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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很認真地告訴我：“這房子還是北京市市長親自批的，要不我全家現在還住在郊區的豬棚里呢！” 看我惊詫不堪的樣子，于是老高便給我講起了他作為北京知青為了孩子能回城上大學而有過的种种辛酸經歷—— 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縣人，1957年來到北京的父親身邊。1964年上的北京43中學。兩年后，“偉大領袖”關于知識青年一定要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出來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個人團的干部，在學校動員學生們上山下鄉時，老師問他能不能帶個頭？高全根說行，隨后拿起筆就寫了下面一行字：我，初三班高全根，堅決申請到內蒙。寫完后就交給了學校。回家后他也沒有讓父母知道。“就是知道了，當時他們也攔不住。”高全根說。沒几天，軍宣隊就批准了他和班上的另外十五名同學，一起到了內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說他們不是兵團，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這是1968年的事。到1971年時，与高全根一起下鄉的另外十几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里沒門路又窮得叮當響的高全根還留在當地。一天，他到公社開會，公社干部對他說當地的烏達礦務局五虎山礦要招工，問高全根去不去？他說那就去吧。就這樣，他被幸運地招到礦上當了一名每月拿八十二元工資的挖煤工。這在當時，能從牧民變成吃“商品糧”的工人簡直就是進天堂一般。但那里畢竟是個風沙和冰雪圍聚的戈壁灘，礦上的生活也极其艱苦。那時知青們對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不多久高全根就和礦上同事的一位表妹結了婚，之后就有了兩個儿子。那時全家人就靠他一個月八十二塊錢工資維持著。到了80年代中后期，知青可以回城了，高全根因為當了礦工又成了家，所以按最初的政策他只能把一個孩子送回北京。到了1992年，知青政策又有新的說法：只要能找到接收單位，就可以把全家遷回來。已經离開北京二十多年的高全根覺得這是個机會——主要是為了孩子將來能有個大學上，所以便托人聯系了京郊的一個接收單位，于是全家回到了久別的北京。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北京的變化令高全根這位北京人面臨了許多他想像不到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子問題。 接收單位說了，我們可以勉強接收你，但房子是絕對不可能解決的。北京有色金屬粉末厂能接收高全根的最大原因是：這樣的工种一般人不愿意干。然而一個四口之家不能沒有房子呀！北京又不像內蒙農村，隨便搭建一個小棚棚沒人管你。在內蒙苦了二十多年的高全根，沒有想到偌大的一個北京城，竟然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著急啊，大儿子已經進高中了，小儿子也快進初中了，沒有一個固定的家，怎么能讓孩子上學讀書呀！自己的一生也就這么著了，可孩子的路還剛剛起步，不能耽誤啊！他高全根難就難在他是個窮光蛋返回北京的，且還拖著沒有工作的妻子和兩個讀書的孩子。高全根在那接收單位一個月也就六七百塊錢工資，他用這份工資養活全家四口人，已經省得不能再省了，哪有余錢在城里祖房？無奈，老高只好托朋友幫助。朋友把他帶到市郊十八里店鄉周庄一隊的一個豬棚那儿，說這里有個豬場倉庫反正也是閒著，你看能用就住下，不要一分錢。老高還沒看一眼是什么樣的地方，一听不要錢就連聲說“行行，不要錢就行”。 高全根就這樣在离別北京二十多年后，終于找到了一個暫時可以住下的“家”。那是什么家呀？大儿子第一個進的豬棚，又第一個“哇啦哇啦”地嚇得從里面逃出來：爸，這地方不能住人，耗子大得跟貓似的！老高不信，哪有耗子比貓大的事嘛！他進去了，腳剛剛跨進去，突然從一堆草窩里“噌噌”竄出兩只碩大無比的耗子！老高惊呆了：猶豫了，可他想不出還能為妻儿找到另一個可以跟這儿相比的地方——這儿不要錢，什么都不要。 “那几年怎么過來的，我現在連自己都不敢去想一想。”老高說，“也不是我這個人好將就，或者說我們這些當知青的家庭好將就，沒辦法，我當年离開北京時就帶著一床被子和一本語錄，現在回北京時是帶著老婆和兩個大儿子回來的，能回到北京就是場夢。我跟妻子和孩子們經常說，我們是北京人，但又不全是，既然現在戶口能落在北京，算是最大的福气了，其它的咱們啥都不要跟人家比。妻子和孩子都是听話的，他們跟著我已經吃慣了苦，但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的這种苦，和其它的苦不一樣，這才叫苦呢！是那种不像人過的日子的苦。