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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飯廳,飯剛擺好。飯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飯,因為太貴。菜只三盤,二大一小,大盤一盤是素燒白菜豆腐、一盤炒蛋,小盤是醬瓜。和尚請康有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飯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燙的紅漆桌,簡單而干淨。正面牆上挂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 西漢有臣龔胜卒, 閉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饑渴, 求死不死更無術。 精神時与天往來, 不知飲食為何物。 若非功行積未成, 便是業債償未畢…… 是謝枋得的絕命詩。把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遺詩,這樣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遠的對比。 和尚等康有為看完牆上的橫幅后,請康有為用飯: “剛才有言在先,不為康先生特別准備,我們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請用飯吧。在世俗標准,絕不好意思拿這樣菲薄的菜請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覺得失禮。” “法師是真人。” 三個人就吃起來。和尚沒吃以前,把蛋分做雙份,說:“蛋由康先生和普淨合吃,我不吃蛋。剛才康先生看的橫幅,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康先生是行家,這字寫得怎么樣?” 康有為看都沒再看一眼,隨便答道:“字是寫得不錯,寫了一手好趙字,只可惜用趙孟頫的字体,寫謝枋得的絕命詩,未免太不相稱了。” “這……我一時想不起來為什么?” “他們是同時候的人哪!趙孟頫投降了元朝,謝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謝枋得死而有知,發現他的絕命詩竟是趙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嗎?” “啊!康先生說得是。我們淺學,都看不出來,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為笑著,有一點自得的神色。和尚問: “為什么一百年前這位和尚寫了這手趙体字呢?這有什么道理嗎?”“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時候,乾隆皇帝喜歡趙体字啊!所以流行趙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歡董其昌,所以當時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這是中國的特色。這也說明了,中國的許多事情,要辦,都得從上面來。” “像乾隆皇帝喜歡趙孟頫的字,喜歡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顯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漢人眼里是胡人。趙孟順不但是漢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統治中國,有這么一個人來捧場,當然是很好的號召。乾隆皇帝是滿洲人,在漢人眼里也是胡人,他當然也會援例利用趙孟頫,何況他真的喜歡趙孟頫的字呢。” “那么趙孟頫是漢奸了?” “奸不奸的問題要看用哪一种標准,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准,對中國人自己的种族來說,并無所謂好。并且,忠好問題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簡單、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個人閱歷較多一點以后,他有時難免會發現,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面發生。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后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元史》、《明史》,紛紛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歷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好的判決,影響极大。尤其在戲劇里,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公;權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种分法俐落,固然給了觀眾不少方便,于施展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但是一旦分錯了,就對不起人了。試看《宋史》‘奸臣’傳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于‘奸臣’傳之外!由此可見,忠奸問題,并不像書上和民間傳說上所說那么簡單。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還屬容易翻案的。像馮道,就复雜得多了。馮道在五代亂世里,他不斤斤于狹義的忠好觀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誰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時候,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賢者伊尹在商湯、夏粱間游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种行為,‘如諸佛菩薩行’,簡直和佛和菩薩一樣偉大呢!例如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杰,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實惠得多了。馮道這樣与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好,通嗎?公道嗎?” “用這种標准,謝枋得死得不是沒有意義了?”和尚問。 “謝枋得死的意義有他更高的价值標准,這种標准,是人為他信仰而死,這就是意義。至于他信仰的對不對,或值不值得為之一死,那是另一個問題。那种問題,往往時過境遷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鍺。例如謝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負孤儿寡婦之手,謝訪得豈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開國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說是奸臣。這么說來,忠臣謝枋得,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而死,這樣深究起來,不是死得太沒意義了嗎?” “謝枋得自己知道嗎?”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么?”