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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賓夕法尼亞的莫諾拉　十月初


　　　　　　　　　　　　　　　　　 14

　　公路沿著莫諾加希拉河畔蜿蜒向前。河里，一條滿載煤炭的大型平底船慢慢地向北駛去。我右邊是陡峭的山巒。山坡上滿是破敗的木結构房和磚房，牆壁被煤煙熏得烏黑。我開著出机場后租來的小車在公路上行駛。我把“陸地流浪者”留在韋加斯机場長期停車場內，讓海諾和他的朋友設法把它弄回去。
　　過了一會儿，公路逐漸偏离莫諾加希拉河，爬上一個小坡。前面出現了一塊寫著“莫諾拉”的小路牌，上面寫有人口數字。公路向下伸展到一個商業區。這里的建筑物和那邊山上的房子一樣被煤煙熏得烏黑：梅倫銀行，荷蘭男孩油漆店，雷克斯沃藥店，已停業的影劇院，麥克格雷依酒店……每三家商店中，就有一家不景气，包括莫諾拉旅館和弗蘭克百貨商店。這鎮給人一种空寂、凄涼的感覺。現在才星期五下午4點半，人行道的兩旁停著許多車子，卻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几個警察從警察局出來，穿過大街向一家賣面包圈的店走去。
　　我繼續驅車向前，終于看到了赶了几千英里路想看的東西。就是那倒閉的巨型鋼鐵厂，它位于莫諾加希拉河邊的一塊平地上。高大的金屬建筑已受到侵蝕，到處銹跡斑斑。一排排大煙囪不吐一絲煙霧；碼頭上沒有一只駁船。報廢的起重机，搖搖欲墜的車棚，冰冷的熔爐。整個鋼鐵厂銹成了一堆廢物。
　　我轉了個U字，下了租來的車子，四處眺望。啟斯東公司莫諾拉鋼鐵厂的倒閉不僅使大批工人失業，而且結束了一個時代。
　　20世紀50年代，莫諾拉鋼鐵厂是美國最大的鋼鐵厂之一，每年生產500万吨的鋼鐵。可是從1957年起，生產能力出現周期性下降。問題就出在政府管理部門：應該為新的技術投資時，卻堅持使用陳舊的平爐；應該研究新的生產流水線時，卻不肯下本錢。1959年的一場大罷工使整個企業陷于癱瘓狀態。后來勉強維持下來，但啟斯東公司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失策，造成巨額赤字。1982年大批工人失業。到了80年代后期，惊恐万狀的董事會終于派人向休特求援。
　　休特說過的剛到莫諾拉時看到的情景：“2500名鋼鐵工人的工資減了又減，使關系极為緊張，管理部門的人員不敢和工人走在同一條街上。他們要我挽救的就是這個嗎？”
　　可他已經挽救了啟斯東公司。他讓董事會的全体成員度了一個長假，解雇所有管理人員，和工人達成了協議。然后，實施釜底抽薪，賣掉所有可以用來清償債務的資產。用賣家當的錢，在阿拉巴馬建立了三個小型鋼鐵厂，那儿的土地和勞動力低廉，而且鋼材緊缺。現在，啟斯東公司又复活了，規模雖小，可它的股東們能獲得收益。
　　休特挽救了這個公司，卻毀掉了一個大型鋼鐵厂，一個城鎮。既然我親眼目睹了這個地方，就該确信，他在這儿种下了日后遭到襲擊甚至謀殺的惡果。

　　莫諾拉警署的前身是家小酒店。磚塊、玻璃門面和鑽石形窗框的雙開門都是酒店的遺跡。我推開門走了進去。問訊台的警員告訴我，南希·科爾在警署小巷對面的炸面包圈商店里。我返身走過小巷。
　　科爾五十多歲年紀，身体很結實，熱情中帶著几分唐突。當我作自我介紹時，她就說出了我的名字，打發走和她在一起談話的下屬，讓我坐在一張咖啡桌旁。
　　“這儿的咖啡不錯，可我不吃他們的炸面包圈。”她告訴我說。“韋斯特卡姆普已經告訴我，你到此地來的目的，他在利用你，真是個精明的男人。這下他可以節省他局里一筆錢了。”
　　我問：“你有沒有發現韋斯特卡姆普手中那位死者的線索？”
　　她搖搖頭。“我已讓人查看過失蹤人員的檔案，可進程很慢。”
　　我從手提包中取出筆記本。“我的委托人……韋斯特卡姆普說起過我正在為T.J.戈登辦事嗎？”
　　科爾眼睛周圍的皺紋加深了。“說過。考慮到T.J.以前對我們的做法，我一點都不同情他。可他現在失去了妻子，結果也是蠻慘的。”
　　“有人對他怀恨在心。你能排出誰會跟蹤他到西部去進行報复嗎？”
　　“排不出來。你認為就是那個死者嗎？”
　　“如果是的話，也不止他一個。根据那邊法醫檢查，他一年前就死了，而今年八月還有人不斷騷扰戈登。”我迅速翻開我的筆記本，然后遞給她。“戈登認為有可能是這些人。”
　　她看著這些名單，點了一兩次頭。“第一個名字可以勾掉了——他已經死了，自殺的。第二位是吸大麻的，我想他也許去了西部。這一位——”她用手指著，“赫布·佩斯，蠻可怜的。”
　　“為什么？”
　　“佩斯是啟斯東的總經理，戈登解雇他后，他妻子拋棄了他，卷走了他所有的錢財。他現在住在鐵路對面的利弗路，大部分時間都在麥克格萊恩儂酒店度過。他确實恨透了你的委托人，可我保證，他從沒有离開過此地。你也許想和他談談，不過，一定要在中午前他神志還清醒時找到他。”
　　我向她要了赫布·佩斯的地址。“你還能為我提供知道內情的人嗎？”
　　科爾噘起嘴巴，思考著。“噢，阿莫斯·里特，一位作家。寫過大厚本歷史題材小說。此人對地方歷史很感興趣，因此，對你也許有幫助。住在山頂上一幢大磚房中，那房子是雷蒙特·劉易斯的舊居，劉易斯曾是啟斯東的發起人之一。”
　　我記下了那位作家的名字。“最后一個問題，鎮上有便宜點的汽車旅館嗎？”
　　科爾怜憫地笑道：“不會再有囉。我向你推荐，到珍珠谷的施米特客棧去試試吧。珍妮·施米特那儿价格便宜，再說她是個愛說長道短的女人。”她眨眨眼睛，“從她那儿，你可以了解到我不知道的情況。”

