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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重要，還是“非理性”重要？ 這不僅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而且是一個哲學問題，更重要它還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尖銳而現實的社會問題。應該說，我們不否認“非理性”的某些重要性，而且它在某种條件下常常發揮難以想見的“人生”作用。但是，只要是人類，只要人類還需要文明，只要人類還需要維護基本的社會法則，還需要發展科技，還需要思維，還需要自身的安全和健康，那么，較之“非理性”，“理性”就永遠更加重要。 “理性”，是人類告別“迷狂”并与“迷狂”進行最徹底斗爭的心理活動。 然而，“迷狂”的人，并沒有因為社會理性對它的排斥而喪失迷狂。 理性社會中，時常出現的各种“神秘主義”、“偽科學”甚至“反科學”的言論、思潮和舉動，就是這种“迷狂”的死灰复燃。其中，當前非常時髦的一個概念和說法，就屬于這种情況。它就是眾所周知的“情商”。 一、“情商”，橫空出世 1997年1月，在中國第一次出版了一种叫做“情商”的著作。這是由一位自稱是“思想性見長”的“著名作家”柯云路，向中國社會拋出的“最新概念”。這本書的名字就是《情商啟蒙》。本書作者，以其“特异功能”式的“天才”，創造了各种有關“情商”的理論語句，預見了人生得以“成功”的前景。緊接著，中國大地，好些出版社真像是受了“情商啟蒙”一般，紛紛爭搶，出版“情商”。 在這种万馬奔騰的“情商”出版競爭中，作者隊伍中，卻沒有第二位作家，也沒有真正的心理學家，甚至沒有一個出色的社會學家，更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哲學家。然而，即使這樣，“情商”著作，卻成了該年度的出版熱門。人們只要走進書攤，到處可以看到這种“情商”。 就我所知，首都范圍內，最少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并在繼續出版著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情商”。有的是翻譯品，有的是自創品，有的是“編著”品，有的是大雜湊。 各書的封面設計，也很奇特，都在想方設法，鄭重強調，不讀此書就不能成功，不買此書，就要落伍。 此情此景，不能不說是近年來中國出版界少有之奇觀。 也許，一個“情商”的時代，就這樣來到。 只是它來得過于突然，突然得讓人難以認清它的本來面目。 二、“情商”高調 “情商”如此令人猝不及防，它扯著嗓子來到了我們的身邊。 几乎每一本“情商”書上，都有這樣的字樣：“智商已經過時”，“情商決定一切，”“沒有情商，就沒有成功”…… 我所看到的几种“情商”書中，最起碼都在各自的封面封底書寫著如此振聾發聵的話語： 《情商啟蒙》這本書更是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人生經典”，或者說是一部成功學著作，它要揭示的是人生成功的奧秘。 這部書將掀起柯云路創作的第三次浪潮。 柯云路《情商啟蒙》封底（新華出版社） 一次划時代的心智革命：EQ才是人生成就的真正主宰！ 透過EQ，可以精确預知每個人一生發展道路上的每一种可能及其答案。 成就方程式：20％的IQ＋80％EQ＝100％的成功。 （EQ是）人類智能最重大的發現，最精确、最惊人的成就評量標准。EQ教育已成為本世紀最重要的心理學研究成果。 （柯云路《情商啟蒙》指出）：“情商比智商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的愛情、婚姻、學習、工作、人際關系以及整個事業” 北京大學心理學碩士海云明主編 《哈佛“情商’》（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 IQ（智商）高的人為什么事業無成，智力平庸的人卻可能表現非凡。IQ決定人生的20％，EQ主宰人生的80％。 Emotional inteligence：人類進化史以來惊天動地的智能大發現。EQ，情緒智商：主宰人生的智慧圣經。 柏燁編著《情商》（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高智商造就不了富翁。 當今商海，風云突變，如何才能把握商机，成就自己的事業？ 唯有提升EQ。 劉嘉敖、林木編著《情商》（團結出版社出版） …… IQ決定人生20％，EQ主宰人生80％。 成功，人類永遠的欲望。 相信你能，你就能成為天之驕子來自哈佛的證明。 如果不懂EQ，可以宣布：你落伍了！ EQ漢語意為情緒智慧或情感智商，簡稱情商。 人類智能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最精确、最惊人的成就評量標准是EQ，而不是IQ。 IQ并非成功的唯一法寶，EQ才是人生的決胜關鍵。 楊博一編著《哈佛情商設計》（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 這就是中國“情商”作者們的基本“態度”。他們的調門很高，他們的“預見”能力极強。以往不管人們取得過什么樣的成就，但由于未曾接受過如此“主宰人生80％”的“情商啟蒙”，至今仍和傻子差不了多少。 照這种“情商”理論認為，人們在今后的任何“成功”，都只能乖乖跟著“情商”大師們的理論指導，亦步亦趨，否則，就會錯失良机，絕無成功。 三、“情商”宗旨 每一位作者和譯者，都在自己的書籍“內外”向人們展示了“情商”的“偉大”价值。對此，我們作為這一理論的學習者和被“啟蒙”者，自然有必要了解一下，“情商”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也有必要知道這一“理論体系”（姑且稱之）的基本宗旨。只有這樣，我們在接受“情商啟蒙”中，才不會上當受騙。 我為此翻閱了所能見到的几种“情商”書籍，對其“理論”宗旨，略有了解。 “情商”的最基本宗旨，大概說來就是五條。我這里仍然照抄楊博一書中的說法，供大家參考。它們是： 一、認識自身的情緒。 二、妥善管理情緒。 三、自我激勵。 四、認知他人的情緒。 五、人際關系的管理。 在國內所能看到各种翻譯品中，“情商”學說的“宗旨”，基本上都是這樣。如此看來，這一“理論体系”的“定位”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即使較為嚴格的心理學工作者如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車宏生先生，雖不同意“情商”這個概念，但還是認可“情商”理論中的“情感智力”，進而，他也就認可了“情商”的宗旨。