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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國際刑警組織,魔鬼必与他們同在。”柯柏說。
  貝克一言不發,柯柏攬著他的肩膀。
  “那些垃圾還是用法文寫嗎?”
  “當然,這是土魯斯警方轉來的。他們有人失蹤了。”貝克說。
  “法國警方?”柯柏說,“去年他們托我們尋人,國際刑警組織安排的,那是狄爾索爾摩的一個小姑娘。我們找了三個月,后來法國警方寄來一封長信,我一個字也不懂,只好交給別人翻譯;誰知報紙第二天就登出消息,說一位瑞典游客找到她。找到她?狗屁!當時她正坐在那個舉世聞名的咖啡店,瑞典嬉皮士最常去的那間,叫什么的……”
  “巨蛋族。”
  “她正和同居的几個阿拉伯人坐在那儿,而且已經待在那儿六個月了。那天下午信才翻譯好。信上說法國警方已經找了三個多月,他們确認她已不在法國,甚至可能死了。‘正常的’失蹤一般在兩周內可以結案,但這次,他們說,可能是個大案子。”
  貝克把信折好放在抽屜里。
  “他們說些什么?”柯柏問。
  “你是說那個土魯斯的女孩?一周前,西班牙警方在馬荷卡島找到她。”
  “真要命!這么多的官方手續,這么長的信,只為了說明一件這么小的事。”
  “正是如此。”貝克說。
  “無論如何,你那個女孩一定是瑞典人,每個人一開始都這么想。奇怪——”
  “什么?”
  “竟然沒有人想念她,不管她是誰。就算是我,有時也會想起她啊!”
  柯柏的聲調逐漸變了。
  “這令我憤怒。”他說,“真的很憤怒。你手上現在有多少無頭公案了?”
  “連這一件共二十七件。”
  “這么多?”
  “沒錯。
  “別想太多了。”柯柏說。
  “不會的。”
  好的建議總是說得比做得容易,貝克邊想邊起身,踱步到窗邊。
  “我得赶回去處理手上那個犯人。”柯柏說,“他可以一邊笑,一邊殺人,多可怕!起先他喝了瓶汽水,接著就拿斧頭殺死自己一家老小;然后他想放火燒房子,再用鋸子割自己的喉嚨。幸好及時逮到他,妙的是他又在警局哭鬧著食物難吃。今天下午我得押送他去瘋人院。”柯柏補了一句,“人啊,多奇怪的動物!”
  然后他“砰”地一聲關上門离開。
  警局和克里斯丁堡旅館間的樹木,已開始變色、落葉了天空仍然低霾,似乎即將下雨。今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了,秋意襲人。
  貝克無聊地看著抽了一半的煙,想到自己對溫度變化的敏感,想到六個月長的寒冬正直扑面來。
  “可鄰的小朋友,不管你是誰。”他自言自語著。
  貝克了解,日子一天天地過去,破案的可能就愈來愈渺茫,他們很可能永遠不知道受害者是誰,更別提捉拿凶手了除非他再犯一次案。曝尸于防波堤上的女人,至少還有張臉有個尸体和一個沒刻上姓名的墳墓,靠這些線索還可以追查下去。但是凶手可能是誰卻還沒有個底,連輪廓都沒有,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然而模糊的概念中看不出殺人動机,看不到銳利的武器,也顯現不出勒斃者的雙手。
  馬丁·貝克整理一下思緒:
  “牢記你擁有警察最重要的三項美德。”他說服自己,“你堅守崗位,能作邏輯的思考,而且非常冷靜。你不允許自己失去鎮定,而且不管什么案子,你永遠表現得很專業。‘不情愿的’、‘可怕的’、‘殘忍的’這种种字眼只屬于報紙,跟你的思考毫無關系,謀殺案凶手也是個普通人。”
  自從上次在莫塔拉的城市飯店分別后,他一直沒再見過艾柏格,雖然兩人電話聯絡不斷。他記得上星期通話時,艾柏格最后說的是:
  “放假?這個案子沒解決我就不放假。我很快會把所有資料搜集好,即使我得獨力把伯倫市鏟平,我也要繼續下去。”
  最近艾柏格已經變得不是“固執”兩個字可以形容了,馬丁·貝克這樣想。
  “該死,該死,該死!”
  他一邊嘀咕,一邊用拳頭敲打前額。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把椅子向左轉九十度,失神地望著打字机上的紙。他試著回憶本來要寫的東西,那是柯柏拿著那封信進來時打斷的。
  過了六小時,下午四點五十八分了,他穿戴好大衣和帽子,准備開始詛咒那擠得要命的、往南開的地鐵了。外面還下著雨,他開始聞到濕衣服發出的霉味,也開始對又要被一群陌生的軀体緊緊圍住站著而感到恐慌。
  四點五十九分,史丹斯敦來了,他跟平常一樣,沒敲門就進來了。這令人有點生气,但還可以忍受,比起米蘭德啄木鳥般的訊號或柯柏打雷似地猛敲好多了。
  “這是失蹤女子組傳來的消息。你最好寄一封感謝函給美國大使館,是他們代為傳話的。”他讀著這張淡紅色的電報。“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上次是什么地方?”
