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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日 星期五
  我提著包走進一間低矮的平房,心想最好的藏身之處往往是那些最熱鬧最顯眼的地方。
  這家汽車旅館位于拉霍亞的一條小街上,距RKI總部辦公樓僅几站路,旅館的紅瓦屋頂上爬滿了紫藤。這地方早在40年代曾是個停車場,多年來一直被人們當作幽會的好去處——我也來過几次。
  我要了院子后部的一間,門口有棵大樹。一踏進房門,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這房間我曾經住過。有一年夏天,我從學校回家,神差鬼使地跟一個年齡比我大得多的男子在這里住了几夜。他是附近斯克里普斯學院的職員。
  我關上房門,把包放在床頭的行李架上,然后到廚房去檢查窗戶。窗外是條小巷,廚房里有扇后門能通出去,我租來的汽車就停在那儿。我拉了拉插銷,注意到窗戶是釘死的,又試了試前門和其他窗戶。我認為這房子還是安全的,便走到小書桌跟前,想在抽屜里尋出個信封來。
  這天早晨在往市中心來的路上,我發現有人跟蹤。一進城,我便向霍頓廣場停車庫駛去,把我哥哥的“偵察者”停在車庫底層,然后從邊門走了出去。我進了附近一家餐館,強迫自己咽下了早點,又喝了几杯咖啡。我假裝細閱《聯合論壇》,暗中觀察其他顧客和窗外的行人。外面有個戴軟帽的男人很可疑,他在人行道上蹓躂了半個鐘頭。于是,我在餐館里磨磨蹭蹭一直坐到10點,然后出門順百老匯街往休斯頓百貨公司走去。我以前在那家公司當過保安。那男人繼續跟著我。
  商店雇員(尤其是當過保安的雇貝)對店內諸多不向顧客開放的通道、備用出口等了如指掌。謝天謝地,自我离開以后,這家公司的商場并沒有進行過大的改建。10分鐘后,我從邊門出去來到一條小馬路上,尾巴被我甩掉了。然后,我混進購物人群中,穿過几條馬路,先后乘了三輛公交車,輾轉迂回地到了皇家海濱。
  我租了一輛藍色別克一云雀車。這車租金低廉,只是損坏得厲害:左邊車身有個四痕,坐墊破破爛爛,擋風玻璃上有一條帶缺口的裂紋。我開車到科羅納多,從花旗銀行的活期賬戶上取出RKI預支給我的大部分款子。在到拉霍亞的途中,我去了一下霍頓廣場停車庫,從“偵察者”里取出了手提箱,然后來到這里。
  我終于在客房小書桌的抽屜里找到一個皺巴巴的信封,信封落款上印的是別家飯店的名字。這正合我意,可以迷惑那些跟蹤我的人。我把巴里凱房間的鑰匙和我租的車的鑰匙,還有“偵察者”車的鑰匙、取車牌都封進了信封,又從錢包里取出三張郵票貼上。
  我打電話到漢克的妻子安妮·瑪麗在舊金山的公寓,答錄机說她在薩克拉門托市的加州環境保護聯盟辦公室。我沒有留下口信。
  我又打電話到薩克拉門托,安妮·瑪麗正在開會。我問了會議結束的時間,說到時候再打過去。接下來該干什么呢?對了,有一件該做的事,不過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勇气。
  我對著梳妝台上方的鏡子仔細端詳自己。我穿著卡琳的牛仔褲,那寬松的款式,我以前從不穿,上身是她粉紅色襯衫,也是我絕對不會買的。我們兩人截然不同的穿著愛好倒是對我很有利。至于上午跟蹤過我的那個戴軟帽的男人,我怀疑就是RKI派的,不過他根本就沒有正面打量過我。真正傷腦筋的是我的頭發。我的頭發又黑又密又長,而且我的發型很可能就是我最易被識另u的特征。必須把長發剪掉。
  一個小時后,我從附近一家美容院出來時,口袋里減少了200元錢,但我深信,剪了頭發的我走在街上,誰也不會一下子認出我來,甚至連我哥哥也不例外。
  這次我打電話到薩克拉門托,安妮·瑪麗接著了。
  “你好嗎?”她問我,“漢克說他們給你晉升了一個對你絕對不合适的職位。依我看,你不辭而別,沒什么不對。”
  “我現在不能談這事。這會儿我需要打听點事情。”
  “說吧,莎倫。”
  “你听說過一個叫‘陸海衛士’的組織嗎?”
  “他們是最极端的生態恐怖分子。”
  “极端到什么程度?”
  “几年前,有人怀疑他們殺人,殺了一個捕金槍魚的拖网船船長。据說那個船隊為了逃避魚网檢驗,在一個外國港口入了船籍。不過,這件殺人案一直沒有證据。”
  “外國船籍是怎么回事?”