就在我回北京前几年那么難的情況下，也沒有耽誤過孩子一天的課。住豬棚后，我給他們每人買了一輛自行車，我自己也有一輛，是送他們兩個，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鄉到最近的南城邊也要近一個小時，而且很長一段路沒有公共汽車。我每天要很早起來，五點來鐘就得先送儿子走，儿子再倒換兩次車，再騎自行車在七點左右到校。約摸六點來鐘，我回到家后忙吃上几口飯再帶妻子出門，將她送到有公共汽車的地方，讓她好在一個單位做臨時工。之后我再蹬車上自己的單位。晚上也是這樣，先把妻子接回來，再去車站接儿子，每天儿子們回來最晚，不會早于八點鐘。我看著孩子很爭气，他們從來不吭一聲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豬窩，前面沒有門擋，后面的窗沒有玻璃，冬天刮風能鑽進被窩，夏天最難受，蚊蠅到處都是，蚊帳根本不管用，孩子們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那种嘴已有一厘米長、身子跟蒼蠅那么大的蚊虫！我說我也沒有見過，這只有在多少年沒人住過的野棚草窩里才能見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后就沒什么事干了，可兩個儿子不行，他們要做作業。冬天他們只能在豬棚的外面石板上做。你問有沒有電燈？哪會有呢！是人家遺棄的豬棚，不會通水通電的。我們做飯靠的是煤爐，孩子看書做作業用的是油燈，一直是這樣。冬天冷我們好像沒有特別感覺，大概我們在內蒙古呆的時間長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難了，豬棚不知有多少年沒人用過了，那虫子蚊蠅橫行霸道，我們一家就成了它們襲擊的對象。每天一早起來，看到孩子們的身上臉上都是紅一塊腫一塊的，我心里又難過又著急，可什么辦法也想不出來。再新的蚊帳也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虫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們……” 老高說到這里哽咽得說不出話。 “唉——日子總還得過唄。”長歎一聲后，他繼續道，“那些年里，我們全家很多時間全浪費在路上，孩子上學要比一般的同學多花至少四個小時路程。家里沒有錢，所以他們盡量騎自行車，我都記不清經我手到底換過多少副車胎！看到孩子能騎車到城里上中學，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頭涌動。我兩個儿子非常不易，他們從內蒙農村的學校轉到北京市的學校時，連本書都沒有，起初上課時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們十分努力，也從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還穿著有補丁的衣服，你們听起來可能不相信，可在我們家一點也不奇怪。”老高說著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說：“你看我現在穿的，回北京快有十年了，我只添過兩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縫縫補補再穿的舊衣服。孩子跟我們一樣。我大儿子是在豬棚里考上重點中學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從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國語學院，考了534分，這個分那年是可以進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豬棚里考上廣渠門中學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個十分要強的孩子，他進宏志班后學習特別努力。這是一個專門為經濟貧困家庭的子女們特設的班，學生都是來自全市貧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學生，他們相互之間都在競爭。高岭因為自己路程遠而耽誤很多時間，又沒有一個起碼的家而內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時寫了“一篇很動感情的作文，苦訴為什么在這万家燈火、高樓聳立的首都就沒有自己的一個立足之地，傾吐了孩子渴望有個哪怕能安一張床、一張寫字台的家的心情。他這篇作文讓班主任高金英老師很感動，高老師便利用一個星期天，跟著我儿子來到了我們這儿。當她看到我們一家住在遠离市區的一個豬棚里時，忍不住眼淚都流出來了。高老師說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窮人家的學生，可像你們連個家都沒有、只能住豬棚的，還是第一次听說和看到。高老師是大好人，她說她要盡自己所能幫助我們解決房子問題。 她后來帶電視台的記者到我住的豬棚里現場采訪，又向市里反映。1996年3月31日，在當時的北京市李市長的親自安排下，我們全家搬進了現在這個地方。