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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一位詩名甚大的名士先生客居揚州，成為各大鹽商競相延致的座上客。一次，一位鹽商在揚州名胜平山堂大宴賓，這位名士先生被奉在主賓席。席間有人提出一句古人有關“飛紅”的詩句來以助酒興。依次輪到這位鹽商時，苦思了好一陣未想出一句。眾客要他罰酒，他忽然說我有了，隨口念出一句“柳絮飛來片片紅”。眾人听了大笑，齊說是他胡謅的，白雪似的柳絮，能“片片紅”嗎？要他交出出處來。正在尷尬間，名士先生起身說道：“這是元人詠平山堂的詩，他引用得很正确。”眾人不信，要這位名士先生念出全篇，這位先生從容誦道： 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 夕陽返照桃花塢，柳絮飛來片片紅。 眾人听了，一致對這位先生的博學表示歎服。而事實上，是這位先生自己隨時作成為鹽商解圍的。受窘的鹽商當然很高興，過了一天，送了不少銀兩給這位先生作酬謝。 上面這則故事，出自清人陸長春的《香飲樓賓談》，文中交待得很清楚，這位先生不是別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 金農，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三月二十二日生于“以湖山胜”的浙江仁和（今杭州市）。金農出生的時代，清王朝已建立了40多年。滿族統治者在鎮壓農民起義、鎮壓群眾性反抗斗爭的過程中，對社會經濟的破坏是嚴重的。但清王朝的建立，卻加強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關系的發展。政治上的統一，有利于經濟的恢复。清朝前期采取的減免田賦、開墾荒田、攤丁入畝以及治理河道以利灌溉和漕運等措施，對經濟的振興起了積极的推動作用。康熙時期，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提高。金農的出生地杭州，唐宋以來即以山色湖光名滿天下。南宋以杭州為臨安——臨時都城，出現了畸形的繁榮，所謂“薰風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有“銷金鍋子”之稱。清初杭州雖遭到一定的破坏，但這時已逐漸恢复了過去的繁華，康熙、乾隆雖尚未“翠華”几幸，卻与“銷金鍋子”的情況相差無几了。 金農的家世，現在所知還不多。從零星材料看，他家原是個書香門第的大家族（金農排行第二十六）。他出生時的這個小家庭也算富裕。据他在《冬心先生集·自序》中說： 有田几棱，屋數區，在錢塘江上。中為書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無窮，若沃洲、天姥、云門、洛思諸峰岭，群欲褰裳涉波暱就予者。 這樣的居住環境，這樣的生活情趣，不是貧困之家所能享用的了。 金農只在兩處地方提到過他的父親，一是在《畫佛題記》中，談起13、14歲的時候，曾經跟隨他的父親在長明寺見過五代畫家僧人貫休畫的十八羅漢圖軸。一是在《冬心先生集》卷一、30歲時作的一組（六首）詩的詩題中，有“曲江之上，先人敝廬在焉”的話，說明在金農30歲以前，父親就去世了。“廬”而曰“敝”，家道中落了。金農有個哥哥，出家做了和尚（聿禪師），約死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左右。 有個妹妹，后嫁給杭州何氏。 金農少年時代是在閒适的讀書生活中度過的。他在上引《自序》中繼續寫道：“于是目厭煙霏，耳飽瀾浪，意若有得，時取古人經籍文辭，研披不閒昕夕，會心而吟，紙墨遂多。”眼前是空濛山色，耳畔是錢江濤聲，在与大自然的默契中，讀經史，吟詩詞，揮筆為文無虛日。聰明早慧加上刻苦勤奮，金農的學業大進。 金農英才早發，年少即負詩名，深為浙中諸前輩欣賞。据他自己說，同里項霜田曾稱贊他的詩：“子詩度超時彥，舉体便佳。”吳慶伯在詩僧亦諳處見到他的《林逋墓上作》，對亦諳說：“吾新營生壙，宜乞此子寒瘦詩”。此時金農17歲。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20歲的金農渡羅剎江到蕭山拜訪91歲的毛西河，呈上他至會稽、探禹穴、觀窆石所作的九言詩。毛西河激賞不已，夸示賓客說：“吾年逾耄耋，忽睹此郎君紫毫一管，能不顛狂耶！” 吳慶伯（1632年—1708年）名農祥，讀書一覽成誦，家富藏書，曾登樓去梯，盡讀所藏書籍。博學工詩古文，曾与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客于大學士馮溥家，號“佳山堂六子”，他為諸人之最。毛西河（1623年—1716年）名奇齡，字大可、齊于，學識淵博，淹貫群書，不僅在經學方面，而且在語音、音樂、歷史、地理及哲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寫有專門著作，對各种文學体裁也熟諳精通。同時他還是書法家和畫家，善于吹簫。毛的桃李滿門，著名學者李塨就是他的學生。得到這些一代文宗的高度稱賞，使得年輕的金農自負而又自豪。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1歲的金農負笈吳門（今蘇州），拜何焯為師，研讀經史。自視頗高的金農，選擇何焯為老師，是非同尋常的。何焯（1661年—1722年）字潤千、屺瞻、茶仙，號義門，江蘇長洲（今蘇州）人，系著名的學者、藏書家、書法家。他雖以擅長八股出名，卻連舉人都沒有中過。由于他的學問文章，在京師成為爭相延攬的教書先生，曾受聘于徐乾學、翁叔元等達官貴人之門。他与李光地友善，李上書康熙推荐何焯，被召入值南書房，并特賜舉人功名，使其能參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春闈會試。