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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柯云路這樣的“气功大師”，自然是會做出一些“破天荒”的大事的。 以他一個“一級作家”的身份，特別是以一個“以思想性見長”的作家的身份，他自然會以著作的方式，來“震撼”、“震惊”我們全人類。 他不僅做了《人類神秘現象破譯》這樣的浩大工程，他不僅寫了《柯云路新疾病學》這樣奇妙的醫學著作，他不僅編造了《中國气功九大技術》這樣“通宇宙”的“通天術”著作，他不僅用匯編的形式“搞定”了一部《中國气功大趨勢》的各种“假說”，而且他今天又為我們創造了一部更新鮮的《發現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是中國古文化的重要遺產，是中國醫學的某种集体智慧的總結，是中醫理論与實踐的重要依据。當然，它也是所謂“東方文明”的一個側面。 然而，柯云路總是覺得別人的研究不夠檔次，于是他就要“重新發現”一回。 今天他奉獻給大家的這部《發現黃帝內經》就是他“重新發現東方文明”的第一個舉動。据他在這部書的序言中稱，此后他將要“發現孔子”、“發現孟子”、“發現管子”，進而“發現李白和曹雪芹”等。 柯云路是個雄心勃勃的人，是個“自小就愛好哲學、科學和藝術的人”。只是因為先寫了小說，大家根据“排名先后”而先將他稱為了“作家”，他對此而深深感到不高興。 他今天的一切努力則是要證明：“我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夠成為一個比較好的哲學家，文化學家，心理學家，生命科學家，气功學家，語言學家，思維學家，文學家，古文化家，宗教學家，佛學家，教育學家，歷史學家。”（《發現黃帝內經》第7頁） 雖然這樣的“希望”中已經有了“語病”（如“文化學家”与“古文化學家”已經包容），但的确反映了柯云路先生的遠大志向。我敢說，天底下沒有第二個這樣雄心勃勃的偉大學者，就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的文化人物中，再博學的人（如亞理士多德），也沒有一個人能成為如此眾多“學問”中的“家”。 其所以如此，我估計柯云路是只要在某一個領域寫過一篇文章，說一句話，寫一個字，聊一次天，看到半個“文本”，他就會成為這個領域中的“家”。而至于正确与否，他則根本不管。 《發現黃帝內經》這部書的問世，自然他是想成為重要的“醫學家”。或者他早已將自己當成了不可一世的這种“醫學家”。剩下的問題，只是我們這個社會如何承認、如何被它“震撼”和“刷新”的問題了。 然而，他的《發現黃帝內經》除了上部的“當代華佗”之外，下部中又講了些什么？他又犯了哪些基本的常識錯誤？他這些錯誤怎樣又使他無法成其為“希望”的“醫學家”？ 我在這里有必要將之指出。指出了柯云路先生的這些基本問題，也許對柯云路真還有些好處（我這里稍微有些狂妄，敬請原諒），以后再寫東西時，稍微慢一些，多參考別人的研究成果，多接受別人的“成見”，免得各种嚴重錯誤的出現；同時也對讀者有好處，使得那些愛赶時髦，且不學無術的人，多一分冷靜，多一點怀疑，多一點常識，切莫上了柯云路這种文化人的常識錯誤之當，切莫人云亦云，將中國歷史念得更歪。 一、柯云路再次“展開天才的思維” 柯云路在《發現黃帝內經》的下部，一開始就又是“展開天才的思維”。洋洋洒洒几千字，討論著（不，是命令著）大家必須如何進入這种“最佳”思維，否則就“破譯”不了這部千古絕唱《黃帝內經》云云。 （一）柯云路欲抓“最重要”問題 我是一听柯云路講“天才的思維”，全身就發毛，頭皮就緊張，因為這种“思維態”一定要導致新的錯誤和問題出現。 果不其然。問題和錯誤真地出現了不少。 柯云路在這節“展開天才思維”的篇章中，這樣說道： “古今中外，中華傳統醫學內容浩瀚，對于它的考察，最直截了當的方式，最簡捷有效、事半功倍的方式，是抓住它最核心、最重要的東西。《黃帝內經》就是我們要瞄准的對象。” 柯云路之研究《黃帝內經》，在這里露出了端倪，是為了“抓住”“中國醫學”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東西”。 （二）柯云路認為《黃帝內經》有這樣的問題 “展開天才思維”的柯云路認為，以往人們對《黃帝內經》的解釋注解，都存在不少問題，歸結起來可以有這樣几個方面 一是“將《黃帝內經》神秘化”。 二是“宮廷、官府、文人世界弱化、衰減了對《黃帝內經》那生動、深刻而丰富的對生命和自然的直接体驗”。 三是“當現代科學技術開始籠罩人類社會的時候，又出現了用西方醫學思路、西方醫學描述范疇牽強附會地注釋《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華傳統醫學理論与技術的傾向。在生硬的、牽強附會的注釋之中，同樣极大程度地扰亂、削弱了《黃帝內經》及中華傳統醫學在現代醫療的實施与傳播中的獨到性、生動性、丰富性”。 柯云路先生正是有感于此，才大大不滿于當今人們的各种醫學研究。才要一展其“天才的思維”，与大家爭個高低。 那么，他的不滿主要是什么？ 從上面引用的文字來看，他的不滿主要是，古往今來，所有注解《黃帝內經》者，都不對，都有問題，都沒有得到“古人的心”。唯有柯云路將來的（不，現在的）研究才是“正經”，才是絕對真理，才是牢不可破的醫學定律。 （三）柯云路覺得《黃帝內經》的作者 像是《人体宇宙學》的作者 更令人不解、廢解的則是，柯云路覺得《黃帝內經》的作者，就是他柯云路這樣的“人体宇宙學”的發明家。 柯云路如下的意見，最好地反映了這种思想： 《黃帝內經》的全部神秘性在于人對生命、對自然的真切体驗，我們將直截了當進入這個体驗。在深入体驗的過程中，盡可能地展開我們的思想，在發現的基礎上，聯想，發揮，發展。 可以這樣說，《黃帝內經》并不是一部單純的中華傳統醫學著作，他同時也是一部气功學著作，是一部廣義的養生學、健康學著作，是一部生命科學著作，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部人体宇宙學著作，哲學著作。