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么?”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于誰家的都不确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里,但要它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問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里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扰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与‘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庄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齊庄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种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昵’,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昵’,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征,‘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昵’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种‘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于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种‘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系,卻被杠上開花,反常的演變變得愈來愈不成樣子,直演變到三綱五常化的境地,‘君’變‘君父’、‘臣’變‘臣子’。于是,‘生我之門死我戶’的‘私昵’之‘忠’,變成了中國‘忠’的觀念的主流。就這樣的,臨難死節的要求,便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不過,這种思想的正宗,是經不得實事求是的。我舉隋唐之間改朝換代的兩個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肅檢查牧政,查到兩万匹私馬,隋文帝要殺主管馬政的公務員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說,為馬殺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為一千五百人請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話,不殺人了,還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執法很嚴,六親不認,他的弟弟屈突蓋也和他一樣。當時流行的話說:‘宁食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宁食三年蔥,不逢屈突通。’可見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僮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殺了;又派他的儿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儿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那?’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但是,屈突通同時代的另一個例子,又有了討論的余地,那就是堯君素。堯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說:‘你是國家大臣,你怎么可以這樣?你看你騎的馬,還是上面賜給你的,你好意思還騎它嗎?’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于是堯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隊在城下,抬出他太大來勸降,堯太太說:‘隋朝已經亡了,天命屬意誰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過不去?’堯君素說:‘天下事,非婦人所知!’說了就給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時兩個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堯君素射太太,中國的忠臣自己還沒盡到忠,卻先將家人做了血祭!在歷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歷史,為什么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么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并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顛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為國盡忠了。” “那么,謝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樣解釋呢?”和尚問。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确,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系,中國好好的,并沒有亡。但評論歷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并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种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樣,像我頭上這根辮子,兩百四十多年前、滿洲人入關,下剃發令,全國要十天內實行,不然就殺,所有漢人——除了你們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漢人的發型,和滿人一樣了,當時也有人拒絕而被殺的,但兩百四十年下來,一切都習慣了,不但習慣了——”康有為停了一下,兩眼專看著小和尚,慢慢地補一句、“也會搖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來,又低下了頭。和尚也笑著。康有為繼續說: “以兩百四十年前的漢人見解,當時反對滿洲人不能說不對,但是兩百四十年以后,若還在用當時的理由,就不妥當了。兩百四十年前,外國人沒有打到中國的大門,漢人沒見過真正的外國人,自然將滿洲人當做外國人,現在知道真正的外國人是什么了,滿洲人其實也是中國人。” “滿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漢人不平等嗎?滿洲人政權不是腐敗嗎?”和尚問。 “不平等歸不平等、腐敗歸腐敗,那是中國內部的矛盾問題。內部矛盾問題要在內部解決,但不論怎么看,我認為也不發生滿漢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滿洲人是中國人,滿洲人做皇帝是中國皇帝。