　　施米特客棧位于一條小車道上。珍妮·施米特長得小巧玲瓏，說話很快，伴有喘息聲，金黃色頭發梳成一條辮子垂在背后。她告訴我，我是她這個星期的第一位顧客。她把我領進一間寬敞的前房，里面的擺設古色古香。過道下面是浴室，淋浴設備很陳舊。談妥住宿价錢后，我提出要打電話，用我的信用卡打長途電話。
　　我先打給米克。我外甥不在家，也不在我辦公室。我在兩處電話上都留下了客棧的電話號碼。
　　下一個打給在金門航運公司的諾厄·羅曼奇克。他的女秘書告訴我，那天早晨他飛往布特雷格灣去了，還沒回來。我把客棧的電話號碼也留給了她。
　　最后一個是阿莫斯·里特。這位作家的聲音很柔和，略帶南方口音。他很樂意見我，并且指點我怎樣到他注的那幢哥特式的“恐怖屋”去。

　　确實有一种哥特式的恐怖：深紅色的磚頭、角樓、拱形窗子，窗上的彩色玻璃片构繪出一幅幅宗教圖案。大理石台階通往一扇雙開前門，門上嵌有更多的彩色玻璃，描繪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景象。
　　為我開門的男人和這所房子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瘦小，金發碧眼，頭發開始禿落，面龐有棱有角。他領我進入一間客廳，內有嵌入牆內的書架。他讓我在一張皮沙發上坐下，倒了兩杯雪利酒。
　　我一邊向他贊美著這房間，一邊在壁爐邊烘著手。“你一個人住在這儿嗎？”
　　“我跟外界保持聯系，時常有人來問一些問題，我很愉快。我熟悉的人中，很少有人來光顧這個快要滅亡的鋼鎮，除非他們來找被解雇的鋼厂工人。可我一個人在這儿很好，我有許多書和愛好。我收集的火器被認為是本州最好的。我還修复古老的家具。”
　　“我听說你還對地方史感興趣，你是本地人嗎？”
　　“我是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人。”
　　“那又為什么……”
　　“又為什么到這儿來？嗯，像許多南方孩子一樣，我的青春期是在小屋中度過的。又像許多人一樣，后來到你們西部去了，到舊金山去學習有創造性的寫作。六年后，我就离開了舊金山，到這里寫出了自己的作品。我作品的稿酬使這幢哥特式‘恐怖屋’保存了下來。”
　　他舉起酒杯祝賀，我也舉起了酒杯。
　　我說：“我想，由于你不是本地人，你能以公正的眼光看待這儿發生的一切。”接下來我把休特目前的境況作了一番解釋。
　　“我听說了戈登妻子被炸死的事，”里特說，“成了國內新聞。這儿的老百姓也作了各种各樣的猜測，說什么的都有。”
　　“是不是在猜測和啟斯東有關的某個人下了手？”
　　“在莫諾拉，很少有人真正明白該厂發生了什么事。啟斯東公司董事會和管理部門的成員是一群目光短淺的大笨蛋，他們不知道他們已把自己的公司搞成了什么樣子。等到發現，為時已晚了。前任總經理赫布·佩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現在還是執迷不悟。”
　　“是嗎？”我引導他說下去。
　　“他是第一個被解雇的。你的委托人一來到這個鎮，佩斯就失業了，再也不能給他自己發高薪了，他的婚姻也就破裂了，真是雪上加霜。”
　　“啟斯東其他主管人員呢？”
　　“留在這儿的人都退休了。還有一部分人在別處找到了工作。他們這些人遇到了許多災難，可還是勉強維持著。”他停頓了一下，回想著。“戈登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來的。有一段時間，他差點引起一場罷工，甚至是一場暴動。不久，這儿的領頭人埃德·博丁因販買毒品被抓了起來，從那以后，工會領導力量被瓦解了。”
　　“博丁是什么時候被捕的？”
　　“戈登接管后不久。博丁聲稱自已被誣陷，可是，有人站出來作證。”
　　“能說出證人的名字嗎？”
　　里特想了想，搖搖頭。“一個也想不起來了。”
　　里特起身，往杯子中加了些酒。“依我看，”他繼續說道，“戈登在做一种几乎不可能做的事，可他還是去做了。不幸的是，他不很討人喜歡。以前我總在想，在社交方面他應該利用他的妻子。顯然，她很迷人，也許會給他帶來好處。可是，她在這儿的時間不長——”
　　“等一等——安娜·戈登來過莫諾拉嗎？”
　　“住了兩個月，后來她就回加利福尼亞去了。有謠言說他們夫妻倆間翻了。”
　　我回想起在安娜死的那天她和我之間的談話。關于她想陪休特到他挽救危局的地方去，她說她作出了努力，但沒有用。她當時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沒有說。她還聲稱自己不能提供關于絕望鎮或啟斯東的信息。現在我發現，她說沒有去過絕望鎮和啟斯東，是在撒謊。

