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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少女的灰色故事


  北京切諾基抬著頭,堅難地爬行在几乎成四十五角度的陡坡上,好几次它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气,不得不停下來歇一會儿。
  我不無擔憂地問旁邊的司机:“能行嗎?能上得去嗎?”
  小伙子卻顯得极自信:“放心,我是百色地區正規駕校畢業的。”
  十里山路,折騰了一個多小時。
  切諾基駛進了平果縣新安鄉湯那屯,或許是難得有人開著小車到這里,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卻又好奇地圍過來,村民三五成堆,也遠遠站在一旁指指點點著。
  我的腦際閃過的第一縷思緒是:原來廣西并非到處都是桂林山水,原來廣西居然還有這么貧窮的地方!
  正赶上開學的第二天,小學校長王尚松校長告訴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學生來報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費的還不到一半。
  我問:“一名學生每學期收費多少?”
  王校長說:“一、二年級書本費加學雜費是八十元,三、四、五年級十九元。不過,我們這里書本一般只買語文、算術、思想品德,象自然、地理、歷史、音樂、美術都不買,不是不想買,是買不起。”
  “這些副科都不上了?”
  “只能這樣。”王校長歎了口气。
  一二十元,對于城市孩子來說,不過是買一件玩具的錢;但在這里,對于多數家庭卻是不輕的負擔。特別是那些有兩三個孩子同時上學的家庭,負擔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頭一分田”,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戶人家,去年人均收入還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糧食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電。普查人口時曾做過統計,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歲的除了村長、會計等五個人稍識几個字外,其余的全部為文盲。
  我提議到几位交不起學費的學生家看看。
  農家學家原來住的是土改時分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倆(農家學父親農上團因貧窮至今未娶,家學是他領養的)四處打“游擊”,親友們實在看不下去,剛剛幫他們蓋了一間木房子。
  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兩層,下層養豬或養牛,上層住人。空蕩蕩的屋里四處透風,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錢的稍像樣點的家具。
  農上團才不過四十五歲,卻滿臉黝黑的皺紋,佝僂著背。我問他去年的總收入,他掰著手指算給我听:承包的兩畝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賣了三只雞得了十九元錢。
  “除了這些再沒其它的?”
  農上團搖了搖頭。
  “六百斤玉米哪夠吃一年?”
  農上團說:“去年我們吃了三個月國家返銷糧,修房子還借了四百元貸款。”
  一旁的王校長告訴我,這里的村民一年到頭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來熬一鍋粥,全家人喝一天。說著,他走到鍋台前,揭開鍋蓋,果然可見半鍋結著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冒了一句:“光喝粥多不經飽,你們為什么不能像北方人那樣做成窩窩頭吃?”
  農上團忙說:“那東西沒吃過,恐怕會吃不慣。”
  王校長接過話頭:“我看不是吃不慣,而是不經吃。一斤玉米面熬粥能熬大半鍋,做窩窩頭卻做不了几個。”
  我說:“老農,你才四十五歲,正是干活的時候,農閒時可想法到外頭找點活干?”
  “我?”農上團指了指自己,“到外頭去?”
  “對,做點小生意,或者給人家打工。”
  農上團的頭搖得像撥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會,不會!再說,我走了,這個家怎么辦?房子叫誰看?”
  我心想,這么個窮家還有什么可留戀的?
  我們又來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腳下的兩間木房子,有一面連山牆都沒有,用几張破竹席圍著。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牆上貼著一張毛澤東的畫像和一張孩子得的獎狀。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鄉里分給的五百斤返銷糧,還缺一大截。這才剛剛開春,就已經快斷糧了。三個儿子,老大念小學五年級,老二念四年級,老三九歲了,還在家呆著。
  這時,老三躲藏在他父親身后,用一雙惊奇的目光悄悄望著我們。
  我對梁盛炳說:“老三都九歲了,得想想辦法讓他去念書。”
  “念書是要緊,吃飽肚子比念書更要緊。老大、老二的學費已經夠我發愁的了,老三,”梁盛炳低聲說,“實在是顧不上了。”
  返回的路上,我問王校長:“你們一百二十九名學生,估計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還得二、三十名來不了,主要是女生。”
  “為什么?”
  “村民們重男輕女,覺得女孩子將來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級、五年級就不讓再念了(這里是小學五年制)。”
  我又問:“上學期四年級的女生,這學期有几個沒來?”
  王校長說:“一共就七個女生,來報名的只有兩個。”
  “那五個就不來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說缺錢,負擔不起。”
  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見見這五名已經流失的女學生。
  屯子不大,王校長一會儿便讓人把她們喊來了。
  梁紅亮、王笑榮、王雪蓮、農英明、王愛美,五個女孩儿站在我們面前,顯得有些拘謹。
  她們當中最大的是王愛美十四歲,最小的王笑榮才十一歲。早春二月,我穿著厚厚的羽絨服,可她們沒一個穿毛衣或絨衣,都只穿著薄薄的單衣。
  王校長在一旁插話:“剛才,听說北京來的記者要見見她們,她們都換上了最好的衣服,這是過年過節穿的,平時舍不得穿。”
  我問她們到過縣城沒有,她們都搖頭。
  我問她們坐過汽車沒有,她們也搖頭。
  我問她們平時在家都干些什么,梁紅亮回答放牛,王笑榮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蓮回答打豬菜,農英明回答砍柴,王愛美回答一邊放牛一邊砍柴。
  我說:“叔叔給你們出一道題:你們現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紅亮、王笑榮、王雪蓮、農英明几乎异口同聲地回答:“想讀書!”
  王愛美想了想,低聲說:“我想讀書,可是家里沒錢。爸爸說:‘沒有飯吃,怎么讀書。’要是讀書不用錢就好了。”
  我再也問不下去了。
  走前,我還到王笑榮的家里看了看,她父親王安壯對我說,他的四個孩子都上學,加起來七、八十元的學費實在負擔不起,想來想去只好讓笑榮停學。
  切諾基啟動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孩子又圍了過來,村民們用漠然的目光望著我們,算是送行。
  小車駛出了村口,將要拐彎時,驀地,我看見五個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們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來。
  還沒待車輪停穩,我便跳下車,急迫地朝她們迎去。女孩儿們顯然是哭了一場,一個個眼角挂著淚花,用一种饑渴而又充滿企盼的目光望著我,她們的嘴角囁嚅著,想說什么卻又說不出來。
  是該安慰安慰她們?還是該鼓勵鼓勵她們?一時,我也不知該說什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說:“孩子們,現在,我們國家還比較貧困,過几年一定會慢慢富起來的”,卻又止住了。要是她們說“叔叔,過几年,我們就永遠失去讀書的机會了”,我該如何回答?
  我搖了搖頭,分別握了握她們的手,再也沒有勇气抬頭正眼看她們一下,我覺得我自己,還有我們,都欠了這些山里孩子的一筆債,一筆永遠無法還清的債。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車上。
  切諾基轉了一道彎又一道彎,我禁不住向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頭,依然向我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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