你可能覺得四口之家住一間十多平米要什么沒什么的簡易樓里太寒酸了。可我們全家已經很知足了，因為總算有個家了。”老高頗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裝飾品——一個我們早已久違了的小管燈，說：“這燈是一個親戚送的。它的功勞很大，它把我家兩個儿子都送進了大學！”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1999年從“宏志班”考上北京農學院的。我問老高現在家庭的情況怎樣？他說他比以前心情舒暢多了，因為兩個儿子都上了大學，圓了他多年的夢。“我現在雖然日子過得還很緊巴，我自己下崗了，厂子只給一點社會保險，我和妻子倆人每人每天就有十七塊的收入。她在賽特那儿涮碗，我在一個單位做臨時工，要負擔兩個大學生孩子的上學費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學校能免一點，孩子自己勤工儉學掙一點，加上我們省一點，所以就只能這么緊巴著過。因為我這輩子沒啥可追求的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們現在都上了大學，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說我還能有什么別的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時，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麗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棟像鳥籠似的簡易樓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慶祝國慶五十周年的陣陣歌聲、鼓聲和踩气球的歡笑聲。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給老高他們這棟“京城貧民窟”留下一個影，我想以此告誡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以及我們的官員：不要忘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少人的日子過得很難，應該再想些辦法幫助他們！ 采訪高全根，使我對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大學所表現出的那份強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調查，當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真正重新進大學又把光輝前程奪回到自己手中的僅僅是數百万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陳建功，原團中央第一書記、現為河南省省長的李克強，著名導演陳凱歌等等社會精英，就為數更少。也就是說，大部分當年的知青由于那場“浩劫”而一生斷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會，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輩子改寫人生命運的結局。 這是中國一個特有的悲劇。 這或許也是中國今天的高考為什么越來越讓入感到進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國國民像中國人對考大學那樣表現出如此的狂熱。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學的机會，也強化了后兩代人共同渴求沖進大學門的那种“決一死戰”的情結。這种狀況只有中國才有。 “我再不把儿子送進大學，就意味著從我之后的几代人便會喪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資本，也就是說在我之后我們崔姓將徹底淪為貧民階層。”通過自學已在北京市某机關任副處長的崔先生談起這個話題時，顯得异常激動。 “可不是嘛！”他的話像洶涌奔騰的大江之水，一瀉而下。“我是老三屆的，后來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時我沒有參加，不能全怪我。當時一方面我們仍受讀書無用論影響，一方面我在團部任領導職務，工作忙，分不開身，把參加高考的机會讓給了別人。如果說當時我自私一點，完全可以像別人那樣，扔下手頭的工作去复習，去參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當支部書記，工作還是那么忙，天天都要為几百號人的生存發展著想，還得經常跑外勤，哪來机會去脫產參加這個班那個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檔案，盡是什么‘先進工作者’、‘勞動模范’、‘先進党員’之類，可在填寫一張張先進上報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欄一直是高中畢業。