因此，我們要從各個學科的角度來透視它：醫學，中醫學，气功學，生命科學，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人体宇宙學，物理學，語言學，思維學，健康學，哲學，等等。同時，也便在各個學科做出有价值的發現。（《發現黃帝內經》第285頁） 柯云路如此青睞這部《黃帝內經》，我到這里才完全明白其用意。原來他把這部書看成了“气功學”，更要命的是看成了“人体宇宙學”。 “人体宇宙學”的發明者是誰？不言而喻，就是柯云路本人。是柯云路本人在寫作諸如《大气功師》這樣的文學作品中，第一次使用了這樣的詞匯。緊接著他就在《人類神秘現象破譯》中，成了“最重要”的理論基石。 將《黃帝內經》看作是“人体宇宙學”的一個重大長處，就是柯云路与《黃帝內經》的作者可以齊名，甚至《黃帝內經》這部書由于沾上了“人体宇宙學”的气味而有可能混淆是非，最后變成了是柯云路本人寫就了《黃帝內經》。 （四）另一种“意味” 搞來搞去，柯云路來了個偷梁換柱，將《黃帝內經》的作者与內容進行了改寫。他就差點說這部古書是在他的指導下，用“人体宇宙學”的思想寫成的，他就差點說《黃帝內經》的作者就是柯云路本人了。 “人体宇宙學”是什么東西，販賣的什么貨色，我在《柯云路的新神話》中已經批評得很清楚，那是一种完全的巫術說法，是低于任何“學術”水平的東西。柯云路將《黃帝內經》与他的“人体宇宙學”進行同類并列，實在是玷污《黃帝內經》。 我要是《黃帝內經》的作者之一，一定要到目前的文化部、衛生部、气功科學研究會、專利局、知識產權辦公室等有關部門進行告狀，說柯云路傷害了作者的名譽權。 然而，咱們畢竟不是作者，這樣的事必然不能去做。 正因為如此，柯云路這才放開膽子說這是他“展開了天才的思維”。 這种“思維”也的确是太有些“天才”化了。 如此“展開天才的思維”，《黃帝內經》非讓他柯云路念歪不可。 二、柯云路在《黃帝內經》的版本 与成書年代問題上仍有錯誤 以前，柯云路在寫作《人類神秘現象》時，就犯有各种“版本”學的錯誤，他分不清“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之間的嚴格差別。他不讀《史記》（好像讀了，也未必解決問題）居然人云亦云，犯了“尹喜”這樣不該犯的錯誤；在《周易》問題上，他分不清“易經”与“易傳”的差別，特別是對“易傳”作者的情況一無所知，最起碼對清朝以來人們對“易傳”的各种研究，缺乏基本的了解。結果導致了諸多笑話。 （一）柯云路“成書年代”錯誤說 版本的錯誤必定導致結論的錯誤，最起碼作為歷史研究，會得出許多不符合歷史時代特征的結論。 《黃帝內經》同樣是一部非常复雜的醫學著作，它涉及到的年代問題、作者問題、歷史背景問題都相當复雜。 對本書沒有一個基本的“版本”知識，斷乎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 柯云路先生恰恰又在《黃帝內經》的版本問題上，出現了基本的問題。 柯云路在縷析《黃帝內經》成書的背景時，也作了一番“歷史”的回顧。 他從原始社會到夏商時期，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都做了簡要的回溯。 然后柯云路“當机”為《黃帝內經》的產生背景而指出： 以上歷史概括，使我們宏觀地看到了中華傳統醫學的發展。到了戰國時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發生了相對劇烈的演變，那是古文明發展的輝煌階段，是華夏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正是在這個經濟。文化全面繁榮的歷史階段中，我們看到了諸子百家各种學術活動的代表人物紛紛出現。在這個各种學術空前活躍的時期，醫學同樣活躍。醫家紛紛著書，其代表作《黃帝內經》在這种背景下出現了。 《黃帝內經》作者為何人，還難以考證。說這部書是有史以來人類醫學的總結，不為過分。然而，它肯定出自某一人之手，根据歷史上一切著書的規律是可以确定的。至于此人是誰，后人又對這部書做了多少修改增添，是另外的話。 《黃帝內經》被今人普遍認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托名于黃帝，是古人挾以自重的一种著書方式。我們也不妨說，書中所談的醫療技術、醫學理論和黃帝時期的醫學活動不無關系。（《發現黃帝內經》第290—291頁） 一個“被今人普遍認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的說法，柯云路就為這部《黃帝內經》定了寫作年代。照他的理解和巧妙的敘述，《黃帝內經》就一定是成書于戰國時期了。 （二）柯云路的另一种特點 在仔細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請大家讓我暫且游离一下主題，先說說柯云路的另一個特點。應該說，柯云路是中國最自信的“文化人”。動輒就要“解放”，就要“革命”，就要做出強詞奪理的“結論”。比如他在“老子”問題上，曾經上過一回武當山，一發气功就感到了“老子”确有其人，而且比較青瘦，手拿毛筆，寫完《道德經》，將筆一擲，仰天哈哈大笑。這都是他以前做過的气功考證。大家不信，可以再翻他的《人類神秘現象破譯》。 而這位极端自信的作家，這回在《黃帝內經》的作者与年代問題上，卻沒有以往的那种自信，來了個含蓄的“被今人普遍認為”，就將問題解決了。 气功是“無所不能的”（柯云路語），《黃帝內經》中同樣包含著一些气功問題，可為什么柯云路不再“無所不能”一回？為什么他這位气功理論大師（且也是無所不能之輩）不用气功好好考證一下《黃帝內經》的作者和年代甚至版本問題？柯云路為什么突然流露出了“气功很有局限”的況味？這的确既是個學術問題，又是個態度問題，還是個有關气功是否靈驗的問題。當然也涉及“文化人”學術品行和人格的問題。我本人正是看到了柯云路對自己最為相信的气功如此不再相信，才故意停下來，論說一番的。 大家不妨由此多想一些問題。 為什么說柯云路所謂《黃帝內經》成于“戰國”說不對呢？ 