他認為這种“情感智力”所包括的內容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社會适應能力、理解他人情緒和情感的能力等。”（見1997年9月26日《羊城晚報》“人的情緒公式算不出”一文）他之“報紙言論”雖比著作家的“五條”宗旨少了兩條，但其性質完全一樣。 如果我們還承認語義具有穩定性和普遍性的話，那么，我們就可根据“情商”理論，將其“情商”的“宗旨”，進行概括，讓它“更上一層樓”。 即，一個人想要成功，就必須具備“高度發達”之“情商”，就必須如同“五條”宗旨那樣，“認識好自己的情緒”，“管理好自己的情緒”，“激勵自己的情緒”，“認知他人的情緒”，“利用好別人的情緒”等。 總而言之，將自己和別人的有關“情緒”控制得更好，使用得更好，就能滿足“情商”理論的基本要求，也就進一步逼近了偉大而難得之“人生成功”。 這大概就是“情商”理論的核心。 從以上“五條”來看，“情商”理論給人以印象，就是人們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不是讓自己的情緒隨意發作。不管你有多高的智商，都必須如此。 以我之觀察，如此思想，不失為可取之處，因為這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態度，即對自身和別人之情緒進行“管制”。 一個個人情緒和社會情緒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管制的社會，必定會被“熱情”所燒死，文明也必然會瓦解（請參看羅素對這一問題的闡述，見其《西方的智慧》一書，論希腊文明章節）。 四、“商數”引出的矛盾 如果“情商”學說，真同加上我們之“概括”那樣，是一种社會理性的產物，問題也倒非常簡單。因為，任何社會理性和個人理性，都必須以人之“智商”為基礎。沒有人類的“智力”和“智商”，必然沒有人類的任何“理性”。 然而，“情商”學說的所謂“宗旨”与其具体的“個人操作”完全背道而馳。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社會理性學說，而是一個旨在高呼“非理性”和“极端個人情趣化”的理論。 這种矛盾現象，使其學說的理論“自洽”性低到了不可思議的水平。 我把這种破綻，予以縷析，供大家明斷。 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情商”中的“商”字。 現在，我將此“商”字點破，即可看出問題之嚴重，和理論之太不嚴密。 如果照“情商”本義而言的話，EQ“情商”這個概念，本不會有任何問題。否則，這類書籍的出版也就成了多余。更何況，据几乎所有“著作家”和“翻譯家”的說法，一致認為，“情商”是由美國人創造的新概念，而非中國人和任何非美國人創造的概念。然而，問題恰恰就出在這個“情商”概念上，而且最主要的問題就在“商”上。 如果“情商”這個概念必須顧及“商”字的話，那么，“情商”概念就必須突出“商”在數學中的“余數”性質。智商所以得到了心理學家的認同，并經得起學術与實踐之檢驗（當然不否認也有某些不足），就在其較好地突出了“商數”的价值。智商的意義就在于解決了這個“余數”問題。智商是由人們的“智力年齡”与“實際年齡”兩者相比，再×100，得出的“余數”。也就是說，這個“余數”就是人們的“智力商數”。如果得數接近100，則其智力正常，高出100，則天分更高一些，如果得數嚴重低于100，則其智力水平明顯不高。智商檢驗，由一系列的具体辦法所組成，但總而言之是由兩類內容組成，即由“認知”活動和“操作”活動而构成。這种檢驗，主要是考察人們的“理性”水平。一個理性水平低的人，很難有高的“智商”。智商公式如下： IQ＝(MA(智力年齡))÷(CA(實際))×100 從此公式上看，“余數”越大，“商數”也越大，智力水平也就越高。 我們由此得出結論：智商就是通過“商數”的大小，來檢驗人們的智力水平。 因此，“智商”就是通過“智力余數”的大小來反映人們智力水平高下的一個心理指標。 同理，“情商”（如果還要堅持這個說法的話），也必須服從這個道理，即在使用“商”這個概念的時候，必須以滿足“最大余數”的要求。也就是說，“余數”越大者，“情緒”水平才會越高，進而“成功”的可能才會越大。 如果是這樣，那么，情商的公式与智商的公式，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必然相同。從而，“情商”公式如下： EQ＝(EQ÷CA)×100 從此公式可知，“情緒年齡”与“實際年齡”相比而得出的“余數”越大，“情商”也就越高，“人生成功”的可能也就因此而越大。 既然，命名為“情商”，那么“情商”公式得出的“余數”，肯定就是“情緒”的“余數”。在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情商”理論，是一种旨在追求個体与社會雙重巨大“情緒余數”的心理學理論。簡而言之，“余數”越是大于100者，“情商”也就越是發達，也就更能滿足“成功”的要求。否則，相反。 但是，“情商”理論家，卻万沒有想到，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這個公式便必然与前面的“情商”宗旨，發生嚴重矛盾。 “情商”的宗旨，是要“控制”和“管制”我們的“情緒”，而這個公式卻又在高度突出著我們的“情緒”。這里第一次出現了明顯而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是一個絕對克服不了的矛盾。 有此矛盾存在，“情商”學派，能否成立，不言而喻。 五、“情商主宰人生的80％”，純屬謊言 由前一項“矛盾”必然會推出另一項矛盾，這個矛盾就是“情商”作者們，在其書中（甚至封面封底上）所特別標識的各种“高調”說法，其中“智商決定人生20％，情商決定人生80％”這一口號性的論點，就最為典型和突出。 我們姑且承認“智商”是一种“無能”的心理能力，但除了它20％的人生价值外，難道剩余的80％价值，一定要由“情商”來決定和“主宰”！ 由上述公式得知，如果一個人想要“成功”，則必須具備高度發達之“情商”，而通過公式可知，万一具備了這种發達的“情商”之后，這個“情商”擁有者，便很難再是個理智健全的人，因為他的“情緒”過于發達，以致接近于“情緒膨脹”。試想，這樣的人，竟然真能成為我們的社會中所需要的“成功”家嗎？ “情商”學家們，如果不承認我們對此矛盾現象提出的批評，否認“商數”，高抬“宗旨”，那么，就又會發生另一种矛盾。即人們的情緒一旦得到控制，他的“成功素質”就不能在“情商”公式中得到反映。那樣，人們則成了“低情商”者，變成了跟不上時髦的傻瓜。因此，想要“情商”高，就不能控制情緒，就必須處處顯露自己的情緒，而且顯露得越多，“情商”才會越高。