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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里，播音員用飽含激情的聲音，播送了“希望工程”的特寫。 這邊，基金會辦公室電話鈴聲不斷，有來了解情況的，有來打听地址的。一為听眾在電話里說，听了廣播我仿拂看到貧困地區失學儿童們那瘦弱的身軀、愁苦的面容、渴求的目光，讓人心潮難平，感慨良多。 馮雪蘭—中國農工民主党党員，北京丰台東鐵營醫院內科主治醫生。她是在听到廣播后匆匆赶到基金會的。 這位中年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后，給自己立下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每年拿出一百元為人民做一件有意義的好事。她曾經給唐山地震災區寄過藥，給老山前線匯過錢，結濟過因生活困難而無錢治病的農民… 馮雪蘭含著淚將一百元交給了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她說：“真沒想到貧困地區竟然還有那么多的孩子，因為交不起每學期二十元的學雜費而失學。我去年有病，家庭經濟不很寬裕，捐一百元太少了，只能幫助兩名失學的孩子，實在不好意思…” 徐永光說：“馮醫生，你不要小看自己捐的這一百元，它能使兩名失學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的校園；它有可能使這兩名孩子改變一生的命運，也許這兩名孩子都能成為對人類有貢獻的工程師、科學家…” 全國政協委員、航空航天工業部高級研究員吳大觀，同夫人華國一道，親自送來了二千元的捐款。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吳大觀曾在政協會議上，多次提案，希望國家狠抓國民教育，增加教育經費，挽救貧困地區的失學儿童和青少年。但是，跟据中國國情，想要全部由國家來解決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吳大觀欣慰地對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說：“‘希望工程’獨辟蹊徑，走的是另一條路。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來關心那些失學的孩子，就將產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謝你們，你們正在做的是一件關系到民族未來的前程的事業。” 華聲特种電气厂是一個以殘疾青工為主的福利工厂，當職工得知“希望工程”以后，紛紛要求捐款。 在懸挂著“贊希望工程，走希望之路”橫幅的捐贈儀式上，職工們坐著輪椅，架著拐杖來了。二十六雖的殘疾姑娘賀宁，因為要去醫院做雙腿矯形手術，特意委托厂長代捐二十元錢，而她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資，不僅要養活自己，還要贍養年邁的奶奶。王立梅捐了四十元，在頒發捐贈書時，她說：“這份榮譽我得親自領。”做在輪椅上，她硬是用了一分多鐘依靠雙拐自信的站起來，全場爆發起熱烈的掌聲。厂長李佩璋說：“社會給了殘疾人很多愛，我們應該回報社會、回報人民，這一千一百多元錢是我們一點小小的心意。” 也是一位殘疾人，拄著雙拐，差不多跑了半個北京城，滿頭大汗，气喘吁吁，終于找到基金會。工作忙迎上前，攙扶他坐下。 “我們家六口，每人捐三元。”他從口袋里掏十八元錢。 他每月工資只有三十六元，一家人過得十分艱難，加上所在的鋁厂生產不景气，一個月要停產半個月，日子更是難上加難。這十八元錢，是他春節期間替福利公司看大門錚的一筆辛苦費。他說得很朴實：“能讓貧困地區的小弟弟、小妹妹重返校園，將來成為有用的人，我心里很高興。我的身体殘廢了，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那些孩子成為‘文化殘疾’人。” 他走了，堅決不留名字，只有雙拐拄地發出的：“嗒、嗒”聲，在震撼著人們的心… 實施“希望工程”的消息傳到河南濟源市電業局。 兩張紅紙白字的《告全局同志書》，很快出現在辦公樓大廳的牆紙上。 局党總支副書記李毓田，率先扛慨解囊；共青團員陳楓，從百里以的王屋山變電站專程捐來了一分；辛庄、只誠、克井鄉變電站的姑娘們，分別選派代表來捐款，表達愛心；收入不高的老臨時工趙常旺說：“我這几個錢只能表表心意。”消息傳到醫院，正在住院的王愛琴，取出口袋中僅有的几塊錢，委托給來看望她的同事… 他們企望著從自己心底流出愛的清泉，能澆灌出貧困地區的一片綠洲… 一枚枚閃光的鎳幣，一顆顆純真的愛心。 工商銀行荊門市支行宏圖分理處的兩位同志，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才將航空航天部宏圖飛机制造厂子弟小學少先隊大隊部這堆足有五公斤重的錢幣清理出來，總數三百二十八元四角五分。 