因為“今人”，而且恰恰是“今人”的研究成果，多數不認為《黃帝內經》是戰國的作品。 至于“今人”如何得出《黃帝內經》不成書于“戰國”時期，我們接著就在下面進行“考證”。 三、“今人”如何考證《黃帝內經》 柯云路用一個“被今人普遍認為”，就將《黃帝內經》的創作年代定在了“戰國”時期。而据我的了解，情況絕非如此。那么我怎樣才能將柯云路的說法駁倒？ （一）我使用別人的“拐杖” 這需要非常謹慎而謙虛地參考別人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不是中醫史學專家，我沒有現成的研究成果，但我可以借鑒別人的“成見”。我從不認為別人的“成見”就是我“展開天才的思維”的障礙。相反，別人的研究成果和諸多的“成見”倒是我必須依靠的“拐杖”。 （二）前人曾有“戰國”說 應該肯定，宋明以來，的确是有不少人以為《黃帝內經》是成書于戰國時期的。 比如： 宋代的邵雍說：“《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皇极經世》）； 宋代的程頤說：“觀《素問》文字气象，只是戰國時作”（《二程全書》）； 宋代的朱熹說：“至于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于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仿佛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朱子大全》）； 明代方以智也說：“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柩》、《素問》也，皆周末筆”（《通雅》）； 清代魏荔彤說：“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為，而托于上古”（《傷寒論本義·自序》）。 以上种种都傾向于認為《黃帝內經》成書于戰國時期。 其理由是從“文字气象”方面而看，不像是“黃帝時期”的東西，而是“后人”所托而成。 應該承認這樣的認識結果，有其歷史進步意義。最起碼是打破了人們對“黃帝”制作《素問》、《靈柩》這种鬼話的迷信。 但是還應該指出，這些前人的研究還偏于粗糙，有失精當。 恰恰是“今人”（柯云路看好的人們），對此問題又有了新的研究。 （三）“今人”之新說 我這里轉引若干，可供柯云路學習參考。 對《內經》很有研究的劉長林先生，被著名中醫大家任應秋先生譽為“除寥季平先生外，……是我三十年來所見到的第一人”。 劉長林這位“今人”是如何看待《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呢？ 他首先否認該書成于“春秋”的說法，他說： “從我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一般情況來看，春秋時期成書的著作极少，那時的學者多述而不作，或僅有一些零散的作品刻寫下來。編纂成比較完整的書籍，如先秦諸子的著作，大都是戰國以至秦漢時代的事。因此，像《內經》這种有了專名的系統講述基礎理論的醫書，不可能在春秋時期形成。”（《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第11頁） 但他對《內經》成于戰國說也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說： “近現代學者主張《內經》出自戰國的也很多。理由与前大体相同，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認為，從《內經》的文字气象。學術思想推斷，《內經》中有一部分篇章寫作于戰國末年，是可能的。但是《內經》的編纂成書，大概在西漢中期甚或晚期。”（《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第11—12頁） （四）《內經》成書于漢代的理由 那么，這樣一位對《內經》頗有探究的“今人”是怎樣認為《內經》成書于漢代甚至更晚的？ 他的几個重要理由如下： 一是“從《內經》主要部分的總体看，它的醫學理論，決不低于生活于西漢初年的最有代表性的名醫淳于意的水平，而且可能還要提高”。 二是“在司馬遷記述公乘陽慶傳授給淳于意的十种醫書中，沒有《黃帝內經》，可作為一個旁證”。“像《黃帝內經》這樣一部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科學巨著，如果戰國時代即已成書，那么到西漢高后八年，即公元前180年時，一定已經流傳四方了，可是淳于意和他的老師陽慶這樣的大醫家卻并未讀過帕經》。甚至在司馬遷的整本《史記》中亦找不到關于《內經》的消息。這說明《內經》的成書很可能在淳于意，以至司馬遷之后。” 三是“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明，是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全書五十二題，病名約有一百零三個，現存醫方二百八十個，涉及內科、外科、婦產科、儿科、五官科。該書看不到五行學說的痕跡，陰陽學說也很少反映，尚未能將髒腑和病名聯系起來，比帕經）原始古朴得多”。 四是“特別指出的是，戰國末代的《呂氏春秋》在‘十二紀’中也把五行与四時相配，春、夏、秋、冬分主木、火、金、水，而上無時可配。它認為土居中央，故將其置于夏秋之交，但并未單設一季与土相配。《內經》和董仲舒把四時划為五時的作法，是為了构成一個以五行為核心的自然体系的需要，是五行理論系統化發展的結果，顯然比《呂氏春秋》向前推進了一步，按理應該是在《呂氏春秋》之后才提出來的。眾所周知，五行在《內經》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此也表明，《素問》主要部分的創作時期不是在戰國，而應該与董仲舒的時代差不多”。 （《內經的哲學与中醫學的方法》第12頁，13頁，20頁，22—23頁） 面對如此強硬之證据，我只能同意這些更靠得住的“今人”說法，而不相信柯云路所謂的“被今人普遍認為”。 （五）另一個“今人”的看法 柯云路如果對我這番努力還是不信，我這里再引用另一個對《內經》同樣有研究的內行的研究成果（甚或“成見”）。這位研究者名叫寥育群。他在《歧黃之道》一書中這樣談到一個問題： 中醫學的基礎理論体系在先秦時期即已臻于完備，明顯超前于中國古代科技文化其他領域的發展。然而，為何确知墓葬年代為公元前168年的馬王堆漢墓出土醫書，以及西漢名醫淳于意（約公元前215年—前150年）的25則醫案，所反映的醫學水平均遠遜于《黃帝內經》？這顯然是令人弗解的。又如在科技文化最發展的西漢時期，醫學領域卻遲至東漢末年才出現了以《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等著作為代表的進展，為何期間數百年的光陰對于醫學發展來說几乎成了空白？（見該書第52—53頁） 這的确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在劉長林的著作中，已經得到了反映，并且給出了解釋。這位作者這里再提如此問題，顯然是對此“落后”現象生了疑問。這個疑問恰恰是柯云路這位“無所不能”的具有“天才的思維”的“一級作家”所不知道，也似乎永遠不知道的。 （六）《內經》分“古本”和“今本” 原來《黃帝內經》有兩种版本。一种是古本，一种是今本。 古本內容很簡單，只有18篇。而今本《黃帝內經》則有168篇，內容明顯要多出許多。顯然今本《黃帝內經》是在一個特殊時代，由后人突擊出來的，并假借了“黃帝”的說法。 這位研究者寥育群同樣注意到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長沙馬王堆出土醫書中的內容較之今本《黃帝內經》少得可怜。他說： 馬王堆出土醫書中的《十問》，國內外學者均認為其中“堯問于舜”、“帝盤庚問于句老”兩節，分別与《漢書·藝文志》“房中八家”的“《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兩書有些關系。但“堯問于舜”一節才151個字，“帝盤庚問于句老”之節僅有136個字。這些房中術的東西，不管如何發展也不可能達到超過今本《黃帝內經》的文字分量。顯然，當時的《黃帝內經》18卷，其文字分量是非常有限的，約与18篇相等。也就是說，只能是今本《黃帝內經》的1／9左右。（《歧黃之道》第54頁） 由這則材料也可證明，在公元前168年下葬的漢代長沙馬王堆墓地中的各种醫書中，還不存在今天我們見到這种長達二十多万字之浩大的《黃帝內經》。由此可見，今天我們所看到并使用的《黃帝內經》一定是漢代以來逐漸完善起來的一种醫書。 柯云路先生假惜別人之嘴所謂“今人普遍認為”，說《黃帝內經》成書于戰國時期的說法，在這里又一次存在問題。 如果柯云路硬要強調這种大書編纂于戰國時期，則應該對應的是《黃帝內經》的古本。那么柯云路所“發現”的《黃帝內經》就應該不是目前大家都能見到且閱讀的二十多万字的東西，也不是長達168篇之巨的東西，頂多是個18篇的老東西。 即使這樣，柯云路的“發現”也就只有“九分之一”的可能，且不說這“九分之一”的“發現”中存在著多少問題。 從柯云路滿卷的《發現黃帝內經》中，他絕不愿意發現這少許的古本《黃帝內經》。而且他的确是使用了“今本”的《黃帝內經》。 只是他對這部古書編纂成書的年代大大搞錯了。 他對《易經》和《老子》搞不對版本年代問題，在《黃帝內經》問題自然會有這些完全類似的問題。 想要搞對這些問題，就得有基本的“思想史”知識訓練和相關的版本學訓練。而這些知識對于近十多年的柯云路來說，掌握起來都是相當困難的。 （七）柯云路的“一個作者”說 既然這部《黃帝內經》如此龐大，卷數如此巨多，照理來說，它不可能由一人編纂完成。較之更早的《呂氏春秋》盡管使用了“呂”之一字，但絕非由呂布韋一人所編纂起來的。相反是依靠了他門下所養之眾多之“士”完成的。 古代的大部頭“文集”，都是如此。《黃帝內經》自然也是如此。 而柯云路對這個“歷史上一切著書的規律”（柯語，見《發現黃帝內經》第290頁）根本就不知道。相反他倒是講了這樣与之完全相反的“發現”性語言： “《黃帝內經》的作者為何人，還難以考證。說這部書是有史以來人類醫學經驗的總結，不為過分。然而，它肯定出自某一人之手，根据歷史上一切著書的規律是可以确定的。” 看看，“歷史上一切著書的規律”迫使柯云路做出了這樣的“某一個人”的結論。然而，他的結論完全是錯誤的。而且錯誤得讓人無法相信。即使相信，那就是整部《黃帝內經》一定會讓這位老兄“破譯”得亂七八糟，“發現”得奇里古怪。 《黃帝內經》被編纂起來的年代久遠，時間跨度較長，作者自然也不會是一個人。有關作者是“某一個人”還是“眾多人”問題，劉長林也曾指出： 此書（即《內經》）在論述上有重复，個別地方相矛盾，思想深淺不一，文筆風格各异，肯定不是一時一人之手筆，而是由一個前后相繼的學派，在一個相當的時期里集体完成的。（見《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第8頁） 顯然，劉長林的話更為可靠，接近事實。 （八）“有史以來人類醫學經驗的總結” 柯云路所持《內經》的作者一定是“某一人”的看法，我們在上面已經予以指出了。這個問題相對來說，還是個“大”問題。一般人沒有基本訓練，真的是不容易參与討論。下面的問題，則任何人，都會覺出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有關《黃帝內經》定性的問題，即《黃帝內經》是部什么書的問題。柯云路這樣講道《黃帝內經》：“這部書是有史以來人類醫學經驗的總結。” 應該說，听了這樣的“高論”，中國人應該感到万分的高興。因為中國的《黃帝內經》代表了“有史以來人類的醫學經驗總結”。這能不使中國人感到無上的驕傲嗎？如果我要是沒有一丁點的醫學知識，一定會到處寫文章，表揚柯云路又為中國人放了一顆大衛星。讓中國人找到了“人精”的感覺。 然而，這是個完全錯誤的判斷。我們不否認中國人通過《黃帝內經》而對世界醫學的偉大貢獻，但因此而說這部書就是“有史以來人類醫學經驗的總結”，則完全錯誤。