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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臨戰升遷


          狼煙四起遍全球,“長門”躊躇滿心頭;
          暴日再施誘降計,百團大戰凱歌奏。

  1939年,世界處于和平与戰爭的十字路口。法西斯勢力沉渣泛起之后,整個30年代矛盾都在不斷激化醞釀,然后几乎所有的矛盾又都集中到了這一年,世界已經到了戰爭邊緣。
  面對即將到來的戰爭,各國列強為了不同的目的,從各自的利益出發都緊張地施展著渾身解數,力圖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爭取一個主動的角色。整個世界局勢變得錯綜复雜、扑朔迷离。英法蘇、德日意、英德、德蘇之間的多邊談判在緊張地進行,各國都在試圖尋找一個以自己為支點的穩定的四邊形。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和隨之而來的德國150万大軍踏過波蘭的邊界而結束了。無情的戰爭赶走了籠罩在人們心頭上的迷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就在大戰爆發前的最后兩天,1939年8月30日,在日本,山本五十六接受了擔任聯合艦隊司令的職務。身著白色海軍軍服的山本五十六,在皇宮參加了天皇親自任命他為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1艦隊司令長官的特任儀式,由此登上了日本海軍的最高頂點。
  在日本海軍的构成中,海軍省、軍令部和聯合艦隊是三位一体,海軍省負責海軍行政,參与內閣有關決策;軍令部是總參謀部,負責軍令、作戰計划与訓練;聯合艦隊司令部則是執行机构,是負責實施指揮作戰的最高机构。應當說,聯合艦隊司令一職是每一個海軍軍官在其一生中最為渴求的職務。現在,山本五十六已經穩座了這把交椅,領導起了世界上第三大艦隊。
  不知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山本五十六接任聯合艦隊司令一職,正值時年56歲,与他父親生他的那一年同歲。
  雄心勃勃的山本,似乎對他的這一任職充滿了自信。報紙以“飛向波濤起伏喧鬧的大海——時隔六載后的出征,威嚴的山本提督”為題,對山本的任職進行了大肆報道:
  就任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山本中將,精神振奮,從他的面部表情中看得出,他對天皇陛下的信任充滿了感激之情并決心效忠于天皇。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雪白軍服,邁著矯健的步伐步入海軍省會見了記者。山本提督素不飲酒,可是今天卻破例地將一杯酒一飲而盡。接著,就開始了他任提督后的首次答記者問。
  面對記者的提問,山本答道:“這次身負如此重任,實感惶恐,愿盡我微薄之力為國效勞。受命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此乃一軍人之最高榮譽。我已下定決心,誓死盡職。”
  8月31日,身著白色軍禮服、左胸前佩戴著一等瑞寶勳章的山本,在東京火車站站長的陪同下,走下了貴賓候車室的階梯。站台上早已擠滿了前來為他送行的人,有地位顯赫的將軍,無處不在的新聞記者,山本的親朋好友,也有花柳界那些使他夜不歸宿的相好。
  下午1時整,臨時增發的特快列車“海鷗”號,載著山本徐徐駛离東京。同6年前离別戰艦一樣,山本摘下了頭上的軍帽,輕輕地揮動著,和送行的人們告別。路基兩旁的建筑物、樹木等急速地向后退去,月台上的人們越來越模糊了,很快就消失在山本的視野之中,唯有為他送行而擊打的太平鼓的聲音還隱約可聞。
  9月1日,山本到達大皈和歌之浦聯合艦隊駐地。在艦隊特意安排歡迎他的吹管樂的嘀嗒聲中,山本登上了聯合艦隊的旗艦“長門”號。從幽暗的海軍省次官室,來到光線充足的“長門”號戰艦司令官室,山本好像獲得了解放一般。他對副官說:
  “長官這個稱呼不錯嘛!很吃得開嘛!海軍次官算什么,不過是個高級勤雜工。”
  山本作夢也沒有想到他會在這個挺吃香的職位上喪命大海。如果說他在這一天登上“長門”號有什么不吉利的暗示的話,那就是稍后傳來的德國軍隊全線進攻波蘭的消息。兩天后,英國、法國分別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9月5日,躊躇滿志的山本五十六,第一次向聯合艦隊的全体官兵發表講話:
  鄙人雖不謀該職,但天皇陛下授命,只好就任,值此,深感責任重大。
  不言而喻,今天歐洲的形勢,乃世界再度出現大動亂之先兆也。值此風云突變之時,吾深感帝國海軍任重道遠。望全体官兵更加同心協力,自重自愛,不辭辛勞,晝夜兼練,以保持聯合艦隊之最高威力,擔負起保衛國防之重任,不負于天皇陛下之所望。
  山本上任后不久就恢复了因交接而中斷的日常訓練。他第一次站在“長門”號上看著由自己親自指揮的這支世界第三大艦隊撥錨起航。
  “离港還有15分鐘,各艦航海值班人員各就各位。”
  一聲令下,各艦從艦首到艦橋,立刻呈現出一片緊張繁忙的气氛和景象。總共80艘大小戰艦井然有序,煙囪里冒出的黑煙籠罩了整個和歌之浦碼頭。
  “第2戰隊第1號艦正起錨。”
  隨著報告聲完畢,“長門”號的汽笛發出一聲長嗚,下達了“立即出港”的命令。
  負責艦隊警戒任務的潛艇部隊最先駛出港口。山本手里拿著雙筒望遠鏡來到艦橋。他一邊听著航海科傳令兵關于各戰隊各艦的行動情況報告,一邊直接觀察著艦隊出港。
  傳令兵繼續報告:
  “第4戰隊正在出港:‘高雄’、‘愛宕’、‘鳥海’、‘摩耶’出港了。”
  “后面是‘伊勢’出港了,‘日向’、‘扶桑’出港了。”
  “‘赤城’、‘加賀’、‘蒼龍’、‘飛龍’第1、2航空戰隊依次出港了。”
  當山本看到隨后駛出的龐大的航空母艦時,他的眼睛好像一下明亮起來:現在該是將自己的航空戰術思想付諸實踐的時候了。
  山本首先改變了老一套的訓練方法。在海軍,艦隊夜間出入港口是艦隊訓練中難度很大且有危險的科目,稍有失誤,就會發生損傷“天皇軍艦”的事故,情節嚴重者要受到切腹的懲罰。因此在已往的訓練中,一般是各艦都要打開信號識別燈,并以無線電保持各艦間的通信聯絡,以免發生軍艦相撞毀傷艦只的事故,這已成為聯合艦隊不成文的慣例。但山本認為,這是不符合實戰要求的。因為戰時,艦隊出港是不允許打開信號燈和使用無線電的,即使使用微弱的無線電波聯絡也是被禁止的。他要求各艦一律不准開信號燈,并關閉艦上的無線電聯絡裝置。艦与艦間保持一定距离依次跟著各自的旗艦摸黑前進。
  這是難度相當大的出入港訓練。几万吨的龐然大物,啟動后的慣性是相當大的,在黑暗中各艦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准确的方向,使艦上人員高度緊張。一旦發現艦与艦間的距离過近時,靠艦上机械的制動能力是很難抑制住巨大的慣性的。山本的目的就是要訓練日本海軍的夜戰能力。
  接著山本在完成前任總司令官吉田善吾制定的年度訓練計划后,到1940年便改以他心中构思已久的以航空兵力為中心的訓練
  1940年3月,山本為了檢驗海軍航空兵的攻擊能力,安排了一次代號為“123號作業”的演習。演習的計划安排是,駐在志布的艦隊從有明灣出發,經過九州東岸北上,向佐舊灣進發;航空隊則搜索北上的艦隊并利用夜間對艦隊實施轟炸。
  指揮魚雷轟炸机的是“赤城”號航空母艦飛行隊長淵田美津雄少佐。他在發現山本五十六的艦隊之后,便緊緊盯住山本的座艦——旗艦“長門”號。“長門”號打開探照燈,試圖扰亂追蹤飛机的視線,并用高射炮向空中的飛机猛烈射擊,同時,加快艦速拼命躲避。淵田率飛机巧妙地躲開了高射炮的反擊,連連向艦上投放訓練用的魚雷炸彈,彈不虛發,發發命中。
  看到這一情景,山本心中十分高興,他用稱贊的口气問身邊的航空參謀:“這批飛机是誰指揮的?”
  “飛行隊長淵田美津雄。”
  “淵田……”听到回答,沉思中的山本似乎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名字。
  過了一會儿,山本對他的參謀長福留繁無意中說道:
  “照這個水平,難道還不能攻擊珍珠港嗎?”