因為這是“情商”二字在邏輯上的必然規定。 如此這般，則又与“情商”的“宗旨”大大發生了矛盾，即“情緒”無法得到“控制”、“管理”，不僅別人的“情緒”無法得到認識和識別，就連自己的那點情緒也不能得到控制和管理。這樣，由于自己的情緒都無法控制，別人的情緒也就無法識別和利用，“成功”對于我們來說，大概只能是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于是，高“情商”者，便必然都是“瘋子”，都是可怕的危險分子，是為社會所難以容忍之极端分子。 可一旦將情緒控制和管理起來，雖然可以有助于成功，卻又大大不能滿足“情商”公式對情緒的很高要求。 這种“矛盾”，任何人也克服不掉。這种矛盾就像是幽靈，不論“情商”學者們走到哪里，幽靈都會跟到哪里。矛盾跟著“情商”，“情商”如何是好！ 如此這般，又何來“情商主宰人生80％”？ 六、“成切”源自“智商”，而非“情商” 一說起成功，大概最令人心動。一個處處需要競爭的社會，成功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意義非凡。沒有人的成功，就意味著沒有人的利益和价值。 “情商”作家們，自然明白這個意思。于是，就將這個“情商”死死地与人們的“成功”發生了聯系。成天想“成功”者，見了這樣的“成功學”著作，自然會“情”不自禁，購得一冊，探听虛實。 任何一种“成功”，都是一個非常复雜的問題。成功需要一系列條件。但條件再多，卻离不了一個最關鍵的環節或要素，它就是“智力”。 只要打開任何一本心理學著作，都會告訴我們，智力在“能力”中，發揮著如何關鍵而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成功”，就必須具備“能力”，而要有能力，就必須具備“智力”。一個不具備基本智力條件者，肯定不會成功。即使有某些“成功”者，也必然是來自偶然，而非正常。 然而，即使這樣，智力也需要某些“非智力”因素的配合。一些需要“膽量”、“气質”、“果斷”、“靈活”、“多疑”等心理要素的活動（如政治、軍事、商業、外交等）更是需要某些“非智力”條件的協助。 最少在五年前的一系列的文章中，我就呼吁人們注意培養孩子們的“非智力因素”，而不要“只注重”書本知識那种“智力”培養。我甚至還借著陳獨秀和毛澤東的一些說法，要孩子們适當多一些“獸性”和“野蠻”。其目的就是要“協助”將來發揮作用的“智力”。話雖然如此，但我從來沒有將這种“非智力”要素，鼓吹到“情商”的地步，更沒有要讓這种“非智力”因素發揮到“80％”的离奇比例。將成功的“秘訣”歸結到“80％的情商”上面，自然是想讓人們發瘋。因為，如果到了那种程度，人們再也沒有理智，社會再也沒有理性。如果有一些理性，那也只有非常可怜的“20％”。 如此渺小比例的社會理性，自然會使社會發生動蕩，每一個社會成員之間，除了恩恩怨怨，你打我殺，就几乎再也沒有。 滑稽而不可思議的是“情商”作者們，在其“教科書”中，所舉的各种“成功”“理由”，竟無一例是“情商”，卻全部都是“智商”。這就讓我們非常怀疑“情商”家們是否真得搞懂了心理學。 仍然以我手頭的這本（哈佛情商設計）為例。其中講到這樣一系列的“成功”“要素”： “主宰你自己”，“做一個務實的夢想者”，“諒解使你心平气和”，“消除你的焦慮”，“學會放松心情”，“有效控制生活的方式”，“認清你的心靈”，“自律精神”，“透視他們的心靈”，“不使對方說‘不’”，“應酬里的奧妙”，“尋找佳徑”，“如何應付壓力和苦惱”，“如何避免耗竭”，“應該有達觀的心態”…… 我隨意從“情商”書中，挑選了一些“成功”條目，大家好好看看這些“情商”的內容，一定會發現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所謂“情商”者，完全是“智商”的內容。如果“情商”一說成立的話，那么它的公式也必須成立。如果其公式成立的話，“情緒”甚或“情感”就必須高度“突顯”。這在前面已經講過。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真是“情商”決定“成功”的話，那么，“情緒”必然是“80％”以上的具有壓倒性优勢的“決定性”條件。而万一如此，則以上這一系列“成功”的條目，將沒有一個可以實現。因為諸如“主宰”、“務實”、“諒解”、“消除”、“學會”、“控制”、“認清”、‘咱律”、“透視”、“不使”、“應酬”、“尋找”、“達觀”等等所謂“情商”的內容，都恰恰是“智力”要素，最起碼需要高度發達的“智力”活動來參加才可實現。否則，就根本實現不了這一系列的“成功”。 說句老實話，“情商”一派，是想讓讀者通過這种“理論啟蒙”，學得“詭詐”一些，進而更“聰明”一些，更會利用自己和別人一些，更多掌握机會一些等等。但這一系列的“聰明”甚或“詭詐”，卻恰恰不是“情緒”問題，而無一例外都是“智力”問題，它需要很高的“智商”才有可能掌握。如果要是靠“鬧情緒”來實現的話，則尚未展開各种“奧妙”，狐狸尾巴早已露出，讓“智商”同樣很高的對方一眼看出。如此這般，當然也就沒有任何“成功”可言。 由此可見，不管是中國式的“情商”理論家，還是美國式的“情商”理論家，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自己所鼓吹的所謂“情商”，正是特別的“智商”。他們似乎也都忘記了“成功”必需“能力”，必需“智力”。 我總覺得，“情商”理論家們都像是得了“情商”病，只有發達之“情緒”而無必要的“智力”，將無數個不應該出現的矛盾暴露在了“理論”當中。 “情商”家們應該注意的倒是，不是“情商”決定“智商”，而是“智商”決定“情商”。這個重要觀念，最起碼是在“人類”這個物种水平永遠正确的。 心理學家早已指出：“情緒和情感是通過認知活動的‘折射’而產生的”，“其中認知因素在情緒、情感的產生中起關鍵性的作用”。 而在分析“成功”所必需的“能力”時，心理學家老早就已指出：“人在順利地進行某种活動時，必須常常是既具備一般能力，又有特殊能力參与其中。一般能力是在很多种基本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能力，如觀察力、記憶力、抽象概括能力等。特殊能力是指出現在某些專業中的能力，如數學能力、音樂能力、飛行能力等。”而能力与智力呈何种關系，心理學家又特別指出：“一般能力則是在种种特殊系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般智力。”（以上引文均見曹日昌主編《普通心理學》下冊第十章“情緒”部分与第十三章“能力”部分） 曹日昌等人編寫的心理學書，的确是本老書。但老書不一定“落伍”，特別是揭示出“真理”的老書，就更是如此。