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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激素” 青年劇作家的生活和創作 1915——1951 阿瑟·米勒的私生活被炒得盡人皆知。因此他本沒有必要對自己的經歷再做任何說明，但他還是以一個戲劇家特有的深切体會和終于找到歸宿的情感向全世界公眾披露了過去和現在的生活道路。他還讓人知道——好像這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他將在一個月內与瑪麗蓮·夢露結婚。世界輿論自然沒有忽略參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對他的傳訊。但現在它忘記了本來的使命：報道政治時事，報道美國對假想的顛覆者和左翼分子、革命者和潛在敵人的巫婆審判１。他的結婚意圖對一切聞知此事的人都是一個极具爆炸性的消息，即便對瑪麗蓮·夢露本人也是如此：“他竟向全世界宣布了這個打算。你們明白嗎？你們知道，他從未鄭重地向我提出此事。我們确實曾說起過這件事，但一直沒有确定下來。” 阿瑟·米勒沒有征求瑪麗蓮的意見，自行宣布要結 １Xexen吸卜一中世紀天主教對所謂巫婆的迫害和處罰，此處指當時美國杜魯門政府和麥卡錫主義對左翼人士的政治迫害。婚的消息，使他成了注目的焦點。他差不多平靜悠閒而又极為自信地坐在攝像机聚光燈前，面帶難以覺察的微笑，仿佛是一個深知自己榮譽的胜利者，一個早已取得中心地位的人物。現在全世界的目光突然間都一齊向他注視。 他是否預料到這也許是他最后一次單獨坐在那里，從今以后就必須和瑪麗蓮出雙人對？他是否因此而盡情享受這一片刻時光？“像大多數劇作家一樣，我也是個演員”，后來他強調地指出了這一點。 他一再提起他与眾人一起參加社交聚會或沙龍晚會，而人們把他當做一位劇作家而不是米勒來歡迎時他所感到的羞怯和靦腆。在那些場合里，閒聊胡扯是一种能讓人出風頭的本領，他完全不善此道，他不了解惑不甚了解他周圍的各种消息，以及戲劇界大大小小的軼事傳聞。那里存在著嚴格的等級觀念，如果我們把他生活的環境比喻為茫茫大海，如果那里也有虎鯊，那么他頂多只能被看做是一條沙丁魚。 他承認，還有另外一种怯懦使他煩惱。“我總有生活在异鄉的感覺，我還不得不從孤寂中走出來，一周接一周地把自己的感情展現給數不清的陌生人。此外，我總是過分注意保護自己，又過分地自責。我了解自己的天真單純：對我來說在性和藝術之間几乎沒有距离。我無法解釋這個，但我還是覺察到我在激切地為我所寫的一切辯護，可同時又模糊地覺得有點羞愧，好像那是一种性的秘密。”在寫作時從意識深處涌出來的東西常常被完全偽裝起來，其中大部分被掩蓋了一層又一層，在這一點上米勒与大多數作家并沒有什么兩樣。故而在袒露真情的膽怯依然無法消除的情形下，他這些話就是對真實隱秘。0理的大膽宣示。 此外，米勒對于他能否獲得“有成就的劇作家”的榮譽一點也沒有把握。他不敢妄言“滿足”二字。當他的一個獲獎劇本征服了百老匯，受到熱烈贊揚時，他才在一次晚宴上得知，“此刻一家大劇院再次座無虛席，證明我的作品具有一种力量，這种力量已超越了我自身，我在感受到理所當然的愉快的同時還感受到某种危險。我的成就可能使人們在大街上以奇异的目光看我；這是令人愉快的，但也會使我產生毫無藝術靈感的情緒。我的聲譽妨害了我的聰慧和靈性。” 在參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面前他敢于以攻為守，針鋒相對，勇敢地迎著那滿含嫉妒的刺人目光，這种目光同時還透露出取代他的地位的欲望，使他的幻想一掃而光。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不計后果地与審訊者分庭抗禮，同時又能机智地周旋，終于闖過了這一關。但幸福也隨之被弄得支离破碎。几乎沒有什么原則可講，因為一切都如此顛顛倒倒，与麥卡錫以前的時代大不相同。 米勒在非美活動委員會前极其出色的辯解，使他卓然超越于一切与他打交道的人之上，同時也使他變得更加孤僻。這也是由于他屬于美國的猶太社團的緣故。雖然他并不認為自己在觀念上真的屬于猶太种族，卻仍保留著全部童年時代家庭生活的記憶：在哈勒姆大街上，在學校里，在“閒逛”的時候。‘調逛”是1929年的黑色星期五之后的年代里，當紐約的交易所和美國經濟都瀕臨崩潰時，年輕人所能從事的推一活動。從一開始阿瑟就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 1915年10月間日，當米勒降生的時候，一家人都喜气洋洋。這一年里，曾有一個叫比爾·福克斯（BillFox）的人請求阿瑟的父母借給他一筆數目不大的款子，他要在加利福尼亞建立一家電影公司。米勒夫婦拒絕了他的要求，因此也就錯過了成為百万富翁的机會，說不定也正是因此他們的儿子后來才不致使作為叨世紀福克斯公司股東的瑪麗蓮·夢露感到恐懼。 現在米勒夫婦第一次為他們的第二個儿子阿蒂（Artie，阿瑟的愛稱）感到高興。從不放松權力追求的母親奧古斯塔喜歡讀書，她甚至資助過一個大學生，這位大學生為了掙二十美元，要整個下午与她討論小說。“她能隨時記得英國王室所有成員的名字和他們的德國親戚。但暗中卻羡慕盧比斯庫夫人，因此受到人們的鄙視。盧比斯庫夫人是羅馬尼亞國王卡洛爾二世的猶太族情人，同時也如她所自信的那樣，還是國王的智囊。”