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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倫敦之鷲”


          擴張步伐邁得狂,無奈條約身被綁;
          兩次談判急先鋒,一意孤行蠻對抗。

  20年代中后期,隨著當時世界上帝國主義列強實力對比的變化,凡爾賽一華盛頓体系所确定的對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分割瓜分再也難以維持了。在歐洲,德國和意大利不斷提出修約要求;在亞洲,日本則充當了修約的急先鋒。1927年4月,長州軍閥田中義一上台執政,他責備前一屆內閣屈從華盛頓會議的決議,并宣布對中國實行“鐵血”政策。為了研究侵略中國的政策,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內閣召開了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除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的有關人員外,還有日本所有的殖民總督、駐中國公使館各情報站的人員。
  這次會議全面討論了把中國東北置于日本統治之下的侵華政策,其目的在于,就日本在中國大陸應遵循的方針統一思想。會議几乎一致認為,應當把“滿洲從中國分离出來,置于日本政府統治之下”。“這就要求日本的全部政策,包括國內政策、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集中一致,促其實現。”對田中內閣這樣一個殺气騰騰的侵華計划,即便是關東軍總司令武藤信義也感到擔心。他說:“如果這樣一個殺气騰騰的計划付諸實施,日本必須准備面對一次世界大戰。首先美國不會容忍,如果美國不同意,那么英國和歐洲其他列強也都不會同意。你要准備對抗美國和終將引起一場世界大戰嗎?”
  “我准備迎接這個后果。”田中回答說。
  “你确信你此后不會動搖,是嗎?”武藤問道。
  “我為對付這一最坏情況作了充分准備。”田中答道。
  會后田中根据會議通過的《東方會議宣言》和秘密決定,向天皇呈交了一份奏折,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在這份奏折中稱:“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滿蒙’權利果真歸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滿蒙’作基地,假借貿易來征服中國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滿蒙’的權利作為司令塔來攫取整個中國富源,再利用中國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并進而征服中亞細亞及歐洲。”這份包藏著其稱霸亞洲和世界野心的奏折,還將美國視為其侵略中國的主要障礙。正如田中在會議期間回答武藤質問時所說,他准備迎接因對抗美國而引起世界大戰的后果,顯示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瘋狂的侵略野心和欲望。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工具的“帝國海軍”,要實現其稱霸世界的目標,就必須在艦只建造上与英美進行競爭,并爭取修改華盛頓會議所定的主力艦5:5:3的不利于日本的限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在1930年、1934年兩次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海軍裁軍會議。
  華盛頓會議主要討論了主力艦的造艦標准,但對非主力艦并沒有加以限制。華盛頓會議之后,1927年又在日內瓦召開了各國裁減海軍軍備會議,主要討論限制非主力艦問題。然而由于各方心怀鬼胎,日內瓦會議毫無結果。為确定各巡洋艦以下輔助艦的比例,打擊競爭對手,1928年9月,英國首相麥克唐納赴美与美國總統胡佛磋商,決定于1930年1月在倫敦召開海軍裁軍會議。
  1929年7月,山本五十六在探視皇后的父親久邇宮時得知,他將作為日本代表團的隨員參加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得知這一消息后,作為“條約派”一員的山本陷入了沉思。
  海軍裁軍問題在日本是一個很复雜的政治問題。許多日本人都不贊成1922年華盛頓會議所确定的造艦比例,因為這個比例以法律的形式承認了日本在海軍上對美英的劣勢地位,是日本的恥辱,因此堅決要求修改這一比例,在輔助艦上則堅決要求對英美的优勢地位。然而,作為一名敏于思考的軍官,山本卻清楚地知道,正是這個比例把日本建造主力艦的經費省了下來,使日本在1922年以后,能進行秘密的海軍發展計划,建造了4艘最新式的航空母艦。山本認為,未來的海戰將有賴于這种軍艦,而非各國正趨之若騖地建造的大型戰列艦。此外,日本還正在建造速度和武器裝備都胜過西方國家的驅逐艦、袖珍戰列艦,潛艇部隊之大也居世界第三位,超出美國9000吨以上。
  山本在海軍航空兵建設方面的經驗,使他意識到日本應避免同經濟實力雄厚的美國在建造戰列艦方面進行耗資巨大的競爭,而應該繼續發展非正統的武器,特別是飛机,它可以保證日本必要時打一場進攻性的戰爭。但是作為一名大佐,山本還不能自由地選擇,無權制定談判的政策,他得到的命令是必須爭取對美7:10的比例。