  福留少將迷惆地望著山本,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山本五十六除抓緊艦隊的日常訓練外,還十分關注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的發展,尤其是美國海軍的發展。他鑒于美國海軍正在急速地擴大,尤以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的夏威夷珍珠港,直接從側腹威脅日本,加上飛机飛速的發展,續航力不斷延長,日本過去的防御線已難以保衛日本列島的安全,便把原來從小笠原群島連結馬里亞納群島的日本第一道防線,向前推進到從東卡羅林群島到馬紹爾群島的防線,并將這一防線定為迎擊決戰的戰線。
  來到海上,就等于來到了戰爭第一線,對此山本深有感触。他早在長岡中學同學會与長岡社在東京九段的軍人會館為他就任聯合艦隊司令官而舉辦的慶祝會上就曾經說過:“我現在的任務關系到國家的興亡,所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也因此,自接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以來從未安睡。”
  此言并非危言聳听,因為大戰的爆發對整個日本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戰。慣于混水摸魚的日本統治集團,雖然看到歐戰的爆發有机可乘,但無奈現在卻被中國人民的抗戰束縛了手腳,使它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乘机在東方大撈一把。不得已,日本統治集團還是決定首先解決中國問題。
  9月4日,在大戰爆發以后新組內閣發表聲明:日本不介入歐洲戰爭,專注于解決中國事變。這一方針要求日本軍方迅速采取更進一步的行動。据此日本軍部确立了新的行動方案:以1940年為期限,努力解決中國事變。日本對中國新的一輪攻勢開始了。
  對蔣介石,日本采取的辦法是又拉又打,誘降加逼降,企圖使之歸順日本從而瓦解中國的抗戰。1939年12月中旬,日本陸軍派駐香港的特務頭子鈴木卓爾中佐,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同宋子良取得了聯系。宋子良為前國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時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住在香港。鈴木企圖通過宋子良了解蔣介石集團有無求和的意圖。宋子良迅速上報國民党中央,蔣介石遂批准由軍統特務曾廣冒充宋子良与鈴木進行具体接洽。
  12月27日,鈴木与“宋子良”進行首次面談,這是日蔣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第二輪接触的開始。194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鈴木与“宋子良”連續舉行了3次會談。2月14日,日本中國派遣軍又派出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會見一宋子良”。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眼前這個自稱“宋子良”的男子,年齡在40歲上下,膚色白皙,身材不高,約1.6米左右。英語說得很好,時常把雪茄煙拿在手上,態度很謙遜。由于鈴木武夫以前也沒有見過“宋子良”本人,因而他只好相信張治平,心想不管此人是不是“宋子良”,只要能通過這一關系与重慶挂上鉤就行。
  鈴木与“宋子良”見過面后,“宋子良”向他建議:“日華兩國政府在正式和平會談前,希望2月底首先在香港舉行兩國私人名義代表各3名的圓桌預備會議,對和平條件進行商討。”并稱:“重慶政府對此次秘密會議寄予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攜帶著委任狀。另外,宋美齡也准備來香港從側面給予援助。”雙方商定在2月末各派3名代表在香港會談。2月19日,今井武夫回東京向陸軍省匯報了与“宋子良”接触的情況,認為日、蔣會談有几分成功的希望。2月21日,日本陸軍相煙俊六同意繼續与“宋子良”接触,并將它命名為“桐工作”。日本大本營規定,“桐工作”的目標是誘導重慶政府屈服乃至崩潰。
  3月7日至10日,日、蔣代表在香港舉行首次會談。蔣介石對此次會議极為重視,派出“宋子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國防最高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為正式代表,侍從次長陸軍少將張漢年為預備代表,張治平為聯絡員。陳超霖和章友三還持有中國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信。日方出席會議的代表是大本營第八課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今并武夫大佐、鈴木卓爾中佐,持有陸軍大臣(火田)俊六的證明信。雙方圍繞著承認偽滿洲國、在華駐兵、蔣汪合作問題進行了討論。隨后,各自回國向上級匯報。