　　里特堅持讓我留下來吃飯，我就留了下來。當我回到客棧時，已過10點。這位作家跟我講的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腦中：當那些男女工人收到被解雇的通知時，都哭了起來；工人們請求，只要能保持工作，可以把工資降到每小時五美元；許多人家把家用物品裝上卡車，离開了莫諾拉。
　　我想，假如我處在休特的位置，我會怎么辦。挽救一個公司，卻毀了公司職工的生活？給股東回報，卻讓那些為他們賣命的工人挨餓？
　　我客房里床邊小几上一盞小燈亮著，几上放著一張紙條。諾厄·羅曼奇克要我給他打電話。
　　我出了房間，來到客廳里，撥了羅曼奇克的電話號碼。
　　“今天早上我到門多西諾縣去了。T.J.失蹤了。”
　　“什么？”
　　“他不在布特雷格灣，別墅里空無一人。喬希和我打電話詢問了T.J.雇佣過的出租車司机，他說一星期前，他開車送T.J.到福特布蘭格的一個診所去拆掉他手臂上的石膏，從那以后，就再也沒見過他。”
　　“你認為他會自殺嗎？”
　　“沒有尸体、自殺跡象和其他證据。”
　　“和縣治安部門聯系過嗎？”
　　“寫了一份報告。莎，你在莫諾拉嗎？”
　　真該死！我給他打電話就行了，用不著留給他電話號碼。雖然羅曼奇克与我配合得很好，可我對他不信任，而且看得出休特對他也不完全信任。“是的。”我勉強地回答。
　　“發現什么線索沒有？”
　　“沒有。我很快就會回加利福尼亞的。諾厄，自從爆炸后，T.J.有沒有對你暗示過他打算离開布特雷格灣？”
　　羅曼奇克沉默不語。
　　我又問了一遍。
　　“是有一件事情，可我絲毫沒有想到和他的失蹤有關。他說過只有一條理由會使他离開那儿，那就是查出是誰安排了那場爆炸。他又告訴我，他將跟蹤那家伙，直到把他殺死。”

　　　　　　　　　　　　　　　　　 15

　　和羅曼奇克通了電話后，我怎么也睡不著。黑夜在慢慢地過去，早晨4點左右起風了，屋外的樹枝不斷抽打著窗玻璃。
　　休特去了哪儿？沒有了安娜的牽制，休特成了一只沒有束縛的木舟。這對他自己和對被他怀疑的人來說，都是一种危險。
　　我5點半起床，穿好牛仔褲和毛線衣，再次向電話走去。我的外甥米克回話了，聲音沙啞，迷迷糊糊。“請醒一醒，”我說，“我有事要告訴你。”
　　“……莎，你知道現在是几點嗎？”
　　“你應該習慣一下，小伙子。對一個私人偵探來說，這是常有的事。”
　　不滿的咕噥聲。
　　“米克！”
　　“說吧，我听著呢。剛才我在找筆和紙。”
　　沒有毅力成不了大器。我把休特失蹤的情況大致講了一下。“我要你到布特雷格灣去一趟，證實一下羅曼奇克所說的一切。盡量多問几個當地的老百姓，把詳細情況記錄下來，一完成馬上就給我這儿挂電話。”
　　“莎，我該怎樣去那儿呢？我沒有車子，這邊的時間是凌晨3點，把雷吵醒她會發火的。”
　　“雷的車大破，用我的。停在奧克蘭机場停車場。備用鑰匙挂在冰箱的挂鉤上。”
　　“我看到了。”現在，听上去米克活躍起來了，甚至有些激動。“莎，關于錫德·布萊辛，全國人事檔案中心沒有傳來消息。”
　　“他們是政府机构。能在一星期內得到消息我們就很幸運了。”
　　直到重新躺在床上，我才意識到，凌晨3點鐘到奧克蘭机場去，他一定會有許多困難。