  “大拖网船用的老式深海网捕撈金槍魚時,會連海豚一起拉上來,海豚夾在里面一擠壓就會悶死。《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通過以后,規定拖网船換用一种能使海豚逃生的网。美國船隊被監視得最嚴密,但,如果是外國船籍的,可以免檢。那些不響應《保護法》的漁船就找外國港口重新注冊。”
  “‘陸海衛士’殺那個船長是為了殺一儆百?”
  “我們想是這樣。”
  “這么說,他們從事恐怖活動是為了表明一种態度?會不會為了謀取錢財呢?他們會不會為了索取贖金而綁架某個人呢?”
  她遲疑了一下。“他們有可能綁架人,不過不一定為錢,可能是為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這無法解釋莫宁綁架案。“你知道一個名叫伊曼紐爾·方特斯的墨西哥環境保護論者嗎?”
  “他干得十分投入,也很受人尊敬。”
  這又与綁架者打算通過方特斯的公司收取贖金的說法不合。
  “真有意思,你怎么會提起方特斯,”安妮·瑪麗接著說,“那個被殺的船長正是給伊曼紐爾·方特斯的弟弟吉爾伯特干活的。吉爾伯特買下了科羅娜船隊。那個船隊原先停泊在圣迭戈。他買下以后,就挪到墨西哥去了。”
  我回想起倫肖曾提到過方特斯兄弟關系不和。“照你看,伊曼紐爾·方特斯會不會跟‘陸海衛士’有關系?”
  “絕對不會。”
  “如果‘陸海衛士’的目的是讓吉爾伯特丟丑,或者對他的反環境保護做法進行報复呢?”
  “那也不會。伊曼紐爾無論如何也不會跟恐怖分子同流合污。去年我在里奧會議時見過他。我們交談過。”
  我歎了口气,剛才一瞬間還以為自己摸到了線索呢。“你听說過一個叫布洛克威茨的人跟‘陸海衛士’有聯系嗎?”
  “斯坦?”她似乎很惊奇,“我听說過他,但是跟那個組織沒關系。”
  “他是什么人?”我立刻又振奮起來。
  “斯坦·布洛克威茨是個十足的混蛋,專為反環境保護運動籌款。听說過‘明智用途協會’嗎?還有全美聯合會?”
  “‘明智用途協會’不就是那個与里奧會議同時召開的反環境保護最高級會議的團伙嗎?”
  “嗯,他們的計划全是破坏性的,甚至要廢掉聯邦政府所有的環境保護規定。全美聯合會是一個代表采礦業、伐木業、牧場經營和其他行業利益的集團聯盟。另外還有‘保護自由企業中心’,那是個非營利性的團体,專門為反環境保護論的組織籌款。大企業給他們捐許多錢。不用說,他們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布洛克威茨的公司叫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在哪儿?”
  “圣克利門蒂島。”
  “好地方。他們為誰募錢?”
  “他們的對象差不多就是‘保護自由企業中心’的那些組織。”
  我腦子里飛快地考慮剛听到的新情況。“等會儿再談布洛克威茨,你知道安·內瓦羅這個名字嗎?”
  “內瓦羅是布洛克威茨的妻子。”
  “噢?”
  “布洛克威茨是前綠色和平組織的重要成員。大概六七年前,他玩弄權術,被赶了出來。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籌款公司,反對綠色和平,討好大企業和財團,以此作為報复手段。”
  “很聰明,”我說,“這倒是讓大財團掏腰包的好辦法。”
  “是的。布洛克威茨募到許多錢。但是捐錢人并不了解布洛克威茨。大部分募來的錢都被他占為私有了,存在瑞士銀行他自己的賬戶上。”
  “這是事實還是推測?”
  “是有根据的推測。我有個好朋友在奧林奇縣當審計員,專查大詐騙犯。這几年她一直盯著布洛克威茨,而且盯得很緊。為此,她的車子被砸過,家里還起過火,警方一開始就怀疑有人放火。”
  “安妮·瑪麗,你知道海諾認識布洛克威茨嗎?”
  她譏諷地笑起來。“當然認識啦。去年3月份,反伐木示威中海諾被抓了起來,是布洛克威茨讓人放了他,還站在警戒線后嘲笑他。他們兩人之間的敵意由來已久。”
  “好吧,”我說,“我怎樣才能接触布洛克威茨或者內瓦羅呢?”
  “喔,這個,我不知道布洛克威茨會怎樣。樹敵太多的人對生人總是存有戒心。不過內瓦羅……他們結婚有一年光景,所以她還不至于變得過分多疑。我記得……稍等一下,讓我查一查。”
  安妮·瑪麗很快就回來了。她說:“內瓦羅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諾開了一家‘燕巢’商店。”
  “什么店?”
  “不太清楚,從店名看,也許是賣旅游紀念品的。”
  “謝謝,安妮·瑪麗。這對我很有幫助。”
  “莎倫,你什么時候回家?漢克想跟你談談。他一直都——”
  “我知道他不高興,但是我會跟他解釋的。告訴他……”我頓了一下,不知說什么好。最后,我結結巴巴地說了句:“告訴他,我很快就會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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