會試落第，特准殿試，中二甲三名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并被命為皇八子胤祀之師，兼武英殿纂修。三年之后散館御試時又落第，但仍准其留館學習。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皇四子胤禛（后來的雍正皇帝）命他校勘明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不久，何焯父死，他將身邊的幼女交由胤祀的福晉照看，便奔喪回里了。金農拜何焯為師，正是在何焯居喪在家期間。 何氏長于考訂，又多蓄宋元舊刻，參稽互證，所評校之書，名重一時。有《義門讀書記》傳世。何氏的學問當然是金農所敬服的，何氏從未登第而能供職朝廷，這也使金農動心。然而是不是還有另一層用意：何焯被命為皇八子胤祀之師，實是胤祀的心腹，他身材短小，麻面長須，有“袖珍曹操”之稱，是一位身份地位很特殊的人物，金農從他受業，除了學問上的事，也為將來留一地步吧。 何焯對金農的印象是不錯的，曾把他的五七言詩比作唐代的孟浩然、顧況一流。金農在何宅讀了許多藏書和金石碑版，又觀賞了不少名人書畫，腹笥更充實了，這對他的一生都有深刻的影響。 在吳門讀書期間，金農曾去拜訪過當時与王士禛齊名的詩人朱彝尊。一見面朱就對金說：“子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乎？吾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對這位老詩人、東南詩壇盟主的青睞，金農當然是得意而高興的。 這樣的日子并不長。可能是因為父死而家境驟貧，不得不輟學回鄉謀生了。金農進取的愿望沒有能實現。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愿望也不可能實現。有人借何焯將幼女托給胤祀的事，說何与皇子合謀爭奪儲位，康熙因此將何焯下獄，几乎鬧出大亂子來。雖不久即釋，仍命在武英殿供職，但一切官銜都削去了。 金農在青少年時代，結識了几位摯友，他們是丁敬、厲鶚和鮑□。丁敬（1695年—1765年）字敬身，號純丁，著名的篆刻家，浙派的開山祖，西泠四家之首。他和金農是鄰里，過從最早。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冬日，少年丁敬偶過金農畫館，相与考證金石，竟日不倦。臨行，金農又出示王石谷的《秋山行旅圖》共賞，“時漏下已三鼓矣”。丁敬家貧靠釀酒賣酒為生，“身廁傭販未嘗自棄”，對金石文字搜求考辨不遺余力。他兀傲自負，從不媚俗。据說有某大官頗愛他的篆刻，察顏觀色之徒為巴結大官，到他那里示意，話才出口，便被罵得逃跑不迭。后來的大鹽商江春，愛慕丁敬的詩，到杭州贄禮求見，丁堅謝不予通話，江也畏丁的鋒芒，竟瑟縮不敢進。雍、乾之間，杭人金農、厲鶚、奚岡等皆以弧峭奧博著稱，丁敬在他們中尤為高絕。 厲鶚（1692年—1752年）字太鴻，號樊榭，杰出的文學家，尤以詩才著稱。出身寒微，幼年喪父，靠兄長販煙葉為生。曾教過后來也以詩名的杭州汪沆、汪浦兄弟五年。“畢生以覓句自得”，常常漫步街巷，仰天搖首，吟詠不輟，時人呼為“詩魔”。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春厲鶚初訪金農，共賞金農所藏《唐景龍觀鐘銘》拓本，次年秋厲鶚复至江上訪金農，出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和米芾《顏魯公祠堂碑》拓本，又觀金農書法，并有詩贊之。厲鶚的詩詞与金農的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髯金瘦厲”。 鮑□（1690年—1748年）字冠亭，號辛圃，山西應縣人，20歲就做了浙江長興縣知縣。工詩文，愛才好士，金農第一本詩集——“怀人絕句三十首”的《景申集》，就是由厲鶚作序、鮑□出資鋟版而成的。 這四個人性味相投，切磋抵礪，患難与共，建立起生死不渝的情誼。 從他們的交游中可以看出，金農富收藏，精鑒賞，在書畫創作特別是書法創作上已有一定的根基。不過這時還沒有形成他獨具一格的“漆書”，而是致力于楷書、行草、尤其是分書（隸書）的研習。 這時期和金農往來較密的還有學者杭世駿、詩人和書法家周京、書畫家陳撰、詩人和工于楷書的陳章和汪沆等人，都是一時俊彥。前面說過，汪沆是厲鶚的學生，有詩名，他有一首寫揚州的詩：“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紅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應喚作瘦西湖。”他拿揚州与杭州相比，兩者都是有名的消費城市。揚州西郊的風景名胜保障河曲折悠長，不如杭州的西湖闊大，但性質是一樣的，可以稱作“瘦西湖”了。保障河后來成為名聞遠近的“瘦西湖”，此詩是最早的文字出處，值得一提。 金農30歲那年（1716年），生了一場大病，是惡性瘧疾，“寒熱互戰，膚悴而削”。當時生活又十分窘困，“一月閉門恒自饑”，且不說治療，吃飯也成了問題。在貧病交迫中，他發出了“中歲以往万事輸”、“早衰吾欲稱老夫”的感慨。病中，金農“寒宵怀人，不寐申旦，遂取崔國輔‘寂寞抱冬心’之語以自號”，曰“冬心先生”，并寫下了《怀人絕句三十首》。 金農病愈以后，為了調養身心，排愁解悶和擴大交游，同時也為了寄食謀主，遂頻繁往來于廣陵（揚州）、真州（儀征）、長興等地之間。 35歲那年，金農第一次來到揚州。 揚州曾經是反抗滿清民族壓迫的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史可法死守揚州，在歷史上留下壯麗的一頁。清軍的十日屠城，殺戮數十万，几乎使揚州成為一座空城。