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可能曹書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在理論‘咱洽”和体系“自足”兩方面，我以為它倒是大大超過了所有“情商”理論。 人類是有智慧的物种。既然是這樣，想要辦成事（成功），就不會离開智慧這個心理條件。离開智慧而想“成功”者，那才是真正的“夢想”家，那樣就會与動物同處一個水平。無論“情商”家如何鼓吹“情緒”的重要，只要你還是個“人”，你就必須時時擁有你的“智商”，而不是什么“情商”。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七、“情緒”豈有“智力”？ 為“情商”做最后支撐的就是情緒具有智力。他們將這种“智力”叫做“情緒智力”。這种叫法似乎也不是中國人“獨創”的，而是由美國人“創造”的，因為中國的“情商”家們，一再使用著英文中的詞匯“emotional intelligence”，并以此來給自己增加“理論分量”。 從中英文兩种“組詞”情況來看，都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認為“情緒智力”是成立的。從字面情況來看，我這里提請大家注意，這兩种語体的确都是“情緒智力”或“情緒的智力”，而不是“情緒与智力”。既然如此，人們從其“詞組”中，必然會推斷出“情緒自身具備智力”這樣一种概念。“情商”家們不僅難以否認這個事實，而且處處都在推廣這個概念。 然而，這是個完全錯誤的判斷。 最起碼，它在腦生理學上無法講通。 “情緒”的神經中樞位于“下丘腦”（當然不否認其他部位的作用，如扣帶回、海馬等“邊緣”部位等），而“智力”中樞，則毫無例外，是在大腦皮層。皮層与下丘腦，無論在腦功能進化的順序方面，還是在具体的空間位置方面，都實在是“相差万里”。一個是古老的低級中樞（下丘腦），一個是后來才發展出來的新型高級神經中樞。所有的人類智力，都必須涉及觀察、感知、注意、記憶、推斷、思維等一系列“認知”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思維”。這是人類在本質上區別于動物的地方，否則，人就不會比動物有任何优越之處（如人之力量、勇猛、靈敏等各种運動能力，都不如動物）。而“思維”過程，又恰恰是個“抽象”過程，抽象程度越高，思維才能更加正确。而思維的中樞，毫無例外，就是在大腦皮層，絕對不會在任何其他部位。 從此一點來看，所謂“情緒智力”，如果不是一种習慣性叫法的話，就完全是個胡說。原因是“情緒”中樞下丘腦，根本就不會“思維”，進而也不可能有什么“智力”。如果有智力的話，那么一切有“情緒”的動物，也都因此而都大大沾了“情商”家們的光。一切脊椎動物都有下丘腦，因此也就都有情緒。但它們卻沒有會思維的“智力”。狗能讀懂哲學嗎？豬會進行數學計算嗎？牛馬有邏輯能力嗎？ 這實在是對“情商”學說的重大打擊：“情緒智力”不能成立。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具備智力就否認了“情緒”的作用。 “情緒”至今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它檢驗著我們的有机体所處的環境狀況，凡是有利于机体的，情緒都會“興高采烈”，凡是不利于机体的，它也就毫不客气，要鬧鬧“脾气”，表示出“不甚高興”。這种“情緒”狀態，屬于典型的“价值選擇”，見了“好”的，它就高興，見了“坏”的，它就不高興。從而，情緒為一切動物（包括我們人類）提供了一种机制：趨利而避害。 但是，正因為如此，它才格外地容易“發作”。凡是不符合它的意愿，它就會一蹦三高，或恨或怨，怒形于色；相反，則又會喜形于色。情緒正是這樣特別沒有“常性”，人們才有戲稱之為“狗脾气”。顯然，“狗脾气”是一种“動物情緒”。 既然人類是一种比動物水平更高的動物，那么，他的理性水平就必須很高。其所以必須具備高水平的理性素質，就是要對“情緒”進行控制。否則，人類就不可能有所克制，自然也就沒有文明和規則，進而也就沒有人類目前的一切。 事實上，人類做任何事情，都難以成功，尤其對于那些天資不高但又好吃懶做之輩，成功就更是困難。即使是對于天才來說，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相反，他需要各种條件，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有机會問題，也有自身的努力問題。其中，用理智控制情緒，就是最突出的“內在”條件。一個人在艱難困苦之際，在事業不順時期，常常不能讓各种沮喪的“情緒”流露出來，該哭時還要裝笑；“大兵壓境”，已到“山窮水盡”，卻為了鼓舞將士勇气，還需裝得“鎮靜”等等，這都是“控制情緒”的典范事例。總之，越是在關鍵時期，就越需使出全身解數，去“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緒”，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目標”，進而才會接近“成功”。而這個過程，無一例外，都是高“智商”而絕非什么高“情商”。如上所說，“情商”越高，倒越會露餡，越會發作，越會讓別人爆發脾气，越會讓合作者無法合作。 人類是一种具備“大腦”的動物。這個“大腦”天然具備“控制”和“管理”低級中樞（如情緒中樞）等各种“非理智活動”的能力和責任。否則，人類就不成其為人類。 人類的大腦皮層，在利用情緒的同時，又專門控制著諸如下丘腦等低級中樞的情緒發作。無論是個体生理現象，還是群体的社會組織，都服從這個道理。只要讀一點《文化人類學》，讀一點《生理心理學》，智力健全的人（而非“情商”飽滿的人），一定會得到“啟示”。 情緒不僅在人類生活中必須得到控制，就是在動物中間，也需得到腦皮層的有力控制。著名美國生理學家W·B坎農，早在1927年的動物實驗中，就發現：動物之丘腦，在失去腦皮層時，就會“情緒激動”（參看匡培梓主編《生理心理學》第271頁，科學出版社）。由此可見，低等如動物的情緒，也必須接受自己腦皮層的嚴厲控制。只有這樣，它的行為才不至于因“情緒”發作而失常。如此這般，更況乎人！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情緒本身沒有智力。如果它有智力，自然就不需要“皮層”對它的控制。 八、認知理論不支持“情緒智力” “情緒智力”一說，不僅不符合生理學和心理學原理，而且在哲學上和“認知”科學上也顯得“漏洞百出”。 這一問題涉及到如何認識人類的主要心理。 二百年前，康德就此問題第一次進行了极為深刻的討論。他認為人類的主要心理活動不外是理智、情感和意志（簡稱為智情意）三大方面。