啦?順便說說,你看這個節目我倒是一點都不奇怪。”
  “一直都在看,”齊斯加科夫說,“只要手頭沒事儿的話,我是必定看的。”
  “真的?這節目可不是什么鬧劇。”
  “那又怎么樣?我在用它休養身心,一邊看一邊想。幸好在我們這個蠅營狗苟、勾心斗角的生活里,還有一种善良正派的東西。可是近來這節目完全變了。喏,你瞧,今天烏蘭諾夫先生的表現就十分特別。特邀嘉賓里有一位鑒賞家,以前很有名,聲名遠播,近几年差不多快被人們忘記了。看樣子,他想讓廣大居民階層能想起他來,所以,也擠進這個節目里去了。烏蘭諾夫像上帝打扮烏龜似的把他給裝扮了一番。阿霞,你真該看一看、听一听這個!想不想看我錄下的那部分?”
  “想。”
  “那就先吃飯,然后一塊儿看。我也再享受一下。”
  “不,”娜斯佳堅決地說,“先看后吃飯。”
  阿列克賽惊訝地望了她一眼。
  “你這么強烈的興趣是從哪儿來的?處里怎么樣,又出刑事案件了?”
  “比這還厲害,兩具尸体,節目編導和記者。所以,我們得先看節目。今天,凡是跟這個節目有關的一切,我都有興趣。”
  “可我餓了!”列沙生气地說,“我還沒吃飯,像傻瓜似的等你。”
  “對不起,親愛的。”
  娜斯佳和解地一笑,把臉貼在丈夫肩膀上說。
  “那我們還是先看節目吧,吃飯時再討論。”
  接下來能進行討論這一點,使列沙妥協了,于是,他听話地打開了錄像机。倒帶子時,娜斯佳不無惊恐地想到自己是不是已經開始操縱齊斯加科夫了。她很少和他談論工作上的事儿,而近几個星期以來,几乎根本什么都不說,列什卡為了能跟她聊半小時天,情愿犧牲一切。我多么自私呀!她知道許多女人正是如此這般使用性這一武器來對付丈夫的,丈夫表現好她們就讓他上身;而如果想要為了什么緣故而處罰他,便不讓他親近自己的肉体。她本人對這种做法一直都很反感,可且慢,連你自己也開始如法炮制了呀。為了讓列什卡打起精神,答應要和他討論一番。她多么沒心肝,這就是問題的實質!科洛布克·戈爾杰耶夫說得對,她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了。
  熒屏上出現了烏蘭諾夫那張臉,他正向一位客人提某個例行問題,而那客人,娜斯佳馬上認出來也想起來了。是的,此人真的一度名聲赫赫,舉國皆知,他舉辦的“演唱會”有數千名觀眾參加,自詡說治愈了數百名病人,夸口說他能使“肯听他話”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健康。她剛看了兩分鐘就明白演播室究竟出了什么事,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治病人只想訴說他如何治病以及他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功。烏蘭諾夫則本著“素面朝天”的傳統,竭力想向觀眾展示他的嘉賓在全人類——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層面上究竟是個什么人,他是多么聰明而又有教養,他的趣味和嗜好,他的性格和習慣如何。他根本就不為自己對面那人提供幫助,幫他發揮与主題十分有關的話,而且,只要稍有可能,便把話題轉到另一個方面,提出一些治病人根本不可能回答的問題。原來,治病人主要只在童年和青年時代讀過書,他沒有自己喜歡的作家,對音樂和戲劇同樣沒有什么愛好。既沒有酷愛的消遣之道,也沒有趣味盎然的閒暇可言。的确,正如治病人所說,他根本就沒有業余時間讀書、上劇院,他完全獻身于病人和患者,但主持人細膩而刻薄的對白當下就令觀眾想到,自己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給一個既無教養,而且,就連世界觀的基礎也不具備的人來掌握呢。