奧古斯塔把自己看成是盧比斯庫夫人：可她也為自己勤奮而有成就的丈夫而自豪，她也樂意在許多方面給他出謀划策。在女子高等學校畢業以后，還未經她本人同意，在紡織行業中頗有成就的父親就當面拍板把她“像母牛一樣”賣給了她的丈夫。 米勒的父親伊西多爾，身材魁梧，眼睛蔚藍，慈發微紅，卻大字不識一個。他曾經有過一段叫人有些傷。動的往事：他的父親薩綴爾帶著一大家人從波蘭遷往美國的時候，卻讓他留在奧古斯塔的父親路易斯出生的那同一個村子拉多米茨爾，住在親戚家里。當伊西多爾終于被允許与全家團聚時，他只有六歲。在紐約他被送進學校几個月，后來就坐在縫紉机旁干活。12歲的時候他就有了兩個助手幫他做裁縫的工作。在萊諾克斯大街附近的哈勒姆街上的縫紉行業中他是一個成就卓著的生意人，那個哈勒姆街后來一度只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居住。現在米勒夫婦景況不錯。當他們去听音樂會時，奧古斯塔身穿銀狐大衣，手上的寶石閃閃發光，令人稱羡。 阿瑟并非一個不可愛的孩子，但他總有一种感覺，那就是他的哥哥凱米特（Kedt）比他更強。凱米特皮膚白皙，頭發金黃，眼睛湛藍，姿態优雅。阿瑟則繼承了母親較暗的膚色，這讓他覺得自己是個不討人歡心的异類，在家里沒有立足之地，好像一個多余的人。當他的叔叔指著他的耳朵說：“當心，一條隧道”時，他那种多余人的感覺更加深切了。這可以在一張儿時的照片上看出來，凱米特的耳朵一點也木像他那樣緊貼在腦袋兩邊。“在我的眼睛里，他們全都很高大，很白，都是藍眼睛的美洲野牛，自鳴得意地站在草地上，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并且問道：‘這個家伙是從哪儿來的？”’ 阿瑟，這最年幼的一個，在這個活躍得如野牛群般的猶太家庭中借頭轉向，他只能在他的兄弟面前當一個‘二等人’。他參加過節日慶典和殯葬，仔細傾听過別人的談話，也思考過自身，期待著生活的開始。當他体驗到女人有某种特殊的神秘意味時，還不到6歲。他因此經常戴著父親的草帽坐在屋前被太陽晒暖的台階上，希望引起匆匆而過的太太們的注意。現在他終于如愿以償成了她們注意的對象。他曾天真地認為人應該可以隨時自由地選擇配偶，男女雙方不必在婚約的束縛下終生相守；并對社會上通行的一夫一妻制感到惊奇。到底是男人選定了女人，還是女人選定了男人？ 他已是一個將要開始讀書的孩子，正在努力准備猶太男孩的成人儀式，接受年老的希伯萊教師的一吻。他還記得這個儀式上有一個“玫瑰”的擁抱。為了把阿瑟培養成一個藝術家，母親從老師那里借來一把小提琴。從這以后，她就讓儿子盡量長時間地拉這把小提琴，木到精疲力盡時從不讓他休息，以致當媽媽送還這件樂器時，它已碎成兩段了。阿瑟又開始夜間游蕩，這比念書要有趣多了。這木是因為他害怕學習。阿瑟天分很高，且富有想象力。他常常放縱他的想象力，任其海闊天空地自由翱翔，有時恍格如夢游一般，對課業倒不那么感興趣了。猶太教的教育無關緊要，宗教也沒有被當做生命攸關的事情嚴肅對待。后來思考這些往事時，“恐懼与害怕”的感情和對歷史的惊駭之情才在意識中浮現出來。在猶太教堂里，當還是一個孩子的阿瑟，坐在曾外祖父的膝蓋上，构想“自己的宗教”時，他才体會到“力量和安全”，“這种宗教是由胡須、藍眼睛、鼻孔、手背、指甲和摩西法典長長的經卷一起組成的具体圖景”所构成的。此刻，在紐約 114大街猶太教堂的這個小孩子萌發了一种心意，那就是信仰。對他來說，信仰就是与巨大的力量相融合，或者依附于那巨大的力量，以此獲得一种可以消災避禍的安全感。 他非常信賴的這位外曾祖父是一個天才的歷史學家，他想“靠一种滲透作用”把自己的天才傳遞給阿瑟。阿瑟從小產生了要當一個作家的想法，正与他有關。那老頭到死時也算不上是值得效仿的榜樣，但卻沐浴著“詩的光輝”：他將要叨歲時就預見到他的大限將到，并請來一位拉比（猶太神甫），乞請妻子也快些与他一道升天——他們結婚已經有70年了。后來又請來一位醫生，但他只是确認了那老人的全部預感：老人“正在走向阿伯拉罕的怀抱”。到了晚上，曾外祖父醒過來，在他的枕頭底下翻找什么東西：“誰把它拿去了？”阿瑟在此把他親愛的曾外祖父与同樣很少光顧銀行的弗爾慈１作了對比，然后又描寫了這位老先生一直在上面去睡的一袋鑽石。他一直确信他的大部分財產安然無恙，可是現在那些鑽石卻不翼而飛。醒來后他問：“難找到了鑽石？”老人雖瀕臨死亡，但此刻卻站了起來，拄著手杖沿著麥迪遜林蔭道走進猶太教堂，向年輕的拉比索要他的鑽石，并用手杖——“正義之律”痛打那個騙子，直到裝著財寶的亞麻布袋子被交出來。回到家 １WC．Fields，1880────1946，美國電影演員。——譯者注里，大吃一惊的家人都聚攏在床前，曾外祖父歎息一聲就魂歸九天，這∼聲歎息听起來或許有點痛快的意味。 阿瑟·米勒在其早期作品中就已經描寫過這位曾外祖父，這毫不奇怪。此外，對他還來說，還有另外一層動机：在創造一种獨立自由的偉大生活中，這第一步必須敢于不走他父親的老路。他要成為一個讀書人，這就意味著要胜過不識字的父親。若想獲得一個作家的地位，那更是需要艱苦奮斗才能獲得的胜利。這樣的前程也正是他母親的愿望。母親常常無言地表示對父親未受教育和語言能力低下的不滿。 奧古斯塔很重視讓她的儿子們早早就學會閱讀。阿瑟記得他8歲第一次看戲的情形。、“我哥哥大概是沒有時間，因為他要是木學習，就得到牙醫那里去，在那里他要做很多事情”，他幸災樂禍地表達了与母親一起坐在紐約第 115大街雷諾斯角附近的舒伯特劇院里的幸福之感。當大幕拉起，那些“活靈活現的人物”出現時，他產生了一种愉快的惊奇。