就如同在馮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嘗不是中國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嘗不是中國皇帝,只要對老百姓有好處,誰管皇帝是胡人漢人?” “所以你要向滿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書?” “是。我上万言書,就表示我對這個政權所作所為不滿意,但其中并沒有滿漢种族問題,兩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認為還有這种老掉牙的問題。” “你這樣想,你有沒有想到,滿洲人自己并不這樣想嚴和尚突然用了這种反問。 “這……這……倒很難說。不過從外表上、形式上,滿洲人在一進關就宣布滿漢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權漢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擠擠与特權,倒也很難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這种高層的滿人,會識大体、會認清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滿漢?要分也早該是歷史了,如今兩百四十多年了,不論是漢人、不論是滿人,再在這個題目上鬧來鬧去,可真無理取鬧了。” “這么說來,康先生是擁護清政府?” “誰對中國做好事,就擁護誰。清政府如果對中國做好事,為什么不擁護,現在這個政府已經兩百四十多年了,這是一個很厚的基礎,一個政府的基礎有這么厚,不容易,要在這個厚基礎上救中國,才更駕輕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國辦法能夠上達皇帝,只可惜沒人能轉達。” “有沒有這种人,照佛法說來,是一种因緣。因是‘先無其事而從彼生’、緣是‘素有其分而從彼起’,只要有夠成因緣的條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這樣代遞万言書的人,和他有緣;并且說不定還和當今皇上有緣,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樣的得君行道。”“未來的事,實在無法逆料,但听了法師的指點,倒給了人不少希望。無論如何,因緣在法師和我之間,倒的确發生了,并且法師和小法師之間,甚至小法師和我之間,都是因緣。” 康有為說著,望著小和尚,小和尚笑著。和尚也望著小和尚笑著,然后指著蛋,小和尚點點頭,又吃起來了。和尚又請康有為吃蛋。康有為有點疑惑: “謝謝,怎么法師自己不吃?” “康先生曉得,出家人吃全齋,在嚴格的意義下,蛋也不該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卻贊成別人吃,所以我讓普淨他們吃。” “這跟吃素不違背嗎?” “致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響了行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錯了。魚和肉叫腥,臭菜——蔥、蒜、韭菜等等——叫葷,大家以為葷是魚和肉,所以吃齋只是不吃魚和肉,而大吃臭菜,這是精神上先沒了解吃素的真義;至于有的廟里大做素雞素鴨,那簡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葷,一點也沒吃素的本意了。” “照師父這樣說,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淨說。 “你要吃。你年輕,你需要營養。” “可是我和師父一樣是出家人。” “你還不能算。十四歲到十九歲只是應法沙彌,你還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開玩笑的語气說。 “那我什么時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為什么?” “因為你不一定要在廟里長住。” 普淨緊張起來,咬住下唇,握緊了左手,把拇指壓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個習慣,一緊張,就要這樣。他兩眼直望著和尚,輕輕問: “師父的意思是說,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當然不是。”和尚溫和他說,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淨的左手,“師父只是覺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廟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師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點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會明白。我只能說,我是三十歲以后才出家的。三十歲以前,我雖對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歲以前的歷史,有一天你會知道。”和尚說到這里,有一點凄然,不想再說了。 這時康有為插話進來: “我以為法師從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師年紀看來,原來不過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歲?我四十一了。我已經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曉得師父做和尚才只不過做了十一年。”普淨說。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他說。 “一直在這廟里?”康有為間。 “一直在這廟里。這廟跟我祖先一直有淵源,當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師的尸体裝進棺材,從刑場偷運出來,就先運到這廟上。半夜偷偷為袁督師做了佛事,運到了廣東義園,秘密埋葬。當時先祖跟廟里的當家和尚有交情,當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師的為人,所以很愿意為袁督師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這廟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這廟上。因為這廟在北京不算吃得開的廟,所以和尚不多、流動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當家和尚。” “蓋這個廟的原因,本來就是追念為東北邊疆死難的中國人的,袁督師也是為同一個理由而死,在這廟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實。” “康先生注意到的這點,我還沒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這也許是當年當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個理由。” “當時廟上為袁督師立了牌位嗎?” “當時哪里敢,當時袁督師的罪名是通敵,通關外的滿洲人,以叛亂罪處死,誰敢同情他?” “袁督師死在崇禎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滿洲人進了關,對這位所謂勾結他們的袁督師,采取什么態度?” “清朝明明知道這是冤獄,這是他們反間計的成功,但不太說得出口,因為一來用這反間計太卑鄙了,二來為袁督師昭雪即等于宣傳他是抵抗滿洲的英雄,對入關的滿洲人,當然不妥,所以袁督師的殉國真相,一直諱莫如深。