  1929年11月,日本赴倫敦參加會議的全權代表團正式宣告成立;前首相若(木規)禮次郎、海相財部彪大將、駐英大使松平恒雄等4人為全權代表,代表團成員有顧問安保清种,首席隨員左近司政三中將,海軍隨員有山本五十六大佐(出發后晉升為少將)、丰田貞次郎大佐(后曾任內閣商工大臣、外務大臣)、中山龜三郎大佐、岩村清一大佐、山口多聞中佐,陸軍隨員有前田利為大佐。木本兵太郎中佐,內閣外省派出了齊藤博、賀屋興宣等人。
  11月30日,代表團從橫濱啟程,取道美國前往英國。山本在華盛頓住了3周,企圖利用他的活動能力,在會前同美國達成一個非正式的協定。代表團成員在白宮受到了胡佛總統的宴請,山本在虛偽地為兩國友誼干杯的同時,出色地完成了他此行的第一項任務,摸清了美國的底牌,他通過胡佛總統的海軍副官、他的老相識艾倫·市坎南上校,同華盛頓的上層人物打交道。山本憑他的魅力、“誠懇”和几小時的橋牌,就從那些美國人那里獲知,日本將獲得一個接近它所要求的比例。怀著這樣一种滿意的心情,日本代表團乘船渡過大西洋,來到了英國。
  到達倫敦后,日本代表團下榻于當地的旅館,并在日本大使館的對面租了一棟房子作為辦事處。一切就緒,英國亦援例展開了會前的摸底工作,他們派出的對日交涉委員是英國外交官中有名的日本通克萊棋,后來他擔任了駐日大使。
  “克萊棋的父親以前是英國遠東艦隊的艦長,因此他自幼就隨父親來到東方,對于日本的文化、環境自然是了如指掌。”習慣于洞察別人而又有准确判斷力的山本,再次顯示了他在代表團中的存在,一眼就看出了英國的意圖。他繼續說道:“這次英國竟然派他擔任交涉委員,分明是在表示英國反對我們所提出的保留7成軍力的要求。”山本五十六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況分析了英國的企圖,雖然話語不多,但句句打動代表團成員。作為一名海軍普通軍官,對國際事務有如此透徹的理解,使他們大感惊奇。
  1930年1月21日,倫敦海軍會議正式開幕。日本代表團提出了事先經內閣批准的三大原則:(l)日本水面輔助艦總吨數為美國的7成;(2)大型巡洋艦為美國的7成;(3)潛水艇保持現有的7.8万吨。日本的提案遭到英美的強烈反對,美國堅持非主力艦的吨位比例應按照主力艦的比例,并提出廢除潛水艇的建議。于是又出現了10年前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時的6:10与7:10之爭。這一次由于日本事先摸清了情況,因而拒不讓步,雙方爭執不下,會議几瀕于破裂。英國雖然表面上居于調停地位,但由于麥克唐納事先也已与胡佛達成協議,美英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
  這种复雜的情況使會議進行得十分困難。山本五十六在這期間寄給海軍省軍務局長堀悌吉少將的信中提到:“這次會議真如同老牛拖車,未來的結果實令人擔憂。”
  為了不使會議破裂,日美經過一系列幕后交易,于3月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這一方案在海軍艦艇總的比例上接受了日本方案,准許日本輔助艦的總吨數為美國的69.75%,但大型巡洋艦的比例仍維持6:10,潛艇的比例与美國相等。山本作為海軍隨員對此提出异議,要求征得國內同意。在山本的堅持下,日本的4名全權代表經協商后,于3月14日將上述方案向政府請示。
  日本當局接到請示電文后,海軍部門的意見分裂為二:海軍省認為采取妥協態度是迫不得已,但軍令部卻表示反對,理由是該案對日本的兩大重點即大型巡洋艦和潛水艇极力加以限制,要對美作戰,日本的潛艇絕對需要達到7.8万吨,5.27万吨是無法進行對美防御作戰的。當時的首相濱日雄幸經過仔細考慮后,同意海軍省的看法,并于4月1日复電通知了日本代表。4月2日,日本全權代表若(木規)与英美代表交換了備忘錄,4月22日簽署了《限制和裁減海軍軍備的國際條約》。根据這個條約,日本基本上達到了7:10的目的。
  然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卻并不到此為止。他們攻擊日本政府對英美實行投降外交,在國內發起了一場攻擊政府的運動,指責政府不顧軍令部的反對,是侵犯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5月20日,軍令部參謀草刈英治少佐企圖暗殺海軍大臣財部未成,為喚起國內右翼注意而剖腹自殺。6月20日,軍令部部長加藤寬治向天皇提出辭呈,一時國內鬧得紛紛攘攘。雖然最后條約簽字生效,但濱口雄幸首相本人也于當年11月14日在東京車站被殺,這預示了法西斯逆流在日本的崛起。目睹這一變局的山本五十六,回國后深受刺激,遂在家閉門謝客,重新考慮日本的出路。于是外界謠傳山本五十六將要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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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治憲法第十一條規定,日本陸、海軍的統帥權歸天皇所獨有。——作者

  好友堀悌吉明白這是謠言,遂到山本家去拜訪。彼此寒暄之后,倔軍務局長隨即言歸正傳:“因為你未向海軍報到,大家都謠傳你將引咎辭職。”
  “怎能就這樣辭職呢?回國后我一直在思索如何來彌補此次會議的缺憾。國人只知道一味地批評條約的不是,這根本無濟于事。”
  “所以又要發表你的飛机論了?”
