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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才知道，原來并沒有什么大事，她讓我跟她一起去走穴。 按說，演出并沒有什么大問題，可是，對于電影演員來說，相對還是缺乏經驗和准備的。在所有的文藝工作者中，只有電影演員在舞台上是最沒有能耐的。因為，出于電影本身的特點，對演員在表情上要求比較多一些，對于台詞和舞台形体動作則沒那么刻意。 由于我和劉曉慶在哈爾濱有過經驗，所以，如果演電影片段我并不發愁。但是，劉曉慶說要表演唱歌，因為她的嗓子最近不太好。希望我能夠陪她唱。 “可是，”我的腦子里緊張地轉了起來，“唱什么呢？” “就唱《二月里來》吧！” 《二月里來》我倒是一直想著呢！ 我們登上了南下的火車。 在軟臥車廂里，劉曉慶昏昏沉沉地睡著了，畢竟繁忙的工作，再加上頻繁的演出，使她累得夠嗆。 我一個人望著車窗外面，一個個閃爍著燈光的小站從窗前掠過，茫茫的原野中依稀可以分辨出遠處的村庄和山影，那村民們點起的燈火在灰暗的夜色中輕閃著，像螢火虫在飛舞。 我唱什么呢？ 在當時，走穴演出還是一件比較新鮮的事，剛剛風靡全國。當時的演出也不像現在這樣火爆，只不過是一些影星、歌星從銀幕、電視走至到舞台上罷了。但是，這已經使觀眾手舞足蹈了，大家非常歡迎。 我們到石家庄的時候，受到了熱情的歡迎。當時組里有一個正走紅的演員——蘇小明，她因為一首《軍港之夜》風靡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她和劉曉慶也是很好的朋友，劉曉慶把我介紹給她。 那時，我其貌不揚，穿著打扮也并不時髦。劉曉慶介紹完以后，蘇小明睜大了眼睛：“他？演什么節目” “和我配一些電影片段，還唱歌。 “他也能唱歌？蘇小明絲毫沒有掩飾臉上輕視的表情。 恐怕還真得感謝她這句話。我這個人就怕激，她這么說反而堅定了我晚上一定要唱歌的打算。哼！唱歌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時候，在爸爸媽媽怀里就會了。 “他會唱歌？ “我當然會了！” 這樣，我就選了一首當時非常流行的《外婆的澎湖灣》。這是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而且音域并不寬，我想我可以胜任。 我們的節目排在倒數第二個，蘇小明接在我們后面，壓台。 石家庄文化宮很大，而且音響也不錯。我和劉曉慶演完電影片段的時候，台下已經掌聲雷動了曹禹的這個片段确實非常精彩，它把一個中國男人在傳統的孝道面前和在媳婦面前的這种尷尬的境地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所以每一次演出都非常受歡迎。 接下來該唱歌了，會有什么結果？不知道。 劉曉慶雖然是電影演員，但歌也唱得不錯，而且還參加過春節晚會，所以大家都知道… 劉曉慶先唱，從反射音箱傳來的聲音很好，低低的，啞啞的，正像她平時說話的感覺，那，我的會是什么樣呢？不知道。咳，還是硬著頭皮來吧！ 過了間奏，我就按照自己預先設計好的處理，把《外婆的澎湖灣》的重音變換了位置，以一种美國鄉村搖滾的方式唱了出來，當時，在中國，這樣的形式還是很新鮮的，所以我一張嘴，下面就掌聲四起。 也可能是我一身隨隨便便的裝束，使我從眾多衣著華麗而又刻板的演員之中跳了出來，再加上，我輕松自然的台風，使觀眾們一下子有了一個新鮮而又親切的印象，所以特別受歡迎。 其實，這并不是我的發明，在上海，我看過几場歐洲的演唱會，演員都是著裝很隨便的，注重和觀眾的自然交流。 我雖然是東施效擎，但也頗為討好，只要我一張嘴，台下就是一片掌聲，觀眾們部傻了，劉曉慶也傻了，台后正准備。上場的蘇小明也傻了。 由于大家的鼓勵，我更加輕松了，下面反而唱得更加自如，還即興加進了很多和觀眾的交流，這种交流現在已經是屢見不鮮了，而在當時，我卻是獨樹一幟。記得，一年之后，香港的張明敏在春節聯歡晚會上表演的時候，大家對他的演唱風格贊不絕口。后來內地的歌星才紛紛效仿。可是，早在一年以前，我在石家庄的時候就用過這种表演方式，而且也很受歡迎呢！ 雖然劇場的效果很好，而且連續演出几場反映也不錯，但這在當時好像也受到了一人的反對，有人還寫信給報社，說我台風不正。 對于我的成功，劉曉慶比我還感到高興，有時甚至出神儿了，忘了接下面的歌詞，我靈机一動，連忙替她補上，接得天衣無縫，台下的觀眾還以為我們就是這樣安排的呢！ 那几天。唱得真開心。 當站在舞台上的時候，強烈的燈光照著你，雖然可以看見觀眾密密麻麻地坐在下面，但是根本看不清他們的表情，所以你只是跟你假想的那個朋友在交流著。 在我心里，這种交流不是居高臨下的，而是平等的、融洽的。我知道，雖然我看不清觀眾的表情，但是他們卻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一舉一動、我的每一絲真誠的笑容，因此，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全力以赴呢？ 回家的時候，蘇小明一再堅持把我的那雙皮鞋放到過道里去，說太臭了。也可能我的鞋真的太臭了，也可能她借机發泄心中的怨气呢？誰知道。不過，后來我們還是成了好朋友。 回到北京，我和劉曉慶之間的危机也解除了，也許是我在石家庄的表現使劉曉慶對我刮目相看，也可能是我還沉浸在揚揚自得的气氛里，不能自拔，總之，我們又高高興興地回到了北新橋。 接下來，就是去存錢。中國人的傳統就是省吃儉用，有點錢就想存起來，我們也不能例外。我去存錢的時候，劉曉慶拿出一些錢給我，我把錢加到一起，通通存進了銀行。我們是准備在一起生活的，怎么可以把錢分開呢？由于劉曉慶在北影，怕存在北新橋不大方便，我還特意跑了一趟北太平庄，把錢以劉曉慶的名字存了起來。 當時也就千把塊錢，可是對于我們已經是很大的數字了，几乎比我們一年的工資還要多。也可能是我的錢存得太多了，后來，我再去存錢的時候，發現銀行的工作人員總要對這個以劉曉慶的名字存錢的男人多看几眼。 有一次，劉曉慶告訴我，銀行去北影厂調查她為什么會存這么多錢。 我也曾問過，“万一丟了怎么辦？”因為劉曉慶父母的戶口并不在北京。可是，劉曉慶一再堅持這樣做，我當時也沒在意，后來每次存錢的時候，都寫上她的父親或母親的名字，而且為了保險起見，我還特意跑到了新街口外儲蓄所把這些錢都存了起來。 從那次開始，一直到我們結婚，真是存了一大筆錢哪。而且全部是以一种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一點一點積攢起來的，雖然我們不敢自稱是當時中國最有錢的人，但至少可以說，我們是電影界最有錢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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