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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是個時髦人物，自然要做時髦事情。其中，“情商”一語即由他在中國首先使用，最起碼在中國的印刷体的先后順序上拔了頭籌。柯云路的《情商啟蒙》就是一部格外奇特的大書。 正是如此，即使在北京這樣一個有限的范圍內，卻最少也有十多家出版社在大出特出各种有關“情商”和“哈佛情商”的書籍，紛紛与柯云路的《情商啟蒙》進行競爭，不甘落后。 如果你有足夠時間走入書攤，你准保能見到各种版本的“情商”。 “情商”一謂，橫空出世，遂成公元1997年之特大“成功理論”。 然而，好景不長，面對极其時髦的“情商”，心理學家終于開口對之“批評”了，說這种概念“很不准确”： 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長車宏生研究員認為，“情商”的英文詞組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兩個英文單詞都不含有“商”的含義，之所以采用情商這個譯名，可能是受了智商的影響。智商是可以用公式測算出來的，而所謂“情商”至今為止無法科學計算。 《羊城晚報》97年9月26日。 車宏生的觀點在什么場合發表，我不知道，即使他本人，我也不認識。但從其對“情商”的態度上，我已嗅出某种“心理上的問題”。 一、“情商”的“成功” 在中國，誰是“情商”概念的發明家，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最先將此概念發表出去的是某位自稱“思想性見長的著名作家”。他就是愛搞鬼神的柯云路。 今年年初，北京的書攤上，出現了一本叫做《情商啟蒙》的“大書”。緊接著，就又有了各种翻譯美國或自編的“情商”著作。仿佛國人有誰不了解這种“情商”，誰就跟不上歷史之潮流，最終會被歷史無情淘汰。否則，何以對中國百姓需要“啟蒙”？ 面對“情商”，像我這樣愚昧而又無知者，自然需要“啟蒙”。于是，就將這种极時髦的“情商”書，找來閱讀。《情商啟蒙》一書，就不用說了，那不是什么心理學論著，因為作者根本不懂心理學，只是將平時生活中的若于奇怪例子，胡亂編造進了白紙之中，名之日“情商”而已。問題是，作者標明，誰不讀此書，誰就可能不會“成功”。于是，他又將此書命名為當代“成功學”。 以我對心理學之略微了解，這樣的“成功學”，是可以完全不看的。但其他人寫的“情商”書如何呢？特別是有人翻譯出來的那本號稱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所寫的“情商”書，我們又該持何种態度呢？我畢竟不是心理學專家，不敢亂說一句。盡管我對此問題存疑很多，卻一直未發表看法。 我當時讀過那位“思想性見長”的“著名作家”的書后，有兩個問題想不通。一是如果“情商”真那么重要的話，那与之相當的“脾气商”必然同樣重要；二是如果一個人的“成功”真与所謂“情商”有關的話，那么，心理學上講的“非智力因素”必定与這种“情商”發生了包容，或者說，這种“情商”頂多也就是個“非智力”問題，只是由于商業炒作之需要，而在這“亂世”時期，又胡亂貼了個“情商”標簽。 心理學家指出，“情緒”無法与“智商”一般，得不出什么“商數”。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情緒”与“智力”根本就不是一類東西。但我卻對心理學家如車宏生等人所認可的“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則不敢苟同。 因為“情緒智力”的存在与否，涉及到一個哲學上的“認知”問題，即情緒能否認識世界的問題。 我有一個初步想法，即如果允許“情緒智力”存在的話，那么，無論“著名作家”，還是不知名的“書商”，都可以“順藤摸瓜”，將這种奇怪概念“轉化”成“情商”。而且，中國的翻譯者和美國的著作者，都是覺得“情緒”中，存在著“智力”現象，才得出“情緒智力”或中國式的“情商”判斷的。 情緒是人類心理活動中的一种較低級現象，与智力活動相差好几個“量級”。只要對心理學有點了解，就能知道這個差別。智力是与“智慧”‘直接相關的東西，而智慧的高低，又与“思維”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思維”水平的高低，才最終決定人們“智力”水平的高低。而一個人，想要有較高水平的“智力”或“智慧”，則其“思維”中的“抽象”能力，必須很高很高。