事情過去了70多年，揚州和其他地區一樣，已逐步得到恢复和發展。加之揚州富漁鹽之利，居南北要沖，是中部各省食鹽供應的基地和清王朝南漕北運的咽喉，隨著商業經濟特別是鹽業的發展，揚州成了全國著名的商業城市。當時的揚州，鹽商匯聚，人文薈萃，商業、手工業興盛。与金農同時的著名戲劇家孔尚任有這樣的詩句：“東南繁華揚州起，水陸物力盛羅綺”，道出了情況的一斑。金農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座揚州城。 金農是帶著他的《景申集》來到揚州的。為了造成影響，他拜訪了自視較高的詩人謝前羲（字遵王）。謝讀了他的《景申集》，惊叫說：“吾目光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另一位余葭白，特設宴与金農相會，評他的詩說：“天下撐腸柱腹，卷軸胜于君者不少，如君無一賤語，豈可哉！”這些一時名家的贊譽，無疑為金農在揚州起了推荐和揄揚作用。 金農在揚州，初次結識了聲名頗著的“揚州二馬”——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 馬曰琯（1688年—1755年）字秋玉，號鎔谷，有《沙河逸老小稿》；馬曰璐（1697年—1766年）字佩兮，號半槎，有《南齋集》。祖籍安徽祁門，由祖父起在揚州經營鹽業，故把揚州視作故鄉。他們在揚州鹽商中不算最富有的，但他們在海內的聲譽卻遠遠超過其他鹽商，這是別有原因的。 兩淮一帶，“煮鹽之場較多，食鹽之口較重，銷鹽之界較廣，故曰利最夥也”。揚州鹽商的富有是惊人的。“富者以千万計”，“百万以下者皆謂之小商”。他們擁有雄厚的資財，揮霍無度。雍正皇帝曾為此發過脾气：“驕奢淫逸，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尤甚”。揚州成為一座典型的消費城市，是与他們密切相關的。 然而鹽商又是商与士的混合体，在士中是商，在商中又是士。這樣的兩重性，使得一部分鹽商在供自己盡情享用的同時，也肯拿出資財來發展文化事業。揚州鹽商風雅好客、接納名士也是出名的，其中馬士兄弟尤為眾望所歸。 馬氏兄弟是詩人，又是藏書家，搜求不遺余力。馬家住揚州東關街，建有街南書屋，因書屋園內有一不加雕琢而具備誘、絕、瘦三字之奇的太湖石，取名為小玲瓏山館，故人們多以小玲瓏山館稱之。除此還有看山樓、紅藥階、覓句廊、石屋、透風漏月兩明軒、藤花庵、澆藥井、梅寮、七峰草亭、叢書樓諸胜。馬氏藏書之丰，為東南第一。后來乾隆開設四庫館，征集天下圖書，馬家呈送的就有700余部，因此獲得朝廷賞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的嘉獎。除典籍外，馬氏所藏書法、繪畫、金石拓片的精品亦甚多。馬氏兄弟勤于學、富收藏、親賢樂善唯恐不及，“聞有道士過邗溝者，以不踏其戶限為闕事”１，故“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杯酒之款，殆無虛日”。２他們家成了文人觴詠和治學的中心。如著名學者全祖望在這里完成了《困學紀聞三箋》，厲鶚在這里完成了《宋詩記事》，都是有名的例子。揚州八怪中的一些人，如高翔、汪士慎——是小玲瓏山館的寄住者和常客。金農与高翔、汪士慎相識，并結下深厚的翰墨之緣，即在此時。其時金農的好友陳撰、厲鶚又恰在揚州。金農盤桓于馬氏之門，時与朋友相聚，論詩談藝，觀摩書畫法帖，情緒是比較愉快的。 金農這次在揚州，對揚州的風光之美，人文之盛，圖籍之多，印象是深刻的。第一次來揚州他就愛上了揚州，為今后的常來揚州和定居揚州立下了根基。 這年歲末，金農回到杭州。也許是出于念念不忘，他為高翔所贈的山水畫軸作了題記。 在過去的歲月中，金農擅詩名、富收藏、結良朋，精神生活是充實的，但物質生活的匱乏依然如故。傲岸的性格和特殊的學習經歷，使他不愿也不利于走科舉之路，乞求于人或寄人篱下亦為他所不能。他不是最初就想以賣書鬻畫終其身的——“豈肯同蔥同蒜去賣街頭”。他力圖進取。然而他要走另一條路，一條尋找知遇之路。于是他開始了浪跡遠游。他的遠游雖不如李白抱“四方之志，仗劍去國”那樣豪放，但在訪名山，歷大川，開拓視野，鎔鑄心胸的同時，有“遍干諸侯，歷抵卿相”之意卻是明顯的。他以前那樣重視名家對他詩作的品評，也說明了這一點。 第一次出游在雍正元年（1723年）的夏季。這次他到了山東，在外的時間不長，秋天就回來了。重要的事件是他途經臨淄時見到了趙執信。 趙執信（1662年—1744年）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著名的詩人和詩論家。趙是王士禛（漁洋）的甥婿，彼此的關系并不好，詩學觀點尤為相左。王提倡“神韻說”，追求詩歌內容与形式的一种較為深遠的風神境界，有如南宗畫的“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趙則主張“詩中須有人在”，而輕清逸、重質實，對王的詩論和詩作頗多挑剔。趙的兩本詩話《讀龍錄》和《聲調譜》都是針對王的。這次趙讀了金農的詩，撫掌道：“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成孤調。吾老眼慵開，今日為子增雙明也。”“鄰家雞聲”影射王士禛，意思是說金農的詩能在神韻說風靡一時的情況下，不為所動，自樹格調。這個評价金農是同意的。后來金農在《冬心先生集·自序》也表示過這個意見，應該說金農和趙執信是同調。事實也确是如此，金農的詩歌創作能不為神韻說所染，以李商隱，陸龜蒙為借鑒，自出机杼，直抒胸臆，又能表示出對當時政治現實的不滿，在盛世中看出危机，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趙執信的話里，含有對王士禛的抱個人意气的攻擊，這就超出了評詩的范圍。而且“神韻說”的出現，有它社會歷史的原因，也有詩歌美學上的追求，神韻派中也确有好詩，不可一概抹煞。