袁督師生前有兩句詩:‘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點也不明,反而把他當賣國賊給殺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兩百五十年了,一位為國冤死的英雄還不能被公開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結果明朝又亡了,沒法替他公開昭雪;隨后又兩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開昭雪,才出現這么大的一幅謔畫。人生際遇真不可知啊,個人在群体斗爭的夾縫中,為群体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得不明不白,死后蓋棺都不能公開論定。為什么群体對個人這樣殘忍?” “個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數一起浮沉,才能兔于被殘忍對待,個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獨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殘忍的,個人比較好,群体比個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個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個人如果优秀得過分,就得准備付出慘痛的代价給群体,作為‘冒犯費’。所以,許多优秀的個人為群体做事,必須事先就得抱有最后還得被群体出賣的危險。我想,當年的袁督師一定多少有這种認識,他的前任熊廷弼剛被冤枉殺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還來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為群体而犧牲個人的准備。話說到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國嗎?你想走這條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備,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負義的、殘忍的。愈是偉大的民族,愈有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當你遭受了這种待遇,你可能變得愛中國,但卻不愛中國人。那時候,請你記得我的話,群体就是這樣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會歌頌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們歌頌袁督師一樣,談起我們這位廣東老鄉袁崇煥,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墳上憑吊憑吊他,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說完了一席話,康有為點點頭,表情有一點凄楚,沒再接話。這時候,小和尚開口了: “師父,您剛才說您當和尚只當了十一年;而您現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歲,三十歲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臉上的安詳頓時失掉了,兩道濃眉緊緊皺起,他一對精明的眼睛從小和尚臉上轉向窗外,又轉向天空,整個房間忽然變成死寂,沒有一點聲音。康有為靜坐不動,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陣陣從他鼻子里吸進,這一點呼吸的感覺,使他覺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動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頭,兩眼凝視著空了的飯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輕摸著碗邊,沒有任何別的動作。 過了很久,康有為終于輕輕地用兩手挪開椅子,欠起身來。“打扰得大久了,師父。”和尚醒過來,望著他。康有為補了一句,“我也該告辭了。” “還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說著,站了起來,“喝杯茶再走。來,我們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來,普淨,一起來,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簡單的擺設,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擺著長太師椅,太師椅兩邊夾著茶几。茶几兩邊轉成直角,各有太師椅一張,分別東向西向。北面牆上有書櫥,櫥上全是佛經。櫥中間伸出一張方桌,上面有文具,兩邊有椅子,看來好像是客房兼做書房。后面牆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條幅,寫著魏之□游憫忠寺詩: 琳宮深邃柏蒼蒼, 忏佛台因古國殤。 妙法有源逢圣世, 孤忠堪憫惜唐皇。 老僧戒約溫而厲, 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殘碑說安史, 景山鼙鼓更凄涼。 康有為站在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詩句吸引住。唐朝太宗蓋這憫忠寺后一百年,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將軍們坐鎮北京,曾在憫忠寺蓋了兩座大塔,后來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几乎將唐朝推翻,幸虧唐朝引用外國兵平亂,安祿山史思明又一再內訌,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還是完了、安祿山也早被殺了、史思明也早被殺了,只是他們留下的兩座高塔還凄涼地存在。又一百年過去了、又一百年過去了、又一百年過去了,塔終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時候,只留下斷壘殘碑。詩人來了,向殘碑說安史,想到大唐帝國的一世雄風,不論是帝王豪杰、不論是驕兵悍將,都云散煙消了,安祿山史思明固然尸骨無存,就是蓋憫忠寺的唐大宗的陵寢,也早被翻開了。一幅大唐帝國的煙云,在中國各處,都散開著、流失著,但在小小的這座憫忠寺里,卻微妙地相聚著、銜接著。憫忠寺太小了,小得沒有人注意,但從有心人眼里、從詩人筆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遠、那么凄涼。詩人從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從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國,又何況憫忠寺,它有這么多的塵沙与花草。從憫忠寺里,詩人可以看到那万馬奔騰、看到那中國先民的經營与破坏、歡笑与眼淚、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歹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變成殘碑斷壘。唐代過去了,五代又來;五代過去了,宋代又來;宋代過去了,元代又來;元代過去了,明代又來。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經黯淡,進入黑夜,黑夜里,憫忠寺的廟門偷開了,迎進袁崇煥的孤棺;袁崇煥進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殺死在刑場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聲里,凄涼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樹上。