物种有沒有“抽象”能力，是檢驗其有無“智慧”的最基本條件。就目前而言，我們只發現人類是唯一具備“抽象”這种心理能力的動物。 正是這樣，也只有人類才能解決“認知”問題，進而才有諸如物理數學化學哲學等等完全是用“概念”等“抽象”產物砌造的“理念”大廈。 二、情緒的中樞問題 而“情緒”与“智慧”根本不同。它是一种低級中樞的心理活動。它是檢驗有机体在生存環境中（甚至包括“內環境”，如果血壓高的人，脾气可能不好，血糖水平高者，脾气也怪一些等等）的“好坏”狀況的一种“反饋机制”。也就是說，凡是對身体有利的時候，情緒就會“高漲”，而當處于不利狀態時，情趣則會“低落”。有了這种“情緒”上的反饋，有机体才能做出相應的反應，或乘胜追擊，或逃之夭夭。在人類的生活中，即使情緒非常重要，但最后起關鍵“定奪”作用者，卻不是“情緒”本身，而是更高級的“智慧”，也就是大腦皮層才有的那种“思維”能力，即智力。情緒在大腦中的位置，与智力中樞，相差“万里”。情緒的中樞，在“下丘腦”，屬于典型的“低級中樞”。其所以是“低級中樞”，是由其進化之先后及在物种中的“發生順序”決定的。脊椎動物，都有這种產生“情緒”的下丘腦。我們知道，豬狗是有情緒的，連鳥儿也有某种情緒，但我們不能承認獵狗鳥儿有什么智力。因為它們沒有“思維”。根据是它們根本不存在人類的這种“抽象”能力。由此可見，情緒是一种很低等的心理活動，它甚至比人的情感還要低出很多。而情感与智力相比，則又低出不少。情感是在情緒的基礎上，溶進了一些“理智”的成分，才形成的一种檢驗和感受人之生存狀態的心理活動。 除了動物界普遍具有的低級心理活動外，人類的主要心理活動有哪些？ 二百年前，康德就作了較為清晰的划分。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活動不外智、情、意三要素。智，就是人的智慧和思維，它解決事物之“真假”判斷，是科學得以產生的最終依据；情，就是情感（而不是那位“思想性見長”的“著名作家”所說的“情緒”），它決定著人類的審美，是人類藝術活動和審美情趣的最后根据；意，就是意志（不同于心理學教科書上的那种“意志”），是一种天生的“道德理性”，比如小孩落入水中，一個老頭可以奮不顧身，挺身而下，它是人類道德的根据。 康德，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在哲學上第一個搞清了人類的這种心理結构和各自的功能，并分別對人類之科學、藝術和道德三种最現實最偉大之心理活動，予以“大体正确”的闡述（我們不否認他有好多“唯心主義”的看法）。 顯然，“情緒智力”的提法，必定引出一個矛盾，即“情緒”也有“思維”的能力。“成功學”家如那位“思想性見長的”作家先生，就是這樣認為的。他不僅是這樣認為的，而且受了莫名其妙的某种誘惑，人云亦云，也創造了什么“情商”的概念。“智商”是個比較可以經得起檢驗的概念，而“情商”則無論如何沒有什么依据。如果能夠成立，則一种非常可怕的現象必然出現，即狗也能讀哲學。 狗能讀哲學嗎？這是連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識”。我不否認狗有很多生存能力，甚至有人類永遠不可能企及的能力（如嗅覺、視覺、敏銳、勇猛和忠誠等），但它唯獨沒有人類的這种“思維”能力。狗有“情緒”，甚至狗的“情緒”很發達，見了主人總會“搖尾”，見了生人就會“汪汪”狂吠。正是由于狗之“情緒”發達，所以又有諸如“狗脾气”一謂。 如果我們也承認這就是狗之“情緒智力”（甚至“情商”）的話，我們要這种“智力”又能有什么好處？充其量還不是個“狗脾气”‘！我們這個社會真的就那么缺乏這樣的“可愛”的“狗脾气”？依靠這种“狗脾气”式的“情緒智力”或“情商”，真得就能有那位“思想性見長”的“著名作家”所說的“成功”？ 建立在這种類似于“狗脾气”基礎上的“情商”，會有“成功學”及其“啟蒙”的价值嗎？ 三、“情商”引發智力倒退 我總覺得，大提特提什么“情商”或“情緒智力”，就是讓大家的智力倒退。讓大家用“情緒”去做不著邊際的什么“思維”，我倒覺得像是教人去搞“胡思亂想”。如此這般，即使有什么“成功”的話，那倒更像是“犯罪”的“成功”。 人類怎樣才能獲得“成功”？這的确是個太复雜的問題。 即使“思維”如“智慧”者，也不能很好解決這种問題。其實如果真能解決了這种類似于“命運”的問題，反倒人類也就沒有了什么意思。你想，如果誰生下來，根据其大致“心理”狀態，就能知道他或她的一生能否“成功”，或者知道他會有哪些“成功”，這個世界還不如同掌握在“算卦先生”手里，全人類的命運都在其“掐掐算算”之中！ “智力”是解決“判斷”（涉及假設、歸納和推理等步驟）的最基本心理活動，但一個最聰明的人，一個智力因素最發達者，卻不一定能有成功。因為一個人的成功与否，涉及到的東西，絕非“智力”范圍下的那些簡單因素和條件，它有外在的机遇問題，有內在的“气質”問題。我覺得，討論“成功”問題實在如同討論“股票”的輸贏問題。 正因為如此，我們面對自己的“成功問題”時，智力常常是不夠的，而且永遠不夠。智力高者不能保證一定成功，相反，倒是由于知識過多，顯得十分迂腐。某些情況下，非理性因素，的确是會起到“關鍵”作用，比如戰爭中的“詭詐”、“勇猛”；商業上的“狡詐”、“奇著”等等，都不是簡單的“智力”問題。這种情況下，气質、性格等非理性因素，倒是統領知識和智慧的“靈魂”，是決定能否成功的“剎那”條件。 但是，非理性因素再突出再重要，也輪不到“情緒”。相反，成功者，倒是如同諸葛亮那樣的“空城計”，獨坐城樓，控制“情緒”，鎮靜若定，撫弄琴瑟，不慌不忙。司馬懿面對如此鎮靜若定，不亂方寸者，當然無從判斷真假，只好“存疑”而去。 試想，如果那位精明“近乎于妖”（魯迅語）的諸葛亮先生，真有什么發達“情商”的話，他老人家面對敵人之“大兵壓境”，一定老早就沉不住了气，發作起“情緒”來，在那位聰明如曹操一般的司馬懿面前暴露出“慌張”！ 諸葛亮這一“空城計”之成功，首先還是來自于他的“智慧”，其次是他的膽略（由智慧与气質兩方面因素決定），再其次，就是這种“佯裝”之相，死死控制自己各种不安之“情緒”，表演出“就像真的一般”的“騙人把戲”。 其他方面的成功，与諸葛亮之成功，只有具体事例上的不同，道理上總是大同小异。成功，需要控制情緒，而不是突出情緒。 通過“情商”以發展人們的“拉關系”、“走后門”、“使用美人計而攻關”等等“能力”，從而逼近“成功”之巔峰，于己于人實在都不可取。在我看來，盡管“成功”這种東西，扑朔迷离，猶如“不著邊際”的某种“概率”，但決定一個人或一個團体，是否能夠真正成功，特別是能否長久成功，實在不取決于這些“花里胡哨”的“情緒素質”，而是取決于“實力”。 再退一万步講，即使這些“非理性的關系條件”會起到某种神奇“效果”，那也不是“情緒”在起作用，而是比之高出許多的“情感”在發揮作用。 四、我們需要什么？ 把重視非理性素質，硬要說成是開發“情緒商數”，則無論如何是把心理學方面的概念和順序大大搞錯了，是將一個低級如豬狗鳥獸的那种心理現象，高抬到了非人而不可的高度。這本身就是錯誤，就是极不科學。以不科學之“學說”，還要對人們進行“情商啟蒙”，并指導人們“成功”，頭腦健全者，應該知道會有什么結果。 我倒覺得，在中國的目前甚至很長時間之內，最需要的不是什么“情緒”素質，而是實實在在的智慧水平，仍然需要發展的是人們的“實學”（如數學、物理、化學、工商、工程管理等等能力），而不是諸如“情商”書中所講的“非正常手段”。中國人倒是應該學一些德國人之刻板机械但做事認真，而不要學法國人之情欲發達，過于浪漫，也不要學意大利人之油腔滑調，不講信用。宁可學習日本人之“亡命”精神，發瘋工作，也不學美國人之流里流气，油里油气。中國需要的是實力，而不是要鬧各种小儿科式的“小聰明”。 由此可見，情緒并不能幫助我們成功，只能讓我們墜入“危險”。 正是這樣，不懂得如此道理者，才在那里胡亂編造什么“情商”，進而還要讓人以此而獲得“成功”。即使這种不科學的概念，可能是先由美國人編造出來，亦复如此。美國同樣有一些做事不認真，學問不扎實的所謂教授。可怕的倒是我們中國人，有意無意中了這類“教授”的“邪當”。 我勸那些熱衷于“情商”的“作家”或學者先生，在對此問題展開討論之前，最好還是先讀點“腦生理學”或“心理生理學”，明白了人腦（當然加上動物之腦比較一番，會更好一些）的不同區域与不同功能，再來發表觀點，可能才會更准确一些。切莫像那位“思想性見長”的作家，根本不懂心理學（甚至不懂解剖學和生理學），卻還要高喊“情商”之“啟蒙”，并以此讓國人乃至中國獲得“成功”。 正在我為此“情商”而大惑不解之際，卻遇到了一位新入學的“教育學博士”。我問她將來選擇什么課題，她說她的“老板”（研究生們的時髦話：“博士導師”）讓她做“情商”課題。我一听此話，就知道這位博士及其“博導”，實實在在是受了“情商”學說的嚴重“啟蒙”。一個教授，如果真的是讓學生去做這樣的“博士論文”，看來他這一輩子也只能是當教授而別無出路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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