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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鋼琴王子李斯特


  ●1835年,奧洛爾与卡西米爾簽了一份离婚協議,由此引出了一場糾紛。
  ●繼繆塞、帕吉洛之后,喬治·桑相信自己已經忘記了愛戀的熱情。
  ●繆塞离開她的時候,身后留下了弗朗茨·李斯特。
  ●李斯特希望瑪麗像喬治·桑一樣离開丈夫,然后同情人公開在一起生活。

  1835年3月底,諾昂,在初春的日子里,花園里美麗迷人。憂郁的杜德望夫人,走到長春花和風信子花叢,坐在一張長椅子上,准備讀圣·勃夫的一些來信。
  信中充滿了責備、鼓勵与提醒,布洛茲感到恐懼,因為她向他索求柏拉圖的著作和《古蘭經》,他害怕神秘主義傾向會猛烈襲擊他的頭腦和《兩世界評論》雜志。他對圣·勃夫說:“請寫信給喬治·桑,叫她不要太神秘化了。”
  布洛茲的害怕并不是沒有道理。女小說家搞神秘主義,卻不再是那种鼓吹愛情狂熱的神秘主義。喬治·桑肯定地表示,宁可肝腦涂地,也不會再像最近三年那樣生活。“不要溫情而持久的愛情,也不要盲目而狂熱的愛情。這兩种愛情都很美妙寶貴。可是,對于我來說,它們卻已經過時了。”
  在愛情上經歷了那么多次失敗,她感到害怕,希望在其他方面尋求安慰。可到哪里去找?用什么方法去找?像從前在英國女舊道院一樣,或者如圣·勃夫忠告的那樣,到上帝那里去找嗎?她想這么做,不斷熱愛那陌生的上帝。
  在愁慘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諾昂的庭院里万籟俱寂,神秘莫測,一片昏暗。她感覺到上帝就在那遙遠的群星之外。但是,她的优雅嫵媚已經消失,她悲傷得要死。她想:“上帝不愛我,也不為我操心;上帝把我留在人間,使我孱弱不堪,無知無識,潦倒不幸……”
  她被愛情避棄之后,又被上蒼拋棄。
  圣·勃夫的來信中,她只記住了兩個詞:“克己”和“犧牲”。
  她愿意投身到某一偉大的事業中,利用那使她窒息的旺盛精力,從個人主義与驕做自負中解脫出來。這种想法始終顯得空泛而漫無目的。
  她能對誰表示一片赤誠?
  孩子們不在身邊,遠在他鄉:莫里斯念中學,索朗芝在寄宿學校。胖丫頭變得調皮搗蛋,誰的話都不听;但是,她的模樣漂亮有趣,能得到別人諒解。莫里斯是個多愁善感的小伙子,總想廝守在母親身邊。母親也希望有人帶他回諾昂。但是喬治·桑知道,這樣就會為了儿子的教育問題与卡西米爾常常發生爭吵。
  拉夏特爾的杜特伊是她的知己和訴訟代理人,他建議奧洛爾做他的情婦,同時又讓她与丈夫言歸于好。
  這計划使她反感:“沒有彼此傾慕与深情的親近,想起來都覺得可恥。一個女人力爭与丈夫接近,為的是奪取他的意志,這与下等妓女為了糊口、高等妓女為了奢侈而賣淫毫無二致。”
  杜特伊談到她要替孩子們著想,她加以反駁,說自己對重修舊好本能地深感討厭。并不是她的丈夫比別人更引起她身体上的厭惡,或者精神上的反感。但是,她認為一個女人不能像一件東西那樣委身于人。“我們是有血有肉的人,更是有精神的人。如果說身体的某些功能,比如吃飯、消化等,精神固然不必參与,那么兩個人在愛情上的結合,難道能夠同那些功能相提并論嗎?只要一想起這點,就令人憤慨。”
  既然她不想把卡西米爾拉過來,剩下的問題就是從生活中排除他。她熱切地希望在肉体上和財產上同他分開,她自己最終成為家里的主人。
  杜德望呢?他已厭倦了鄉村生活,不反對到巴黎去當單身漢。
  他們已經達成了一個离婚的初步協議,奧洛爾要留在諾昂;卡西米爾將擁有巴黎的納博納公館,每年可收房租6700法郎。他要撫養莫里斯,支付其食宿費用和看門人的工資,還要繳納稅款。奧洛爾則負責撫養索朗芝,協議在1835年12月執行。
  協議剛一簽字,卡西米爾就后悔了。他舍不得諾昂這個小王國。他的妻子卻不把協議看成是悲劇性的,或者是嚴肅的事情,“我的職業是自由;我的癖好是不接受別人的怜憫与恩寵,甚至當別人用我的錢財對我大發慈悲……”尤其是他很尊重孩子們的意見,不希望父親在他們的眼里是個受害者。