　　9點過一點醒來時，我嘴里說著什么胡話。我疲憊地洗了個冷水淋浴，穿好衣服，聞到樓下的咖啡香味，便來到廚房。珍妮已告訴過我，讓我隨便吃；我拿著杯咖啡來到后院，發現她在那儿耙攏樹葉。
　　“昨晚進進出出打電話，希望沒有打扰你。”我說。
　　“我一點都不知道，總是睡得很死。”她把耙靠在一棵榆樹上，然后用手背擦著額頭。“今天早上你打算去哪儿？”
　　“去看一位叫赫布·佩斯的人，你認識他嗎？”
　　“只是見過，很可怜的。他以前在鋼鐵厂是個大人物，可是一夜之間成了一個小人物。現在，他每天泡在州立酒店和麥克格萊恩儂酒店，虛度光陰，直到老死。”說到這儿，她把身子靠在耙上。“這并不是說我喜歡啟斯東公司。那鋼鐵厂吃掉了好几代人，毀掉了許多生命。”
　　“怎么會呢？”
　　“許多公司式城鎮就有這种情況。就拿我前夫阿爾來說吧，還在中學時，他就想成為一名工程師，也有這方面的天賦。可阿爾的父親是個鋼鐵工人。在這儿，鋼鐵工人的儿子必須隨他們的父母一起在鋼鐵厂工作。阿爾要上大學，老師們說他不聰明。有一段時間，他只好白天到加利福尼亞去上課，晚上在啟斯東上夜班，很辛苦，最后他不得不放棄了。后來，他絕望了。”
　　“阿爾出什么事了？”
　　“鋼鐵厂關門后，他說這是他重新學習的最后机會。有一天，他离家出走了。”她說得很坦然，可樣子很痛苦。“我一直在想，不管他到哪儿，他也許會實現他的雄心壯志的。”
　　“你應該繼續這樣想下去。”也許，這話對她是一种安慰。在舊金山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我看到過無數個阿爾：睡在長凳上，蜷縮在門道里，在臨時收容所門前排著長長的隊。
　　她朝南看著鋼鐵厂的大煙囪。“這鎮上普通老百姓只是那煙囪的燃料。我們的生命不值一吨煤炭，更不值一吨礦石。”
　　离開珍妮客棧，我往山下走去。一路上，兩邊的房于越來越矮小，越來越破舊。有些已無人居住。
　　赫布·佩斯住在一間朝著鐵路路基的破舊小屋子里，我按響了門鈴，可無人來開門。我決定到大街上去找。佩斯是州立酒店和麥克格萊恩儂酒店的常客，也許，他今天一清早就去那儿喝酒了。
　　麥克格萊恩儂酒店要到11點才開張，而相隔兩個街坊的州立酒店生意正做得熱火朝天。里面有几位顧客正在吃著東西。我問賬台邊一位老婦人，佩斯早上是否來過。她朝門口努努嘴：“剛剛离開。”
　　“有什么特征？”
　　“灰色。灰色的頭發，灰色的臉，灰色的外套。帆布包里有五分之一加侖的凱斯勒酒，不到晚上就會被他喝光的。”
　　我匆匆出了店門，只見一位身穿灰色外套、圍著格子呢圍巾的男人正拐向一條通往山下的小路。我追上去，喊著他的名字。
　　佩斯沒有听見我的喊聲。我又喊了一遍，他回過頭來，樣子很生气。我讓他等等，他停住了，一只手撐在電線杆上。他顯得很瘦弱，頭發凌亂，胡子拉碴，雙眼紅紅的，眼神呆板。
　　我報了自己的名字，說我正在寫一本挽救啟斯東公司危局的書。佩斯撒著嘴巴。沒等他開口，我又說：“我已了解到，包括你在內的許多人受到了T.J.戈登的不公正對待。我要了解這方面的事。我們可以談談嗎？”
　　他聳聳肩，繼續朝山下走。我跟了上去。
　　走過半個街區，佩斯說：“你說‘不公正’是遠遠不夠的。”他的聲音嘶啞，好像患了重感冒，又咳嗽起來。
　　我說：“你不要緊吧？”
　　佩斯忍住咳嗽。“我看上去沒事嗎，小姐？這個鎮看上去沒事嗎？”他做著夸大的手勢，蹣跚地往前走著。
　　他喝過酒了，我想，而且不止一瓶。“不，”我回答說，“這個鎮的情形很糟。”
　　“怎么會的呢？都是因為T.J.戈登和他那幫劊子手。几十年前，啟斯東公司就成了這儿老百姓的衣食父母。莫諾拉是他們的家，一個很好的家。啟斯東滿足了他們的一切需求。可是戈登來了，毀掉了我們的工厂。結果，他使每一位工人都變成了孤儿。現在，他們不能養活自己。所以你說‘情形很糟’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沒有先跟珍妮談過，我也許會把佩斯的話當作是他對手下工人的怜憫。可是，我現在認識到，那只是啟斯東管理人員家長式統治的傲慢。
　　“那你呢，佩斯先生？”我問道，“你覺得你也成了孤儿了嗎？”
　　他停住腳步，把身子挺得更直，趾高气揚地對我說：“不，小姐，我并不這樣認為。事實上，我感到自己似乎已被殺死了。41年來，啟斯東公司就是我的生命。他們殺死了這個鋼鐵厂，我也就失去了靈魂。”
　　“可作為總經理，你也應該讓戈登加入董事會，助他一臂之力。”
　　佩斯咄咄逼人的目光變得暗淡了，他又開始往前走去；過了一會儿，他說：“我被董事會不公正地否決了。我努力告訴他們，公司的情形還不至于那么糟糕，以前，我們也曾安然度過了衰落時期。可他們不愿听。”
　　我想起了休特說的他剛到這儿時看到的情景。還有，作家阿莫斯·里特的看法也是對的：佩斯至今還是執迷不悟，看不到公司被自己搞成什么樣子。
　　我問：“勞資關系怎么樣，佩斯先生。我知道，埃德·博丁被捕前，工會一直在討論罷工。”
　　“博丁是個專業煽動分子，從來沒有老老實實地工作過。”
　　“他還是個販毒分子。”
　　佩斯嘲笑地哼了一下。我們已走到他家門口。他吃力地走上門廊的台階，想把鑰匙插入鎖中，鑰匙卻落到了地上。我拾起鑰匙，替他打開了門。
　　佩斯把我帶進一個小廚房，就是像我這樣不講究的人也大感惊駭：長台面上擺滿了肮髒的盤子和玻璃杯，地板上的粘液几乎印出了我的腳印。
　　佩斯把帆布包放在長台面上，拿出那五分之一加侖的凱斯勒酒，大概突然想起了禮貌，便詢問地看著我。我搖搖頭，他似乎得到了解脫，沒清洗一下杯子，就把酒倒入杯子，一口喝完，又倒了一杯。“呃，剛才說到哪儿？”
　　“埃德·博丁，他販賣可卡因被逮捕了。他的被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工會的力量。”
　　“被徹底征服了。博丁被關進監獄后，工會的人都像羊羔一般溫順。”佩斯低頭望著杯子，旋轉著酒液。“數十年來，博丁一直令我生气。在他被捕前的几個月，我真希望能看見別人煞煞他的气焰。可到他被捕時，我也在啟斯東下台了，一切都不在乎了。”
　　“博丁說他受到了誣陷？”
　　“是的。知己知彼——這是經營活動的一條重要的格言。我很了解我的敵人，埃德·博丁不是個毒品販子。”
　　“那誣陷他的人是誰呢？”
　　“除了T.J.戈登，還會是誰？”
　　要不是在八月份我發現休特變了的話，我會不信佩斯這話的。而且，休特以前也販過毒，他誣陷一位販毒敵手難道不是很順手的事嗎？
　　佩斯突然笑了起來，緊接著的是一陣咳嗽。他忍住以后，把杯中的殘酒一口喝完，又倒了一杯，臉上顯出高興的神色。
　　“這家伙被捕前也許沒有販過毒品。可成為一個囚犯，對他來說是最合适不過的了。”
　　“什么意思？”
　　“他在監獄里做出決心悔改的樣子，到處博得別人的好感。不久，他從賓夕法尼亞西部被移送到了格林斯堡的一個沒有安全措施的軍事机构干活。可有一天，他离開了，用點火器電線短路的方法起動一輛警衛車，就這樣消失不見了。那車被遺棄在俄亥俄州。從那以后，再也沒听說過或見到過他。”
　　“這是什么時候的事？”
　　“從今年7月4日算起，一年以前。”
　　去年，7月4日。我望著拱起的鐵路路基，竭力把一連串的事情聯系起來。
　　也許埃德·博丁在美國獨立紀念日那天越獄逃走，這是一种极好的諷刺。偷來的車被遺棄在俄亥俄州，然后朝西而去。一個多月后，一輛貨車在科羅拉多被盜，也是朝西去。几星期后，那輛貨車被丟棄在絕望鎮愛司汽車旅館外面。就在兩天前，奧古斯特人的遺体被埃斯梅拉達縣治安部門挖掘了出來。
　　是巧合嗎？也許是，也許不是。
　　不管是不是，我知道怎樣得到結果。