智，就是人的智慧和思維，它解決事物之間的“真假”判斷，它可以不參加“价值”選擇，是人類科學活動得以產生的最終依据；情，就是情感（而非“以思想性見長的作家”及几乎所有的“情商”作者們所說的那种低級的“情緒”），它直接与人類的“利益”判斷相關，什么好就贊美什么，什么不好就否定什么，它決定著人類的“功利”選擇，是人類審美活動和藝術創造的主要源泉；意，就是道德意志，即一种“先驗的”道德理性，比如有小孩儿掉人水中，老頭可以奮不顧身，跳水而救，它是人類道德与倫理產生的基本條件。 康德，其所以偉大，就在其從哲學上第一次闡明了人類的心理結构和心理活動，并分別對人類的科學、藝術和道德三种最現實最重大的“心靈活動”，予以了“大体正确”的闡述。即使他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唯心主義特色，也無法否認其這种功勞。 由此可見，“情緒智力”一謂，一定是將人類的“理智”与“情感”在結构与功能上發生了嚴重的“混亂”。這种“混亂”的企圖，絕對得不出理性的結果。道理就是，理智与情感，不是想“結合”就可結合的“合金”。雖然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种“配合”關系（即相輔相成，互為促進），但在各自的分工方面，則不會有任何“混亂”，也不能有任何“混亂”。如果有了這种“混亂”，則人類世界必然因此而發生混亂。比如，宗教是情感的，不管它的教義多么動人，但最終不能得出任何像樣的真理，即使有某些“道理”，那也是些支离破碎，不成体統。因此，情感不可能解決理智的問題。相反，理智也不好解決情感的問題，比如現今科學已經非常發達，已認識了微小的粒子和巨大的宇宙，但卻沒有（并永遠不會）解決人生“幸福”和“命運”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是涉及情感現象的“感覺”問題。 “情感智力”一謂，如果成立的話，必然是有另一种“企圖”，是要讓宗教代替科學，讓迷狂揭示真理。因為情緒的中樞有了智慧的能力，哪還能解決不了科學問題？！宗教能否代替科學，情感能否解決“認識”問題，雖是個“常識”問題，可這些“情商”家們，竟然懵懂不知，或有意回避，或視而不見。 美國耶魯大學的塞拉斯和哈佛大學的戈爾曼倆人，也敢創造連自己都根本講不通的“情緒（感）智力”這种奇特概念，足見這是兩個在心理學和哲學方面都不及格的教授。我不知道這兩位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在創造這兩個极其蹩腳的概念時，是怎樣發動自己的“情緒智力”進行問題思考的。莫非美國人的概念，就都是這种“情緒”性极強的概念！ 而國內一些“心理素質”极其敏感的“學者”，也跟著大赶時髦，給中國人輸人了這一絕頂奇特的“新概念”：“情商”及“情緒智力”。 同時兼任“北京芙蓉教育与應用研究所所長”和“北京縱橫商務管理研究院院長”的一位名叫“文碩”的“高級人士”為此而指出：“在我國心理學界，最早關注情商概念的是一批年輕的心理學家們，他們經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敏銳地抓住了情商的內涵和意義，并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見《EQ，喚醒心中的巨人》序言，企業管理出版社，1997年5月第二版） 美國人如塞拉斯和戈爾曼倆人是否經過了“嚴格的心理訓練”，我無法知道，但如果說引進“情商”的中國年輕心理學家們是“經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我則大大怀疑。如果是“經過嚴格訓練”，則其心理學知識，應該說，不會讓這些“年輕心理學家們”犯這种不該犯的常識錯誤。 這個問題，從作者之名不見經傳到出書者确屬“年輕人”的事實來看，很能說明是否“經過嚴格的心理訓練”。盡管若干編著者，是受過心理學系的培養，但未必是“經過嚴格的心理訓練”。經過嚴格訓練的人，面對情商，是不會輕易發表那种“EQ主宰人生80％”的惊天動地的胡言亂語。 害人非淺如“情商”者，使得那些只想“成功”的讀者，云里霧里，似是而非，找不著感覺，倒像是練了柯云路先生的“九大技術”，鬼神纏繞，喪失理智，回到了原始。 九、“率先”及其“情商”岐解 然而，就這么一個完全錯誤的概念，國內“學者”之間，還發生了“爭風吃醋”現象。其所以“吃醋”就在与標識誰是國內“第一個情商”的引進者甚或創造者。從出版的速度來看，柯云路似乎是中國第一，他的《情商啟蒙》于1997年1月出版，且冠以“啟蒙”一謂，當然是非其“第一”而不可。而柯云路在其書中，也是因此而認可他的這种“第一”，并以此要發動他的“第三次浪潮”；可事實如何呢？原來還有一位比他更年輕的“心理學家”，也在標識自己是“第一”，在其書中大講特講自己如何“第一”個引進了這种惊天動地的“情商”。 為寫這篇長文，我跑了好多書店，無意中發現了這种“爭鬧”。 柯云路是個愛爭“第一”的人，這已被各种事例所證實。比如新派小說如《新星》，比如“生命科學”如《人類神秘現象破譯》，比如商業欺詐小說如《超級圈套》，比如男女俗情如《東方的故事》等等，都是如此。雖然這樣的“第一”，換來的只是“低檔品牌”，但畢竟這种“第一”給這位“時代產物”般的作家，帶來了滾滾利益与赫赫名聲。然而，在“情商”這個“成功學”的“大是大非”面前，卻有一位名叫唐映紅的“年輕的心理學家”，不甘其后。 同在系列“芙蓉叢書”如《EQ，喚醒心中的巨人》一書的“作者簡介”中，有這樣一句實在話：“（唐）率先把EQ理論系統地引進中國，并且旨心于EQ理論的研究与開發。”一個“率先”恰就是不甘心柯云路的“第一”。以我之對中國文字的尚且了解，“率先”無論如何也是“第一”的意思。更何況這位唐先生還有“系統地引進”這個本錢，是他柯云路等“非系統”現象根本無法相比的。 在誰先誰后這個問題上，唐先生開始吃起了柯云路的醋。柯云路應該將其“啟蒙”權交給這位更年輕的后先生。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誰將“情商”和“情緒智力”這种“惊天動地”之概念“第一”或“率先”引人中國，居然“理論家”們各持一詞，不相統一，可見，這种“理論”“輸人”中國時，就不是一個“嚴格”問題。 更為有趣的是，“情商理論家”們，在大叫“不知道情商就已落伍”，“智商決定人生20％，情商主宰人生80％”的同時，居然都曾忽略了他們的美國老師說過的另一句“情商”話。 台灣人与美國人屬于什么關系，不用我說，大家知道。美國人如戈爾曼者，發明了“情緒智力”和“情商”這等概念之后，台灣人當然不會不赶時髦。為了增加出版的分量，台灣人自然也會想出各种辦法。其中，請原作者給台灣中文版書寫序言，就是重要一步。 作品為外國人重視，理論被他方同行引進，對于作家与理論家來說，自然都是好事。他們當然愿為“另一种語体”的出版物去寫“序言”。哈佛大學的戈爾曼，當然不能免其庸俗。他自然要為台灣版的中文書《情感智力》，不遺余力，要寫序言。