  “在這种軍備比例下,假如有一天和強勁的美國海軍作戰應該怎么辦?假如我們不理會裁軍條約而建造主力艦,他們也同樣會造,何況美國的工業技術又超出日本一籌。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在開戰之初以空襲痛擊對方,使對方和我國的比例趨于相等。因此當務之急,日本必須做的是發展空軍。”山本非常清楚地看到,裁軍條約對海軍航空兵的發展方面沒有加以任何限制。這可以說是山本在第一次倫敦裁軍談判期間獲得的最大收獲。
  4年之后,山本五十六又一次踏上英國國土,來到了倫敦。山本此次倫敦之行是參加討論廢除“華盛頓條約”和修改“倫敦條約”的預備談判的。
  雖然距上次倫敦之行僅僅過去了4年時間,但在這4年中,日本的形勢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9年至1933年席卷全世界的經濟大危机,日本也未能幸免。在空前的經濟危机的沖擊下,經濟結构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日本,工厂倒閉,百業蕭條,由此導致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激化。日本的法西斯勢力利用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机會,大大膨脹起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組織在經濟危机的高潮中紛紛出籠。1930年夏,軍內最大的法西斯組織——櫻會宣告成立,這是一個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中佐至大尉級軍官組成的法西斯團体,其宗旨是“以改造國家為最終目的,如為此需要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辭。”与對內“改造國家”相适應,在對外政策中极力鼓吹:“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張以武力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1931年3月,櫻會策划右翼法西斯勢力發動政變失敗以后,隨著主要干部被調到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發動對外戰爭又成為日本陸軍的主要目標,并在1931年9月18日,制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3個月的時間內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
  日本少壯派法西斯在中國東北得逞之后,法西斯軍人在國內身价立時倍增,軍部法西斯的權勢日益顯赫,法西斯勢力空前膨脹,法西斯分子的罪惡活動也更加肆無忌憚。由他們發動的一連串的暗殺事件,給日本法西斯運動涂上了一層血淋淋的斑跡。1932年2月9日,以井上日召為頭頭的“血盟團”,開始實施“一人一刀”計划,暗殺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3月5日,又暗殺了三井財閥的董事長團琢磨。接著5月15日,一批法西斯青年軍官与農本主義者橘孝三郎所領導的愛鄉塾學員合謀,襲擊了首相官邸及內大臣官邸、政友會本部、三菱銀行、首都警視廳、變電站等處,妄圖制造混亂,乘机實行政變。結果首相犬養毅被暗殺,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五一五事件”。1933年7月,法西斯分子又搞了一次未遂政變陰謀。他們搞政變是為了在日本建立直接的法西斯專政,為其推行戰爭政策掃清道路。盡管日本政府逮捕了他們,但在隨后對他們的審判中,他們的這些暗殺活動,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反而得到鼓勵。狂熱的法西斯分子一致擁戴那些造反的謀殺者為英雄,使謀殺者全都被判得較輕的刑罰,無一人被處決。這种情況導致后來上演了更大規模的血腥兵變。