詩人寫下了“景山鼙鼓更凄涼”的句子,只有從有心人眼里、從詩人筆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實在。 若亡而實在。看起來好像過去了,其實沒有、其實還在那儿。中國的哲學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論證。在一處空間里,不斷的有人和活動的留影,留影處處在改換,后影已非前影,前影雖然看不見了,其實仍在原來地方。任何空間、任何古跡、任何殘碑斷壘,愈有歷史性的遺存,愈有這种層層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間、只有古跡、只有殘碑斷壘,只有它們才一幕幕面對了人世的興亡。時間在它們面前排隊走過,它們是時間的檢閱者、是歷史的證人,這一真相,詩人感触最深,詩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紙上,紙挂在牆上,也做了新的留影。從詩人留影到紙,從紙反投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輪回。 “這首七律寫得真好。”康有為好像剛剛醒來,贊美剛剛做的一個夢,“它把我要說的,都說出來了。”他側過頭來,看到和尚靜靜地望著他,仿佛對他的心境,有著同樣的印證。最后,和尚指著北面的桌子: “我們備有紙筆,也想請康先生為我們廟上留點紀念。” “法師一番盛意,我卻之不恭,可是答應了又未免大膽。”康有為笑著。 “哪里的話。康先生好古敏求,書法一定不凡,能為我們留點雪泥鴻爪,千百年后,也是憫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師說得太遠了、太遠了。法師這樣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寫字是小技,中國人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為了養性和聯誼,寫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師一定要我寫點字留做紀念,我也不怕寫不好,恭敬不如從命,好在是留做紀念。”于是,康有為就走到桌邊,坐下來,在一張玉版宣紙上,慢慢寫下 丁香体柔弱, 亂結枝猶墊。 細葉帶浮毛, 疏花披素艷。 深栽小齋后, 庶使幽人占。 晚隨蘭麝中, 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寫上:“杜少陵江頭五詠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為。”康有為落筆寫下第一行的時候,和尚的臉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寫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為欣賞。康有為的字寫得太好了,筆情縱姿,气象万千,雄渾之中,又自成家法,風格獨具。和尚說: “一看康先生落筆,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過大功夫。康先生此生光憑書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槁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沒說‘立書法’可以不朽啊!”康有為笑著說,“就算能從書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領啊?對國計民生又有什么好處啊?”和尚點點頭,“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無論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聞強記,隨手寫出杜甫的丁香詩,來配上我們以丁香出名的憫忠寺,真是太好了!普淨你看,康先生寫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著,經師父一特別叫出,也就加入了: “師父,這詩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說:“詩和佛法一樣,有許多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中國一句說詩的話叫‘詩無達詁’,就是說,詩沒有确定的解釋,甲可有甲的解釋、乙可有乙的解釋,康先生,你說是不是?” “師父說得是。”康有為點著頭。 “但是杜甫寫這首詩,大概的意思還是可以感覺到的,照我的解釋,全詩大意該是:丁香很柔弱,結子又多,葉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麗,不是艷麗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為了是給有思想的人欣賞。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蘭麝一樣發出芳香,但卻不必想到自己會磨成粉的。整首詩的意思是,一個柔弱美麗的生物,它該知道自己的特質,完成自我,雖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沒有弄擰這首好詩,我胡亂解釋的,可算不太离譜?” “解釋得好、解釋得好。我認為這首詩也該這么解釋。杜甫寫這首詩,意思是積极的,在寫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堅強的特質。大家以為雄壯的松樹柏樹歲寒而知后凋,沒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這种堅強的特性。丁香一輩子,生前死后都發出了它的特質,雖然長得一點也不雄壯。所以,大事不全是強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結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許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解釋得愈妙了!”和尚說,“杜甫先生當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為知己。” “引佘法師為知己。”康有為補上一句。 “引我們為知己。”兩人不約而同。 大家都笑起來。小和尚看著詩,點著頭。 喝過了茶,康有為起身告辭:“我南下回鄉時候,法師可有什么在家鄉要辦的,我可以代勞。” “沒有、沒有。家鄉离我,不論在空間上時間上,都太遠了。北京城就是這么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覺得,它就是你的家鄉。” 這時候,一位管事的走進來,向和尚說:“永慶寺的和尚在外邊,說想同我們一齊到万壽寺為李總管的母親做佛事,怎么回他話?” 和尚苦笑了一下,搖搖頭:“好,請他等一下,我親自同他說” 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為到廟門。到了門口,互相道別。康有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邊的謝文節祠去過了嗎?”康有為說沒有。和尚說:“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會謝枋得殉國的真相,那個地方,也該走一走。” ------------------ 好友:文岭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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