他也去過電影院，對卓別林和“不幸故事”同西部英雄湯姆·米克斯（Tom MIX）。威廉·S·哈特（Wlliam S．Hart）或兩眼放光的胖子法蒂·阿布克勒（Fatty Atbuckle）的動作片一樣熟悉。現在他懂得了存在著“兩种真實”，一种是電影中的真實，這种真實是他能夠接受的，因為它們比較遠，不感到惊奇；另一种是舞台上的真實，它使他惊恐：一個野人藏在一枚炸彈后面，沒發可危，而觀眾想要參預解救的愿望卻毫無結果。阿瑟糾正了自己的情緒，他凝視著劇院的牆壁，“想證實這一切真實的事都是不真實的”。當重新走在大街上的時候，他才又感到踏實起來。簡陋的劇場鏈力長存，這是一种幸運，如果簡陋的劇場不再吸5；人，美國戲劇和觀眾就會被昂貴的舞台設備所淹沒。 “二十年間，在哈勒姆大街一旁的住宅里，從七層樓上我們俯瞰美麗的公園，也可以遠眺市中心，甚至能看到港口，但我們從不公開談論政治”，米勒如此描述了宁靜愜意的家庭生活：星期五奧古斯塔切好面包，在廚房里把它們烘干；（正如后來她那位努力想成為家庭主婦的楚楚動人的儿媳瑪麗蓮一樣。不過，盡管瑪麗蓮高高興興地學做家務，奧古斯塔還是和她有點不太融洽。）每逢星期六，就把要洗的衣物放在大盆里浸泡、攪動、搓洗；星期天則把《紐約時報》攤在東方地毯上，每個人都從中尋閱最感興趣的事情。小妹妹瓊（Joan）出生以后就把阿瑟從家庭中最幼小的位置上擠掉了，她又擠進了所有的兩人關系：阿瑟和母親的關系，阿瑟和父親的關系，甚至還有阿瑟和哥哥的關系。現在有了瓊，家庭更充滿了歡樂。凱米特和阿瑟常常為誰能帶領妹妹展開競爭。 米勒家是一個大家庭，在社會形勢日益惡化，30年代的大蕭條席卷全國時，這個家庭還在擴大。他們遷到布魯克林區。伊西多爾·米勒曾因為連他的出生卡片上的字都不認識被大多數族人所輕視。現在這些遠房家族卻真心實意地支援著他的姐妹、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和他們的親屬，他們也干起了他的生意。阿瑟在學校里首次听到階級之說，社會階級意識沒有因為大蕭條時代的普遍貧困而減弱。學校里他班上有一些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与他們友好相處。但他知道，他比他們优越。阿瑟將上大學學習，大多數同學都不能如此幸運。他終于如愿以償，進了大學，雖然他除了學習和嘗試寫作之外還要花一些時間去賺錢。 布魯克林區的生活像鄉村的生活一樣。每天清早人們都穿著晨裝急匆匆地跑去買小面包，友好地互相打招呼。盡管米勒一家几乎木認識非猶太人，但他們還是向人們還禮。這樣做的理由已經不那么緊迫了，因為他們的景況越來越好。“財富有助于使我們在孤寂封閉的圈子里陶然自樂……我的父親不承認所有的猶太人都先天地具有高尚的道德，也不相信所有非猶太人都是排猶主義者。雖然我內心并不相信父親的信念，但他的想法還是使我產生一种期待，希望看到每個猶太人都高尚誠篤，非猶太人都能与猶太人和睦相處。”而后來的坏消息和不幸的經歷把這种孩子气的天真美好的愿望打得粉碎。“事實證明，我們正在建造一座無視現實的空中樓閣，為了毀掉它，需要兩种沉重的撞擊：大蕭條和希特勒戰爭。”（這樣的空中樓閣最終沒有被毀掉，卻使人們在許多個年頭里痛苦地獲得了更多的認識、失望和新的看法。） 時光流逝，一切都在成為過去。這時發生了兩件令人難忘的事情，它們長久地影響著16歲的阿瑟的生活。一件是凱米特和他的朋友們領著阿瑟進了一家妓院。從那以后他對一些“怪事”有了更清晰地了解，知道了某些從前所木知道的事情。好奇心得到了部分滿足，但并沒有減弱。他一生都保持著這种好奇心。第二件是一個經常跟他玩球的青年在大街上向他講述了一些聞所未聞的事。他熱心地談論人類之愛，還熱。心地談論那些互相尊重互相幫助而又從不在損人利己的競爭中處心積慮地拼命相殘的人們。米勒第一次听到卡爾·馬克思的名字，米勒接受了他要消滅階級的一切結論和幻想，接受了他的學說，后來他對這些學說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米勒是一個崇尚道德的人，也是一個清醒的觀察者。那時他就看到，階級壓迫不僅引起了美國經濟的崩潰，“從根本上說，它也是一种道德的毀滅，充分暴露了美國社會冠冕堂皇的表面背后的虛假和偽善。因此，對于有左派傾向的人來說，表面現象沒什么意義，這一點那時同現在一樣。”道德的憤慨是無濟于事的，相反只會模糊人們的視線。“但如果在這一時代社會秩序遭到瓦解，傳統權威的無能為力和空洞貧乏日益突出，那社會的發展就會走向极權主義。” 這是72歲的米勒回憶起少年阿瑟時寫下的。那時他正做著大學畢業之后的美國夢：“最好是到廣播電台去唱歌，成為像賓·克勞斯拜１那樣的歌星，賺上百万家財。”凱米特不得不离開大學，因為學費不足。以賓·克勞斯拜自居的阿瑟想創造出一點奇跡，他与哈里·羅 to Bing GIDsby， IW：N＝──1977，美國歌星。森塔爾（怔地Rosenthal），也就是他的“代理人”，來到流行歌曲制作中心——當時有許多人這樣做——試唱了几支使經紀人感到厭倦的歌曲。經過在電台上兩次無報酬的試播之后，想成為腰纏万貫的歌星的夢想破滅了。凱米特繼續在他父親伊西多爾·米勒的商號里工作，而阿瑟則于他能找到的一切活計。當他讀遍《紐約時報》的廣告時，他了解到生活的另一面，這些從前在米勒家庭的狹小天地中是不可能看到的。那些廣告里都要求應聘者是“白人”，或者“非猶太人”、“基督徒”。‘新教徒”、“天主教徒”。“在那個時代，一個猶太人和一個黑人沒有多少區別。”