他不愧為教授，為自己的序言設計了一個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人生處方”。 在給寶島台灣的中國人講解自己的“人生處方”時，他這樣寫道：“在現代社會中，EQ的重要性絕不亞于IQ。值得探究的是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間求得平衡”。 老天爺，原來這位創造了不可思議如“情緒智力”与“情商”的哈佛大學教授，基本上還是個“理智健全”的人。雖然他的“概念”完全近于“妄說”，但他還沒有“妄圖”到“情商主宰人生80％”的地步。相反，他只是說“EQ的重要性絕不亞于IQ”，并為此而提出了一個讓人思考的問題，即“值得探究的是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間求得平衡。” 原作者戈爾曼，在“情商”与“智商”問題上，無論如何還算“客气”，也還算“膽量不大”，他沒有去叫喚什么“情商主宰人生80％”，他只是大著膽子說“絕不亞于智商”。 戈爾曼，說這樣的話時，一定已經感到非常得意。大概弄不好也還鼓了不小的勇气。沒想到這位“狂人”，在“智商”与“情商”的天平面前，也就這种“半斤八兩”的“對半”水平。 水平高、膽子大的，倒是我們中國人（含台灣人和大陸人），一口气咬定“情商”要吃掉“智商”，一口气認定“智商落伍，情商新潮”，一口气喊出“情商主宰人生80％”的絕高口號。如此膽大，大概是“大”到了“超越大師”的地步。 美國人如戈爾曼得知中國人大膽地“超越”了自己之后，我不知又會有何感想。 十、疵謬連篇 “情商”及“情緒智力”理論的問題，并不只是如上這些。只是以上問題，過于荒唐，直接影響其“理論”能否成立。 而其他一些小問題和中問題，在各种版本的“情商”書中，依舊不絕如縷。 現偶舉一二，供大家識別。 （一）不識“情緒”与“情感”差別 比如，“經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的“情商”家們，就對“情緒”与“情感”做不了分別。他們在叫“情感智力”時，常常將之“又叫做”“情緒智力”。有的人在書中甚至直接寫作“情緒（感）智力”，那意思是說，無論是叫“情緒智力”，還是叫做“情感智力”，都是一個東西。顯然，作家們、理論家們，都未對“情緒”和“情感”進行一些基本的鑒別和小小的說明。看來他們是把“情緒”与“情感”看成了一种東西。 “情緒”与“情感”真是一种東西嗎？ 即使不用“經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而只是較為系統掌握了若干心理學理論的人，也都知道兩者之間尚有不小的差別。雖然，情緒与情感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互相轉化，相互影響，机制复雜，且其神經中樞往往就是一個，但其表現形式和實質內容，卻差別甚大。 心理學家指出，“情緒通常是在有机体的自然生物需要是否獲得滿足的情況下產生的”，而情感則与此略有不同，它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穩定的社會關系決定著的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態度”。由此可見，一個是“自然”的，一個是“歷史”的。也就是說，“情緒”是動物的、天然的、原始的和低級的；而“情感”則是社會的、后天的、溶進理智因素的和高級的。在生理行為上，兩者也有不小的差別，情緒具有短暫性，而情感則具有長久性。在生理机制上也有它們的不同。這种不同就是：“大腦皮層促成感情体驗，下丘腦促成情緒表現”（以上引文均見曹日昌主編《普通心理學》下冊第十章）。 從這一點來看，“情感”更需要接受大腦皮層的“控制”，受其影響也就更為直接和明顯。而情緒則不如此，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發”的“需要体驗”。 “情感”与“情緒”都不能直接進行認知，但由于認知并在認知的基礎上，大腦卻真正“折射”出了“情緒”与“情感”。 “情商”理論家們，則對此問題不加區別，似乎也做不了區別，只是為了“痛快”而大發言論。如楊博一先生，在其大作《哈佛情商設計》的封皮上就這樣寫著：“EQ漢語意為情緒智慧或情感智慧，簡稱情商。”在這位同樣也“經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的“情商”學家眼里，顯然“情緒”与“情感”就是一個東西。 到底兩者間，有什么具体的差別，還是請各位“經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的“心理學家”們認真讀讀有關“心理學”著作。然后，再做進一步的分別。 我倒覺得，如果不做這個基本的甄別，“情商”的水平，肯定會因“情緒”与“情感”的混亂，而或高或低，就像鬧著脾气一般，讓人讀了找不著北。 （二）“編造”之“馬腳” 在中國的正規大學里，心理學教程上，本來并沒有的“情商”，突然間出現在中國的大街小巷，莫非這是中國人的聰明，突然爆發而不可收拾，形成了一种“心理學風暴”嗎？ 我本人非常佩服這些“年輕的”心理學家，一夜間給中國人“引進”、“創作”或“編著”了如此眾多之“情商”作品。速度太快了一些，人馬也太多了一些。正是這些小小的“反常”，倒讓人怀疑事物的本相。我的疑問是，莫非這种“情商”理論家們，猶如“地下工作者”，早就潛心在中國大地，久久思索，苦苦等待，一伺机會成熟，借著“情商”，一個個都從“地下”蹦了出來？ 讀“情商”著作，終于明白了事實真相。原來，他們并不是潛心很久思索很久，而是突然間來了“靈感”，要宣布“智商”落伍，從別人那里“挪”了一大堆東西。 何以見得？看看書中的“照抄”都不下功夫的痕跡，就可知道。 這里仍以楊博一先生“編著”之著作為例。 誰都知道，在中國大陸，發表著作，首先要“書寫通俗”，最起碼要用“標准”和“公認”的漢語文字，不能使用各种令人歧解的怪文怪字。這是常識。 然則，我們這位“情商”理論的“編著”者，卻不是這樣，仿佛他不是中國人，最起碼他不是中國大陸人，盡用些讀者必生歧解的詞語。比如我們大陸統一將量子物理學家Heisenberg，Planck分別叫做“海森堡”和“普朗克”，將心理學家Skinner叫做“斯金納”，將著名籃球運動員Johnson叫做“約翰遜”，而我們這位“編著”者，卻分別叫他們為“黑森堡”、“派拉克”。“史金納”和“強生”。“強生”一謂，興許真還更接近英文發音，但我們大陸誰也不那么去叫，我是搞体育研究的，對這位“強生”，就十分陌生，而對那位“約翰遜”倒是格外熟悉。我因為不懂“量子力學”，自然也就不知道什么“黑森堡”，我差點將其理解成“黑森林里的城堡”。 還有，對美國大學的稱謂中，我們大陸都熟悉“斯坦福大學”和“加州伯克利大學”，而我們這位編著者，卻將這兩所學校叫做“史丹福大學”和“加州柏克萊大學”。