  “紐約州阿斯托立雅市。”
  “就是他們寄了三頁資料來,卻忘了提她是黑人那次嗎?”
  “沒錯。”馬丁·貝克說。
  史丹斯敦把電報交給他說:
  “這個號碼可以找大使館里的一個人,你應該和他聯絡看看。”
  能將擠地鐵的酷刑延后,馬丁·貝克多少有點暗自高興。他回座位撥電話,但是太晚了,大使館下班了。
  第二天是星期三,天气更糟了。早報上登出一篇舊聞,提到應該是在瑞典南部,一個叫做瑞恩的地方,有個二十五歲的家庭主婦失蹤了,她度假之后就未返回家中。
  中午以前他們就把柯柏的敘述內容和修飾過的照片,分送給瑞典南部的警局和一位叫做艾瑪·卡夫卡的偵探隊長,他服務于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凶殺組。
  午餐之后,馬丁·貝克覺得脖子上的淋巴腺開始腫起來了,以至于在傍晚回家前,他講話、吞口水都有困難。
  “明天國家警署不需要你,我已經決定了。”他老婆說。
  他正打算張嘴反駁,不過望了望孩子之后,又把嘴閉了起來。
  她很快就乘胜追擊。
  “你的鼻子完全塞住了,喘得好像魚离開水一樣。”
  他放下刀叉,咕噥著:
  “感謝主賜晚餐。”
  隨后他迅速把想說的話帶离餐桌。這個方法讓他慢慢恢复理智。他緩慢但有條不紊地拼組那艘模型船,剛剛那些不愉快的感覺不見了,隔壁房間的電視聲,他也能听若不聞。過好一會儿,他女儿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站在房門口,臉頰上還有泡泡糖渣。
  “有人打電話來。真討厭,現在派瑞梅森探案剛演一半呢。”
  真該死,他早就該把電話移走的!真該死,他早就該跟孩子一起成長的!真該死,跟一個十二歲大、已經發育完全又喜歡披頭飾的孩子應該聊些什么呢?
  他以一种畏縮的姿勢走進客廳,偏偏他還是在梅森那張占滿整個電視的狗臉上,投下一個愚蠢的暗影,他只好拿著電話走出客廳。
  “喂,”艾帕格說,“我想我有一些發現。”
  “是什么?”
  “這星期我都在查小船和貨輪的航行記錄。想把所有經過的船都查出來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個小時前,有個一般勤務部門的小伙子說,今年夏天的某個晚上,有艘向西開的客輪在半夜經過普拉登。他說記不得是哪一天,而且是剛剛才想到的,他曾經好几個晚上在那個地區出任務。這似乎非常難以置信,但他發誓這是真的。這件事的第二天他就放假了,那之后他也忘了提。”
  “他記得是哪艘船嗎?”
  “不記得。不過,我打電話去哥審堡和船務公司的人談過這事。其中一個人說這應該是确實的,他說那艘船應該是‘黛安娜號’,還給我船長的地址。”
  一陣短暫的沉默,馬丁·貝克可以听到艾柏格划了一根火柴。
  “我找到了船長,他說他當然記得,盡管他宁愿忘記。起先因為大霧,他們被迫停在哈夫林吉三個小時;接著馬達的蒸汽管又坏了……”
  “引擎。”
  “你說什么?”
  “是引擎,不是馬達。”
  “噢,對。但總之他們停在索德策平修理,花了超過八小時的時間。也就是說他們那次晚了几乎十二個小時,是在午夜通過伯倫夏特的。他們甚至沒在莫塔拉或瓦茲特納停留,直接開去哥審堡了。”
  “什么時候發生的?我是說,哪一天?”
  “船長說仲夏之后的第二趟,也就是七月四號。”
  他們至少停頓了十秒鐘,然后艾柏格說:
  “就在我們發現她尸体的四天前。我還曾再打一次電話給那船長以确定時間,他想知道怎么回事,我則問他在哥審堡下船時,是否有點名。他回答:‘他們何必點名?’我說我不知道,他一定認為我瘋了。”
  又是一段沉默。
  “你認為這是個新發現嗎?”
  “我不知道。”馬丁·貝克回答,“可能是。不管怎樣,你做得很好。”
  “如果船上的每個人都确實抵達哥審堡,那就不值得追究了。”
  他的聲音奇妙地混合了失望和若干胜利感。
  “我們得查出所有的資料。”艾柏格說。
  “當然囉。”
  “再見。”
  “我會和你聯絡,再見。”
  馬丁·貝克手放在電話上呆站了一會儿,然后他皺起額頭,像個夢游病患者一樣穿過客廳。他小心地關上門,坐在模型船前面,舉起右手想調整主桅,它卻不听使喚馬上掉下來。
  他又在那儿呆坐了一小時,直到他老婆進來攆他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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