  怎么辦?杜特伊建議喬治·桑去請教布爾日城的著名律師路易·米歇爾。
  路易·米歇爾盡管才三十六歲,從外貌上看,卻已是個禿頂駝背的小老頭了。他的腦袋特別大,好像是兩個頭焊接而成的。他臉色蒼白,牙齒洁白整齊,眼睛近視,卻充滿了柔情蜜意。
  米歇爾的父親是瓦爾省的一個貧苦樵夫,后被人殺害,米歇爾在農村長大,總是穿著不成樣子的寬袖長外套,粗笨的木鞋。一年四季他的頭上都包著三條頭巾,古里古怪。那是因為他常常生病發燒,感到發冷,在奇异可笑、粗俗而又富有挑釁性的頭飾下面,可以見到一件細布襯衫,總是洁白干淨。
  這個威嚴的律師很喜歡獻殷勤,喜歡女人。他勾引女人的手段就是雄辯的口才。當他口若懸河的時候,似乎變得漂亮動人。
  喬治·桑為自己的官司來征求米歇爾的意見,可是他只是大談自己對《萊莉亞》的看法。在一個美好的春夜,月光皎洁,他倆在朴素安靜的布爾日城內散步。米歇爾一直講到黎明。
  這談話好比一首充滿思想的樂章,通過合乎邏輯的聯系和輕柔的音調變化,毫不費力、也不用對比,就把杜德望夫人的靈魂一直高舉到天上,進入凝思,接著又把她帶回人間、置于自然的气息之中。
  她毫無招架之力,著了迷,從失敗中感到快樂。米歇爾對她使出渾身解數。他欣賞《萊莉亞》,喬治·桑更使他特別歡悅。他把自己整個儿奉獻喬治·桑,拿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同情心。
  繼繆塞、帕吉洛之后,喬治·桑相信自己已經忘記了愛戀的熱情。實際上,她像一匹勇敢的戰馬,久經征戰之后,重新在亭享受牧場的安宁。但是,一旦遠方響起了號角,便又跳過欄柵奔馳,如果說她的自我奉獻是無私的舉動,并伴隨著強烈的感情,那么哪怕是即時的獻身,對她來說都是正當合理的。
  她与米歇爾會見不久,便送給他一個戒指,做為他們初次愛情的紀念,她說,他是“她自降生那天起就愛慕的人。相信這是在做了种种幻想之后,終于找到的愛人,并且要把他据為己有”。
  然而,盡管在听他滔滔不絕他講話,她仍舊保留判斷的自由和良知。喬治·桑本能的政治觀念,就是愛情和正義;而米歇爾本能的政治,卻是以斷頭台為手段,達到謀取權力的目的,喬治·桑回到諾昂以后,開始給米歇爾寫信,既是恭維,又是對抗。米歇爾,他是個博愛家嗎?
  博愛造就了慈善的修女。愛慕光榮則不同,產生了其他的人,狡猾的偽善者,你給我閉上嘴吧。在命中注定的陡峭的斜坡上鍛煉你本能的力量,你把這視作義不容辭的責任,結果誤解了自己。至于我,我知道你這個人不肯盡義務,而把義務強加于人。你不喜歡人類,不是他們的弟兄,不跟他們平起平坐。你生來就是國王……
  她准備承認自己的生活中充滿著失誤和過錯,但是對過去的錯誤并沒有在理論上予以重視:“長期以來,我所認識的人都相當愛我,寬宏大量地評价我,原諒我所做的錯事。我的著作,從來沒有做出任何結論,既沒有好的效果,也沒有坏的惡果……”
  米歇爾焦急地問道:“那么,什么時候才會有結論呢?如果您到死的時候還沒有得出結論呢?”
  她喜歡感受到這种力量對自己的鞭打,她第一次同一個比她更倔強的男人打交道。他對她喊道:“傻瓜!”
  這是一种新的感覺。
  她撫摩他那光禿碩大的前額。她認為自己希望米歇爾蒼者多病,以便照顧他。但是他生的是心病,徒有雄心一片,卻不能如愿以償。她對他說:“你覺得完成一項偉大的事業需要多么漫長的時間呀!時間一小時接一小時地過去,你的頭發脫落了,靈魂消磨了,而人類卻停步不前……”
  四月底,米歇爾去巴黎,為那一年的一起政治要案,即里昂起義案做辯護。
  喬治·桑打算到巴黎去与米歇爾相見,也看看辯論的情況怎樣。
  圣·勃夫用情場上的經驗來提醒她,她有重新見到繆塞的危險:“朋友,您不要設想不會見到他,也不要設想他不知道您來巴黎,更不要設想他不會來找您。試想一下,您在那里,您替他開門,當時除了您之外,沒有第三者在場……”
  她偷偷笑了。她正是要見繆塞!