宏圖子弟小學少先隊員用實際行動學習英雄少年賴宁，將平時節省下來的零花錢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 三（２）班的羅環同學把自己數年積攢下來的二十三元二角三分硬幣交給班主任李桃英老師時說：“請您幫我寄給那位失學的張胜利哥哥，我愿幫他付書本費，讓他們和我們一樣繼續念書。” 五（１）班的李海燕同學，捐款那天正是她十一歲生日，爸爸媽媽准備為獨生女儿過一個丰盛的生日。她卻攔住了媽媽，眼睛里閃著淚花儿央求道：“媽媽劉順菊小朋友太可怜了，我不吃蛋糕了，我們把錢寄給她，讓她別再哭了，也去上學，好嗎？”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 當大學生們面對“希望工程”宣傳材料上那一組触目惊心的數字時，驀然為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所震惊。 教育系大學生教育學會，以《為未來投資》為題，向全校同學大聲疾呼：“治愚之本，在于教育。向教育投資，為未來投資。” 大學的生活是清貧的，但是，當他們想到那一雙雙充滿渴望而又干涸的眼睛，當他們面對那一個個充斥愚昧而又行將在愚昧中枯竭的靈魂，他們變得焦躁不安。因為他們知道愚昧意味著什么，文盲又預示著什么。 為“希望工程”募捐張貼的海報墨汁尚未干透，校團委接待了第一位捐款者：体育系八九級學生黃俊。黃俊來自安徽貧困地區，他的求學過程，比別人更多的飽償了苦楚的滋味。也正是仰仗于眾多的好心人的資助，他才得以跨進大學的校門。他說：“這一百元是我獲得獎學金后存在銀行里的，一直舍不得花。現在請你們轉交給失學的孩子，他們比我更需要！” 教育系一位不愿屬名的同學，托人轉交來一百元，這是他義務獻血后的補助錢。他在附著的字條上寫著：“這一點一滴，為了那些孩子，也為了我們自身的明天。只要見到那一雙雙眼睛，肩上的責任再重也無可推卸。” 上海電影譯制厂著名配音演員喬臻、丁建華、曹雷、童自榮，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任同祥，上海高校的一流校園歌手，得知華東師大為“希望工程”舉辦義演活動，紛紛赶來了，他們說：“我們理解你們的行動，為了這項崇高的事業，我們愿盡微薄之力！” 就在師生踊躍捐款的同時，華東師大實施“希望工程”小“把五”計划的輪廓形成了—設立“希望工程”專項基金，在就近貧困地區重點扶持一、二所小學，每年至少為五十名中小學生提供助學金。 如果全國近三百所高等師范學院都能像華東師大這樣，那么，“八五”期間，將有約七万五千名中小學生可以上學或完成學業；如果全國几千所高等學院都能實施“希望工程”計划，那么，貧困地區失學儿童的命運，將得到极大的改變。 又是中央電視台《觀察思考》節目。 這個節目，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張放老師和他的妻子中國人大外語系張曼玲老師每次必看。當晚的內容是介紹“希望工程”。當電視熒屏上出現一幅幅貧困地區儿童失學的畫面時，兩位老師的心頓時變得各外沉重。他們連夜給介目主持人肖曉琳寫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意愿，第二天又匯出二百元，請肖曉琳代轉給兩位山區的窮孩子。 我去外語學院宿舍采訪他們夫婦時，張放說：“看了電視，心情很不平靜。我們都是當教師的，更有一种責任感。想想看，現在七八歲、十來歲的孩子，本世紀末正好是國家的接班人。他們要是都成了文盲，我們這個國家，還有什么希望？” 張曼玲接過話頭：“前些年報道非洲受災，我們都捐過錢。‘希望工程’是自己同胞的事，更應該積极參与。如果大家都來關心這個問題，都來出力，再大的困難也是可以戰胜的。” 仲夏。圖們市郵電局。 一位中尉軍官把填寫好的一份匯款單和錢款交給營業員時，收款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十個字映入年青女營業員的眼帘。她抬頭看了這位軍官一眼，遂又把目光轉向匯款附言欄：“基金會負責同志：錢不多，但這是連隊全体官兵的心意，愿所有的孩子都擁有美好的童年和幸福的明天。稍傾，女營業員感動得站了起來，面向軍官深深鞠了一躬：“同志，先讓我代表那些失學少年謝謝你們！”此情此景，物聲的感染著周圍的人們，他們無不對解放軍官兵無私的義舉表示敬佩。 這位前來匯款的軍官是某守備團一連指導員文善波。 文善波最先看到“希望工程”的募捐廣告，他沒有想到全國每年竟會有數目如此惊人的儿童失學。面對廣告，心中一陣悶痛，繼而又陷入沉思之中… 華夏子孫本一家。一人有難，大家相幫，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党支部的名義號召全連党員捐款，資助那些正在貧困中煎熬的失學少年！”他的想法得到了全体党員的積极響應。消息傳開后，團支部、革命軍人委員會也發出了倡議：“盡其所能，捐額不限，每人獻出一片愛心！” 文善波和連長張啟鎖作為倡導者，每人掏出三十元交到文書那里。緊接著，副連長王林、排長張耀輝也各捐了二十元。或許有人會說，他們都是那工資的干部，捐上几十元算不了什么？可誰知，文指導三歲的儿子自出生至今老是有病，每年為他要付出近一半工資的醫藥費，而且家屬還沒有工作。張連長、王副連長、張排長家在農村，家里的日子過得都不寬裕。 