由此得來的教訓中，他更加清醒了，對于這個城市的居民化分為類群、血統和階級有了更深的体會。他甚至相信，他与非猶太人瑪麗結婚也是為了消解在那种環境中所受到的歧視。一個祖父輩的老者——這种界限的維護者之——听到他与基督徒結婚的消息后竟把鬧鐘摔到牆上去。 米勒曾給各色人等分送過面包，赶過運貨馬車，當過庫房保管人等。在做這些事情時，他更深切地体會到一個他早就有所認識的事實：他与同樣干這些活的工人并不是同一類人，而且今后也仍然是這樣。其他工人很快就認識了這位雙手白嫩的知識青年，他們贊許地承認他在辛苦地干活，也看到他在驅車前往地下鐵道車站送貨的途中爭分奪秒地讀書，這就顯示出某种區別。他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開他們，因為他是在為上大學而賺錢。“這使我們又一次分道揚鍵。此外，我的意圖也暴露了··，…我不僅要逃脫相同的命運，同時這也是一個毫不令人惊奇的宣示，表明我比他們优越。”他若有所失，因為他和他們不是一類，那些人屬于另一階層，有另一种命運，他只能在一旁觀望。當他后來從這段生活中選取劇本的主人公時，他就把這些經歷像生活中發生的其他事情一樣當作調查材料記載下來了。“顯然我必須在美國的天地里為自己尋找另外一條道路。”當他于1934年在密西根州立大學注冊入學時，這种探求就開始了。雖然這所大學并木是左派的堡壘，但它已經是相當開明了，能夠包容一些激進的思想。那里甚至有馬克思主義的討論班——米勒覺得自己在校園里終于進入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從事和平運動的大學生小團体。這些大學生中有些人通過被稱為“牛津誓約”的組織把他們拒服兵役的行為公然宣布出來。“實際上我們當然要宣誓，不參加現在已經結束的那場世界大戰，雖然當下一次大戰開始時，那些和平主義者除少數之外都報名參加了反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爭。” 阿瑟·米勒与保守派討論、辯論，同情激進主義者，与自由主義者交談。他也和從前一樣出去做工，為的是掙錢支持他的學業，同時在閒暇時開始嘗試寫作。曾外祖父要他成為文土的期望，對正确使用語言极為重視又頗為聰明的母親要他成為藝術家的教誨，他都銘刻在心，并想在前輩藝術家中尋找可資效仿的典范，結果他 覺得從莎土比亞（有點枯燥）到克利福德·奧得茨１l（推一從事社會批判的戲劇詩人）只有少數大師才堪稱 榜樣。關于事業心，他還有一段表白：“我害怕虛度年D華胜過害怕死亡。”后來在瑪麗蓮·夢露身上他又發現了D這种感情，但他可能并不比她本人更了解自己。I為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他當過洗碗工，還喂養過 供實驗用的老鼠。“我總是不完全明白，為什么我不寫 歷史或小說，而是寫劇本……一個劇本似乎唾手可得。 人們可能對戲劇仔細觀瞧和品評，它喚起一种建筑學上 的樂趣，這是純粹的散文無法做到的。也許其原因首先 在于我喜歡模仿聲音和語調。”這是一种能力，從前在 哈勒姆和布魯克林時正是這种能力使他疏遠了其他小伙 伴，也使他不想再當觀眾，而是要做一個演員或作者。 “我第一次嘗試寫劇本，當然少不了要寫到經濟糾 紛，寫到一位父親和他的兩個儿子。這是我一直要寫的 一個自傳体戲劇作品”，這話是米勒在談到劇本《原罪 之后》時說的。《原罪之后》寫于1963年，很像是一個 意在消除對瑪麗蓮的記憶的驅邪術試驗，而他卻總是把 它說成是寫另一個男人的戲劇，這個人雖然清白無辜， 卻對他的鄰人犯下了罪過。 米勒在大學讀書時，住在多爾（Doll）家里。這家 的一個儿子吉姆是做戲裝的，他對戲劇的了解遠比房客 （米勒）要多。他的教誨都被米勒馴順地接受了。當米 OClilli）lx：IOdets，lpeb──l切B，美國劇作家。勒在一天一夜之間就寫好了《并非惡棍》的第一場并把它的交到他手里時，他調好鬧鐘，以不同角色語气和聲調通讀一遍，使他高興的是，當他讀完時，鬧鐘也響了。從頭至尾正好花了30分鐘。當時的戲劇標准就是這樣，這是一种外加的規則。而他寫作時所遵循的內在的戲劇規律則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痛好。他寫的只能是他所知道或必須知道的事情，這當然要從他自身開始。寫作就是一种“調查行為”，這話永遠有效。 “把難于啟齒的話說出來是允許的，我就要把深藏在心中的秘密寫出來，雖然有時這會使我臉紅，但我覺得使我臉紅的材料可能是最有力的，是最應該寫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意味著自由，意味著展翅飛翔。”米勒努力使他自己和他的感情都達到普遍趣味的標准，他想做到：使他愉快的，也一定要使他人愉快，使他感動、興奮、憂傷的東西，也不應使他人無動于衷。“我在創作時往往有神來之筆，這是一种幸運。毫無疑問，某一天，這种幸運終將离我而去，但這一天還遠著呢。” 米勒疑疑惑惑而又滿怀希望地把劇本送給他的鄰居吉姆·多爾審閱，他緊張地等待著這第一位評論家的判決，他覺得這位評論家与他很親近。吉姆是一位同性戀者，這在當時的美國是很荒唐的，在閉塞的中部就顯得更其下流。多爾讀過之后很高興：“這是一部真正的戲劇，一點也不錯！”米勒的未來就這樣決定了。 “在紙上留下字跡，并把它傳到他人手里，讓他人觀賞和体驗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東西，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我在大地上創造出一個虛幻的世界，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在他看來，這樣就不致虛度年華。 鄰居的恭維鼓舞了新生的詩人，這完全可以肯定，但后來發生的事情才真正确認了他的地位：1936年春，霍普伍德１戲劇獎頒獎儀式在紐約舉行，許多劇作家和貴賓聚集一堂，聆听主持人宣讀獲獎者名單，而米勒的大名就在其中。他是獲胜者，在同輩中出類拔萃，但也因此又∼次被視為异類。“這一天我當然很高興，但又几乎茫然若失，我暗自祈禱，公眾會很快因為我下一部肯定更好的作品而忘記從前的坏作品。”此時此地霍普伍德獎對他來說其意義不下于諾貝爾獎，是催促他再接再厲的動力。從現在起，米勒就是一個作家，而不是一個只談論想當作家的人了。在奧古斯塔眉飛色舞地講述了她儿子的成功之后，整個第三大街都到家里向她祝賀。下一年她還有机會這樣做，因為米勒又一次站在領獎台前。對此第一批感興趣的人——演員和制片人很快就對米勒這個名字有了印象。他自己在心里也暗自將自己与百老匯戲劇界的主要作者們做了一番比較，克利福德·奧得斯、馬克斯威爾·安得森（Maxwll Ande。）。貝爾曼（S·N·Behrman）、西德尼·霍華德（SidncyIll）warxl等十几位其他作者一比高低。有人提議，讓他到好萊塢去工作，每周薪金250美元，他拒絕了。“我的清白一直沒有受到半點站污”，而好萊塢那時已被看 di切憂s AVeryH叩洲d， 18821928，美國劇作家。作“墮落的堡壘”。他宁愿失掉那份差事，在一家戲劇創作室工作，每周薪水只有對美元。 他寫廣播劇賺來一些錢，這些錢足以用來支持他為劇院寫作。正如后來他劇本中的人物商品推銷員維利·羅曼（Willy I”lllilll）對其兄弟本（Ben）所說的那樣：“我有一种感覺，好像我的生活總是萍蹤不定，’急有某种臨時性質。”米勒在這句話中概括了他全部的生活感受。自從通過了密西根大學的考試之后他就同瑪麗·格雷斯·斯拉特麗一起生活。但只是臨時性的，他在曼哈頓有一間配有家具的房子，她則保留著布魯克林區的住宅。兩年之后他們結婚了。婚后一星期，他就只身乘坐圣柯巴柯巴（SS COpo COp匈海運公司的輪船去做一次“臨時的結婚旅行”，這實際上是為下一部劇作搜集素材的調查旅行。“瑪麗在一家出版社里當女秘書，出版社不允許她陪我旅行。”這能算是他們的蜜月嗎？ “這次早期的分离和我們的婚姻一樣——也許也像他們這個時代大多數的婚姻一樣——是一种不祥之兆，它否定了至少存在于我們的想象中的無限可能性。那時我還不相信我們的個性給我們留下的空間遠比我們想要栖息于其中的要小。”瑪麗是很有理智的，她對丈夫寬宏大量而又完全信任，因此阿瑟·米勒也更加愛她——至少在离別之時。現在他有時間為他描寫海員、納粹。大海的劇本搜集材料，也思考著瑪麗以及她的勇气和決心，竟能獨自承受异教婚姻帶來的一切麻煩。 他雖然是猶太人，卻一直想溶入整個世界中去，她是個天主教徒，但也僅僅是徒具空名。“猶太教對于我就像天主教對于瑪麗一樣，是早已死去的歷史……哦們倆都相信，狹隘的保守主義、頑固的种族主義和喪失理性的偏見早已被我們甩在后面，而依我們的看法，這一切都在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運動中高奏凱歌，其力量在不斷增強。”這股力量在德國是以希特勒為代表，在意大利是以墨索里尼為代表，在西班牙是以佛朗哥為代表，而全世界到處都有他們的追隨者在鼓吹。對這种情勢的感受誘使米勒和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到當時還高舉“理性的火把”蘇聯去尋求保佑。后來，美蘇兩個大國陷入冷戰狀態，雙方的政府都很恐慌，都想肅清國內的异己分子，米勒也因為曾經同情蘇聯而受到懲罰。 此刻，瑪麗被拋在紐約，他獨自一人形單影只地去度蜜月，這使他產生了离亂逃難的感覺。他思考他的結婚儀式，按照溫順的瑪麗的愿望婚禮是由∼位天主教牧師主持的，但并沒有在教堂里舉行。他也想到岳父岳母，在他們面前他不免有點擔憂和害怕。關于岳母，他的感覺是：“她几乎是難以置信地拘謹，還不時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當她發笑的時候，馬上用手捂住嘴巴，并用另一只手把裙子拉過膝蓋。不過她還是明智豁達的，她能夠体諒非天主教徒。而斯拉特利（瑪麗的父親）先生則有些愚笨和缺乏寬容隨和的气度。”在這兩位長輩看來，最重要的是婚禮是在俄亥俄州當著聚集在一起的親友面前舉行的，雖然這些親友都惊奇地凝視著這位异教徒。由于這樁在宗教上門不當戶不對的婚事的批准書必須來自羅馬教廷，婚期一拖再拖。米勒被要求要有充分的耐心，為此瑪麗多次向她的丈夫表示歉意。羅馬何其遠哉。在米勒剛剛獲得成功的時候，他又面臨著是否能在婚事上得到宗教豁免的麻煩。１不過教廷官僚机构的行動還算是快的，就在那以后木久，阿瑟和瑪麗成了夫妻，愿意終生相守，永不分离。15年以后瑪麗才体會到，天主教牧師那時的祝福并不靈驗，好在她本來就木相信這些。 很久很久以后，當米勒反思他生活中的“急轉彎”時，使讀者感到惊奇的是他很少談及瑪麗和那場婚姻。那場婚姻已經隨時間之流而逝去，它存在的時間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是完全夠格的，也可以說是恰到好處。