  在對外關系上,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植了偽滿洲國。盡管國聯在對日本侵略中國問題上极盡其妥協綏靖之能事,但由于一方面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局限于中國東北,另一方面日本要獨霸中國的企圖与英美發生了矛盾,所以國聯仍在1933年1月的特別大會上通過了譴責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退出滿洲的決議。3月29日,日本宣布退出國聯,從此日本走上与英美武力對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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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稱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第一個世界性國際組織。1919年4月在巴黎和會上通過了國際聯盟盟約,1920年1月正式成立。——作者

  在這一形勢下,1935年華盛頓條約即將到期,急于擴大侵略的日本海軍迫不及待地要擺脫華盛頓條約對它的限制,因此對海軍裁軍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放棄“比例主義”,主張軍艦總吨位一律平等,只規定“不威脅,不侵略”的標准。事實上是借此以徹底打破國際裁軍條約對其的束縛。
  1934年9月7日,山本五十六被任命為倫敦海軍裁軍會議預備會議日本方面的海軍首席代表。內閣給山本的方針是:(1)反對現行各國軍艦按比例限定的辦法,(2)主張軍艦總吨位一律平等,(3)規定“不威脅、不侵略”的兵力標准,(4)退出現有條約。事實上就在任命山本為談判代表的當天,日本內閣已決定廢除“華盛頓條約”,并決定向法國、意大利呼吁共同行動。山本五十六的倫敦之行,不過是日本統治集團利用“頑強的山本”,對英美實行愚弄和欺騙而已,因為他們期望山本既能使日本達到廢除條約的目的,而又不背上輿論和道義上的不利壓力,達到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目的。
  一個星期之后,山本啟程執行他的使命。出發之日,東京車站和橫濱港擠滿了送行的人群,一些狂熱的法西斯分子對山本之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山本在寫給堀悌吉的信中說:“臨行時,不論在東京火車站,還是在橫濱碼頭,都聚集有很多面目不清的人。他們或稱某某同盟或某某聯合會,宣讀決議或宣言以壯我行,實感不快。這樣的憂國志士實在令人擔心。”
  山本再次取道美國,仍然期待在美國會有所收獲。當時有美國“杜黑”之稱的比利·米切爾將軍正訴諸于輿論界,急切要求美國用空軍武裝自己,以作為最終用于對抗日本的手段。山本雖然十分關注他的美國同行的理論,但卻极力掩飾自己。當有記者問他有關日美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時,他用日語宣稱:“我從來沒有認為美國是潛在的敵人,日本的海軍計划也永遠不會包含日美戰爭的可能性。”在說完這句話之后,哈佛大學畢業的山本借口不會英語,拒絕再說別的話。然而,當他乘“貝倫加里亞”號郵船到達英國時,他用十分標准的新英格蘭口音,給英國的記者提供了一條頭版新聞:“日本再不能屈從于海軍比例制的約束。在這一點上,我國政府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
  10月25日,會議正式開始。參加談判的英方代表是首相麥克唐納、外交大臣西蒙、海軍大臣蒙塞爾、參謀長查特菲爾德和外交部參事克萊棋,美國方面的代表是戴維斯大使和參謀長史坦德。
  會議開始,山本五十六便提出修改主力艦日本對英美3:5:5的比例,認為過去在華盛頓和倫敦兩次會議中所決定的比例并不恰當,主張應按日本方面提出的新方案達成三國間的協定。英、美兩國自然不肯同意。雙方遂展開了一番唇槍舌劍的斗爭。
  山本五十六最初還是以少將身份与英美代表談判的(后于11月15日提升為中將),与英、美代表的身份相比顯得過于低了,因此山本在談判桌上明顯受到輕視,尤其是美國代表戴維斯更是如此。因為山本五十六1920年在華盛頓參加會議時,不過是日本代表幣原喜重郎屬下的一名中佐,而戴維斯當時已位居副國務卿之要職。此次會議戴維斯沒有想到他的談判對手竟是過去的一名小小的中佐。然而,好斗的山本憑其賭博養成的善于觀察和估量對手的才能,在談判中很快就令對手感到頭痛了。