因此當乾隆十八年（1753年）金農在《續集》自序中提及此事，請丁敬手書開雕時，丁敬說過這樣的話：趙執信借評你的詩攻擊王士禛，其實是王士禛沒有見過你，如果王讀過你的詩，也許對你的推崇比他們還高哩！你何必順著趙執信的半陰不陽的話說呢？丁敬的眼光不在金農下，這樣說不是無故的。金農听了，半天沒有言語，然后說：“予袖中一瓣香，從未為過去賢劫諸佛拈卻，子言良是，行當為蚕尾老人作最后之供，以忏此罪過。”蚕尾老人即王士禛（王有著作《蚕尾文》）。這說明經過深思，金農認識到趙執信立論上的偏頗，對王士禛的看法有了改變。 金農于本年秋季回到杭州。時值厲鶚等著的《南宋雜事詩》成，金農寫了序言。次年，他來到揚州，住在揚州天宁寺內。 天宁寺在揚州天宁門外（今為揚州博物館），為著名古剎。据《寶佑志》載，寺始建于武則天證圣元年，名證圣寺，宋政和間始賜名天宁寺。天宁寺是佛寺，也接納文人寄居，一般來往于揚州的清貧的書畫家，常常暫寓于此，八怪中就有好几位在這里住過。金農住到九月十五，移居至淨業精舍。淨業精舍今天已無考，從金農的描述看，這是一處風葉滿庭，人跡鮮至的僻靜所在。這是他再作遠游的前夕。夜晚他錄近作十數首，于跋中寫道：“詰朝布束裝行矣，從此帽影鞭絲，塵土扑面，要如今日之閒未易得也，志以歲月，不無撫然。”和上次相比，這次是真正的遠行了，其時為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十五以后，這年金農38歲。 這次還是取道山東，一路游覽，于年底到達京城。在京城待了大半年時間，拜訪了不少人物。其中之一是阿云舉學士。阿名阿金，字云舉，滿洲鑲白旗人，姓郭絡羅氏，康熙時進士，官檢討。金農在阿處看過一幅都丰廉的《地獄變相圖》，評价是：“极得肖公伯（明代肖像畫家）《懲惡圖》筆意、足為畫鬼者開一生面，不作刀林沸鍋之狀，可愛也。”由此可見，金農的四出拜訪不同于一般的請托干謁，仍是以金石書畫鑒賞家的身份出入其門，保持了他的獨立人格和不卑不亢的態度。 金農在京城日子過得并不輕松，最后連离京的路費也難以籌措了，只好忍痛將一方由好友高翔用隸書書寫、汪士禛鐫刻的寫經硯換米，方能离京南下。 他經由河北，穿過當河北、山西要沖的娘子關（在山西省平定縣東部），進入山西境內，過太原、臨汾，是年冬抵達晉東南澤州（山西晉城）。在澤州，認識了罷居在家，居午山亭村的陳壯履。 陳壯履是康熙朝重臣陳廷敬（1640年—1712年）的儿子，廷敬字子端，號悅岩，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四十二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康熙五十一年卒，謚文貞。生平好學，少時与宋琬、王士禛切磋文章、唱和詩歌，俱有深造。午山亭村即陳廷敬在故鄉澤州的庄園。陳壯履16歲即中進士，但十年后便被罷歸了，那時他父親正供職內閣時。為什么被罷歸，現在還不清楚。這次陳一見金農，便十分傾倒。感歎說：“吾不幸十六中進士，翱翔禁庭十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燈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免園挾冊，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綆汲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這番話，金農听了頗有知遇之感；對陳的放歸，不論出于什么原因，聯系到自己的身事，也不乏同情之心。金農《陳學士（壯履）晚食戲成三首》其三云： 雪虐風饕飲凍醅，圍爐偏向夜深來。 可知印綬尋常物，只博丁郎啖百枚。 詩中有對陳的安慰，有金農自己無可奈何的“曠達”，他們算是一見如故了。 上述的談話，引起過一段公案，陳壯履攻擊了查慎行：“君鄉查翰林兔園挾冊，吾最薄之。”查慎行（1651年—1728年），號初白，浙江海宁人。其詩多寫行旅之情，也有反映民間疾苦之作，趙翼甚至認為：“初白詩功力之深，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他善用白描手法，与金農、厲鶚等苦硬清峭的詩風不同，加上門戶之見，故据翁方綱查證，他們彼此的集中無一相互唱酬之作。就這點來說，金農是首肯陳的看法的。在陳的一方，則另有情況。查慎行的集中有題王石谷午亭山村圖之作，也有与壯履之父的唱和詩，但無一字提及陳壯履。壯履的學問文章如何，不得而知，至少是沒有得到查慎行的承認。官場失意加上怀才不遇，不免遷怒于人，出語失去分寸了。后人翁方綱評論說：“壽門短章精妙，不得以初白限之，至長篇巨制，焉能企及初白？”這個說法是比較公正的。這件事和上面提及的關于王士禛的事，對了解金農的詩和清代詩壇的是非，不無幫助。 金農在澤州，除往來于陳壯履之門，曾登王屋，攀中條，行樂于樊口西郊，醉飲于伎家席上，心情是怡然而悠閒的。但他最慕戀的，還是午亭山村已故陳閣老的“清德余音”和陳壯履的師禮相待。次年，他徑直住進了午亭山村，一住就是三年。 三年中，金農飽讀了陳家的藏書，鑒賞了大量書畫，作為款待的報答，以更多的時間整理抄校了陳家的舊籍文本。游山玩水，詩酒唱和，當然也是少不了的生活內容。 然而金農終于厭倦了。無論陳家禮敬不衰也好，或日久漸疏成為陪主人風雅的清客也好——金确實說過，“游其門与嗣君學士（指陳壯履）為筆札之徒。”這种雖不必俯首听命卻是寄人篱下的狀態，即使不失其超然，也是他不能長耐的。他怀念南方的舊友，他要振作起來重新追求，雍正六年（1728年）春，即金農在陳家第三年的春天，他离開午亭山村作邯鄲之游。在道經太行山時，他作過一則《馬箠銘》：“滑溪之藤，可策而去，茖云茖云，毋落人后。”這是銘馬箠，也是自勵吧！秋天他又回到澤州，這次主要是再登王屋、中條，再沒有提起午亭山村的事。 此后金農時歸江南，但主要是遠游。他的游蹤，在這之前是“渡揚子、過淮陰、歷齊、魯、燕、趙，而觀帝京，自帝京趨嵩洛。”