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當年在兵團給我手下打雜的人，現在個個是教授、局長。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為人家后來上了大學，身怀一張可以敲門的文憑，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們這些沒有文憑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張文憑‘水平’高呀——哪怕連最基本的一個車間都指揮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學的博士畢業生，照樣可以比我們早提拔到處級、局級崗位上。而我們呢，就因為沒有進過大學，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無關。這公平嗎？可有誰能改變得了？””崔兄的一番話听起來像是牢騷，實際上反映的确是當今的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問題。 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讀高三，准備參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單位問問，我早已不是當年那种先進分子了。我現在上班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网呀，這我心里明白，處長局長也不會說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閒著，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樂得我能有時間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學習上。你問我儿子的學習成績怎么樣？當然不錯了，我希望他圓我的清華夢。現在我和愛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學，我就覺得自己社會對我們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則我一輩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約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學后我們一起上他的一個“兵團戰友”開的“北大荒”飯店隆重慶賀一番。 “其實我這樣的情況不算什么，你要有机會采訪采訪那些沒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知青們，他們為了孩子能上大學所付出的那才叫人感動呢。”老崔向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提示。 后來我從市高招辦的工作人員那儿獲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學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長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開始后，我就留意了這樣的對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點离我的住處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特意天天往這兩個考點跑——我在尋找采訪對象。8號那天我終于找到了一位在山西工作，看上去已經成了“北方大媽”的考生母親。這位考生的母親明顯特征是“土”——可以說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經是北京城里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現在我連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同學都不敢見了，為啥？就是因為我現在這個樣子還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嗎！”這位考生母親一說話就擦眼淚，看著她滿頭銀絲。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憫之情，在我保證不說出她的真名后，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采訪。 我這里你她為章大姐吧。 章大姐是1970年下鄉的，還沒有讀完高中，她就隨著學校一聲令下跟同學們到了山西呂梁山一帶插隊去了。