米勒寫道，在他出頭露面之前的几年里主要是瑪麗在賺錢，先是當女招待，然后是當女秘書，最后是在哈普爾和波洛斯當輔導教師。她獨自教養兩個孩子簡和羅伯特，使他能夠全力投入寫作，而最終在米勒被新的痛苦和激情占有的情況下，她又默默地把路讓開。 盡管他在綜述自己的生活道路時，僅僅說了她不多几句好話，但從他的劇本《審判女巫》、《橋邊風景》。《原罪之后》和《順水航行》中卻可以令人產生一些微妙的印象：首先是劇本中透露出的負罪感。這种負罪感使他倍受痛苦，雖然他總是強調這些劇本決木是自傳性的作品。但如果沒有切身体驗，沒人能如此真确地描寫 １指异教婚姻要經教會當局的許可。——譯者注這种感情。如果向他詢問關于劇本《順水航行》的劇情，他就會說：“這主要是寫一個男人与兩個女人的關系。這個男人想要獲得自由，并且相信為此他必須擺脫他對別人應負的責任。最后他如愿以償，既獲得了自由，又擺脫了責任，然而這時他又喪失了生活的信心，到頭來落得個災禍臨頭。但你們不要認為，這個男人就是我。這個本子不是自傳性作品。”這樣說固然沒有什么不對，但別人怎么想他也是無法限制的。 難道他不認為，“寫作劇本……是一种自我剖析”，是“一种允許說出不便啟齒的話的行為”嗎？難道他忘記了，“無論如何我決不該寫那些不使我臉紅的材料”？后來他還認為，寫作中甚至也許包含著防止遺忘這層意思。這話的确不錯。在米勒回首往事時，他的一生中個人的小天地和整個大千世界總是比婚姻更強烈地吸引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在美國經濟衰退的窒悶空气中寫作和生活，以及所產生的一切怪誕結果。 這里就有一個例子，在判定戰爭的罪行方面，猶太銀行家和猶太共產党人如出一轍，雙方的看法都是：“無法控制的股票暴跌打碎了靠崇高的神話維持的一切，而人們正是以這种神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做辯護的；這次戰爭現在成了金錢力量的證明”；或者說這場噩夢之所以由納粹肇始，“只是因為根本木存在對它的真正意義上的抵抗，納粹似乎是未來時代的潮頭”。 人們應該怎樣思考歐洲發生的這場戰爭，此刻還為時過早。后來美國也被卷進去。米勒總有某些要同時做的事情——個人生活瑣事和戲劇創作，它們互相影響。他生活于其中并令他反感的世界，成了他的戲劇發生的背景，個人經歷則成了充塞其間的故事：“簡直存在著這樣一种狀態，在這种狀態下戲劇作品像細菌一樣在試管中悄然生成和聚集，然后或者死亡或者活下去。”他當然更希望它們活下去。并且當提到死亡時，他所指的也是人的謊言、雙重道德、陰險卑劣和權力意志——正是那些妨害他并幸而常常能從靈魂中驅除的東西。他沒有被送上戰場，因為他的膝蓋從前受過傷。 這期間他在一次大學的戲劇競賽中再次獲獎，現在他已經是全國知名的最耀眼的戲劇新星。另一個獲獎者來自圣路易斯，名叫股耐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rns）。 最初的四五個劇本沒有引起反響，但他發現，“盡管有這些外在的失敗跡象，未來在冥冥中還是顯得大有希望。”這是對的，不久他就有了第一次公開演出的專業性的劇本《最幸運的人人在百老匯首場演出之后，有些批評家就七嘴八舌地評頭品足表示失望，因為他們本來希望米勒寫出一部娛樂性的作品，結果看到的卻是一出發揮“道德和社會觀念”的戲劇。另外∼些批評家則建議他最好寫几部悲劇。此時阿瑟·米勒決定不再為劇院寫作。“最后一場演出完畢并且和演員們告別之后，我几乎覺得有點輕松，乘地鐵列車返回布魯克林，在車上我看到了同盟國空軍在納粹占領下的歐洲發起猛烈進攻的消息。某些地方還有真實存在。”這是1944年。 米勒不給劇院寫作的決心只堅持了三年，這期間他寫了淮一的一部小說（《焦點》，是譴責排猶主義的），此后他的決心就動搖了。這真是一件幸事，美國戲劇因此保住了一位偉大的作者。在以后的日子里米勒以《皆吾子也》（Alle meine S｛）lllle）取得比以前更大的成功。他結識了年輕的導演艾利亞·卡贊，這位卡贊与當時戲劇界人士如李·斯拉斯伯格、哈里·克魯曼和凱里爾·克勞福德一起在積累經驗，這些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現在盡人皆知的。 卡贊雖然也算知名人土，但名气不是很大，他的具有轟動效應的聲譽在《渴望終點》上演之后才确立起來。他讀過了《皆吾子也》，發現了其中的令人贊歎的具有非凡力量的社會內容，就像他在因充滿過多的仇恨而被拒絕的利連·赫爾曼（hiilian Helha）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樣，于是他制定了排演計划。“我覺得他的行為和處世態度与我很接近。戲劇界的人普遍稱贊他的劇作。我們兩個人都經歷過意志消沉，有過左傾情緒，都与我們的父親有同樣的關系——把他們的生意場看做非人性的東西而予以否定。于是我們建立起密切的關系。我覺得，他個人生活中的行為態度与我很相似。”但米勒的“行為態度”實際上都与艾利亞·卡贊不同，卡贊覺得這位朋友的极度靦腆好笑：“當他与一個年輕的女人相擁時，哪怕僅僅是一种友善的表示而沒有一點誘惑的意思，他也馬上就扭過身去，用他身体的側面貼近她。而且他的眼睛也木看她。”米勒和卡贊几乎天天見面，多半是在卡贊的家里。 卡贊的戲劇導演活動很緊張，也很活躍，与他接近對米勒的成功無疑是一种推動。