  本來蔣介石走這步棋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尋找与日本妥協的机會,另一個目的是阻撓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的成立,因此在他的代表回到重慶后,遲遲沒有給日本方面回信。因為汪精衛南京政府預定3月30日成立,重慶方面遂選擇24日給日本回信。信中說道:“關于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意見分歧,形成對立,很難作出決定。因此,确切的答复希望延期到4月15日。”由于日本方面害怕再延期南京政府的成立會引起參加政府人員的動搖,不得已最后還是決定不管重慶方面有什么意見,預期成立偽國民政府。這樣汪精衛的漢奸政府就于3月30日開張了。
  為了配合“桐工作”,有必要在軍事上維持對重慶蔣介石政府的壓力。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40年秋,日本在華中、華南等地對國民党守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5月1日,武漢日軍第11軍發動宜昌戰役,于6月12日攻占宜昌,然后以宜昌為基地,空襲國民党政府臨時首都重慶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從6月到8月,日机對重慶等地進行了4000多架次的持續轟炸,造成要進攻重慶的气氛,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同時,日本還向英法施加壓力,迫使英國宣布關閉滇緬公路3個月,法屬印度支那當局宣布停止運輸援華物資。日本企圖利用這种對中國不利的內外形勢,迫使蔣介石動搖。
  4月11日,“宋子良”回到香港。這次他又提出了新的方案,即重慶政府准備派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或軍政部長何應欽參加會談。日方代表听后感到高興,可是他們對自稱宋子良的人卻總感到不放心。于是便決定對宋子良再作深入的調查。他們网絡了一些与宋子良相識的漢奸,在特務岡田芳政中佐的指導下,搜集情報,查閱文獻資料,但沒有找到任何可下結論的材料,仍然搞不清宋子良的情況,只知道宋子良當時43歲,獨身,身材不高,約為1.6米左右,面貌平庸,左手曾患過類風濕病,活動受限,四方臉形,膚色微黑,唇厚有黑痣,說話快,特別嗜好雪茄。為了弄清這個問題,他們還精心策划利用會談之机,暗中從門鎖鎖孔拍攝了他的照片,拿到南京給漢奸陳公博、周佛海等人識別。但仍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最后還是相信了他的身份。
  6月16日,“宋子良”從重慶返回香港通知鈴木,蔣介石同意舉行蔣、板(板垣征四郎,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汪會談,時間預定為7月中旬,地點長沙。蔣介石的這一動向,使日本當局大喜過望,立即同意舉行蔣、板、汪會談,并決定對蔣介石讓步,不再把承認偽滿洲國和華北駐兵問題作為停戰的先決條件。
  6月24日,板垣征四郎同汪精衛見面,協商談判之事,汪精衛可恥地向其主子獻媚說:“板垣總參謀長不顧重慶軍明顯的敗北,為了与蔣介石直接會談將親自奔赴敵占區,這事本身就是給蔣以面子,將會促使他容易轉向和平。對于日軍給予的關注,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胜衷心感謝之至。”當第三天今井武夫去見他時,他再度說道:
  “蔣介石特別不愿与我汪某同席會談,所以,万一出現這种情況時,那么就只好由板垣、蔣兩人會談,在我缺席的情況下,也可以決定一切,這是一點儿也不妨礙的。”
  汪精衛這個日本的儿皇帝是多么會討他的主子的歡心啊!
  7月23日,今井武夫与蔣介石的代表在香港正式交換備忘錄,決定于8月上旬在長沙先舉行蔣、板會談。但是在近衛內閣成立后,蔣介石又重新提出新的條件,要求近衛內閣宣布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同意蔣、板會談不触及蔣、汪合作問題,并取消日江間簽訂的條約。8月22日,近衛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要求蔣介石繼續按原計划与板垣會談,板垣也寫信給蔣介石,保證蔣、汪合作問題,作為中國內政不加干涉。
  然而從根本上來說,蔣介石采取与日本和談本來就是欺騙日本的謀略,目的在于阻撓日本政府對汪精衛賣國政府的承認。因此蔣介石見戲已到此,便決定收場。這樣日本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便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日本在談判桌上未得到便宜,在戰場上也遭到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擊。在國民党正面戰場,國民党軍隊先后進行了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年冬季攻勢作戰、南宁會戰、棗宜會戰等大規模戰役,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气焰。這几次會戰,雖然中國軍隊付出了很大犧牲,但它迫使日軍進行了較大的消耗,并在戰略上粉碎了日軍發起戰役的企圖,扭轉了自抗戰爆發以來,日軍連胜、華軍連敗的局面,使日軍“深感敵還健在”,“只以謀略或小規模作戰來解決中國事變,終究是沒有希望的。”