她与當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樣，是瞞著家長自己硬把戶口遷走的一一那時候這樣的行為是“真正的革命行動”。她本來因為年少体弱可以分配到條件好一點的鄉村，但由于“革命意志堅強”，要求到最窮的山區落戶。就這樣，她在山西的運城地區的一個山村安家落戶了。那是個几乎了世隔絕的窮地方，上鄉里的小鎮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大姐到這儿插隊，住在一家有三個儿子的老農家，主人待她不錯。特別是每當生產隊分給她重活累活時，這家當家的老爺子就嚷著叫三個儿子幫她干。日久天長，章便把這儿當作了自己的家。尤其后來她在北京的老母親去世后，便跟這家房東的關系更親近了一步。在她插隊的第三年，房東大媽給她從城里扯了一塊的确涼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隨后問她愿不愿嫁給她家的三個山伢仔中的一個？章搖頭也不是點頭也不是，最后還是這家的老爺子選定的——嫁給二伢子吧。就這么簡單，她就當上了這家的第一個儿媳婦。她的丈夫年齡与她還算相配，大三歲，而她的大伯子已經三十二歲了還是光棍。當了人家的媳婦，接下來自然就是生儿育女了。到1980年那會儿，那些當年与她一起下鄉插隊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時，章的大孩子已經八歲，小的也有六歲了。根据當時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沒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淚，偶爾站在黃土高坡向自己的故鄉遙望一眼，像是做錯事似的很心虛。歲月的滄桑已經使她漸漸淡漠了自己是個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無邊際的黃土高原和身邊的兩個孩子，當作了生命中全部的希望寄托。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訴她：根据政策，你可以有一個孩子回北京。 她的那個已經枯萎了的“北京情結”之苗，仿佛在這一夜間猛然煥發出了活力。那顆死了几回的心一下子被打動了：堅決送娃儿回北京上學！ 不管丈夫怎么嘀咕怎么囉嗦，她在家里第一次表現出了不容更改的堅定——孩子一定要送走！送到北京去！ 北京，我的北京啊！多少年來，章第一次站在黃土高坡上，使出全身力气，對著自己的故鄉方向，大聲高喊。 她給北京送來的是小女儿。為了送誰回北京，丈夫還跟她吵了一場。丈夫的意見是送儿子，而她則堅持送女儿。“山里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和替別人生孩子外還有什么出息？”她抱住自己的儿子，痛哭流涕地對他說：“不是媽不心疼你，可你看看媽現在還有哪點像城里人？哪點像北京人呀？媽不能再讓你妹妹一輩子像我一樣的苦命……” 臨走那天，她抱著兩個孩子，痛哭了很久很久，一直看著送儿子的拖拉机開出几道山彎，她才与女儿一起千里迢迢回到了久別的北京。 啊北京，多么熟悉而又极其陌生的北京。章雖然在插隊后的二十几年中也多次回過北京，可當她此次領著女儿重返北京，細細觀望親愛的故鄉時，她才真的感到故鄉的變化實在是太大了，大得她這個從小生長在這儿的老北京人有种完全找不回自己曾經是個地道的北京人的感覺。她傷感起來，眼淚不停地流，害得一旁的女儿連聲說：“媽，要不我們回山西算啦，這儿不是我們的家。” “胡說，這儿才是你的家。記住：有誰問你時，你要一點不含糊地告訴他們：你是真正的北京人！”她要滿嘴山西口音的女儿發誓。 女儿只好老老實實地听母親的話，孩子哪里知道母親讓她牢記這話的真正含意。 章把女儿帶到北京后，遇到的頭件事是給女儿找所學校，哪知本來很簡單的事，卻弄得章不知如何辦才好。章在北京的親人除了兩個哥哥外，沒有什么人了。章自己的父母在前几年就謝世了。雖然兩個哥是親的，但天各一方，再說哥哥家的孩子最小的都快大學畢業了，大孩子早已有了后代，章家祖上有房子，可后來拆遷全都變成了公房，這樣一來等于章在北京的根也沒了，她女儿的落戶問題，也是她同兩個哥哥前后商量多次才定下的。最后還是大哥心胸寬敞些，章的女儿就落在大舅家，可大舅媽說孩子住的地方得另外想辦法。章看看大哥家的情況也确實為難，一個小三居五個人住著已經夠嗆。章便和二哥二嫂商量，因為二哥家也是個三居室，兩個女儿一個快要結婚了，另一個剛上大學，擠擠應該是沒多少問題。但二嫂一臉不高興，礙于面子沒對章直說。 “這樣吧，正好我們一樓比別人方便些，我給孩子在門口搭一小間出來，要是她嫌，以后我就跟她換，妹你看咋樣？”二哥顯得無可奈何但畢竟是真誠的。 “行，娃儿能在北京有個落腳的地方就成。”章沒有特別的要求，能讓女儿有個睡覺的地方便是阿彌陀佛的事了，還講究啥？再說哥哥怎么著總是自己人嘛。 女儿落腳的地方就這么定下了。之后是上學的事。誰知這事讓章好一通勞神和操心。附近的兩所中學都是市、區重點，人家借口說孩子的基礎太差，婉言謝絕了。章便跑到跨區的另一所三類中學，那個校長還算好，因為他曾經也是位知青。