以后則是“之晉、之秦、之粵、之閩，達彭蠡、道鄂渚，汎衡湘漓江間”。足跡遍及遼闊的地域。所到之處，他吊古跡，探名胜，察世情，訪金石，結師友，大大助長了他的詩情，為今后的書畫創作積累了丰富的生活經驗。每到一處，金農也留他自己的手跡。例如雍正八年（1730年）秋九月曾于曲阜之秋廬作《王秀》隸書冊。据胡惕庵跋云：“正是壯年所作。筆墨矜嚴，幽深靜穆，非尋常眼光所能到。”王瓘跋云：“此冊用筆結字純師《華山碑》，……至匠心獨運，精微入妙處，實不愧中郎入室弟子。”１以此冊与同年十一月在揚州為汪師虞《秋柳圖》所作題記相較，金農此時仍以隸書胜，師《西岳華山碑》又能自出己意，有相當高的水平。 金農出游并非總是孤身一人，常常帶有仆從同行。這些人各有所長，如朱龍善琢硯，張喜子善界烏絲闌，鄭小邑儿工鈔書，庄閏郎操縵能理琴曲，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加上他自己擅書畫，大家一起既有照應，又能憑一技之長取得旅游資助，解決了不少問題。 漫游期間金農几次回到揚州暫歇，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雍正九年（1731年）秋，在揚州應馬曰琯、曰璐兄弟之招，同王歧、余元甲、汪塤、厲鶚、閔華、汪沆、陳皋等集于小玲瓏山館，金有詩云： 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 万翠竹深非俗籟，一圭山遠見孤棱。 酒闌遽作將歸雁，月好爭如無盡燈。 尚与梅花有良藥，香黏瑤席嚼春冰。 這一年鄭板橋客居揚州，兩人始与訂交。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農自序《冬心先生集》四卷于十月開雕于廣陵般若庵。前有高翔所繪金農47歲小像。集中收有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本年的詩作。另有《冬心齋硯銘》一卷，也于是時在同處開雕。版字為“吳郡鄧弘文仿宋本字畫錄寫”，甚精美。金農還手自抄錄一份，付遠嫁天津的女儿收藏。有詩云：“卷帙編完白發疏，中郎有女好收儲。”現在尚不知道金農結婚于何年。假設此女是年在16至18歲之間，那么金農的結婚當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左右。雍正十三年（1735年），金農欲游楚（湖北），但手頭很拮据，只好在揚州向友人借一“畫品不必過高，明代有名人便妙，亦不須重值者，可值五六金便足滿矣”的畫幅出售作旅資。游罷湖北一帶回到揚州不久，清廷頒布了舉辦第二次“博學鴻詞科”的詔令。“博學鴻詞”是唐代就有的一种科舉名目，宋代因之。清代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那時國家形勢逐漸緩和，舉辦“博學鴻詞”可以進一步籠絡知識分子，鞏固清朝政權。這次是第二次。金農的詩友、浙江歸安縣令裘魯青出于一片好心，向節鉞大夫（學使）帥念祖力荐金農的才識，由帥推舉金應“博學鴻詞”。金農得到這一消息，心情是矛盾的。如果應試，就不能再遂林壑之志，若不應試，就失去了一次難得的進取的机會。他曾上書帥念祖，表明其“進退兩難”而辭謝。卻好這次“博學鴻詞”考試因應舉的人寥寥和雍正去世而中輟。次年為乾隆元年（1736年），又續提此事。裘魯青再荐金農于帥念祖。金辭不獲准，又見友人厲鶚、杭世駿都應征進京，他也于八月赴京應試了。 在京師，金農下榻于前門外櫻桃斜街一處客店。各省應舉的人來得不齊，先到的人只有客店里等，靠清廷發給的一點伙食費勉強維持著。拖了好一陣才開考，待到揭曉，金農和他的友人厲鶚都落榜了，金農不胜唏噓，是別人搞的鬧劇呢，還是自己做的一場夢？自己是50歲的人了，跑來赶這种虛熱鬧，不是自討沒趣？他夢醒了，“世無伯樂”，“功名”不是為他們這种人准備的，他也決不再圖什么“功名”。他要真正遂他的林壑之志，“以布衣雄世”——“掉頭獨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從此決定了他以文字書畫為業的道路。 他在京師這段時間，也不是全無樂趣。他結識了刑部尚書張照，翰林院編修徐直亮、張華南等。這些人是達貴，但不自傲傲人。金農和他們一見如故，談學論藝，甚為相得。徐直亮評价金農詩說：“壽門詩如香洲之芷，青邱之蒿，日飫大官羊者，罕知其味。”這對金農其詩、其人及其所處之境，堪稱一語中的。 張照（1691年—1745年）是位著名書法家，行草書出入董其昌、米芾，“書名最烜赫”。他很看重金農，曾屏車騎親訪金農于櫻桃斜街，對金說：“昨日潭柘寺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痴龍，造語險怪。蒼髯叟，近雖摧伐，更想詩人不易逢也。”特別談到金農的字：“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紛紛，极類建宁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乎？吾當言之曲阜上公請君，請君不吝泓穎之勞乎。”這是對金農詩和字的稱贊，也是對金的慰勉和推荐。患難中听到此類的話，金農當然有知遇之感。 京師不可以久留，十月他直往山東曲阜了。再謁孔廟，看到那些舊時熟識的古柏，感慨万千。他有《乾隆庚午八月予游京師，十月驅車出國門，至曲阜縣展謁孔廟，廟中古柏皆舊時熟識者，裴徊久之，作長歌一篇》，開頭寫他進京的不堪回首的遭遇，中間想起張照勸他寫經刻石的話語，最后以古柏自況：“左圍右列如墉城，弗為火奪惟汝貞”。長歌作嘯，一抒胸中不平之气，布衣一襲，他又回到了揚州。 自此以后，他雖遠游過，如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到過福建漢陽，又曾泊舟南昌西江滕王閣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過安徽休宁，但大部分時間來往于杭州、揚州之間。