西方的醫學同樣也很重要，阿拉伯的醫學也一樣令人矚目，印度的古代醫學曾經高度輝煌，并對中國醫學有過直接間接的影響。古希腊希波拉底的醫學理論和羅馬時代蓋倫血液循環，還有阿拉伯的阿維森納的心理治療等，都不是受了中國人《黃帝內經》的影響取得進步的。人家是獨立發展出來的醫學成就。中國的《黃帝內經》怎么能把別人的成果包括進來？ …… 由上大略考證，便知柯云路所謂“今人”之說，完全不支持柯云路本人。柯云路“天才的思維”再一次出現了許多問題。 “今人”的結論將來也許還會有這樣那樣的修改，也就是說可能都還存在各种各樣的大小問題，但問題再多也比柯云路少得多。柯云路的問題是原則問題，別人的問題則是枝節問題。 四、柯云路亂點“陰陽”譜 《黃帝內經》中由于大量充斥著“陰陽”、“五行”這樣的中國哲學范疇，柯云路便覺得又有些可以“解放”和“破譯”的地方。于是在其《發現黃帝內經》的下部開始的几個章節中，便花費心思進行“發現”。 （一）柯云路的“陰陽”話 他對這种“陰陽”的看法，一個總態度，就是這叫“生動感覺”。 柯云路在這部《發現黃帝內經》中，只要遇到他需“破譯”的地方，他總好像有些詞匯不夠，沒有什么好說的，只是用“生動”二字來概括。我大致翻閱了他的全書，“生動”二字的出現率大概是第一位，最少不下上百處。 中國哲學中的“陰陽”与“五行”問題，中國《黃帝內經》中的各种“陰陽”与“五行”，豈能只用一個“生動”能夠概括。然而柯云路卻只會用其“生動”而別無他法。這就和他過去寫小說時，對傍晚天色的描寫只會用“黛色”一樣。他說：“對陰陽的定義，准确達意地存在于一系列陰陽的具体划分之中。這里沒有机械的生硬邏輯，有的是有血有肉的、直接透人潛在直覺的体驗。”又說，“當我們將陰陽對立的概念不用邏輯推理，而是感覺所描述的全部對立的含義之后，自然而然就得到對陰陽划分的生動感覺。”（《發現黃帝內經》第296頁） 本來《黃帝內經》中如此眾多反复地出現“陰陽”概念，應該引起我們的基本“思想史”態度的重視。最起碼應該詢問或“發現”為什么這部醫書中，會如此出現這种東西，然而，柯云路沒有這樣做，好像也做不了。因為這涉及到一系列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具体問題。不了解中國思想史的基本演進，自然無法知道“陰陽”与“五行”觀念會大量跑到一部中醫書中。 （二）《黃帝內經》的理論特征 《黃帝內經》中的“陰陽”現象，正說明這部書編纂成書的時代很晚，甚至晚到了董仲舒之后。因為這部書作為中國醫學理論的重要經典，有兩個特別突出的特點，一是特別的“系統”，一是有其自身解決問題的“力量”。《黃帝內經》的“系統性”問題，主要由“五行”觀念在做支撐，“金術水火土”相生相克，相互聯系；《黃帝內經》的“動力”問題，則以“陰陽”規律來解決。它將人体机能是否平衡、是否疾病、是否健康，如何健康、如何康复、甚至如何長壽的問題，用“陰陽”這兩种最基本的力量做了解釋。 “陰陽”概念在中國出現得卻不晚，從文獻上看，似乎在西周時期就有苗頭，如周朝的伯陽父所說：“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國語·周語上》在戰國的《老子》（注，不是春秋的“老子”之人）中，則有“万物負陰而抱陽”。《庄子》中則說“易以道陰陽”。由此可見，“陰陽”觀念出現的并不很遲。 “五行”也出現的不晚，《尚書·洪范》中就有記載：“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本，四日金，五日土。水曰潤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從革，土愛稼穡。潤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但是如何將“陰陽”与“五行”結合起來討論問題，并將之“有机”地視作一种解決問題的方法，則不在周代，也不在春秋，而是在戰國。李澤厚明确指出：“戰國時，大概是陰陽家把五行与陰陽混合統一起來。這种混合統一是基于二者都從某些根本功能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和關系中來解說、論證宇宙人生。重要的是，陰陽与五行的相結合，使五行的結构組織有了兩种內在的普遍動力，從而使五行結构具有了決定自我運動自我調解的功能。即是說，五行之所以能有‘相生’‘相胜’的具体運轉，是由于陰陽作為兩种彼此依存、互補而又消長的功能或矛盾力量，在不斷推動的緣故。”《中國古代思想史）第161頁） 應該說，“陰陽”与“五行”的結合，是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政治思想、社會思想和具体學科中學術思想的進步。 （三）《黃帝內經》中的“陰陽”与“五行” 我甚至有一個感覺，當時的這种“陰陽”思想和“五行”思想，以及兩者相結合而討論“宇宙人生”問題的思潮，很像今天很流行過一段時間的各种時髦哲學，如“系統論”、“三論”等等。由于存在著這种比較高級的哲學思想，于是具体學科也就試圖將之引用，以解答自己的具体問題。 《黃帝內經》正是在這种情況下，才得到發展和完善的，才在兩漢時期得以編纂成功的。因此，這部書雖然叫做《黃帝內經》，但實与“黃帝”沒有任何關系。只是有些“神秘主義”的東西，似乎与“黃老”一派存在聯系。 為什么說《黃帝內經》的編定是在兩漢時期？ 我們這里將董仲舒的言論与《黃帝內經》中的言詞進行對比，即可看出誰先誰后，從而也就知道《黃帝內經》如何發明，《黃帝內經》中的“陰陽”与“五行”到底是怎么回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中這樣說道： 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气之類也。……人之身，象天客也。發，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髒，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樂乍哀，副陰陽也。 