如果我們不是尚有些“知識”，一定要上這位“情商”理論家的當，會以為美國又為世界創造了什么新的大學。 更有甚者，這位“大家”，還將“智力測驗”（intelligence test），莫名其妙地叫做“性向測驗”，我怎么也看不出“智力”与“性向”之間有什么聯系，莫非“智力”本身還有什么“公母”的“性別走向”！ 我的“情商”實在是低，無法理解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 有鑒于此，我怀疑這位“編著”者，連書都未去“編”，只是從不知哪里（電腦网？）胡亂將台灣人的“情商”搬運進了大陸，署上自己的“大名”而已。 否則，不會出現這种情況。即使是在大陸造假，也不會造出這种“莫名其妙”之假來。楊氏之作如此，其他大師之作，也一樣。多是這种“搬弄”出來的東西。 （三）胡言亂語，荒誕离奇，前后矛盾 仍以楊博一“情商”為例，他在書中寫道：“假設一個人參加性向（智力）測驗，數學一項僅得50分，也許他不宜于立定志向當數學家。但如果他的夢想是自己創業、當參議員或賺100万，并非沒有實現的可能……影響人生成就的因素實在太多，相比之下，區區性向（智力）測驗何足道哉。”（《哈佛情商設計》第4頁） 這樣的“情商”言論，實在是為“傻子”們“立論”。 心理學家“經過大量被試的測驗和統計處理，顯示出人的智商是按常態曲線分配的。智商為90—110的人最多，110—120的也較多，140或140以上的人很少；80—90的人也較多，70一80的人較少，70以上的人很少”。又說，“我國心理學家陸志韋。吳天敏曾對比納一西蒙量表加以修訂，提出按智力比例對人進行分類的標准：智商在90—110者為智力水平适中的人；智商在140以上者，為才智出眾的人；智商在70以下者為低能。一般情況下，智商在70以下已屬于病例范圍。”（見《普通心理學》下冊，第149—150頁） 智商在70以下者就已屬于病態，而我們這位“情商”理論家卻要為“數學一項僅得50分”的人塑造“成功”，讓他“自己創業”，去“當參議員”，去“賺100万”。如此這般，卻還覺得那“區區的性向（智商）測驗何足道哉”。 這簡直是傻瓜的言論，在為傻瓜開道。 雖然，數學水平低的人，不一定就是智商在70以下的病態人，但這种人之缺乏邏輯，則是肯定的，自然他的“智商”也不會太高。 我就不明白，怎么“情商”家們和“气功”家們，很有些類似，說話從不講究連貫和統一，盡出這樣一些洋相，盡讓功課很差，甚至不及格的人（如這數學50分水平的人）去發財掙錢，獲得“成功”！ 楊博一先生還說：“目前我們還無法确切解釋每個人的際遇如何受EQ的影響，但就現有的資料來看，EQ的确很重要，甚至比IQ更重要。”（見《哈佛情商設計））第4頁）這樣的話不說還好，一說就等于泄露了“天机”。書皮上都已寫好了“情商主宰人生80％”，而到正文里面，卻不再這樣自信，只是說“還無法解釋每個人的際遇如何受EQ的影響”，這不是胡鬧又是什么？“無法确切解釋”，居然就能知道“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請再看楊先生如是說：“諸多證据顯示，EQ較高的人在人生各個領域都較占优勢，無論是談戀愛、人際關系或是理解辦公室政治中不成文的游戲規則，成功的机會都比較大。”（《哈佛情商設計》第6頁）原來，智商低下者，卻還擁有著各种优勢，且“成功的机會都比較大”。談戀愛、人際關系，還有“政治中不成文的游戲規則”，都有其發揮优勢的絕妙机遇。我總覺得，這种理論，是故意在培養無賴，并蔑視社會理性，低毀并破坏各种社會規則。 還有；“很多IQ（智商）160的人為IQ100的人工作，原因就是前者的內省智能較低。”（《哈佛情商設計》第12頁）看看，智商高達160者，在這些“情商”家們看來，也得給低智商的人“打工”。如果這是一個“全稱判斷”的話，似乎可以得出結論：一切智商高的人，都必須給智商低的人“打工”。這樣的道理，顯然又是在給這個社會培養“傻瓜”，讓“無賴儿”，充當國家的“主宰。 楊先生還指出：“純粹高IQ型几乎是一种夸大可笑的知識分子型，知識的巨人，生活的白痴”，反之，“EQ很高的人多是社交能力极佳，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懼或憂思，對人對事容易投入，通常較直，富同情心，情感生活通常較丰富但不逾矩，自處和處人都能恰然自安。”（《哈佛情商設計》第15頁） 楊先生的理論，把接近160如此“純粹高”的“高能人”，進行了耍笑，當成了心目中的“傻子”，而又把那些几乎沒有智商，卻“情商”高得惊人的人，當作了這個社會的寶貝“玩主”。 “玩主”固然可愛，但肯定成不了“气候”。想不到“情商”家們，鼓吹的竟是這樣的一些“高級”人物。 如此這般，又怎能支撐“情商”理論家們在自己的“書皮”上鼓噪半天的“智商決定人生20％，情商主宰人生80％”！ 如此等等，簡直是前言不搭后語，語無倫次，顛三倒四，胡吹亂侃，矛盾百出。楊先生書如此，其他先生的書，又能与這本書有何差別？俗話講，“一葉以知秋”。楊先生一人之書，足可讓我們知道所有“情商”家的書。更可知柯云路的書。 十一、疵謬連篇（續） （四）“哈佛”邪例 為了更好地鼓噪“情商”，“情商”家們不惜給美國人大做廣告，將一個“哈佛大學”吹得大高水深。他們一再鼓吹，“哈佛人”如何創造了奇妙的“情商”理論，“哈佛大學”如何創造了許多個總統和總裁。楊博一在其“大作”的封底如是寫道：“哈佛培養了6位美國總統，3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32位普利策獎獲得者，數十家跨國公司總裁的全部奧秘，就在于除了重視智商的培養之外，更重視情商的教育。” 這和气功師玩弄的那种“眼見為實”般的把戲，絕無二致。說得玩笑一些，這也是想拿“美國人”降服我們“中國人”，讓大家眼睜睜地去上他的（甚至他美國人的）當。 如果好好分析這個“舉例”，我們即可看出問題的實質，只不過是噫語一堆。 哈佛大學成立至今360年的歷史，如果每年畢業一千名學生的話，那么至今的畢業生總數也該在30万之多；如果每年畢業一万名學生的話，則其畢業生總數就會高達360万之多；而假如每年畢業五万名學生的話，則其畢業生總數就會有1800万之巨。因其“數十家”跨國公司總裁沒有明确數字，這里我們不好進行統計，現姑且忽略不計。6位總統加上3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再加上32名普利策獎獲得者，一共也就71名所謂“成功”者。這樣一個“71人”的成功者隊伍，相對于“哈佛大學”龐大如數十万、數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畢業生總數來說，這在統計學上，簡直都是“偶然事例”，沒有太多的意義。我給這种“成功”現象，進行了初步統計處理，71名成功者，360年來他們分別只占年一千個畢業生總數的0.02％，年一万個畢業生總數的0.002％和年畢業生五万人總數的0.000394％。