約略算來，金農64歲前以杭州為主，64歲后則基本上定居揚州。 這期間最重要的，是金農的書風的大改變和在繪畫上的新突破。 金農一直是以隸書見長的。張照勸慰他的時候說：“君善八分，……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乎？”也是指的隸書。金農隸書得力于《西岳華山碑》，圓筆為主，朴厚飄逸，間出己意，別有風致。后來卻漸漸出現了方中見圓，橫粗豎細，變隸書結体扁平為縱長的傾向，這一傾向有別于他原來隸書的平穩流暢的風格，明顯地受到《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的影響。《國山碑》即《禪國山碑》，是三國東吳孫皓天璽元年（276年）封禪國山時刻于宜興的一塊碑石。此碑形狀怪异，是個圓錐形巨石，類似米囤，故當地人稱作“囤碑”。《天發神讖碑》即《吳天璽紀功碑》或《吳孫皓紀功碑》，是孫皓借傳聞天降符瑞之名，立碑“褒贊靈德，以答休祥”而刻于南京的。兩碑書体奇特，似篆非篆，似隸非隸，被人目為“牛鬼蛇神”。傳說《國出碑》為蘇建書，《天發神讖碑》為皇象書，都沒有根据。施蟄存先生認為“大約是道士們為了諂諛皇帝，偽托天書，故意寫成這种字形。到了后世，卻在書法上占了一席，尤其是《天發神讖碑》那种上方下尖的怪字，竟成為漢字的一种美術体”。２這是頗有見地的。事實也确實是，它們于誕怪中寓法度，于率意中見匠心，成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這种“銛厲奇崛”、“生澀險勁”的書法，對報罷歸來、絕意仕進的金農來說，既可借以澆胸中塊壘，又是矯園熟之弊，縱情揮洒性靈的啟迪。在揣摩深研的基礎上，入而能化，為我所用，以截豪禿筆作橫畫粗短、豎畫細勁、雄奇恣肆、斬釘截鐵之方筆字，一改尋常面貌，金農自稱為“漆書”。于遲澀中見暢達、于欹側中見和諧的“漆書”是金農別開生面的創造，是個性所在，是對傳統帖學書法的挑戰。對這种書法的成就得失尚可討論，但其一新耳目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當代學者張舜徽先生說：“若金冬心之分隸，鄭板橋之行草，自創新体，別成一格，又非臨池者所能效，亦不必效也。”３這個說法是公允的。一般人都認為：金農的書法成就超過了他的繪畫。 說起繪畫，習慣說法是金農50歲后才開始學畫。金農工書法，精鑒賞，廣識見，有深厚的筆力和領會功夫，一出手就不凡，這是可能的。然而聰明离不開勤奮和實踐。從有關資料看，從能畫到敢于公開賣畫，還是經歷了一段過程的。厲鶚《樊榭山房集》卷一有一首詩的題目是：“督牛犁我田，歐陽圭齋句也。壽門為圖，因題其后。”此詩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与金農游長興時，是別人提起的金農最早作畫的記載，畫的是“烏犍行水淺”的牛耕圖，當時金農32歲。還有他自己提到的：“畫蘭竹自題紙尾寄程五（鳴）、江二（炳炎）。”此詩載于《冬心先生集》卷一，按這本詩集的編年，當在雍正三年（1725年）金農39歲時。上述記載說明，金農30歲左右即開始作畫，不過是偶一為之罷了。在金農的心目中，詩第一，書次之，畫又次之。詩書是正道，以畫名是不得已的事，當時繪畫的成就又不足与詩書比，所以金農50歲前不多談繪事。事情經過若干年，繪畫上有了長足的進步，50歲后打破舊觀念，以鬻書賣畫為能事，畫名漸為社會所知，于是50歲后學畫的傳說便產生了。 比起“八怪”中其他的人來，金農的畫路較寬，不蹈襲他人，獨辟蹊徑、自出心裁，這和他的學問、才情、胸襟是分不開的。 金農報罷南歸，在揚州待了些時。先住小秦淮，后居北郭僧舍。北郭僧舍今不知确指為何寺，小秦淮為小東門至連接瘦西湖的北水關一帶，當時是歌樓酒肆的匯集之地。如今已重加修复，成為悅目賞心的漫步之所。 金農在揚州的活動，主要是賣書鬻畫和文酒之會。乾隆八年（1743年）春，應馬氏兄弟招宴飲于小玲瓏山館，厲鶚撫琴，板橋畫竹，杭世駿豪吟，快极一時。友朋之間的親切往來，無拘無束的笑傲揮洒，使金農深感慰藉和欣悅，他有詩記道：“修禊玲瓏館七人，主人昆季宴佳賓。豪吟堇甫髯撚手，覓句句山筆點唇。樊榭撫琴神入定，板橋畫竹目生瞋。他年此會仍如許，快殺稽留一老民。”繪色繪聲，留下了一幅群樂圖。 此時的揚州，比以往更加繁華，書畫市場亦頗活躍，但對不善治生的金農來說，單靠書畫尚不能免于貧困，不得不另謀生計，畫些紗燈托人兜售是辦法之一。這年九月全祖望來揚州，作過一篇《冬心居士寫燈記》，說道：“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為廟堂校石經，勒太學，……而況降趨時好，至于寫燈，則真窮矣！”袁枚《小倉山房尺牘》卷一也有一則答金農托賣燈而未果的信：“……白日昭昭，尚不知畫為何物，況長夜之悠悠乎！……慮有所傷，須摯而歸之，明珠反照，自怜終胜人怜。”于此可知金農畫燈和賣燈之不易。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二十二日，金農在杭州度過了60歲生日，有自壽詩四首，其一云：“快活平頭六十人，老夫見道長精神。從今造酒營生壙，先對青山醉百回。”曠達中不免悲愴。另一首詩的自注有“老妻時尚在天津女家”。過去金農長年飄泊，妻子苦守舊家，如今年老，尚寄食于天津女儿家，此時此刻，能不凄楚！前面提到，金農唯一的女儿海珊，是遠嫁天津的。 這時金農在杭州候潮門外的舊居已經沒有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徙居到南城隅妹婿家何氏書堂。他芟除雜草，買龍井山僧百竿竹植之。据說，這是他畫竹之始。更准确地說，是他更精于畫竹之始。他在《畫竹題記·序》中說：“冬心先生逾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宅東西植修篁約千万計，先生即以為師。”