  潛艇存廢問題首先成為爭論的焦點。日本由于在主力艦方面的限制,對發展潛艇期望很高,而英、美則要求廢除。在爭執不下的情況下,美國代表史坦德質問山本:“我們确信潛水艇是攻擊性能武器,而日本卻把它視為防御性能武器,這倒要听听閣下的意見。”
  山本五十六滿臉笑容地答道:“有關潛艇的性能,閣下也為海軍軍人出身,且不論在年齡、經驗各方面都是我的前輩,我想當比我更為清楚。從續航力來說,潛艇比驅逐艦大,可是從构造來說,船員的生活和糧食的貯存等等都遠不如驅逐艦。因此潛水艇絕不适于遠离基地,深入敵國海域作戰,不管怎么說,在近海防御來攻的敵艦才是其主要任務。畏懼潛艇,猶如小偷害怕屋內的狗一樣,只要不隨意侵入,即無被狗咬的顧慮。這是我將潛水艇視為防御性能武器的理由。”
  在會談中,英國海軍參謀長查特菲爾德海軍上將識破了日本既想廢除條約,又不愿負破坏會議之責的陰謀,遂向美國施加壓力,要他們緩和態度,看日本代表還有什么手段可施。可是美國代表不愿讓步,他們抱怨說,美國海軍必須分遣在兩個大洋使用,所以他們不能接受艦隊總力量与日本完全相等的方案。而山本則毫不動搖地堅持要完全對等,他在一次午餐會上說:“我雖然比你們個子小,但你們不會堅持只讓我吃我盤內3/5的食物,你們會讓我按我的需要而吃的。”使美國代表哭笑不得。
  當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山本終于奉命提出取消航空母艦的戲劇性建議作為他的殺手鑭。戴維斯知道山本是主張“空海主義”的,因而感到有了反擊的机會,遂嘲弄地說道:“在我的記憶中,山本將軍當過航空母艦‘赤城’號的艦長,也曾任過航空戰隊的司令官。有這种航空經歷的人,竟會說出這种廢除航空母艦的話,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山本還是不慌不忙地答道:“不錯,我曾任航空母艦艦長及航空戰隊司令,惟其如此才更深深体會到飛机威力的強勁和在今日已有的很大進步,此后也必將有几何式的發展。如此則航空母艦勢將成為艦隊的中心主力,其威力是無可預知的。航空母艦在戰時的攻擊性使命,將給人類帶來多少不幸,一想到這些就使我不寒而栗。因此不得不主張廢除。”戴維斯對山本的這一番話無言以對,他吃惊地向身旁的代表說:“不知是我的能力不及休斯,還是山本的水平比加藤(友三郎)高。在華盛頓會議時,是美國左右談判局勢,而現在則完全相反,山本左右了談判的局勢。”于是在倫敦,英國的新聞界對山本五十六的表現進行了大肆報道和宣傳,稱山本說話面帶的笑容是“鋼鐵微笑”。据說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得知后,乃在其私邸約請山本,對山本說:“戴維斯惊歎他在華盛頓遇到的小鳥,現在變成一只老鷹了,而我不這樣認為,要我說,你是一只鷲,倫敦之鷲。”
  但不管山本有多么強的狡辯能力,其所提出的擴張要求的本質卻是無法改變的。因此在美國代表洞悉這是山本的訛詐后,便順水推舟,表示愿意就此与日本談判,這時山本這只狡猾凶猛的“倫敦之鷲”便黔驢技窮了。他意識到美國就是要把日本往單方面廢除華盛頓條約的窘境里逼,只好急忙電報國內。這是山本在倫敦期間很少的几次向國內請示之一。本來獨斷的山本,自恃自己的判斷力和敏銳的觀察力,相信會輕松贏得談判。他在出發前海軍大臣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要求授權:“在符合總談判方針、原則、指導思想的前提下,請給我一個根据當時談判的具体情況,在不經向國內請求的情況下可做出某种決定的權限。”這一次被美國代表將了一軍,他也感到為難了。
  日本政府接到電報后,狗急跳牆,按預定部署,于12月29日宣布廢除海軍限額條約。于是倫敦裁軍預備會談不歡而散。至1935年12月9日,倫敦裁軍會議正式開幕,日本方面毫不退讓,日本國內輿論再次掀起“對外強硬”狂潮,最后終于在1936年1月15日退出了倫敦裁軍會議,世界海軍強國由此進入了無限制的造艦競賽時期。