這樣的比例，還有什么“成功”可言。滑稽而可笑的是，哈佛的名气越大，培養的學生越多，這种“成功”就越是顯得微乎其微。這种成功的概率，甚至比不上英國的牛津和劍橋。英國這兩所大學的畢業生，照樣是英國的首相大臣等高級官員的誕生地，更是現代科學諾貝爾獎的主要獲獎地，且其比例比美國的哈佛還要大出不少。 除此之外，“成功”，并不能以誰當了什么“大官”和“總裁”來衡量。各种行業有各种行業的成功，硬以“總統”和“總裁”等“官職”來做“成功”衡量標准，我總覺得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學而优則仕”的老套。 哈佛在科學上的“成功”就比不上同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也比不上德國的“哥廷根大學”。可我們的“情商”家們。偏偏愛哈佛而沒商量，舉了那种奇怪的“成功”例子，而又不做進一步的分析。這實在是沒有多少道理。 如果拿此例“套”在中國，洋相就會更大。比如北京清華大學的畢業生，近年來當“部長”以上等大官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學校，難道這一事實，就一定能證明清華大學的學生是“情商”更高，于是“成功”更多？而北京大學等其他學校，其學生由于當部長級大官的比例偏少，就都是“低能儿”的“不成功者”？顯然，這是講不過去的。 （五）“啟蒙家”之漏洞百出 說了大半天楊博一先生的問題，挺有些不好意思，讓坏名聲都讓這位“情商”編著家背上了。我們現在為楊先生卸一些負擔，專來看看另一個“情商”重鎊高手的“毛病”。柯云路既然是（情商啟蒙）的作者，那他一定就是中國“情商”問題的研究專家。他在“啟蒙”別人的同時，應該說，他自己也是最先接受啟蒙的一個。否則，就有可能落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坏名，甚至還會讓人怀疑那不是“啟蒙”而是“蒙騙”。 現在，我們來看看柯云路先生，在“啟蒙”別人的同時，他自己如何處處“打倒智商”而高抬“情商”。他的所做所為，正是想證明他在“戀愛、婚姻、學習和工作”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功”，是得了“情商”的“啟蒙”。柯云路曾明确表示：“情商比智商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的戀愛、婚姻、學習和工作、人際關系以及整個事業。” 在諸多方面，柯云路無疑都是“成功”者。照理來說，他自己的“情商”，一定會比別人更高不少。否則，他的“啟蒙”書，就不可能成為有關“成功”的“人生經典”，自然也就很難刮起什么他所說的“第三次浪潮”。 就在他的“成功學”大著《情商啟蒙》出版后的大半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最新”著作《中國气功大趨勢》。這部書雖屬“雜拌拼湊”，將以往的《中國气功九大技術》和《柯云路新疾病學》兩書合并而出，但他為了体現其“新”，還是加了個很長的“偉大”的“附錄”。在這個“附錄”中，他發表了极其重要的“最新”言論，再一次為人類指明了新的航向。 應該說，在他深深啟蒙別人半年之久，他自己更應該趁熱打鐵，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要繼續進行“情商啟蒙”。因為一种新的理論，就是一种新的台階，好比物理學界和天文學界，自從有了愛因斯坦的理論之后，再來觀察宇宙時，就不能老守著牛頓的那個剛体力學，抱殘守缺，沒有進步。 然而，柯云路先生卻不是這樣。他啟蒙別人可以，就是不能自己啟蒙自己。或者說，他在啟蒙別人的不久，就忘了自己前面說過的“啟蒙”話語。 他在該書的“附錄一”序言中這樣寫道：“科學在這時要能表現出去偽存真的大智与大勇。不能去偽，被各种偽現象所蒙蔽，這是低智商，是可悲的。”《中國气功新趨勢》第319頁） 問題是，既然你柯云路說“情商比智商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的……整個事業”，那么，在這同樣屬于人生与事業的“气功”問題上，你怎么就不讓“情商”來發揮作用，解決這個“必須”是“科學”的問題。 既然，“情商主宰人生80％，智商決定人生20％”，那么，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卻又覺得“低智商”就非常“可悲”？ 此外，既然，“情商”比“智商”更為重要，那么，為什么你柯云路先生卻又要拿出了“科學”這种“智商高情商低”的東西，而不拿出“情商高智商低”的“非科學”東西，來解決“气功”的學術問題？ 顯然，我們敬愛的柯云路先生，在“啟蒙”完別人之后，就再不信自己的“啟蒙”，仍舊覺得“智商”比“情商”更為可靠。柯云路總是怎么對自己有利，就怎么使用著“理論”。不懂“情商”的人，拿他一點脾气沒有。 而在同書的第326頁，他以自己高度發達之“情商”，列舉了几十种奇怪的“假說”，諸如“特异輻射假說”、“异態的假說”、“負能態的假說”、“虛物質、虛能量的假說”、“關于特异功能場的假說”等等，不一而足。最要命的是，他還為人類貢獻出了一种足可再一次“惊天動地”的“最新”假說，即“時空拓扑虫洞的假說”。我們知道“時空”，我們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拓扑”，但唯獨不知道什么是科學上的“虫洞”。柯云路的想象真好，好到了一高興即可鑽進“虫洞”的水平。 這樣的“假說”，就是柯云路發達的“情商”！ 由此可知，“情商”發達之后，會有什么樣的后果。 “情商”及其理論家們，問題之多，簡直是無以复加。 面對如此問題，我竟然不知如何總結他們。一個理智的感覺，直讓我想說： “情商”者，乃“情煽”也，它唯恐天下不亂，亂得不夠，于是，便鉚足了勁儿，讓那低級中樞下丘腦發作，從而全身“發清’，“商”比人高。得此“情商”啟蒙者，自然難免性欲高漲，脾气古怪，喜怒無常，极端自私，毫不利人，專門利己，屁大小事，火冒三丈，稍有不悅，一蹦三高，喪失理智，殺人放火，為了“成功”，不惜代价，不擇手段，社會綱紀，面目全非，無法無天，無理無德，無情無義。如此這般，真可謂，大盜不止，小盜如縷，情來即發，欲來即漲。赤縣神州，朔方大地，經其“啟蒙”，‘人欲橫流。如此這般，真讓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這就是“情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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