法自然，師造化，“畫竹目無古人，不求形似，似出乎町畦之外也”，是他畫竹的自況。 乾隆十五年（1750年），64歲的金農開始定居揚州。起先住在謝司空寺之別院。所謂謝司空寺，就是他以前住過的天宁寺。据《大清一統志·揚州府》載：“寺在東晉時為謝安別墅，義興中有梵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華嚴經》，請于謝司空琰，建興嚴寺，宋政和中改今名。”因為寺是謝安別墅改建的，故可稱為謝司空寺。志書上一直是沿襲的明代以來的說法，其實并不准确。佛馱跋陀羅（359年—429年）是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晉義熙四年到長安，義熙（志書作“興”，誤）八年隨劉裕到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道場寺在南京中華們處，一稱斗場寺；寺為司空謝石所建，后人又稱謝司空寺。佛馱跋陀羅在這里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４。明代志書開始把晉代揚州刺史府所在地的揚都（南京），誤認為后來的揚州，并訛傳出這樣的故事，揚州天宁寺便被稱為謝司空寺了。 金農住謝司空寺（天宁寺），畫竹最知名。《畫竹題記·序》中又說：“客謝司空宅，無日不為此君（指竹）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蘇軾知徐州時，常作墨竹，畫竹大師文与可寫信給蘇軾說：“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可往求之。”蘇軾彭城畫竹，成為歷史佳話。金農說：“不在彭城，而在廣陵，”是以畫竹多而且好深感得意。 金農在揚州，老妻仍在外地，身邊侍奉的是一啞妾。乾隆十六年（1751年）除夕，金農獨酌苦吟，思念起遠方的老妻，作三体詩（五言、六言、七言）抒怀，有“作客身千轉，憶家几回腸”句。現在還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老妻何時回到他的身邊，又何時去世的。金農有一告貸札，不知其年月，但肯定寫于這年之后是無疑的： 弟春來心緒种种不佳，兼接天津遠信，小女產亡，老妻決意南還，旬日之內措設四五十金，頗難應手，里中諸同好各有所助，助亦弗辭。……今以拙書瘦筆小屏十二幅，髹漆小燈一對，書論畫詩二十四首奉寄，聊博數金，作遣人舟揖之費。…… 女儿在天津因生產早亡，老妻決意南回。金農四處籌措、求賣字畫，方把她接回，但不久就去世了。時間約在金農65歲以后、68歲以前，因68歲為盧雅雨作的花卉冊12幅題跋中，似已有悼亡的意思了。老妻歿后，即將啞妾遣去，過著孤身一人的生活。 金農身孤心不孤，友朋之間的關切從未中斷過。乾隆十八年（1753年）鄭板橋在山東以請賑忤大吏罷官，金農特自繪小像寄贈，其跋云：“十年前臥疾江鄉，吾友鄭進士板橋宰濰縣，聞予捐世，服緦麻設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東萊，乃云：冬心先生雖攖二豎，至今無恙也。板橋破涕改容，千里致書慰問。予感其生死不渝，賦詩報謝之。迨板橋解組，予澓出游，嘗相見廣陵僧廬，予仿昔人自為寫真寄板橋。”如此高尚的交友之道，使他們相互支撐，傲然自立于逆境之中。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兩淮鹽運使盧雅雨首次修禊紅橋，后又招諸名流20余人，集紅橋觀賞芍藥，金農先成詩： 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 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余春。 枝頭紅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塵。 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此精神。 据說此詩一出，一座為之擱筆。 盧雅雨名見曾，山東德州人，乾隆二年（1737年）曾任兩淮鹽運使，因整頓鹽政，拒受鹽商賄賂，為鹽商所誣陷，于第二年罷職流放“坐台”。乾隆十八年（1753年）复任兩淮鹽運使，一做十年。這次活動是他复任兩年后舉行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盧又搞過一次紅橋修禊，金農、鄭板橋等也參加了，成詩得300卷之多。盧在揚州主持風雅，一時稱盛。吳敬梓客死揚州，是他出資把吳的棺材運回南京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70歲的金農移寓西方寺。西方寺今尚存，在揚州舊城駝岭巷內，与傳說中淳于棼做南柯夢的古槐道院相鄰。揚州明以后分舊城、新城。舊城是宋以來的城址，新城是明以后擴筑的。舊城多世居舊家，新城多工商業和手工業者。乾隆皇帝對此也很熟悉。他曾問大臣秦西岩道：“你是揚州人，揚州有舊城、新城，你住在那里？”秦答道：“臣住舊城”。乾隆夸了一句：“舊城多是讀書人。”５西方寺就在舊城近北門的地方。金農有詩三首，序云： 居揚州舊城西方寺中，每中飯訖繙佛經，語語筆妙。 七十老翁，妄念都絕，我亦如來最小弟子也。 悲涼的心境，只有在佛經中找慰藉。他無可奈何地歸結了晚年的情況： ……余自先室捐逝，洁身獨處，舊畜一□妾，又复遣去。今客游廣陵，寄食僧廚，積歲清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覺不薄。寫經之暇，畫佛為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禔，但愿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門前山色耳！ 