不過校長說：“插班的照顧我給了，但學校現在負擔也重，你孩子上我們學校，肯定增加了老師的工作量，為了我好向大家交待，你得給學校意思意思。當然你量力而行啊。”人家說到這份上，章也只有滿口“那好那好”地回答。不多，就四千元。可要章拿出這四千元就等于要了她的老命！帶孩子离開山區時，丈夫把全家的積蓄一個子不剩地給了她，那也就是兩千來塊。除了用于車費和給兩個哥哥家買了點見面禮外，章口袋里就剩一千五百來塊。孩子上學是大事，也是章為了圓自己回北京夢的全部希望所在。無奈，她只好硬著頭皮向大哥二哥伸手借。錢是借來了，可她与兩個家的關系從此變了味。二嫂當著她的面對自己的丈夫說：“往后咱家的日子就像中東地區一樣，沒個安穩了。”章把淚水噙在肚里，臉上還只能裝出一副笑臉向哥嫂們告別。 “娃，以后手腳勤快些，二舅家刷碗洗菜和做飯的雜活你多干點，不要貪玩貪睡，啊！記住媽的話了沒有？” “嗯。”女儿的眼里噙滿淚水，嘀咕道，“媽……我害怕二舅媽。” “有啥怕的？她是你親戚，不許你對舅媽犯嘀咕！啊，听清楚了嗎？”章很生气地說。 女儿突然“哇”地一聲扑在章的怀里：“媽，我想跟你回家……” 章更生气了，“啪”地抽了女儿一個耳刮子，斥道：“你要是不給我好好在這儿念書，就哪儿都別想回！” 女儿再也不敢多嘴了，低著頭，眼淚依舊“啪嗒啪嗒”地往下掉。章裝作什么都沒看到，可當她轉身走上西去的火車時，淚水一下像斷了線似的往下流…… “北京啊，你是我夢里也在思念的故鄉，如今為什么我在你的面前像個過路的陌生人？難道你真的永遠把我們這些知青和我們的后代給拋棄了？啊，北京，你能告訴我嗎？北京——”章兩眼凝視著漸漸消逝的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輪廓，心底在凄楚地高聲吶喊。 章大姐的女儿留在北京，留在自己的哥嫂家，可是對一個從小在封閉的山村長大的女孩子來說，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可怕的。不說學校里的同學始終把她當作“外地人”對待，也不說她根本沒有伙伴帶著她熟悉這個本應同樣屬于她的城市，單說在舅母家的日子，就讓她有种難以訴說的孤獨和被歧視的感覺。 女儿從舅母和兩個表姐的眼里看得出她們對她的到來并不歡迎，她也知道這個家里舅舅并不能成為她所依附的靠山。她記下了母親的話：少說話，多干事，手腳要勤快。為此，她早上先于大家起床，然后幫助燒好開水，做好早飯。但她學不會煮奶，常常把舅母給兩個表姐訂的三包牛奶煮得只剩几小口，要不就是干了鍋。 “你是看著表姐們吃奶生气怎么著？”舅母終于發怒了，再也不讓她做早飯了。 母親臨走時吩咐她，城里人一般吃完飯不愛刷碗，你就眼尖點，等晚飯后人家看電視，你去把碗刷了。她照母親說的去做，主動沖洗收拾一大堆狼藉的鍋碗勺盆…… “這都是誰洗的呀？油乎乎的，髒死了，還不如不洗呢！”小表姐一邊拎起一只碗，一邊斜著眼看她，然后嬌滴滴地沖著自己的媽叫道：“媽你快看，這碗上的油渣都是什么時候的呀？” 舅母赶過來，看了看她洗的東西，嗓門一下子大了：“笨得出奇，洗几個碗都不會，就只會白吃白住！” 她委屈地躲進自己的小屋，眼淚嘩嘩地流透了小枕頭。二十瓦的昏暗小燈泡下，她含著淚給遠方的母親寫信：“媽，你快來吧，我不想在這儿念書了，我想离開舅舅家……” 女儿的呼聲像箭一樣刺痛著章大姐的心，她不敢耽擱時間，怕女儿在陌生的地方有個三長兩短。 “怎么才走三天又回來了呀？”當她跨進哥嫂家時，嫂子一臉的惊詫。 章大姐還能說什么呢？只好順口說怕孩子在這儿呆不慣。 “怕是在我們這儿受苦吧？真是笑話，在北京好好地住著，難道還赶不上山西那個窮地方呀？”嫂子拿話挖苦道。 章大姐臉上陪著笑，心里卻陣陣作痛。她走進女儿的那個樓外搭的小棚，一股扑鼻而來的气味讓她無比惡心，“這孩子，大熱天的，也不知沖沖澡？咋啦，身上怎么那么多紅斑？虫咬的？” “媽——嗚嗚嗚……”女儿哇地一聲，扑在母親怀里哭得兩肩都在顫動。 “她們什么都不讓我……等我洗澡時就說換煤气怎么怎么不容易，我說小屋蚊虫多有沒有蚊香點一下，她們就說山里來的人，皮肉都像樹板似的，還怕小蚊小虫？一次我來例假，用了一下表姐的舒而美，她就罵我說你也配用這？我就只好等她們用完后扔在廁所里偷偷撿起來洗淨，然后在這小屋里陰干后再自己用……媽，你帶我回去吧，我不想在北京上學了……” “啪！”母親有力的粗手掌打在女儿的臉上。“你敢！”章大姐強忍著不讓眼淚流出來，那重重的巴掌仿佛打在自己心頭。 她左思右想，決定讓孩子搬出舅舅家。可是到哪儿去呢？她找到居委會，居委會說這事她們管不了，再說你們父母都不在北京，孩子就得有監護人負責，其他人誰都擔當不起。 無奈，章大姐想起了几個中學同學，可是多少年沒有聯系了，她憑著依稀的記憶，找到了這些同學的家。當她推開老同學家門時，几乎沒有一個人還能認得出她這個已經完完全全變成了“山西大媽”的二三十年前的老同學了。 几番訴說，几番眼淚，老同學開始伸出了友誼之手。有位在國家机關當處長的女同學說她可以從自己的下屬那儿借間庫房給她女儿暫住。“不過北京社會治安比較复雜，我不放心你女儿一個人住在那儿。”老同學說。 “有我陪她呢。”章大姐隨口說道。 “這就好。”老同學放心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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