　　　　　　　　　　　　　　　　　 16

　　我向莫諾拉警署的科爾解釋了我對整個事件的推斷，然后，她領我在一張空桌旁坐下，給我拿來博丁的檔案。她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給州勞改所打電話。我開始吃力地閱讀那一疊厚厚的文件。讀完最后一份，我确信博丁是被誣陷的。
　　那是一個星期五的深夜，警署收到一個匿名電話，說是在啟斯東一間平爐棚內，博丁給了吉姆·斯皮茨許多可卡因。后來斯皮茨承認他是從博丁那儿買到許多可卡因，還拿出一只裝有現金的信封。博丁不肯承認。他聲稱當時斯皮茨約他到平爐棚碰頭，是為了討論工會問題。可是，在現場，警察從他茄克衫的村里中搜出了好几包可卡因。博丁說他根本不知這東西是怎么到他茄克衫襯里中去的，而且，誰都可以拿到他放在鋼鐵厂鎖柜中的這件茄克衫。然而，警察在他的房間里翻出了更多的可卡因。
　　法庭審理的時候，陪審團相信了斯皮茨。
　　我合上檔案，站起來，朝科爾的辦公室走去。“我正在等待勞改所的回音，”她說，“他們正在查看博丁在服刑期間是否看過牙病。”
　　我問：“吉姆·斯皮茨怎么樣了？”
　　“審判結束后他就离開了此地，駕著一輛新的布伊克匆匆离開了。听說他現在住在沙勒羅瓦，成了一個二流毒品販子。”她哈哈大笑了起來，聲音很刺耳。“听說他從用來誣陷博丁的可卡因中截留一部分，用作他做生意的本錢。”
　　“這么說你一直知道博丁說的都是實話？”
　　“當然，”她平靜地答道，“我對博丁的律師說過此事，可他從未有所表現，看來他也被他們收買了。”
　　“難道你們沒有進一步調查嗎？”
　　她流露出惱怒的神色。“麥科恩女士，這是一個窮鎮，我們沒有資金和人力來進行這种調查，何況還牽涉到一大筆錢的賄賂。”
　　“明白了。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有人想在這儿做一大筆毒品買賣，會和誰聯系？”
　　“雷·威爾默。”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你找不到了——他死了。被人炸死的。我認為是三K党干的。威爾默是來自惠靈的黑人，他的所作所為惹人注目，這也給他帶來了危險。”
　　“我還以為三K党在這地區不是很活躍的呢。”
　　“上帝啊，已活躍了几十年，而且更為公開化，還出現了黑人被當做罷工破坏者抓起來的現象。30年代的种族歧視，成了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能為我查出吉姆·斯皮茨的地址嗎？”
　　科爾眯起了雙眼。“你想和他談談嗎？他是不會承認什么的。”
　　“也許是的。可他已被收買過一次，我想他會被收買第二次。”
　　她遲疑了一會儿，然后堅定地搖搖頭。“麥科恩女士，我可以替你找到地址，但我不想這樣做。你是代表埃斯梅拉達縣治安部門到這儿來獲取有關一具尸体的線索的。你已完成了任務，也許你該回去了。”
　　“可是——”
　　“沒有可是。和吉姆·斯皮茨談話只會給這城鎮增添麻煩。我們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我不想再為這個鎮加上一條政治和司法腐敗的丑聞。”
　　電話鈴響了。科爾心煩意亂地看了看電話，然后拿起听筒。“我是科爾……好，很好，你要送的地方是——費德埃克斯。”她伸手拿過便條簿，迅速寫下埃斯梅拉達縣罪犯實驗室的地址。她一邊挂好便條簿，一邊對我說：“博丁的牙齒記錄表就要送來了。我給你那個韋斯特卡姆普打個電話，讓他知道。”她撥通電話，和韋斯特卡姆普簡單地說了几句話，然后把听筒遞給我。
　　從韋斯特卡姆普的口气中，我听出他對這個消息一點都不高興。“麥科恩女士，謝謝你這次的幫忙。”
　　“可是，事情還沒辦成。對奧古斯特人的驗尸報告出來了嗎？”
　　“今天早晨驗尸報告就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了。心髒上吃過一槍，九毫米的凶器。”
　　“有沃克和德克的蹤跡嗎？”
　　“沒有。”
　　“沃克在電話公司的電話記錄怎么樣？你向他們要了嗎？”
　　“嗯，問題是，法官不肯作出索取電話記錄或對沃克家里進行搜查的決定。他說，我們沒有證据證明她掩埋尸体。他說得有道理。”
　　“我想是的。”
　　“你准備什么時候回到絕望鎮？”
　　“我也說不准。”我看了看手表。已過下午3點，可我還沒吃午飯。“順利的話，我辦完這儿的事，也許能赶上傍晚后的一次航班。回去后我就來找你。”然后，我把听筒還給科爾，她一直在饒有興味地听著。
　　“你這儿的事辦完了嗎？”科爾再次重复問我。
　　“是的，我該收拾行裝了。我答應過那位作家阿莫斯·里特，我离開之前一定要辦完。我們合作得很好。”
　　她怀疑的表情說明她不相信我的計划會這么簡單。
　　我又說：“你說得對，我在這儿的事辦完了。我要回去了。”
　　科爾點點頭，還是流露出不信的神色。“好吧，祝你旅途愉快。”