總之,烏蘭諾夫把一個從前的全民寵儿變成了一個大字不識的江湖騙子。可以看出,主持人對現場直播是有過一番准備的。他提了許多問題,涉及到治病者對各种科學和偽科學學派(其中包括外國學派)的看法,而被問的回答,只是一大堆有關因果報應、宇宙能量和靈魂的含含糊糊、詞不達意的議論而已。顯然,這位嘉賓非但根本不讀文藝書,而且也不讀專業文獻,實際上,他對醫生、生物學和化學一無所知。但是,那嘉賓本人對此卻絲毫也未察覺,反而對自己十分滿意,臉上不時浮現出得意的笑容。
  這一場面的确十分滑稽,但娜斯佳對觀察烏蘭諾夫更感興趣,而不是那位土頭呆腦的治病人。今天他更不像以前她從電視上看到的、預先攝制并被播放過的節目中的那位烏蘭諾夫。而且,他也不像他首次以直播方式主持節目時的他本人。這次他表情平淡、冷淡而又陌生,似乎是在居高臨下地看著電視制片人如何想要使他更体面一些。今天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瘋狂的決心蘇醒了,想要把嘉賓徹底消滅,跺進爛泥,向公眾展示他是多么愚蠢而野蠻。“他瘋了!”娜斯佳自語道,“假如他今后還這樣的話,這節目馬上就得完蛋,因為再也找不到甘愿被當眾判處死刑的自愿者了。他們怎么居然允許他這樣?”
  “喂,怎么樣?”齊斯加科夫等錄像帶放完后,快活地問道,“這場面不錯吧?”
  “太漂亮”,娜斯佳道,“只是很危險,也沒意義。”
  “為什么?如今國家實行民主了,大眾傳媒工具可以為所欲為了。走,快去廚房,我都要餓暈了。”
  兩人飛快地熱了飯,在隨后的几分鐘內,一聲不吭、津津有味地吞咽著菜花。
  “列什,你好像跟我講過,我記得,你在美國時,曾几次被人邀請上電視。”
  “是啊。”他點頭道。
  “轉播還是直播?”
  “有轉播也有直播。使你感興趣的是什么?”
  “主持人的表現。我想知道,主持人的表現在直播和轉播時有什么不同。”
  “阿霞,主持人的表現不取決于此,而取決于嘉賓和規定。喏,當然還有節目的理念。如果整個節目是丑聞性的和揭露性的,那主持人就總是委婉而又帶挑釁性的,他應當使他的客人成為反面主角,因此,他的提問會非常之快,不讓客人有時間想一想,會抓住客人的話柄,借机發揮。曲解客人說的所有的話,等等。在這种情況下,節目究竟是直播還是轉播,對他來說不具有任何意義。他在以上兩种場合下都是會這么做的。”
  “對你也是這樣?”
  “差不多吧。所有主持人都想使我顯得像是一個稍稍有些怪的天才,在俄國不受重視和承認,但又沒有足夠的勇气邁出堅決的一步,跟自己可惡的祖國斬斷聯系,從而跨進一個普遍幸福的美好國度。我只要剛開口說我在俄國早就獲得了承認,得到了院士資格,有自己的科學學派,領導著一個龐大的實驗室,他們就裝作沒听見,立刻打斷我的話,問我,我在美國做一次兩小時的講座所得到的酬金,要在俄國,我得工作几年才能掙到。真的,討厭之极。”
  “那你怎么還同意上電視呢?好吧,頭一次是你不知道實情如何,可后來你滿可以拒絕嘛。是不是?”
  “原則上說是可以的。但我沒拒絕。”
  “為什么?”
  “第一,每次都心存僥幸,或許這次不一樣,我不過是不走運才碰到上次那位主持人,而這次話題和上次不同。”
  “第二呢?”
  “第二,請我舉辦講座的那所大學的董事會,也与這些節目利害攸關,這一點他們已經毫不含糊地暗示給我了。在他們那里,大學之間也有類似的競爭心理,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要讓別的大學知道,我是為他們辦講座來的。我是不會拒絕我的雇主的,現在回答我一個問題,為什么你對電視訪談這么有興趣?”