董仲舒這里，將“天人感應”進行舉例說明，—一對應，說得是非常具体“生動”。柯云路的“人体宇宙學”大概就是從這里獲得啟示的吧。 而在《黃帝內經》中，則也有這樣的說法： 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律。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髒。天有六律，人有六腑。 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 從以上兩節材料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發現，《黃帝內經》的行文要比《春秋繁露》簡洁得多，流暢得多，濃縮得多，結論得多。文字更加華麗漂亮。顯然，《黃帝內經》是出自董仲舒之后，最起碼有很大部分是在董仲舒的“系統論”基礎上完善而編纂起來的。 由此，再次證明《黃帝內經》不是戰國的作品而是秦漢甚至是兩漢以后的東西。 柯云路的“戰國”說，顯然又一次要受到洁難，盡管他強調了“被今人普遍認為”的大多數意見，亦复如此。 李澤厚為此也曾說道：“中醫的基礎理論《黃帝內經》，成書正是在秦漢時期，至少其基本思想是成熟在這個時期。”“中醫理論卻与秦漢時代的宇宙論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史》第165頁） （四）秦漢思想特征 用“陰陽”和“五行”來解釋宇宙和人生，這是當時中國哲學家的基本思想。這种思想在秦漢時期，達到了相當完備的水平。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這种思想和觀念，但由于條件不夠成熟，也就未能將兩者發生“有机”結合，從而不能形成既有“組織”（五行）又有“動力”（陰陽）的“系統”觀念。 秦漢時期的醫學家當然要赶這個思想時髦，于是就將這种現成的“系統”思想引人了《黃帝內經》。在當時相當貧乏的解剖學知識基礎上，開始對人的內髒及其功能進行了“陰陽”和“五行”的划分。 其划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大致正确，但又非常牽強生硬。 將人体机能看成是互相聯系、互相轉化的功能体，這在今天也是有道理的。但將人体的五髒六腑，甚至前后左右上下曲直內外大小，都分為“陰陽”，則完全是牽強附會。 （五）《黃帝內經》中的“陰陽”特征 《黃帝內經》中如何使用了“陰陽”概念呢？ 這如同所看到的那樣，几乎每一個器官、動作都賦予了這种“哲學”的味道。即表為陽，里為陰；上為陽，下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外為陽，內為陰；五髒為陰，六腑為陽；熱為陽、寒為陰；溫為陽，涼為陰；實為陽，虛為陰。 如此這般，已經有些“陰陽”得過分，但到了柯云路重新“發現”這部《黃帝內經》時，他則更是“有恃無恐”地發揮了這种“陰陽”。他說道：“具体到人体，這种划分又确實有著特別的意味。當我們講到‘表為陽，里為陰；上為陽，下為陰；外為陽，內為陰’的時候，一方面發現，它在直接的感覺上完全符合上述一系列陰陽划分中所形成的基本陰陽感覺。所有外在的、上升的、擴張的、主動的、雄性的、男性的、進攻的都為陽；所有內在的、下降的、收縮的、被動的、雌性的、女性的、防守的都為陰。就人体的實際含義來講，它又非常符合中醫治療中對人体的綜合判斷。”《發現黃帝內經》第298頁） “陰陽”在《黃帝內經》中已經“發揮”得有些离譜，而到了柯云路時代他所“發現”的《黃帝內經》則更是离奇。 那么，人体這些部位和動作以及各种功能是否符合著實際“含義”？非也。現代科學特別是當代解剖學和生理學，并不支持這种古代哲學的推測。“陰”是什么東西？“陽”又是什么東西？這在人体的組織結构中，并不能得到證實。 “陰陽”只是中國的一种哲學觀念。哲學在指導醫學的發展時，曾經并將一直起到積极作用，但永遠不能替代具体學科自身的規律。 中醫之所以從秦漢以來就不再有大的理論進步和實踐進步，關鍵就是醫學的具体探索不能從古代哲學的陰影中脫离，不能成為真正的有自身体系的一門“生命學科”。 （六）柯云路的“陰陽”問題 我們結合中國古代哲學發展与演變的情況，可以知道，《黃帝內經》時期，其作者們為了增進自身理論的“科學”性，將當時最時髦的“陰陽”觀念塞進了中醫理論。中醫有了陰陽思想，是一种進步，但不講條件，任何地方都以陰陽解釋一切，則有明顯的牽強附會和生硬机械。 可以講，《黃帝內經》是生硬引用陰陽觀念的具体學科的重要代表，除其積极作用外，則存在著明顯的僵化和愚昧。它試圖以“一般理論”（或抽象理論）解釋人体運動規律并解決諸如疾病這樣直接關系人生健康与幸福的具体問題。 它決不是柯云路所講的是一种什么“生命体驗”。 柯云路對《黃帝內經》中“陰陽”的“發現”，并沒有結合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演化來考察，他不能指出其中哪些是好的積极的，哪些是坏的消极的；他不知道《黃帝內經》中陰陽的來源，他甚至分不清古本的《黃帝內經》和今本的《黃帝內經》，更不知道《黃帝內經》真正定本在什么時候，它的基礎理論成熟于什么時候。他倒是對《黃帝內經》中眾多消极、落后、愚昧的“陰陽”概念加以發揮和“發現”，并以為這就是找到了《黃帝內經》的所謂“奧妙”。 《黃帝內經》這部書本來是一部极為嚴肅的古代著作，經柯云路的再次“發現”，水平只能下降，而不可能提高。學習了柯云路“發現”的《黃帝內經》，人們的醫學水平只能落后，人們的生命科學知識只能減少，人們在預防疾病方面，只會是陷入盲目。 五、柯云路《黃帝內經》中的兩則常識錯誤 柯云路在“發現”《黃帝內經》時，不僅在版本、年代和作者這些基本的問題上存在一系列問題，而且在具体的醫學問題上，也時有問題，這里專門就其中兩個問題略加評述，以希望那些對柯云路特別鐘情的讀者們，稍有明鑒。 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的“草藥”問題，一個是中國的“經絡”問題。 （一）柯云路如此“草藥”說 柯云路為了說明自己如何對中醫有了解，對《黃帝內經》的“發現”如何有把握，特別將“醫”字進行了一番考證。 他先是舉了商代的“醫”字，即那個醫字底下帶“巫”的字，試圖說明“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時期，人們的醫學是如何受制于巫術。巫術大師是如何作為知識總管發揮著作用。 然后，他就進入了周代的“醫”字，即那個醫字底帶“酉”字的醫。他試圖說明這時的醫已經不是巫術之醫，而是進入了以酒治病的歷史時期。 帶“巫”的醫字，本來是一种愚昧和落后，但柯云路在講到這個字時，卻同樣流露出了一种“生動”。他說：“探究這個‘醫’（李注：即帶巫的那個醫），中醫与巫的綜合狀態，對于我們透視人類醫學的發展，透視生命科學發展是很有意味的。”《發現黃帝內經》第289頁） 而到了帶酒的醫字時，柯云路再次飽含深情道：“考古中最明确的證据使我們看到，四千多年前就有了相當發達的釀酒業。酒既是飲料，又是有多种療效的特殊藥物。在中華傳統醫學史上，酒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后，他便更加錯誤地發揮道：“這個‘醫’（李注：即帶‘酉’字的醫）字的出現，除了表明酒作為一种重要的醫療用藥以外，還記錄了醫學与巫的分离，記錄了純粹意義上以中草藥為醫學手段的醫學的出現。”（《發現黃帝內經》第289－290頁） 讀者如果稍一走眼，就會將此問題露掉。 柯云路的意思是講，中國的醫學中，自從有了“酒”之后，就開始了“中草藥”的醫學手段。 事實如何呢？中國的中醫藥學歷史并非如此簡單。柯云路頂多說對了一半甚至更少。 事實是，与酒相應的是“藥”，但不完全是“草藥”而是“石藥”。 酒有麻醉和活血作用，自然會引入藥庫之中。 但中國人是一個講究長壽的國家，如何長壽，甚至如何不死，一直是古人思索并希望解決的問題。為了這個問題的解決，中國人開始了另一种“吃藥”。這种藥不是柯云路所謂的“草藥”，而是“石頭藥”。中國人為什么在酒發明之后，還要吃“石頭藥”，這仍是有足夠“意味”的巫術思想在起作用。因為石頭不死。古人認為吃什么補什么，于是也就認為吃了石頭，就可像石頭那樣永遠不死。 在浙江一帶的河姆渡文化區域，甚至還有較長歷史時間的“玉藥”階段。“玉”是石頭，是一种比普通石頭更漂亮更具有神秘色彩的石頭，玲瓏剔透，猶如醍醐。古人認為吃了這种“玉石”，就可像玉一樣，長生而不死。 正是在“石藥”的推動下，正是在“不死”和“永生”思想的驅使下，中國人第一次煉起了丹。煉丹更是“石藥”的制作。 所以，到了魏晉時期，當時的文人士大夫，還都非常盛行“吃藥”和“喝酒”。但這种“藥”不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草藥”，而是典型的“石藥”。 魯迅在論述魏晉時代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時，就曾談到過那個時候的“吃藥”風气。并指出那時的藥就是石藥，而非草藥。吃了這种“石藥”之后，人体全身發熱，即使冬天，也坐臥不安，常常欲走狂奔。為了解藥，或為了能夠舒緩這种藥性，士大夫們則不得不喝酒。魯迅所謂的“藥酒風骨”就是這种東西。 大家有誰不信，可以查閱魯迅的文章。魯迅者，既通醫學，又對古代歷史非常熟悉，尤其對他喜愛的阮籍和嵇康兩人更是格外熟悉，簡直就是最大的專家。 由這一個小小的例子，即可看出，柯云路所謂的“以中草藥為醫學手段的醫學”純屬瞎掰。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先秦時期，的确是有吃草藥的。何況有所謂神農“嘗百草”以作藥之說。但是在煉丹術十分盛行的時候，草藥的比例是有限的。 即使到了唐代，還有不少文化人，迷戀這种長生不老藥。像李白這樣的人，雖然我們無法知道他吃了多少“石藥”，但他之“喝酒”則是格外得出名。 宋代以后，人們才發現石藥的危害比益處要大，這才逐漸將之淘汰，開始了“草藥”的歷史。否則就不會到了明代才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用不著他來一味藥一味藥重新合計（兩個途徑、文獻比較和親自嘗試）。 宋明是中國哲學的又一高峰，是中國理性的進一步提高。 這個時期，草藥的興盛，才壓制了石藥的毒害。服用丹藥的人，這時也就只有那些還想長生不死的道士了。 在今天，追尋這些道士的人群中，就有柯云路本人。只是柯一路不了解中國醫藥的基本歷史，所以他追尋了半天道士，也沒有看出草藥如何才成為了后來主要的“醫學手段”。 （二）由柯云路“經絡”問題所想到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經絡”的問題。 柯云路這樣涉及到這個問題：“我們……特別要想到《黃帝內經》的作者，或者說經絡發現的集大成者，他本身的气功修煉体驗和醫學經驗。他對經絡發現的如此确定性，如此技術化，被兩千多年的中華傳統醫學實踐所證明，是令世人惊歎的成果。”（《發現黃帝內經》第293頁） 這里他將《黃帝內經》的作者，与經絡的發現者，進行了等同。同時，又將經絡現象的“證明”予以了肯定。 柯云路在此問題上又出了錯誤。 一是“被兩千多年的中華傳統醫學實踐所證明”。“經絡”是什么，它的物質載体是什么？這涉及解剖學等一系列知識的鑒別和說明。而一切知識都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一個理論必須得到實踐的反复證明。用今天何祚庥先生的話說，就是“科學必須具有重复性”。 一個事物的說明不能以一個民族的“證明”為標准，醫學也是這樣，不能以中國醫學證明，就算得到了證明。問題恰恰是美國的醫學并不能證明中國經絡的存在。由于存在這些問題，經絡問題至今不可能成為科學。柯云路急急忙忙用了“令世人惊歎的成果”，試圖說明中國的經絡已經得到了“證明”。 這絕對是一個一廂情愿的證明。 二是“經絡”能不能得到證明的問題。 就此問題，必然涉及到一個哲學上的認知科學。 經絡是中國占代醫學家，對人体功能的一种試圖說明。