  在中國共產党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日軍遭到了更大的打擊和失敗。在1939年反擊日軍冬季大掃蕩中,晉察冀軍民擊斃了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旅團長阿部規秀陸軍中將,粉碎了日軍的冬季大掃蕩。
  日軍的冬季大掃蕩發生在1939年11月。11月2日,阿部規秀率領(金甬)村大隊和堤大隊從沫源出發,向銀坊、走馬驛一帶進攻。3日,晉察冀軍區司令聶榮臻指揮楊成武部,在雁宿村伏擊(金甬)村大隊,一舉將之殲滅。惱羞成怒的阿部規秀,親率日軍1500余人,沿著(金甬)村憲吉走過的舊路,進行報复性的掃蕩。
  阿部規秀是接替常岡少將來統帥獨立混成第2旅團的。該旅團在日軍中堪稱精銳,而阿部又是在日軍中享有盛譽的“名將之花”,擅長運用新戰術的“俊才”和“山地戰專家”,他以偽“蒙疆駐屯軍總司令”的身份兼任獨立混成第2旅團的旅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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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常同党治,中國文獻一致認定常同是在1938年被晉察冀根据地三五九旅擊斃。查日本文獻,常同返回日本,沒有死在中國。——作者

  6日晚,阿部率領日軍到達黃土岭。此時,我方年僅25歲的楊成武師長已指揮部隊神不知鬼不覺地包圍了黃土岭。當夜,細雨紛飛。到7日晨,濃霧彌漫,日軍不敢行動。7日中午,日軍剛剛出發,八路軍伏兵四起,向日軍發起猛烈進攻。敵人受此突然打擊,陣勢大亂,急忙搶占了几個山頭,企圖沖出包圍。楊成武將軍及時調整部署,縮小包圍圈,敵人無論從哪個方向都沖不出去,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山頭爭奪戰。
  日軍指揮部設在黃土岭東側一個名叫教場的小村庄,阿部為查看地形指揮作戰,率一群穿黃呢大衣的軍官來到村頭,用望遠鏡向山頭了望。這一情景,恰好被八路軍的炮兵所發現,當即連發數彈,命中敵指揮官人群,阿部當場斃命。
  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特派員迅速報道了阿部中將戰死的消息,其中寫道:
  “……阿部中將親臨第一線,以便視查敵情,隨時下達命令。當到達上庄子以南約一公里的一人家時,敵人一發炮彈突然飛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將右腹部及雙腿數處負傷。但他未被重傷而屈服。仍大聲疾呼:‘我請大家堅持!’然后俯首向東方遙拜,留下一句話:‘這是武士的本分。’負傷后約3小時,即7日晚9時50分壯烈死去。”
  阿部中將被擊斃,日本朝野震動,陸軍省發布了阿部規秀的陣亡公告。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哀歎:“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朝日新聞》評論說:“自從皇軍成立以來,中將級軍官的犧牲,在此之前是沒有先例的。”日本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了阿部規秀的生平、戰功、死訊。當他的骨灰送回東京時,“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齡的柴大將為首,杉山大將、東防司令官稻葉中將、代理陸軍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將領到車站持吊旗致哀。愛國婦女會、國防婦女會等團体和很多遺屬前往迎接”。可謂“哀榮”之极。
  然而,日軍還不知道,在華北戰場上更大的失敗還在等著他們,這就是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軍發動的有名的“百團大戰”。
  1940年夏,中國的抗戰面臨空前的危險。為打擊日軍的囂張气焰,八路軍總部決定在華北進行一次規模較大的交通破擊戰。7月2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怀、副參謀長左權,向晉察冀軍區、120師、129師下達了作戰預備命令,規定作戰的目的是:第一,徹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塞,消滅部分敵人,拔除若干据點,打擊敵之“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向有利方面發展;第二,打破日軍西犯西安的企圖,振奮抗戰軍民,影響全國戰局,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主要作戰目標是破坏正太路。
  正(正定)太(太原)線是華北日軍的重要戰略交通線,日軍第4、第8、第9混成旅團,分布在正太鐵路沿線50個据點擔任守備,還經常派裝甲車巡邏,自吹是一條“鋼鐵封鎖線”。
  8月20日夜,八路軍參戰部隊在總部統一指揮下,以正太線為重點,向華北地區的各主要鐵路、公路交通線展開總破擊戰,實際參戰的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達104個團20多万人,另有近30万民兵和群眾參戰。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根据參戰部隊的實際數目,稱之為“百團大戰”。日軍共有3個師團、5個獨立混成旅團,計20余万人,另有偽軍約15万人參加。