  娜斯佳把碟子放進貝殼形托盤,把碗和糖、一大托盤餅干、一盒袋裝橙茶擺上了桌。她一聲不吭,竭力想要聚精會神,整理一下心中模糊的感受,好形成多少有因果關聯的語句,但說出口來還是不理想。
  “你知道么,列希克,使我不安的是烏蘭諾夫。這節目變得面目全非了,因為它的主持人變化太大。我弄不懂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兩位同事突然死亡令他心里發生了震動,還是他本人与凶殺案有牽連呢。”
  “阿霞,你忘記還有第三种解釋,可實際上是第一种方案,因為它最重要。那就是錢,也許,烏蘭諾夫的觀點和節目的頭儿們觀點不同,而現在他有机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而且,憑這個他能掙到錢。”
  “請你解釋一下!”娜斯佳剎那間忘掉茶已經涼了。
  “你不常看這個節目,所以,你沒注意到這個節目的廣告部分。而我卻可以十分准确地告訴你,近几天中,廣告部分明顯增加了。如果說以前節目開始前的廣告不足1分鐘,那么現在廣告的第一個部分將近有兩分半鐘。這對你有什么意義嗎?”
  “這很平常,”她拖長聲音道,“這就是說,觀眾對這個節目的暴露性語調反感了唄。”
  “而且反應很大,”阿列克賽應和道,“你習慣于用莫斯科的尺度來衡量一切,因此你覺得‘素面朝天’根本沒人看,除了領退休金者和家庭主婦外。你的根据是大量上班族6點以前還在班上,而7點以前是在路上,但這只是對莫斯科和彼得堡而言。可在外地,上班族在路上根本不需要花費那么多時間,而且工作時間也不都是從9點到6點,大多數人的作息時間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能跨鐘點看這個節目。而且,在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區,這個節目很受歡迎,而這個區差不多就是整個莫斯科了。在我們那所學院里,每天的話題都不外乎烏蘭諾夫和他的例行嘉賓。人們講述片中成功的對白,哈哈大笑,贊歎不已。就連從前根本沒听說過有這么個節目的人,也開始看這個節目了。于是廣告商當下就明白,這個節目觀眾的數量急劇上升。而這,就會有效果。登廣告的事是由該頻道一個專門部門分管的,而烏蘭諾夫和他的演播組,作為一個流行節目的作者和制作人,他們當然也能‘抽點’份子錢。”
  “可如果他以后就這么表現的話,誰會到他這儿搞直播呀。人們就不怕嗎?”
  “噢,上帝与你同在,”列沙哈哈一笑,“你自己不是已經給我說過上千次了,為什么犯罪現象總是無法杜絕。因為每個罪犯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所做的事是錯誤的,但他卻相信或至少是抱有僥幸心理:自己是不會被抓住的。而在這种事上也同樣如此。每個人都有可能知道烏蘭諾夫對其節目的特邀嘉賓是怎么辦的,但与此同時他卻深信,在他這儿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他會比主持人本人及以前所有嘉賓都更聰明的。那幫人絕對是一幫蠢貨,智力有限,才气一般,而他呀——你就瞧好吧!他會給所有人都露一手的,也會給我們這些電視觀眾露一手的。他們的思維過程再簡單不過了,實話對你說吧。”
  “這么說,你認為,從前這個節目還通過別的方式撈錢來著?”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說。她即刻又自言自語地回答道,“是啊,顯然,事情正是這樣。安德烈耶夫和邦達連科在時,他們曾有別的生活來源,而如今他倆一死,這一來源同樣也要長期存在下去,而烏蘭諾夫為了能持續航行下去,不得不走一條陳腐的老路,那就是揭露丑聞和展覽‘黃色’。得,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該節目廣告時間的需求量明顯增加了。列沙,列什?”
  “什么?”