  山本五十六在倫敦裁軍預備會議的表現,贏得了國際國內法西斯勢力的歡迎、喝彩。后來成為納粹德國外交部長的里賓特洛甫也在密切地關注著山本這只“倫敦之鷲”在倫敦的活動,并在會議結束后,熱烈邀請山本在回國途中順訪柏林。山本在柏林火站受到了里賓特洛甫和納粹海軍部長拉達爾的接見。然后乘火車穿過蘇聯,經西伯利亞于1935年2月12日回到了日本。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等地位顯赫的大人物都親自到東京火車站的月台上迎接山本的“凱旋”。對于急于擴張的日本法西斯來說,山本之行是日本自華盛頓會議以來第一次外交上的成功。在通往皇宮的道路兩旁擠滿了狂熱的歡迎人群,好出惊人之舉的山本索性下車,一邊向歡迎的人群揮手致意,一邊冒雪步行,直到皇宮外的二重橋。這是山本在擴張侵略問題上第一次受到國人的狂熱崇拜。
  2月14日,日本海軍當局在海軍大臣官邸,為山本舉行了“歸國報告會”,軍令部總長伏尼宮親臨會場。會議按慣例由山本向大角海相作了匯報。同日下午,山本在軍事參議官會議上作了同樣內容的匯報,并于2月19日將此內容以“复命書”的形式呈報天皇。
  不過山本回國后也碰上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這就是他的好友堀悌吉在他赴倫敦談判期間被迫退役,退出了現職。堀悌吉是山本在海軍軍官學校時的同班同學,在學習期間二人就結為知己。掘。涕吉為人圓滑、平穩,有長者風范,很為山本所敬重和信賴。用跟隨山本去倫敦談判的(木夏)本重治的話來說就是:“長岡山本這樣一個魯莽的鄉間武夫,之所以能鍛煉成為一位沉著干練、智勇雙全的將軍,与掘。涕吉的熏陶和影響是分不開的。”因此堀悌吉比山本晉升得更快,早一年即升為中將。他們對裁軍問題的看法大致一致,均屬日本海軍中的“條約派”。自1923年因在華盛頓會議簽字而被視為條約派頭頭的加藤友三郎去世后,條約派逐漸失勢,以加藤寬治、末次信正為首主張對英、美采取強硬態度的“艦隊派”,則在日本法西斯運動急劇發展形勢的刺激下,逐漸控制了日本海軍的各要害部門,并排擠打擊條約派。條約派的主要人物山梨胜之進、谷口尚真、左近司政三等先后被迫下台,只剩下堀悌吉和山本五十六兩人。此次艦隊派又以掘涕吉在侵略中國上海時支援登陸部隊行動不力為借口,撤去了掘,涕吉第3戰隊司令官的職務。聞此消息后,山本五十六大感痛心,他歎息說:“撤掉堀悌吉,等于損失一支巡洋艦隊。”
  通過兩次裁軍談判,山本五十六對世界海軍大勢的發展更加明了。他之所以不同意艦隊派主張在主力艦方面与英美平起平坐,而贊成條約派的觀點,是因為他對美國的工業潛力了解較多。他曾說過:“僅僅看看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和得克薩斯州的大油田,便可明白:我們把美國作為對手,与其進行毫無限制的建造軍艦的軍備競賽,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是我們日本國力所承受不了的。”他認為,日本如果卷入和美國無限制的造艦競賽,將無可避免地使日本耗盡資源。他希望日本接受德國的教訓,目前要不事聲張,避免過分刺激英、美,應冷靜、慎重地去充實自己的實力,特別是加速航空兵力的發展,果能如此,則讓英美向日本磕頭的日子就為期不遠了。他在倫敦會議期間寫給其親信部下三和義勇的信中說道:“我等弱者在強者(英國的首相、海相、外相和美國代表及兩國的參謀長)面前,奮力周旋。他們心里雖然并不滿意,但在這种場合,也不得不強作笑臉,傾听我們的愚見。不可否認,我帝國之國力較之美國确有天壤之別,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暗自惊歎。是時,吾等深感日本帝國是到了謹慎自重、發奮圖強的時候了。”
  他接著繼續寫道:“可以想象,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如果再忍耐50年的話,它當今也能同歐洲強國相匹敵。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今天我們日本帝國必須冷靜自重,積蓄力量,盛國強兵。盡管此次談判已毫無胜利可言,但只要我們能清醒地意識到上述各點,并使之付諸實施,將不愁英美拜倒在我們的麾下。”
  最后他滿怀信心地說,“對海軍來說,至為重要的也是謹慎自重,艱苦努力,當務之急就是無論如何也要迅速發展海上航空兵。”正可謂:爭奪霸權風雷益急,滿怀信心尋覓捷徑。欲知后事如何,還待下章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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