　　科爾要證實我是否离開的第一個人是珍妮·施米特，因此，我得回到客棧，告訴這位女老板我要走了。珍妮感到很惊訝，說我們相處的時間太短了。我把東西裝進包里，又給作家阿莫斯·里特打了個短暫的電話。
　　“這儿的販毒分子經常在哪儿出沒？”我問。
　　里特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利弗公園。就在利弗街旁邊，從一座鐵路立交橋下面過去，你就到公園了。”
　　“謝謝。”
　　“等等——你現在就去嗎？”
　　“是的。如果警署的科爾打電話來詢問我的行蹤，請告訴她我到机場去了。”
　　“莎倫，我覺得你不該一個人到公園去，至少得帶上槍，你可以從我的收藏中借一枝。”
　　“不用了，只是過后也許我要借用一下你的電話。我可以順便來嗎？”
　　“隨便什么時候，我一直在這儿。小心點。”

　　一座黑色鑄鐵立交橋橫跨在一條小道上，我從立交橋下面經過，來到河灘邊。
　　利弗公園并不美麗：僅是一塊平坦但很肮髒的士地，北部邊緣才有一片柳林。只有兩個人，坐在一張破舊的野餐桌旁。看到我時，其中一個站了起來，對他的同伴說了句什么話，然后沿著河灘散步去了。另一位長得瘦瘦的，白頭發，蒼白的皮膚，一聲不響地注視著我。我向他走過去時，他拉下那頂藍色手編帽子，壓在腦門上。
　　我在他面前隔著野餐桌停了下來。“下午好。”我說。
　　他遲疑了一下，仍然打量著我，然后簡單地點了點頭。
　　“經常到這公園來嗎？”
　　他聳聳肩。
　　“我這樣問是因為我在找一位据說經常到這儿來的人——吉姆·斯皮茨。”
　　一种認可的表示在他臉上一閃而過。緊接著他又聳聳肩。
　　“他住在沙勒羅瓦。你認識他嗎？”
　　“他既然住在沙勒羅瓦，為什么經常到這儿來呢？”
　　“為了生意上的緣故。”
　　那人眯起了雙眼。“你和他做過生意？”
　　“可以這么說。”
　　他又把我打量了一番。“你不是急于要出貨吧？”
　　“不是。”
　　“也不是買進？”
　　“不是。”
　　“那為什么？”
　　我搖搖頭。“那是我和他之間的事。”
　　“那好，我幫不了你的忙。”
　　我從手提包中拿出20無紙幣，放在他面前。“這是你的了，如果你能見到斯皮茨并讓他按這紙上的電話號碼給我打電話的話。”
　　他看看那錢，然后掉過頭去。
　　我又拿出一張。“這一張正在等待著你，我接到斯皮茨的電話后，麥克格萊恩依酒店的跑堂會給你的。”
　　他用舌頭舔了一下上唇，雙眼緊盯著那兩張紙幣。于是，他伸出了一只手。他把我給的一張紙幣和一張寫有阿莫斯·里特電話號碼的紙條，塞進了牛仔褲口袋里。
　　“我不能保證斯皮茨會給你打電話。”他說。
　　“只要你告訴他：我是在替T.J.戈登干活，他會的。”
　　“T.J.戈登。”他重复了一遍，但似乎并不在乎這個名字。他站起來，轉身朝立交橋下面的那條肮髒小道走去。
　　我看著他走開，然后回過頭來望著水面。一只大型平底船正好行駛在河面上，水浪翻滾，涌向岸邊，輕輕拍打著滿是小卵石的河灘。我就這樣站在那儿，看著那船轉過一個彎道。倒閉的鋼鐵厂就在那儿。這地方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可又感到有點熟悉……
　　一座鐵路立交橋……兩個人，也許是三個人……水面上的熱閃電……
　　不可能。為什么呢？太巧合了。巧合是有的。
　　我問過安娜這事，她說不知道。可安娜來過莫諾拉。
　　她撒謊了。是的，她撒謊了。
　　在那鐵路立交橋下，我發動自己的出租車，朝作家阿莫斯·里特的住所開去。
　　“在利弗公園和怀特談過話的是你嗎？”聲音中帶著喘气聲，最后又咳了一聲。
　　“是的。你是斯皮茨先生？”
　　“T.J.戈登怎么啦？”
　　“我是他手下的。他想給你一些錢。”
　　“這一次他又要我干什么？”
　　“我最好跟你當面說。我們可以見面嗎？”
　　又是一陣咳嗽，這使我想起了赫布·佩斯。毫無疑問，這里的人們呼吸器官大多有毛病。數十年來，他們不得不生活在鋼鐵厂排出的污染气体之中。
　　最后，斯皮茨說道：“戈登已經賺了好几百万。几百塊對他來說是小意思。”
　　“可這是給你的，斯皮茨先生。”
　　他沉默。
　　“斯皮茨先生？”
　　“听著，我怎么知道你不在撒謊？”
　　“你是不知道。可你又會失去什么？”
　　“許多。”
　　“我不是警察，你不用擔心，問問怀特就知道了。我的上司為你弄到了一批新貨。”
　　斯皮茨又喘气了。“好吧，那就給500塊，我們見次面。”
　　“那就說定了。什么時間？在哪儿？”
　　“今晚八點，利弗公園。我在你和怀特說話的那張野餐桌旁等你。一個人來。”
　　“到時我會來的。’哦放下了電話。
　　阿莫斯·里特走過來，在我背后站住，皺著眉頭。“一定是他。”
　　“嗯，嗯。八點鐘我到公園去會會他。”
　　“我不贊成。”
　　“不會有事的。”我猶豫了一下，“我一直請你幫助我，現在又要請你幫忙了。斯皮茨要500美元，我沒有帶那么多現鈔，只有200美元，其余的可以向你借嗎？”
　　“當然可以。你還需要什么？”
　　“想暫時借用一下你的槍。”
　　我拿了阿莫斯給的錢，并從他的收藏中挑選了一技小巧的0.38口徑手槍，然后查了查一本當地電話號碼簿。在閱讀博丁案件時，我發現他父親還住在莫諾拉，我決定去拜訪他一下。我离開阿莫斯住房時，這位作家帶著憂慮的目光站在窗戶前。