當把“五行”這樣的概念引人人体之上，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解釋人体的相互協調互相制約問題。這种情況下，迫使中國的醫學家想到了一种“控制”与“聯系”。控制与聯系的方式，就是這种經絡。中國古代醫學，于是就在這個經絡的基礎上，進行了針灸按摩等各种治療實踐。針灸与按摩的結果當然比不針灸不按摩要好，于是人們便猜測這一定是搞對了經絡。于是，經絡現象也就這樣得到了最粗淺的“證明”。 然而，這是一個假相。 經絡是中國古人的一种哲學猜測，甚至是一种猶如柯云路所講的“天才”的猜測。因為哲學的本質就是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或多或少具有猜測的性質。 經絡問題亦复如此。 經絡是一种什么東西，它怎樣發揮著“生命”作用？ 劉長林對此仍然很有研究：“血气在机体內循行，有特殊的通路，即經絡。”又說：“《內經》把經絡分成若于种類的層次，其中循行于机体深處的主于稱作經，分布于肌表的分支，稱作絡。經有正經十二條，奇經八條。十二經分為手足三陰經和手足三陽經兩大類”，“十二正經之外還有十二經別和十二經筋。十二經別是十二正經別出的延伸部分，十二經筋是分布于机体表層筋肉的十二條通路。”“全部經脈絡脈以十二正經為主体。”《銷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第271頁，272頁） 為什么人体的經絡是“十二”條，而不是其他的數目？ 這可能還与“天人感應”的思想有關。年有十二月，人体就應該有十二經。 如此這般，一個完全是“人造”的人体“网絡”就形成了。在這個“网絡”中，既有一些經驗的事實（如血管、血液的流動等），又有人為的推測（如“十二”、“表里”及其他經絡的分支等）。 中國醫學就這樣，在這個人造的“人体网絡”上進行著“宇宙人生”的觀察和疾病治療。應該說這是一個富有想象，且具有一定“系統”思想的“网絡”。好些疾病在這种理論的指導下，的确可以好轉和康复。 但是，這种奇怪的“經絡”是否就是一种“實在”，就是一种“已經證明”的人体組織？ 非也。經絡這种東西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經，它既是血管又是神經。它籠統而朦朧，它認為“血气”就是在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通道”中運行。 現代解剖學發展到了可以將一個細胞分得清清楚楚的水平，可就是無法將這种奇怪的“通道”得以證明。當代科學可以將細胞中的DNA、線粒体，描繪并計算得十分清楚准确，難道就沒有能力證明中國的“經絡”嗎？ 霍奇金可以准确地解釋神經的電傳導，并知道是哪些基本的离子在起作用，難道巨大而复雜的經絡，人們就是視而不見？ 顯然不是。難以證明的經絡，正說明它是古代中國天才醫學家的一种猜測。這种猜測有可能證實，也有可能證偽。一巳證偽，則這种猜測性的假說，就會被廢棄和淘汰，并用新的假說和理論取代。 說句良心話，科學發展到今大的這种地步，經絡完全可以得到“證偽”而不是“證實”。只有這种證偽，才會使更新的理論出現，并极大地推動中醫乃至其他醫學的發展。然而，中國的醫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倒是极端的頑強，死活不愿意承認其經絡之被“證偽”。于是從《黃帝內經》的眾多作者，到孫思邈，到李時珍，一直都在延用著“經絡”，推廣著“經絡”，頂多是對此問題修修補補。從來沒有一個人敢于提出尖銳的“批評”。 事實上，17世紀20年代英國著名醫學家哈維所揭示的人体血液循環理論，要比中國的經絡思想精确得多。現代醫學就是建立在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之上的。人們得病要輸液、要打針、要吃藥，都是以這种哈維式的血液循環為理論。 正是哈維精确的解剖和發現，才使得西醫有了比中醫更先進更現代更快速的發展。再加上后來法國巴斯德對微生物的發現，就更是知道了疾病如何發生、傳播。 對此，我國的《內經》專家，并沒有包庇中國的經絡。 劉長林指出：“《內經》的錯誤在于。它把血管与經絡混淆在一起了，誤認為血液是沿經絡循行的，并且直接發揮著經絡的功能。”（《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第273頁） 我這里無意偏袒西醫，但西醫的發展依靠著實實在在的“證實”和“證偽”兩個很好的方法，對過去錯誤的理論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如哈維對蓋倫的否定），結果導致了新的理論。 中國的經絡自從提出以來，一直沒有變化，至今還是所有中醫師傅們使用的基本術語。這种狀況，不能不說是一种落后。但好些“專家”對此井不以為然，經常信誓旦旦認為經絡得到了證明。這就更是有些盲目与自大了。 柯云路在此問題上倒是稍顯謙虛，但他以“被兩千多年中華傳統醫學的實踐所證明”，就想說明經絡的存在和證明，這實在是太富有“中國特色”了。 科學沒有國界，中國能證明，美國也應該證明。在經絡問題上，絕不能以中國的醫學實踐如何，就說明經絡得到了證明。這是一种不嚴肅的非科學態度，是一种帶有濃厚感情色彩的不冷靜的態度，是一种“情商”過于發達的表現。 事實上，經絡這种半經驗半猜測的假說，永遠也得不到證明，只能得到證偽。 所以，柯云路的說法，再一次沒有道理。 這种常識錯誤足以導致他對整個《黃帝內經》的“發現”，必然處處充滿錯誤。他以這种經常犯有常識錯誤的態度來“發現”《黃帝內經》，可能會使這部古書倍受損害。 柯云路在《黃帝內經》的“發現”中，還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錯誤和屈解，限于篇幅，我們無法將之一一羅列。這里的“一嘴一毛”，也足可使我們看到這部《發現黃帝內經》的全貌。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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