  由于這次空前規模的破擊戰是在日軍完全沒有料到的情況下發起的,所以開戰之初,日軍的電訊、交通均被切斷,各地日軍陷于孤立,爭相發出求援急電,整個華北地區日軍陷入一片混亂。“一顆顆攻擊的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擊部隊簡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敵人的車站和据點,雷鳴般的爆炸聲一處接著一處,響徹正太路全線。”据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記載,“盤踞在華北一帶的共產党軍隊,按照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謂‘百團大戰’,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齊向我交通線及生產地區(主要是礦山)進行奇襲。特別是山西省,其勢更為猛烈。在襲擊石太線及同蒲線北段警備隊的同時,炸毀和破坏鐵路、橋梁及通訊設施,井陘煤礦等設備也被徹底毀坏。這次奇襲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重大。”
  聶榮臻率領晉察冀軍區40個團的兵力,首先攻克了戰略要地娘子關和井陘煤礦。在攻克井烴煤礦的戰斗中,八路軍戰士從戰火中救出兩個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歲,名叫美穗子,小的還在襁褓之中。她們的父親——井陘火車站的日本副站長受了重傷,經搶救無效殞命,她們的母親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隊從戰火里救起她們的時候,那個不滿周歲的女孩傷勢很重,經過醫療人員的搶救和治療,使她脫离了危險。聶榮臻司令員指派專人照顧,后將其送還井陘城日軍据點,并附信一封,譴責日軍的侵略罪行。信中言;“日閥橫暴,侵我中華,戰爭延綿于茲四年矣。中日兩國人民死傷殘廢者不知凡几,輾轉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慘痛事件,其責任應完全由日問負之。
  “我八路軍本著國際主義之精神,至仁至義,有始有終,必當為中華民族之生存与人類之永久和平而奮斗到底,必當与野蠻橫暴之日閥血戰到底。”
  這种坦蕩的仁義之情,与日本法西斯強盜在中國推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形成了多么強烈的對比!
  在聶榮臻將軍攻打娘子關和井陘煤礦的同時,劉伯承、鄧小平將軍指揮的129師和賀龍、關向應率領的120師等部隊,也對正太線和同蒲線全面出擊,打得敵人暈頭轉向。雖然日軍拼命頑抗,并用百架飛机輪番轟炸,但八路軍將士不怕困苦艱險,英勇殺敵,1個月的作戰任務,20天胜利完成。先后攻克了山西的娘子關、陽泉、河北的定縣、高碑店等重要城鎮,徹底破坏了正太鐵路,切斷了同蒲、平漢、德石、北宁等鐵路以及主要公路,使日軍華北各交通線陷入癱瘓。
  在第一階段破擊戰成功的基礎上,八路軍進一步擴大戰果,使百團大戰在9月10日進入第二階段,重點消滅交通線兩側和深入抗日根据地之敵偽据點。經過半個多月的激戰,收复了許多敵偽据點,殲滅了大量的敵偽軍隊,胜利地完成了預定作戰任務。
  日軍為扭轉敗局,糾集3万余人,向根据地反扑。這樣,自10月6日起,百團大戰進入反“掃蕩”作戰階段。10月11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命令獨立混成第4旅團從遼縣出發,第36師團一部從潞城出發,南北夾擊太行山區,企圖消滅我129師主力。129師利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避強擊弱,同日軍展開游擊戰,不斷殲滅小股日軍,粉碎了日軍的“掃蕩”。日軍在其他地區的“掃蕩”,同時也被粉碎。至12月5日,華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掃蕩”作戰均以胜利而告終,百團大戰宣告結束。
  据統計,百團大戰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殲滅日偽軍2.5万余人,俘虜日軍281人、偽軍1.8万人,破坏鐵路470公里、公路1000余公里。給日本以沉重打擊,使其在1940年內解決中國事變的希望化為泡影。
  至此,日軍在年初計划如果能順利解決中國問題,可望將85万在華日軍削減到50万,以騰出手來利用大戰爆發之机投机的設想徹底失敗。日軍非但未能抽減兵力,反而增加了2個師團,使剛剛制訂的計划,就流于無用。日軍在對華戰爭上已是黔驢技窮,一籌莫展。此正是:山本臨戰升遷,日本狗急跳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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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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