　　埃德·博丁的父親住在鋼鐵厂旁邊一幢五層樓退休工人樓房里。我走出三樓電梯時，透過窗子望見鋼鐵厂全景，它在昏暗的光線中顯得蒼涼、蕭瑟。
　　我敲響了317單元的門，開門的是一位拄拐杖、身体很虛弱的老人。我給他看了我的名片，問他能否談談他的儿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挂念和憂慮。我在他指的沙發上坐下，他在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也坐了下來，警惕地把拐杖放在了我們中間。
　　“博丁先生，”我說，“我知道，這几年你很艱難，而且你也不想再回憶那些令人不快的經歷。可在調查過程中，我已發現了一些也許能幫你儿子洗清罪名的事實。”
　　老博丁的手緊握住那根拐杖。
　　我繼續說：“我知道，被捕前你儿子就擔心管理部門要除掉他。”
　　老人垂下頭，表示默認。
　　“他和你說過他的擔心嗎？”
　　他清了清喉嚨，低沉地說道：“對于公司的事，我儿子談的不是很多。孩子對父母都有戒備，他不想讓我為他擔憂。”
　　“可當時你知道他為自己的安全擔心過嗎？”
　　“噢，知道。不只是他的安全，而且是他的性命。他了解戈登那幫人。工會地方分會是那幫人的主要問題。削弱工人力量的最好辦法就是除掉他們的頭領——我的儿子。”
　　“對此，你儿于沒有任何防備嗎？”
　　“有的。在他被捕前三個星期，我儿子把一只帆布包交給了我，說里面放著備用的衣服和現金，以備不測。”
　　我曾怀疑埃德·博丁和奧古斯特人是同一個人，但那枝在愛司汽車旅館發現的印有“啟斯東公司”的圓珠筆使我納悶，因為按常理，博丁應該把他的筆隨身帶進監獄。現在，照老人的說法他在被禁閉之前就准備了那只包的話，那么那枝筆就好解釋了。
　　我問他的父親：“那只包呢？”
　　他避開我的視線。“我儿于被關進監獄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是不是藍色的，上面有‘聯合航空公司’的商標？”
　　慢慢地，他又把視線移向我。“你見到那只包了？”
　　“是的。”
　　“看到埃迪了？”
　　“沒有。”從荒漠瓶子屋牆基中掘出來的尸体不是他的儿子還會是誰。
　　老博丁點點頭，似乎對什么有了把握。
　　“你儿子是什么時候來拿那只包的？”我問，“在他离開格林斯堡的那天晚上？”
　　老博丁歎了口气，放開手中的拐杖，身于癱陷在椅子里。“那天晚上他打來電話，要我把包替他送去。那時我的腿關節炎還沒有如此嚴重，我還能開車。我在新斯坦特恩公路的路旁停車線上見到了他。”
　　“你在新斯坦特恩公路見到他時，他有沒有說打算到哪儿去？干什么？”
　　老人又移開了視線。
　　“我不該問嗎？”
　　“現在不會傷害到他了。他死了。”
　　“為什么說這話？”
　　“如果他還活著的話，他早就跟我聯系了。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跟蹤戈登，而戈登卻把他殺了。”
　　“他告訴過你，他將跟蹤戈登嗎？”
　　老博丁閉上眼睛，點點頭。“是的。那晚在新斯坦特恩公路上，我們一起坐在我的車子里。我儿子說他要戈登賠償對他和啟斯東所做的一切。我告訴他，戈登的勢力太大，懇求他算了。可我的埃迪不听我的話。”
　　我不知怎樣來安慰他，也用不著安慰了。老博丁知道自己失去了儿子，而且很快，也許明天清早，一位警官將敲開他的門，告訴他埃德·博丁的尸体在哪儿。