卡贊把手頭的事情推給其他導演，他要為百老匯排演《皆吾子也》。這出戲描寫的是商人喬·柯勒（Jbe Keller）的故事，他向軍方供應了不合格的飛机配件，造成了土兵的死亡。“在關鍵時刻，柯勒失蹤的儿子拉里的未婚妻安妮掏出一封信來，這是拉里在戰爭期間寫給她的。在這封信中，他說他因報紙上所披露的他父親的罪行而深感絕望，因此要自殺。”米勒表現了一种父子之間的沖突，表現了父親不可容忍的罪孽，這位父親逐漸明白了死去的士兵都是同他儿子一樣的青年，也都是他的儿子，因而悔恨不已。米勒也寫出了此事對柯勒全家的深遠影響。評論界困惑不解，而這出戲卻大獲成功。米勒有錢了，但他仍“覺得還很貧窮”。卡贊談起他時說，他經常被邀請去飯店，但只有不需要他掏腰包時他才去，可能是因為他害怕哪一天跑堂的會把未付款的賬單送到他面前來，而他木好意思讓賬單原樣返回。 米勒最終醒悟到“瑪麗和我們的兩個孩子簡和羅伯特仍舊住在一間狹窄的小房間里是不合情理的”。他在格雷斯小區靠河邊的地方買了半套房子。整套房子原本是為兩個家庭修建的，現在米勒還不得不与人合住，陷入了令人不愉快的類似房客的境地。住另一半房間的房客喜歡提醒“戲劇批評界大獎獲得者”注意正在滴水的水龍頭。他打算盡快另買一處房子，但這需要更多的錢。他只能再寫一個新的劇本才能弄到這筆款子，因此他給自己造成了沉重的壓力。在他的行業里，若想保持成功，必須經常拿出絕招來，而他果然有了一個絕妙的构思。 他還沒有題材，但已經想好了形式。“這里有某种人們在舞台上還從未見過的東西。我心中充滿了關于性饑渴，關于對我的妻子的愛，同時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對所有女人的愛的想法。”但這种感受還僅存在于他的心里，他還要為這种形式尋找一种內容，最后寫出一部使他譽滿全球的作品：《推銷員之死》。 這部作品又涉及到一种父子關系，同時又有對美國之夢的令人疲憊的追求，以及追求美國之夢時理想与現實的尖銳沖突，因為美國之夢惟有在富裕和成功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而這种條件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的。在這出戲里占据中。動地位的代表人物就是維里·羅曼。這個名字是米勒從弗里茨·朗斯（EritZ hangs）的影片《馬布斯醫生》中借用來的，它并非像批評家們想象的那樣是用來指“低級的人”又与《皆吾子也》中的喬·柯勒一樣，羅曼也是一個勤奮的人，也同樣想走上成功之路，但他為他的夢想付出的犧牲太大了。他成了一個被剝削的可怜人，當他沒有更多的油水可榨時，公司就把他一腳踢開。 艾利亞·卡贊領導排演。主要演員李·杰煙市（he． ＠hDInan這個名字与Mman低級的人諧音。 ——譯者注J．Cobb）在第一次排演之前就預言：“這部劇本是一個里程碑。美國戲劇不會再有這樣的作品了。” 1949年在費城初次上演完畢終場時，起初并沒有喝彩之聲，觀眾木然地坐在座位上，有些人流了淚，另外一些人在小聲響咕，但隨后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經久不息。一家大型連鎖百貨商店的老板伯納德·吉姆伯爾（Bemnd GIInbeD當晚也在座，他當場宣布，所有員工今后都不會因年老而被解雇。于是米勒更加相信：戲劇，也可以消除社會弊病。 一位女觀眾說：“這是自古以來寫得最好的劇本。”米勒后來引用了這位女觀眾的話，他似乎對此有些不好意思。他在《時代的轉折》中強調：“我之所以敢于重复這句話，是因為在此后的几個月里它常常被提起，而且它改變了我的生活。”這也向他證明，他以他的劇本把握了時代的脈搏，体驗到了時代的情感。這個劇本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因為就資本主義制度而言，就這個當今全世界都在追求的既讓人詛咒又令人向往的美國之夢而言，一切都依然如故。 在回家的路上，瑪麗和阿瑟·米勒從廣播里收听到一位批評家們的溢美之詞。“我一生都在為獲得今晚的胜利而奮斗，現在終于實現了。我成了被贊頌的那個人，而令人吃惊的是，這個人和我或者說我和這個人都沒有多大關系。”現在他成了一個名人。但他又有些惶恐，害怕再也寫不出什么東西來了。 瑪麗對一切都保持沉默，很可能是她預料到了這一成功的誘人力量和負面效應。“這似乎也是一种無名的榮譽激素（das ApWSiakUIn des Rublns），它就在火車里插在我和他之間。”——瑪麗似乎預感到未來了的結局。 有人請米勒出來就任文化与科學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一職，這個委員會以瓦爾多夭代表大會的名義載入1949年的美國歷史。他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他覺得“如果有一只腳站在演藝界之外”會更好。《推銷員之死》風靡一時，代表大會也消除了對前途的擔心。每一個懂得把握時代症候的人都知道，米勒和他的職位對于華盛頓所有极端愛國團体的骨干分子將是何等明顯的挑戰，這些人早已插足好萊塢，此時已經變成了“一种常備的思想警察”１。這還進一步牽扯到對蘇聯的態度。“毫無問題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如果沒有蘇聯的抵抗早已征服了整個歐洲和大不列顛……我想……我相信，我們必須對此公開表態，否則就會失去人們的一分尊敬和將來控訴的權力。” 