  “為什么人都喜歡讀到或是听到有關別人的坏話,諸如他們是罪犯、受賄者、貪贓枉法之徒以及他們有罪或哪怕是愚蠢呢?這一點我永遠也弄不明白。可要知道,大量的大眾傳媒工具就是靠著這种心理才得以興旺發達的。印刷物全登載一些不可思議的胡編亂造之作,講述血腥謀殺、吃人生番、系列強奸、外星人、預言家——而人們會入迷地吸收這類信息。一份每頁都講述什么人受賄或濫用職權的雜志,銷量會達到最高程度。我不否認這些事也該寫,可人們為什么喜歡讀這些東西甚于世上的一切呢?這我可就弄不明白。”
  “你也不會弄明白的,”丈夫笑著說,“你不具備那种素質。快喝茶,已經涼透了。有關丑聞欲,我和你下次再談。”
  “為什么不現在談?”
  “因為現在已經晚了,該睡覺了。”
  “不,列沙。”娜斯佳拖長的聲音里含著埋怨。
  她很想和他再聊一會儿,最近一段時期以來,這還是頭一次,聊天非但不令她感到沉重,反而感到有趣。她感到大腦里有什么東西變得稍微清晰一些了,接下來的推理和邏輯結构的大致輪廓已經開始顯現了。她多么愚蠢啊!要知道從前也一直都是這樣,和列什卡聊天,有助于她思考、回憶什么,构造新的猜想。她怎么會把這個給忘了呢?
  “不能‘不,列沙’了,該睡覺了,”齊斯加科夫嚴厲地說,“在你犯困之前,你還是先看一下表吧。我不知道明天你怎么樣,我可是4點半就得起床。确切地說,不是明天,已經該說今天了。”
  “為什么你要起那么早?”娜斯佳嚇了一跳,“出什么事了?”
  “一位著名數學泰斗要從尼德蘭來,而我作為接待方代表得有所表示,親自到舍梅季耶夫机場迎接。此外,阿霞,我要提醒你,這位教授是來參加國際會議的,而不是單單為了喝几口水的。”
  “這有什么含義嗎?”
  “這意味著要開國際會議了,在莫斯科城外一家膳宿旅館進行,今后一星期內我不在家。所以,你下班回家就別想有熱飯吃了。”
  “這太可怕了,”娜斯佳開玩笑道,她笨拙地想要掩飾自己內心的喜悅,“我會餓死的,而你呢,又得在我的葬禮上花費一筆錢了。”
  “你死不了的。良好情緒會支持你的。我看得出來,我的在場使你如何惱火。這不,這一禮拜你可以好好歇口气了。”
  她的臉上泛起了紅暈。二十二年,他們共同生活了已經二十二年了。從十五歲起,從九年級開始,今年兩人已經年滿三十七歲了。确切地說,列什卡已經三十六歲了,而她呢,還要再過兩個月才是生日。在這二十二年當中,齊斯佳加夫已經學會絕對無誤地猜透她的內心。她為什么要讓他生气呢?要知道列什卡什么錯也沒有呀。而且,除她本人以外,誰都沒有錯呀。
  “列沙……”她明白,必須慢慢地尋詞覓句,好消除緊張感。
  “睡吧,睡吧。過一禮拜后再談。”齊斯加科夫疲倦地說。
  娜斯佳此刻才發現他臉上的表情是多么倦怠。多少日子以來他一直被疑心和不知情折磨著,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而她卻一味搪塞,回避解釋,一言不發,即使說話,也無助于消除疑心,消除憂慮,減輕內心的痛苦。
  但這一切都屬于昨天。躺下入睡前她心情很沉重,感到自己對丈夫是有過錯的,但她卻無法戰胜自己,向他徹底說清,在他不在期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她不能,就是這樣,早晨起來時,她已下定決心徹底調查一下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烏蘭諾夫和應邀參加“素面朝天”節目的那些嘉賓。因此,等她一結束對戈托夫齊茨的訪問后,立即坐上近郊電車,動身去找那位不巧与不可預料的烏蘭諾夫進行直播的電影制片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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