  米歇爾竭盡全力為四月案件中的被告們辯護。每晚從法庭回來,他總有几小時惶恐不安。喬治·桑就像熱情洋溢的護士,守候在他身旁,把自己的心血全都付与這個不成人樣的人。
  米歇爾感覺好一點后,又開始了一場新的辯論,這一次為的是轉變喬治·桑的思想。那不是因為她堅持反對的立場;她跟他一樣憎恨中庸政府。拿破侖代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她是一個態度不甚明朗的波拿巴主義者。因為她痛恨年老的伯爵夫人們,打從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她還繼承了母親的遺傳,一直是平民的朋友。她贊成財產平等,但把這看成是分享幸福,而不是分配所有權。
  一天晚上,喬治·桑在橫跨塞納河的圣父橋上听米歇爾說教。伊勒里王宮的燈光照耀著廣場上的樹木,跳躍閃動。他講的是用暴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
  喬治·桑漫不經心地享受著這迷人的夜晚,享受著遠處傳來隱約可聞的管弦聲,享受著明亮溫柔的月光与節日的王宮投在河中的倒影相互重迭的美景,米歇爾的聲音突然粑她從冥想中喚醒。
  他大喊道:“我對您說,為了使您那腐朽的社會煥然一新。變得年輕,應該讓這河里的流水如鮮血一般殷紅!讓這可惡的王宮化為灰燼!讓您目光注視的大城市變成光禿禿的沙灘!讓窮苦人家在那里耕耘勞作,建起茅寮!”
  這天晚上,他激動地高聲喊叫,用手杖猛擊古老的盧浮宮的宮牆,結果手杖都折斷了。這使喬治·桑感到沮喪和厭倦,她轉身朝馬拉蓋濱河街走回去。于是,他跟著她,哀求喬治·桑繼續听他講。
  以后,每天都有爭辯,她抱怨米歇爾擺出知識權威的架子。她相信才智与愛情甚于相信暴力。她感激米歇爾使她看到了完全平等的理想,但是她擔心如此激烈的雄辯會導致輕舉妄動或者動刀動槍。她以嚴格審慎的理智詢問,他要建立一种什么樣的社會?他的計划是什么?而他卻回答說:“我怎么知道?”事態的發展會給他指點。他又說:“真理是不會顯現給蟄居深山的思想家的。為了找到适用于勞動者社會的真理,應該團結一致,行動起來。”
  米歇爾責備喬治·桑沒有耐心。一天早上她正要同他爭辯,卻發現他剛剛已經走了,并把她鎖在屋子里。好多天,他都這樣把她整天囚禁起來。他笑著說:“我把你藏起來,給你時間去思考問題。”
  起初,她還為自己任人擺布而感到某种快樂,然而她的思想并不因此有所改變。她老是在想,下等人与上等人沒有什么兩樣,被壓迫者比壓迫者更有价值,奴隸比暴君更為可貴。“我從來就對一切將要在泥階上生長的東西表示憤恨。”然而這种憤恨始終是被動的。除了一些尚武的熱情之外,喬治·桑又隱入一种充滿詩意的生活中去了。她出于對米歇爾的愛慕,終于接受了他的旗幟,而不接受他的理論。
  新舊朋友的更替如同腐殖土層的更新一樣。初到巴黎的時候,杜德望夫人有貝里同鄉勒尼奧、弗勒里等人做伴;拉杜什和圣·勃夫是她的密友。她与桑多斷交,便疏遠了巴爾扎克和勒尼奧,隨后熱情造成了空虛。繆塞离開她的時候,身后留下了弗朗茨·李斯特。繆塞曾帶他到馬拉蓋濱河街。
  天才的音樂家李斯特使喬治·桑喜歡不是沒有理由的。喬治·桑由祖母撫養長大,本能地懂得最妙的音樂。但是還有別的許多理由。李斯特像她一樣,在青少年時代信奉神秘主義,還保持著熾烈的虔誠心;像她一樣,他對窮人抱有親切的同情;像她一樣,他把貴族的態度与民主的言論結合在一起;像她一樣,他閱讀詩歌集和哲學書,追求高尚的感情,希望自己無所不知。李斯特比喬治·桑小七歲,兩眼投射著閃電般的光芒。他演奏時,那柔軟光滑的秀發隨之飄舞。喬治·桑早就愛他了。
  巴黎的流言蜚語說她已經愛過他了。繆塞一度嫉妒李斯特。喬治·桑和弗朗茨總是拒不承認。但是他倆都相當公開地過著狂放不羈的生活,以致人們都信以為真。
  李斯特欣賞喬治·桑寫的小說,夸贊她關于風流韻事的构思。但她絲毫沒引起他的肉欲。
  至于喬治·桑,她憤怒地寫道:“要是我能愛李斯特先生,我早就愛他了。但是,我不能夠……如果我喜歡吃菠菜,那我就吃了,然而我討厭吃菠菜,要我喜歡菠菜,我會生气的……”