米勒注意到在參加大會的人們中間有一些“令人擔憂的自由主義者”：其中有作曲家阿龍·柯普蘭（A。nCOpland，作家利連·赫爾曼、諾爾曼·麥勒（ NonnanMaller）和克利福德·奧得斯，与會的“真正的蘇聯人”則有作曲家德米特里·蕭斯塔克維奇和作家法捷耶夫。在大廳里少數的來訪者中，他看到了女作家瑪麗·麥卡 １指長駐好萊塢的文化檢查＆。——譯者注錫（ Mmp MeCarth）和尼柯拉斯·納波科夫（NicholasWhokov），這些知名人土是冒著以后被指控為叛國者的危險到這里來的。 被嚴密監視的德米特里·蕭斯塔克維奇以熱情洋溢的語言發表了演說，這是一种可悲的表演——米勒把他比喻為一架不近人情的自動售貨机。在此期間，被好萊塢式的豪華寵坏了的作家克利福德·奧得斯也有一番過火的表演，對許多問題做出了回答，他問道。“我們的政治家們為什么不愿意肯定我們兩個國家之間不可能有戰爭？理由何在？為什么現在仍面臨著新的戰爭危險？”他以崇高的浮士德的話作答：“金、金……金錢！”（ Geeeld！）這种頗有預見的見解當時卻讓人覺得好笑。 米勒參加這种早已公開報道的集會不能不引起注意，自然會給他打上一种標記。當米勒在參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面前香自己和他人辯護時，這也自然是許多議題之一。“美國軍團”這個“极端民族主義的”老牌組織的密探也當然要注意他，這些密探很快就成了他的劇作的審查員，有權決定哪些劇本可以上演，哪些則不gs。 審查的嚴格程度和限制越來越厲害，同事間的猜疑不斷增加。但在局勢變得十分危急之前，阿瑟·米勒繼續從事他的戲劇工作，仍然堅持他選定的主題，寫作一如既往。后來批評家本·勃朗特雷（BBm心）在《紐約時報》上寫道：“自約翰·密爾頓以來，除了職業神學家之外，很少有作家以悲歎人類被逐出天堂為自己的終生事業。”“米勒先生在1964年并不是無緣無故地稱劇本《原罪之后》（Nach dem Sundenfall）為他的自傳体作品。負罪感、羞怯和失樂園的幻景像《圣經》里的雷雨烏云一樣籠罩在他頭上，使他痛苦，把他跌跌撞撞地推到黑暗之中。”這或多或少反映了米勒當時复雜的心境和情緒。 的确是這樣。這是他劇作的主題，但他還尚未著手下一步。（寫過《原罪之后》，他還想寫點社會批判性的作品，但未找到适當的題材。這時有人勸他重新改編易卜生的《人民公敵》，這個建議來得正是時候，于是他欣然接受。他認為這個挪威人很合乎他的口味。這時弗里德里克·馬爾克（FrederiC M。h）和他的妻子弗洛倫斯·艾爾德里格（Florence Eldrig6）因被告發為共產党，所從事的電影工作暫時被禁止，正巧可以“自由地”為劇院工作。這∼對夫妻同將要扮演易卜生劇本中的斯托克曼夫婦一樣，“被憤怒的人群釘在十字架上”。單單是為了他們米勒也愿意操起筆來，他愿意幫助這一對受迫害的夫妻。改編易卜生的作品并木容易，但他解決了所有的難題：“我的辦法是把他的作品与我們美國的某一歷史階段聯系起來，這就是說，我向觀眾暗示，現在的美國和當時的挪威同樣都存在著壓迫，正直善良的人們也同樣沒有反抗壓迫的權利，因此就會產生同樣悲慘的結果”。 在改編的《人民公敵》初演之后，批評家們把它看成是“反美宣傳”，他們說“我們希望用我們的作品粉碎米勒所說的令人恐懼的力量因素”。 “美國有一支世界上最弱小的共產党，但這個國家的舉動卻讓人覺得它似乎處于一場流血革命的邊緣。”阿瑟·米勒心中燃起無名怒火，反正他本來就有負罪感。這是他的第二天性，此時這种感覺似乎又在增強。有時他感到自己好像是“總是說‘不’的人，這种人的怀疑主義情緒就意味著對值得信賴的群眾的背叛”。后來他又体驗到內心更深一層的矛盾和苦惱：与瑪麗的婚姻因為不能互相寬容到了破裂的邊緣，只是因為無可奈何，靠世習和社會風俗的要求才維持下來，但在米勒的意識中已經邁出了离异的第一步。他做這种打算時沒有替瑪麗著想。他有可能在下一部作品里描寫他的迷惘、痛苦和孤獨，展示他內心的矛盾。這時他認識到“家庭、社會的一切角色都不過是遵循習俗的安排，它們把我澆注到混凝土里去，并且阻礙了我的本性和我的觀點的革命性的轉變”。他為自己操心，把一切屬于他的東西都用來為他自己服務。但，瑪麗是否也能這樣做？ 就在這時他初次遇見了瑪麗蓮·夢露。他的心就像一塊騰開的空地一樣，准備接受一切要來的人。他不能發現藏在她光彩奪目、勾魂攝魄、聲名顯赫和動人体態的甲殼里面是真正孤寂的靈魂，但卻能偶爾在她身上發現一种与眾不同的內在條理和安詳。米勒首先看到的也是夢露外在的形貌，那個半個美國都在希求的容顏，他當然也“絕望地想往著這個女人”。如果他在一出戲里看到這一切，或者說，如果他在精神錯亂中看到一個年輕的維里·羅曼或一個伊狄·卡邦或約翰·普洛克托，他將有何反應？他會不會把她也稱為對愛情毫無概念的“自私自利的私生子”，就像他在一段自白中所稱的那樣？他在自己心中体驗到一种對瑪麗蓮的真摯虔誠的愛情，他希望她能了解這种深情，并在這种深情中看到一個更好的、堅強的、沉著穩健的米勒，這個米勒會在全世界面前為她辯護。一時涌上心頭的這些臆想并不是虛构的戲劇，而是他的真實生活中的真實想法。但只不過這生活的創造者并木完全是他自己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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