不到一小時，全連在家的六十五名同志無一例外地捐了款，共計七百四十四元五角。其中有十一名戰士將全月的津貼全部捐獻。 郭有成是個老兵，捐了四十八元。他說：“這种時候，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應袖手旁觀，何況我是名軍人。國家現在有困難，我們有責任主動分憂。” 他，梁剛華，剛入伍的新兵，家住貧困的魯北黃泛區。平時生活特別節儉，連香皂都舍不得買。可在捐贈時，毫不猶豫地掏出二十一元。他說：“我家里窮，沒錢交學費的滋味我感受最深。升初中時，家里實在那不出錢，眼看就要讀不成書，是老師和同學伸出友愛之手，使我念完了中學。這情，永生永世銘刻在心。盡管我家里現在任很困難，可一個人不能光想著自己，別人幫了我，我也應該去幫別人！” 來自大別山區的戰士武久松，雖然只捐了三元錢，精神卻讓人感動。三元錢似乎太少了，可誰知他家的寒酸程度？拋開吃、穿、住不說，三個弟、妹均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在家。他每月津貼費都要按時寄回，為年邁的父親治病。就這三元錢，還是向戰友借來的。錢雖少了些，畢竟代表他的一份心意。 一連官兵這此捐款活動，從開始到結束，悄無聲息，各級都不知曉。直到八月上旬，一份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頒發的“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捐贈書”寄到部隊，事情才被批露出去。 “希望工程”傳到海外，同樣在牽動著海外學子們的心緒。 春節剛過，基金會收到了中國駐芬蘭大使館轉手的一封信和１２３０芬蘭馬克。這是遠在万里之外的中國留芬學生對祖國失學儿童的深切關注和對辛勤園丁的敬意。 帶頭捐款的虞和慈，是來自上海第三制藥厂抗生素研究所的公派進修生。那天晚上，他同往常一樣從繁忙的工作中到閱覽室翻閱中文報紙，看完《中國青年報》上的報告文學《希望之光》后心緒久久難以平靜。他在給留學生聯誼會的信中寫道：“說來慚愧，在國外只注生物工程、遺傳工程，直到今天才知道國內早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就開始了一項‘希望工程’，旨在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本人生活并不寬裕，自己早就希望有一台錄音机，家里的孩子也盼望能為他們買一台電子游戲机…我想這些都非急需，屬錦上添花了。我決定先為‘希望工程’增添２００芬蘭馬克的微薄捐助，煩請聯誼會協助盡早將款轉給‘希望工程’。” 短短的几天內，在赫爾辛基工業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陸續送來了捐款。聯誼會理事長宋鐵城和妻子詹小衛捐款２００芬蘭馬克。自費留學生陸勇、羊曉宁、盛翰宇、屠亞紅等同學，從自己打工得到的有限收入中擠出錢款，捐獻給祖國的“希望工程”。同學們衷心祝愿那些可怜的小弟弟、小妹妹們早日重返校園。 …… 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嘉錫委托秘書送來了捐款。 九十二歲高齡的帥孟奇老人一生儉朴，把節約下來的錢一大筆一大筆捐給了災區和教育事業。得知“希望工程”消息，她約見了基金會理事長劉延東，捐了二錢元； 北京郵電學院計算机系８９４１班三十二位同學，星期六下午為校消防隊清理消防井，將所得一百元報酬，派班長送到基金會。 西安冶金建筑學院附屬小學四年級一班學生石林幸因車禍喪生，生前她曾向父母提出要將自己過年的壓歲錢捐獻給失學的小弟弟、小妹妹。為了了卻她的心愿，她的父母將錢送到學校，請學校轉交“希望工程”。 總政歌舞團著名歌唱演員郁鈞劍給基金會匯來了一百元，并附一封短信：“從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上見到你們的‘希望工程’，感慨万千。今寄上一百元，聊表心意。我愿意每年都資助几位像卿遠香、江峰這樣的孩子交書本雜費。‘施善無念’，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因此，此事只盼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北京“四通公司”捐款一百万元。 云南玉溪卷煙厂捐款六十万元。 在基金會財務室的捐款收据存根上，還有一些落款處只是這樣寫著： 一名有良心的中國人； 一郊區農民； 一個海軍列兵； 一商店售獲員； 一名退休老工人； 一位只讀過兩年書的保姆； 請不要問我是誰，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 說得真好！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面對艱難，只有靠我們用自己的雙肩擔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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