  事實上,弗朗茨愛著另一個女人,達古爾伯爵夫人。她是德國銀行家貝特曼的外孫女,弗拉維尼伯爵的女儿。這位藍眼金發女郎,高挑身材,瘦薄如紙,皮膚白哲,正要大膽地風流快活一番。
  繆塞把李斯特介紹給喬治·桑;李斯特促成了喬治·桑与德·拉姆奈神甫的結合。
  德·拉姆奈是一位神甫,也是一位作家。這是一位天真爛漫、固執己見、心地高尚的教士,是個容易發怒、喋蝶不休的“道德標本”。拉姆奈認為教會的首要任務是保衛圣靈、反對專制政權。除了靈魂,一切都屬于愷撒大帝。他回顧教會的作用,發現它始終是同化并且圣化偉大的歷史潮流。十九世紀的天主教教義應當是自由化的、社會的和民主的,做為平民預言家,拉姆奈相信自己是應命振興教會的。結果他受到羅馬教廷的嚴厲譴責,被撤職和開除教籍。他感到痛苦,幻想破滅了。他說。“我希望能夠同我自己決裂。”
  他住在里沃利街的一個小房間里,幻想為自己建一個地牢,讓人們在地牢的門上看到一條座右銘:我宁折不彎。
  拉姆奈個子矮小,纖弱干瘦,腦袋挺大,跟整個身体极不協調。他態度拘謹不自然,近視的雙眼卻在眼神里帶著騙人的柔情。他瞧不起婦女,說沒有一個女人能夠進行推理達十五分鐘之久的。然而他使喬治·桑狂喜。他給她帶來了宗教信仰与社會信仰的混合物。這正是她所需要的。
  喬治·桑給拉姆奈大唱頌歌:“世上從來沒有一顆比他更溫柔的心,沒有什么人比他更慈祥地關心別人,比他更有天使般的耐心……”
  李斯特向喬治·桑描述了神甫的衣著:磨損了的外衣,只有農民才穿的藍色粗襪,很舊的破草帽。他還談到了自己同達古爾伯爵夫人的愛情有了進展。
  李斯特希望瑪麗像喬治·桑一樣离開丈夫,然后同情人公開在一起生活。1835年6月,他終于胜利了。
  伯爵夫人說:“這是最后的,也是最艱難的考驗,但是我的愛情就是我的信仰,我渴望做一個殉道者。”她已有了身孕,那是李斯特的骨肉。她等待小孩在十二月份出生。
  喬治·桑看到伯爵夫人這樣的貴婦,其所做所為竟像自己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感動不已。
  我美麗的長著金發的伯爵夫人,我本人并不特別了解您,但是我听李斯特談起過您,我也見過您。我相信,根据這些我能夠神志清醒地對您說:我愛您。您是我在貴族階層里看到的唯一光芒四射的尤物。您雍容華貴,美貌絕倫,而又受人尊敬。事實上,您應該是強有力的,使我忘記您是伯爵夫人。但是,您現在對于我來說,才是真正神奇的公主,多才多藝,舉止端庄,談吐高雅,衣飾華貴。我就是這樣看您的,不管您怎么樣,我都愛您。我很希望去看望您,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計划。我想,我們見面多了就會真誠相愛。您比我強千倍……
  這是一封优雅親切的信。
  然而,這兩個女人生來就不能融洽相處。達古爾夫人像杜德望夫人一樣,不受家庭和上流社會的束縛。但是,喬治·桑雖然是國王的親戚,卻常常夸耀她那以捕鳥為業的外祖父;瑪麗往往提醒那些把她忘記了的人,說自己是出身名門望族。喬治·桑喜歡穿著緊腰寬擺的藍布衫和男人長褲,在田野上縱馬奔馳;達古爾夫人卻不穿一千法郎一件的連衣裙就感到不自在。喬治·桑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從一個才子到另一個才子,情人不斷;而瑪麗只有一次向戀情讓步,并聲稱要用忠貞來使通奸合法化。
  李斯特和達古爾夫人帶著自己的愛情一起到瑞士去生活了。在旅居瑞士期間,他們繼續同喬治·桑通信。喬治·桑通過他的來信猜測李斯特在日內瓦的情況,不由得暗暗歡喜,看得出他已感到厭倦,盡管他過分表白自己在那里十分幸福。
  他們在每一封信里都催促喬治·桑到瑞士來。可是在臨行之前,她要了結貝里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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