山色無多，太平難享，剩下的唯有孤寂的洁身獨處而已。 晚年使他快慰的，是收了羅聘、項均等青年人為詩弟子，時時請益，追隨杖履，給他不少樂趣。當時羅聘24歲，是最得金農真傳的一位。有的說法認為，金農晚年的畫大多是羅聘代筆的。弟子為老師代筆不足為奇，項均也為金農代過筆。這只能說明弟子學老師可以亂真，並非是老師人老才退畫不好畫或竟不能作畫。 自己作書作畫，弟子代書代畫，金農晚年的生活仍是很貧苦的。有一札說： 初到于此，鹺使之往淮上鹽莢司月者，必俟其歸，方有所貽將得也。此時旅舍青黃不接之時，需用頗繁，暫向尊處借銀五金，不出十日便奉還也。…… 這樣的信札不止一封，其拮据情況可想而知了。 大概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金農又遷到新城三祝庵居住。三祝庵今已不存，唯此地名及遺址尚可追尋，在今地官第附近。比起西方寺來，三祝庵規模要小得多。有著作說是三生庵的，揚州無此庵，當是三祝庵之誤。這地方离鹽運使署、小玲瓏山館及弟子羅聘所住朱草詩林，要比西方寺近得多。 這年金農作自畫像寄丁敬，題云：“圖成遠寄鄉之舊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余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表達了對老友的深切怀念之情。題末署“金農記于廣陵僧舍之九節菖蒲憩館”，此處与三祝庵是何關系、有無關系，尚待查考。就像金農自己別號甚多一樣，對住處也會有种种別稱的。 也是在這一年，羅聘為金農作《蕉蔭午睡圖》。金跋云：“詩弟子羅聘，近工寫真，用宋人白描法，畫老夫午睡小影于蕉蔭間。因制四言，自為之贊云：先生瞌睡，睡著何妨。長安卿相，不來此鄉。綠天如幕，舉体清涼。世間同夢，唯有蒙庄。”于悠然自得中略帶調侃的意味。 金農年事雖高而創作不輟，留下了不少傳世的作品。舉凡梅竹、花卉、山水、蔬果、人物、佛像，無不造意新穎，風格卓犖， 古拙奇异。書法更達于精純的境地。他全身心都沉浸于藝術世界中了。 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76歲的金農卻做出一件出乎人意的事情：向南巡的乾隆皇帝呈詩。這時的金農，不可能再有仕途經濟之想，為什么還要呈詩？他的《擬進詩表》透露了一些消息：“謹錄所業各体詩進呈御覽，肅聆圣訓，俾在野草茅，沾恩光于万一，榮莫大焉！”金農對自己的詩作自視甚高，不愿以職業畫家名世，這一舉動很可能是想得到皇帝的首肯而确立詩人的名聲，也許還是對考博學鴻詞不中的洗刷。為了能夠“正名”而暮年呈詩，真是用心良苦了。這說明正統文人身份和職業畫家身份，在金農心中的沖突是何等激烈。這一目的並沒有能達到。應該承認，金農的詩名為書畫名所掩，至今對他的詩的研究和評价還是很不充分的。 隨著老友汪士禛、李方膺、厲鶚、全祖望、馬曰琯的相繼去世和鄭板橋、李复堂、黃慎的進入衰朽殘年，金農的心和揚州畫壇一同冷落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秋九月，金農在寂寞中与世長辭，享年77歲。据羅聘所寫《冬心先生續集·序》，金農“歿于揚州佛舍”，這佛舍是三祝庵？是西方寺？還是其他寺院？現在很難斷定。他生前住在佛舍，最后死在佛舍，就是這位老藝術家的結局。身后蕭條，不能下葬，還是老友杭世駿集資，由弟子羅聘等奉櫬，歸葬于浙江臨平黃鶴山中。 說起杭世駿，也可怜得很。他于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比起好友金農、厲鶚來，算是幸運的。但在乾隆八年因殿試言事触犯了滿漢之忌，激怒了皇帝，几乎丟掉腦袋。經別人轉圜，才赦免其罪，放歸故里。回家后無以為生，過賣舊貨過活。乾隆三十年南巡到杭州，杭世駿也參与迎駕，乾隆見了問他道：“你靠什么生活？”杭答：“臣世駿開舊貨攤。”皇帝不懂，問道：“什么叫開舊貨攤？”杭解釋道：“把買來的破銅爛鐵陳列在地上賣掉。”皇帝听了大笑，寫了“買賣破銅爛鐵”六個大字賜他。６這不是皇帝的幽默，而是對杭世駿的奚落和嘲弄。杭為金農營葬，正是賣破銅爛鐵的時候，這种古道熱腸，實在令人感動。 金農死后，他的思想藝術成就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秦祖永在《桐陰畫論》里甚至說：“金壽門農，襟怀高曠，目空古人，若展其遺墨，另有一种奇古之气……，真大家筆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樣的評价，對金農來說，已是身后事了，而對后人，卻是永遠會研究下去的課題。 -------- 注： １原件藏唐云先生處，影件見《支那墨跡大成》第五卷。 ２施蟄存：《金石叢話》。 ３張舜徽：《愛晚廬隨筆》。 ４參見《中國佛教》（二）《佛馱跋陀羅》條。 ５楊鐘羲：《雪橋詩話》三集卷六。 ６參見龔自珍：《杭大宗逸事狀》。 金農字壽門，世稱冬心先生，又號司農，浙江仁和人。好古力學，工詩文，造語超越流俗。精鑒賞，家藏古書畫甚多，触于即辨真贗；又收金石文字至千卷。癖嗜硯，藏佳石一百二十方，自號百二硯田富翁。精篆刻，所作印章古勁絕倫。性好游，足跡半天下。客維揚最久。年五十有三始學作畫，涉筆便古，脫盡畫家之習。初寫竹師石室老人，號稽留山民。繼畫梅師白玉蟾，號昔邪居士。又畫馬，自謂得曹韓法，趙王孫不足道也。又寫佛像，號心出家庵粥飯僧。其布置花木，奇柯异葉，設色尤古，非复塵世間所睹，皆獨出己意為之；有問者則曰，貝多龍窠之類也。所著有冬心詩鈔行世。無子，妻亡后僑寓揚州，不复作歸計。未儿病卒，其喪葬皆故交及門弟子經理之。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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