　　我把一張答應給怀特的鈔票交給麥克格萊恩儂酒店的跑堂，然后，把車子開到利弗街的鐵路路基旁。時間是7點50分。
　　我注視著那座鐵路立交橋，可沒見有人進入公園。一輛警車拐個彎，悄悄地向我這邊駛過來。我在車后伏下身子。警車從我車邊經過，向山上開去。然后，我朝立交橋走去。
　　南面傳來了火車的汽笛聲。我抬頭一看，在鋼鐵厂附近的轉彎處，有火車車燈在慢慢地移動。是一列長長的貨車。火車很快就在我頭頂上駛過去。
　　漆黑的公園里沒有一個人。那張破舊的野餐桌隱現在燈光被樹葉遮住的陰影中。
　　我想，斯皮茨也許改變了主意，但也有可能在暗處觀察我。我決定躲在立交橋下，再等上几分鐘。我把手槍插到了牛仔褲的腰帶上，用安娜的斗篷遮住了槍。
　　立交橋下面又黑又潮，而且很冷。寬闊的莫諾加希拉河靜靜地躺在那儿，河水在月光下泛著漣漪。我盯著河面，竟然著了迷。突然，從柳樹林中，傳出一聲壓抑的咳嗽聲。
　　是吉姆·斯皮茨，他在樹陰中觀察公園里的動靜。
　　我決定打破這個僵局，便走了出來，向河灘上走去。最后，我站在立交橋旁，手里緊握著手槍。
　　不一會儿，從柳樹林中走出一個人來，中等身材，穿著海軍短外套和牛仔褲。除了蒼白的臉和黑頭發，我無法看清他的面容。他朝我看看，然后走到野餐桌旁，坐了下來。
　　我也走了過去，站在桌子的另一邊。月光下，我看到一張飽經風霜的臉。斯皮茨的神情顯得不滿意，而且，還有一點不信任。
　　他仔細打量著我，一陣咳嗽以后，問：“戈登的500塊在哪里？”
　　“先給200，”我說，“還有300塊，以后再給。”
　　“以后是什么時候？”
　　“我們談完之后。”
　　“談什么？”
　　“你是怎樣誣陷埃德·博丁的。”
　　“……我覺得你說過你是戈登的人。”
　　“不錯。”
　　“那你應該知道。”
　　“那件事我不知道。而最近他很少說話。你听說過他妻子的事嗎？”
　　斯皮茨點點頭。
　　我拿出一張名片，隔著桌子向他推了過去。“戈登雇我找出騷扰他的人，可還沒等我查出來，就發生了那場爆炸。我覺得那是同一個人干的。我還覺得整個事情是從莫諾拉這儿開始的，是從博丁的逮捕開始的。我想知道和你聯系的人是誰，作出這些安排的人又是誰？”
　　他拿起名片，仔細地看著，用手指摸著一個個字母，好像在讀盲文。我在一旁等著。
　　過了一會儿，斯皮茨問道：“你會給我帶來麻煩嗎？”
　　“不會的。對我來說，博丁一事已成歷史。你給我提供信息，我會給你報酬，并且從此以后不會再找你。”
　　“可我怎么知道你不會把我告訴你的報告給警察？”
　　“憑這個。”我拿出200美元，放在桌子中間。“如果我把你說的報告給他們的話，這錢就毀掉了任何罪證。”
　　斯皮茨盯著錢看了一會儿，然后慢慢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錢。在他把錢塞進短gbe的口袋時，又是一陣咳嗽。他強忍住，掏出一塊手帕，朝上面吐了一口痰。“我得了肺結核，”他說，“現在不大有人得肺結核了。”
　　“听說近來發病率又高了。”
　　“是的，讓我赶上了。”他痛苦地扭曲著雙唇，“得了這該死的病，要不然，我不會拿你的錢的。”
　　我不相信他的話，可還是說：“為什么不跟我說說博丁被逮捕的事？”
　　“好吧。第一個跟我談這事的是戈登雇員中的一個兼勤雜工作的辦事員，名字我記不起來了。他說上頭下來命令，准備對博丁下手，問我想不想撈些外快。”
　　“毒品是誰買的？你？”
　　“不是，我只是給他們引見了雷·威爾默。給我可卡因的是戈登的飛行員喬希·哈登。趁博丁上班時，我偷偷拿了他的外衣，然后叫我妻子把袋裝毒品縫在衣服襯里中。我又給博丁打電話，說要和他見面。他沒有想到他們會利用一個工會兄弟來對付他。”
　　“是誰把可卡因藏到博丁的房間里、又向警察告密的？”
　　“我想，是喬希或者那個辦事員。飛行員喬希是唯一知道我和博丁見面時間的人，我只告訴過他一個人。”
　　“為這事他們給你……？”
　　“并不很多。”他咬緊嘴唇，移開了目光。
　　“難道你沒有想過檢察官也許不會相信你？”
　　“不會的。他們告訴我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除了那個辦事員和飛行員外，你還和戈登的其他人有聯系嗎？”
　　“呃，拉斯·佐拉的名字出現過好几次，可我從沒和他說過話。我想是這樣的，戈登向佐拉下達命令，然后由佐拉傳給喬希·哈登，喬希再讓那個辦事員和我取得第一次聯系。”
　　“斯皮茨先生，”我說，“你把他們引見給了雷·威爾默，可你還記得是誰買的毒品嗎？”
　　“我想是喬希·哈登。他對威爾默早已有所了解，知道他在這公園里進行買賣的時間。”
　　“后來又是誰給你酬金的呢？”
　　“喬希·哈登。”
　　“他給你時有沒有提出什么條件？”
　　“條件？”
　　“他們有沒有讓你不要把誣陷的事說給任何人听？有沒有讓你离開這個城鎮？”
　　“是的。”斯皮茨開始露出焦急的神色。如果這是我做為戈登的人對他進行考驗，他該怎么辦？
　　“不要擔心，斯皮茨先生。”我伸手從口袋中拿出另外300美元，舉在他面前。
　　斯皮茨貪婪地盯著鈔票。“你要知道的就是這些嗎？”
　　“差不多了。戈登和這次誣陷有關系嗎？”
　　“沒有直接關系。”
　　“諾厄·羅曼奇克，他的律師呢？”
　　“沒有，不過我認為是他買通了地方檢察官。”
　　“那就只有喬希、那個辦事員和佐拉了？”
　　“是的。”
　　“還能告訴我什么嗎？”
　　他搖搖頭，眼睛仍舊盯著鈔票。
　　我把錢放在桌子上，看著他抓在手里，數也不數就塞進口袋。他站起來，遲疑了一下，然后繞過桌子，朝我走來。
　　“小姐，還有什么要我為你效勞的嗎？”他問，“我有彈藥、晶質玻璃、毒品。莫非你要更有趣的東西？”
　　突然，我感到自己對戈登和他那幫追隨者恨之入骨，對于害死安娜、也几乎害死我的貪婪和腐敗感到极大的憤怒。我把這情緒發泄到這個可怜虫身上，還沒等他靠近我，我便拔出了手槍，對著他，手指扣著扳机。
　　斯皮茨瞪大了眼睛，喉嚨里發出一聲窒息聲，往后退了一步。
　　我使自己平靜下來，說道：“滾開！”
　　斯皮茨轉身跑進了柳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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